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1-07 《护身符》：因为死神就是拉美的拐杖
就在这个时候，时间再次停步，无论哪里都会有这样众所周知的意象，因为时间要么永远没有停步，要么就一直处在静止中；于是，我们可以假设，时间的连续性遇到了寒战；或者我们设想：时间打开了青年诗人小集团的圈子，弯腰，低头，钻到腹股沟处，从胯下看看我，挤挤抽风的眼睛；或者我们假设首都的满月或上弦下弦月或者没有月亮，再次移动到哲学文学系四楼的女厕所瓷砖墙上；或者我们假设基多咖啡馆里出现了守灵般的宁静，我只听到了丽莲随从们的低语声；我又一次不清楚自己是在1968年还是1974年或是1980年，无论如何我是不是像沉船的影子那样，靠近我永远见不到的，幸福的2000年。
时间再次停步，是因为时间被被折叠起来又打开，像一场梦。当处在静止中的时候，那些标注着的1968年，或者1974年，或者1980年，都已经成为假设里的不可避免的寒战，在流亡的墨西哥，写诗的诗人和哲学家、教授、瘸子、画家、戏剧家集合在一起，他们几乎不像男女一样上床睡觉，他们弯腰、低头、钻到腹股沟深处，寻找不认识的这个世界，那情景就像躲在军队找不到的四楼厕所里，或者谈论革命和弑杀的咖啡馆里，宁静而多变，唯一不变的是记忆里永远的时间，那里有刀子，有死亡，有诗歌，有护身符，也有拉美的拐杖，只是当歌声想起的时候，那些记忆就变成了勇敢、镜子、欲望和快乐。
“这样，我就到了1968年。或者说1968年来到了我身边。如今我似乎可以说我早有预感。现在似乎可以说我有过强烈的预感，没有让我感到手足失措。”强烈的预感，没有手足无措，1968年来到身边的时候，时间真的被打开，只是到了永远见不到的2000年，并非都是幸福的注解，那个抽烟、流亡以及受困于疾病的罗贝托·波拉尼奥死去的时间，还要在3年之后，这是一个漫长的没有寒战的时间，连续性的折叠又打开，2003年也是伸出了死神的拐杖，而在他死去的10年之后，那如护身符一般的歌声再次响起：“1968年变成了1964年，变成了1960年，变成了1956年。还变成了1970年、1973年、1975年和1976年。仿佛我早已经死去，是从一个新角度观赏上述年份那样。”错乱不是迷惘，而是抽空了那些假设，抽空了死亡的身体意义，而对于文本的穿插一直回荡着不息的设想，那设想可能是2012年阅读《荒野侦探》，或者是同一年的《2666》，给一个标签远比给一个注解有意义，打开，合拢，或者在中间插上一把非常拉美式恐惧的那把刀——“你找自己的武器，却找不到，你在本来放下的地方找它，但并不在那儿。”只是插入，《荒野侦探》里的那个躲在女厕所12天的奥克西里奥就打开了青年诗人的圈子，“弯腰，低头，钻到腹股沟处，从胯下看看我，挤挤抽风的眼睛”，一系列动作是因为不在军队发现的地方读到了自己，瓷砖、诗歌以及那双闭着的眼睛，设想是对自己说的话：“奥克西里奥，你这个乌拉圭女公民，拉美人，诗人，旅行家，反抗吧。”还有阿图罗·贝拉诺、艾蕾娜、雷梅迪奥斯、瑟尔帕斯都已经从一把刀子的拉美恐惧中找到了自己的刀子。或者时间永远是拉美的那把拐杖，在《2666》的迷宫里寻找到出口：“这时的格雷罗居民区特别像凌驾万物之上的一座坟墓，但不像1974年的公墓，也不像1968年的陵园，也不像1975年的坟场，而是像2666年的丧葬之地——一个遗忘在死者或未降生之人眼皮下的公墓，一个想忘却一点什么、结果却遗忘了一切的死亡眼皮下的公墓。”
