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1-07《正发生》：被命运孤立的逃离
导演奥黛丽·迪万，女性；编剧奥黛丽·迪万、玛西娅·罗马诺，女性；原著作者安妮·埃尔诺，女性；主演安娜玛丽亚·沃特鲁梅，女性……编导演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女性世界，因为获得第78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狮奖，《正发生》和《倒霉性爱，发狂黄片》和《钛》构成了2021年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女性奇观，成为电影史上现象级的存在，女性也成为了“正发生”的一次书写？但是当女性制造了影像意义上的传奇，是不是对于女性意识的一种强化？强化仅仅是一种表达还是对平权的实践？
95分钟的电影观影下来，在初步印象中和2007年的《四月三周两天》、2020年的《从不，很少，有时，总是》所揭露的社会问题异曲同工，甚至在叙事的突破上还不如这两部电影，为什么奥黛丽·迪万还要关注女性堕胎问题？差异性来说，奥黛丽·迪万制造的代入感更强，自始至终她都是以跟拍的视角呈现安妮怀孕之后的生活，摇晃的镜头，虚焦的画面，是一种明显在场的感觉，这种在场让观影者不再简单是一个旁观的存在，他总是要沿着拍摄的视角进入安妮的世界，或者和安妮始终保持一种同行的状态：在林道上，在教室里，在房间里，在课堂上，同行的状态让观者成为另一个安妮，并以这个“另一个安妮”关照自我，形成了明显的呼应模式。
另一个差异性的表现则是，《正发生》的画面更为赤裸，更为血腥，也以更直接的方式进入到灵与肉的对立中。安妮去医院检查，对于私密性的拍摄，画面还显得隐秘；但是在安妮一个人的房间里，赤身裸体面对自己的时候，完全是大尺度的开放式表达；之后堕胎过程中，固定机位拍摄安妮张开大腿的那个场景，也丝毫没有被遮挡；最后从下体掉出那个胎儿，坐在马桶上的安妮望见了血淋淋的存在，摄像机镜头也丝毫没有避讳……女性的身体，怀孕的肚子，手术相关的下体，堕胎的场景，指向的都是一种肉身的存在，血腥、生猛、赤裸的背后是羞耻，是恶心，是痛苦，肉身连接着灵魂和精神，但是这种建立在肉之上的灵并不是为了拯救，而是为了更堕落，也只有用更堕落的方式才能逃离这宿命般的肉身痛苦。
实际上视角上的同一性，肉身的赤裸性，都是奥黛丽·迪万的一种逃离策略：对于未婚先孕而且在法律面前没有堕胎权的安妮来说，她只有以逃离的方式才能斩断肉对灵的束缚——是逃离而不是对抗，因为她太弱小，太无助，太个体，无法形成一种关于女性的强大力量争取到属于自己的一个空间，但是在无对抗只有逃离的世界里，对灵与肉二元对立的解决是不是也是一种宿命？或者从因果论来解读，无论是安妮的怀孕，还是最后堕胎的“成功”，一切都取决于运气，在运气里沉浮，在运气里等待，在运气里选择，所以即使最后安妮逃脱了法律的可能惩罚，她逃离之后重新开始的生活难道不是宿命的一种继续？
灵与肉的二元对立，其实是可能性和必然性命运的对立，是男性和女性关系的对立，奥黛丽·迪万的叙事建立在二元对立中，主动选择让位于被动的运气，所传递出的唯一信号便是：女性始终是弱者，始终无法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这是可能性和必然性命运的对立，当安妮在医生那里检查时发现自己已经怀孕，医生问她有没有性生活，有没有男朋友，安妮的回答是否定，双重的否定是对怀孕可能性的彻底解构。这的确像是一个反讽，在一开始还没有展开具体情节的时候，当安妮面对医生做出这样的回答，太容易联想到前不久看过的戈达尔电影《向玛丽致敬》，玛丽也是在没有性生活的时候受孕，那是一种圣灵，安妮的双重否定就是在否定怀孕的必然性，从而否定现实，这和玛丽一样变成了受到圣灵而怀孕的传奇。但安妮不是玛丽，这也不是一个圣灵的故事，它是赤裸的现实，它甚至是摆脱不了的厄运：仅仅和男友马克西姆有过一次性生活，便怀孕了。
| 导演: 奥黛丽·迪万 |
安妮否认自己的性生活，否认自己有男朋友，却也陷入了和玛丽一样的肉身痛苦中，甚至和玛丽一样，发出的是一种质疑：玛丽质疑的是宗教中的伦理问题，而安妮质疑的是女性的意愿问题：凭什么一次对男人和女人来说都有肉身愉悦的经历，会让女人怀孕，从而被拖进了一个禁忌世界中——而男人却从不需要面对这个问题？这是一次几率问题，好友Brgitte后来和寻找堕胎的安妮说起自己的秘密，她一年前就有了男朋友，而且和他发生了性关系，不是一次，“我们在任何地方做”，复数的做爱，是复数的愉悦，是复数的欲望满足，“但是没有我怀孕。”却连单数的怀孕都不曾遭遇，这和安妮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体现的正是可能性和必然性的对立：当安妮以一种“必然”怀孕的方式成为未婚先孕的女人，她如何在这个禁止堕胎的社会生存？
