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鸡

编号:C57·2210418·1744
作者:【墨】胡安·鲁尔福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21年01月第1版
定价:49.00元当当22.50元
ISBN:9787544784429
页数:200页

“还有一个忠告。别惹其他人哭泣。对于死人来说这是永恒又沉重的惩罚。人活着的时候惩罚总有尽头,但是死人永远要受罚,因为死亡是永恒的。”迪奥尼西奥·宾松因手臂残疾,只能在村里做着“呼叫者”的体力活营生。一场庙会上,他救下一只奄奄一息的金鸡,悉心照料,母亲却因操劳过度去世。一穷二白的他,将命运寄托在那只雄鸡身上,决定只身出门闯荡。金鸡在之后的斗鸡中屡战屡胜,意外地给他带来了生活的勇气。走南闯北中,宾松认识了一位“阉鸡女郎”,有她在的地方,他无往不胜。正当他以为时来运转之时,命运却自有它的安排……《金鸡》收录《金鸡》《秘方》《生命本身并非那么严肃》《夜间奇遇》《昨日重现,神父说》等十五部短篇故事,其中《金鸡》是鲁尔福1956年回到首都写作的商业电影脚本,于1964年拍成电影,文本直至1980年首次面世。


《金鸡》:死人永远要受惩罚

我正是从税务官口中得知了他在那些蛮夷之地的云游事迹,其实安赫尔·宾松的故事应该从这时说起,而不是他丧命的那一天。但是说到底,我得把故事讲得自然流畅,不能随心所欲。
——《安赫尔·宾松停在路口》

丧命是生命的终点,是死亡的发生,当安赫尔·宾松停在路口,无论是去往奥苏马辛村,还是回到农场“处女地”,等待他的只有一个命运,那就是被等待他的那四到六个人杀死,而他也知道自己无法从他们的枪口逃生。子弹终于从几个方向飞过来,从背后,从身旁,射进他的身体,留下了二十个弹孔。但是,却没有从正面射向他,因为安赫尔·宾松曾经叫喊着不要射他的脸,“我罪有应得。我只想脸上干干净净地去见上帝。”

面对自己的姐妹,他最后说出了这句话,一张脸完好无损,是因为要干干净净去见上帝,而这对于安赫尔来说,是死亡必须要做的事。这是他唯一的信仰,而这个信仰指向的是他曾经杀死的那些人罪有应得。安赫尔死了,这是他丧命的那一天,而无论是他陷入复仇的泥沼,还是希望干干净净去见上帝,都必须回到那个“蛮夷之地的云游事迹”,都必须回到安赫尔·宾松杀人的动机——“他的故事应该从这时说起”,这时,是父亲把“处女地”的农场留给了安赫尔·宾松的姐妹们,“这样即使他不在了,她们也能有所依靠,不需要四处求人。”这时,是父亲一年后被人绞死在瓜西姆尔科山的一个山洞口巨大的木棉树上;这时,是安赫尔·宾松发现了案发现场那张钉在木棉树上的名单,“上面罗列了请愿惩罚这位盗贼的人,还有那些被他绑架和勒索赎金的人的名字。”这时,安赫尔·宾松开始寻找名单上的人,他们是杀害父亲的凶手,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们送上西天。

这便是蛮夷之地的云游事迹,先是父亲被人绞死,后来是安赫尔·宾松杀死了杀父仇人,再后来安赫尔·宾松又死在了复仇者的枪林弹雨中,死亡之后是另一种死亡,死亡叠加在死亡之上,直到安赫尔·宾松最后死去。但是那张可以干干净净去见上帝的脸,是安赫尔·宾松保持信仰的见证,也预示着他的仇杀是一种正义——但是正义之死,是不是另一种信仰的毁灭?胡安·鲁尔福引用的是伊本·赫勒敦的那句引语:“时光将我们吞噬,生命的絮语将我们打倒。”安赫尔·宾松之死就是被时光吞噬,被生命打到,但是他至少在最后的丧命中保持了尊严。同样姓宾松,《金鸡》中的迪奥尼西奥·宾松却在贪婪的道路上滑向深渊,他最后的死变成了信仰的沦丧,和妻子贝纳尔达一样,再也无法干干净净去见上帝了——在最后输掉了一切之后,他只留下一口给自己的棺材,“那不在赌注内……除了棺材,其余的一切都归你。”

迪奥尼西奥·宾松是如何滑向命运的深渊?是如何丧失了人的尊严和信仰?命运发生的转变在迪奥尼西奥·宾松身上很明显地表现为身份的改变。他原先是圣米格尔·德尔·米拉格罗镇上最穷的汉子之一,看上去是个壮汉,但实际上却是残疾人,这便是迪奥尼西奥·宾松的第一个身份:残疾人和穷人。他和母亲相依为命,为了生活,他走街串巷,扯着嗓子呼叫着走失的牲口、失踪的小孩或姑娘,于是,他变成了圣米格尔·德尔·米拉格罗荒凉的街上的“呼喊者”,凭着嗓子吃饭,他和镇上最富有的堂赛昆蒂诺签订写意,从早到晚为他丢失的枣红马奔走呼叫,直到分不清自己的吆喝声和沉睡的吠犬声才罢休。之后,镇里有了斗技场,也是凭着嗓子,迪奥尼西奥·宾松开始做起了斗鸡场里的主持人——无论是曾经的残疾人和穷汉,还是后来成为“呼喊者”和斗鸡场的主持人,对于迪奥尼西奥·宾松来说,都是被命运重压着的身份,他只能用身体的优势来抵抗身体的缺陷。

但是,“他时来运转了。最后一场斗鸡改变了他的命运。”奇瓦瓦人的金鸡输掉了,他们想把受伤的金鸡扔了,但是迪奥尼西奥却要了这只垂死的鸡,他开始照料它,让它死而复生,于是,受伤的鸡痊愈了,它再次成为了金鸡,“每天清晨用力一抖,依然威风凛凛,英姿勃勃。”母亲逝世,迪奥尼西奥·宾松将母亲草草埋葬,他脸一口棺材也买不起。但是有了这只金鸡,有了这只能在斗鸡场上决战的金鸡,一方面他不再是主持人,而成为了金鸡的主人,另一方面,金鸡保障了他的生存不受威胁。这是迪奥尼西奥·宾松命运的一次转折。但是两个月后,在特里克帕克,他的金鸡在斗鸡中被杀死了。在这期间,他认识了在斗鸡中活跃气氛唱歌的“阉鸡女郎”贝纳尔达,认识了贝纳维德斯——贝纳维德斯找到他,是想要和他合作,“在斗鸡这件事上,一个人单枪匹马是无能为力的,要与人合作才行。否则,就会被人踩在脚下。”贝纳尔德斯有钱,但是他想要更多的钱,他和迪奥尼西奥合作,就是“用机关、耍手段”,迪奥尼西奥做“放鸡人”,然后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将对方的鸡肋骨弄断。

从此,迪奥尼西奥又从金鸡的主人变成了“放鸡人”,他们的合作赚来了大量的钱。但这不是迪奥尼西奥·宾松贪婪的终点,之后他在圣赫尔特鲁蒂斯度过了两周,在那里他学会了赌牌,学会了“大羊驼”这种复杂的赌牌方式,也从此他有了更多的钱:他变成了铁石心肠的人,冷诺冰霜、斤斤计较、霸气十足的他只相信自己的命运;在母亲逝世五年之后,他定做了一口华丽的棺材,甚至还将母亲的遗骸挖出来葬进棺材里;他从一个庙会到另一个庙会中闯荡,斗鸡、轮盘赌和打牌交替进行,还和贝纳尔达结了婚——命运似乎完全被改变了,曾经的残疾人、穷人、呼叫者、斗鸡主持人、金鸡主人、“放鸡人”都不复存在,他只有一个身份:赌徒,他没日没夜地赌博,从黄昏到凌晨。在这样的生活中,他和妻子总是争吵,妻子又带着女儿离开——有一段时间他似乎有些悔改,他和妻子周游四方,贝纳尔达继续唱歌,而他则在赌场上希望把输掉的钱捞回来。但是不幸的日子终于来到,贝纳尔达被抛弃了,她开始贪杯,嗓子也哑了,从此再也不能唱歌了,而在与酒为伴的日子里,迪奥尼西奥·宾松也完全不顾她,最终贝纳尔达在孤独中死去,“依然坐在原先那把扶手椅上,没有任何人照顾她,没有任何人知道她咽气,是酒精中毒导致了她的死亡。”而迪奥尼西奥·宾松也输光了一切,最后他只想保留棺材,随着一声枪响,迪奥尼西奥·宾松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最后只留下孤苦的女儿,“她也像母亲刚开始唱歌时那样,歌声中饱含着孤苦伶仃的感情。”

迪奥尼西奥·宾松走向了丧命的一天,和安赫尔·宾松为正义复仇的一生相比,迪奥尼西奥·宾松却自己把自己推向了死亡的深渊,而胡安·鲁尔福却从一开始就讲述了属于迪奥尼西奥·宾松“这个蛮夷之地的云游事迹”,他的一切目的都是为了改变自己的身份,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最后却死在了自己的贪欲中——安赫尔·宾松留下的是一张可以干干净净去见上帝的脸,迪奥尼西奥·宾松却只留下了埋葬自己的一口棺材——死亡和死亡如此不同,胡安·鲁尔福显然已经从《燃烧的原野》的主题中走向了对死亡的关照,在这部小说集里没有命不保夕的逃亡,没有藏在秘密深处的死亡,甚至对于所谓的苦难也不再只从生存境遇中得到深化,他思考的是死亡的可能性:死亡是一种终极存在,但是对于生者来说,他有怎样一个命运才会走向死亡?

和《金鸡》中迪奥尼西奥·宾松不断转换的身份一样,胡安·鲁尔福在对死亡进行审视时,也运用了多元化的视角。《生命本身并非那么严肃》中,故事的视角是一个尚未出生的孩子,克里斯宾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他总是感觉到母亲的叹息,这种叹息来源于父亲的死亡,“她还是不停地流泪;还是长时间地纠缠于她的克里斯宾已经死了的记忆中。”这种叹息也把死亡投射在克里斯宾的生命中,母亲总是自言自语:““他是不是在遭罪,里面,没有空气,他是不是憋得慌;要不就害怕黑暗。孩子们在黑暗中都会害怕。”后来出生,母亲摇着摇篮让克里斯宾感觉到一种安全,但是母亲却依然在叹息,而这种叹息让她也慢慢走向了死亡,冬天去衣柜上拿大衣的时候,母亲重重地跌落下来,“身下的地面离她很远,落不到地上……”

这是生活对她的捉弄,这是生命本身并不严肃的后果。而在《克莱奥蒂尔德》中,通过杀人者“我”的回忆构筑了死亡的故事。“我”是一个茕茕孑立的人,父母已逝,亲戚也几乎没有,只有塞西莉娅姨妈,后来我遇到了克莱奥蒂尔德,“突然她出现了,目光似水,小鸟依人,简简单单就解救了我,还不让我觉得难为情。”但是克莱奥蒂尔德不仅在我面前说姨妈的不好,而且还背着我去找其他男人,于是爱着她的我“恨死她了”,最后杀死了她,与其说我杀死克莱奥蒂尔德是出于仇恨,不如说,这依然是一种爱,“因为我爱她。我爱克莱奥蒂尔德,这简直是一目了然的。总之,那次我向她承诺,即便她不痛改前非,我也会给她以安慰。或者至少我是想这么说的。”最后“我”把克莱奥蒂尔德放在了满地是苔藓的树林里,“从此再也没有人记恨我们。”

因爱而恨,因恨而不再恨,这是死亡的逻辑,《死后》则完全是一个“死者”的身份言说死亡。这个昨天刚死的人,却像已经死了十年的人,因为死亡只有死亡本身,没有对立面,没有参照物,没有任何东西甚至虚无跟它对比,所以也不会有变幻的时空。死亡是死亡本身,但是死亡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作为死者提出了几个忠告:一个是“临死的时候一定要哭”,因为眼泪是灵魂的通道,“一定要把灵魂从肉体里释放出来,不然的话诸位就会受罪,那种罪是人类经历过的最残酷和最难以忍受的痛苦。”这是对死者而言的,那个被活埋的人,因为无法说话,因为无法流泪,灵魂被囚住了,最后在绝望中扭曲,最后鲜血和恐惧使他成为盲人;第二个忠告是:“别惹其他人哭泣。”这是对生者而言的,因为他人的哭泣对于死人来说是永恒又沉重的惩罚,“人活着的时候惩罚总有尽头,但是死人永远要受罚,因为死亡是永恒的。”

这是“死者”的死亡体验,他给将死的人和活着的人提供了关于死亡的视角,当灵魂从肉体里释放出来,这是一种从罪恶中救赎的方法,但是当死亡变成一种惩罚,死亡则是永恒的。关于死亡的救赎和受罚,其实都指向了死亡具有的信仰意义,死亡没有对立面,没有参照物,但是死亡却关照着灵魂,也许只有在死后才能如安赫尔·宾松那样干干净净去见上帝,才能如迪奥尼西奥·宾松那样带着自身的罪恶进入地狱——尊严和信仰之有无,是死者在生者身上的投射。《特阿约堡》是以旁观者的角度看待这个死亡的城堡,那里曾经有金字塔,有教堂的大钟,但是死亡一直弥漫着,“好像一座死去的村庄”。据说,这里曾经居住着瓦斯蒂克的精英们,金字塔便是圣城的中心,但是后来被莫西卡人发现了,莫西卡人征服了这里,“但是保留了那些神灵,因为莫西卡人惧怕神灵。”因为惧怕而保留神灵,这当然不是一种真正的信仰,当死亡的阴影无法消散,特阿约堡就是一种堕落的存在,“时间流逝,信仰迷失。信仰的迷失就好比血管里的血液干涸。”

信仰的迷失是生者的堕落,当死人永远受罚成为一种永恒,再也没有干干净净的脸去见上帝:《夜间奇遇》中,“我”是雏儿,一个后来成为丈夫的男人在那次相遇中告诉我,不要爱任何人,“将‘爱他人’这件事放在一旁吧。”这个掘墓人看见了太多的死亡,或者他也会看见自己曾经是妓女的妻子下葬的那一天;《昨日重现,神父说》中的神父总是想到苏萨娜·圣胡安的身体,“她露出了赤裸的胸脯,在氤氳的热气中飘荡,还有腰肢的起点,那里简直可以串起男人们所有的罪恶。”最后他对教堂司事说:“我希望你别为我敲钟,最好谁都不知道。”《苏萨娜·福斯特》中的苏萨娜·福斯特将身体裸露在夏天的温暖中,“雨水滴下带来的轻风像是阵阵清凉的波浪,抚过她的大腿、她的手臂和她的胸脯。”她的眼睛会微笑,而当医生问她见过小鸟眼睛里的微笑吗,苏萨娜·福斯特却告诉他:“没有。我从不注意这种细节。您知道,我没那么细心。如果您跟我说一座坟墓,我看到的是一片墓地。”

“我”是妓女,我引诱了神父,我裸体于大自然中,这是女人的肉体,这是女人的命运,这是女人的死亡,当看见一座坟墓就是看见一片墓地,死者何其多,而在这信仰缺失、迷失的世界里,他们都是受罚的人,都是无脸见上帝的人,都是惧怕神灵的人,当然,他们都是死亡的人,“时光将我们吞噬,生命的絮语将我们打倒。”

燃烧的原野

编号:C57·2210418·1743
作者:【墨】胡安·鲁尔福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21年01月第1版
定价:48.00元当当22.10元
ISBN:9787544784252
页数:204页

结实冷硬的土地上,穷苦人两肩尘土,微如草芥。因为穷,一头牛可以决定一个少女的命运,分到了地,可那里连一棵挡风的草也没有,不小心掉下的雨滴被干渴的大地一口吞下,转瞬没了影。为给可怜的牲口讨草吃犯了事,躲了大半辈子,可他们还不肯放过他……平原上,风是暗黑色的,时间是漫长的。谁也不记得时间,只听到这在万物的孤独中包含着的寂静。对于所有人来说,死是一种希望。《燃烧的原野》出版于1953年,收录《清晨》《那个夜晚,他掉队了》《我们分到了地》《科马德雷斯坡》《都是因为我们穷》《那个人》等十七个短故事,这是一曲拉美土地守望者的悲歌,讲述龟裂大地上的苦难与抗争、酷热与荒凉——绝望势如野火,将硬牛皮般的平原烧个干净。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他的作品不过三百页,但是它几乎和我们所知道的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一样浩瀚,我相信也会一样经久不衰。”


《燃烧的原野》:出来吧,苦痛的魂灵

我说我记得是那些天发生的事情,因为那时候在萨波特兰,人们正在放炮仗。炮仗每响一声,在我扔掉雷米希奥尸体的那个地方就会飞起一大群秃鹫。
——《科马德雷斯坡》

那些天发生的事,是萨波特兰的人在放炮仗,那些天发生的事,是我用针插进了雷米希奥·托里柯靠近肚脐眼的地方,那些天发生的事,是托里柯兄弟都死了——而且没有人来帮他们。放炮仗的庆祝和被针扎死,构成了那些天完全不同的景致:萨波特兰的人为什么不关注托里柯兄弟?我为什么要杀死其中的雷米希奥·托里柯?

是因为在科马德雷斯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被预设了:萨波特兰人不喜欢他们,甚至还给托里柯兄弟脸色看,因为分了地之后,科马德雷斯坡属于托里柯兄弟,人们对他们总是害怕,没有分到好的土地的萨波特兰的人几乎都走光了——这是占有和离开的命题,这或者也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区别,就像雷米希奥·托里柯,虽然只有一只眼睛,但是当他眯着的时候,“似乎能把东西拉得很近很近,好比能把东西拉到他手边一样。”作为他们最好的朋友,我是唯一留在那里的人,因为我耕的那块地属于他们。我是他们的朋友,我耕种的是属于他们的地,我为什么要杀了雷米希奥呢?因为那次他说是我把他的兄弟奥迪隆杀害的,理由只有一个:“奥迪隆那天是在衬衫口袋里带了十四个比索的。我把他抬起来的时候搜了搜他的身子,没找着这十四个比索。然后昨天我听说你刚买了条毛毯。”

但是我根本没有杀死奥迪隆,也没有拿走十四个比索,而且我也知道是谁杀死了他,但是面对雷米希奥的污蔑,我终于拿着那根针插进了她的肚子,最后把整个针都插进去才放手。奥迪隆是谁杀的,已经不是重点,他只不过是那块土地上对立社会的牺牲品,而我杀死雷米希奥更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誉——当他们死了,科马德雷斯坡将不再属于他们,人们也不再需要担惊受怕,放炮仗便成为他们的庆祝方式。但是当那一大群秃鹫飞起来的时候,科马德雷斯坡的恐怖并没有真正消解。这两种不同的死亡似乎都归结为一个原因,那就是苦难,而分地并没有缓解这种苦难的程度,反而加大了对立和敌视。《我们分到了地》便是对这种苦难的揭示:“我们分到的地,在那高高的地方。”高高的地方,不会产粮食,而那块平原,更是什么也没有,“平原上没有兔子也没有鸟。啥也没有。”一无所有的平原,被分到了地,也等于什么也没有,而真正有用的是“河边的土地”,“从河边到那里,净是肥地,长着那些叫木麻黄的树,还有青草,还有很好的土。”

“我们不要这平原。我们要河边的土地。”当四个人去河边的那块地,一种结局就已经摆好了:埃斯特万抱紧了自己的母鸡,然后和母亲一起消失在牧豆树之后。那块土地不属于我们,苦难却从未离开。在这片看起来广袤的土地之上,在这个看起来有分地的制度的世界里,无法抹除的贫富对立制造的是争斗,是堕落,是死亡,是逃亡,甚至是革命,但是当胡安·鲁尔福把这里称作“燃烧的原野”,那火光不是一阵对对立生活的摧毁,相反,它燃烧着,会将自己的一切都付之一炬,所谓的信仰,所谓的亲情,所谓的希望,在那个燃烧了的原野之上,最后都变成了飞起的那一群秃鹫。

《都是因为我们穷》就是用直白式的标题陈述了这种生活:上个礼拜姑姑哈辛达死了;礼拜六刚把她埋葬好天又开始下雨,刚刚收割来的黄橙橙的麦子便被毁掉了;昨天当姐姐塔霞满十二岁的日子,父亲给她命名日礼物的那头母牛被河水卷走了。这是一系列的遭遇,“这里的一切都越来越坏”,变坏就如父亲说的那样,我们家太穷,麦子、母牛都是重要的生活物质,但是都被毁掉了。但是这并不是最坏的,因为我们家太穷,两个姐姐不听话,他们从小就喜欢发牢骚,而长大了,便喜欢跟最坏的男人混在一起,他们教她们干坏事。而就在塔霞十二岁的时候,父亲更加犯难了,他担心塔霞会和另外两个女儿一样,但似乎他的担心最后变成了现实:“从远处飘来的腐臭的气味直往她湿漉漉的脸上扑,她的一对奶子不停地上下跳动着,好像马上就要开始膨胀,去做让她堕落的勾当了。”

都是因为我们穷,这里的一切都越来越坏,这是原因和结果的双重呈现,或者原因最后变成了结果,结果也变成了新的原因:因为穷所以越来越坏,因为越来越坏,所以我们更穷。恶性循环的世界里,对立在加剧,而如何逃离这种对立、如何终结宿命,便成为这片土地上每个人的难题。因为我们穷,因为一切越来越坏,父亲担心塔霞会变坏,而塔霞真的开始走向堕落,这是家庭关系走向紧张的开始。《你听不到狗叫》也是这种对立的家庭叙事:伊格纳西奥一直干着杀人越活的营生,而且在父亲看来,他杀的总是好人,特朗吉里诺曾经给伊格纳西奥洗礼,也给他取名,但是最后还是被伊格纳西奥杀死了,所以父亲断绝了和儿子的关系。但是当伊格纳西奥在打斗中受伤,父亲又变成了父亲,他背着奄奄一息的儿子去托那亚找医生,作为一种救赎行为,父亲还诅咒了儿子身上传过去的血:“让我给他的血在他的身体里发臭吧!”伊格纳西奥在父亲的上面,父亲背着他希望她能听到狗叫,有狗叫里那个村子就不远了,但是这个黑夜里,除了父亲的自言自语,再没有伊格纳西奥的回应,父子关系就在这种缺失的对话中延续着,而当他终于到了托那亚,一身骨头似乎也散架了,而上面的伊格纳西奥只剩下紧紧扳住父亲的那双手,当父亲费力地将他的手指一根根掰开,才知道儿子已经死了,“你没听见狗叫声吗,伊格纳西奥?你连这点希望也不肯给我。”

儿子杀人越货,父亲希望救赎他,但是“连这点希望也不肯给我”,而在《北渡口》里,父亲却是一个不爱儿子的父亲,所以儿子要去北方赚钱,“我跟您说了,上礼拜我们吃的是苋菜,这个礼拜呢,连苋菜也没得吃了。所以我要走了。”儿子去北方赚钱,是因为他爱着孩子们,和这完全是和自己的父亲做对比,“不像您,把孩子们拉扯大之后就赶他们走了。”但是在经过北渡口的时候,遭到了伏击,有人跑了,儿子却回来了,回来父亲告诉他的是:“你的特兰茜托跟一个马夫跑了。好像她人还是很不错的,对吧?你的孩子们在这后头睡着呢。你自己呢就出去找个地方过夜吧,你的房子我已经卖掉了,用来补贴我的费用。你还欠我三十比索的代笔费。”没有了妻子,没有了家,只有一个狠心卖掉了房子的父亲。

伊格纳西奥没有听到狗叫便死了,儿子没有越过北渡口却失去了更多的东西,父子之间的矛盾也“都是因为我们穷”,所以变得冷漠,所以变得绝望,所以变得暴戾——所以他们总是在路上逃亡,所以他们为了让自己活下去而制造死亡。《那个人》里那个有着平脚板被追杀的人,他就是把乌尔基迪家的所有人统统杀了,但他不想坏人,“他跟我讲起他的女人,提起他的孩子们。他还说那会儿他们离他有多远。他一边吸着鼻涕,一边想着他们。”但是后来他没有逃走,他的脸浸在水里死了;《求他们别杀我!》中的胡文西奥·纳瓦不得已把堂卢佩杀了,因为卢佩是是石门庄园的主人,还因为,“尽管他是他孩子的教父,也不肯把自己的牧草让给他的牲口吃。”这是属于土地的不公,“他长时间地端详着每一块土地,细细品味,好像眼前的便是最后一块土地了。”最后卢佩的儿子、那个上校抓住了胡文西奥·纳瓦,“把他捆起来,给他灌点酒,灌到他醉,让他挨枪子儿的时候别疼着。”《清晨》里的堂胡斯托老爷死了,有人怀疑是曾给老爷干活的老埃斯特万杀的,“现在呢,您看,我给逮捕了,给关进牢里,下个礼拜就要因为杀害堂胡斯托的罪名受审了。我真记不得了,不过可能是的吧。”而全村人为老爷服丧,因为他是“光明的主宰”,没有杀人的老埃斯特万成了替死鬼,夜的半梦半醒中,女人们在服丧的地方唱到:“出来吧,出来吧,出来吧,苦痛的魂灵。”

夜晚响起的只有丧钟,不是老爷这个光明的主宰死了而敲响了丧钟,是因为“苦难的魂灵”要出来,所有人都听到了丧钟,“丧钟彻夜呜响,直至天明,才被晨钟打断。”但晨钟响起,苦难的魂灵还飘荡在这个村子里——从夜晚的丧钟到早晨的晨钟,这不是救赎式的转变,而是生活的同一性的不同表现,而这个钟声背后是信仰的泯灭,它似乎就是从塔霞变成姐姐“去做让她堕落的勾当”开始的。《马卡里奥》里养母命令我捉青蛙,但是饥肠辘辘的我更记得菲莉帕的奶水,“那奶甜甜的,温温的,从舌头上汩汩淌过……”这不是一种纯粹摆脱饥饿的食物,菲莉帕每天都要忏悔,“因为我的身体里满是魔鬼,她要为我忏悔,要把这些恶魔统统赶出来。”仅仅因为饥饿而捉青蛙,仅仅因为要弄死这些青蛙,我的身体里便充满了魔鬼,奶水变成了一种救赎。《塔尔葩》里的哥哥塔尼罗想去塔尔葩见圣母,“让她端详着他,治好他的烂疮。”而要去塔尔葩,需要我和他的妻子娜塔丽娅架着他,而且要走一个多月的路,就这样从2月出发到3月底才走到塔尔葩,走进教堂对着圣母像,塔尼罗开始祈祷,眼里掉下的泪珠将娜塔丽娅放在塔尼罗手上的蜡烛浇灭了,还没听到神父的讲话,塔尼罗的头就埋在双膝之间死了。

