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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S29·2041021·0714 |
| 作者：杨克 | |
| 出版：海风出版社 | |
| 版本：2002年11月第一版 | |
| 定价：8.00元 | |
| 页数：627页 |
《2001中国新诗年鉴》选了197人的诗作。从这一年开始，取消了“序言”制，开门见山，直奔主题。《2001中国新诗年鉴》在“第一卷”的“年度推荐”里，推出了很多日后在诗坛产生影响的重要诗人，如宇向4首，宋烈毅3首，胡续冬4首，小引3首，张海峰1首（长诗节选），王顺健3首，花枪4首，庞余亮2首，汗漫4首，沈娟蕾5首，代薇3首，轩辕轼轲3首，此外，还推出了另一位“80后”诗人木桦的4首诗。从这次的“年度推荐”可以看出，编者在选择诗人时，所依从的是诗歌的艺术品质，而非意气用事的民间立场之争。在“第二卷”中，入选了一些非常有实力的诗人诗作，比如李亚伟、王小妮、伊沙、尹丽川、黄礼孩、侯马、吕约等。
他家是一个司令部 满地的《非非》
油印机旁边放着灯 他妈妈在隔壁午睡
为诗歌牺牲的夫人 买菜 做饭
眼看着儿子堕落下去 成为第三代人
母亲永不告密 她知道这么写 要倒霉
“你出门要小心啊 杨黎！”
——于坚《成都行》
于坚从云南来到了成都，他的成都之行主要的活动内容是拜访诗人，他见到了何小竹、吉木狼格、石光华、周佑伦，但是他着墨最多的却是胖子杨黎，在一家火锅店，他一眼就认出了杨黎，他说杨黎“精通麻辣”，还生男育女，与“指标对抗”，他“啃着卤鹅头 写动人的诗”，后来于坚还去了杨黎家里，看到了地上铺满的《非非》诗刊，油印机旁边还放着灯，当写道杨黎的妈妈时，他称她是“为诗歌牺牲的夫人”，当看着杨黎成为第三代诗歌的代表，“眼看着儿子堕落下去”，她对杨黎提出的忠告是“你出门要小心啊”！
于坚这样说，杨黎似乎真的在堕落，而实际上，于坚的成都行是发现了另外一个诗歌的世界，成都作为“阴郁的大西南”城市，是“盛产美女的洼地”，但是“到处是天才的卵子”，却被“李杜诗篇/一颗颗腐烂”，而杨黎似乎并不在意这些，“他的眼镜架用胶布绑着 脚趾头从皮鞋的/左边露出来”，诗集放在房间里，像是放着炸药，而诗人和诗人的谈话，“随时要小心被偷听”，所以杨黎母亲的忠告是让他走在街头不要把自己当成诗人，因为外面到处是评论家，到处是敌人，但是对于杨黎来说，生活是啃着卤鸭头也写动人的诗，是精通麻辣也油印诗集，当然光明正大出门不怕评论家也是杨黎的作风之一，于是于坚终结他的成都之行：“成都 诗人的天堂 行吟江湖上/天地莽苍苍！”
成都之行于坚有了收获，而且他也从杨黎身上定义了诗人，行吟江湖的诗人需要时间来证明自己，而“天地莽苍苍”成为他们特立独行的标志。但是，杨黎母亲的忠告是不是确有其事？“出门要小心”是不是真的会碰到评论家？这些疑问杨黎在一首《在街上》的诗里做了说明，“我走在大街上一个人口袋里没钱/两个少女站在远处评论着”——评论的是两个少女，少女的评论并不指向他的诗，她们说到的是“阳光下的广告牌”，是一部电话和几个号码，是美妙的新生活美妙的新世界。但是对于杨黎来说，在街上除了和自己无关的少女，他也因为雨点打在了自己的脑袋上而抬头，看到了高高的脚手架，“工人们正喊着号子日夜加班/一幢大厦拔地而起/一幢大厦已开始装修墙面”——在街上的这一切如何成为杨黎笔下“动人的诗”？
在街上其实变得无聊，生活本身也是无聊，没有评论家，没有敌人，行吟江湖的诗人口袋里也没有钱，与其说杨黎母亲担心他出门，不如说杨黎自己不想出门，因为外面的世界的确太过无聊，每天的每天都构不成诗意：
星期一上街打酱油忘了带瓶子
星期二楼下卖报纸的张大爷
递给我一张早报
星期三站在窗前想起昨天
我走了我再也不回来
星期四上午下雨下午下雨
等到晚上天晴已是很晚
