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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B86·2210207·1732 |
| 作者：【美】海登·怀特 著 | |
|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 |
| 版本：2019年03月第1版 | |
| 定价：80.00元当当40.0元 | |
| ISBN：9787305211522 | |
| 页数：444页 |
海登·怀特被誉为人类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从1973年出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专著《元史学》以来，怀特的作品对于历史学、文学研究、人类学、哲学、艺术史、电影传媒研究等将叙事学作为关注焦点的学科而言意义非凡。《叙事的虚构性》副标题：有关历史、文学和理论的论文（1957-2007），本书汇集怀特于1957-2007年间写作的、未被收录过的23篇重要论文，按时间顺序构成怀特的思想自传，收录论文涵盖了历史、文学、理论等诸多领域，内容涉及多位思想家，探讨诸多主题，展示出怀特思想的多面向特征，使怀特的主题详尽化、情景化、情节化。本书由罗伯特·多兰作序，他巧妙地将怀特重要但难得一见的文章汇集成册，研究探讨他关于历史书写和叙事的革命性理论，怀特在序言中说：“我认为，在收集我自己早年的论文中，无论在哲学还是政治方面，他所表现出来的年轻的理想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验的积累，早已深深地感染了我本人。”
《叙事的虚构性》：为未来立法的“元史学”
我们面对未知的焦虑驱使我们去拥抱那些我们选择为必要的虚构的东西，它造就了我们的过去。
——《何为历史系统？》
关键词：选择，选择是一种必要，选择是一种权力，选择是一种创造，在必要、权力和创造的“选择”面前，选择其实在历史学中空出了一个容纳其身的位置，这个空出来的位置在海登·怀特看来，甚至是一个“虚构的东西”，它所指向的是构建行为，而构建的不是未来，而是过去，因为在他看来，历史的过去，不是生物学意义的，不是被赋予的，“必须以与建构我们社会文化系统相同的方式，来构建我们历史的过去。”只有构建了历史的过去，才能构建未来的行为模式。
生物系统和历史系统之间存在的区别，怀特引用的是日本武士自杀这一例子。在他看来，武士道精神具有一组遗传性特征，它是作为一种习惯来发挥作用，甚至如同本能，遵循武士道精神规范要求而行动的武士，就是和动物的反应一样，他们的行动是一种“自动或机械的行动”。和这种本能性的自动行动不同，当有人在应该自杀的情况下没有选择自杀，而是继续生存下去，则代表了一种物种变异；当数量相当多的人没有选择遵循武士道精神，以“羞耻”的方式选择了另一个“代码”，那么这一现象就是物种突变。从本能式的自动到自觉和有序地选择生存的“物种突变”，就形象地描绘除了生物系统和社会生活系统之间的差异——生物学指向的是遗传，社会生活系统中的历史指向的则是过去和未来之间可选择的重塑。
但是历史学家似乎也以遗传的解释来阐述历史系统，他们认为社会文化的变化或连续多代的延伸过程就是一种遗传，就是一种文明的消亡和另一种文明的诞生。但是怀特认为，历史系统中的革命不会自动发生，它是人们普遍不满的表现，所以社会文化系统是不会本能式地死亡的，它只是被抛弃而已，而新的社会文化系统也不是一种诞生，“它们只是那些决定把自己的未来重新规划的活着的人所建立的而已。”否定历史系统具有生物系统的遗传特点，怀特所要表达的就是这样一个观点：历史的过去是可塑的，而遗传的过去是不可塑的，可塑的过去对人类来说，就意味着从中可以选择构建自己未来行为的模式，这种选择性的构建就是以理想祖先代替遗传祖先，也就是历史发生中的“追溯祖先替代”：“追溯祖先替代是历史系统构成的一个重要成分，其标志是，每一个社会都认识到它给个体造成的各种矛盾冲突并且试图提供升华的方法。”
追溯性提供的祖先成为实际的遗传祖先，让个体完全接受了他所选择的系统，并将其作为一个“合法的代理”，“过去”便会成为一种社会文化实体，所以那些声称“客观”的历史研究，在怀特看来，无论如何煞费苦心指出这种选择的祖先不是真正的祖先，“度阻挡不了系统中个体的选择权”，由此当面对未知的焦虑时，我们就应该去拥抱那个“构建了我们历史的过去”，从而去构建社会文化系统中的历史系统。过去是可塑的，祖先是被替代的，历史是构建的，当怀特跳出生物学系统的本能约束，他实际上重新定义了而历史学和历史哲学，在1973年的《当代历史哲学的政治》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史学最终是一种社会行为模式而不是一门知识学科”，在本书献给本科老师威廉-J．博森布鲁克的“序言”中，怀特更是提出，“历史是，也只能是一门艺术”，真正的历史，是需要书写的。历史学是一种社会行为模式，历史是一门艺术，历史需要书写，这种对历史的定义突出的就是构建过去的行为意义，它所批判的就是“严格的”历史学，即传统的所谓的“客观”的历史研究，它只是“口头叙述的历史”，“充其量只是某种原始材料而已”，它被视为经过训练的记忆，被认为是修辞和伦理学的一个分支。
