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8-12《肉体的代价》:新闻自由击中了子弹
拔出了枪,射出了子弹——连续四枪,当第一声枪响的时候,镜头里的《图片报》记者斯科尼已经倒下了,但是枪声却没有停止,当镜头转向卡特琳娜,她的目光中依然是愤怒,子弹只不过是她愤怒的外延,第二枪,第三枪,以及第四枪,射向镜头之外斯科尼的身体,也射向了幕后所谓的新闻自由,射向了剥夺了她名誉的这个社会,而面对这样一次杀人事件,科特林娜毫无惧色地回答:“为什么不呢?”射出子弹不是谋杀,而是一种必然,就像斯科尼在倒下之前,那堵墙上分明有着一滩溅起的鲜血,鲜血已经涂抹在墙上,它只是作为一种明示,让卡特琳娜用子弹溅起更多的鲜血——从墙上到地上到身体,整个世界都涂满了卑贱者的鲜血。
“为什么像勃罗姆那样聪明且相当冷静的妇女,不只是计划谋杀,而且真的这样干了;在决定性的时刻,她不仅在一刹那间拔出了枪,而且还果真开了枪。”海因里希·伯尔在小说中这样写道,“果真开了枪”是一种意外?却在决定性的时刻发生,在最后拔出枪的时刻,有什么东西是决定性的?一九七五年二月九日,科特林娜在医院病重的母亲逝世了,她在那一夜中爱上的“劫匪”路德维希·戈顿在乡间的那间小屋里被捕了,亲人的死亡和爱人的被捕构成了卡特琳娜“名誉丧失”的必然事件,但是她自己还在事件之外,甚至在别人评价说“她应该关进毒气室”也只是一种外在的束缚,但是当斯科尼对她进行专访时,却告诉她“你现在出名了”,甚至在采访开始时说:“我们以做爱开始采访吧。”一切都把卡特琳娜推向了深渊,那子弹,四颗子弹,那鲜血,墙上的鲜血,终于成为她迎向决定性时刻的见证。
实际上,在她拔出手枪打出子弹的那一刻,她反而献祭了自己,“肉体的代价”一方面是对于“做爱开始的采访”的反抗,是对于自我的最后一次保护,而当斯科尼的身体在子弹和鲜血中付出“代价”,则是对于新闻自由的摧毁。但是这个世界的最大悲剧不是卡特琳娜作为一个女人在肉体的代价中失去了自由,而是她用子弹抗拒的现实并没有随着斯科尼的倒下而倒塌:在记者斯科尼的葬礼上,身为新闻集团的老总,作为政府官员的卢丁说:“子弹不只是击中了一个人,也击中了新闻自由。谁不会悲伤?谁不会感到恐惧?当私人动机导致了政治目的,我们的新闻自由在哪里?”子弹击中了记者的身体,也击中了新闻自由,所以在卡特琳娜成为了扼杀新闻自由的刽子手,“谁攻击新闻自由,谁就在攻击所有人。”所以在这个个体抗拒的事件中,在记者倒下的“悲剧”里,对于卡特琳娜的清算不是因为她杀死了一个人,而是攻击了新闻自由,甚至攻击了所有人。
卢丁在捍卫新闻自由,捍卫报纸利益,捍卫所有人的权力,这种自由和权力体系又变成了对于卡特琳娜这个只能用子弹结束不公的个体的谋杀,所以真正的悲剧不是子弹击中了所谓的新闻自由,而是强大的新闻自由击中了子弹:那墙上的鲜血也不是斯科尼被谋杀的暗示,而是卡特琳娜被献祭的记号。但是,从一九七五年二月五日的那个夜晚开始,到一九七五年二月九日枪声响起,这短短五天的生活,其实涂满了失去了名誉个体的鲜血,正是用这些鲜血,新闻自由才得以维持,政府行为才正当化,而鲜血之存在,绝不是为了消除恐惧和悲伤,而是制造新的悲剧,制造每一种肉体必须付出代价的谋杀。
导演: 沃尔克·施隆多夫 / 玛加蕾特·冯·特罗塔 |
肉体的代价,在第一个层次上,其实考量的是在这个个体需要献祭的社会里,一种爱的不可能性。卡特琳娜在亲戚家的舞会上邂逅了戈顿,他们在音乐声中起舞,他们在阳台上对话,他们在无人处对望,他们在公寓里拥抱,这是一个关于爱的夜晚,卡特琳娜不知道戈登身后的背景,她只是在一种纯然个体的肉体里感受到失去的爱。作为一个离婚的女人,她禁锢了自己的内心,她成为别人眼中的“修女”——从来不和陌生人亲密接触,但是却偏偏在一个夜晚的时间里,发现了这个世界她值得去拥有的爱。卡特琳娜似乎是单纯的,当第二天警察上门要抓捕戈登,当戈登消失不见审讯卡特琳娜,她还沉浸在昨日夜晚的那份爱中:警长拜茨迈纳问她:“他上了你吗?”卡特琳娜很冷静地回答:“我不会用这样的字眼。”她说他没占便宜,他很温柔;而在拜茨迈纳将她关进监狱的时候,卡特琳娜还在回忆与他共度的这个夜晚,回忆那些纸屑撒在头上的场景,那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夜晚,那是一种婚礼的浪漫感觉;她被释放回到家中,洗完澡照见镜子中的自己,她还想起她对戈顿说过的话:“我感到高兴和害怕,我结过婚,我想和你一起离开。”而在警方一直没有放弃的监视中,卡特琳娜竟然和在乡间别墅里的戈顿通电话,那一句“我爱你”成为她想念的告白,“我太喜欢你了,我想和你在一起。”即使最后因为谋杀被捕,在最后看见了同样被押解着的戈顿时,两个人还冲上去做了最后一次拥抱,而警方暴力的手将他们生生拉开。
