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8-20《诠释与过度诠释》：让结论四处漂泊
作品文本就在那儿，经验作者必须保持沉默。
——《在作者与文本之间》
就在那儿的是一本厚185页4个月之前才出版的书，是关于1990年剑桥大学著名的“坦纳讲座”观点汇集的著作，是翁贝托·埃科与理查德·罗蒂、乔纳森·卡勒和克里斯蒂娜·布鲁克-罗斯就有关“诠释”的问题展开生动热烈辩论的文本。“就在那儿”的确呈现了一种说之后的状态，安静地躺在书桌上，不动声色地留下了翻阅过的指纹。
一本书，一部作品，一个文本，“就在那儿”当然并不是一种作为物的存在状态，它并非静止而无声，静止而无声的写作了这本书的那个人，传统意义上是“作者”，但是，埃科不是将作品创作并完成的那个人单纯地称为作者，而是“经验作者”——为什么当作品文本以完成的状态“就在那儿”，经验作者必须保持沉默？沉默是不再说话，沉默是不对作品说话，沉默是将声音给了“就在那儿”的文本本身，也就是说，当作品文本“就在那儿”，它反而在自己讲话，甚至取代了曾经作为创作者的经验作者的讲话，而更为深刻的一点是：当文本自己发出声音，它不是自动在说话，自动取代经验作者在说话，而是文本被被诠释之后变成了一种客体，说话是诠释，是诠释者发出的声音。
埃科把这个诠释者称为“标准读者”——或者称为“模范读者”，而标准读者对文本进行诠释，不仅让“就在那儿”的文本开始言说，言说其“文本意图”，而且由此创造了经验作者之外的另一个重要的作者：标准作者，所以以“就在那儿”为诠释的起点，埃科构筑了文本-标准读者-标准作者为诠释三要素的一个完整系统。但是诠释行为如何在文本意图的诠释中产生标准读者，标准读者在诠释文本时又如何创造标准作者，甚至当经验作者也加入其中进行文本的诠释，是不是也会成为标准作者？这一系列的问题正是这次“坦纳讲座”上的核心问题，而埃科无疑就是这些辩论与演讲的主角，他所提交的讲题就是：诠释与过度诠释。
诠释是以文本为起点的一种解读行为，早在1962年的时候，埃科在作品《开放的作品》中就肯定了诠释者在解读文学文本时起到的积极作用，但是他发现读者认可甚至执着于作品开放性的时候，却忽视了一个事实：开放性阅读必须从作品文本出发，从“就在那儿”的状态出发，也就是说，一切的诠释都必须收到文本本身的制约，文本诠释的行为之所以发生是文本的权利和诠释者的权力之间存在一种辩证关系，忽视文本而将一切都归于诠释者，也就会成为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当然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很多理论家声称的是：对文本唯一可信的解读是“误读”，一切的阅读都是误读，托多洛夫在《美国文学之旅》中就引述他人的观点认为，文本的解读是一次“野餐会”，作者带去的是词语，读者带去的才是意义。
对出现的这些问题，核心也许还是在对文本的界定上，当诠释发生，文本、读者依旧作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文本是作者的文本还是读者的文本？当读者做出诠释作者意图会不会被扭曲？而要解答这些问题，则必须梳理对文本意义进行诠释的历史发展脉络，以沥青诠释的发生机制。埃科认为，希腊理性主义作为一个源头，强调的是建立因果链的线性原则，在他们看来，只有理解了产生知识的原因，才能真正获得知识，“在此原因之外再也没有其他原因存在。”这种理性主义的因果链建立的是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等逻辑体系，它凸显的是“肯定前件式”的思维模式——之后的拉丁理性主义也继承了这一原则，只不过他们在法律和社会契约层面改造并丰富了这个因果线性链条。