在医生面前的双重否定只是一个谎言，当她在笔记本上写下“三周”，可能性变成必然性的命运就以确切的时间成为了安妮的一种宿命：从三周到四周，到五周、七周、九周、十周和十二周，安妮一直在寻找堕胎的有效办法，她去医院检查，医生一句“法律是法律”终止了安妮的希望；她去找地下医生，拿走了20法郎的医生给她开出了来月经的药，安妮回家进行了注射，没想到再次来到第一个医生那里的时候，医生告诉她的是：胎儿活了下来——因为那一剂针剂不是堕胎而是保胎；她在自己的房间里用烧红消毒的工具捅向自己的下体，巨大的疼痛让她最终放弃；从“纸条女孩”那里得到了堕胎的具体地址，所需要的400法郎费用，安妮靠售卖书籍、项链等物品筹集，当上门进行手术，忍着剧痛的她无法大声叫喊；第一次手术并没有达到堕胎的效果，安妮再次找到那个女人，在冒着巨大风险中安妮重新躺倒了床上，终于这次让她有了感觉，在挣扎之后她终于发现那个巨大的物脱离自己的肉身，一把剪刀彻底减掉了她和胎儿之间的联系，即使出现了大出血，最后送到医院得以解救，安妮听到隐约传来的一句话是：“自然流产。”
自然流产是相对于堕胎的一种存在，是相当于非法的一个结果，是相当于面临牢狱之灾的一种命运，但是这个隐约飘到她耳边的结论并非是她主动争取的结果，它依然是一种运气。而从写下“三周”到第十二周结束这厄运，安妮一直在自我选择，却一直都处在被动状态中，一直是一个人在战斗，这便形成了孤岛效应，这种孤岛效应在奥黛丽·迪万那里是对女性意识和女性权利的张扬，但实际上它更成为女性的一种宿命。安妮想要安心读书，想要成为作家，想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这些都是她基于自我的人生构筑，这是作为一个女性独立性的最初表达，身为学霸的她似乎也正朝着这个目标前进。但是当她怀孕，似乎一切都被解构了：她的学习成绩急速下降，老师几次提出警告，再这样下去升学肯定成问题；她身心疲惫，找到男友马克西姆，马克西姆并没有和她一起面对问题，甚至将这一切都甩给了安妮；安妮在父母面前不敢说，在好友面前也不敢说，因为有很多同学在背后就叫她“荡妇”，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才告知她们自己怀孕了，她希望得到她们的帮助，但她们在堕胎的禁忌面前，也根本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
《正发生》电影海报
堕胎是禁忌，是非法的，要面临坐牢的惩罚，实际上安妮面对这个问题，并不是从法理上感到害怕，而是担心自己的独立被彻底否定，她在医生面前说的是：“有一天我会要个孩子，但不是以我整个人生为代价，那样的话我会恨那个孩子一辈子，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爱他。”而老师问她是不是生了什么病的时候，安妮的回答是：“我得病了，一种只会传染女性的疾病，一种让人成为家庭主妇的病……”不想自己的人生被孩子绑架，不想自己患上成为家庭主妇的病，安妮所具有的女性意识是在主体地位上的独立，是在人格意义上的自由，当然绝不是因为害怕被法律惩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的确是这部电影最大的亮点，它喊出了更具社会性意义的女性解放宣言。但也仅限于此，在宣言之外，在意识之外，安妮面临的是赤裸裸的现实，面临的是女性的宿命，当独立变成孤立，她只能沿着运气这条路走下去，是自然流产还是堕胎，是活着还是死去，都失去了主动性——如果在这一切问题上都缺少主动性，如何能说女性解放了自我？如何说女人对抗而来社会？
只是逃离，只是安于自我命运的逃离，只是碰碰运气的逃离，而安妮式的逃离囿于一种孤立个体的宿命，在电影中更是成为男性/女性二元对立的一种隐喻：安妮的老师是男性，无论是正规医院还是地下医院，面对安妮下体的医生都是男性；最后安妮在昏迷中听到“自然流产”的结论，发出这个声音的也是男性……老师、医生、运气的最终决定者，他们都是男性，男性构成了对安妮的某种包围圈，她就是活在这样一个有形的包围圈里。也不仅于此，文学系的安妮所接触到的作家也都是男性，阿拉贡、加缪、萨特，还有雨果，精神意义上的主流也被男性统治者，为什么没有一个女性？所以当安妮术后回到学校，坐在课堂上听到老师读着雨果的那句诗：“信念、勇气、饥渴，但队伍继续前进，高高扬起头颅，高高举起旗帜，神圣的旗帜……”何尝不是男性的一次宣言，革命和解放，在男性世界里展开，在男人的文本中展开，而安妮，一个女人，一个学生，一个读者，在答题中也只能成为男性问题的解答者——一切正在发生，一切还将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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