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11-07《身为女性的选择》：成为一种选项的社会

十年前我做过预测，“不结婚且无正式雇用工作的女性正在逐渐变成不良债权”。现在，那个预测已经慢慢变成了现实。
      ——《十年后……》

距离2002年上野千鹤子和信田小叶子的对谈已经过去了十年，当“十年后”她们再次回望对谈，回望对“30代”做出的预测，是不是一切都应验了？“非婚的“30代”女性，她们看似正在享受单身的快乐，但是让我们放眼十年之后吧……”这是她们在十年前做出的“期许”，这份期许在信田那里还是比较悲观的，虽然她认为已经成为已婚的女性在拥有丈夫和子女的情况下可能得到“提升”，但是更多的人在十年后结婚的可能性依旧很低，这就会使她们成为“非婚的世代”，甚至会出现无保险者和无年金者，她认为这些人会成为社会上的“不良债权”，并且发出了一种警示：“怀抱这个人群的日本，十年后会很危险哦！”信田的不安在“十年后”基本上成了定局，这些不结婚且没有正式雇佣工作的女性逐渐变成了不良债权，不仅对于自己，而且对于父母来说，都是社会不安的象征，“那些人的父母即使遭到虐待，也只能求着子女为其送终，可是在那之后会剩下什么？”

十年前和十年后，似乎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30代”为什么会成为让人不安甚至危险的群体？上野和信田十年前的对谈为什么会聚焦日不的“30代”？“30代”是指“三十至三十九岁的人群”，这个群体是在日本1986年颁布《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之后出生的世代，是在法律和社会地位上本具有平等意识的群体，但是却因为“撞上了男权社会的坚固壁垒”，她们依然在体验性别的“玻璃天花板”；这个群体难以忘却日本泡沫经济时期的繁荣景象，她们把希望寄托在得到了经济高速发展红利的原生家庭，很大一部分还在父母身边享受高消费生活；但是她们又必须面临生育的生物钟步步逼近的现实，甚至本来可以依靠的父母反而走向了老龄和需要看护的状态……所以在上野看来，“这个世代的动向，将会决定日本社会不远的未来方向。”而且她认为，发生在“30代”身上的种种现象将一闪即逝，不会重演，“换言之，她们是日本社会处在彻底变化的过渡期的世代。”

这样一个生活在后均等法世代、成为日本社会非婚化、少子化的先驱，要面对自身的生育生物钟逼近和原生家庭老龄化的倾向，她们当然是特殊的世代，当然有着讨论的必要，而当上野和信田在一种名为“Locker-room talk”的私密性对话中讨论日本这一世代的“现实”，本身也有着某种特殊性：对于30代来说，她们的父母是60代，是日本完整享受了经济高度利好的最后一代，丰厚的退休金让他们家底深厚；在30代上面的40代则更多走上了婚姻之路，她们是更为保守的一代，她们的性规范和性行为在婚姻制度下也相对一致；而对谈的上野和信田都是1940年代生人，他们是50代，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都是以处女身份相亲或恋爱，然后步入婚姻，“一生只与丈夫发生性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当60代是她们的父母、50代谈论着她们、40代比她们更为保守和规范，30代更显示出这种世代层级中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在两位女性看来，就是“爱、性、婚姻三位一体的瓦解”，而这种瓦解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来自性，所以上野把30代看做是“性意识和性行为的分歧点”，在这个分歧点上，有三分之一的女性选择了不结婚。

性、爱和婚姻三位一体的理想生活被瓦解，是不是女性的剥夺感更强了？上野认为反而是已婚女士相对剥夺感更强烈，因为婚姻已经不是“上升”了，在她看来，婚姻外的女性和结婚的女性有一个绝对的差异，已婚的女性还会把“至少有一个男人要我”当成了自己的“功勋”，这反而是身为女性的存在证明，所以在她看来，婚姻制度是女性参与社会的一条道路，而且是正规道路，“一旦偏离了，相当于自己不再是社会性的存在。”作为“保守”的50代，上野还认为，非婚化、少子化对于社会整体而言，都是一种病态的现象，而在整体性之外，上野也站在个体的位置上，认为当女人说出“我就是我，不需要男人来证明”的时候，她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世代，一种更加独立的世代，但是真正的问题不是非婚和已婚，不是“至少一个男人要我”的存在感和“不需要男人来证明”的自我意识，而是有没有真正找到清醒自觉的契机，已婚的、生育的女性没有这样的契机，单身女性也没有这样的契机，但她们“不自觉”成为已婚人士或单身、生育后代或不生育，都只不过是在不断增加的选项中“一味地追求眼前的利益”。