星期五进来出去上来下去
我指着一条宽敞的大街
像指着身后的一间屋子
星期六那已经不是从前的星期六
从前的星期六已经一去不返
而且过了这个星期六
又将是另一个星期六
啤酒雪糕下岗做爱
床上放着一件干净的衣服
星期天想睡一个懒觉但没有睡着
从星期一到星期天，时间在周而复始，生活也在重复，它们是打酱油、买报纸、下雨天晴、进来出去，以及睡懒觉，当“宽敞的大街/像指着身后的一间屋子”其实意味着日常生活的可能诗意化，或者说诗歌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那条宽阔的大街到油印的《非非》，诗歌本质上并没有改变什么，而诗人口袋里没有钱有时候也是一种行吟方式，也是“天地莽苍苍”地活着。于坚命名了成都和诗人，杨黎演绎了生活和故事，在互文和回应中，他们似乎都在阐述一个问题：诗人何为？
这是2001年的诗坛，当世纪初真正开始，诗歌仿佛还没有走出无休止的争论：这一年“下半身”词条入选《中国文化批评年鉴》，90年代中国大陆少数几家真正前卫民刊之一的《自行车》复刊，《诗江湖》网络版和纸质版同期亮相，《非非主义流派专号》出版；这一年王晓渔在“文化先锋网”上说于坚像诗歌巫师，百晓生认为《2000中国新诗年鉴》可砍去三分之一的篇幅，因为从这本诗集里根本看不出“民间”这个词的有效性。当然2001年针锋相对的观点依然在民间立场和知识分子传统之间展开：郜元宝在《离开诗》的文论中说：“今天，无论写诗的还是读诗的，都处在没有传统、没有诗意、没有基本的语言规范的‘生活世界’。”他认为，现在的汉语诗歌创作所依据的是一个残破的、非法的、被严重误解了的、很可能走向衰亡的传统，一方面杀死了真正的古典主义，另一方面则滑向了“伪浪漫主义”，所以他喊出了“离开诗”的口号，“离开所谓的诗，转过身亲近我们的传统，亲近我们的生活本身，通过其传统并不像诗歌那样被连根拔起的其他一些文学形式——我指的是小说散文之类——努力修补我们的已经破败不堪的语言，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也许那离开的还会与我们重逢。”林少阳以杨克的诗歌为例，分析了八九十年代新诗创作中的口语化倾向，他认为，口语化诗歌是大众文化的表亲，它源于日常语言又超越日常语言，但是知识分子所强调的多义性隐喻被口语化诗歌所忽视，它在追求“讽喻”的同时，冲淡了诗歌的音乐性、意象的浓密性、对潜意识的深入性以及意义衍生的多义性，甚至他认为八九十年代的诗歌口语化是“自我意识的喃喃自语”，“口语化诗歌代表了作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分支的诗人们的乌托邦在一个时代的破灭。”苍耳则对中国近二十年的先锋诗进行了考察，他认为先锋诗具有原创性、开启性和突破性的特点，但是从荆冠到皇冠，再到牛仔帽、花边头饰，最后被人宣布是魔术师的帽子，“于是便一哄而散”，他认为先锋诗具有三种指向：从隐喻到转喻，从反讽到喜剧，从独语到双声，“换言之，对峙性更多地转换成对话性，可能性更多地取代了现成性，整一性更多地凸现出异己性。”
郜元宝、林少阳、苍耳似乎都在维护知识分子写作立场，而伊沙作为口语诗的代表人物，他肯定“有话要说”，他认为，很多人说口语诗简单，其实他们是在败坏口语诗，“语言上毫无语感，回到日常却回不到现场，性情干瘪，了无生趣——所有口语诗的要素皆不具备，像一群大舌头的人。”许多年前他提出的观点是“口语诗不是口水”，而现在他修正说：“口语不是口水，但要伴随口水，让语言保持现场的湿度，让飞沫四溅成为语言状态的一部分。”而说这些话的时候伊沙就是在“飞沫四溅”的状态中，他说：“真正的诗就是要激怒知识分子——这话我说的，于2000年的中国。”他说：“在李白的诗中，我读到了他的狐臭，一个杂种的明证。”这种飞沫四溅的状态似乎是一种意气用事，而年鉴选录他的那首《夕阳无限好》似乎也并没有如他的其他诗歌那样保持着语言足够的湿度，“那一城的繁华全在呀/每一条道路都将抵达/不似我每日所见/长安的夕阳/它是那么平常/再盛大/也只照耀/古墓的阴冷/废都的荒凉”……