针对“严格的”史学，怀特基于构建过去的社会行为模式，提出了“元史学”的概念，在他看来，“严格的”史学是政治和社会妥协主义者的历史观，或者是想让社会保持一成不变的保守派，或者是只改变细节对基本社会结构不触及的自由派，他们构建的诗学是为它所服务的集团提供某种共识，但是对其他集团不具有任何吸引力。但是“元史学”是“社会创新的历史观点”的代名词，是为未来立法，是“对使用一个可以预期的未来愿景来构建一个人对过去和现在的叙事”，甚至激进于像社会改革者那样，介入或对抗社会。所以在怀特看来，“元史学”承载着历史哲学的使命，“我们对过去的研究，也许只有通过对其文化效用的彻底质疑，才能为拯救人类这一物种做出贡献，这，正是我们作为思想家应尽的职责。”这正是怀特在1969年的《思想史的任务》提出的创见：当思想史在文化生活中的过渡时代出现，它的任务就是从“历史的角度”，区分“哪些可以继承，哪些应该摒弃”，就像兰克的使命一样，思想史学家要“真实地”重建过去——“过去是指一个时代的，或过去的思想或精神基调，而不是指它的政治或社会机构。”
很明显，思想史和史学家的任务是“真实地”重建过去，而这一种使命来自于对未知的焦虑，后现代主义似乎就是这种焦虑的体现——当历史进程的“自然”过渡被中断，当历史现实转瞬变为另一个历史现实，焦虑便出现了——后现代主义似乎就是一种对现代主义的全面否定中出现的，全面否定便是一种中断，便产生了未知的焦虑。但是这种焦虑在“元史学”构建过去而为未来立法中却“提供了非常健康乐观的态度”，因为它建立在对历史遗产的旧事物的态度之上，它的目的就是如海默发布教授所称的，是“拒绝文本固定性”的一种行为，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的核心就是对“文本主义”的偏见，在否定“文本主义”的固定性中，后现代主义就是拥抱了“我们选择为必要的虚构的东西”，它与文学艺术相关，而这就是博森布鲁克把历史视为一门艺术的观点体现，它挑战的是理性，挑战的是想象力，所以怀特说：“换言之，我想最后回到亚里士多德的洞见，没有诗歌的历史了无生气，如同没有历史的诗歌令人乏味。”
后现代主义拥抱了虚构，直抵艺术和文学，这就是历史行动者面对未知的焦虑所采取的“技巧”，所以在方法论意义上，怀特认为，虚构的个体活动的真正技巧，就是叙事，“通过对事实的叙述化过程，假定由科学或‘客观’规程支撑，历史学研究将自己定位于神学和形而上学界限之间，成为心理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人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新兴‘治疗’方案。”那么历史叙事如何在以“客观”的零度社会政治范式中，定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习？如何在“现实主义”中让证实的事实具有“历史的本质”？1996年的《历史的和意识形态的叙事》中，怀特详解了叙事的意义，在他看来，叙事本身就是一个非中立的媒介，它以完美的透明性表现虚构或真实的事件，“是一个独特的体验和思考世界及其结构和进程的话语表达方式。”布罗代尔和巴特对史学叙事提出了“指控”，他们认为，历史叙事是意识形态的，它把历史事件变成了一种戏剧，读者成为虚拟的观众，他们所看到的是作为超人的演员扮演比自然更神秘的“力量”“角色”，观众对场景只有惊叹，却不可能让自己设身处地地占据那个具有神秘力量的位置；而卢卡奇认为，叙事与意识形态之间是复杂的方式和目的的关系，叙事不仅是意识形态的生产方式，更是一种观察世界、建立意识形态的思维模式，所以它也产生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又有助于对现实的叙事理解。
不管是让观众成为虚拟存在的戏剧式的叙事，还是产生意识形态的叙事，怀特认为，历史叙事具有一种解释效应，“来源于强加在事件身上的一个特定的情节结构所赋予事件的连贯性”，也就是说，叙事可以解释真实事件，但是它更重要的是在特定结构中赋予事件连贯性，所以历史叙事不是意识形态的，也不完全是科学的，而是“第三种话语”，“它特别适合表现一种既能讲故事又能经历故事的动物。”历史学家的人物就是发现“真实”的故事和隐没在杂乱无章的“事实”中的故事——发现，就是一种行为模式，怀特在“发现”中赋予了历史叙事的最重要意义，那就是“情节化”，情节所区别的就是故事，讲述特定的一组历史事件，是在内容的形式层面展开的，它就是故事，而情节化则是在“表达的本质”层面的操作——情节和故事的区别在怀特1972年的《历史叙事的结构》中得到了更具体的阐述。
