2026-07-16《慕尼黑》：反暴力的暴力困境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发生的恐怖事件是真实历史，11名以色列运动被绑架最后全部遇难也是真实事件，以色列高层组织“摩萨德”训练特工开展对“黑色九月”报复行为也是真实故事，但是当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在片头标注“真实故事改编”并非是对整个历史的影像还原，“慕尼黑”的片名就像电影最先开场“还原”恐怖事件的“序曲”一样，只不过是一个引子：故事并不发生在慕尼黑，它是“慕尼黑”恐怖袭击事件的后续，而这个变成电影的后续故事在斯皮尔伯格的设计中，故意偏向了历史，从而在一种隐秘性意义上传达了“反暴力”的主题。
11名以色列运动员遭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黑色九月”的绑架，绑架的目的是要挟以色列释放被关押的该组织成员，但是由于联邦德国处理此次事件中的简单、粗暴，他们强行冲进了恐怖组织的巢穴试图解救人质，结果人质全部被杀害，于是以色列摩萨德高层展开了血腥的报复。在这里，这一“真实事件”的框架基本形成，那就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积怨，它几乎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冤冤相报的死结，就像巴解组织的码恭法罕薛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了他们的看法，是因为太多的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杀害，所以他们才策划了这一事件，而当11名人质最终被害，时任以色列总理的梅厄夫人就说过：“在德国的土地上，一边是犹太人遭到绑架、屠杀，而另一边却在观赏体育盛举；犹太人永远是孤独的，没有人会保护我们，只有犹太人自己保护自己。既然世界已经遗弃了犹太人，犹太人就可以遗弃这个世界。”在她看来，谈判、磋商等文明手段根本无法解决问题，只有通过报复行动才能“让全世界知道杀死以色列人的代价”。
你杀我，我反过来杀你，你又对我展开报复，我变本加厉实施复仇，双方的矛盾和冲突是宗教、政治造成的历史问题，斯皮尔伯格当然不想通过电影解决这一问题，所以在以“真实事件”为引子中，当出生在德国的犹太人艾夫纳被摩萨德找到，让他组织特工展开对“黑色九月”组织的报复，艾夫纳就成为了一个特殊的个体，他为什么要接受这个暗杀任务？他曾经是以色列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他本人也是犹太人，他的父亲曾经是以色列的英雄，他的母亲一直以丈夫为傲，认为犹太人就应该为犹太人做事。但是，暗杀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在艾夫纳那里却并不充分，他接受这个任务不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政治，他不想和情报局、犹太人相关，甚至拒绝向高层透露线人的信息，这一种对政治的搁置只有一个目的：他只为自己的家，为怀孕的妻子，为即将出生的孩子接受任务，因为完成暗杀行动之后可以得到丰厚的报酬。
| 导演: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
所以斯皮尔伯格从一开始就将艾夫纳置于“冤冤相报”的困境之外，他组建的小组只是根据高层提供的名字进行暗杀，而且这种暗杀的一个要求就是：不要伤害无辜的平民，暗杀就是暗杀本身，所以当他们在码恭法罕薛瑞的电话机中安装了炸弹，电话响起来接电话的却是码恭法罕薛瑞的女儿时，在千钧一发之际他们没有按下爆炸开关，直到女儿离开他们再次启动爆炸开关；在线人路易的安排下，他们进入了隐蔽地点，却意外和“黑色九月”组织狭路相逢，为了避免冲突他们谎称是西班牙“埃塔组织”，这些黑色九月成员也和恐怖袭击没有直接关系，不是他们要暗杀的目标，甚至艾夫纳和阿里还就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的矛盾进行了探讨，阿里认为，巴勒斯坦人只想要建国，只想要属于自己的家园，这一观点引起了艾夫纳的同感，这完全是一次积极意义的对话，但是当中间出现问题，阿里最后死在爆炸中，艾夫纳似乎对于阿里的死心存愧疚。暗杀只是一次商业行为，暗杀不涉及无关和无辜人员，暗杀不和政治挂钩，这就是斯皮尔伯格让艾夫纳成为“真实事件”的一个特殊存在，但是当暗杀无可避免变成了被暗杀，对于艾夫纳来说则完全变成了一种失控。
卡尔被人杀死在床上，汉斯失踪之后被人杀死在长椅上，研究拆弹的伙伴自己炸死了自己，小组成员在暗杀行动中死去，对于艾夫纳来说，这一场纯粹的商业行为已经变了质，就像汉斯在杀死了暗杀卡尔的荷兰女杀手后，拒绝为她的裸身盖上衣服，但他事后反悔了，他忘不了女人最后的死状——斯皮尔伯格也用镜头展示了死亡的残酷性和血腥感。汉斯的后悔明显触及到了他最后的底线，而当汉斯被暗杀，他们就已经陷入了和政治一样的恶性循环中，反暴力最后变成了暴力，而对于暴力他们也必然进行反思：在选择要不要杀女杀手的时候，艾夫纳是坚定派，但是同伴说，这样杀下去“我们将丧失正义感”，当汉斯表达了悔恨，当汉斯遭遇暗杀，艾夫纳真正开始了动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艾夫纳当初只想把暗杀当成简单的买卖根本行不通，“也许我们会一直杀下去”，所以斯皮尔伯格让他的反思跃上了一层：这是对暗杀本身的反思，更是对暴力的反思。即使当他最后完成暗杀任务，在官方看来为以色列立下了大功，但是艾夫纳却陷入了恐惧之中，他时常梦见11名以色列人质被杀害时的血腥画面，梦见自己的同伴被残忍暗杀的场景，梦见阿里倒在雨夜街头的场景，面对妻子和出生的女儿，他拒绝了摩萨德再次安排他任务的决定，在无数的噩梦中，在家庭可能受到威胁的恐惧中，他最后反问的是：如果他们有罪，为什么不逮捕他们？而对于自己的良心来说，他发出的质疑是：“冤冤相报永远不会有和平。”
《慕尼黑》电影海报
从只是为了报酬的商业行为，到拒绝为政治卖命的独立姿态，再到暴力不能带来和平的质疑，斯皮尔伯格完全把艾夫纳塑造成一个反暴力的斗士，他只不过被卷进了事件之中，他的拒绝则是对最后正义的捍卫，但是艾夫纳的反暴力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困境，而且这种困境是由暴力促成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正义是不是反而变成了一个悖论？他接受暗杀任务是为了让家人更好的生活，难道身为一个曾经的以色列情报局工作人员不知道暗杀的本质？而且在暗杀过程中，他们也知道你杀死了一个目标，对方就会通过邮件炸弹制造更多的暴力，小组成员要求不伤害平民，但是那些邮件炸弹爆炸，除了目标之外不是有那么多无辜的游客丧生？由于小组成员被暗杀而采取了报复行为，同样是一种悖论，他们杀死荷兰女杀手是因为汉斯死在了她手上，而荷兰女杀手也和他们一样只是有人给了钱，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放过和自己一样纯粹的杀手？
艾夫纳是一个杀手，但是在斯皮尔伯格那里，他是一个对妻女付出真情的男人，他是一个对同伴注重友情的男人，他是一个富有同心情的男人，他更是一个呼唤正义的男人——最后的拒绝就是一种坚守，但是这种坚守绝不意味着他走出了困境，“冤冤相报永远不会有和平”更像是一句苍白无力的口号，艾夫纳的正义也只不过是一次廉价的自我安慰，而电影也便成为了斯皮尔伯格反暴力的一个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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