“骰子已经掷下。”在埃科看来，理性主义的一个内在逻辑就是：某件事一旦完成或被提出，就有可能永远消失，再也不会进入人们的思维之中，理解和诠释就是如此。但是希腊文明在拥有“同一”与“矛盾”之外，则发展出了“无限变形”的思想，它的代表则是赫尔墨斯——它是“劫掠之神”，它是艺术之父，赫尔墨斯神话否定了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因果关系变成了一种螺旋状，“后”可能发生在“前”之前。赫尔墨斯的变幻无常和模棱两可发展成为了赫尔墨斯主义，这种主义甚至在追求一种连它自己读不知道的真理，但是它通过书籍来发现真理。他们认为，书中存在着某种超越人类之外的启示，这种启示由神性通过形象、幻梦和谶谕的方式加以显现，一方面，他们认为存在着一个迄今仍然未知的神，存在一个迄今仍然秘而不闻的真理，秘密的知识就是深刻的知识，只有藏于表面之下的东西才能永远保持其神秘性，所以必须超越文本的表面深入其中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
这无疑是一种神秘主义，在他们看来，神是用隐秘难解的方式言说，当我们的语言越是含糊，就越是具有多义性——赫尔墨斯主义把诠释变成了无限的东西，“意义没有确定性，它只是在无休无止地漂浮。”它颠覆了希腊理性主义，当保尔·瓦雷里说：“根本就不存在文本的原义这样的东西。”这就是一种赫尔墨斯主义的观念。但是在赫尔墨斯主义之外，还有另一种神秘主义思想，那就是诺斯替主义，他们认为，世界的产生是一种错误，他们把自己确认为神身上溅落的火花，由于宇宙运行的失误才被偶然放逐到人间，所以只要恢复了神性，就可以从错误中解脱出来，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就需要成为“超人”，在这个意义上，埃科认为，诺斯替主义和基督教不同的是，它不再是一种奴隶的宗教，而是主人的宗教。
| 编号：E38·2230520·1960 |
不管是赫尔墨斯主义还是诺斯替主义，它们都导致了某种神秘主义综合征的产生，但是却为埃科的诠释学提供了一种参考，“让我们站在仆人那一边。这是成为符号学研究“可尊敬的仆人”（而不是主人）的唯一途径。”埃科认为，真正的诠释标准来自于“赫尔墨斯符指论”，因为符指论认为要假定两者之间能够产生相互作用，必须要建立相似性，相似性是诠释的一个基本逻辑，它让诠释者有权利和义务进行大胆怀疑：符号的意义实际上只不过是另一个意义的符号，也就是说，在相似性上，所谓的意义就是一个符号，只不过这是从原初的符号产生的另一个符号。但是诠释者在相似性中可以大胆怀疑，也可能导致走得太远，甚至相似性建立在“过分的好奇”，偶然的巧合以及过高的估计之上——超出了诠释必然的界限，就变成了“过度诠释”。
埃科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过度诠释的危害，但丁曾经声称他的诗歌传达了字面之内和字面之外两种意义，但是一些赫尔墨斯主义者在但丁的文本中发现了具有典型共济会与玫瑰十字会色彩的象征符号与体系，罗塞蒂就认为，但丁是共济会、圣殿骑士以及玫瑰十字会的成员，他甚至断定“共济会-玫瑰十字会”的象征符号的具体样子，“一个十字架，一朵玫瑰，玫瑰下面是一只鹈鹕——据说这种水鸟从自己胸脯上撕下肉来喂养孩子。”他还进一步认为，这些具体的符号也一定出现在但丁的作品中。埃科举的第二个例子则是杰弗里·哈特曼对华兹华斯《昏睡曾蒙住我的心灵》一诗进行的诠释，从每一个用词、韵律中寻找自己“换喻”的依据。埃科认为，这样的诠释属于过度诠释，因为他们犯了“倒果为因”的错误，很多时候原型和文本之间根本不存在相似性。
由此，埃科提出诠释不仅需要找到相似性，还需要在相关“语义同位群”中分离出某个语义，当形成共同语义，当喻辞代替了喻旨，隐喻也就产生了，而这个过程注重的就是独特性——埃科举例说，如果把阿喀琉斯比作狮子，因为勇猛所以这个隐喻是成立的，但是因为阿喀琉斯和鸭子都有两只脚而将他比喻为鸭子，那就无法接受，因为都具有两只脚这一特点并不具有独特性，同理，只是因为阿喀琉斯和闹钟同是物质也不具有独特的相似性。相似性和独特性，是建立诠释的重要元素，而从诠释的本意来说，一定是读者在阅读和解读中发现的一种“意图”，这种意图在最传统的解读方法论中认为是“作者意图”，也就是读者通过文本想要发现作者创作的目的，但是埃科很明确抛弃了“作者意图”这一说法，当文本产生“就在那儿”，意味着作者已经结束了自己的角色，他把一切都交给了作品本身——当然，这样的作者是“经验作者”。埃科认为，诠释就是用读者意图去解读“文本意图”，也就是在读者意图和文本意图之间建立辩证关系：文本意图不是文本表面的东西，它是通过读者的积极作用对文本意图就行推测。