蜡烛被泪水浇灭,神父的话没有听到,当塔尼罗死去,他是不是得到了救赎?烂疮还在,苦难还在,当返回时,我和娜塔丽娅将塔尼罗的尸体埋掉了。其实,死亡就是一种谋杀,因为我和娜塔丽娅商量好合伙把他害死,“我们把他带到塔尔葩,好让他死掉。他真死掉了。”浇灭的蜡烛似乎就是信仰泯灭的象征,而回来的路上,塔尼罗的尸体似乎一直在眼前,正因为这个原因,在埋塔尼罗的时候,“我和娜塔丽娅往他身上撒土,再加上好多石块,莫让他被山里的野兽从地里刨出来。”加上石块,是要将他深埋,是不想被人发现,罪恶总是在秘密处实施,而在《安纳克莱托·莫罗内斯》中,当我将他杀死埋在地里,却是将罪恶本身杀死的一种手段。来自阿穆拉的老女人们来找我们,希望我参加为失踪的安纳克莱托·莫罗内斯举办的九日祭活动,因为她们是圣子安纳克莱托教友会的成员,她们把安纳克莱托封为圣徒,而我作为他的女婿,诗意和他有过接触且了解他的人,“除了你,还有谁更合适呢?你就在他身边生活过,你比任何人都能更好地讲述他所做过的慈善事业。”

我把他杀了,是因为越狱那天他来找我想要把财产都拿走,一个女婿杀死了岳父,这当然是一种罪,但是杀人是秘密行进的,在教徒看来,我的罪仅仅是因为不做忏悔,仅仅是没有信仰的东西,当他们说我是“异教徒”,说我在制造异端邪说,似乎是在对我进行信仰意义上的讨伐。但是身为安纳克莱托教友会的老女人们,当他们把一个入狱的人看成是圣徒,又何尝不是一种亵渎?我被他们看成是异教徒也是因为我骂安纳克莱托是一个“活生生的恶魔”,“他过去是卖圣徒像的,就在教堂门口的集市上卖。我替他扛包的。”而当最后只有潘恰留在我身边,我让她把鸡棚修理好,还用石块堆在角落里——那里正是埋安纳克莱托的地方。而当那晚潘恰说我一点也不温柔,他便说起了“真正懂得爱的女人”的人,“圣子安纳克莱托。他才真的会做爱呢。”

谁应该忏悔?谁的身上有罪恶?谁才是异教徒?杀人或者被杀,是罪恶的开始还是终结?忏悔是救赎的途径还是制造的谎言?在“苦难的魂灵”现身于这片土地的时候,也许只有成为“燃烧的原野”,才能摧毁这些异化的存在。但是,引用的民谣是:“杀了母狗,还有狗崽……”它是一种循环不止的宿命,它是悲剧连着悲剧的重复。在《燃烧的原野》上,响起的是“佩特罗尼洛·弗洛雷斯万岁!”的喊声,响起的是子弹的呼啸声,响起的是被打死的哀鸣声,但是已经成为了游兵散勇的我们,却迎来了萨莫拉,“大平原恢复了平静。”他是救星,从此,长长的队列在平原上行进,“仿佛又回到了我们的辉煌年代”,那时刚刚起义,“就像成熟的豚草被风拋撒,把恐怖播撒在大平原的四方。”那时候萨莫拉就说过革命的过程和目的:“我们要用富人的钱来搞这场革命。我们闹革命需要的武器和花费,都让他们来出。虽然现在我们还没有一面为之战斗的旗帜,我们应当抓紧时间积累钱财,到时候政府军来了,就会看到我们有多强大。”

重新回到辉煌年代,回到起义本身,放火烧了夸斯特柯玛特庄园,等待联邦军的到来,但是这只是一场散兵游勇的起义,而不是真正的革命,就像萨莫拉喜欢玩的是斗牛的游戏——当革命游戏化,起义本身的意义也被消解了,于是当发生萨尤拉的山坡上火车脱轨,当萨莫拉惹恼了政府,辉煌时代又走向了覆灭,每个人只能寻找方向逃亡,而我最终也入狱。当三年后出狱,我和一个劫来的女孩生活在一起,“她是最漂亮、最善良的那一个。”这是一种爱的召唤?而她这是那个我杀死的老人的女儿,当她不计前嫌,当她在监狱外等我出来,她的善良是不是对我的救赎?当儿子出生取名“皮琼”,这个和我同名的孩子是不是像她所说:“他不是什么盗匪,也不是什么杀人犯。他是好人。”一种救赎在后代世界里变成了无罪者。

但是,“杀了母狗,还有狗崽……”这依然是一个待解的谜团,无论是父亲对儿子的抛弃,还是父亲对儿子的解救,无论是女儿被父亲言中的堕落,还是女儿最后杀死父亲的报复,在这些亲情泯灭的故事里,在逃亡成为唯一出路的寓言中,在死亡总是秘密发生的恐怖里,“苦痛的魂灵”从来没有走远,在死亡的死猝然发生时,在死亡的生苟延喘息时,燃烧的原野最后总是“飞起一大群秃鹫”。

重返暗夜

编号:C64·2210418·1742
作者:【智】罗贝托·波拉尼奥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21年03月第1版
定价:58.00元当当26.70元
ISBN:9787208168022
页数:272页

《重返暗夜》由十三个故事组成,形形色色的主人公或主动或被动地闯入其中。从热爱文学的黑帮头目、垂垂老去的色情电影明星、掌握某种魔法的足球运动员,到被误认为艺术家的士兵、目睹自己死后遭遇的鬼魂,还有诗人、流亡者、困于梦魇的年轻人等等波拉尼奥小说中的常客,他们共同道出了挥散不去的黑暗和令人惊叹的光芒。《重返暗夜》所收录故事的整体风格和《地球上最后的夜晚》相近,流亡者、诗人、迷惘的年轻人仍时时闪现于故事中,但相比《地球》,这本小说集里并没有出现B这样一个化身符号,主人公从警探、色情电影明星到足球运动员、小职员的鬼魂,叙事声音更加多元,他们也不再是冷淡的“旁观者”而成为了故事旋涡的中心,这本小说集中奇异想象的超现实成分也更多。“每个故事似乎都把读者变成了一个偷窥者,抓住了混乱的生活和鬼魂的侧影。”《卫报》这样评价这部小说。


《重返暗夜》:我让他们继续说下去

这时,维尔纳夫说道:您描述一下咱俩所在的位置。我说:这地方跟死亡一样,但不是真死,而是活着的时候咱们想象的死亡。
——《回归》

黑暗的房间里,没有家具,没有光线,或者也没有生命,但是“无”的世界却让死亡变成了一种想象,在想象中又回到了“活着的时候”。活着便有了对梦中情人塞西尔·朗巴勒的回忆,才会对担架工的印象,才会被维尔纳夫恋尸,最后才能确认所处的位置并听完维尔纳夫的讲述,才会有两种消息:“我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生命(或者类似的意思)之后还有生命。坏消息是让-克洛德·维尔纳夫是个恋尸癖。”

我死了,三十四岁的时候死了,或者是在跳舞的时候由于心脏病发作而死,或者是从摩天大楼纵身而下死去,总之“死前我毫无知觉”,我的的确确死了。但是,这种死却只是亡灵离开肉体而已,一个好消息诞生了:生命之后还有生命。当我被担架工抬走,当我被抬上车子,当我坐上电梯,当我被送到维尔纳夫的那个房间,我看见了一切,肉体已死,是亡灵看见了一切,亡灵继续着生命,“从那一刻起,我超自然生活的一切开始发生变化了,尽管新生活的各个阶段完全不同,但是一个阶段接替下一个阶段的速度开始加快了。”维尔纳夫抱住我,抚摸我,亲吻我的嘴唇,抚摸我的性器官,手法很像梦中情人朗巴勒,于是我死后第一次说话,因为,“我的属性依然是一个活人的属性”,它在继续,它却是开始,第二个是坏消息,但是维尔纳夫是个恋尸癖的坏消息在第一个好消息中变成了对于生命的另一种观察。

我坐在椅子上,维尔纳夫在说,他说着自己的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的故事,说着性爱问题上保留的态度,说着男人和女人的故事,说着由来已久的孤独,说着不想伤害任何人的愿望,说着他的艺术爱好,说着他周期性的不安全感,说着他和欧洲三位最优秀电影女明星的友谊,“一直说到晨曦从窗帘的缝隙中钻进房间,维尔纳夫才结束了他漫长的陈述。”但是当晨光透进来,坐在椅子上的我让他继续说下去,“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这个“像是美人看护的孩子”,在讲述中把一生活着的状态都说了出来,而这些讲述的故事并非是他一个人的自传,而是许多人共同的遭遇,那不为人知的一面,那隐藏心头的秘密,那难以言说的痛苦——甚至,它就是三十四岁死去的我的故事。当说者和听者合二为一,维尔纳夫就是我,就是死者,就是发现生命之后还有生命的人。

因为死亡,离开了肉体世界,这是一种失去,因为讲述,灵魂又回到了过去,这便是“回归”——回归的故事里,在死亡和活着的诡异状态中,在听者和说者的交错叙事中,其实就突出了罗贝托·波拉尼奥在小说集中的两个主题:死亡和讲述,这两个主题指向的是失去和回归,而回归作为“一个阶段接替下一个阶段”的标志,又会走向何方?书名便是这一问题的答案:重返暗夜:暗夜里有新的死亡,暗夜里有父辈的流亡,暗夜里的自己的孤独,暗夜里命中注定的结局——重返暗夜是一种轮回?重返暗夜会发现一个逃离的出口?重返暗夜会不会在晨光中继续走向黑暗?

死亡似乎不可避免地发生,但是这些死亡真的如我所说是“离开了肉体之后”的死亡?如维尔纳夫所说是“活着的时候咱们想象的死亡”?波拉尼奥叙述了两种死亡:他死和自死。《威廉·伯恩斯》中的“杀手”贝德罗艾和威廉·伯恩斯都属于他死之人。伯恩斯和两个女人和两只狗住进了山上的木结构小楼里,在几乎隔绝的生活中,两个女人说到了一个杀手的名字,伯恩斯有一次便进城去找他,那个家伙在城中心开了家商店,伯恩斯并没有和他正面接触,却带回来了三只狗。但是那天晚上,两个女人开始感到恐惧,因为她们说杀手在房间外面跑来跑去,甚至认为他想要从开着的窗户中闯进来。“之所以混乱,是因为恐惧具有传染性。”后来我把他杀死了,两个女人在叹息,“我一面吸烟,一面望着星空,心里盘算着下一步如何向镇政府说明情况。”但实际上,那个死去的男人根本不是什么杀手,真正的杀手躲藏在远处欺骗了我们,人死了是命中注定,我们被骗了也是命中注定,“贝德罗艾根本不想杀人,只想找狗。真是个可怜虫,我想。”

“杀手”被杀,这是死亡的错乱,但是,“六个月后,威廉·伯恩斯被几个陌生人杀害了。”杀死了别人的人自己也命中注定被人杀害了。“杀手”以及杀死杀手的杀手,都被躲在远处的杀手杀害了,杀手之死形成了一个诡异的循环,原本要杀别人的杀手却死在了别人手里,这是一种他死的最富戏剧性的展示。《威廉·伯恩斯》中的死亡和女人有关,《拉罗神父的预想》则和道德、信仰之死有关。“我”的父亲是一个背弃了信仰的神父,他在酒馆和妓院里传经布道,而母亲则是奥林波电影制片公司的三大女色情演员,我出生便被称为“神父”拉罗,“我甚至按照天主教信仰受了洗礼。”而在我出生之前,“我愿意相信进入我母亲阴道的每根阴茎插到底时都碰到了我的眼睛。”实际上,生命变成了买卖,变成了勾当,当我去找制片人帕哈里托的时候,他对我说:“小拉罗啊,你是来杀我的吧。”那时候从来不说“杀”,它被叫做送走、灭掉、沉掉、瓦解掉、粉碎、撕掉,让某人长眠、销声匿迹、被敲碎、夭折、受到庇护、将笑容永恒凝固在脸上,了结某人,弄吐某人,烧了某人。拉罗说自己没有想杀帕哈里托,只是想回忆回忆往事,后来梦见自己骑在帕哈里托的身上,“帕哈里托,我给你留下一些钱,让你不必干活就可以生活下去。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买什么。我送你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慢慢欣赏你喜欢的演员。”但是这更像是拉罗用“送走”的方式杀死了帕哈里托,因为那一刻他看见了胎儿和小生物睁开了眼睛,仿佛是自己未出生前遭遇的暴力,“刹那间我感到整个公寓开始颤动起来。”

像是一个婴孩实施的报复,那个制造罪恶勾当的人被送走了,当道德陨落,当信仰迷失,当生命变得可耻,杀死罪魁祸首是最好的告慰,可是,帕哈里托也只是一个牺牲品而已。杀手被杀,罪人被杀,死亡中总是夹杂着谎言,死亡中总是有女人。《雪》中那个俄罗斯犯罪团伙的能人米沙·谢苗诺维奇·巴甫洛夫之死也和女人有关:罗赫略·埃斯特拉达来自智利,在莫斯科生活,后来认识了巴甫洛夫,巴甫洛夫喜欢上了一个女运动员纳塔利娅,让罗赫略去完成这个任务,而罗赫略也喜欢上了纳塔利娅,当这个“完美的女性”被巴甫洛夫所有,当罗赫略认为巴甫洛夫已经杀了纳塔利娅,罗赫略“没权衡后果,一下子扑过去,割断了他的脖子”。但是纳塔利娅并没有被杀害,之后她和我开始同居,但是之后又和一个德国人在一起,罗赫略最后决定回到智利。

纳塔利娅没有死,巴甫洛夫却死了,这也是如伯恩斯一样的他杀,而且是“误杀”,而罗赫略之所以要杀死这个俄罗斯犯罪团伙的能人,其实是一种在异域生活的隔阂感,甚至是父辈的流亡对自己造成的孤独感。罗赫略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在智利,他认为那时的自己是幸福的,但是后来外号叫“大肚子埃斯特拉达”的父亲认为罗赫略注定要变成少年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预感?因为罗赫略慢慢成为了小混混,但这不是关键原因,父亲是智利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军事政变发生后去了苏联大使馆避难,之后又来到了莫斯科,流亡生活造成的不确定感使罗赫略也成为了迷茫的流亡者,但是当他把自己取名罗赫尔·斯特拉达——一个意大利黑手党的常见姓氏,罗赫略其实走向了某种极端,这是和父亲对立的态度,“我父亲生活在一个堆满文件和备忘录的莫斯科,一个官僚的莫斯科,他们发出命令又收回命令,议论时事,拉帮结派,明争暗斗,生活在一个理想化的莫斯科。我生活在一个有毒品、妓女、黑市,有享乐、恐吓、罪行的莫斯科。”后来随着苏联解体,父亲的莫斯科也不再存在,回到智利的他死在家中。而罗赫略继续在莫斯科,他帮巴甫洛夫做事,给他找巴甫洛夫最喜欢的女运动员,当他也喜欢上了完美的纳塔利娅,他就是想要自己找到一种“回归”的感觉,但是纳塔利娅还是落到了巴甫洛夫的手中,两个莫斯科再次发生碰撞,一个是斯拉夫精神有关的莫斯科,一个则是拉丁精神相关的莫斯科,最后我杀死了巴甫洛夫,即使纳塔利娅跟一个德国人跑了,“但是有时,尤其是在深夜,我会想念俄罗斯,想念莫斯科。”

《雪》将被杀和他杀的故事放置在了动荡的国际环境中,探讨的是所谓民族精神的话题,死亡似乎在流亡中成为了一种和时代有关的状态。《又一个俄罗斯故事》,也将死亡和时代联系起来,一个西班牙蓝色师的新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苏联前线作战,作为圣诞颂歌的领唱者,他有一次受伤了,等到出院的时候没有拿到前往目的地的车票,他拿到的是一张去党卫队兵营的路条,于是他成为了德国党卫队的一员,后来苏联人开始反扑,党卫队的人被杀死,但是一名懂德语的苏联人听他说出了“kunst”,这个词在德语中是“艺术”的意思,于是他便当成了艺术家之类的人。新兵没有被当成党卫队而杀死,后来被送到了西伯利亚的俘虏集中营,一直呆到50年代末最后去了巴塞罗那定居,“有时,他会张开嘴巴让任何想看的人看看那缺了舌尖的舌头。”

因为一个词的发音被当成是艺术家,因为艺术家的身份而成了俘虏,最后安全地返回了西班牙。被杀的故事变成艺术幸运的故事,而这无疑是一种戏谑,当他因为“kunst”而逃避了战争之死,他依然是一个流亡者,甚至经历了恐怖的死亡也是一种死亡。和《又一个俄罗斯故事》中新兵遭遇于时代之错误相同的是,《警探们》通过两个警探的对话,揭露出智利的社会现实。智利人不喜欢枪炮,智利人天性沉默,智利已经没有了男子汉,智利充满同性恋和杀手,这是开车执行任务的两个警探谈及的话题,关于智利的社会现状,他们的对话构筑的是一条明线,但是对于身为警探的他们“杀人”之事则构成了一条隐秘的线:他们谈起抓住的洛艾萨,“他家里可是个军火库。”谈起有一把马努汉枪的劳里托·桑切斯,“在他真死之前,至少装死过两次。有一次是和妓女在外面乱搞的时候。”谈起了佩索亚·贝利斯,谈起了阿图罗,谈起了马丁纳佐,谈起了贝拉诺,这些人都是他们曾经抓捕过的人,当然最后可能也都死了,他们是罪犯,是非死不可的人,但是“警探们”也构成了一种暴力,而且是被隐藏的暴力:“对不起,我不同意这话,我对亡灵充满了敬意。”这是讽刺;“全让咱们杀了是什么意思?我从来没杀过人。你杀人也是为了履行职责。”这是逃避;“咱们这些留下来的人就是为了做噩梦,仅仅是因为总得有人留下来面对他们。”这是无奈;而当最后他们回忆看见了镜子,以及镜子里熟悉的人,“我又看看镜子,我看见了两个老同学,一个是二十岁的、打着松松领带的警察,另一个是脏兮兮的、留着长发和大胡子、骨瘦如柴的家伙。”身为警探,完全可以掏出枪对准脑袋开一枪就行了,“然后随便找个借口就可以了。当然,我并没有这样做。”另一个附和道:“对,咱们不干这种事。”则把杀人完全合理化、合法化了。

共产党、党卫军、流亡、智利、警察,它们构筑了一个宏大的叙事体系,这是属于时代、属于父辈的世界,在那个世界发生的他杀故事充满了荒谬感。另一种死亡则是个体意义上的死,它甚至更多体现的是自死。《狱友们》中的我和索菲娅同年同月不同地点被捕,一个在西班牙一个在智利,在相距万里的距离中,命运却找到相同点,另一个相同的则是喜欢各种做爱姿势。但是不同的地方更多,索菲娅后来结婚了,后来又离婚了,后来又结婚了,又来又分开了,在结婚离婚交替中,索菲娅变成了幽灵的存在,她谈到了魔鬼、阴谋和杀手,“唯一让她感到害怕的是有个疯子蓄意要把别人推向疯狂的深渊。”她和新未婚夫没有掐死埃米利奥,但是在我的记忆中她永远有着一张忧郁、哀愁和病态的脸,即使重逢后第一次看见她微笑,索菲娅似乎也在魔鬼、阴谋和杀手中死去了。《克拉拉》中的克拉拉似乎和索菲娅有着相同的境遇,她结婚离婚又结婚又离婚,“老鼠、抑郁、神秘的疾病又都回来了。”她说自己的灵魂里有三个克拉拉,一个是小女孩,一个是被家庭奴役的老太婆和一个年轻女人克拉拉,她想离开那座城市,想画画,想摄影,想旅游,想活下去。但是在她得知自己患病得知要手术时,却失踪了,她最后出现在我的梦中,“我点着灯等她,最后在沙发上睡着了,梦见一个美丽至极的女子,但不是克拉拉,是个高个子的女人,消瘦,小乳房,长腿,深褐色眼睛,肯定不是克拉拉,这个女人的出现替代了克拉拉,把克拉拉简化成一个可怜的、迷失的、浑身颤抖着的四十岁女人。”

女人,被抛弃的女人,被暴力殴打的女人,以及失去了自己的理想和生活的人女人,她们是死去的女人,自死也是一种他杀。死亡是时代造成的悲剧,死亡他人制造的暴力,死亡是自我束缚的迷失,死亡是错乱,死亡是谎言,如何逃离死亡?波拉尼奥制造了“重返暗夜”的机会,在诡异的死亡发生之时,他给了死去的和未死的人一个说话的机会,“您一定感到羞愧吧!”这是《回归》中我死后第一次说话,而我说话就是让维尔纳夫继续说下去,“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波拉尼奥也是在死亡发生时让他们说话,说话是活人的属性,说话是回忆中的逃离,说话是在场却不在场的证明:《雪》中的那个故事是我在西班牙巴塞罗那认识罗赫略时他的讲述:“故事不太长,罗赫略说。随即起身拿来银边相框,在我对面坐下,左臂抱着照片,右手端着伏特加,开始讲故事:”《又一个俄罗斯故事》是“阿玛尔菲塔诺在跟一位友人讨论完艺术的奇妙特征之后,讲述了一个巴塞罗那友人给他讲的故事”,《威廉·伯恩斯》中也是关于讲述的故事:“威廉·伯恩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文图拉市人,他给我的朋友潘乔·蒙赫讲述了这个故事。潘乔是墨西哥索诺拉州圣特莱莎市的警察,他又把这个故事说给我听了。”

故事嵌套着故事,叙述连着叙述,听者是另一个听者,在故事讲述和倾听的链条里,它们慢慢脱离了现场,它不是正在发生,它已经发生,并成为了说的文本,而这既可以消解死亡的现场性,又会产生一种比死亡本身更大的悲剧性。《与恩里克·林恩相遇》中的恩里克·林恩是智利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他就是把过去和未来都看成是死亡的形式,他书写了死亡,他又成为波拉尼奥书写的死亡。1981年或1982年,波拉尼奥和林恩通过信,后来又见了面,那时波拉尼奥握住的那双手就是微微发凉的手,他告诉波拉尼奥说,“每三小时我就得喝一次这种难喝的东西,已经够受,别为水、洋葱、星星的缓缓移动寻找什么象征性了。”没有象征,就是真实的死亡,林恩于1988年死去,1999年波拉尼奥还梦见去了林恩的住处,“记忆中智利和圣地亚哥一度就像地狱,真实城市的隐秘深处与想象中的城市,二者的相似是永远存在的。”于是,死亡化作了那两本书,化作了泳池里的林恩,化作了药物和台词,化作了整个时代的背景:

从建筑物的外观看,都是旧时代的东西了,还有那些停着车的人行道也属于旧时代,属于沉默但仍变动着的时代(林恩看见那个时代在活动),那是个毫无存在道理的、令人不堪忍受的时代,只是因为死气沉沉的惯性才留存下来。

大理石像

编号:C55·2210418·1741
作者:【美】约瑟夫·布罗茨基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20年01月第1版
定价:42.00元当当19.30元
ISBN:9787532782482
页数:176页

“这的确是一根轴杆,本剧在舞台演出期间所出现的一切,以及自舞台消失的一切,均通过这根轴杆上的孔洞出现或消失,轴杆上的孔洞集送餐通道和垃圾通道于一体。”《大理石像》是布罗茨基仅有的两部剧作中的头一部。戏剧的背景设置在一个既未来主义,又复古主义的国度。“公元后2世纪”,在一个高度机械自动化的时代,人类以曾经的罗马帝国为模板,托古仿建了一个新罗马帝国。在一座钢筋高塔的监狱里,两名没有犯罪,却依照法令被随机判决终身监禁的囚徒在这匮乏的空间与冗余的时间之中,展开了一场柏拉图式的对谈。“因为不是人在征服空间,而是空间在剥削人。因为空间是不可避免的。拐过一个街角,你认为是另一条街。其实还是同一条街,因为这些街也同样处于空间之中。”这一切都是一个寓言,因为在被设置为未来的世界里,“监狱就是空间的匮乏,其补偿就是时间的过剩。”


《大理石像》:你刺伤我的膝盖了

图利乌斯 (教训的口吻)在时间那里,普勃利乌斯,什么都有,除了地点。尤其是在日期被取缔之后……而空间……它的每一个点都可以成为……因此空间得到了如此之多的描绘。所有这些风景和风光。写生画。纯粹的潜意识……这一套不适用于时间……比如,难道能画出时间的肖像画或静物画吗……

空间是每个点,空间是触手可及的存在,空间可以在写生画里被描绘,空间会形成纯粹的潜意识,空间也是“介乎一居室住房和太空飞船舱室之间”的囚室,是“更像帕拉第奥,而非皮拉内西”装饰风格的牢房,是高1000米的铁塔,是圆形像舷窗四角磨圆的方形像银幕的窗户,甚至是空间舞台演出期间所出现一切和消失一切的那根轴杆。空间是具体的,可见的,不消失的,当然空间也是背叛终身监禁限制人身自由的地方。

当空间成为一切,时间是不是被取消了?没有时间的肖像画,没有时间的静物画,没有时间的潜意识,没有时间的任何一个点,而在日期被取缔之后,也只剩下了任何一天都是现在的空间。但是,当在囚室里的图利乌斯和普勃利乌斯拿起两把剑,在冲刺和挑剑,再次冲刺和再次挑剑,在最后冲刺和最后挑剑中,为什么会有进攻和退守?为什么会有开始和结束?为什么会有受伤和流血?为什么会有取胜和失败?分出了结果的过程就是时间的一种形式,即使在图利乌斯高喊着“是一场闹剧”而回归到囚室这个固定空间,即使否定逃走和自杀是一种对自由的探寻,普勃利乌斯也获得了逃离空间进入时间的机会,那一句“你刺伤了我的膝盖”,传递出两个意思:一个是自己在这个时间过程中受伤,就是时间的一种证明,冲刺是自然,挑剑是人工,“人工没有终结,无论何地,无论何时,无论何种方式。”在人工与自然的交替中,时间存在;同时,正因为被刺伤了膝盖,正因为鲜血流淌,普勃利乌斯才能证明自己不是大理石雕像,不是图利乌斯所谓的经典作家,不是取消了时间的存在,“因为我有膝盖”就是一种在时间中活着的状态。