编号：W17·2261009·2573 作者：上野千鹤子 信田小夜子 著 出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版本：2023年03月 定价：56.00元中图网18.80元 ISBN：9787512514959 页数：278页

在首都圈的单身层中，很多女性成为了经济实力和购买力都很高的消费者世代，甚至还引领了泡沫经济时期的消费，这是“新人类”世代的标志？上野认为这只不过是浅显易懂的奢侈品信仰，它们具有某种自恋倾向，和消费物品一样，很多人也在美容、瘦身、美齿上对自己身体进行投资，结果在成了“消费成瘾”，这种成瘾是建立在自己身体疼痛的基础之上的，甚至并不是真正的自恋，而是“希望男人喜欢”，也就是说，在这种动机中，她们已经把自己变成了客体，还原为一种符号。而按照信田的分析，这是男女关系“偶发性”观念带来的，她们不再追求“无可替代的关系”和“无可替代的我”，抛弃了关系的绝对性。但是当“不可替代的关系”被瓦解，是不是她们有着一种“纯爱愿望”？这种纯爱愿望如果表述为：“世界上一定存在着这么一个人，将我视作他的真命天女。不可能没有。”那么它的危险性就在于“我就是我”并不具有不可替代性，它有一个隐藏的附加条件，那就是被男人选中。

当女性通过消费成瘾表达自恋，背后却是自我客体化；当他们呼唤“纯爱愿望”，却只是想被男人选中；无疑，女性已经把自己的肉体和纯爱都变成了男性的欲望对象，也就是在男性的凝视中对自己进行了估价，这种所谓的自觉也无非是一种自我的欺骗，它无可逃避地跌入男权世界之中。那么那些真正进入婚姻世界的人，是不是会在其中找到自觉？但是婚姻世界出现的一个问题是空洞化，“因为结婚所以有性行为，因为没结婚所以没有性行为，这个等式在20世纪70年代就不再成立……”信田认为随着爱、性和婚姻三位一体的浪漫价值观早就解体，而上野认为当今的婚姻发生了异变，一是性不再是婚姻的附属，无性也不再是离婚的理由，二是婚外恋已经不再罕见，它也不再是离婚的理由，很多女性甚至将婚外恋欲望付诸了行动。对于这一现象，信田认为婚姻就是一种制度，“知道那是一种制度后，究竟应该将其打破，还是默默遵守……”

这当然是一种选择，而50代的信田自己还是选择了遵守，因为她认为制度保护了某些东西，上野更是认为这就是“得益”，“当今世界，婚姻在各个方面都能提供利益。之所以有那么多人遵守制度，正是因为能够从中得益。”遵守和从婚姻中得益，这是50代的两个对话者的态度，但是她们也不得不面对社会上的制度空洞化现实，上野分析认为，制度的空洞化是日本“被动性解放”的一个结果，“在日本，只要不出现离婚率上升、婚外生子率上升这些肉眼可见的变化，制度就会一直维持其形态，同时空洞化不断深入。”而接待了不同咨询者的信田认为那些不在乎空洞化的人，那些只想遵守制度的人，反而可能生活在一种作茧自缚的幻想之中，她们不想舍弃幻想面对现实，“我必须有立足之地，不可能没有。”这种幻想是对男性的依恋，还是一种自我欺骗？婚姻空洞化依然还有男女关系，依然还有不可替代的关系，那么在这一制度里，她们的遵守是不是取决于男人？