暴力的手制造了他们分开的现实,甚至让他们成为了罪犯。卡特琳娜在邂逅的戈顿身上找到了渴望已久的爱,这种爱让她奋不顾身,这是一个单纯女人的自由,但是就像她被称为“修女”一样,她丝毫没有感觉到这个吞噬她的社会的可怕。或许戈顿对她也有着一样的爱,但是自从出现在这个城市,他其实就已经被贴上了标签,他是反政府组织成员,他是黄金劫案的头目,他是警方通缉的罪犯,从他出现在船上,就有一架摄像机在监视着他,所以他躲进卡特琳娜亲戚家的那场舞会,完全是一次冒险,而和卡特琳娜度过那个浪漫之夜,更是把卡特琳娜推向了深渊,即使在警方最严密的监视中,他也还是接了卡特琳娜的电话,完全不顾及可能的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说,被贴上政治标签的戈顿是把卡特琳娜推向丧失了名誉的现实的间接原因,它将爱异化为一种政治事件。
《肉体的代价》电影海报
但是,对于卡特琳娜来说,最大的恶是整个社会,是社会中的权力,是被权力统治的舆论。警长拜茨迈纳代表的是一种暴力,他们36小时对卡特琳娜进行监控,并在第二天闯入了她的家,但是这种监控却又印证了他们的无能,戈顿早就离开寓所他们竟然一无所知,在这样的情况下,拜茨迈纳动用手中的权力,把卡特琳娜列入了犯罪同盟,并让她失去了自由,无论是关进牢房还是释放之后继续监视,完全是权力的恣意所为,而一切都是为了证明一种预设的结论:卡特琳娜就是同犯。正是在这个预设的结论中,卡特琳娜的所作所为都变成了犯罪,他们质疑生活并不富裕的她为什么会有10万马克的房子;他们计算她开车的里程,从数字中得出她隐瞒的真相;他们从戈顿留下的笔迹中推测卡特琳娜的犯罪动机:“我是个糟糕的没有良心的无神论者……”“黄金像人类孤独的本质……”他们甚至以卡特琳娜前夫所说“她有能力犯罪”为前提,把可能性变成了必然性。
当然,以警长拜茨迈纳为首的政府体系和新闻界合谋,对于当初的预设和“她有能力犯罪”的前提进行了实践化,斯科尼搜集不同的信息,采访不同的人,为的就是证明这个结论的正确性,他甚至闯入了医院,未经医生同意采访病重的卡特琳娜母亲,“她悲痛地抱怨自己的女儿很久没来了,她用低垂的声音告诉记者……”《图片报》上的这篇文章让母亲站在了她的反面,这种绑架亲情的方式其实是子虚乌有,而母亲也在无声的折磨中死去;斯科尼还从卡特琳娜的姨妈沃尔特辛母太太入手,挖出和她相关的一切:她的父亲曾经在1932年移居苏联,后来消失……在“共产党员是妓女”的政治审讯和道德审判中,一切都变成了证据。
公寓、戒指、车子,母亲,姨妈,家人,所有的一切都成为证据,都为了揭露这个阴谋,所以当这一切都成为卡特琳娜纯然个体的爱的反面,她其实完全被他们从那个夜晚推了出来,而成为一种公共的符号,当一个女人丧失了爱,她只能活在恐惧中,而自我的恐惧在外界看来,则变成了名誉的丧失,她变成了“婊子”,变成了共产党员,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者的“情人”,在监视的目光中,在报纸的曝光中,在舆论的指责中,甚至在所谓“绅士朋友”的举报中,不仅属于自己的生活完全被破坏,而且和自己有关的家人平静生活彻底被解构——而当她拔出手枪对准制造了舆论的斯科尼,一种决定性的时刻降临,她想用最后的反抗来捍卫属于自己的权力,但是这不是自我的救赎,而是在献祭中成为了整个过社会的牺牲品,因为她根本无力改变现实,无力改变身份,甚至举起枪的那一刻她更是加速了自我的毁灭。
“许多事情发生在台前,而幕后发生的事情我们却不知道。”卡特琳娜的悲剧或者就在于不知道幕后发生的事,她独闯其中发现了爱却又走向了陷阱,而一个个体的覆灭只是整个系统的一个牺牲品,所谓的权力体系还在,所谓的新闻自由还在,所谓的名誉现实还在,它们击中了子弹,它们涂抹了鲜血,它们制造了永不停歇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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