图利乌斯和普勃利乌斯,同处1750号囚室的两个人,分出了空间和时间的不同走向,而这不同的走向正是他们对于“终身囚禁”这一生活的不同态度。普勃利乌斯是体胖、有些谢顶的男人,喜欢听金丝雀的叫声,他把这种声音称作是抚慰,“那么上帝在天堂或许也能听见。”而图利乌斯则是体瘦、健壮,长着一头金发,他躺在浴盆里洗澡,读书,抽烟。同在一室,两个人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态度,图利乌斯称自己是罗马人,他把普勃利乌斯叫做“野蛮人”——两种不同的命名自然区分了两个人,而他们的身份正代表着两类对于空间和时间注解了不同意义的人。

图利乌斯称自己是罗马人,读书、抽烟和养金丝雀,代表着他自认为具有高贵的血统;他报告司法官说普勃利乌斯不是罗马人,不信上帝;他说自己关在这里就是置身在罗马帝国境内,服从于“使用于所有哺乳动物”的罗马法律,按照该法律,每一代人都有6.7%的人被送进牢房;终身坐牢是一种税负,和是否犯罪无关;罗马元老院支持这项法令,委员会高瞻远瞩;如果家里人没有坐过牢,那么后代就不能担任国家公职,只有在铁塔里呆过的祖先,后代才有资格担任司法官、元老和执政官;他还想为自己的儿子取名提比略,一个取缔死刑却将坐牢比例缩减到3%的罗马皇帝……而普勃利乌斯,被图利乌斯叫做“野蛮人”的他反对坐牢的比例,认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住宅变成牢房,把牢房变成住宅”;他批判罗马时代“迷上水管”的不良风气,“台伯河早就完了,我们都有功劳。”他的爷爷和父亲都没有坐过牢,当自己成家有了孩子,气愤于自己成了囚犯;他图利乌斯把罗马公民叫做“国家支柱”,并认为这就是“臭狗屎”……

而他们的矛盾所聚焦的便是空间和时间的分歧,图利乌斯认为“真正的罗马人渴望一致”,“从永恒的角度看,缺席就等于在场。也就是说,真正的罗马人认为差异就是下流的女人。”缺席就是在场,一致就是永恒,一模一样的每天就意味着时间本身,所以他期望这里的菜谱也天天一个样,而这在他看来就是罗马的精神:“罗马的任务,就是与时间融为一体。这就是生活的意义。不要多愁善感!”和时间融为一体,便是妥协,便是认同,甚至就是一种复古,所以在图利乌斯看来,探监与司法理念相悖,与铁塔的原则相悖,文学就是纹身,做爱就是逃跑,而这便是他所认为的道:“太初就有。特别是,太初有道。”在这个道里,他把罗马人的服饰“托加”看成是身份象征,这个在监狱词典F部“服装”条目里的词,其最主要的是皱褶,它包含了整个世界,包含了整个生命,“与现实没有任何关系。也包括穿托加的人。”

图利乌斯就是自认为身披着托加的那个人,在他那里没有了从古代到现在的时间,只有像菜谱一样的一致;没有了创新的文学,只有大理石雕像代表的经典作家;没有了爱情和欲望,因为做爱意味着从铁塔逃跑,当然也没有自由,自由就是写在墙上的出口;没有逻辑和因果,因为一切的演绎最后都会重返原因,而这就是他所遵从的“思想绝对主义”——在没有了变化,没有文学,没有了情爱,没有了自由,没有了因果的世界里,在思想的绝对主义中,他让时间在自己身上消失,“没有之前和之后的事件就是时间。纯粹的时间。时间的截面。时间的一部分。就是失去原因和结果的东西。铁塔就由此而来。铁塔中的我们由此而来。摄像头也由此而来,目的是让铁塔中的一切在纯粹的时间中流逝。”取消时间,就是活在那充满皱褶的托加里,“不是托加为了人而存在,而是人为了托加而存在。”

很明显,是普利乌斯自己制造了时间的牢笼,一方面在他看来取消时间,就是回到罗马帝国,重温罗马精神,活在罗马制度中,另一方面,成为罗马的复古主义者就是在时间里囚禁自己,这是一个互为因果的过程,也完全符合没有逻辑就会产生野蛮的思想绝对主义观念。当把自己放置在一个时间的固化形式中,罗马代表的统治、征服、暴力、理性和制度,又成为他对自己的精神束缚,不想走出来,不是想恢复罗马帝国,而是放弃自由,放弃抗争,放弃对历史的超越,在他看来,甚至应该放弃鲜活的生命,放弃精神意义上的文学救赎,放弃信仰——因为他在报纸上读到了波斯的战争,读到了太平洋的龙卷风在天狼星和老人星上着陆,一切的灾难只不过是时间的一个影子,他说不重复的诗人会写下天鹅的倒影,除了自己欣赏“这双重的美丽”,它都是自欺欺人,就像牢房的那三面墙上出现了林荫道、吃糖、雕像和公园,以及不同的光投射进来,却只是一个静止的画面,只是一部电影,所以时间的谎言就在于它是一种同义反复,“更糟的是,还是自然界的同义反复。都说,大自然是母亲……”

“别唠叨什么女人、孩子,爱情、仇恨。别去思考什么自由。明白吗?你将和时间融为一体。因为除了时间,什么都不会剩下。”图利乌斯也是这样对“野蛮人”普勃利乌斯说的,但是对于普勃利乌斯来说,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他喜欢听金丝雀的叫声,吃掉了那块甜点,听司法官说加第二道菜要减去100克而愤怒,曾经在高卢打仗的时候和妓院女老板混在一起,也写过“可是我有时满腔怒火,连孔雀尾巴也救不了我!”的诗歌。当然他的观念是在和图利乌斯的矛盾中不断凸显的:他看不起图利乌斯看书的习惯,认为他是对过去感兴趣,而实际上还有未来,罗马帝国只有殖民地,只有地形学,“你读吧,读吧,当你把所有的书都读完……书还是会留在书架上,你却会被送进垃圾道。”当图利乌斯认为铁塔是与空间抗争的形式,是把人推入纯粹时间的存在,“因为空间的缺乏就是时间的在场。对于你来说,就是监狱,是牢房,是囚室,因为你是个野蛮人。”普勃利乌斯质问他的是:为什么不要自由?逃跑或者自杀都是一种出路;而面对所谓的经典作家大理石雕像,普勃利乌斯用一颗安眠药暂时逃离束缚,而趁他睡着的情况下,图利乌斯为他们献酒,“好吧,经典作家们。被砍下的文明脑袋……智慧的统治者。人们指责文学容易逃离现实,文学因此受到过多少指责啊!现在正是接受这些指责的时候。”

普勃利乌斯醒来,发现图利乌斯不见了,他以为图利乌斯获得了自由,但是通过摄像头,和司法官同进早餐的图利乌斯却告诉他,自己没有逃走,也不想自由,“对于我来说,司法官什么人也不是,铁塔什么东西都不是。司法官和铁塔,也就是什么都不是的人和什么都不是的东西,都应该是完美的。否则不如回板房去。”而他认为普勃利乌斯把司法官当敌人,把铁塔当监狱,就是树立敌人,就是困在时间里,“在罗马,普勃利乌斯,永远是夏天。即便在冬季也是夏天。”在他看来,只有成为大理石雕像,只有成为经典作家,只有文学接受现实的指责,才能重构时间。

取消时间让空间囚禁自己,重构时间从空间中突围,两个人在两把剑的击打中走向另一种可能,当普勃利乌斯看到自己受伤看到自己流血,“至少,这能证明我还不是一座雕像。不是大理石像。不是经典作家。因为我有膝盖。”他才真正开始定义图利乌斯——这个把自己定义为“野蛮人”的所谓罗马人站在自设的时间里,站在虚构的高处,俯视着野蛮人,而普勃利乌斯用一种悖逆的方式,在命名中逃离了时间,在他看来,根本没有真实的图利乌斯,他只是一个“装有摄像头的机器人”,“摄像头藏在体内。也许,甚至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这就是从提略特时代就开始的试验,继而他认为这里的一切都是被设置好的,无论是花园和天鹅,无论是“森林芳香”还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维也纳森林故事》圆舞曲,都是一幕“古典主义”戏剧,“冒充也是一种绝望形式,古典主义最终也会被编成一个程序。”

时间是一个程序,它在古典主义的三一律中成为一处闹剧,普勃利乌斯膝盖受伤和流血何尝不是这一幕戏剧的一个场景?代表罗马的图利乌斯取消了时间,让自己和时间融合在一起,这无疑是一种讽刺,他自囚于在历史之中而让自己覆灭,但是当一切只不过是程序,“公元后2世纪”不就是公元前2世纪?牢房里的太空船舱、电梯、轴杆、电话、电视,这些具有现代意义的设备不就是古代的创造?古代就是现在,现在还是古代,在这个时间陷阱里,谁能真正逃离?就像图利乌斯所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死后也可以过渡到终身……也就是说,生前存在着认知身后的可能性……”同义反复的时间,同义反复的专制,同义反复的统治,就是思想的绝对主义,就是时间的绝对主义。在图利乌斯用安眠药沉沉睡去的时候,17个小时对于普勃利乌斯来说,依然无法逃跑,依然没有自由,依然没有文学,也依然不是时间——它只是1982年写作的一幕戏剧,离开了以托加的褶皱包围人生和世界的古罗马,却没有抵达拥有自由的现代世界,约瑟夫·布罗茨基像是被抽离了的存在,悬空在时间和空间的巨大寓言里,如普勃利乌斯独身一人,如图利乌斯沉沉睡去:

人是孤独的……就像一个被遗忘的思想。

糜骨之壤

编号:C39·2210319·1736
作者:【波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著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2021年01月第1版
定价:56.00元当当27.00元
ISBN:9787533962968
页数:331页

雅尼娜是一位精通占星术、喜欢威廉·布莱克的诗歌,并热衷动物保护的老妇人,她幽居在波兰边境被大雪覆盖的山林里,她给自己认识的每一个人都会取个奇怪的外号,他们是“大脚”“鬼怪”“好消息”,她养的狗则被称为“小姑娘们”。突然有一天,邻居“大脚”被一块小鹿骨头卡住喉咙,死在家里,此后凶案接二连三发生……“某次,一个温顺、正直的人/选择了一条危险的路,/从此便向着死亡之谷走去。”第一句话就引入了那个神秘而诡异的死亡世界,小说贯穿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幽默感,以及关于人、自然、动物的尖锐思考,雅尼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观当下社会和人类行为的极佳的视角。这是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卡尔丘克最新长篇小说,同名电影荣获柏林国际电影节亚佛雷德鲍尔奖,小说入选2019年布克国际奖短名单、2019年美国国家图书奖长名单、2020年国际都柏林文学奖短名单。


《糜骨之壤》:动物展现一个国家的真相

“‘猎人’这个名字中包含‘思想’一词,这意味着猎人们清醒、理智、周到地完成上帝赋予他们的任务,照顾大自然……”
——《第十五章 圣休伯特》

他说:“不可将人与动物相提并论。”他又说:“猎人们狩猎符合捕猎法则。”他还说:“‘猎人’这个名字中包含‘思想’一词……”言说者的他是沙沙神父,一个用行动无比接近上帝的人,但他最接近上帝的却是观点,把人和动物分开,把猎人看成是合法的狩猎者,都是因为有上帝,或者说是上帝命名了他们:上帝将动物置于低人一等的位置,而猎人就是上帝的使者和伙伴,他们甚至在清醒、理智和周到中辅助上帝创造并照顾动物们,所以捕猎就是一种“照顾”的行为。

捕猎合法化,甚至被神圣化了,按照沙沙神父的观点,猎人们定期给动物喂食,建造了41个鹿喂食架,4个糜鹿喂食架,25个野鸡喂食点以及150块盐舐砖就是猎人的功绩。所以人类高高在上,这是对上帝规则的一种回应,上帝规则变成了捕猎法则,而且出自一个神父口中,是不是代表了人类的傲慢?沙沙神父是在圣休伯特节庆祝活动中对“我”说这些话的,而起因仅仅是因为“我”的那只小狗死了,我把小狗看成是唯一的亲人,看成是家庭的一份子,甚至看成是“我的女儿”,而这一切就遭到了神父的呵斥:“请不要亵渎上帝。不能把狗当作女儿。别再哭了,祈祷吧,这样能减轻痛苦。”

沙沙神父代圣人之言,他似乎就成了圣休伯特,而其实圣休伯特在成为圣人之前就是一个钟情于打猎和杀戮的人,有一次因为在猎物的头上看见了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于是便意识到了自己此前深重的罪孽,从此痛改前非不再杀生。看见猎物头上的耶稣,让休伯特从猎人变成了圣人,但是当猎人们将他作为守护神,“我”的疑问是:“他岂不成了自己所犯下罪孽的守护神?”让一个曾经的猎人变成猎人们自己的守护神,是不是在纵容杀戮的罪恶?和沙沙神父说的一样,当猎人们给动物喂食,最后的目的不是完成上帝交给他们照顾动物甚至照顾大自然的目的,而是“可以在这些喂食架旁向动物开枪”,谋杀更是变得合情合理,罪孽更是被免除了。

与其说是上帝的规则,不如说猎人们自己设置的法则,而正是这个自我设置的法则,最后遭到了报应:神父的宅邸着火了,沙沙神父死了。圣休伯特节没有给沙沙神父带来好运,却以讽刺而残酷的方式让他死去,谁是凶手?这已经是远离世界的普瓦斯科维什小村里发生的又一起死亡事件,在此前,“大脚”死在自己家中,像是有东西卡主了喉咙窒息身亡;之后发现了警察局长的尸体,他一个人躺在一口很浅的井里,头朝下,身体扭曲着;后来猎人福南特沙克被人发现死了好几个兴起,尸体成了碎块,散落在坑里,四周已经长出了蕨类植物;而现在,沙沙神父也在大火中丧生……这一系列的死亡事件是不是共同的凶手所为?

“我”在大脚死去之后,和“鬼怪”赶去了大脚的住处,发现房子外面有鹿,“鹿站在雪地里,雪已经没过了它们的肚子。它们平静地看着我们,就好像是在执行某个仪式时被我们逮到了一样,那是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仪式。”而大脚作为一个猎人,就曾猎杀过鹿,甚至房子里还有鹿头;警察局长的尸体被发现时,口袋里找到了很多钱,而在杀死他的凶器里发现了动物的血迹;“我”和福南特沙克第一次相遇的时候,他正准备去打猎,“当时我在森林的尽头看到了两只白狐,它们慢慢地走着,一个跟着一个。”而发现他尸体的时候,身上爬满了甲虫;而沙沙神父被大火烧死之前,就和我谈论了动物和人类的关系……他们的死是动物对人类的报复?而最后的一张照片,似乎提供了足够的犯罪证据:照片里,警察局长、董事长、福南特沙克、沙沙神父站在一起,除了他们还有医院院长、消防队长、加油站老板,最后是刚刚跑进来的大脚,“一个个都是家中的父亲,模范公民。”而最为关键的是,他们穿着制服排成一排,他们面前是动物的尸体,其中有野兔、野猪、鹿、野鸡、绿头鸭等。当他们站在一排和手中的猎物合影,他们都有了一个统一的身份:猎人,猎人和猎物的合影就是一种杀戮的再现,“动物的尸体如同写给我的长句,那些鸟则构成了省略号,代表着无尽的延续。”

所以他们的死几乎没有悬念,动物对他们进行的报复,就是动物复仇者“卓柏卡布拉”的复仇故事,或者是德国人的传说变成了现实,“讲的是午夜射手在后半夜四处寻觅、猎杀坏人的故事。”而这就揭示了动物和人类之间的某种对立关系。这个和捷克交界的边境小村普瓦斯科维什,是远离世界的存在,每年四月有人租住在这里,随着天气转冷,他们十月就会离开,而从十月到来年四月,这里只有几个人居住。这个到处是森林的地方,原本是宁静的,但也成为了狩猎爱好者的乐园,经常可以看见动物的血迹和尸体,动物之死当然是人类欲望的体现,就像大脚,把森林当作自己的私产,“森林里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一个典型的掠夺者。”

引用布莱克的诗句,“在路边被虐待的马,/呼唤着天堂,要人类血债血偿。”动物之死之后是人类之死,这就是报应,这就是“血债血偿”。而作为这个小村的常住者,我一直反对的就是人类对动物的捕杀,在一次的演讲中,我认为“人类对野生动物负有重要责任”,人类要让动物有尊严地活着,就像人类对待自己一样,“我也曾是动物,也生存过,吃过;我在绿色的牧场上吃草、产子,用身体温暖我的孩子们;我也曾筑过巢,往里填上温暖的枝叶。”人类以动物自比,就是把尊严还给动物而不是死亡,而人类所谓的讲道坛,代表着罪恶,是奸诈、狡猾和老练的罪恶,“他们架起干草堆,在上面放上新鲜的苹果和小麦来吸引动物。自己则藏在讲道坛里,一旦它们上钩并放松警惕,他们就直接瞄准动物的头开枪。”当人们用布道的方式制造罪恶,就像大脚的死,不是死于麻痹的窒息,而是死于报复,大脚抓住中了圈套的鹿,杀死了它,并吃掉了它的身体,“一个生物吞食了另一个生物。在一片安静、沉寂的夜晚,没有反抗,没有雷电,刽子手就这样遭受了惩罚,虽然没有任何人来行刑。”

动物死了,猎人死了,如果这只是一个动物报复的故事,似乎显得简单了一点,而其实在这一系列谋杀事件中,背后却是关于权力的思考。无论是警察局长还是董事长,无论是沙沙神父,还是福南特沙克,或者还有医院院长、消防队长、加油站老板以及大脚,其实他们都拥有一定的权力,他们正因为手上握有社会权力、宗教权力、经济权力,所以将人类拔高在动物之上,所以可以合法化进行捕杀,枪就是权力的象征,而这种权力不仅在动物身上滥用,而且对人也进行了控制,福南特沙克拿着枪让我离开那里,理由是“我们正在射击”,而我的回答是:“该离开的是你们,否则我马上报警。”我因为牵涉到董事长之死,在权力之手下,我甚至被关进了监狱,像猎物一样,被权力控制着。这种权力更是外化为一种非法的占有,警察局长就是一个混迹于各种阴暗、邪恶的教义中,“除了利用在警察局中的职权,他很有可能在其他地方也拥有许多秘密而不祥的权力。”他被人发现死在坑里时,从他口袋里就发现了很多钱财,而这笔钱才就是贿赂的赃款。

“监狱用法律之石建造,/妓院是用宗教之砖砌成。”引用布莱克的另一句诗,就是对这个社会的讽刺,法律之石建造的不是保护所,而是让人失去自由的监狱,宗教之砖建造的不是救赎的庇护所,而是妓院。由此引申出对国家的思考,我在演讲中就认为,“动物能展现一个国家的真相,尤其是这个国家对动物的态度。如果人们对动物残酷行事,那么民主就只是空谈,毫无用处。”当这个国家只有残酷和杀戮,何来民主?对国家的思考终于让我在这个远离世界的小村找到了另一条路,那就是从边境去往那一边的捷克,在我的世界里,捷克就是一种天堂般的存在,“半梦半醒之间,我会想到捷克,看到国界,以及在它之后美丽、柔软的国家。那儿的一切都沐浴在阳光下,散发着金色的光芒。”当自己还生活在被个人主义占领的“神经质国家”,“这个国家里的每个人一旦处于人群之中,就会开始教导、批评、冒犯人群中的其他人,展示自己毋庸置疑高人一等的地位。”所以捷克就成为了逃离的目标,那里没有杀戮,甚至没有争吵,“我认为捷克则完全不同。那里的人能够心平气和地讨论,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争吵。即使想吵也吵不起来,因为他们的语言压根儿不适合吵架。”最后我和研究甲虫的波罗斯在一起,波罗斯的观点是:“在大自然的领域,没有‘有用的生物’和‘无用的生物’之说。这只是人类对物种进行的一种极不明智的分类。”而最后两个人跨过了边界,寻找另一处家园,“我在捷克的田野里行走,朝着它(处女座)的方向。而它也越来越低,好像在鼓励我随它往地平线走去。”

从动物保护的角度解读人类自私造成的杀戮,从国家建设的角度审视民主的重要性,这都是从这片“糜骨之壤”引发的思考,但是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文本也并不仅仅是这双重的思考,动物的生与死,人类的生与死,死亡折射的是命运,而命运的背后则是苦难的意义。我曾经是桥梁建筑师,之后成了一名教师,在技艺的教授中也深入到灵魂深处,而我热衷的则是星象学研究,“卫星云图和倾斜的地球时常打动我。可以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暴露于行星凝视中的球体表面,被丢弃在巨大的虚无缝隙中。”我把变化的金星称作是“夜晚的星星”,我认为任何事物在苍穹中的地位是独特而永恒的,我笃信布莱克的那句诗:“任何可以相信的事物,/皆是真相之一种。”当人类成为宇宙中被丢弃的存在,命运其实需要的是自我主宰,而这也正是对权力、暴力、杀戮等罪恶的反抗,“我们宁愿相信自己是自由的,能够根据自己的选择随时改造自我。事物之间的联系如天空般无穷和浩瀚,使我们不知所措。我宁可变得渺小一些,如此一来微小的罪恶尚可被原谅。”

“我”把人类分成三类,一类是“滑雪爱好者”,他们是享乐主义者,一类是“司机”,他们喜欢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最后一类则是“过敏者”,过敏者一直处于战斗状态——我把自己看成是过敏患者,他所处于的战斗状态就是对命运发起的挑战,所谓革命,就是为时代的变革做好准备。一方面,我身患疾病,“我的病痛很叛逆,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到来。每当它来临,我的身体就会发生些什么,骨头也会开始疼。这是一种非人的疼痛,令人作呕。”双腿麻木和腿内灼烧是常见的症状,甚至后来还出现了血尿,我被一种死亡的恐惧包围;但是另一方面,身体的苦难是我更多思考死亡的真正意义,“既然有出生的顺序,为什么不能有死亡的顺序呢?”搜集了1042个出生日期和999个死亡日期,对于我来说,是从这生死过程中看见宇宙的法则,“世界上每一个最小的碎片都与其他的一切经由复杂的通信宇宙联系在一起,而这个宇宙很难渗透进平庸的心灵。”而只有知道了自己的死亡日期,才会由此感到自由——我就是在身体的疼痛和对死亡的搜集中,保持着战斗,追寻着自由。

而这种为自由的战斗,和猎人们捕杀猎物的神圣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是猎人这个词包含着“思想”,而是猎人的杀戮中有着人类的罪恶的灵魂,“我们每个人都是犯错的主体,谁又能说我们不是罪犯呢?”身体是一个宇宙,所以在穿越国界去往捷克之后,我“参加”了自己的葬礼,让自己死去,是作为自然人的死亡,是建立自然的死亡顺序,而死亡之后的宇宙会展开另一面,此谓生,“但我知道,我还有很多时间。”就像我写给迪迦的那个小故事:

中世纪曾有一位修道士,他同时也是一个占星学家。他通过星盘预见了自己的死亡。石头将会落在他的头上,将他砸死。从此,他便在修道士帽子里面再戴上一顶铁帽子。直到某年耶稣受难日,他把两顶帽子一起摘了下来,这主要是怕引起教堂里众人的注意,而不是出于对上帝的爱。这时候,一块小石头落到了他裸露的头颅上,但他只是受了点轻伤。然而,修道士却认定预言已成真,便打点好了自己的一切,没过一个月就死了。

怪诞故事集

编号:C39·2210120·1728
作者:【波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著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2020年05月第1版
定价:45.00元当当17.60元
ISBN:9787533960759
页数:244页

《怪诞故事集》是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最新的小说集。小说集由十个故事组成:森林里的绿孩子、母亲过世后留下的形形色色的罐头、意外卷入一场死亡案件的教授、“我”去探望做了变形手术的姐姐、修道院里的神秘木乃伊、每年都会在死亡后复活的莫诺迪克斯……每个故事都发生在不同的时空中,从现代的瑞士,到三百多年前的波兰;从中国的寺庙,到想象中的未来。每个故事都诡异且荒谬,你很难猜到下一页将会发生什么,但在怪诞之下又似乎潜藏着人类生活的蛛丝马迹。小说集融合了民间传说、童话、科幻、宗教故事等元素来观照波兰历史与人的生活,通过这部小说,我们会重新思考什么是“真实”?什么是“怪诞”,真实和荒谬的界限在哪里?该小说集出版一年之后,托卡尔丘克即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本书同时收入托卡尔丘克在瑞典学院领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温柔的讲述者》及诺奖授奖词。


《怪诞故事集》:他的名字没有复数形式

“一个没有人的野生世界。我们看不到它,因为我们是人。我们主动和那个世界分离开来,如果现在想要回去,就必须做出改变。我们是自己的囚徒。这是一种矛盾,是一种有趣的认识事物的方法,但同时也是一种糟糕的进化论错误:人只看得到自己。”
——《变形中心》

人从野生世界里分离出来,建立的人类文明,这就是所谓进化,但是为什么进化之后的雷娜塔的生活会失去光彩,为什么生活看不到希望的她选择“变形”?不仅仅是曾经父母的离婚,也不是因为孩子离开家丈夫因病去世,是因为人在脱离了那个世界之后,“人只看到了自己”,这种被崔教授——一个被命名为“他”的变性手术实施者称之为自我囚禁的人类困境,似乎只有不选择做自己,才能从这种困局中解脱出来。