夕阳无限好，是繁华，是盛大，却也是阴冷，是荒凉，这是两种立场的反应，而在诗歌世界里，这种对位的存在的确有着对话的可能性，而对话者必是诗人，所以又回到于坚和杨黎诗歌中的那个问题：诗人何为？在年鉴里，有几首诗关涉的就是诗人的本体性：欧亚的《接近》里写到了写诗的诗人“写到眼睛痛”，当眼泪不由自主地滴下来模糊了诗句，诗人的内心反倒激动起来：“自己已经接近了荷马”；周鼎的诗歌《嘶》则描写了这样一个场景，“我抱起牙牙学语的小外孙女/外孙女/咿/咿/外公我/嘶/嘶/嘶出外孙女一泡热尿”，“嘶”非风非雅非颂、亦赋亦比亦兴，“嘶”不欧化、不日化、不五四、不延安，“嘶”是一种超言说的言说，反意义的意义，是“绝对非诗也”，但是“嘶”所构成的日常却变成了一种诗的表达；刘春的《基本功》则讽喻了诗歌写作，“在成为诗人之前，请准备泪水和酒/准备精力，广交女朋友，来一场柏拉图/或者动真格，然后失恋/准备《圣经》、博尔赫斯和艾略特的名句/在必要时诵读；/准备手帕，遮羞，或者哭泣”，还有准备存折供评论家开销，准备“下半身”加深读者印象，准备纸、笔和镜子，在灯火阑珊处“自己打量自己”——成为诗人之前要做好准备，成为罪犯、妻子、贪官之前也都要做好准备。
写诗滴下了眼泪就成为了荷马？“嘶”所构成的表达是诗意的体现还是对诗歌的消解？成为诗人之前要做好准备，是不是诗人的一种庸俗化？诗人被反讽，被揶揄，被解构，那么，诗人和诗歌到底该走向何种道路？实际上，诗人和诗歌的遭遇也是这个时代的通病，世纪初之前是世纪末，当世纪初并没有完成对秩序的构建，世纪末其实一直在延续，这种世纪末的情绪反映在两方面，一种是面对这个世界的遗憾和无奈，尤其是在表现“故乡”的失去时，“一个未老先衰的汉子/抱着孩子千里南下/被淹没在南方的高楼/一步一步地寻找/他认不出远离故乡的妻子（花枪《轮渡上小孩在哭》）”城市接纳了更多的人，也吞没了家、亲情、记忆的存在：种菜的父亲走完了拖泥带水的一生，“城市欢迎灰尘，并不欢迎灰尘的父亲/就像我们欢迎蔬菜，却一再拒绝/送菜的人（张执浩《一棵白菜》）”从乡村来的母亲穿过了城市的车流，“我的母亲/离开我的搀扶/独个儿穿过了马路（小海《对岸的母亲》）”农民工消失在城市的人流中，孩子们在飞机跑道上放风筝，“四季的稻浪上/将崛起高楼和市场经济（徐南鹏《农民》）”杨克在东莞遇见了一小块稻田，“青黄的稻穗/一直晃在/欣喜和悲痛的瞬间”，沈浩波在回答路人“四惠怎么走”时说：“他们的村庄/被地铁和一排高高的栅栏挡在背后”，汗漫在《移居上海》后发现自己住在二十层的孤岛上，“周围是高架桥、明珠轻轨线、车流、速度、广告、美人”，凌晨听到的似乎是一声牛叫，却原来是附近双牛皮鞋厂发出的声音——这个世界有商品，有市场经济，有广告，有信息，却逐渐将一切物化，潘漠子在《东门市场》中说：“我把身体交给东门市场/让它流通/在买声里一层层脱落/在卖声里一件件裹紧/活着是如此简单/在东门市场/卖身，就是卖了从前/买身，就是买了未来”
身体被买卖，情感被买卖，时间被买卖，当故乡不再，对于世界的遗憾和无奈又会转化为另一种情绪，那就是讽喻。被迫喝矿泉水，被迫买影碟机，被迫开车兜风，被迫找银行贷款，被迫做一个健康人，这一切的被迫却被称为“民主”，“我想你见过 在影视中见过/那在湖水边奋力掷石子的人们/石子激起一串串涟漪，一点点/远去 并归于虚无(徐江《民主》)”老百姓的口袋慢慢鼓起来了，火车、飞机、厕所和鸡蛋都在涨价，于是，“无钱回家的妹妹/在天桥上/看见乞丐的钵子/换成了大号的（宋晓贤《肥年》）”这种生活是路也笔下的《单数》：棉被一床，枕头一个，牙刷一只，毛巾一条，椅子一把，照片是单人照，窗外的杨树只有一棵，“还有，每月照例徒劳地排出卵子一个”，在这样一个单数的世界里，韵母找不到声母，仄声找不到平声，火柴皮找不到火柴棒，抛物线找不到坐标系，单数就是一个“1”，以孤单为使命，以寂寞为事业。