在这篇文章中，怀特一开始就廓清了叙事的历史和历史叙事的区别，他认为，文章所重点探讨的就是叙事中史学的地位而不是史学中叙事的地位，“因为史学隶属于叙事这一大总类而非相反”，而它们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叙事的历史通常区分的是讲故事的历史和不讲故事的历史，而历史叙事重点就在于构建情节，虽然有些历史叙事的故事幼稚，论证薄弱，但是仍然被视为经典，就在于情节构建程序的巧妙性，“使得它所描述的事件成为一个可以理解的戏剧性统一体。”怀特对比里第三本历史著作：利奥波德·冯·兰克的《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史》，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以及雅各布·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他认为，三部作品都讲述了一个故事，也包含了一个情节，也都有自己对于主题的论证过程，也就是说，但不作品都使用了故事、情节和论证三个元素。但是，在故事层面，怀特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故事，一种是结局可知的，它是由一系列特定的事件决定的，另一种故事则是不可知的，只能通过推测看出大致走向：兰克的故事完结在过去的某个时段，因为它是关于德国宗教历史的，托克维尔的故事则完结在当下，他针对的是美国的民主，而布克哈特也完结在过去，它是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同样，三本书都有论证过程，托克维尔的故事意义就在于由论点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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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登·怀特：所有的故事都是虚构 |
但是三部作品在历史叙事的情节化方面，却明显存在着差距。怀特认为，兰克在不变的关系中描述变化，托克维尔则是在不断变化的表面之下描绘不变的结构，所以两部作品都有情节，并且通过情节解释故事的进展，而且“通过把故事归于某一类来解释故事本身”。相比之下，布克哈特的这本书就只是一部“非叙事历史”的范例，怀特认为，布克哈特只不过陈述了一个几乎令人生厌的主题，即个人主义，在史学分析的传统目录下，他将国家、宗教、社会和文化的尽可能多的例证收集起来，实际上根本没有理论论述，“布克哈特的作品是一个纯粹的数据世界，在里面，事物就是它们表面的样子，也就是说，除了存在，没有任何自己的终极意义。”而回到兰克和维克托尔的作品中，怀特认为，兰克的历史叙事是“列队而行”，需要我们从某个特定的地方经过一个描述清晰的情节突变，从而由已知的过去进入特定的结局中，而维克托尔则是“结构主义叙事”，他把我们引向一个含义不明的中间地带，他不为我们提供特定的结尾，他更关心的是找出结构而不是描述一个过程。
所以，历史叙事在故事、论点和情节中，最重要的是情节而不是故事，因为情节会告诉历史叙事的读者：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故事层面，我们可以从结构上理解一系列事件。在论点的层面，我们可以从理论上理解一系列事件。而在情节层面，我们从‘范畴’上进行理解，虽然不是理解故事中的事件，而是更多地理解故事本身。”——这就是怀特所阐述的“历史叙事的结构”问题，它提供的是“第三种解释效应”，“母题和主题的安排产生一种解释效应，论证提供另外一种解释效应，而情节结构，一旦变得可以辨识，则提供第三种解释效应。”这第三种解释是对历史本身的解释，是对事件的解释，是对过程的解释，在特定的情节中赋予了事件一种连贯性。而这种“情节化”的解释就是怀特所说的“历史话语”，当在对未知的焦虑中需要拥抱虚构的东西，是不是意味着叙事本身也变成了一种虚构？“那么，历史到底是什么？”