人只看到自己,人囚禁自己,是“糟糕的进化论错误”,但是放弃所谓的进化,像雷娜塔一样不选择做自己,在雷娜塔的妹妹“她”看来,却是一种“自杀”,而变形也就意味着“对她实施安乐死”。从动物进化到人类社会还是打破世界的藩篱成为变形人,这是一个伦理学的问题。对于“她”来说,遵循理性就是意味着保持人类的高贵性和控制力,那辆自动汽车就是人类进化之后的智慧结晶,“它一直依据卫星指令匀速、稳定、几乎无声地运行着,从不违规超车,也不做任何危险动作。”但是越是生活在理性世界,越是产生非理性的感觉,自动汽车不也是会发出咕咕的声音,而在她回去之后,惊慌地发现,自己的双手在自来水的水流下消失了,“双手一边洗着碗,一边就化了,如同冰砌的一般。”这是一种幻觉?似乎强烈感受到非理性的她发现了身上的变形——进化到高智慧的生活中,变形仿佛成为了如自动汽车一样的自动状态。

她梦到了姐姐雷娜塔,她坐车去变形中心去帮助姐姐,之所以帮助那个生活失去了光彩的姐姐,是因为在“她”看来,变形意味着非人类的生活,意味着回到野生时代,所以天生的警惕,她甚至将表情神秘不可捉摸的崔教授称为“他”——相信进化论的“她”和变形手术的教授“他”组成了一种天然的对抗,而在第三人称单数的命名中,是不是人类本身就进入了物的序列?当然,“她”还是固守自己的执念,她认为人如果选择变形就意味着不做自己,就意味着“自杀”,委婉的说法是“对她施行安乐死”。但是崔教授却否定了她的说法,一方面他把人类和野生世界进行区分的做法就是囚禁自己,就是一种糟糕的进化论错误,而另一方面,在他看来,变形强调的是人和野生世界的相似性,它并非是进化的反面,而是在进化中找到这种相似,“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我们仍然都是黑猩猩、刺猬和落叶松,这一切就在我们身上。这一切对我们而言都触手可得。我们和它们之间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距离。”是有区别,但只是关节和细小的缝隙能区别开来,崔教授的观点是:“宇宙是一元的。世界只有一个。”

一元的宇宙,一个的世界,没有所谓的进化和变形,也没有所谓的自我囚禁,它是一个共通的存在,所以当她看见了雷娜塔,雷娜塔告诉她的是,动物是识别意愿的大师。“我们能从它们身上学习到这种能力,如果我们想到这一点。如果你有这种能力,你就会知道我想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就会平静地接受这一切,不会感到任何不安。”雷塔纳在变形中认识到了宇宙的一元性,而她是不是在这种“一个”世界中看到真正的理性?就像变形中心大楼的那一边有一个湖,只有通过木筏才能达到对岸,看起来此岸和对岸只有水的流动和波纹,但是,“当天空变得明亮,人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水中映出的木筏的倒影。”它是一个远程遥控的平台,也是人类看见的自己的倒影,通过变形而回到唯一的世界,回到一元的宇宙。

变形当然是进化,是进化的实践,而不是糟糕的进化论错误,打破人与野生世界的隔离,回到一元的宇宙和唯一的世界,是变形世界对人类自身的解救。但是《绿孩子》里的悲剧却是人类真正犯下的“糟糕的进化论错误”。来自苏格兰阿伯丁的医生威廉·戴维森,被邀请成为了波兰国王扬·卡齐米日的御医,在为国王服务的那段时间,波兰经历了战争,农民又爆发了起义,而国王自己也在某种祸不单行的神秘力量支配下疾病产生。在这期间,威廉开始了对“波兰麻辫”现象的研究,“波兰麻辫”的出现和流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个多灾多难国家历史的写照。但是最让他感兴趣的是发现的“绿孩子”,他们是在森林里发现的,生活在原始状态下,几乎和动物一样,但却有着人类的样子,只不过皮肤是绿色的。

在威廉告诉国王“绿孩子”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国王问他的是:“自然是什么?”威廉说:“自然是人类之外,就是我们自己和我们创造的其他事物之外,我们周围的一切。”对于这样一个解释,国王眨了眨眼睛说:“那就是巨大的虚无。”自然是巨大的虚无,绿孩子是巨大的虚无的一部分,所以有“绿孩子”突然就死掉了,人们把他看成是魔鬼,但是威廉检查之后发现绿孩子并非死于某种更高级的神秘力量,“因为人们用冰冷的溪水过早地为他洗澡而死亡的。”人为害死了绿孩子,更是根植在人类身上的愚蠢和偏见害死了绿孩子,而他的死似乎也是巨大的虚无,没有人为他的死感到悲伤。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当威廉说自然是人类之外的存在,是我们周围的一切,似乎也是制造了进化论的错误——威廉区别于自然和人类,是谴责人类“只关心如何独善其身”,是批判人类的冷漠,在他看来,上帝赐予了我们感官和理性,使我们用它们探索世界增长知识,而这就是人类文明的出路,“这才是欧洲应该有的样子,一个理性被发扬的地方。”

所以在那个叫奥西罗德卡的“绿孩子”身上,威廉教她了一些当地的俄语方言,奥西罗德卡也开始说话,说那里的人会把自己看成是水果,“他们说人就是水果,动物会吃掉人。所以他们把死了的同伴绑在树枝上,等着森林里的鸟兽把他们吃掉。”后来当鞑靼人侵袭的时候,他们真的变成了水果,他们的尸体被高高挂在树上,但是不是被人类吃掉了,而是被鸟儿吃了。“绿孩子”死于冷水澡,“绿孩子”死于鞑靼人之手,它们就是自然这个“巨大的虚无”的一部分,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人类的一员,而作为人类的一员,威廉也在这种错误的进化论中消失,“我离开了这世界一个最边缘的地方,那令人厌恶的潮湿,前所未有的痛苦,模糊不定的视野,在那之后,却只有巨大的虚无。”——他自己也成为用理性探索自然将自然当成对象的人类世界的刽子手。

从17世纪威廉医生对“绿孩子”的所见所闻,到变形世界的人类自救手术,故事在过去和未来的两个端点发生,而这条时间的轴线恰好印证了进化论是错误还是正确,但是从文明走向更文明,从理性走向更理性,进化似乎从来都表现了其糟糕的一面,人类也日益在自我囚禁中扼杀了宇宙的一元性——当人只看到自己,当人把自然当成巨大的虚无,人在进化世界里会不会变成最孤独的个体?《旅客》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恐惧”的故事,一个从小就被某种东西控制的男人,始终活在恐惧之中:一个人站在那里,小红点闪烁着,然后熄灭,在闪烁和熄灭中,是一双疲惫的眼睛,是长满花胡子的脸,是深深的皱纹,是薄薄的嘴唇,而且不是他看见了这个人,而是这个人看着他——他是谁?一个影子?一种幻觉?

似乎引起恐惧的也不是因为这是一个陌生或熟悉的人,也不是那种闪烁和熄灭之间的神秘感,也不是他可能会在下一秒制造令人害怕的是,正如这个男人所说,真正恐怖的是那些“反复出现、不变的、猜得到的、杂乱无序的东西”,“那些我们对此无能为力的、相互撕扯着的东西。”而这个反复出现的恐怖就是一个“他在看着你”的存在——直到60岁的时候,他发现了这个真相,于是再没有奶奶教给他的祷词,再没有所谓的守护天使,再没有儿时对抗恐惧的仪式,也就在这一刻,他释然了:只是他在看着你而已。《旅馆》中的恐惧是一个泛化的概念,是人类被隔绝在自我状态下的囚禁。而《罐头》则是另一种孤独,母亲去世了,他发现了母亲留在那里的罐头,每个罐头上贴着菜谱:“斯塔霞夫人腌黄瓜,1999”“随口青椒,2003”“佐霞夫人猪油”。他从这些标签上读出了母亲的爱,但那时有一次他看到了母亲写下的一个“错误”标签:“腌魔菇,2005”,于是他用叉子将又白又嫩的蘑菇头放到了嘴巴里,直到全部吃完,晚上他便开始呕吐,第二天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叫来了救护车,医生认为应该进行肝移植手术,但是因为没有相关的捐献者,于是几天之后他就死了。

母亲死了,他孤独一人:孤独地看到了标签,孤独地打开了罐子,孤独地吃下了蘑菇,孤独地拨打了急救电话,最后孤独地死去,甚至没有人将他的遗体领回来安葬,在警察的呼吁下,母亲的朋友们用雨伞在墓碑上拼出一个荒唐可笑的图案,“完成了自己充满悲悯的哀悼仪式。”孤独就是一种囚禁,连死亡仪式都被戏谑了。《接缝》也是一个关于衰老和孤独的故事,妻子去世了,B先生一个人生活着,那一次妻子项链的绳子断了,珠子掉了一地,找不到了,他开始陷入到失眠中,他被珠子控制,一直在想那些没有思想的小生命会跑到哪里去?珠子的绳子因为朽烂而断掉,掉落的珠子也失去了颜色,而这也是他衰老的象征,他已经看不出圆珠笔墨水的颜色,他发现邮票变形为圆形,而那双袜子,他始终找不到那个接缝的地方,问邻居斯塔霞:“您告诉我,袜子有接缝吗?从脚趾到松紧口的那种长长的接缝?”衰老和孤独,让他陷入到“我们抓不住它”的虚无之中,就像《旅馆》中的男人在漫长的时间里抓不到真相,就像《罐头》里的男人抓不住生命,而B先生最后睡在妻子的床上,抱住妻子的粉红色睡衣,在抓住的那一刻,“他睡着了,然后一切都停止了。”

恐惧、孤独、衰老和死亡,是不是都让人类走向抓不住的状态,而这是不是人对自我的囚禁?“怪诞故事集”里的故事都是现实世界的投影,他们就是在“人只看到自己”的现代文明中失去了自我主宰的能力。实际上,这是人类对自我的恐惧,而恐惧就是一个身体寓言,它是灵与肉分离、感性和理性分离、文明和野蛮分离之后的状态,这种分离对于人类整体来说,就是回到了糟糕的进化论观点:“我们是自己的囚徒。”如果顺着进化论再往前,这种身体的寓言更显出其怪诞性。《万圣山》是一个“世界颠倒”的图像,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去苏黎世进行科学测试遇到大雪封山需要坐飞机,当从飞机上俯视大地,一种颠倒的世界产生了,“他们肯定在毒害我们,从飞机里释放毒气,想改变我们的潜意识。”而另一方面,对青少年进行研究测试,是为了对未来进行预判,就像我经常做的演讲开头,“是的,我知道这会让你们不高兴,但是人类的生活是可以预测的。有工具可以做这样的预测。”但是人类对命运有着天然的恐惧,甚至会变成一种抗拒,所以,“人们并不想知道未来。”

万圣山无疑是有着历史烙印的存在,这里在很早的时候建有修道院,修道院里有很多的修女,至今保存的喝咖啡仪式便是一种证明,它是一种没有灭绝的存在,在其他物种有规律的消失中,这是人类对自我的肯定,“我们非常注重环保。我们人类是一种特殊的物种,如果放任自流,就将面临大面积死亡的威胁。”修女安娜这样说。但是从历史而来,修道院似乎进入到了进化的世界,而这种进化带来的是战争,带来的衰落,带来的是异化,“1968年起,除了斯瓦蒂之外,再没有一个新的修女来到修道院。1990年,修女安娜担任修道院长,那时修女总数只有37人。”为了挽救不断萎缩的财政,修道院开始出售自己的产业,那些土地被租给农民用来放牛,而我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木乃伊,他就是三百多年前的圣奥克森修斯,修女们照料这具尸体也是为了不让神圣的信仰泯灭,但实际上,从这具木乃伊被保存和照顾,修道院从中发现了挽救颓势的另一个办法,那就是将圣徒的尸体出卖给欧洲的公司,“那些被新教徒掠夺损毁的教堂在得到圣徒尸体后立即声名鹊起,将人们吸引到教堂的屋顶之下,使他们沉浸在受难者神圣的光环里,提醒他们现世无法与天国相提并论。”

这是一种双赢的方法,当然它也变成了宗教的进化论,不仅是圣徒的尸体,还有他们所有用过的东西,他们身上的一部分,包括手指、脚踝、头发、以及被取出的心脏和被割断的头颅,都在互联网上进行买卖。另一方面,修女安娜跑到印度,跋涉几百公里,寻找刚进入修道院、愿意去欧洲的修女,但是她失望而归,“我看到了一个机械的、生物的世界,像蚂蚁窝一样有着既定的秩序,然而这秩序愚蠢又无力。我在那儿发现了很多可怕的东西。上帝,原谅我吧。”她看到了巨大的贫穷,看到了残酷的世界,看到了堕落,和互联网上出售圣徒的一切东西一样,根本没有了所谓的圣洁,身体成为了唯一的存在,却在异化的世界里上演怪诞的一幕:“我记住的修道院里的最后一幅画面是一群老妇人挤在玻璃电梯厢中的样子,她们正坐电梯上行,去做弥撒——天堂里的女人去向来世,去到时间的尽头。”

万圣山是被颠倒的世界,圣洁的信仰被买卖,圣徒的身体成为商品,而在凡世中的我,不相信上帝形而上的我,为青少年进行未来检测的我,在这个现代的可笑的进化论面前,看见了“人们并不想知道未来”的逃避主义和幽闭症,而且在回归人的本性中找到了重要的东西,当我把那个叫米莉的孩子的手放在我的额头上,她摸了摸我的眼睛和耳朵,然后把手放在了我的心口,额头、眼睛、耳朵和心口,都散发着温热,都是身体的有机组成部分,都是活着的状态,“那是我最需要它们的地方。”陷入非理性的人类,陷入堕落的人类,陷于未来不可知的人类,最需要的是一个真实的身体,需要一颗跳动的心,需要自我的圣洁。

《人类的节日年历》无疑是为人类寻找的一条解救之路。这是由时间构筑的年历,它们是从灰色日子的冬走向早春、走向夏至、走向秋分,这是由仪式构成的节日,它们是“现身日”,是“权威日”,是“过渡日”,这更是从迷失到挣脱的自我拯救过程。莫诺迪克斯是未来世界的承载者,但是二十五年前他的头部被击中就几乎什么也听不见了,也不再说话,伊隆作为“雷控”世界中不可替代的大师,熟悉莫诺迪克斯身体的每一寸,他开始对他进行修复,并希望在“现身日”让世界重回轨道。莫诺迪克斯承载着未来世界,伊隆承载着莫诺迪克斯的使命,这是人类在进化世界中的工作,而进化的唯一目的却是让世界回归,“向人们保证一切都会如约而至。”因为莫诺迪克斯并不是机器,它是“承载未来”的弗洛斯,他身上具有不可替代的神圣性,如上帝一般的存在,所以,“莫诺迪克斯这个名字没有复数形式”,没有复数,他不是未来批量生产的产品,不在多神论的世界里,所以,他意味着神圣,意味着奇迹,意味着人类进化的最高阶段。

但是,在为莫诺迪克斯这个一神论的未来之神修复的同时,伊隆这个人类的科学家却有着两个秘密,一个是他和女儿奥雷斯塔之间的关系走向了隔阂,他认为奥雷斯塔就不该出生,就不该被赋予生命,“奥蕾斯塔是他的疏忽,他的罪过。”这是人类自在情感上的迷失,当奥雷斯塔提出要让朋友费丽帕住在她家的时候,他是反对的,他的另一个疯狂的念头是让阿尔多和奥雷斯塔认识并成为她的丈夫,那么奥雷斯塔就可以进入治疗中心一起工作;另一个秘密则是伊隆偷偷研制了“人体地图”,它就藏在毯子底下,研制这个“人体地图”为的就是在现身日如果莫诺迪克斯的回归失败,那么就可以利用“人体地图”制造假象,让人们相信神圣的莫诺迪克斯完成了伟大的使命,“爸爸,可是这没有意义……我觉得恶心。”这是女儿奥雷斯塔直接的否定,她的恶心针对的是父亲的骗局,更是针对人类的堕落——伊隆敢于这样做,是因为他知道莫诺迪克斯对人了充满了信任,“这种信任是自发的,充满希望的,把自己的一切命运都交给人类,无论好坏。”

但是莫诺迪克斯“死亡”了,而在现身日,他却奇迹地出现在观众面前,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他的手,他的手在移动,“所有人都在紧张地等待着手指的移动、颤抖和那最微小的动作。全世界都屏住了呼吸,尽管所有人都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每个人都记得童年时的那几个小时,每套房子里的屏幕上都显示着相同的图像——放在黑色寿布上的苍白的手,手指很长。这是等待的时刻。”死了的莫诺迪克斯为什么还会回归?戳穿这个谎言的是费丽帕,“今年播出的心跳声是我们提前录好的。”即使伊隆承认了这一点,他也对费丽帕充满了愤怒,但是费丽帕的回答是:“这不是犯罪,这是对一个人最普通的同情。”回到了普通人的情感世界,就是要去除人类的高傲,就是要戳穿人类的欺骗,“现身日”不是为了让谎言现身,而是让情感现身,让真相现身,让自我现身。

莫诺迪克斯是人类信仰的象征,它不是靠外壳支撑起来的,奥雷斯塔和费丽帕是人类情感的隐喻,他们是生命本身,而“人体地图”是进步、文明、智能世界的一个工具,它是非法的,它是欺骗的,它是虚无的,它甚至让人类自我囚禁,所以在“现身日”的谎言被戳破之后,在“权威日”的仪式解体之后,在“过渡日”,伊隆终于返回到了自我世界,他想念已经离开的奥雷斯塔,他一个人生活在孤独中,他渴望回归,于是当卫兵将人体地图包好运走,“伊隆明白了他们想干什么——伪造电视转播,欺骗上亿观众。”但是在一个人的世界里,他是无力的,因为他面对的是复数的世界——一个人的单数,指向了真实,指向了自我,指向了神圣,指向了一元的宇宙和一体的世界,但是当一切在科技中复制,一切都被赋予了进化的光环,伊隆和所有生活在怪诞世界里的人一样,感受到了悲观的气息:“黑暗很快降临了,他觉得,这次不会再发生逆转。”

致命尖端

编号:C55·2201215·1725
作者:【美】托马斯·品钦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20年11月第1版
定价:108.00元当当40.00元
ISBN:9787544711760
页数:536页

互联网泡沫破灭的2001年,一位纽约私家财务侦探玛克欣,在纪录片拍摄者雷吉、纽约警察、CIA前特工交织的情报网中,调查亿万富翁艾斯的一桩阴谋,以及纽约和其虚拟的地下网络如何成为“帝国”的角力场。其间,她面对UFO相关的时间旅行者,相识俄国KGB、各色徘徊在边缘的极客怪咖、代码小子与企业家,遭遇神秘死亡,艳遇南美CIA硬汉,步入逐渐溢出现实的“深网”的虚拟世界……终末,行凶者会被揭露,而不会被绳之以法吗? 而那个让纽约出现“归零地”的敌人是否再度归来?与《万有引力之虹》把V-2火箭技术放在二战的历史语境下描述一样,托马斯·品钦《致命尖端》凸显了技术主题,将互联网、虚拟实境置于9·11事件、后现代消费社会等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它以互联网发生转折的2001年为背景,讲述“.com”经济泡沫破灭后的影响、互联网模式的换代,黑色侦探、互联网、虚拟空间、赛博朋克,四大元素熔于一炉。


《致命尖端》:地狱有可能在天空中

“我只是对互联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互联网的日子要到头了,我不是指科技泡沫,也不是‘9· 11’,而是它自身历史中某样致命的东西。它—直就在那里。”
——《38》

科技泡沫破碎了,9·11真实发生了,对于纽约,对于美国,对于全世界来说,这都是一个发生在真实历史坐标上的事件,而对于身处2001年9·11前后的玛可欣和艾瑞克来说,这些事件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就在此时此刻,就在现在时里发生,被看见,被触摸,被感受,甚至被影响,都无法逃离它的真实性,但是艾瑞克却将这一切指向了“自身历史中某样致命的东西”,而且它“一直就在那里”——这完全呈现为共时性的“致命尖端”到底是什么?

艾瑞克没有明说,而且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也分明在“深渊射手”的程序里:这是一个开源代码的程序,这是一个虚拟世界的存在,这是一个什么人都可以进来的地方,这里有成群结队的散客,有好奇的警察,有比爬虫耕低等的渣滓,有ROM黑客,有自制程序的人,有信奉旁门左道的RPG玩家,甚至“半个地球的人”都可以进来,不仅人员身份多元,人群庞杂,而且所有人都可以不停拆写、重写、拒绝、作废、重定义自己所贡献的一部分——当玛可欣在深远射手中遇到了艾瑞克,当艾瑞克向她发表了关于某样致命东西的存在,他们是不是也可以将其拆写、重写、拒绝、作废、重定义?那么悖论是不是就是对于历史存在“一直就在那里”的东西,就永远不是共时性的存在,就永远是一个虚构。

但是,当玛可欣的两个孩子齐格和欧蒂斯选中了2001年9月11日之前的那个纽约城的图形文件,再将其变成自己的私人城市齐欧城,这种再建却让玛可欣有了“返家周末”的感觉,一种私人性的建构是不是又从历史性致命的不安中回到了一个安全的世界?9·11前的纽约是安全的,即使是暂时安全,也避开了历史必然发生的那次恐怖袭击,一种对于现实世界的逃离和构建对于这个在互联网上存在的深远射手来说,却又是新的开始,它颠覆了历史的规律性,颠覆了现实的压迫感,它是人类可能建设的世外桃源——这是不是又是一个悖论:当人类在私人建造的齐欧城中度过了“返家周末”,虚构式的存在反而让互联网的日子重新开启了一个头。

但是,悖论同样是通过悖论而完成了虚无的命名,玛可欣听到艾瑞克说出关于互联网终结的预言,感觉这句话似曾相识,因为它就是从父亲厄尼那里说出的,“叫它自由吧,可它是基于控制的。所有人都连在一起,谁都不可能走失,再也不可能。再往前跨一步,把它跟这些手机连起来,你就有了一个监控的天网,再没有地方可逃。”对赛博世界的批判,厄尼的说法一针见血,也拆解了这两个悖论本身存在的问题:看上去在互联网的世界里是自由的,但这一种自由是基于被控制的自由,当所有人被连接在一起,世界永远不可能成为“返家周末”的私人世界,永远不可能逃离现实和历史,监控的天网控制了一切:你登录,你重建,你拆写,你自我命名,一切都不会是真正的自由,一切是新的束缚和封闭,“你貌似可以永远在里面开着车逛来逛去,永远不会远离。”甚至你连如何退出都忘记了,而它之外永远有一个无限探求自由的现实空间。

厄尼在说到互联网时代的自由假象时,提到的是他生活过的真实的冷战时代,那么这个冷战时代就可以获得自由?——“现在大家都以为,艾森豪威尔的时代是如此古朴、老实、沉闷,但是所有那些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在表面底下就是赤裸裸的恐怖,永远生活在午夜。”这就是真实的世界,赤裸裸的恐怖无处不在,“有些人缴枪投降,有些人发了疯,有些人甚至连自己的命都搭上了。”冷战时代也绝非是互联网时代的对立存在,当玛可欣以游戏的心情进入深渊射手程序,看到了已变身为少年的杀人魔王温达斯特,与电脑高手艾瑞克无缝对话,发现了孩子建立9·11之前的齐欧城,但是和冷战时期一样,赤裸裸的恐惧无所不在,“仿佛她不停地被卷进一个旋涡里,每一次都被带至离现实更遥远的虚拟世界中。”而且深渊射手“马上要溢出来了”,“溢进屏幕和人脸之间危险的深谷里”,最可怕的结果是,从深渊射手中出来,玛可欣发现现实中的曼哈顿已经变成了一个虚拟的、可怕的城市,“她最后经由黑魆魆、没有警察巡逻的十字街到了第十大道上,发现那儿往城外去的车行道上满是顶在欢乐的黄色屋顶上的亮闪闪的字母数字,行驶在夜幕降临时分的马路上,仿佛路面是一条黑色的河流,在永远地朝城外流去,所有的出租车、卡车和郊区居民的私家车只是浮在它的上面被托着往前走而已……”现实完全变成了数字化的存在,是互联网对现实的深层投射——当冷战时代没有真正走远,当互联网溢进时代的深渊,“它一直就在那里”的致命尖端真的从来没有被改变。

从深渊射手程序到现实世界,从冷战时代到互联网时代,到底什么东西改变了,到底什么东西没有改变?这个问题似乎可以从玛可欣的心理治疗师肖恩那里得到一些启示:“‘是其所是是……是所是其所’……”他让学员们跟着念这个句子,是其所是,是其所是其所,重要的是你如何界定“是”这个词——是就是“是”,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世界的本质,是世界应该成为的样子,但是“是”到底是什么?哲学意义上的存在,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存在,心理学认识论上的存在,“是”是唯一的,却是不可知的,或者说在被改变了世界的互联网时代,这是一个人类对自身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也是人类发现世界的最后一个可能答案——但是“是其所是”却是一个永远的疑案,就像题辞引用康纳德·E.韦斯特雷克的那句话:“倘若纽约以角色的身份出现在悬疑小说里,那么它既不会是侦探,也不会是凶手。它会是那个神秘的嫌疑犯,知道事情的真相,却不打算说出来。”

知道真相却不打算说出来,是这个世界永远存在的问题,而它所构成的正是“自身历史中某样致命的东西”,它存在,却不被言说,或者嫌疑人不打算说出来,那么它就永远呈现在被进入和被拆写的状态中——是不是身处互联网时代的人都是那个“既不会是侦探,也不会是凶手”的神秘嫌疑犯?真正说出真相到底是谁的使命?玛可欣无疑想成为那个知道真相而且打算说出来的人,作为小型欺诈案调查代理公司“缉凶事务所”的负责人,玛可欣仅仅是可以“缉凶”,她曾想加上“惩凶”这个词,但是她知道,这个想法只是异想天开——从缉凶到惩凶,似乎有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因为缉凶是现实意义的业务,而惩凶是上帝的职责,这一种所谓业务范围的区分,其实是将现实和理想、业务和信仰截然分开来,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玛可欣进入了欺诈案件的调查之中,她要查的是计算机安全公司hashslingrz的不正常账户,查的是公司头儿盖布里埃尔·艾斯——这只是一个单纯的案件,但是当开始着手调查,玛可欣便“进入”了另一个世界。hashslingrz的公司名字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规的存在,这个和“hash slinger”的拼法极为接近的名字,包含着“廉价餐厅的厨师”的意思,包含着信息杂凑的元素,而按照艾瑞克的说法,“他的动机是用代码写的,我们没有人能读懂。”从支付款的数字中,出现的是“本福特定律异常”,首位数字出现的概率离本福特曲线越来越远,按照业内的说法,出现了“造假的午餐肉”;而往下查是更多的猫腻,连续的发票号、加起来不对的校验数位、通不过卢恩算法的信用卡号,按照玛可欣的说法,有人把钱从hashslingrz拿出来,然后零星碎雨地散布到各地不同的神秘承包商手里,其中一些几乎肯定是幽灵承包商,数额粗略算一下可能高达大几十万,甚至七位数出头。

