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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9·2210719·1767 |
| 作者：【德】萨沙·斯坦尼西奇 著 | |
|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2021年07月第1版 | |
| 定价：56.00元当当24.50元 | |
| ISBN：9787208169944 | |
| 页数：407页 |
“随着南斯拉夫解体，波黑战争爆发，我和母亲逃亡到德国。我的家族分散地生活在整个世界，和南斯拉夫一样四分五裂，无法融合到一起。”萨沙·斯坦尼西奇生于波斯尼亚，14岁时与父母逃亡到德国海德堡，“我出生在一个如今已经不复存在的国家里”，当人生的起点变成一个虚无，“我从哪里来”变成了一种精神意义的寻找，“在做梦的南斯拉夫岁月，父母仍在樱桃树下翩翩起舞；而沧桑归来，我站在古老的群山中，寻找祖先的起源。”从波黑战争难民成长为德国文坛新星，萨沙·斯坦尼西奇在小说中展示了“南斯拉夫疯狂往事”， 贝尔格莱德红星队、飞向太空的山羊、龙守护神、初恋、祖辈墓地中的井水……自由穿行于回忆与现实，在心酸与温暖交织的故事中找回故乡。最后一章《龙——守护神》是大胆的文学实验，展现小说结局的多种可能性，让读者参与到结尾的叙述中，根据不同的线索和阅读顺序，进行着游戏的大冒险。
《我从哪里来》：我的反抗就是适应
我把手贴在她脸上。我祝愿奶奶晚安。我一直等到她进入梦乡。我坐到公共活动室里。鸟舍里有一只金丝雀。我打开《我从哪里来》文件夹。我写道：
我把手贴在她脸上。我祝愿奶奶晚安。我一直等到她进入梦乡。我坐到公共活动室里，鸟舍里有一只金丝雀。我打开《我从哪里来》文件夹。
——《龙——守护神》
这一段之后是另一段，另一段是这一段：手贴着奶奶的脸，祝愿奶奶晚安，在等她入梦之后坐到公共活动室，打开文件夹，写出那一段的文字，而一段文字正是对自己状态的描写。文字在重复，文字在循环，文字形成了一个永远闭合的系统，我的那双手，我的祝福，我的写作，都在一次次进入文字状态中被锁定在《我从哪里来》的文件夹里。
但是这个永远闭合的系统是轻易可以打开，甚至解构的，当我在这一段上写下“我写道”而不在另一段出现时，那个闭合系统的出口就已经打开了，它不是重复，它不是循环，它是现实和言说之间形成的缺口，更大的缺口是：然后又删掉它——连同我的双手，连同我的祝福，连同公共活动室，连同金丝雀，连同《我从哪里来》的文件夹，甚至连同“我写道”的写作行为，似乎一下子都被删除了。而删掉它之后是另起一段，是另一个故事，是另一个开头：“奶奶看到大街上站着一个小姑娘。她从阳台上向小姑娘大声呼喊，让她别害怕，她就去接她。你站着别动！”——小说《我从哪里来》的第一句。
循环来自372页的故事，在打开文件夹写下这一段时，最后是横线之后的“结束”：但这并不是故事最后的终结，“不，还不到结束的时候。”奶奶已经辞世，似乎是一种结束，但是奶奶在最后说了一句：“这是我吗？”似乎又将一切拉回到故事之中，尤其是这句在罗加蒂察养老院说的话带给我更多的疑问，仿佛奶奶的这句话是我对自己说的：这是我吗？父母的儿子，爷爷奶奶的孙子，太爷爷太奶奶的重孙，南斯拉夫的孩子，战前逃亡，偶然来到德国，父亲，作家，人物——这一切是我吗？“我”的疑问在于童年的一切似乎都已经不存在了，在于战争结束后每次去看望奶奶总是和她以及她的历史疏远了一步，在于书写着“我把手贴在她的脸上”是不是意味着一场梦？
那循环，那重复，那看起来像是历史闭合的系统，或许就是奶奶沉睡的梦。但是来自374页的故事是：“然后又删掉它。”接着是另起一行：“我写道：”我写道奶奶看到大街上站着一个小姑娘，写道她从阳台向小姑娘大声呼喊，写道奶奶只穿着袜子奔下楼去，写道她上气不接下气，写道她后来发现小姑娘不见了踪影——最后是横线之后的“结束”。但这似乎也不是故事最后的终结，而是《我从哪里来》的开始，回到第一章第一句，奶奶找不到那个小女孩了，她便呼喊着“克里斯蒂娜”的名字，这是她自己的名字，而呼喊变成了对历史的一次超越：“这事发生在2018年3月7日，地点是波黑的维舍格勒。奶奶87岁了，同时也是11岁。”