但是不是单数就是一种幸福？非亚写道了《两个人的生活》，“两个人的生活 从这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两个人的生活，从侧面看，/好像能够穿越墙壁。”但是从这道门到另一道门，隔着中间的规矩，隔着沙发或床，隔着无声的空气，两个人坐着就像两个机器人，“说不上/是感恩，也说不上是什么表情，他们如此平静，/不痛哭流涕。”
在讽喻的世界里，那些曾经被命名的东西都已经被异化了，不管是单数还是两个人，都在孤单和寂寞、平静和麻木中生活。但是，讽喻至少还有一种指向，如果连指向也不存在了，是不是整个世界都被消解了？李红旗在《吃过晚饭，我们玩捉迷藏游戏》中写道了一种对规则的破坏游戏，他和老郭玩捉迷藏，起先是一个人藏起来一个人找，后来再对换，从厕所到四间房间，两个人轮流玩着，但是最后这种游戏走向了终结：“我来到房门口，悄悄/把房门打开/来到了街上/啊，天色已经不早了/我把手插到口袋里/一直往前走/再也没有回去”——轮流捉迷藏，而且只在房间里，这是游戏最基本的规则，但是当我“悄悄”来到街上，并且“再也没有回去”，不仅让我成为一个永远找不到的失踪者，而且对于老郭来说，则是游戏永远没有结束。当我走上街，是一种得意，也是一种残酷，对规则的破坏如此轻易，甚至也从来不会想到如杨黎母亲的忠告：“你出门要小心啊！”
李红旗制造了另一种游戏，而这种游戏化的生活正是讽喻之外的消解，“一只苍蝇飞出去，撞在上面/一只苍蝇想飞进来，撞在上面/一些苍蝇想飞进飞出，它们撞在上面”，宇向在《圣洁的一面》中描述的是“圣洁的对面”，苍蝇在飞在撞，苍蝇盲目地挣扎，“我想我的生活和这些苍蝇的生活没有多大区别/我一直幻想朝向圣洁的一面”，人和苍蝇没有区别，也是在盲目地挣扎，也在以幻想的方式朝向圣洁的一面——幻想中的圣洁，就是不再圣洁，它是世俗而庸俗的：什么是爱情？“不相信爱情。/所以你爱我。”宇向在《所以你爱我》中以悖论的方式阐述了爱情：不相信爱情而爱上我，以抓阄的方式爱上我；什么是历史？“历史是无数的死亡和无数的没有记载/无数的无声的哭嚎无数的无形的墓碑/无数的无数（郑敏《一个记忆》）”什么是死亡？有人死了，有人正在死，有人继续装死，有人梦着死，还有人“吹着口哨/东张西望地找死”，还有人望着窗外“回忆死”，在各种死亡里，作为活人的我“卡在中间/浑身上下痒得要命(冷面狗屎《活卡》)”什么是革命精神？国立余姚中学读书的黄明一九四一年秋连夜上了四明山，后来被叛徒出卖牺牲，解放后政府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个乡，但是，“一九九八年/余姚撤乡并镇/黄明乡从地图上消失（篱笆《烈土》）”
爱情、历史、死亡和革命精神失去了崇高性、纯洁性和敬畏感，它们都成为日常的一部分，在日趋平面的世界里，所谓意义都变成了某一个词汇，甚至连对圣洁的幻想也不存在了，就像杨克在《工作手记》中说：“这是一个聒噪的时代，私语的时代，众声喧哗的时代。”于是活着也仅仅是活着，2000年的时候活着，2001年的时候也只是活着：
十一岁那年 教室成了灵堂
我参加毛主席的追悼会
老师让我哭
从此后的几次追悼会
我都会在别人撕裂心肺的哭喊里
流出一些泪来
直到1991年
我的一位小我十岁的女学生死于车祸
1992年大我两岁的同事死于山洪
1995年与我同年同月的牌友死于劫匪自制的手枪
1999年曾治愈我肝炎的医生朋友
在四十岁生日前一天死于肝癌
2000年我女儿班上八岁的小同学死于绑架
每次追悼会上我头脑一片空白
每次从殡仪馆回家的路上
我都会拍拍脑袋
以此来告诉世界
顺便告诉自己我还活着
——卢卫平《追悼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