这是玛可欣进入之后遇见的“真叫人恐慌”的现实,而按照德里斯科尔的说法,艾斯想要建立的是一个“邪恶帝国”。这个邪恶帝国如何建立?拍摄纪录片的雷吉说他们使用了一种在全球范围内不需要银行国际代码和银行手续费的移动资金方式“哈瓦拉”,艾瑞克发现资金已经转移到了海湾地区;阿克塞尔发现在“松饼与独角兽”的连锁餐厅里,有人用影子软件伪造收据;从艾斯的岳母玛奇那里,玛可欣得到了关于艾斯的另一个秘密,Hashslingrz跟美国安全机构的关系相当铁,甚至可以说是它的左膀右臂,“秘密工作、反制措施,天知道有多少。”而热衷于“讲政治”的玛奇将其归结为“蒙托克计划”的一部分,“蒙托克计划绝对是二战以来最恐怖的疑团,所有那些偏执的产值论、庞大的设施、奇异的武器、外星人、时间旅行、其他维度,要我往下说吗?偏偏对这个项目兴趣盎然的人,暂且不说兴趣变态了,竟是我那卑鄙的女婿,盖布里埃尔·艾斯。”而玛可欣也查到艾斯的款额汇到了世界各地,经过尼日利亚、南斯拉夫、阿塞拜疆的转付账户,最后在阿联酋的一家控股银行里汇集;艾瑞克还在hashslingrz的加密文档中发现了一堆神秘销售商,其中有一家光纤代理商叫“黑色线性解决方案”,它以隐藏的方式获得支付款项……

但是所有这些和技术有关的诈骗方式,对于hashslingrz公司,对于艾斯来说,都够得上是一种神秘,玛可欣在追查这些线索时,从纽约到长岛,到蒙托克,是在现实意义上“缉凶”,但是那个童年时的蒙托克成为“蒙托克计划”中的蒙托克,是不是意味着所谓缉凶式的现实之路发生了扭曲?曾经它有着指明方向的灯塔,有着好吃的海鲜,有着进入梦想的海浪声,但是现在,“整个长岛都挤在这里,国防工厂、杀气腾腾的车流、共和党永不被宽恕的原罪史、无休无止的郊区开发、延绵数英里的割过草的院子、承包商末开垦的硬地、纤维板和沥青的屋面、寸木不植的地产,所有的人与事都挤来这里,都缩坍到辽阔的大西洋荒野跟前这一块末端的方寸之地上。”虽然从80年代开始,“蒙托克计划”已经变成了一种历史,它是旅游的一部分,老空军基地会向游客开放。但是历史并不曾改变,艾斯的隧道就建在下面,“在蒙托克那儿,地表的每一寸土地上都有可能挤满前来找乐子的游客,而在他们游乐的双脚之下,不管地底下在忙什么,不管艾斯的隧道通往哪里,它们都将照常进行。”

从现实进入历史,从地上进入地下,这是艾斯案件带来的变化,其实也是玛可欣“进入”之后发现这个时代非真实的一面。随着调查的深入,本福特定律、卢恩算法、影子软件、黑色线性解决方案、透明数据链、剧毒中心、哈瓦拉等基于技术的产物不断出现,而这些技术性的运用并不仅仅是方法论上的更新,更在于整个世界的互联网化,而互联网化给玛可欣带来最大的改变是进入到了“深渊射手”所构建的深网世界。她是和孩子们一起来到维尔瓦家里才知道深渊射手,按照卢卡斯的说法,这是黑客们建立的共享世界,“每个人贡献他那一小部分,然后不图回报地消失,这为幻觉增添了神秘色彩,你知道什么叫化身,对吧?”免费而共享,每个人进入其中都拥有一个化身,这个化身就是在虚拟世界里用来代表自己的3D画像。从一个节点走到另一个节点,你会越来越进入深处,它带来的是对真实世界的逃避,所以上瘾就会成为必然,就如一个黑客所说:“一旦你往深处去,再也别想睡觉去。”更具有对现实解构意义的是:链接只要一被点击,就会消失,然后重新定位,“这是一个看不见的自我重新编码的通道,没有重走回头路的可能。”

这是一个迷宫,在重新定位和重新编码的过程中,永远以向前和向深处去的方式构建全新的世界,没有走回头路意味着你可能永远走不出来——艾斯所建的隧道是不是就是这一种深网?而且深网具有的特性就是一种血尖技术:“就是没有经过可靠测试、具有高风险、只有沉迷于技术尝鲜的人才能自如使用的东西。”这个永远尝鲜的世界也在拒绝:“它的表面以下是一套完整的具有重重限制的隐形迷宫,精心建造好,让你能去一些地方,另一地方则去不了。你必须学会并遵守这些隐秘的行为准则。一个结构精美的垃圾场。”玛可欣是进入了这个深网世界,她成了另一个人,她也遇见了别人,在重新定位和重新编码的过程中,不仅自己成为了一种异化的存在,连整个世界都不再是其所是,“那里有由赛博恶棍守卫边界的特别划定的地址空间区域,垃圾邮件操作中心,还有视频游戏,大家认为这些游戏因为这样那样的理由对目前界定的市场而言过于暴力、太不堪入目或太过妖魅……”深入深入再深入,而和现实相关的横幅标语、弹出式广告、用户群、聊天室都留在了浅网里——浅网和深网,现实和虚拟,熙熙攘攘和随心游弋,构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而这正是世界的极大隐喻:“不同的是,夏天很快就会结束,一旦等他们下来这里,一切就会被郊区化,速度比你说的‘晚期资本主义’还要快。之后一切都会跟上面浅滩里一样了。一个接一个的链接,全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既安稳又体面。每个角落都有教堂,所有酒吧都有营业执照。谁还想要自由,就不得不套上马鞍,往其他地方奔去。”

深处更深,是一种向下的探索和遗忘,是一种非真实的虚拟,所以玛可欣的“向下”构成了对迷宫式探寻的方向,但是真正的尝鲜却是一种“血尖技术”,是向上而看见的“致命尖端”——向下和向上所构筑的两个方向,看起来都是对现实的超越,但从来不指向解构,因为现实本身就在向下的虚拟世界和向上的信仰世界中完成了自我的命名,它是对自由的取消,它是对操控的深化,它是对上帝的物化,因为只有迷失了方向才“更容易被驯服”,而这就是从“缉凶”到“惩凶”的使命全面崩坍的“晚期资本主义矛盾”爆发,而最显著的事件便是9·11。

“市中心发生了不好的事。”收银台后面的印度人播报了这一事件,它如此轻描淡写。玛奇认为这是布什一手制造的,“华盛顿那些该死的纳粹需要发动政变的借口,现在他们有了。这个国家正一头栽进麻烦里,我们要担心的不是阿拉伯瘪三,而是布什那帮人。”玛可欣想起了“毒刺导弹”,丈夫霍斯特记起了世贸中心诡异的看跌期权,还有犹太人、摩萨德等的怀疑论,当然更多的说法在互联网上,“在赛博空间里广袤模糊的无政府地带,在数不清的自得其乐的幻想中,黑暗的可能性开始慢慢浮现出来。”但是不管如何,海蒂仍然把矛头指向了这个国家本身的问题,“9· 11让这个国家变得幼稚,它本来有机会成长的,谁知它却选择倒退回童年。”不管是怀疑论还是阴谋论,不管是圣战的牺牲品,还是对恐怖主义的打击,对于纽约,对于美国,对于21世纪来说,不管是原因,还是后果,都显示除了其复杂性,玛可欣评论说:“在所有那些混沌与困惑中,美国历史悄悄地打开了一个洞,一个管理责任的真空,人类资产和金融资产开始消失在里面。”

混沌和困惑,带来的是管理的真空,而这种真空的存在,不是变成虚拟存在,而是具有了玩起资本主义矛盾的显性特征,“无辜者有罪,罪人无药可救,整个世界都颠倒了,这是晚期资本主义矛盾命题的一个主显节前夜,并不让人觉得特别轻松。”玛可欣的那个梦里,世界在沙漠中,那座用坚不可摧的稀有金属建造的城市,“笼罩在自足自得的神秘中,只有交换一大堆暗语与反暗语后才进得去……”而进去之后呢?深渊射手会溢出成为真实世界的一部分,自由女神像会成为一堆的像素,““地狱并不一定在地底下,地狱有可能在天空中。”向下的迷宫以向上的方式溢出,向上的信仰解体为像素,这便是颠倒,于是,地狱出现在天上,于是“惩凶”成为末日的景象,于是历史性致命的东西“一直就在那里”:它是“1999”那个官方聚会指向的新世纪,也指向了末日,“它更黑暗的潜文本是‘否认’。”它是80年代“二战以来最恐怖的疑团”的蒙托克计划,“共和党永不被宽恕的原罪史”就在其中;它是同样发生在9·11的轰炸计划,1973年9月11日,作为初级勤务工的温达斯特在智利的圣地亚哥执行任务,他为飞机探明敌军阵地的位置,“那些飞机炸毁了总统府并杀害了萨尔瓦多·阿连德。”而9·11之后呢?安检点上检察员在康克林的内带里发现的就是那瓶具有历史意义的4711……

“地狱有可能在天空中。”它以向下的方式制造爆炸,以更向下的方式深入迷宫,“他会再回来的,还没有结束。”就像艾斯计划一样,历史从来不会在一个时间节点停下自己的脚步,“致命尖端”串起了友善和歹毒的对手,串起了黑客游击队,串起了上帝和魔鬼,串起了历史和现实。也许,对于玛可欣来说,不向上也不向下,不缉凶也不惩凶,“她只是站在门口”,也是对于“一直就在那里”的历史致命存在的某种对视,它是真实的,是直接的,是平等的,“目送他们走过走道,两人谁也没有回头。她起码可以看着他们进电梯。”

慢慢学

编号:C55·2201215·1724
作者:【美】托马斯·品钦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8年01月第1版
定价:45.00元当当16.70元
ISBN:9787544767583
页数:181页

《慢慢学》收录了托马斯·品钦青年时代于1959年至1964年发表的五部短篇小说:《小雨》《低地》《熵》《玫瑰之下》和《秘密融合》。每一篇都包含着品钦小说创作标志性的主题与技法,更透露了许多有关他成长轨迹的线索:他的海军生涯、对勒卡雷的致敬、痴迷“熵”的起源……《慢慢学》中还收录了他在1984年为首版所写的自序,作为中年成功作家,他分析了当时作品的缺点,袒露了年轻时写作的青涩,对于一向不愿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品钦,这篇坦率的自序意外地成为了解他思想世界的重要线索,他说:“当我们说起小说的‘严肃性’时,最终谈的其实是对死亡的态度——譬如人物面对它时会如何行事,或当它并非近在咫尺时,他们如何应对。”短篇集中的5篇作品写于1959年至1964年,是他22岁到27岁的青年时代。在自序中,他认为保留这些有瑕疵的练手作品是有必要的,告诉写作者会犯的那些典型错误。


《慢慢学》:雨是很奇怪的东西

她转身看着这个床上的男人,陪他一起等待,直到达到平衡的时刻,直到屋外和屋内都变成华氏三十七度,且永恒不变,而他们各自生命中那高翔的古怪金属音将融入黑暗的主音之中,进入那个所有运动都最终消失的地方。
——《熵》

安静地等待,是为了达到一种平衡,甚至是让运动最终消失,就像躺在床上的男人,以一种睡眠的方式接近无声无息。但是女孩的等待,是两个人的平衡,当一个人躺着一个人醒着,等待是无法相互抵消而成为永恒状态——在她转身看着男人决定一起等待之前,在这个我“违背租房规定的派对“上,她实际上制造了一次极大的破坏:她飞快地跑向窗边,扯下窗帘,用两只纤细的手击破窗玻璃,鲜血从手上流了下来,”肉里的玻璃碴子闪闪发光“。

扯下窗帘,击破玻璃,在双手被刺破的肉体之痛中,女孩当然没有尖叫,她用一种等待的方式迎接永恒,在那个期望出现的永恒里,生命中曾出现的“高翔的古怪金属音将融入黑暗的主音之中”,而最终进入所有运动都消失的地方,那么在之前扯下窗帘、击破玻璃的运动是不是也在等待一种不运动?或者说运动是为了解构不运动,让不运动替代运动直至“屋外和屋内都变成华氏三十七度”?一种平衡是为了抵消,直至达到零然后变成永恒。女孩把自己不顾一切的运动看成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结局”,而那些在派对上的人,以及那个躺在床上的男人是不是也在做着指向不可避免的唯一结局的运动?

米特波·马利根的派对已经进入了摇摇晃晃的第三天,那里有戴着角质镜架的“安杰利斯公爵”四重奏乐队成员,他们抽着掺装了大麻的烟草,脸上露出入迷的神情;那里有在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局上班的女孩,她们在沙发上和椅子上昏睡了过去,其中一个还睡在了厕所浴缸里——四重奏乐队成员和政府里上班的女孩,他们已入迷和昏睡的方式成为这个派对上不运动的存在,“此处空气密闭,在城市的混沌喧闹中,它自成一隅,小巧有序,与外界隔绝,完全不用理会天气、国内政治和任何公民运动的变幻无常。”即使当乔治·华盛顿大学三个学哲学、手上拿着基安蒂葡萄酒的女大学生,带着深恶痛绝表情的五位美国海军军人以闯入者的身份进入这个派对,他们也在关好门之后取消了运动,在一个保持着华氏三十七度的地方成为密闭的存在。

与外界隔绝、空气密闭、不理会政治和天气,这个派对是不是就处在平衡的状态中?1957年2月的一天,平衡远远没有出现,“当时在华盛顿特区附近有很多外国侨民,每当他们碰见你,就会讲他们确实打算要去欧洲,只不过现在还要在政府里上班。”当然这是屋外的不平衡,美国,华盛顿特区,出租房,派对,和欧洲有着遥远的距离,当然这种向外的欧洲观体现的是一种日常生活,索尔打了妻子米莉安,面对米波特的指责,他讽刺道:“最近北非有些欧洲人只是因为说错了话就被割掉了舌头。只有欧洲人才觉得自己的话是正确的。”北非和欧洲也不是不平衡的存在,它们只不过在隔阂中,一场家庭内部的争吵就是因为简单的沟通遇到了问题,而回到这个开门又关门的派对,他们所面对的是和外界的无法沟通,是和人之间的遥远距离。“但是迄今已经三天了,尽管天气多变,水银柱却一直停留在华氏三十七度。”卡里斯疑心这是末日的征兆,正像热力学中走向热寂的状态,形式和运动被消灭了,热能在任何一个点上都是相等的。

命名为“熵”,是末日的征兆,是地狱的边境,和妻子吵架的索尔注解了这种热寂的状态,当对一个女孩说“我爱你”的时候,三分之二都没有问题,你和她,或者她和你都会走向一个闭合的回路,但是中间那讨厌的四个字组成的词,却要“好好防着它”,因为含混、累赘、渗漏都会变成噪音,“噪音会破坏你的信号,导致回路的混乱。”不是本身闭合的回路产生问题,是其中的噪音破坏信号导致混乱。那么回到这个温度计一直在华氏三十七度的封闭世界里,它的闭合性不在于和城市的隔阂,不在于门被打开又关上,而在于里面有着含混、累赘和渗漏的噪音,这种噪音不是为了让事物在打破恒定状态中变得更好,相反,它只是在概率世界里成为一种随机性故事——卡利斯托口述着热力学定律:事物将在变好之前只会更糟,“所有的城市和季节,所有他生活中随意的激情,现在都必须要从一个全新的、含混的角度进行考察。”存在着归谬论证的风险,可能会阻止羸弱的宿命论滑落,甚至像马基雅维利一样接受德性和时运五五开的比例,担心还是无法消除,“它让概率变得难以形容,难以确定,他害怕去计算这一切。”

一个是热寂的熵在增大,一个是随机的概率难以确定,预言仿佛已经成为女孩所说“不可避免的唯一结局”,“在这种热寂中,思想就如同热能,再也不能被传递,因为它其中的每一个点都会最终拥有同样的能量值;相应的,知识的运动也会停止。”而运动的停止却总是以不停止的运动作为表象加剧着这种热寂状态:卡利斯托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奥巴德站在窗户边思绪在漫游,楼下传来女孩的尖叫,椅子被翻到在那里,杯子掉在了地板上……仿佛任何东西都可以刺破这个隐秘的扭曲时间,而那只小鸟开始衰竭,最后它以一种死亡的方式停止了热的传递——爱和温暖也停止了,屋内和屋外维持着的华氏三十七度便成为了一种永恒状态:即使最后的女孩不扯下窗帘,不击破玻璃,不让双手鲜血直流,她也能够和床上的男人一起等待,直到生命中高翔的古怪金属音融入到黑暗之中,直到所有运动都停留在最终消失的地方。

派对持续了三天,四十个小时,而且还将以运动消失的方式在熵的世界里继续,末日般的存在,因为它不制造一个向前的端点,这种空气密闭、自成一隅的状态不正是一种闭合的回路?连噪音也弥足珍贵了,在禁锢的世界里那些声音,那些动作,那些鲜血看上去像是自怜自爱的存在,可是,扯下窗帘击破玻璃也是对概率和随机的一次改变,至少是主动地制造了噪音——需要伸手伸脚来打破“幽闭恐惧症”,似乎成为了“垮掉派”对于传奇的某种向往,但是,禁锢的世界,恒定的状态,闭合的回路组成的“幽闭恐惧症”,到底什么是其中含混、累赘、渗漏的噪音?到底什么才能制造混乱?

三天四十小时不走出华氏三十七度的派对,在《低地》里变成了弗兰吉和妻子七年的婚姻生活,“丹尼斯·弗兰吉和辛迪·弗兰吉结婚的七年间,就住在这个布满青苔、几乎算天然有机的奇怪小山龟里。”这个位于悬崖之上的住宅,建于1920年代,由于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海岬和海湾、地峡和海口,所以联邦政府的人根本不知道这个地方的存在。和悬崖之上的住宅一样,弗兰吉的生活也在一种不知道的状态中,“他尴尬地发现自己变成了鼹鼠人,这与其说是一种行为模式,还不如说是一种精神状态,它能让人听不见下雪的声响,而妻子的鼾声就像是羊水从毯子外面某个地方流淌和滴落的声音,甚至连自己脉搏的秘密节奏也变成了这幢房子心跳的回声。”对于他来说,生命似乎也成为了一种看得见的长度,余生所要面对的就是“子宫和妻子的无情理性”,对于他来说,在这个回路里制造的噪音就是喝着马丁尼,听着心理医生的吼叫,或者看见杰罗尼莫的疯癫,还有,“弗兰吉只剩下另一个慰藉——大海,或者说,长岛海湾。”

童年时代听说的一个说法是:大海就是一个女人,这个比喻后来变成了他的禁锢,就像女人本身让他活在回路之中。但是悬崖之上的住宅无人知晓,另一个角度来说,住宅也面对着大海,或者说,七年婚姻生活造就的“低地”意味着“死亡的中心”,有时候又意味着另一个出口。匹格·博丁七年之后来找弗兰吉,在被辛迪赶出家门后,弗兰吉和匹格、洛克一起驶入了勃林布罗克垃圾场,这是海平面之下“最低的、无维度的点”,“弗兰吉感觉到,这个垃圾场就像一个被乏味乡间包围的孤岛或飞地。”而所谓低地,却是他们对于禁锢命运的超越,这里有夜里出来的吉普赛人,有成为“红色末日之子”革命基地的历史,有一只很害羞的耗子,当然还有那个女孩尼莉莎——当他们留下来,当弗兰吉抚摸着耗子感觉是“她自己的孩子”,他心里冒出的一个想法是:“我就奇怪了,为什么辛迪和我从来没有孩子呢。”

七年来妻子辛迪的子宫空空如也,无情的理性又让弗兰吉看到了余生,这是大海的禁锢,唯有那一次的垃圾场之行让弗兰吉看到了低地之外的存在,“好的,我不走了。”他对尼莉莎说,那一句话说完,仿佛七年和余生的禁锢都被解构了,没有了“我爱你”,但那中间的四个字绝对成为了改变低地状态的噪音。是什么成为了改变的概率?是什么制造了随机的因子?是什么让运动成为不运动在热寂中变成等待?“这两者——行动和背叛——相互抵消了。抵消为零。”《玫瑰之下》里的泼潘提恩这样解读1898年的那次间谍行动,埃及,欧洲诸国的末日之战即将爆发,“大家都玩儿完,弄个鱼死网破,一拍两散。”这是和战争有关的运动,不伦是老牌间谍莫得威尔普,还是搭档古德费罗,都认为“终有一战”,“1848年的事件和整个欧洲大陆无政府主义者与极端分子的活动似乎已宣告:历史不再是由单个君主的文治武功来缔造,而是由乌合之众,由淡蓝色网格上那些趋势图和冰冷曲线来书写的。所以这场战斗注定会是老牌间谍和天真英国人之间的单打独斗。”

但是对于泼潘提恩来说,他和这一场战争隔着太多的距离,1898年就是一个华氏三十七度的封闭世界:他练就了一副冷石心肠,恪守着不破坏行规的原则;遇见了阿拉斯泰尔·列恩爵士的女儿维多利亚,他告诉自己的是“不可坠入爱河,除非你不想在间谍行业中出人头地”;作为马基雅维里党人,他还玩着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游戏——他把自己放置在自我禁锢的世界里,在闭合的回路中成为一名“单纯的英国人”,在他看来,一旦事情降到个人层面,那么目的就不那么单纯了,爱的目标只能是一个抽象意义的人。但是在暗杀行动中,泼潘提恩却让自己进入到个人的历史之中,“有某种东西从他手里溜走了。他这才开始意识到自己遭到了严重的背叛。”维多利亚的一双手,开罗夜空的一片云彩,幻觉里出现的一条钟形曲线,让他感受到了一种含混的噪音,于是行动和背叛相互抵消了,在零的状态中,一声枪响,泼潘提恩倒在了沙地上。

一个人进入了自己的历史,行动和背叛共同书写着零度的历史,当泼潘提恩在沙地上倒下,1898年的战争历史终结了一个禁锢者,这或者是马基雅维里党人的最后退场——而16年后的1914年,当萨拉热窝的古德费罗在迎接弗朗兹·斐迪南大公的人群中逡巡时,末日之战的历史没有因为他的到来而改变,“他的背已经驼了,头发掉得差不多了。”古德费罗终于从没有可能的历史中离开,历史在他处,留给他的是非泼潘提恩式的含混、噪音式的生活,“他不时掐他新相好的手,她是一个有胡子的金发女招待,她对朋友们说他是一个头脑简单的英国佬,床上技术平平,但很舍得花钱。”而其实,这样的生活在16年前“单纯的英国人”泼潘提恩心中有过一丝的可能,当他站在午后的阿里广场,当他看见云朵朝着利比亚沙漠方向飘去的时候,他对自己说:“那就下点雨吧,快下雨吧。”

雨没有下在干燥的开罗,也没有下在弗兰吉悬崖之上的住宅上,当然更没有下在华氏三十七度的派对上,一场雨会打破寂静,会制造噪音,会带来含混,因为“雨是很奇怪的东西”——说这句话的是在路易斯安那州罗奇堡当技术兵的莱文,而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终于获得了休假的机会。背上挎包,他看着慢慢下起来的雨说:“它能让植物发芽;能将它们连根拔起然后冲走。我在新奥尔良晒太阳时,会想念你们这些家伙的,你们还得在水里忙活着。”想念同伴,其实是想念这里的雨,甚至是想念那场飓风以及死亡,因为那次执行的任务就是打破了一直以来的禁锢生活——他“已经连续13个月被分到同一个营,同一个连,同一张床,很快就要到14个月了”。

14个月的重复生活就是一种禁锢,即使莱文认为自己真正喜欢罗奇堡,而且也改变了口音喜欢自酿的酒,甚至潜移默化成了本地人,“我爱的是军队。”但是在这个“普通人更容易逼得自杀”的地方,莱文所谓的潜移默化就是一种自我的禁锢,它形成的回路让一切都回到了没有爱和温暖的恒定状态。终于下了雨,而且是查尔斯湖那边的飓风造成的灾害,莱文被派往那里绝不是电线出了故障的技术活,而是如里佐所说“战争就是地狱”的战争——当尸体被装上2.5吨的卡车运走,这就是一场残酷的战争。但是莱文接受这个任务,不停寻找死者,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了突围,他把自己命名为漂泊的犹太人,“不是谈自己的身份,而是谈一个地方的身份,以及你在任何地方所真正拥有的权利。”因为被禁锢在那里,就是一种死寂,用闭合电路的比喻,莱文说:“每个人都在相同的频率上。过了一段时间,大家就忘记了剩下的波段,开始认为这就是唯一重要或唯一真实的频率了。可是在外面,在这个大千世界,还有很多五彩斑斓的颜色,还有X射线和红外线等等。”

大雨中他寻找死者,他开始漂泊,他发现外面的世界,“在大死亡之中,有着小的死亡。”他就是把自己的禁锢生活埋葬了。“雨是很奇怪的东西”,雨也下在了《秘密融合》中,第一句是:“外面正下着雨,十月的第一场雨,意味着晒干草的季节结束了,明媚的秋日也结束了,不再有纯澈的阳光,而几周之前正是这种好天气吸引了众多纽约人在周末北上波克夏,来观赏那阳光下树叶颜色的变幻。”十月的第一场雨便制造了结束,对于那些孩子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因为蒂姆向着十点钟到来就可以从妈妈身边溜走,他和格罗佛、艾蒂安,还有被妈妈骂成是黑鬼的卡尔一起,实施一个名叫“斯巴达克斯”的行动,他们进入报废机器准备的垃圾场,他们开始名为A行动的演习,他们发现了芦苇从中平底小船并命名为“S.S.里克”号——他们当然是不想被禁锢,就像艾蒂安,痛恨体制化的东西,而他们更不想在未来机器化的世界里成为只能讲笑话的人,所以他们都有着某种理想,格罗佛是个天才,蒂姆希望能当篮球教练,卡尔希望成为队里的明星,而艾蒂安更喜欢恶作剧。