2018年奶奶87岁，她叫着“克里斯蒂娜”的名字，就是叫着自己，叫着11岁的自己——奶奶11岁，是1942年——那时战争已经爆发，就像街上女孩的消失一样，她进入到了某种历史之中。从第372页的故事结束，到374页重新“写道”，从374页的故事结束，到第一页的开始，历史在“我”文本中不断被梗更改，而这个“这是我吗”便成为一个和历史和现实、和奶奶和我有关的问题，当一次次写道又一次次删除，当87岁回到11岁，当“结束”之后是另一种“结束”，“这是我吗”是不是构成了可能性的历史？从返回养老院开始，从向奶奶说声晚安开始，“或许你已经回来过了，奶奶压根儿就没睡去。”故事出现了可能，于是在小心翼翼打开奶奶的房间，奶奶问了一句：“是你吗？佩罗？”“佩罗”是爷爷的名字，于是故事走向了歧义的可能：如果你说谎回答：“是的，就是我。”那么故事将在396页开始发展；396页里，你给她盖上被子，和小时候一样祝愿奶奶晚安，然后奶奶寻找你的手，她低声说：“挺好的，我们住在这里。”不知道奶奶所说的“我们”是谁，她指的“这里”是哪里，但是无论是谁，无论在哪儿，“毕竟有什么东西是好的。”于是第一次走向了故事的结束；但是如果那时你说了实话，“是我，奶奶，萨沙。”那么故事便会走向第339页；奶奶拉着我的手说要去维亚拉茨山找爷爷，“你说说，他去哪儿了？我的佩罗去哪儿了？”而我的回到又将故事导向不同的结局：如果我说：“爷爷已经死去好久了。”那么第396页的故事是继续：你说：“你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在你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自愿久久地守在龙群那里。”而另一种可能是没有说起爷爷佩罗的去世，于是走向了第366页的故事，园艺工正扛着剪刀守在玫瑰篱笆前，“剪刀刃就像是利剑。玫瑰篱笆四处蔓延。枝蔓像触角一样在风中晃来晃去。”你站在奶奶面前，一声不吭等待着什么事发生——到349页，奶奶想起了姐姐交给她的一些东西；跳到352页，奶奶和我一起上了车，快快离开吧；跳到342页，是关于龙的传说，“没有过去数千年那一次次移民潮，奥斯克鲁沙周围地区也就不会有龙。”于是在和奶奶下车时车里的灯熄灭了，世界陷入了一片黑暗……
从罗加蒂察养老院到乘车回到奥斯克鲁沙，再和奶奶一起上维亚拉茨山找爷爷，再到遇见了传说中的龙，乘坐龙找到了佩罗，再到回到养老院，这是我和奶奶的一段奇妙之旅，或者正是为了解开“这是我吗”这个和奶奶、和我有关的问题，问题有不同的寻找路径，有不同的展开场景，当然也有不同的结局：在寻找养老院的出口时，投骰子可能是奇数也可能是偶数，奇数是打开活动室北侧的门，偶数是打开活动室东侧的门；等着奶奶醒来然后把她送到养老院，或者当交通信号灯变成绿灯式和奶奶去奥斯克鲁沙；干渴时看到了泉水，如果是陷阱，你会躲到树林里；如果和女妖一起喝水，就会有另一个故事……可能性不断在演变，但是每一种可能又总是回到“结束”这个有些冷酷的词：361页的结局是养老院的游戏时刻到了，奶奶每次都会赢，“午饭吃的是火鸡肉加土豆和蔬菜。”368页的结局是，奶奶没有找到爷爷，但是她听到了爷爷在外面呼喊，于是关于那个姑娘，那个士兵，姐姐扎戈尔卡都出现在奶奶的世界里，她闭上眼睛又问了一句：“这是我吗？”393页的结局是，在山上遇到了魔鬼，奶奶说：“魔鬼对每个人来说都不一样。不管怎么说，照此看来，仿佛你的旅行。”但是之后的故事是：我帮奶奶脱掉了拖鞋，因为她是我幼年的善良女妖；400页的故事是，奶奶看到了那条龙，也找到了爷爷，“他留着髭须，穿着衬衫和上装。他看上去神采奕奕。奶奶一直觉得爷爷是这番模样，也一直这样说。”而我却发现了维亚拉茨山上的一条剧毒蝰蛇，当我认为这就是诗人阿兴多夫的时候，我闭上了眼睛看见了奶奶和爷爷，看到了外婆和外公，看到了父母最后一次度假给我带来的瓷鸟，“我睁开眼睛。奶奶和爷爷坐在那里，互相凝视对方。”而406页是最后真实的结局，一场葬礼举行，掘墓人担心棺材太长放不下，预留了弧度，有人踩到棺材上，“棺材已经下得够深，再说也不是那么倾斜。”