1974年的公墓，1968年的陵园，1975年的坟场，或者是2666年的丧葬之地，都已经在遗忘的死者里变成一个可以篡改的时间标记，只是死亡是成批的，是集体的，它是1967年多愁善感的佩德罗·加菲亚斯之死，它是1968年像个巨人的莱昂·费里佩之死，或者是1969年流亡墨西哥的何塞之死，也或者是1963年画家雷梅迪奥斯·巴罗之死，当然，还包括妻子背叛的米盖尔·洛佩斯教授吊死在了一棵树上，如此种种，都在“一切的死亡眼皮下的公墓”里被遗忘，而不被遗忘的包括那打碎的花瓶，那失踪的图书和灰尘，那在厕所瓷砖上的诗集，那三叶草旅馆里的男妓王，那厄里戈涅和俄瑞斯忒斯的新故事，因为这一切看起来都和“我”有关，和一个墨西哥人的女友、墨西哥诗坛之母的女人有关。
那么故事就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开始，第一句：“这可能是个恐怖故事：一个谋杀、侦探、黑色的恐怖故事。”第二句：“但实际上不是。”第三句：“之所以不是，是因为讲故事的人就是我。”第四句：“我就是说故事的人，因此不会是这样的。”第五句：“可实际上，这是个讲述一桩残忍罪行的故事。”其实这些句子可以连成完整的一句话，在正反之间，在否定和肯定之间，只有去除那些像时间一样静止的句号，就能打开这个故事背后的所有恐怖因素，谋杀、侦探、黑色，或者一桩残忍罪行，完全取决于我的叙事方式，而“可能”的结局是我在叙述的时候只是在告诉第三人称的读者一个故事，不是一首诗那样可以鼓起战斗的勇气，也不像一首歌，可以带来勇敢、镜子、欲望和快乐，或者说，我已经完全在1965年来到墨西哥之后，去掉了身上的“护身符”。
“但重要的是，某月某日我到了墨西哥，不很清楚为什么要来，目的是什么，怎么来的，什么时候来的。”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到达墨西哥的时间完全是模糊的，充满了可能性，就像这个故事，所以不管是1967年，或者是1965年，也可能是1962年，但最重要的是来到了墨西哥，“落脚在莱昂·费里佩和佩德罗·加菲亚斯家中”。就算是1965年吧，只是在那一年莱昂·费里佩去世，而在更早的1964年佩德罗·加菲亚斯去世，所以我在莱昂·费里佩和佩德罗·加菲亚斯家中只是碰碎了那只花瓶，而那只花瓶“或者在我父亲的写字台上”。只是父亲已经过世多年，我几乎把他给忘记了。所以，和时间一样，那些和自己出身有关的一些东西已经变成了假设：“遗忘柱就倾倒在一座宅子和一张写字台上”。然后就是对自己的遗忘，在那个破碎的镜片里，我只是一个零零散散的奥克西里奥，蓝眼睛，金黄夹银白色的头发，发型是“勇敢王子”式的，瘦长脸，额头有皱纹，这些都是镜子里的我，“这个样子让我震撼，陷入了成堆的疑惑中，让我怀疑什么前途、什么导弹般速度临近的岁月”。又再一次谈到时间，谈到对时间的怀疑，而对时间的怀疑当然是对自己的不确定，镜子里的“他者”一下子让人手足不错，尽管有过强烈的预感，但是当真正不能忘记的1968年9月18日到来的时候，我也从某种破碎的镜子里，从花瓶破碎的记忆中走出来，成为一个象征，一个乌拉圭公民，一个拉美的诗人，一个需要反抗的旅行家。而这一些属性的取得是因为我“闭上眼睛对自己说”，闭着眼睛就是消灭镜子一样的零散特点，就是在内心深处呼唤一种身份，而这个充满拉美战斗意义的象征，也从西班牙裔墨西哥女作家、画家雷梅迪奥斯·巴罗的眼神里出现过，依然是眼睛，依然是镜像，依然是拉美情结，只是那时，我用了一种亲吻的方式取得了认同，那个主张超现实主义和政治上无政府主义的画家眼神告诉我：“奥克西里奥，别担心！你不会死的！你不会发疯的！你在高举大学自治的旗帜。你在挽救我们美洲大学的荣誉。你最糟糕的是可能急剧消瘦，瘦到可怕的程度；糟糕的是你会产生幻觉；糟糕的是你令被人发现。但是，无需多虑！坚持下去！看看可怜的佩德罗·加菲亚斯的诗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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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C64·2130917·1013 |