如何推测文本意图？埃科在相似性、独特性之外提出了“连贯性”，连贯性可以判断哪些是相关的，哪些是不相关的，哪些是不能支持连贯性解读的，埃科举例了源自奥古斯丁宗教学说的《论基督教教义》的观点：对一个文本某一部分的诠释如果为同一文本的其他部分所证实，那就是可以接受的，否则则应该舍弃，“就此而言，文本的内在连贯性控制着否则便无法控制的读者的诠释活动。”相似性、独特性和内在的连贯性，是对文本诠释找到文本意图的关键，在这里，埃科深化了他的诠释理论：在他看来，诠释无疑是以读者为行为的出发点，读者推测和寻找到文本意图是这个行为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的文本、读者和作者的关系都被颠覆了：文本被创造出来的目的不是为作者所用的，它产生的是“标准读者”，标准读者区别的是经验读者，在埃科看来，经验读者只是一个演员，甚至只是一个影子，它对文本的阅读根本不是诠释；当文本在标准读者的诠释中具有文本意图，文本也不再只是一个静态的物，也不只是判断诠释合法性的工具，而是“诠释在论证自己合法性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客体”；诠释的主体是标准读者，诠释的客体是文本，这当然不是诠释的最后结果，当标准读者在诠释中建立了文本意图，这一积极作用就能勾勒出一个标准作者，它不是经验作者，不是在文本形成之前的创作主体，而是在标准读者的诠释中产生的标准作者，这个标准作者的命名“标准”就是：他和文本意图相吻合。
文本-标准读者-标准作者，这是一个完整的诠释体系，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交错，所以埃科认为，真正的文本诠释“旨在发现一种策略”，它产生了一个标准读者，这个标准读者也是标准作者的对应物，“我们必须尊重文本，而不是实际生活中的作者本人。”这一切所维系的便是“文本意图”。但是，埃科在这里也指出了其中出现的谬误：他强调了“诠释文本”和“使用文本”的区别：使用文本可以戏仿，可以解读，可以寻找灵感，可以用作他用，但从来不是真正的诠释；他更是区别了经验作者和标准作者，标准作者是诠释的产物，而经验作者只是一种经验论，他具有的只是“作者意图”，和“文本意图”有关系，但不是诠释的目的。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当有人问起埃科关于《玫瑰的名字》中的一些象征和隐喻，当有人从“经验作者”的角度对作品的作者意图进行解读，将阿德索与威廉之间在叙事上的关系比附于托马斯·曼的小说《浮士德博土》中塞雷努斯·蔡特布罗姆和阿德里安二人之间的关系，埃科的回答是：我根本不知道存在这样的东西。
埃科的不知道就是让经验作者保持沉默，但是埃科的深刻就在于，当经验作者保持了沉默，在文本面前，自己也可以不沉默，因为自己是经验作者，自己也可以是读者，并且可以成为标准读者，甚至在标准读者的积极作用下成为标准作者——埃科在作品真正完成之前，是作者，是经验作者，在文本“就在那儿”的时候，就是标准读者、标准作者——至少是一种理想状态的可能呈现，所以埃科在诠释中打开的是更多的可能，他风趣地说：“今天我就权且既充当科学家又充当供科学家实验的对象，告诉你们：作为两本小说的作者，当面对着对这些小说的某些诠释时我究竟是怎么想的。”