真正的“结束”？经历了可能性里的不同选择，经历了故事发展的不同结局，当以一场葬礼作为最真实的结局，是不是历史在看起来不那么倾斜中被埋了下去？当历史像棺材一样走向了葬礼，是不是一种死？通往历史之死的道路有多条，历史之埋入的结局也有多钟，萨沙·斯坦尼西奇为什么要设置这诸多的可能？“你可以决定这个故事应该怎样继续发展，你可以去创造你自己的冒险故事。”因为斯拉夫人喜欢冒险，所以进入不同可能的故事在他看来就是冒险，而冒险之发生，或者是在回答奶奶提出的“这就是我？”的问题，或者在解构“这就是我”的回到，“你是一个企业经济学家和一个重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家的儿子。一个黑社会女头目和一个过早离开人世的——是的，到底是干什么的？——人的孙子。农民的重孙，也是一个女歌唱家和一个艄公的重孙。你就是我。”只有在冒险中，“这就是我？”的疑问，“你就是我”的回答才会从历史中逃逸出来，才能进入到另一种关于可能性的定义中。
这就是虚构的意义，当奶奶在还没有健忘的时候曾问我，这本书写的是我们的事吗？我的回答是：“虚构是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而不是再现我们的世界。”不是对历史的再现，而是重构一个属于我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江河会说话，祖先会永垂不朽，“我心里所想象的虚构，我说，是一个由创造、感知和回忆组成的开放性体系，它可能会与真正发生的事实产生摩擦——”虚构和再现呈现出对历史的不同态度，而我之所以不选择再现是因为无法再返回历史，是因为历史已经是虚无，“事情就是这样：我出生的那个国度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了。”那个叫南斯拉夫的国家，当它变成民族冲突，变成战争，最后是解体，是消失，当“南斯拉夫”只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这是我吗？”才真正成为一个找不到归宿的问题，才真正需要虚构来重建历史——而重建的历史还是历史吗？
奥斯克鲁沙、维舍格勒和德国海德堡构成了和“我”有关的三个地理坐标，而这三个空间坐标恰好组成了历史的三段时间。奥斯克鲁沙是离维舍格勒不远的村子，是爷爷奶奶生活的地方，当最后这个村只有13个人成为最后的一代，奶奶在2009年重回了奥斯克鲁沙，那里曾经有爷爷奶奶一起的故事，曾经有奶奶的姐姐扎戈尔卡考上战斗机飞行员的经历，有太爷爷挖出的那口井和井里的水，有农民们十分信赖的山梨树，当然也有和我有关的历史。当加夫里洛问我从哪里来时，这个问题便成为一种身份的归属问题，我从哪里来指的是地理位置？指的是国家边界？指的是父母的来历？基因？祖先？方言？“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出身毕竟永远是一种身份建构！一种服饰，一旦它罩在你的身上，那你就得一辈子穿着它。”站在奥斯克鲁沙的土地上，加夫里洛告诉我的是：“你是从这里来的。你就是从这里来的。”而奥斯克鲁沙这个流传着“屠龙神”传说的村落，更是一种恶魔精神渗透在每个人的血液里，“那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奥斯克鲁沙！他们在这里扎下了根！繁衍了一代又一代斯坦尼西奇。而现在——现在就轮到你了！”萨沙·斯坦西尼奇，这个新一代的名字，和屠龙的祖先有关，和书写龙的自己有关，“书写祖先和后代。书写坟墓、桌布和幽灵。书写活下来的人。而现在无疑也要书写龙。”
这是和祖先有关的身份归属，而维舍格勒呢？那是和父母有关的故乡，那是和出生有关的历史：1978年3月7日，我出生在德里纳河畔的维舍格勒，“在我出生前的几天里，雨渐浙沥沥地下个不停。”母亲是铁路工人的女儿，研究马克思主义，父亲是企业经济学家，他们在战前的星期六河边上跳了一支舞，后来再也没有跳过，而当我在那个雨夜降生，维舍格勒便只留下了记忆，“维舍格勒是母亲对雨夜里一家医院的讲述，是强盗和绅士穿过大街小巷的匆忙与喧嚣，是指头间松针的柔软，是奶奶家里充满无数气味的楼梯，是滑雪橇，是学校，是战争，是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它和南斯拉夫这个国家名字消失的历史有关：1991年，我有一台C-64电脑，我有许多书开始了自己的冒险之旅，我有喜欢的球队：贝尔格莱德红星队，有一只名叫印第安纳·琼斯的仓鼠、两只虎皮鹦鹉，经历过一次几乎不可能的旅程，与父亲观看了一支令人难以置信球队的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比赛，有一条红白相间的围巾——诸多的“有”构成了1991年的记忆，但是这一切都被那一个“无”所吞噬：再没有南斯拉夫了。