“末日之战”成为他们演习的内容,一场雨带来的奇怪的东西,却扼杀了他们的希望,那个神秘屋子里据说有个娶了四个妻子的男人,他是骑兵军官,他有着金质肩章,他的手上拿着猎枪,“会毫不犹豫地对任何擅自闯入者开枪,尤其是孩子。”阴魂不散的他变成了孩子们的敌人。或许是传说,传说的禁锢性变成了对于孩子的某种恐惧,但是在一场大雨之后的现实呢?所谓的军官只不过是一个曾经参加过朝鲜战争的退伍军人,而且他自己活在阴魂不散的世界里,战后的迷惘和颓败,加上喝酒让他成为了流浪汉,警察局成为他的归宿。这是另一场“末日之战”?身怀理想不想被机器化的孩子在雨中命名了这个世界,却也发现了新的秘密,它是另一种禁锢,另一个回路,另一种闭合——所谓的行动计划似乎就是蒂姆所说那个去掉疣子的“暗示疗法”,暗示疗法无法去掉疣子,因为疣子自己有意识,它形成的是一个谎言,一种背叛,而当这个背叛和行动相互抵消为零的时候,一场雨只是一场雨,四十多小时的派对还在进行,七年的婚姻还没有终结,16年的历史没有取消走向,14个月的兵役还会继续,而第三年的“斯巴达克斯”演习计划在一堆垃圾中让大家各自回家:

他们就这样离开了商场的灯光,离开了卡尔·巴灵顿,把他遗弃给了那片古老土地上其他羸弱的鬼魂,以及那处岌岌可危的庇护所;他们嬉闹着回到夜雨里,最终每人都会返家,洗个热水澡,用干浴巾擦身,睡前看一会电视,和家人晚安吻别,然后回到永远不可能再彻底安稳的梦里。

蜘蛛女之吻

编号:C63·2201215·1722
作者:【阿根廷】曼努埃尔·普伊格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20年10月第1版
定价:69.00元当当25.50元
ISBN:9787208165663
页数:380页

瓦伦丁,一个追求正义的左派革命青年,犯有“腐蚀青少年“罪;莫利纳,一个不关心政治却沉溺于电影的人,他的罪名是“煽动工人罢工,制造事端”。两人性情迥异,却一同被关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间囚室里。为了缓解孤独、忧惧,他们只能靠没完没了的聊天来打发漫长的时间。在交谈中,莫利纳不断地回忆起他钟爱的电影,而瓦伦丁也逐渐坦露自己的心声……《蜘蛛女之吻》是曼努埃尔·普伊格的第四部小说,是他的小说中影响最大的一部。在1976年发表后,几次再版,被译成多种文字,并改编成电影。小说以两个囚犯的对话为主线索,逐步展现出他们的内心世界,拨动了埋藏在他们意识深处的心弦,从一个侧面剖露了阿根廷社会的现实。曼努埃尔·普伊格以主人公叙述电影故事的方法,一方面揭示了力图改变社会的革命者的复杂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又从社会、心理和生理诸方面多层次地剖析了同性恋这个日益引起人们重视的社会问题。


《蜘蛛女之吻》:“上帝”这个词请大写

“结尾部分交代得不太清楚,是吧?”
“不,这样很好,结尾部分是整部电影最精彩的。”
——《第十四章》

最精彩的结尾部分并没有完全打开,开场揭示的故事就已经带入了一个“戏中戏”的多元结构中:泪水从眼眶里流出来,慢慢留到她的颧骨上,“就像项链上的钻石一般发出耀眼的光芒”。一种伤感的哭泣首先在电影的特写镜头里,这是1985年由海科特·巴班克导演的电影《蜘蛛女之吻》的一个场景,这部获得第38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提名的电影,改编自阿根廷作家曼努埃尔·普伊格的同名小说,一串发出耀眼光芒的泪珠,一个电影的特写镜头,启幕了关于“蜘蛛女之吻”的精彩文本:是在2020的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上看到了电影中的这一幕,而这一幕是在巴拉巴拉·帕斯为死去的丈夫巴班克拍摄的纪录片《巴班克:当我死时告诉我》里出现的,从观影纪录片到知道电影,从知道电影到购买了原作者普伊格的小说,从阅读小说到再次进入蜘蛛女的泪珠,三重文本构筑的故事反而让“结尾”不那么重要了,就像电影讲述者莫利纳所说:“如果让我选一部电影再看一次,我一定会选它。”

选一部必选的电影,就是从开始的“进入”,当进入在三重文本里变成多元结构的精彩,是不是结尾真的可以在“交代得不太清楚”中被忽略?逐层进入1985年的电影、2019年的纪录片和1976年的小说,是不是最后必须在结尾收场中退出?但是普伊格的小说,似乎并没有设置一个安全离开的出口,《第十四章》之后,是3018号罪犯路易斯·阿尔贝托·莫利纳被假释出狱,安全委员会的跟踪报告记录了莫利纳出狱后的行踪:那一天下午,他走出去朝卡比尔多街走,在经过了而是多个街区之后,进入了大贝尔格拉诺电影院,单独找到位子坐下后他没有和任何人交谈,走出电影院后他去了厕所——因为厕所太过窄小,为避免引起怀疑,没有进行跟踪;之后的星期四,报告说莫利纳去银行提取了全部存款,这是他在入狱前拥有的存款,提取存款的用意何在?安全委员会发现他和极端分子有牵连。于是对于莫利纳来说,最后的结局是:他或者设法与极端分子一起逃跑,或者准备让他们消灭自己。

这是普伊格在第十五章制造的莫利纳的结尾,而在第十六章,瓦伦丁被三度烫伤,他的伤口要几星期才会愈合,在听不到任何脚步声的不安中,他想起了自己赤裸着身躯触摸玛尔塔的情形,海岛女人玛尔塔拥抱着瓦伦丁,瓦伦丁将她手上的水擦干,然后摸她的脸和长发,摸她的屁股、肚脐、乳房、肩膀、脊梁、小肚子、大腿、双脚,以及下腹部,吃了“蜘蛛女”为他找来的食物之后,瓦伦丁很想睡一觉,他对玛尔塔说:“我的同志们在等着我,再次开始一直在进行的斗争。”玛尔塔唯一不想知道的是瓦伦丁小伙伴的名字,而瓦伦丁也害怕告诉她,“这是我当初唯一不敢对你说的一件事。我曾害怕你对我问起这件事。这样一来,我就会永远失去你。”瓦伦丁的耳边响起玛尔塔对他说的话:“不会的,我亲爱的瓦伦丁,这种情况不会发生的,因为这个梦很短,却是幸福的。”

莫利纳和瓦伦丁,两个被关在阿根廷共和国内政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监狱里的囚犯,在第十五章和十六章里走向了属于他们的“结尾”,但这个结尾并没有交代他们最后的命运:莫利纳在被监视监听之后,在怀疑他和极端分子有瓜葛之后重新逃跑还是被消灭?瓦伦丁在玛尔塔怀里是不是拥有了爱而沉醉在很短却幸福的梦里?没有交代结尾,却留下了关于他们命运的线索:莫利纳进入电影院看了什么精彩电影?他是不是会在重新和瓦伦丁相遇之后再次复述电影里的故事?瓦伦丁被毒打被烫伤他如何继续进行斗争?玛尔塔是他所谓的爱还是他真正爱着的是“蜘蛛女”?电影和现实交错,狱中相遇和域外生活交错,没有交代的结尾反而给了莫利纳和瓦伦纳更多的可能,而这个没有交代的结尾其实又回到了开头:在第十四章里,即将出狱的莫利纳说:“这意味着尽管女主人公已一无所有,但仍感到愉快,因为她此生中至少已得到真正的爱情,虽说这种情缘已经终结。”真正的爱情并不怕结尾的到来,莫利纳并不想成为他讲述的第一个电影故事中的那个金钱豹女人,瓦伦丁便把他叫做蜘蛛女,金钱豹女人“谁也不能吻她,什么事也不能与她干”,而蜘蛛女却可以“用自己的网擒获男人”——出狱提钱,与极端分子有瓜葛,是不是就是蜘蛛女擒获男人的手段?但是那一串滴落下来的泪,则是“真正的爱情”到来的象征。

金钱豹女人到蜘蛛女,都是莫利纳讲述电影故事中的人物,而且都是女人,当他引用这些故事让瓦伦丁听到,普伊格就是制造了一个“文本中的文本”的元小说结构,它在一层层设置中似乎改变了结局的走向,而嵌套的功用更在于从文本进入现实的过程中,金钱豹女人变成了蜘蛛女,一无所有变成了真正的爱情,没有交代的结尾成为最精彩的部分。文本到底是怎样改变现实的?莫利纳沉迷于电影,在监狱牢房的无聊生活中,他开始对狱友瓦伦丁讲述电影故事,在他所讲述的电影故事里,有两个故事比较特别,一个是金钱豹女人的故事,一个则是蜘蛛女的故事,它们构成了叙事的第一重文本。

“至于她的脸型嘛……像是鹅蛋形的,更确切地说,是圆形的。前额宽宽的,腮帮子也是大大的,但脸的下半部分就显得异常瘦削,与猫的长相一样。”金钱豹女人在故事里是一个怪异的存在,她在动物园里对着一只黑豹画画,当黑豹生气的时候,她的画笔动得很快,“她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一面在画着黑豹,一面又在沉思着什么。”她叫伊蕾娜,而进入她世界的小伙子是建筑设计师,他遇见了正在画画的伊莲娜,后来还约了她,而小伙在又被女设计师暗恋,在他约会伊莲娜的时候,女设计师显然吃醋了。小伙在闯入了伊莲娜的世界,其实是揭开了伊莲娜相关的金钱豹女人的真相:伊莲娜是一个难民,战争爆发后去了纽约,“她说在自己出生的那个山村里流传着一个骇人听闻的传说,从小时候起,她一听这个故事就会吓得发抖。”这个骇人听闻的传说就是金钱豹女人的故事,“参加圣战的十字军士兵从前线回来了,与那个女人结过婚的那位士兵走进自己的家。当他和妻子接吻时,她就像一只母豹一样将他活活地撕烂了。”

莫利纳讲述这个故事,其实在伊莲娜的故事里还有一个“骇人听闻的传说”,它构成了更为原始的故事核心,而当伊莲娜和男人结婚之后,在金钱豹女人的魔性恐惧中,她和未婚夫分开来睡觉,因为她怕自己成为金钱豹女人,“从外形看,她们和正常的女人毫无两样,但如果有男人去吻她们,她们便会变成野兽。”伊莉娜结婚了,却保持着和男人的距离,这是因为她害怕成为金钱豹女人,害怕传说变成现实,这是对文本的一次修正,而当莫利纳讲到这个故事时,“反正我喜欢她,她比金钱豹女人强。”似乎也是对传说的一次拒绝,而这种拒绝传递出的正是他对女人变成金钱豹的恐惧——一种身份慢慢被揭开,莫利纳是因为“腐蚀未成年人”而入狱,他其实就是一个同性恋者,这一身份背后有着更多精神分析的理论支撑:“说从小对我太娇宠了,所以,变成了眼下这个样子;说我太依赖我母亲了,以致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但是在第一个电影故事的讲述中,莫利纳似乎即使制止了对自己性格的分析,他转而交代了金钱豹女人故事的最后结尾,感到被丈夫抛弃又没人爱的伊莲娜就像一只金钱豹,在杀死了丈夫之后她消失了,当建筑设计师的小伙子和警察赶去,“伊雷娜的脸已被那黑豹的利爪抓了一下而变了形,她已经死了。”小伙子和女设计师一起拥抱着离开现场,于是,“电影结束了。”这是第一个结束的电影故事,但是当莫利纳讲述的故事结束,瓦伦丁的“故事”却开始了,他知道那个扮演女建筑师的演员叫简·兰托夫,“她一直从事革命。起先,她热衷于……好吧,对你我也用不着顾忌什么……她热衷于性的革命。”这是一个连接第一个电影故事和第二个电影故事的线索,“革命”成为一个关键词,而莫利纳讲述的第二个故事是关于一个法国女人雷妮和德国军官魏纳的故事,和“金钱豹女人”中奇异的爱情不同,在这个发生在战争期间的电影故事里,政治成为爱情的另一种注解,雷妮每天晚上在舞台上为魏纳献唱,“不过,听起来相当悲凉,仿佛是某一个失去了伟大的爱情,想安于现状却又办不到,最后只好屈从于命运的人发出的心声。”实际上,雷妮的真实身份是法国“马基斯”成员,是反纳粹的抵抗组织一员,她爱上魏纳就是为了获取情报执行命令,但是雷妮却真的坠入了情网。这是爱情被政治绑架的结果,当莫利纳在讲述时说起“政治……这个世界就是随着搞政治的人走的……”时,作为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表达的是某种愤怒,而瓦伦丁愤怒的是电影故事中的纳粹旗帜,以及法西斯对一段爱情的扼杀。

曼努埃尔·普伊格:你在头脑里准备好一部好电影

瓦伦丁的身份其实在莫利纳讲述金钱豹女人的故事时就已经袒露了,“我不能光图享受,因为我在从事政治斗争,或者说,参加了政治活动,你懂吗?”瓦伦丁说自己的理想是马克思主义,“这种快慰我在任何地方都能领略到,包括在这个囚牢里,甚至在遭受严刑拷打时。这便是我力量的源泉。”所以吸引瓦伦丁的是革命,金钱豹女人故事中的“性的革命”和雷妮故事中的反纳粹斗争,都是瓦伦丁所感兴趣的。两个故事揭开了两人的身份,两个人的身份又开启了两种现实,从电影到现实,从同性到革命,关在一间牢房里的他们又如何找到话题的共鸣?阿根廷共和国内政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监狱的一份报告其实揭露了他们同处一室的真相:莫利纳因犯有腐蚀青少年罪被判处八年监禁,瓦伦丁因参与恐怖袭击而被捕,他们犯的是不同性质的罪,本来他们关在不同的牢房里,但是监狱的调整是为了让莫利纳从瓦伦丁那里获得他们想要的情报,而莫利纳在看到母亲被他们威胁时只能答应:“再给我一个星期时间吧,我一定能从他那儿搞到一点情况。”

所以莫利纳讲述电影故事,本来就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金钱豹女人故事里的“性的革命”,和雷妮相关的斗争,都在无限接近瓦伦丁的现实,或者说,当莫利纳讲述这些故事时,瓦伦丁也变成了他潜在的故事原型,尽管他一再申明讨厌政治,“所有搞政治的人都是骗子和小偷。”而瓦伦丁在听说这些故事后,在和莫利纳讨论中也说起不要谈论裸体女人,不要讲色情故事,但是两个人在对文本的阅读中,在和现实的连接中,却完成了另一个故事的书写,这个故事的主角正是莫利纳和瓦伦丁。瓦伦丁向他灌输的是政治斗争的意义,“不搞政治的男人是因为他对社会责任存在着虚假的看法。我的社会责任首先是不让人们继续饿死,因此,我要进行斗争。”而莫利纳对他讲起关于自己性倒错的经历,背后却是对爱的渴望——包括对母亲的爱,这也唤起了瓦伦丁对爱的重新定义。

这是一种互文关系,而普伊格在这个从电影到现实,从现实到故事的嵌套结构中,又加入了很多关于精神分析的注解,其中有英国研究者DJ.威士特在他的《心理学与同性恋的心理分析》中关于同性恋产生的三种原因,有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中“性压制来自某一个人对另一些人的强制和专横的行为,这某一个人就是父亲”的理论,有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们阐述的关于克制和隐藏社会不允许欲望的观点……这些观点和理论引用指向的是莫利纳行为背后的精神分析说,但是它又以互文的方式成为瓦伦丁社会改造思想的基础:在《异常的行为》一书中,社会学家J.L.西蒙斯曾引证了一次普查,其结果显示,同性恋者比酗酒者、赌徒、曾服过苦役的人和曾患过精神病的人受到更多的人的厌弃——这无疑是对莫利纳命运的解读,他就是一个被社会厌弃的人;而在丹麦女博土安尼里·塔贝的《性与革命》一书

中写道,男孩自觉拒绝父亲的行为,是对男性专制、暴力的反抗,甚至是一种革命行动——瓦伦丁希望的就是被厌弃的莫利纳能起来反抗。所以他对莫利纳说,“‘上帝’这个词请大写……”当“上帝”成为一个大写的词,它是特称,是信仰,它指向的是革命,是斗争,是自我主宰和救赎,是爱——告别金钱豹女人的隔阂之爱,成为蜘蛛女用泪“擒获”的纯真爱情。

《性和革命》变成了同处一室的莫利纳和瓦伦丁的隐喻,它是文本带来的现实,它是命运结成的共同体。当阴谋终于被取代,当上帝成为信仰,当爱最后降临,革命和斗争看起来还没有书写最精彩的结尾,但是这个梦是短暂的,“对一个人来说,最美好的一件事是自己感到很幸福,却又认为永远会幸福,再也不会感到痛苦。”

纸房子

编号:C63·2201215·1719
作者:【阿】卡洛斯·玛利亚·多明格斯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5年07月第1版
定价:36.00元当当13.30元
ISBN:9787208129153
页数:248页

第一句:“1998年的春季某一天,布鲁玛·伦农在索霍区的旧书铺买了一本《艾米莉·狄金森诗集》,跨出店门一边走一边读,才正要读第二首诗,就在街口给汽车撞倒了。”《纸房子》一书包含两个独立亦关联的故事:剑桥学者布鲁玛伦农在旧书店买了本《艾米莉狄金森诗集》,却在过马路时被车撞死。布鲁玛死后不久,她的同事发现了一本康拉德的《阴影线》,扉页上有布鲁玛的神秘题赠,书缘似乎还有水泥的痕迹。满心好奇的他于是踏上一场跨越大西洋的追寻之旅,想要找出死者和这位神秘寄书人布劳尔之间究竟有何关联。布劳尔在本书中并未露面,但我们听说的故事却挥之不去。爱书狂,眉批癖,偏执型人格,以书砌墙……在另一个名为《瓦尔德马·汉森的短暂之死》这个故事中,作为大家心目中的疯子,布劳尔回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他在汉森忧郁的情绪里嗅到了同谋的味道,却让他卷入新的问题中。


《纸房子》:挣脱那座禁锢自己的牢笼

他说,任何作品,如果追求真善美,只需要把根子牢牢扎在作品本身就可以了。
——《瓦尔德马·汉森的短暂之死》

没有真善美,就只有假恶丑?腰封上赫然写着“美、英、德、法、意、日等二十余国读者倾情推荐”,这是阅读者层面带来的狂欢,而在写作层面来说,则是另一种注解:他是“南美怪咖”,他是“博尔赫斯的继承人”,他是“拉美文学的明日之星”,他是“南美文学新代表”,种种赞誉仿佛让卡洛斯·玛利亚·多明格斯坐在文学的巅峰上,读者之仰视,作者之俯视,构筑了《纸房子》天地之间的伟大传奇。但这真的只是纸做的荣誉?搜索《纸房子》,出来的是两个版本的图书信息:一个是出版于2008年7月,另一个则出版于2015年7月,相差七年却成了暴露问题的“七年之痒”:除了价格相差11元,同样是由陈建铭翻译,同样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8年的版本作者是乌拉圭的卡洛斯·M·多明盖兹,2015年的版本的作者却是阿根廷的卡洛斯·玛利亚·多明格斯——卡洛斯·M·多明盖兹就是卡洛斯·玛利亚·多明格斯,应该没有疑问,但是为什么国籍完全不同?是不是就在这七年时间里,他变更了自己的国籍?

这或者是一种善意的推测,是对于“追求真善美”的合理解释,但或者这就是出版社的一个低级错误,再加上腰封上对那些令人恶心的话的不齿——当怀疑是出版界造成的错误时,当鄙视对图书进行恶意促销时,是不是在读者层面走向了假恶丑?也可以抛却这些表象的东西,当深入到一部图书的内部,当开卷阅读收录的两篇文章,世界的打开是不是真的可以看见那个把真善美的根子“牢牢扎在作品本身”中的故事?多明格斯在《我写<纸房子>》的后记中似乎给出了阅读的真正态度:当有些读者把小说《瓦尔德马·汉森的短暂之死》看成是侦探故事的时候,他的建议是:阅读这本书首先是得到一种体验,“文学可以给出的最佳之物是体验,生命的体验、艺术的体验,并最终在生活中得到证明。”

阅读是体验,就是将感受化解在日常生活中,并从中得到这种体验的验证,但是《瓦尔德马·汉森的短暂之死》到底提供了哪些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得到证明的体验?瓦尔德马·汉森死了,拿着十字架制造的暴力成为他最后的解读入口,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小说中的三个人物给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瓦尔德马·汉森有过同居生活的尼娜说:汉森是不是在诈骗?姐姐万达说:他是不是自己对自己犯罪?和汉森相识于那场酒会的维罗妮说:他只做正确的事情?当这三种说法似乎难以调和的时候,“我”的疑问是:“一个十字架又能给他造成多少恐惧呢?”都是问句,也都没有答案,对于汉森之死和他生前的所为都保留了一个无法真正满意的答案,而这些问题原本就应该由汉森本人做出解答,至少也应该是最亲近的女儿埃娃做出分析,但是汉森死了,一段“短暂之死”似乎留下了永远没有答案的疑问,也让这个扎在作品本身中的真善美成为了一种虚设。

或许题辞的引用是一条线索,罗伯特·伯顿在《犹豫的解剖》中说:“一个人的精神越是高尚、豪爽,他对羞耻就越发敏感和知晓。”当多明格斯引用这句话,无疑就是将汉森推向了这个宿命论:他具有高尚和豪爽的精神世界,而这正造成了他的敏感,最后在无法摆脱敏感中以暴力和死亡结束了自己对羞耻的反抗。那么,汉森的高尚和豪爽来自哪里,体现在哪里?为什么他会感觉到羞耻?又为什么用极端的方式完成“短暂之死”?这种宿命又为阅读者带来怎样的生命和艺术的体验感?多明格斯一开始就介绍了“短暂之死”的汉森的种种性格:他的名字里有德国祖父的姓氏;他险些成婚,在婚礼前被甩掉后在不把爱情等同于婚姻;他认为艺术是金钱不可分离的伙伴,艺术是金钱的最佳证明;他对女儿充满爱意,一直供养埃娃,这是克服前妻的距离操控以父亲的名义完成的行动;他把戒烟三年后复发的问题解读为“人性的弱点”,而人性的弱点正是渴望生活的一部分;他不相信上帝,圣母马利亚怀抱基督的画面让他失去知觉;他认为,“新闻中如果没有车祸,社会现实就会矮小得令人生气。”

这些性格和观点构筑了汉森的高尚和豪爽?当然随着我对汉森“短暂之死”的深入调查,汉森更重要的观点浮出水面:他曾经对“我”说过一句关于时间和存在的话,“一切过去存在的现在都活着。生命力就是记忆力。没发生过的才不存在。”生命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这种持续是以“过去”作为永远的起点,“一切过去存在的过去都存在过”,那么现在只是过去的延续,现在的一切都在过去有了存在的意义,而且,现在过去延续到现在,是为了让现在活着,这种活着在“生命力就是记忆力”的命题中永远是记忆的一部分。过去对于汉森来说,发生了什么?存在的是什么?是对于爱情的失望?是对于女儿的照顾?是对于上帝的不信任?是对同居的尼娜之离开和到来反复发生的气氛?或者是万达的丈夫布鲁诺用那个厚着脸皮去公墓的女子欺骗了他的谎言?但“一切过去存在的现在都活着”的命题在“我”看来,却是一种基督教教义,“过去存在过的,今天还在;将来存在的,过去存在过,因为上帝在寻找过去。”——这是不是对不信上帝的汉森构成了一个逆反命题?