在“坦纳讲座”中，埃科的确成为了被讨论的对象，当他的诠释学抛出了这些观点，自然引起了一些辩论。理查德·罗蒂以《实用主义之进程》为题，阐述了实用主义的诠释观，他否定了埃科提出诠释文本和使用文本的区别，“在我们实用主义者看来，任何人对任何物所做的任何事都是一种‘使用’……”诠释某个事物、认识某个事物、深入某个事物，都是一种对事物的使用，因为一个文本和另一个文本之间的界限并不是清晰的，埃科提到的文本连贯性的整体也是一个伪命题，“如果你想使自己对一本书的诠释听起来合情合理，你连一个句子或一个场面都不能忽视。”一个文本本身就是在使用一种整体，甚至所谓的文本连贯性在描述之前就存在了。理查德·罗蒂的实用主义观点，其实是想消除文本表象和本质之间的区别，诠释在发现文本意图的时候似乎就是为了发现本质，而表象同样是本质的一部分，它也需要被诠释，在这个意义上，实用主义的诠释就是“不再将知识视为对某个事物的精确表述，不再认为符号与非符号之间存在着界线分明的差异”，自然与文化、语言与事实、符号世界与非符号世界之间也不再存在着鸿沟，论述的对象与对此对象的论述、符号与符号所指的事物，或者语言与元语言之间也无法被分离开来——一句话，实用主义反对文本的本质主义，所以也不会有“文本的内在连贯性”所要揭示出的东西。
而乔纳森·卡勒所作的主题是《为“过度诠释”一辩》，很明显他的辩论目的就是不认为“过度诠释”是一种谬误，一开始他就抛出了自己的观点：“诠释只有走向极端才有趣。”他认为，对文学作品的诠释不应该成为文学研究的最高目的，更不是唯一目的，批评家的存在是“将其思维的触角伸向尽可能远的地方”。从埃科对罗塞蒂和杰弗里·哈特曼的“过度诠释”的批评来看，乔纳森·卡勒认为之所以他们的诠释存在问题，不是因为过度诠释造成了谬误，恰恰是“不足诠释”：如果罗塞蒂能够对但丁诗歌的元素进行更多的分析，对历史存在的文本进行全面的考察，从玫瑰十字会的思想中找到隐藏的痕迹，这或许就会成为对但丁诗歌诠释的另一种权威，由此，乔纳森·卡勒认为因为害怕过度诠释而放弃了对新情况的探寻，是一种悲哀，“我认为，一点偏执狂——至少是在试图探讨事物本质的学术界——对事物的诠释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理查德·罗蒂的实用主义观点，乔纳森·卡勒为“过度诠释”所做的辩护，似乎都和埃科的诠释形成了互动，克里斯蒂娜·布鲁克—罗斯基本回避了对这一议题的辩论，她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提出了“写在羊皮纸上的历史”，这是一种异类的历史观，这是一种想象式的构思，这是一种创作上的视野拓展，“小说的任务是去做那些只有小说才能做的事”，克里斯蒂娜·布鲁克—罗斯认为，小说的任务就是将我们心智的、精神的以及想象的视野拓展到极致，“写在羊皮纸上的历史”通过将现实与魔幻、历史与对历史进行再诠释化的内容和在一起，成为“各种文化遗产中的经书”，无疑无穷尽的注释和评论也成为了经书的内容，从而在不断地漂移和漂浮中完成文本构筑的历史。
辩论和演讲的主角依然是埃科，不如说是埃科的诠释学，最后的“回应”，埃科引用了奥威尔《动物农场》的一句话：“不错，所有诠释者都是平等的，但有一些要比另一些更平等。”诠释者是平等的，“更平等”在埃科那里到底是指什么？其实罗蒂对诠释和使用的质疑、乔纳森·卡勒为“过度诠释”的辩护，以及克里斯蒂娜·布鲁克—罗斯提出的“写在羊皮纸上的历史”，完全可以看作是他们在诠释，身为一个读者的诠释，身为一个读者对“诠释”这一文本的诠释：论辩、质疑、反对、认同，都是诠释的行为，那么，标准读者是不是就在那儿，标准作者也呼之欲出？在这里埃科重新回到了1962年的文本《开放的作品》，重新提出了诠释的一切起点就是文本，而且是开放的文本，“一个创造性文本总是一个开放的作品。”开放意味着读者可以建立自己的读者意图，开放表达着作者也可能只是一个经验作者，开放更是为了消解建立在作者意图上的“前在偏见”，埃科的一句话就是：“让结论四处漂泊”——它没有终点，没有终极意义，它“就在那儿”，“每一种对世界的描述（不管是科学定律还是小说）自身都是一本有待于进一步诠释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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