女性问题无法逃离男性这一设定，在婚姻中尤其如此，在信田看来，很多女性所说的被男人“疼爱”，实际上是交出了支配权，或者说这是女性“宠物化”的表现，上野同意这样的说法，“通过宠物化的操作，确定二者地位不平等的事实。”所以在婚姻里，女性常挂在嘴边的两句话是：“他只有我了。”“女人只有生过孩子，才算完整的人。”看起来这两句话都是实现了自我成长，但是本质上还是男性的一种占有欲的满足，妻子和子女都成为了一种具有从属关系的所有物，在这个意义上，就不会有所谓的自觉，无论是疼爱还是宠溺，都留下了占有的痕迹，上野更是一针见血指出，“说到社会性别的弊病，若体现在男人身上，是除了占有不懂爱；体现在女人身上，就是把占有误认为爱。这些都是文化洗脑的结果。”当然在婚姻关系里走向极端的就是暴力，他们讨论了两起“DV事件”的案例：同样发生在2002年，横滨事件中妻子因无法忍受丈夫的DV带着孩子要回娘家，丈夫竟然追到妻子娘家杀害了妻子的父母和孩子，并将妻子带回，群马事件中儿童援助中心保护了遭受DV的妻子和孩子，但是丈夫怀恨在心绑架并杀害了一名高中女性。

DV是什么？就是“Domestic Violence”的缩写，日本出台了《防范配偶者暴力及保护受害者相关法律》，从法律上对DV进行了防范，但是从案例来看，几乎都是男人杀死了女人，但并没有被定义为男性杀人，而且它只适合“配偶者”，而没有将“恋人”也纳入其中，女性主义者也对此进行了批判。2002年的两起案件都被称为“和解杀人”，丈夫为了追回逃走的女人，为了和她和解而杀人，所以上野和信田在讨论这两起暴力的时候，都认为男人成为了“和解”的默认设定，和“出轨”一样，也是在赋予了社会性别之后男性成为了默认设定，上野认为，不仅是在DV案件中，还是在所谓爱的概念中，都存在着支配和包含的观念，“打老婆的男人和不打老婆的男人中间不存在隔断，也没有差异。”甚至在历史上打人的男人一直被接纳而没有成为被非难的对象。而分析男性暴力的根源，其中一点就是女方的逃离让男性产生了恐惧，“他们最害怕本应由自己支配的东西突然有了自我。”这就是把权力演变为“对状况的定义权”，在男人看来，因为害怕所以对女人施加暴力，是因为受到了妻子的伤害所以要主张自己的无辜的正当性，“他们认为这个问题重点不在手段，而在动机。说到动机，那就得怪她了。”

家庭暴力源于男性对权力丧失的恐惧，而上野也提出了一种“婚姻难民”的说法，她曾在一本书上提出这个概念，但是出版社认为这个名字不好让她改掉，上野对此表示遗憾，在她看来，“难民”一词能精准地表达出“往前一步是地狱，驻足不前也是地狱”的感觉。那么谁是“婚姻难民”？那就是不离婚的女人，就是因为恐惧而不离婚的女人——她们害怕从妻子的“宝座”上掉落。也就是说，她们认为自己是被男人选中的人，她们把婚姻制度看成是一种巨大的恩惠，她们甘愿被父权所支配，这就是上野所说的家庭主妇的“难民化”，但是没有加入婚姻的人就没有难民化？单身女人会受到来自经济、社会、自我认知等方面的惩罚，也就是说，“不论她们是否加入婚姻制度，是否从属于某个特定的男人，都要受到父权制的支配。”在这样的关系里，她们其实已经面临“不可见的未来”，那么，这个可以推动她消除“不可见的未来”的不安的力量来自哪里？

答案早在“前言”中上野就已经指出了，当女性生活在“往前一步是地狱，驻足不前也是地狱”的难民状态时，“结婚并不能让人生重启，不结婚也不代表前途一片黑暗。家人可以提供一定的安全保障，但有时也会化作最大的风险。”所以对于女性来说，不管是60代的父母、50代的自己、40代的保守女性还是过渡期的30代女性，重要的是自我选择，“我认为，结婚和离婚都能成为一种选项的社会，对女性来说才是更好的社会。”无论是上野还是信田，在这次“Locker-room talk”的对谈中，她们谈及的性行为、爱情观、婚姻现实、男性观察、家庭暴力、婚姻难民等话题还是在一种浅层次的聊天中表达，并没有触及真正的女性身份和属性，或者说这些话题的预设本身就偏向于日本的社会现实，但是在对20代“作茧自缚”、30代“自作自受”、40代“自掘坟墓”、50代以上“自娱自乐”的世代考察之后，对于这个选项社会所寄予的希望，就是成为自己，就像信田在十年后的后记中呼吁人们去读上野的女性主义著作：“如果你们有能量和时间去寻找真正的自己、踏上自我寻觅的旅途、爱上原原本本的自己、希望有人治愈自己，不如抽空读一本上野千鹤子的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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