但是所谓的幻觉果真是关于超现实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画家的，其实从静止的时间来说，雷梅迪奥斯·巴罗在1963年就去世了，而我在1963年还待在那遥远、亲爱的蒙得维的亚。而那年如果真的到了墨西哥城，并且从佩德罗·加菲亚斯那里得到雷梅迪奥斯·巴罗的住址也只是“心想”而已，“她投下的最后一瞥与我的目光相撞，我立刻明白，她已经死了。”所以我的感觉被固定在空间里而不是在时间里，时间的假设完全开始了一个故事被颠覆的意义，比如我得到了雷梅迪奥斯·巴罗的地址，比如我听到了她对我的暧昧鼓励，比如我在她的房门打开的时候，看见了躲藏在里面的那个叫丽莲的女子，“我这事儿发生在雷梅迪奥斯·巴罗逝世十年后，也就是1973年，而不是1963年。”时间被置换，身份也被置换，丽莲其实关于拉美的战斗或者革命的故事其实更接近于我作为想象的那个角色，一个乌拉圭公民，一个拉美的诗人，一个需要反抗的旅行家就是这个从雷梅迪奥斯·巴罗家里出来的女人，“时间的连续性遇到了寒战”，而这个寒战告诉我：“你跟踪的这个女人，这个突然离开雷梅迪奥斯·巴罗住宅的女人，是真正的诗坛之母，不是你，是这个被你跟踪的女人，而不是你，不是你。”
因为丽莲曾在基多咖啡馆认识了南美流亡者：切·格瓦拉，在拉美的土地上，丽莲也是一个投影，她才是墨西哥真正的诗人，真正可以举起大学自治的旗帜，为美洲大学挽回荣誉，而且不仅如此，她可以和切·格瓦拉在咖啡馆里讨论革命，丽莲之于奥克西里奥，是不同时间、不同国家、不同情感的叠影，丽莲曾说：“奥克西里奥，你真漂亮！奥克西里奥，我常想起你。”响起你就是想起自己，所以当奥克西里奥接受丽莲的嘱咐，前去告诉丽莲的儿子科芬母亲今晚不回家的时候，两个人对于厄里戈涅的故事的讨论，也成为一种叠影。希腊神话的故事里有着某种暧昧和乱伦，也有弑杀和罪恶，先是与克吕泰涅斯特拉通奸，谋杀了阿伽门农，再然后是阿伽门农的子女报仇，杀掉了埃葵斯托斯和自己的亲生母亲，这个恐怖的故事却带来一个寓言：杀害母亲的人是不能爱上任何人的。不管是俄瑞斯忒斯，还是厄里戈涅，其实都是这个家族恩仇的牺牲品，而最后这个穿插在虚无时间里的故事变成了映射：“刹那间我觉得科芬是俄瑞斯忒斯，我是厄里戈涅，意味着那黑暗的时刻可能变成永恒，就是说我可能永远见不到白天了。”
这是不是拉美故事的一个悲情版本？所谓爱与恨，所谓亲情和仇恨，所谓梦境和现实，都难以逃脱时间的命题，是恐怖还是浩劫，是真爱还是罪恶，都是一副毒药，而那个躲在女厕所里堵着男诗人诗歌的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隐喻，爱情里的伤残和仇杀，在虚设的时间里都是一个希腊神话，腿瘸的艾莉娜和意大利男友保罗之间爱情是不是也充斥着不能摆脱的罪恶，还有对于格雷罗区男妓王的刺杀事件，是不是也是要用一种暴力解决所谓的欲望？当男妓王对埃内斯托说“你就是性奴”的时候，那床里还躺着一个可怜的小伙子，埃内斯托的回答是：“我是墨西哥同性恋诗人，一个同性恋诗人，一个诗人，一个（国王一点也不明白）……”而在身体的王国里沉溺的男妓王无非也想逃离这样的欲望恐惧：“这场无休止的噩梦，他真想借助暴力逃离出来。”