历史到底是什么，似乎涉及到的是历史的本体论，当然，按照博森布鲁克的观点，历史是一门艺术，一门本身非唯美化的艺术，怀特将之理解为历史具有比意识形态更“现实”的意义，它提供的是针对是神学和形而上学界限之间的心理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人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治疗方案”，实际上，历史的现实意义指向的就是“元史学”意义上构建一种过去，他的理论源头就是维柯的修辞学。按照维柯的观点，真理即创造，人类头脑只能真正认识自己的创造之物，所以在这个原则之下，维柯设想出构造社会现实和文化的本质，进而延伸到历史中，这种社会构造模式在怀特看来，就是具有一种结构主义的诗学特征，也即历史是艺术，是虚构，是情节化的存在，他在《维柯和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思想》一文中就认为，维柯的思想体系提出的是，“任何文化的起源都是诗性的”，所以他是语言决定论的促进者和发起人，语言的这一结构主义特点提供了历史书写的方式。怀特认为历史书写具有显性和隐性两方面，显性包括认识论、美学以及伦理关怀，而隐性层面是一种深层结构，它包括隐喻、转喻、提喻、反讽四种比喻，这四种比喻指向的是四种话语方式：表现的、还原的、合成的、否定的，还有四种情节化模式，它们是浪漫的、悲剧的、喜剧的、讽刺的；四种论证模式：形式论的、机械论的、有机论的、情境论的；四种意识形态蕴涵模式：无政府主义的，激进的，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这些都是怀特所称的“编纂风格”，风格的组合产生可能性，而可能性的书写在怀特看来，就是一个对编码进行重新修正的过程，其中就有转化，就有危机，就有革命，“文学变革必须解释为语言中包含的在不同策略组合下用来连接词语和短语的一般可能性。”与文学史的变革一样，历史在情节化的书写中，重要的也是一种变革，是在危机和焦虑出现之后的重新编码——它的任务就落在了历史学家的头上。
《柯林伍德和汤因比：英国史学思想之变迁》是怀特1957年的文章，他认为作为英国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柯林伍德和汤因比就是在历史书写中进行了重新编码，他们就是将传统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列为攻击目标，重建历史哲学。柯林伍德把哲学和实证心理学分开，避免道德怀疑主义和唯心主义，同时他把哲学和生活结合起来，哲学反思是为“捕捉我们生活经验的本体并且为共同的实际参与者之间的交流打开方便之门”，但更重要的是，柯林伍德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而历史思想存在于文明社会中，历史便成为生命寻求自我实现的一个阶段；和柯林伍德一样，汤因比批判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但是，他提出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不是精神而是上帝，融哲学、历史和神学于一身，汤因比将其发展为接近通神学的唯物主义历史哲学；英国的克里斯托弗·道森对传统英国历史思想的攻击达到而来顶峰，他以圣奥古斯丁的“救赎历史”为构想提出“宗教是历史的关键”的观点，也就是在较高文明的宗教体验中建立起世界历史的框架；意大利的克罗齐则在对欧洲的告诫中指出了人性是世界进步的一部分，“他设想历史是一个领域，在此之中人类生活的无数瞬间演绎成一个个自然而然过程的连接点”，这显然是一种道德论的历史构建。
不管这些历史学家如何阐述历史，如何构建历史，在怀特看来，“他们代表了史学传统这一盔甲的裂缝”，也就是说，他们是作为反传统历史学的战士形象而出现的。反传统的颠覆意义就在于重新走进过去重构历史书写方式，这种反对和重构实际上需要一种基础，那就是保罗·利科所说的遗忘，而遗忘的目的是为了反思历史，为了历史写作，所以遗忘也是记忆，怀特认为，利科想表明的是：过去如何对现在产生影响，现在如何能负责任地铭记过去，以及记忆如何可以用来证明相信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所以利科所说的历史学家是一个“学习过去，阐释现在、诗化未来的组合体”，记忆是一种情感，它关乎的是应该记住什么，应该忘记什么，应该宽恕什么，所以在利科的“记忆”中，怀特找到了为未来立法的“元史学”的更重要意义：
历史学家之争的历史纷争在于，它提醒西方公众，在“我们”的历史事件层面，大屠杀应该保持其未完成的状态，我们不仅永远不应该忘记而且必须“承诺防止其复发”。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利科引申使用“历史条件”这一概念，包含了“我们的现代性”的道德和政治困境。在“永不再”的承诺下，在历史层面，团体的自我意识将使得其目光从“已经经历过的”过去，转向“未诞生的”将来，找到自己在当下的任务，向我们展示人类所能做的，不是做得多么的好，而是适当地阻止历史中的邪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