而实际上,对于汉森来说,所有的过去都变成了一个更加残酷的现实:他走上了“短暂之死”,也就是说,死亡才是他对过去的终止,那么,他的死是不是故意为之?女儿埃娃在汉森葬礼之后对他的死提出了异议,医院说汉森的骨髓有大问题,但是埃娃却坚持认为是医护人员玩忽职守,“她准备起诉医院”。死在埃娃那里变成了一起事故,仿佛又违背了汉森对于交通事故的解读,在他看来,车祸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新闻就应该报道车祸,否则的话现实就是矮小的,而如果如埃娃所说,汉森死于事故,那么就应该变成新闻以显示社会的高大,但是汉森又拒绝这样对待死亡,他其实是以自杀的方式完成了对现在的终结——自杀而走上“短暂之死”的道路,汉森是不是用生前的那个十字架为自己寻找高尚和豪爽的精神世界?是不是用自己的死完成度羞耻的敏感?和汉森有过同居生活的尼娜解读了他的这种性格,“他瞧不起广告,瞧不起政客,瞧不起电视台,瞧不起超市收银员,瞧不起经理和老板。我在别人身上也见过他的问题:他们感觉幸福,别的一切都会让他们感到愤怒,都觉得无关紧要,都愚蠢。”热爱艺术的汉森,生活在繁忙世界的汉森,信条是艺术是金钱的伙伴,但是现实却让这个信条颠倒过来了:金钱主宰了艺术,所以他把那些广告、政客、电视构筑的生活称为“愚蠢”——而尼娜认为,生活本身就是愚蠢,“生活里充满了嘈杂声,充满了永远也解决不完的鸡毛蒜皮,可以说通常如此吧。”

生活是愚蠢的,现实是无聊的,艺术被金钱玷污,信仰变成绘画中的肉体,而今天的这一切在昨天就已经死了,所以对于汉森来说,对生活的敏感让他选择用十字架来证明自己的高尚,用自杀来保全自己,就像塞缪尔·约翰逊所说:“心情忧郁的人们都有在行为放纵中寻求宽慰的倾向。”所以“我”的分析是:“汉森已经厌倦了要对自己尽责,厌倦了要变成让自己和别人都信任的人,努力不自欺欺人,不是因为他的长处是假的,而是因为他的长处已经耗尽。”没有了长处,没有了敏感,没有了高尚,也就没有了生命,当汉森以这样的方式选择自杀,“短暂之死”的背后也是人性的弱点,但是他却没能让这种弱点成为渴望生活的一部分,而汉森之死的启示意义则在于个体生命在他人世界中如何真正远离愚蠢,如何真正获得宽慰,自杀是极端的方式,除此之外,则是一种通透,“但事物都是透明的,而一切困难都在于相信事物的方式。”

相信事物的方式就是回归事物,就是多明格斯显然只是那么浅层次地解读了高尚灵魂的敏感和厌倦了世界之后的死亡,《纸房子》一样在叙述死亡寓言中浅尝辄止,只不过这次他更直接地进入到“作品”中,以牢牢扎根作品本身的方式阐述追求真善美的意义,在《我写<纸房子>》中他表达了这种创作观:“热爱图书并不妨碍用书藏钱,藏信件,藏匿秘密。图书提供词汇,容忍胡说,有母亲般的胸怀。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用图书当砖头呢?”图书的世界是一个容纳错误和羞耻,容忍胡说和谎言的地方,当然正是这种容纳和容忍,它才可能散发出真善美,才是真正热爱图书的人的目的。

图书是1998年布鲁玛·伦农拿在手上的《艾米莉·狄金森诗集》,是布鲁玛1996年写有“谨以此书纪念我俩在蒙特雷的那段疯狂时光”题辞的《阴影线》,是德尔加多用餐时向它斟酒的《堂吉诃德》善本,是台灯的光线把阅读架一分为二的约翰·伯农的文章……书是单独的一本书,是赋予生命的一本书,是充满隐喻的一本书,是见证疯狂和死亡的一本书——当布鲁玛跨出书店刚要读狄金森诗集的第二首诗时,她被街口的汽车撞到了。因为一本书而带来一场死亡,“书籍能改变人的命运。……布鲁玛如今则成了书本底下的冤魂。”连报纸上的文章都认为图书是罪魁祸首:“布鲁玛将毕生奉献给文学,却万万没料到文学到头来却夺去她的生命。”一本出版于1946年的书,一本属于博尔赫斯当年与比奥伊·卡萨雷斯合编的“象牙门”丛刊的书,在死亡发生之后,变成了沾满了又粗又脏灰垢的书、三面书口附着水泥粗粒的书,以及带着布鲁玛冤魂的书。

循着这一本书打开布鲁玛的世界,并不是要寻找她走向死亡的可能,而是在书的题赠中发现秘密,那个“致卡洛斯”的句子里提到的“疯狂时光”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或者说,这个“疯狂时光”可以纠正人们对图书是罪魁祸首的说法?布鲁玛提到的卡洛斯就是住在蒙得维的亚的藏书家布劳尔:不管手头有多少钱,他都会统统拿去买书;他制作了无数的图书索引卡片,为的是寻找自己想要找的书;他认为购书藏书的目的是为了“厘清每本书之间的关联性”,“博尔赫斯的书,就万万不可和被他称作‘全职安达卢西亚人’的加西亚·洛尔迦的著作摆在一块儿;因为莎士比亚和马洛拼命互控对方抄袭,两人的作品也无法并肩陈列,但同时还要慎重保持整套书的编号不至于紊乱;至于马丁·艾米斯和朱利安·巴恩斯,因为友谊宣告决裂,两个人的书当然也不可以放在一起;同样情形还有巴尔加斯·略萨与加西亚·马尔克斯。”他会在书上留下眉批、评注、底线等标记,“当我遍肏群书的时候,要是连个痕迹都没留下,简直毫无高潮可言。”他甚至和搁在阅读架上的图书对饮,还在床铺上搁上二十几本书,“他形容得言之凿凿:可以清清楚楚看出头部、几本红色书背围成躯干、胳臂和两条腿。”

布劳尔不是单纯为了藏书,他嗜书如命,是将书当成是一个人,并且让它们在自己构筑的世界里,“布劳尔并没打算只在书海里游荡,他活脱就想征服它。就是这么回事儿。”这种征服在某种意义上是不想让书只成为被别人诠释世界的工具,“持续购置某些主题的书籍,长此以往,我们难免据此诠释世界,或者,像某些人爱用的比喻:此乃亦步亦趋追随前人的步履,好处在于:我们得以将这些轨迹保留下来。”实际上这就是他以藏书为名对世界的某种抗拒,而和布鲁玛的“疯狂时光”,也可以看做是他把布鲁玛看成是自己的一本书,一本征服的书,陪伴的书,相互饮酒夜聊的书——当布鲁玛在疯狂的时光之后离开,一段短暂的爱情结束,就像心爱的书离他而去,“还不赖,最棒的是我在那儿认识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英国学者。始终兴致高昂、活力充沛、自信满满的女子,一开口就是引经据典,这种人如果命中注定要死,最好的下场就是一边读狄金森、一头被车撞上。”他是在畸形恋结束之后,预言了布鲁玛的死亡,像是命运的特意安排,是属于书的一种宿命观。

但是,布劳尔偏执的藏书观让他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甚至在帕洛玛买了一块地,哪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只有四根柱子、茅草顶,简陋的小屋却是布劳尔一生最后的归宿,他用那些书当砖块砌墙,他陪伴着那些书,那些书也陪伴着他,“他脸上映现出那些书本的身后寂寥——因为再也没有人能够翻开那些书,也不会有慕名而来的访客登门,让他再有机会说一次:‘其实,我还没能把全部藏书读完呢。它们长年以来都陪伴在我身边。来,我让您见识见识这部好书。’”从生到死,人生变成了一本书,连同布鲁玛的那段疯狂时光也一起砌进了墙里,这本书也不再是供人检阅、“活像公开展示一副巨大、裸露的脑子,透漏若干卑微的借口与些许虚假的矜持”的工具。

布劳尔和布鲁玛甚至完成了关于“纸房子”的另一种定义。当年阿根廷军事独裁政权掌政期间,书本变成严重危害身家性命的祸首,很多人将藏书付之一炬,“曾经用以悉心研读、深入探索的书,曾经引发热情、激起坚定志向,抑或召唤先圣先贤的书,一一化为灰烬,飘逝于空中。”这是一种死亡,但是死亡本身却留下了痕迹,书并没有消失,它们一本一本黏在一起,“每幅页面全爬满了天才作家和印刷匠创造的宽阔笔直路径,从那些绽开的外皮裂缝看进去,霎时冒出某个封面的局部,活像一只眼睛,还有几个拱起的书脊,似乎要挣出暗无天日的墓穴。”即使不再是独裁政治,当“我”重新置身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城市里也到处充斥着玻璃帷幕,“仿佛震耳欲聋的街市的喧嚣、明灭闪烁的灯光霓虹与酒吧里哇啦作响的电视,必须借由居民的意气消沉,才能提供足够的空气喂饱城市肺囊。”城市比书本上的水泥更为牢固,它制造了坟墓。但是在蒙得维的亚,“我”看见了另一幅景象,“整座城以义无反顾之姿向河面突出,使得城内寥寥几幢高层大楼看起来就像起重吊臂一般,也像停泊在港边的大渔船,远处的河湾被一座缓丘簇拥着,弥漫一股受到母爱呵护的感觉。”

布劳尔就在蒙得维的亚,他代表的图书世界也建造在这个城市,这其实变成了文学的庇护意义,在另一个意义上,布鲁玛所研究的是康拉德,康拉德在作品中就写到了这个世界生物和和谐和广博,“天地之大,蕴藏万千惊奇、无尽奥秘——这些惊奇、奥秘,以种种无法言传的方式影响吾人之情感、智识,此或许足以证明:生命万物之蕴生,原本就是如梦似幻。”但是足迹踏遍世界各地的他却没有来到蒙得维的亚,而布鲁玛在研究中来到蒙得维的亚仿佛是对于康拉德遗憾的一种弥补,更是对于“蕴藏万千惊奇、无尽奥秘”天地的一次真实造访,所以当布鲁玛在蒙得维的亚留下疯狂时光,当疯狂时光变成《阴影线》的题辞,探寻这个隐秘故事的“我”又以续写的方式完成了这本书,“不管布劳尔的命运如何曲折,我都必须依照我自己的命运继续走下去,谨守自己设定好的人生方向和目标:廓清拉丁美洲文学在欧洲发展的轨迹,循序渐进完成布鲁玛未竞的一部分旅程。”

书不是有形的书,不是砌墙式的保护,不是留下眉批、评注证明存在,布劳尔最后还是用榔头摧毁了那个想要征服的世界,而这样的行动在“我”看来就是挣脱了那座禁锢自己的牢笼,一座“纸房子”的寓言就在于和《瓦尔德马·汉森的短暂之死》一样,“他的长处已经耗尽”,死亡和毁灭都因看不到事物本身的透明而形成了自我的牢笼,书是一本书,它藏匿秘密,它提供词汇,它容忍胡说,即使里面出现了乌拉圭的卡洛斯·M·多明盖兹变身阿根廷的卡洛斯·吗,玛利亚·多明格斯的“七年之痒”,也只是一本书,一座纸房子,最后一定是埋没在自身的高傲和狂欢里,“全埋在乱石堆里,和一堆浊黑的泥淖难分难解。”

编号:C39·2201215·1718
作者:【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4年10月第1版
定价:45.00元当当16.60元
ISBN:9787208068407
页数:449页

“那么请您说说,是谁下的这场雪?这雪的秘密是什么? 如果说没有安拉的话,就意味着没有天堂。那么那些成千上万一无所有的人,贫穷的人和受折磨的人也就去不了天堂了。那么穷人们吃了那么多苦,其意义何在?我们为什么活着,并且还要白白地吃这么多苦?”《雪》是帕慕克的第7本小说,故事发生在1992年的四天四夜里。主人公卡,一个多愁善感的诗人,在德国度过了十二年的政治流亡生活之后,他回到伊斯坦布尔参加他母亲的葬礼,借着记者的身份在土耳其偏远小镇卡尔斯城游逛。现代与传统,政治与宗教……这些冲突把卡尔斯城的人们分为两极,整个小镇的氛围充满了压抑、愤怒、阴谋和暴力,大雪封途,卡尔斯通往外部的一切交通都被割断,大雪下得无休无止,杀人的枪声响起在舞台上,卡尔斯陷入了军事政变的恐怖之中。爱情故事、恐怖谋杀案、历史纠葛及政治冲突,都浓缩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城镇中。


《雪》:祖国还是头巾

卡从培根的人类进化理论中获得灵感,把雪花的三根轴命名为“回忆”“幻想”和“逻辑”,把自己在卡尔斯写的诗放到了这三根轴上。
——《每个人都有一片雪花》

白色的封面,纯洁,如一种无的存在,隐约中,是“雪”和Kar的文字,以凸显的方式标注着,从无到有,封面呈现着雪固有的特性:它是可见的,却又是容易消失的;它覆盖着一切,却也可能抹除自己。一种封面的设计学并不对应于那张雪的结构图:六边形的雪被放大,它呈现出向不同方向扩张的枝丫,六个枝丫又衍伸出不同的端点,它是外扩的,它是多元的,它是对称的,甚至是相互制约的。

逻辑、回忆和幻想是三根轴线,它们以中心为端点,扩充成完全对称的结构,而这种对称似乎构成了某种矛盾性:回忆轴线的一端是《梦中的街道》《狗》和《没有安拉的地方》,这是关于童年记忆的回忆,这是美好过往的唤醒,但是在对称的另一端,是《被枪杀》,是《革命之夜》,是《世界终结的地方》,完全是政治有关的现实,甚至是暴力和死亡——对称里隐含着矛盾,对称就是一种解构?实际上,“雪花结构”中的三根轴线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回忆和幻想可能交错,逻辑和回忆可能交织,幻想和逻辑可能交叉:充满恐惧的《被枪杀》在回忆轴线上,也在幻想轴的旁边,而且离幻想中的《世界终结的地方更近》;《巧克力盒》为什么要放在幻想轴上?《星尘的友谊》又为什么靠近幻想轴的《自杀和权力》?《我,卡》为什么在最中心的位置?《没有安拉的地方》又为什么找不到想不起?

“每个人的生命力肯定都有这样一片代表着自己人生经历的雪花。”雪花图的意义,也是生命的意义,一朵从天而降的雪花,一朵从结晶到落地需要八到十八分钟的雪花,一朵在很多因素作用下成型的雪花,完成这个多元、对称甚至矛盾的结构,本身就是复杂的,而对于在卡尔斯四天四夜最终离开的卡来说,这个进入和离开的过程就像一朵雪花的成型和融化,在他的生命中形成了对回忆的唤醒,造成了幻想的破灭,也在逻辑世界里寻找和迷失——当从卡尔斯回到德国法兰克福的卡在八年后被人杀死,当倒地之后他写有十八首诗歌的绿色本子消失,和雪有关的生命这一切仿佛变成了一个梦,它虚幻,它沉寂,它被涂抹,它最终消失。

逻辑、回忆和幻想构筑了雪的三根轴线,形成了雪的内在结构,其实对于卡来说,这个进入和离开的生命过程也是一个三根轴线的结构,它是诗歌作者的卡,是诗集的“雪”,是那个叫卡尔斯的城市——Ka、Kar、Kars,在一种文字的递增或递减中构成了它们交错的关系图。不如从卡尔斯入手深入这个关系图内部的复杂结构。卡尔斯是来往格鲁吉亚、第比利斯、高加索山脉之间的必经之路,一千年前在这里修建了雄伟壮丽教堂的是亚美尼亚人,有躲避蒙古大军和伊朗军队的波斯人,有拜占庭帝国和本都王国时期留下来的希腊人,有格鲁吉亚人、库尔德人,还有各部落的切尔卡西亚人。这是和卡尔斯有关的复杂历史,在经历了无休止的战争、迫害、集体屠杀和起义,城市先后被亚美尼亚人和俄罗斯人控制,甚至一度落入英军的手中,在一段很短的时期内,卡尔斯甚至是一个独立国家,1920年土耳其军队进入了这座城市,四十三年后他们重新占领了卡尔斯,但他们接受了俄罗斯风格的建筑和俄罗斯文化,因为这些建筑和文化符合共和国西化的浪潮——俄罗斯人修建的五条大街,分别以卡尔斯历史上五位帕夏的名字命名。

对于卡尔斯来说,这是一段动荡的历史,而历史纷争之后的卡尔斯依然没有摆脱贫困,卡进入卡尔斯就是以所谓记者的名义调查市政府选举和妇女自杀问题,“自打一个女子从巴特曼来卡尔斯自杀后,关于自杀像瘟疫一样会传染的说法就出现了。”表面上妇女的自杀问题不断蔓延,而实际上背后是各种政治势力的角力,这里有真主党、人民党、共产党,有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伊斯兰主义者……无论是选举还是革命,无论是暴乱还是密谋,卡尔斯的空气里充满了死亡的气息,当卡在冰冷的房间里,他发现库尔德民族主义者、时不时扔个炸弹散发传单的左派恐怖分子,还有更多的是被国家情报局列在黑名单上的所谓的支持者,都被带到了这里。“对参与这两种力量共同行动的人,帮助库尔德游击队从山上渗透到城市里的人,还有与他们有联系的嫌疑人,警察、军人和法官们用比对政治伊斯兰主义者更残酷无情的手段来进行审讯。”

卡尔斯这个城市本身呈现的复杂性、政治势力的多元性,就像雪的结构一样,混合着政治、宗教、民族等元素。卡尔斯就是其中的一朵雪花,而真正的雪对于卡来说,也呈现出复杂、多元的特性。雪起初在卡看来,是纯洁的,是美好的,甚至是幸福的,多年前他曾在诗歌中写道:医生中终会有那么一次,学会飘落在我们的梦中。当卡进入卡尔斯,雪的确飘落了,但不是在梦中,而是在现实里,遇见美丽的伊佩珂是在一个雪天,和伊佩珂拥抱甚至做爱时,外面下着大学,伊佩珂答应和他离开这里去往法兰克福,雪依然富有诗意地飘落,“雪让我想起了真主安拉,雪还使我想到这个世界是如此神奇和美丽,活着就是一种幸福。”但是雪可能在飞舞中带来诗意,可能在飘落中感受到纯洁,但是雪也会演化成了暴雪,雪也能覆盖一切,“似乎这里是被所有人遗忘了的地方,雪无声无息地像是一直要下到世界的末日。”甚至雪也会融化,那个“革命之夜”之后,人们在雪化掉的地方发现了尸体,这是暴力和死亡的证明。

各方政治势力角力的卡尔斯,具有矛盾意象的雪,远离政治寻找爱情的卡,在进入之后,三者发生了关系,它们是三根各自发展的轴线,也是交错在一起的多元体,而关于生命的意义也完全变成混杂的存在——这种混杂体现在引用的四种题辞上:“我们注意到的是诸事危险的一面。/是正直的小偷,是温柔的凶手,/是迷信的无神论者。”这是罗伯特·勃朗宁《布劳格拉姆神父的报告》中的话,当“迷信的无神论者”成为诸事危险的一面,悖论式的存在消解的是信仰;司汤达《帕尔马修道院》里说:“文学作品中的政治,就像音乐会中响起的枪声一样粗野,却也是我们不能不予以重视的东西。”这是对粗野的政治提出的警告;陀斯妥耶夫斯基关于《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笔记中这样写道:“把人民消灭,得罪他们,让他们闭嘴。因为欧洲的光明比人民要重要得多。”这体现的是专制与民主之间的冲突;“我心中的西方人变得不安了。”这是约瑟夫·康拉德在《在西方目光下》的句子,西方的目光俯视着东方,在东西方的对峙中,不安成为一种常态。当信仰被消解,当政治中响起枪声,当人民闭嘴,当西方人变得不安,下在卡尔斯的雪是不是对卡来说是疲惫,是厌烦,是恐惧。

“雪的沉寂,如果把它作为一首诗的开始,那么他此刻内心感受到的东西就可以被称为雪的沉寂。”这是卡在结束了德国十二年的政治流亡生活之后,回到了土耳其,在参加完母亲的葬礼后进入了卡尔斯,名义上,卡进入卡尔斯是调查市长选举和妇女自杀问题,《共和国报》的朋友塔内尔希望他看看十二年来的土耳其,卡尔斯是最好的选择,但实际上,一直声称对政治没有丝毫兴趣的卡并不是真的要去解读卡尔斯的政治现实,而是为了遇见大学同学伊佩珂,为了寻找自己的爱情——在卡看来,伊佩珂就是美的象征,和飘飞的雪花一样,每个人的一生中都要真正拥有一次。所以,对于卡来说,卡尔斯之行是充满期待的美好之旅,那里有雪花,有诗歌,有爱情,它们构成了远离现实最纯美的一面。

单纯而美好,这也是卡对自我的一次命名:他原名叫凯立姆·阿拉库什奥卢,但他从不喜欢这个名字,他把名字的首字母拼成了“卡”这个名字,Ka的命名是一个回到自我的仪式。但是在卡成为“记者”,进入卡尔斯,一切开始发生了变化,“大雪覆盖下,似乎一切都被抹去了,失去了踪影。”在汽车站守候着的一驾马车让他想起了以前,而卡尔斯整座城市比多年以前更加忧伤和贫穷;卡看到市政府刚挂出来的宣传画是反对自杀的主题,上面写着“人是真主的杰作,自杀是对主的亵渎”;他和伊佩珂第一次见面是在新人生糕饼店,爱情没有发生却见证了不允许戴头巾的妇女接受教育的院长被枪杀……就像一进入卡尔斯看到雪的沉寂一样,这个世界在卡那里完全变成了提前降临的末日。

对于卡尔斯来说,不管是市长被行刺,还是院长被杀害,不管是戏剧舞台变成政变的历史舞台,还是伊斯兰主义者和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以及各方之间的斗争,都是卡尔斯复杂政治的一部分,这里有着宗教和世俗,传统和西方,原教旨主义和改良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体现出来最有争议的问题是:祖国还是头巾——这是在民族剧院戏剧舞台上演出的一出戏,由冯妲·艾塞尔饰演的女人在家人、未婚夫、亲戚、蓄着络腮胡子的穆斯林男子面前,不仅没有穿上罩袍,还当场烧掉了罩袍,而这一行动激起了观众的不满,他们称她是“不信安拉的敌人”,骂她是“没有信仰的无神论者”。舞台上的这一幕,并不只是一种戏剧表演,它是现实的体现,而这个关于“祖国还是头巾”的问题,带来的最直接后果便是不断蔓延的妇女自杀问题。

这个被警察局副局长卡瑟姆称为“我们的城市是个安宁的地方”,其实从来没有安宁,那些妇女为什么要自杀?不让戴头巾的女学生上课,于是院长被凶手打死,凶手在开枪之前问院长的问题是:政府的法令能大过真主的指示吗?世俗化就意味着无神论吗?暴露头发的妇女称为主流是想效仿欧洲的性革命吗?院长只不过是政府的一个傀儡,尽管他喊出了“我是穆斯林,我也反对自杀”,但是两声枪响,子弹还是射进了院长的身体,在沉默和呻吟之后,和雪一样归于沉寂。妇女该不该戴头巾?信仰的标准是不是一成不变?伊斯兰民族主义者“神蓝”对卡说的是:“自杀的姑娘根本算不上是穆斯林!”而梅苏特的观点是:“穆斯林姑娘一定要为信念而不吝惜生命。”头巾问题又变成了自杀问题,当妇女自杀,这是她们对信仰的亵渎还是对尊严的捍卫?这些问题似乎在卡进入卡尔斯而免得更为复杂,甚至卡的介入本身就是对矛盾的激化。

卡在伊斯坦布尔一个信奉共和主义的世俗家庭里长大,他没有受过任何其他伊斯兰教育;他只是因为发表了别人的一首诗而成为政治犯被流放,在骨子里他对政治丝毫不感兴趣;他在德国法兰克福接触了西方文化,也向往西方文明,“我既想成为西方人,也想能有信仰。”这是和纯洁的雪一样的卡,这也是必须面对复杂多元的卡尔斯的卡,当他在雪的沉寂中进入卡尔斯,他的价值观和信仰都受到了质疑,奈吉普对他说,无神论并不是不信神的人,而是“被神抛弃的人”,所以他的一个观点是:“要成为无神论者,就必须先成为西方人。”无神论和西方人画上了句号,而卡尔斯的各方政治势力,似乎对所谓的西方都有着敌对思想,那份对西方的声明经过各方的斗争和妥协达成了一致,“我们之所以如此信奉真主,并不是像西方人想象的那样是因为我们太穷了,而是因为我们对自己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以及在另外一个世界又会发生什么事感到很好奇。”最后在亚细亚旅馆的秘密会议中,“神蓝”就说:“欧洲公众不是我们的朋友,而是我们的敌人。不是因为我们敌视他们,而是因为他们本能地歧视我们。”当卡说自己想要成为欧洲人还能拥有信仰,“到欧洲以后,我觉得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安拉存在,不是那些蓄着胡须、保守落后的边远地区的人所说的那种。”教主对此反问的是:欧洲还有另一个安拉吗?“安拉只有一个,他是全知的、全觉的,他也理解你的孤独。如果你相信他,并且知道他能看得见你的孤独的话,你就不会觉得自己孤独。”

无神论者的卡,希望成为西方人的卡,为了自己所写的东西而牺牲的卡,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卡,其实是卡尔斯之外的一种存在,但是当他进入,当他体验,当他参与,就像纯净的雪,变成了疲惫·厌烦和恐惧。他四年来第一次有了写诗的冲动,写下了那首《雪》是一个理想世界,那里有父亲剃须膏的味道,有厨房准备早餐的母亲拖鞋里冰冷的叫,有粉红色的甜甜止咳露,有嘴里的汤匙,生活中的细节构成了雪花般的存在,“对这首诗的存在,对这首诗的意境,对这首诗的风格和力量,卡是如此确信,因而内心感到无比幸福。”后来关于安拉的讨论成为卡的第二首诗,在这里依然是关于纯真的信仰。但是头脑中只有诗歌的卡,在四天的卡尔斯之行中,诗歌里已经有了更多的疑惑和矛盾,诗歌的政治性越来越强,《革命之夜》《全人类和星辰》等诗歌已经不再是关注自己的内心,而那首位于中心的《我,卡》是卡对自我的一次回归,但是这种回归已经失去了最初的那种纯美,它甚至让“卡”和自我处在分隔之中。诗歌的政治化是对文学的一种解构,而苏纳伊更是将演出的戏剧舞台当成了导演了政治事件的“历史舞台”,这个把历史上的铁腕人物演得活灵活现的演员,更是一个政治上有野心的组织者,在他看来,历史和戏剧一样赋予人一定的“角色”,登上表演舞台,就是登上历史舞台,那一晚在民族剧院的“祖国还是头巾”演出就变成了革命政变,“这不是在演戏,这是一次革命。”而在《卡尔斯的悲剧》中,最后一幕,伊佩珂的妹妹卡迪菲在摘掉头巾的时候拿起了手枪,朝苏纳伊打去,四声枪响,苏纳伊倒下,这个在演出时就已经设计好了的“死亡”结局,最后真的变成了现实,而苏纳伊的死亡就是一次策划,他在死亡中完成了戏剧,也完成了革命——这是不是一种预设的“自杀”?