当墨西哥诗坛之母说：“小朋友们啊，爱情就是这样的。我一度作为全体诗人之母这样说。”爱情就是这样子的，那么现实的一切也都是这样子的，“爱情就是这个样子的，切口就是这个样子的，大街就是这个样子的，十四行诗就是这个样子的。清晨五点钟的天空也是这个样子的。”其实这些爱情的无奈和所有在时间里呈现的现实一样，不可更改，即使我躲在四楼的女厕所里，逃避了军队的追捕，但是这不是可以高唱的一曲革命颂歌，相反，却是一场噩梦：“有爱嚼舌头的人说，卫生间是我偏爱的地方。大错特错！卫生间是我的噩梦，虽说从1968年9月起我觉得噩梦不奇怪了。”1968年9月18日的那次事件只不过是一次奇遇，所有的东西都像是一个梦境的不断翻版，而最终的归向一定是欲望的破灭。
而那个我从来没有上过床的“十六岁或者十七岁的阿图罗·贝拉诺用极端的方式从事着所谓的革命，1973年，阿图罗决定回智利搞革命，“除去他家里人之外，我是惟一给他送行的人”，而到了1974年1月，阿图罗返回墨西哥，“但人完全变了”。因为阿连德总统倒下，看起来阿图罗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而这次革命到底带来了什么，到底是仇杀还是尊严，阿图罗墨西哥寻找更年轻的一代诗人，而这些诗人的口号就是：“我们不属于墨西哥城，我们来自地铁、首都的地底、下水道网；我们生活在最黑暗、最肮脏的地方。就是青年诗人中最有毅力的人去了也只能呕吐。”爱情被梦境覆盖，欲望被扬尘覆盖，革命被暴力覆盖，而时间呢？那静止又重新被打开的时间呢？那镜子里零碎的人生呢？当1968年9月的梦出现在1973年9月的时候，那场声援阿图罗的墨西哥游行已经变成了真实的现实一部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当然，成为时间内部的一个怪圈，噩梦循环，“没人能从意外事件的相互联系、变换和安排中毫发无损地逃出来”，而我真切的感受到了那个拿着革命旗帜的阿图罗已经死去，像无数死去的人一样，成为时间的一部分，“也许这个荒无人烟的谷地就是死亡的象征，因为死神就是拉美的拐杖，拉美没这根拐杖就无法行进。”
“不知为什么我还会记得那个下午，那个1971或者1972年的下午。最奇怪的是我从1968年那个走廊上就开始记忆了。”记忆里的时间是另一种时间，它和真实的历史错乱开来，而不管是1968年还是1974年或是1980年的那些影子，或者是看不见的幸福的2000年，也不管是1974年的公墓1968年的陵园，还是1975年的坟场2666年的丧葬之地，都在被遗忘和虚构中成为零零散散的镜子碎片，而我对于时间的预言又可以成为一个黑色幽默：“2150年马雅可夫斯基会重新时髦起来。2124年詹姆斯·乔伊斯会转世化身为中国小孩。2101年托马斯·曼会变成厄瓜多尔药剂师……”
没有2666的过渡解读，只是预言或者传奇，而一切的时间都“在1968年的风里与生者和逝者融合在一起”，那个美丽而不幸的1968年，有个女子在大学自治遭到破坏的时候依然坚守在校园里。但是时间的循环中，不管是噩梦还是死亡，不管是欲望还是革命，都像是在用一种“至高无上的戏剧姿态”来回应现实，“整整一代拉美牺牲掉的青年人之英雄伟业，我却明白最重要的是说到了勇敢、镜子、欲望和快乐”，所以即使孩子们冲向战场，即使那歌声里有战争，而那歌声就是我们的护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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