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2-08 朱大可：一段红色的“盲肠”

         对于朱大可，我是先见到他，然后再读他的文章。
        2年前，我和他的相遇是一个小事件，是关于文化的一次小城之旅，当时我们邀请了网络文学的一些青年，朱大可因为时尚略带前卫的批评文风而受邀，当时同来的还有和他在同济大学的张闳。年纪略大点的朱大可显然在这批以网络为阵地的青年作家眼中是被尊重的，他也和大家一起探讨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与网络传播以及网络文学的发展趋势与特点等议题。而那天晚上“对话作家”中，他对“网络文学现状”、“传统文学与网络的碰撞”、“严肃文学批评的困境”、“人本主义与国家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的关系”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观点阐释。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朱大可，在这次文化活动中，我还获得了朱大可亲笔签字的《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一书，那书后来一直不曾细读，而在今年，我从书店里购得了他刚出版的新书：《记忆的红皮书》，才真正从文字上认识了朱大可，认识了他那感性和理性交织的隐喻式书写。

       “我最早的记忆起源于两岁时的一场噩梦：几架黑色的飞机追击着我，而我则在大地上逃亡。事后才知道，当时我开始沿着大床的床沿奔跑。黑暗中没有摔下去，真是一个奇迹。外出做客的父母进屋开灯，见我正在梦游，赶紧把我叫醒。我清晰地记得从恐怖的梦境转向温暖的现实的那个过渡的意识片段：我看见了昏黄的灯光和受惊的父母，但噩梦的图像还没有消褪，它与现实的场景发生了融合。”

        这是朱大可“迷津里的少年行旅”，而在半个世纪后的回忆中，这些片断呈现出童年少有的那种红色，迷乱而遗世独立，在国家宏大叙事面前，少年红显出对那个时代特有的粘稠感──无法背离，只有观望。

        物质的贫穷是那个时代的特征，而思想的失忆是最大的悲剧，朱大可在饥饿的青春里寻找乐趣，寻找大革命时代的个人记忆，而这种寻找，对朱大可来说是批判意识的成长，是书架、音乐以及上海这个现代化城市里的隐喻主题，病态的美无时无刻不在朱大可的记忆中留下烙印，而他的反抗不仅在那个时代具有鲜明的反叛，而在现今这个迷茫的时代仍有战斗的激励作用。
        在我的记忆中，朱大可是儒雅的，却不古板。在他的个人叙事里，一定有着为大众启蒙的精英意识。“上海太原路二十五弄十号”是他精英道路的起点，旧法租界的中心，“四周的邻居除了少数平民，大都是大资本家、高级医生、大学教授、电影导演、少数共产党高级干部和外国侨民”，这些特定的环境是大革命时代的斗争重点，也构成了童年朱大可对精英的潜意识膜拜，音乐、图书、戏剧，这些属于精英的文化因素也是朱大可童年的记忆中心。而当童年的一切推翻之后，对于朱大可来说，那不仅是记忆的沦陷，更是对精英被边缘化的不甘心，所以，在朱大可的个人叙事上，一种凌驾于历史和现实之上的精英拯救话语开始弥漫，而他所对抗的就是当今网络哄客为代表的流氓话语。
       《记忆的红皮书》，被朱大可自嘲为“盲肠”之作，是他面对“口水化垃圾化”的文学时代的愤怒和愤怒之后的无奈。走出记忆的红皮书，对于朱大可的使命，当然是继续知识分子还没有完成的启蒙教育，而他的启蒙多少显得犹豫，甚至有些自我矛盾。“大众鄙视精英成为时尚。”朱大可认为知识分子逐渐被大众抛弃，不过所谓“大众”，比起如今仍旧在沉默的大多数，仍旧是一种少数，“除了网络大众之外，目前中国的最大群体，仍旧是沉默的大多数，很少有人为他们代言，也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朱大可不无忧郁地认为，“沉默的大多数”一旦上网发言，最大可能是重蹈网络哄客的覆辙。
        对于所谓的大众及“沉默的大多数”的模糊界定，使朱大可容易站在自己的对面，他曾经是文化思潮的参与者与主导者；如今，他害怕自己话语亦淹没于民众口水的汪洋之中。对此，他无奈地叹道：“个人话语的螳臂，又何以能阻止汉语衰变的历史巨轮？”所以1993年远赴悉尼，朱大可在地球那端彻底与文学隔绝；直到2001年回国，与文学毅然“离婚”，转向文化批评研究。
        既然不能阻止大众反讽的潮流，为何还要如此辛苦固守自己的那套知识分子话语，而我从对他的阅读中，隐隐感到，朱大可陷入的二元悖论是关于话语主体和话语媒介的，却并不关乎话语内容，所以，在他越来越融入到互联网推广他的文化批评的时候，自己又无意识地借助大众话语还原知识分子身份。
         当然，我对朱大可的阅读就像他所说的那样，可能又是一种误读，但是，从阐释学的角度来说，批评是无限可能的，尤其是面对这些主题远远躲在背后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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