维舍格勒是我生命的起点，是南斯拉夫历史的终点：1990年，萨格勒布发电机队和贝尔格莱德红星队比赛时发生了骚乱；1992年，南斯拉夫国家队解散了；1992年8月，塞族共和国的军队血洗了离维舍格勒不远的一个村庄，26人失去了生命；2001年，俯卧撑世界纪录保持者米奥德拉格·斯托扬诺维奇·吉德拉在他的车里遭到枪杀——一颗子弹打中他的脖子，五颗打中胸膛。这是一个国家走向终点的悲剧故事，而这个国家，曾经是“优秀者的天堂”，在体育领域优秀，在战争中优秀，在和平时优秀，在战争与和平之间优秀，远离各种结盟，“在南斯拉夫的描述中，大家都拧成一股绳，同心协力追求同一目标，不管年龄、性别、职业或者种族差异，人人平等。”而这种多民族思想的黏合剂根本无力承受民族主义情绪的潜在性破坏，于是出现了关于国家的新叙事，它以博得喝彩和慷慨激昂的演讲为叙事类型，以80年代迷失方向的政治、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为叙事框架，以薪水微薄的人、当今的失业者，以及数百年前阵亡的战士为主要人物，叙事的意图是：“行动起来，创造新的英雄行为！”
“我是混血儿。“这是多民族的南斯拉夫的写照，而“混血儿”最后走向的是消失，“在南斯拉夫国徽上，六个火炬在为六个民族燃烧，周围镶着麦穗，上面烤着五角星。孩童时代的我觉得这国徽很棒。与此同时，他也在问自己，为什么小麦或者五角星没有燃烧起来呢？”因为它被维舍格勒的那场雨浇灭了。而当战争爆发全家成为难民，德国海德堡成为和我成长有关的城市，那也是一个下雨的城市，下雨意味着偶然，“他很久以后才会意识到，成为一个海德堡男孩是一个偶然。他称偶然为幸运，称这座城市：我的海德堡。”在海德堡，渐渐去掉了“南斯拉夫”和“难民”这两个词，渐渐学会了说德语，渐渐学会了和同学在一起，这一切似乎在改变着海德堡的“偶然”：结交了德国女友里克，好朋友成为家里的客人，在阿拉尔加油站聚会讲着文学，所有一切都是为了重新书写自己的历史。
从奥斯克鲁沙到维舍格勒，从祖辈到父辈，他们的历史充满了传说和传奇，充满了英雄和恶魔，而这一切似乎也象征着南斯拉夫的命运。奥斯克鲁沙的那条龙为什么会鲜血直淋？公墓里为什么会有关于蝰蛇的传说？蝰蛇，Poskok，它是毒液，它是开杀戒，“Poskok意味着：一个孩子——我？——和鸡舍里的一条蛇。Poskok意味着：阳光，它透过木板缝隙切开尘雾弥漫的空气。Poskok：一块石头，父亲将它举过头顶，要打死一条蛇。”蝰蛇会蜕皮，蜕皮意味着卸掉面具，于是这个poskok有了另一个名字：约塞普·卡尔洛·贝内迪克特·冯·阿兴多夫，他是浪漫主义诗人约瑟夫·冯·艾兴多夫，词语的戏仿揭开了书写的寓言，不要poskok，不要蝰蛇，不要屠龙，不要传说，不要英雄，不要“混血儿”，就像阿拉尔加油站的文学，“除此以外都是现实主义的，绝对如此。英雄们的动机就是证明自己，或者向他人证明什么。”没有英雄的时代，对于我来说才是一个需要文学的时代，所以，我的反抗就是适应，“我反抗的是对出身起源的神化和民族认同的幻象。”不是屠龙神，不是蝰蛇，不是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而是一种归属感，在文学的书写上，归属就是在支离破碎的事物之间架起桥梁，“我要让一个个故事行动起来，跨越我们之间的一切障碍。”
让故事行动起来，在传说中反抗，“我已经厌倦了回忆的欺骗性，也逐渐厌倦了虚构的欺骗性。”回忆会带入歧路，虚构会遗忘历史，“这是我吗”的疑问充满了寻找归宿却一无所有的尴尬，于是在矛盾的世界里，在冒险继续而以葬礼结尾的书写中，像奶奶最后说的那样，“这个女人，埋的就是她。”她是自己，是回忆里的自己，是1942年的自己，是被写进书里进入梦乡的自己，那口棺材终于被人踩了下去，“棺材已经下得够深，再说也不是那么倾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