诗歌政治化,对于卡来说,似乎再也找不到雪的幸福感,对于爱情也一样,伊佩珂是他来到卡尔斯的唯一目标,他的计划很简单:告诉和穆斯塔尔离婚的伊佩珂自己爱他,希望和她结婚,然后回到法兰克福。他们相遇,他们接吻,他们做爱,伊佩珂也答应和他去德国,甚至已经准备好了行李。但是卡尔帕拉斯旅馆二楼203房间的相见成为了最后离别,卡得知的真相是:伊佩珂一直爱着“神蓝”,而她所谓对卡的爱只不过是为了忘掉“神蓝”,这是不对等的爱,即使伊佩珂许诺会和他在一起并已经爱上他,但是在卡看来,已经完全没有了幸福的感觉。爱情也无非是一种政治,最后他抱着伊佩珂放声大哭,后来他这样写道:“此刻他生平第一次发现(也许伊珮珂也是生平第一次发现)和别人抱在一起大哭、徘徊在挫折和新生活之间除了让人感到痛苦之外,也会给人带来一种快感。”

实际上,诗歌和爱情在政治化中走向极端,雪的美好和纯洁,雪的安静和浪漫,最后都会在融化中露出那些尸体。卡的卡尔斯之行以失败而告终,返回法兰克福之后他也终于没有成为所谓的西方人,而在八年之中,他身边有过两个女人却从来不知道他写过诗,他写给伊佩珂的四十封信一直煤油寄出,当那个“诗歌”之夜结束返回后遭到枪杀,卡死在了无名的敌人手里,凶手不见了,那本写有十八首诗歌的绿色笔记本也不见了,就像卡尔斯的雪,飘落之后终于沉寂了,三根轴线,对称结构,以及逻辑、回忆和幻想的故事和诗意,也彻底消失了。

卡的卡尔斯之行没有找到人生的完满结局,“祖国还是头巾”的问题也并没有找到终极的答案,摘掉头巾的卡迪菲宣布了自杀的意义,“毫无疑问,所有人自杀都是为了尊严。至少女人是为了尊严而自杀的!”但在舞台上的她更像是在演戏。雪已经沉寂,诗歌已经消失,爱情是一种政治,自杀是个寓言,卡迷失在雪的迷宫里,而这种迷失也成为“我”的一种困境,作为卡的朋友,“我”走访了和他相关的人,揭开了卡在卡尔斯的四天之行,关于宗教和世俗,传统与西方,信仰与尊严,在卡的缺失中,“我”最终陷入在现实的无力感中:

我坐了下来。铁路沿线的人家里橙黄色的灯光、挤满看电视的人的破房间、从房顶上的矮烟囱里冒出来的袅袅炊烟,这一切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依稀可见。我看着这些,开始哭了起来。

布拉格公墓

编号:C38·2201101·1696
作者:【意】翁贝托·埃科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20年06月第1版
定价:78.00元当当28.20元
ISBN:9787532783762
页数:527页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欧洲,主人公西莫尼尼一觉醒来,发现忘了自己是谁,失忆的恐慌与不安让他决定仿效弗洛伊德,对自己进行精神治疗。他通过写日记的方式,逐步从记忆的迷雾中寻回那个孤独的童年,被生活抽打的青年,以及在成为秘密警察的眼线以后,如何一步步成为一个背信弃义、随意出卖朋友、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的人。他为各方所用,周旋于秘密警察、教会、阴谋家、革命者和御用文人之间,在半个欧洲从事间谍活动,策划暗杀,伪造反对犹太人和共济会的文书,谋取钱财。但正是他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居然成为十九世纪后半叶整个欧洲政治和历史发展的导向。《布拉格公墓》被誉为埃科继《玫瑰的名字》之后最精彩的小说。第一句:“在一八九七年三月那个阴霾的清晨,如果有一个行人壮着胆子穿过莫贝尔广场,也就是被恶人们称为“莫”的那个地方,就会来到一片在奥斯曼男爵的改造工程中幸免的街区。”


《布拉格公墓》:我恨故我在

这个圈总算画圆了。现在我明白了。这会儿是四月十八日,复活节周日的清晨,我写下了三月二十一日深夜我经历的一切,给我认为是达拉·皮科拉神父的那个人……
——《二四 弥撒之夜》

四月十八日清晨,是复活节的周日,当“我”记下了“十七日”的日记,那些隐藏的秘密终于“复活”了,这似乎对“复活节”的一种呼应,因为,“这个圆总算画圆了”。而曾经这个圆缺失了很大一笔,十七日的日记中“我”写下的是:“那是三月二十一日晚上。上尉,您的日记始于三月二十四日,您说我可能是在二十二日清晨失去记忆的。所以,假如发生了什么恐怖的事情,那应该是在二十一日晚间。”从三月二十四日开始写下日记,到四月十八日画圆了那个圈,一切的追溯都在回忆“我”所经历的故事,但是为什么日记里的“我”又变成了达拉·皮科拉修道院院长?作为上尉的“你”又是谁?为什么三月二十二日的清晨会失去记忆?二十一日晚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几乎一个月的时间里找寻记忆的是“我”还是“你”?

种种疑问或者都在于文本的叙述人称问题,“我”以及“你”,第一人称以及第二人称,他们并不是以某种固化的方式出现在真实的现实里,或者说,“我”和“你”只是一种书写方式,无论是日记还是信件,当“我”和“你”形成了达拉·皮科拉院长和上尉之间的唯一对应时,都在人称中预设了一种经历过的客观世界,叙述本身就可能通向一条歧途,沿着这条歧途而向前,一直到四月十八日清晨的纠正,其实误解和歧途已经太深了,甚至已经无法返回了,所以“我”在十七日的日记中既写到了作为上尉的“你”,又写道了作为“我”的达拉·皮科拉,而这份日记所要给的达拉·皮科拉其实已经被自己杀死了——翁贝托·埃科又在这个复活节清晨完成了一个文本游戏,而在十八日的日记中,他又解构了这个游戏,在“真相大白”中,他以叙述者的口气说道:“当拉格朗日让他监视布朗时,他让达拉·皮科拉登场了——这是他自己的达拉·皮科拉,真的那个早已被杀死。”自己和达拉·皮科拉是同一个人,当达拉·皮科拉在昨晚记述了经历的过程,这个真相又变成了上尉西莫尼尼的故事,而西莫尼尼曾经杀死了达拉·皮科拉就是杀死了自己,他和自己对话,他找到了关键线索,他知道了给他带来创伤的那件事,甚至他知道自己成为了分裂的两个人,但是当他最终把圈画完,他就是复原了完整的过去,连同三月二十一日失去的记忆。

实际上,埃科的文本游戏是一个复杂的嵌套结构,一方面是达拉·皮科拉院长和西莫尼尼上尉相互回忆和杀人构成了一个文本,这个文本从失去记忆开始,到复活节真相大白结束;而这个文本,达拉·皮科拉和西莫尼尼上尉是双重的作者之外,还有一个叙述者,他既是作者也是读者,甚至在为读者梳理线索的过程中改变了第一个文本的结构和内容;在第一层的故事和第二层的叙述之外,则是埃科所书写的第三个文本,它以小说的方式被命名为《布拉格公墓》——这三个嵌套的文本,到底呈现了怎样一种互文关系?埃科的文本游戏是不是只是一种写作手法上的单一实践?

实际上,三层的文本只不过是一种表象,埃科其实设置了更为复杂的嵌套关系,达拉·皮科拉院长的书信和日记,西莫尼尼的书信和日记,本身就形成了一种相互矛盾相互补充的关系,它们真假难辨,它们我中有你,它们既创造了对方又杀死了彼此,所以它们也是一个双层的文本;而在埃科的《布拉格公墓》的小说中,又加进去了“无用的学术说明”,这一份呈现附录状态的资料似乎旨在证明人物和事件具有历史真实性,但是这种证明又似乎是一种虚构。作为最核心部分的日记和书信真假难辨,最后的“无用的学术说明”也欲擒故纵,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形成了一种互文:历史的真相到底是不是可以被书写可以被发现的?而这一种写作的目的在埃科引用卡洛·滕卡《犬宅》的题辞中得到了诠释:

由于具体情节也非常重要,甚至构成了历史故事的主要内容,因此,我们在故事里加上了一百名在广场上被执行绞刑的市民、两名被执行火刑的修士、天际出现的一颗彗星,以及所有比上百场骑马比武还要热闹的描写,这些情节的好处在于,可以让读者的思想最大程度地偏离主题。

具体情节构成了历史故事的主要内容,一百名被执行绞刑的市民,两名执行火刑的修士,天上出现的彗星,比骑马还有热闹的场面,当这些情节被加进去的时候,不是为了更真实更具体地还原历史事件,而是为了“最大程度地偏离主题”,也就是说,在互文中出现误读,在嵌套中设置悬疑,就是为了偏离主题,就是为了扰乱真相。一种策略的实施,埃科针对的当然是读者,而当读者在阅读中出现偏差,历史是不是真的就变得不真实了?真相是不是永远被掩盖了?而当埃科引用卡洛·滕卡的这段话,似乎用意就在于讥讽这种历史的骗局,就在于揭露真相,“他们各自都试图向对方隐瞒令记忆消失的那个可怕而不堪回首的理由。”就在于从偏离主题的游戏中回归。

那么就从文本本身进入历史,从游戏中发现真相——第一个文本预设了一个进入的通道,那就是失去记忆的二十二日。记忆缺失就是让真相缺失,二十四日的日记题目就是“我是谁”,这是以西莫尼尼上尉的视角写下的日记,当他醒来的时候,“我是谁”并不是一个问题,他知道自己的名字叫西莫尼尼上尉,年逾六十七,有点发福,但仍属于那种被人称为美男子的状态。但是这已经是二十日的我了,当西莫尼尼穿好衣服,在镜子前把达拉·皮科拉的胡子贴到脸上,然后戴上假发出门,发现平时星期二开门的肉铺店却没有开门,当他训文旁边的人才知道今天是星期三,也就是说这是三月二十四日。以为是星期二却原来是星期三,那么昨天就是二十三日,但是西莫尼尼却回忆不起来在睡着之前所发生的的一切,也就是说三月二十二日成了记忆之中的一个空白。

日期被抽离了,记忆消失了,“我是谁”便成为了一个关于缺失的问题:自己化了妆出门,那么不化妆的那个人是哪个流浪艺人?自己变成了旁观者,那么注视着西莫尼尼的西莫尼尼本人又是谁?回来发现木托板上有十多个头部模型,每个上面都有一顶假发,还有眉笔、腮红刷、粉扑、毛刷、发刷;西莫尼尼打开桌子上的信件,发现信件写给一个叫达拉·皮科拉的修道院院长,也就是自己成了达拉·皮科拉;他看到了自己写的日记,里面提到一个叫蒂安娜的女人,但是谁是蒂安娜?记事本上还有一些纪录,其中三月二十一日的关键词是“弥撒”,三月二十二日的关键词是“塔克希尔”,三月二十三日的关键词是“吉洛要博纳富瓦的遗嘱”,二十四日则是“去找德吕蒙”——西莫尼尼开式循着这些线索寻找,但是疑问越来越多,“那天本来是二十三日,可我却以为是二十二日。那么二十二日发生了什么事呢?塔克希尔是什么人或是什么东西呢?”

西莫尼尼把这一现象称作是健忘症,“它出现在我的面前,就像是在迷雾中撕开了一道口子,而这团迷雾正是那些被我遗忘了的时间。”是健忘的开始,却也是恢复记忆的开始,因为西莫尼尼知道十多年前,他就经常在马尼餐厅议论健忘的人,他们是迪穆里耶医生、好像是双胞胎的布鲁和布洛,以及后来出现的奥地利医生弗洛伊德。在马尼餐厅里,正是弗洛伊德让他进入回忆当中,西莫尼尼于是在自己门前挂出“店主离开一个月”的告示牌,然后以记日记的形式开始回忆,“我就开始回忆了。我专心地坐在写字台前,笔耕不辍,偶尔慢慢咀嚼几口食物。”

西莫尼尼从小时候爷爷开始回忆,回忆出现了一个决定文本走向的关键词:恨,“我恨我的母亲,恨她一言不发便离我而去;我恨我的父亲,恨他无力留住离去的母亲;我恨上帝,恨他产生那样的旨意:我也恨我的爷爷,恨他说上帝的旨意如此很是平常。”这只是家族内部情感上的恨,而其实,恨的真正来源是爷爷,作为法国人口中的“旧贵族”,爷爷是古老政体的怀旧者,他不愿向大革命屈服,认为人类渴望自由是错误的,“他们所需的那点儿自由应当由国王来保障。”在这种对革命者的贬低中,爷爷所恨的是那些敌基督者,“我们进入了一个敌基督的时代。”而这个敌基督者便是犹太人,“它们为敌基督的时代铺路,不仅是基督教的死敌,也是所有宗教、所有会社、所有修会不共戴天的仇人。”爷爷把瑞士的共产主义者芭贝特称为恶魔,把我取名西莫内·西莫尼尼就是为了纪念十五世纪被犹太人杀害的圣小西莫内,而他把米兰起义、加里波第成立罗马共和国,以及皮埃蒙特政府取缔耶稣会都看成是犹太人的阴谋,爷爷教育我的是:“他们是一个典型的不信神的民族,他们处世的出发点是,好事要趁今生来完成,不要等到坟墓里去实现。所以他们的一切行为都只是为了征服眼下这个世界。”

这是对我来说最早的记忆,爷爷仇恨敌基督的种子就成为了我的人生观,“感谢上帝,这就意味着真的存在一个内心世界!有位哲学家是怎么说来的?我恨故我在。”这是对“我思故我在”的科学和理性的颠覆,而当我成为“我很故我在”的实施主体,其实是我进入了“阴谋模式”中,人总是要制造一个隐性的敌人,又为他担惊受怕,犹太人之于爷爷,共济会之于耶稣会,耶稣会之于我后来加入的加里波第红杉军,以及烧炭党人之于欧洲国王,神父教的国王之于马志尼党人,甚至巴伐利亚光照派之于半个世界的警察,“这,就是他的阴谋模式,可以向里面随心所欲地加上针对任何人的阴谋。”

世界从不休的阴谋开始,阴谋制造了仇恨,仇恨凸显了我的存在,而从爷爷的这个“我恨故我在”的人生哲理开始,西莫尼尼并不是要忠于王权,忠于基督,忠于体制,而是忠于仇恨本身,因为“我恨故我在”,所以我之所恨会制造另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可能就是自己,这是假象的自己,这是被命名的自己,这是分裂的自己,甚至这是一个被自己杀死的自己;另一方面,更需要一种虚构的对象,于是,西莫尼尼便成为了制造假文件的高手,甚至在国际事务中成为各国所需的间谍:从1855年开始被公证人骗去了爷爷的财产而在公证人勒博当戈那里工作,他就学会了欺骗;他和秘密警察接触,答应卖给比安科从大街上听来的闲言碎语,还有从耶稣会士手中窃取的完整文件,按照比安科的说法,“如果所有的事情都完全能解释得通,那这个故事就一定是捏造的。”它是比真实更合理的一种存在,它甚至取代了真相,于是,我开始我的间谍生涯。

控诉拿破仑三世是撒丁王国的敌人的文件,成为报纸记者被派往西西里歌颂加里波第、揭露共济会给红衫军财务支持革命、在那不勒斯密谋推翻国王统治、在狱中探视若利陷害烧炭党人,成为普鲁士间谍取得法国情报、出卖巴黎公社的革命者、与俄国秘密警察接触……从西西里到巴勒莫,从那不勒斯到巴黎,西莫尼尼的足迹遍布欧洲大陆,而他最大的“成就”就是制作了一份“以色列人联盟的报告”,从而在共济会会员的雷鸣山集会、约瑟夫·巴尔萨莫的计划和耶稣会士聚集在布拉格公墓的那个夜晚制造了对犹太人的仇视,这不是对爷爷仇恨的继承,而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发现了巨大的“反犹市场”,革命党人、共和派、社会主义者都把犹太人当成了敌人,“从各个政府的态度来看,犹太人还是国王的仇敌。必须围绕犹太人做文章。”于是西莫尼尼从巴黎的图书馆获得了布拉格公墓的照片,那些层层叠叠被塞下了十万具尸体的公墓是犹太人的罪证,加上苦心制作的联盟报告,我的“事业”达到了巅峰,“只有在我成功再现了那个巫妖狂欢夜之后,我对奸诈的犹太人的积怨和嫉恨才会从抽象的想象化为无法遏止的狂怒。”

但是,西莫尼尼的阴谋计划并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实施,他创造的达拉·皮科拉院长就是为了让自己的灵魂得到安息,但是这种创造作为阴谋的一部分,本身就是一个自欺欺人的文本,西莫尼尼写信给达拉·皮科拉,皮科拉也给他回信,甚至达拉·皮科拉在信中痛斥他的所作所为,认为他将会被上帝拒于天堂大门之外。于是,两个人成为了阴谋者和救赎者,西莫尼尼无论是以自己的身份还是以达拉·皮科拉的口吻留下的日记和书信,都变成了向别人证明的“真实”纪录,甚至成为一种历史材料。但是在记忆逐渐打开的过程中,这种自欺欺人的行为自然破绽百出,在自己成为他者的记述中,真相本身就无法成为唯一的文本,所以他们越是互动越是露出破绽,而为了弥补这种破绽,一方面,西莫尼尼设计了达拉·皮科拉“自杀”的情节,另一方面依靠文本之上更高层级的叙述者让分裂的自我消失。

文本从第一个层级慢慢变成了第二个层级和第一个层级的交错文本,而“叙述者”的加入完成了文本的最后命名。从第一章开始,这个叙述者就进入到了神秘的文本中,“就连叙述者本人都还不知道这位神秘作者的真实身份,他打算(和读者一起)去探个究竟。此时此刻,双方都潜入了老人的家中,好奇地窥探着,注视着他手中的笔在纸上写下一个又一个字符。”他是作者也变成了读者:一方面他阅读这个故事,深入西莫尼尼和达拉·皮科拉的互文中,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的隐秘关系,“三月三十一日的日记出自达拉·皮科拉院长之手,它好似揭去了西莫尼尼紧锁的记忆之门的封印,披露了西莫尼尼不顾一切地想要忘却的记忆。”他梳理线索,他推断真相;但是另一方面他对日记的中断感到困惑,他发现其中断了必要的线索,他认为两个人有矛盾之处,于是,他变成了作者,她开始改写了这个故事,“当然了,我们的叙述者正在偷偷阅读的那份文件充满了令人吃惊的内容,有朝一日或许可以改编成一部小说呢。”

从读者变成参与其中的作者,叙述者的存在实际上变成了“第三个人”。一八九七年四月十二日上午九时,西莫尼尼写给院长的信中说起了早上醒来看到的一个黑影,那个黑影抓起剑杖,在被板凳绊了一个跟头之后跑掉了,西莫尼尼认为这个人就是院长,“我可以确信,是因为我回到了您家里,而您的床上空无一人。”而这一天正午院长写给西莫尼尼上尉的信中也说到自己起床看到了黑影,也是在被板凳绊了一跤之后摔了一个跟头,之后也跑了,线索中断了,但是院长认为“但这个人就是您,我简直可以发誓,如果我猜的没错,拜托您告诉我”……午后西莫尼尼再次写信给院长,他认为如果现场只是两个人那个就会产生悖论,“您是在早上八点的时候从我这里逃走的,然后我去追您。而我是在十一点的时候从您那里逃走的,然后您来追我。”解决这个悖论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两个相互怀疑的人之外还有一个第三者,一个神秘的“谜”先生,于是,在那天晚上,西莫尼尼记叙了自己再次遭遇黑影之后开枪打死了他,而这个被打死的第三者被西莫尼尼放在了下水道里,而此前他“杀死”达拉·皮科拉,就是把他藏在这里。

叙述中出现了悖论,所以请第三个人出场,而第三个人出场就意味着消失,他的尸体在下水道里,而下水道里就有达拉·皮科拉的尸体,也就意味着西莫尼尼早就杀死了另一个自己。另一方面,西莫尼尼对于第三者的谋杀也是为了从叙述者的世界里出来,他决定洗手不干告别间谍生活便是证明,“他越来越感觉到,自己需要一种富足体面的社交生活。就这样,他确定了自己真正的志向:不做间谍。”但是更高层级的叙述者是无法被小说中的西莫尼尼杀死的,西莫尼尼也无法从故事中脱身,叙述者继续叙述,一层层把西莫尼尼的阴谋揭露出来,而最终这个阴谋的背后就是对犹太人的“恨”——于是那个三月二十二日的弥撒之夜浮出了水面:身穿斗篷头戴风帽的蒂安娜是天主教的叛徒,在弥撒之夜她脱去了身上的一切,以赤身裸体的方式亵渎了天主教,而这个和西莫尼尼发生关系的女人就是一个犹太人,“和我交媾的女人不仅有魔鬼的血统,还是一个犹太人——我知道,犹太人是靠母亲传承香火的。这么说,假如通过这次交合,我的精子在这个杂种女人的腹内孕育的话,我将会有一个犹太后代。”于是他开枪打死了蒂安娜,而二十一日晚间的那段记忆重新回来了。

一种恨变得正大光明,是因为蒂安娜的真实身份被揭开了,但是从最终的“恨”回到一个人的自己之后,西莫尼尼生活在噩梦中,脸色惨白的蒂安娜总是出现在面前,在折磨中,西莫尼尼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心中的恨,“我开始意识到,我的存在只是为了消灭这个该死的种族。拉奇科夫斯基说得对,只有仇恨让我的心保持热度。”我很故我在,一个阴谋论的主体在日记、书写编织的生活中最终回归到了仇恨的终点——这是在叙述者笔下的命运,而埃科将它又置于另一个文本里面,其实是为了审视这种存在于历史中的恨,“无用的学术说明”中说,这个故事中的唯一虚构人物就是西莫尼尼,但是他的爷爷西莫尼尼上尉确有其人,人物是真实的,事件是真实的,那么历史也是真实的,“甚至,干脆跟你说了吧,他仍然活在我们中间。”仇恨者还活在我们中间,它以一本真假难辨的《锡安长老会纪要》成为了历史真实的“后续事件”:一九〇五年谢尔盖·尼鲁斯撰写的《以小见大》一书在俄国出版,他在书中提到了这本书,《锡安长老会纪要》就是“犹太共济会阴谋”的产物;一九二一年,《伦敦时报》宣布它是伪托之作,但是这本书却一版再版;一九二五年,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说犹太民族制造了谎言,《锡安长老会纪要》就是明证,“当这本书成为所有人的共同遗产时,犹太人的危险就会被认为是彻底消除了。”

一部手稿,一本出版的书,一个被怀疑伪作的文本,它构成了关于图书的历史,而图书的背后就是一种恨,即使是乌有之书,即使是剽窃之作,就像那些日记和书信一样,已经成为了文本,“无用的学术”就是“我恨故我在”的借口,因为,历史告诉的真相是:“该书是纳粹德国反犹主义的主要理论基础。”

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

编号:C39·2201101·1692
作者:【德】萨沙·斯坦尼西奇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9年07月第1版
定价:49.00元当当17.70元
ISBN:9787208158382
页数:386页

位于德国东北部的村庄菲斯滕费尔德历史悠久,见证了三十年战争、普鲁士王国、二战、东西德分裂与统一的沧桑历史。如今,村中老一辈人日渐凋零。在秋天到来时,村民燃起篝火、焚烧女巫形象的假人并载歌载舞庆祝传统节日“安娜节”。节日前夜的24小时内,故事仍在继续:开渡船的艄公刚刚死去;90岁高龄的女画家再次出门尝试描摹村庄的夜色;一个名叫安娜的女孩绕着村子夜跑,巧遇两名神秘男子,又撞上了试图自杀的前东德中尉;前东德秘密警察而今将全部热情用于养殖矮腿鸡,而一只母狐狸打算出洞为幼崽偷鸡蛋……瑰丽怪诞的传说故事与历史记忆穿插其间,召唤我们走入村庄的史诗之中。《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为2014年德国莱比锡书展大奖作品,入围德国图书奖长名单,《明镜周刊》上榜畅销书。作者萨沙·斯坦尼西奇生于波斯尼亚,14岁时与父母逃亡到德国海德堡,从波黑战争难民成长为德国文坛新星,这是继《士兵如何修理留声机》后的一部作品。


《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今天是最后一天

来吧,我们带着你。去找你的同龄人,去找那些人,去找动物。去找母狐狸,去找施拉姆。走进生存的饥饿,走进生存的疲惫。去找克兰茨,去找施韦尔穆特。去找面包的味道和战争的恶臭。走进复仇和爱。去找巨人、女妖、勇士和白痴。我们满怀信心,你将会成为一个令人称赞的女英雄。

这是热闹的一天,这是快乐的一天:孩子们和小牛犊躺在一起,在干草堆里睡觉;赖夫夫人邀请人们去她的制陶作坊参观;面包师齐施克将主持今年的艺术品与珍品拍卖会;克兰茨夫人在夜晚出门,身后拖着滑轮小车,为明天做好精心准备……全村都在沸腾;,全村都飞溅着玻璃清洁剂,全村都在张灯结彩。今天,小村菲斯滕费尔德所作的一切只为更热闹、更快乐的明天,因为明天就是安娜节,人们将焚烧安娜。今日前夜的准备,也许是忍受,但是当明天到来,当执行焚烧安娜的判决,一切都会是新的开始。

但是所有人要将她变成女英雄的安娜为什么要被焚烧?女英雄也是女妖?为什么会有安娜节?没有人知道在安娜节到底该庆祝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正好在这一天结束或开始,也许只是在庆祝菲斯滕费尔德这个村庄的诞生,庆祝“我们给自己讲述它的故事”,而焚烧安娜之前人们都在祈祷,祈祷最基本的生存,“为鱼能够继续存在。为自身能够继续存在。”当人们要在安娜的末日之前带着她去找那些人那些动物,找生存的饥饿和疲惫,找面包的味道和战争的恶臭,找复仇和爱,也是为了在英雄被焚烧之后,真正在人活着的意义上书写新的历史。

但是从今天晚上到明天,这一页真的像结束末日一样能翻过?在安娜被焚烧之后真的会有新的一天?“你必须忍受这个夜晚”,对菲斯滕费尔德的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最后一个夜晚,讲述自己的故事,就是“与祖先交谈的夜晚”,只有从夜晚进入祖先的故事,才能更好面向明天。不管是现在的菲斯滕费尔德,还是曾经的祖先,有三种东西是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那就是湖,“与我们的湖一起,它们反正永远都不会停歇。”那就是动物,“与那些动物一起,它们开始进入战斗。”那就是大钟,“与我们的大钟一起,它们马上就会敲响节日的前奏。”湖、动物和大钟,是菲斯滕费尔德历史的见证者,它们也串起了菲斯滕费尔德的历史,或者说,它们的故事就是“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的故事。

菲斯滕费尔德有湖,而且有两个湖,在刚建起来的故乡博物馆里,有一块里程碑描写了和湖有关的传说:一块里程碑上说从前有一个巨人,他来到了这里,然后从达尔马提亚的迪纳拉山脉削去了一个山顶,然后将它扔了出去,于是山顶就落在了湖里,于是这片水域就永远一分而为了。巨人是不是故意将山顶扔了出去,历史并没有纪录。和巨人有关的传说在迪纳拉山区流传,因为一座山挡住了巨人眺望亚得里亚海的视线,于是就将它削掉了,但是并没有提到这块巨石是不是落到了湖里,但是山顶上有巨大的指印,还有一句用古教堂斯拉夫语写的问候,“上帝之爱就是拯救”或者“上帝之爱是根芦笋”。两个湖和传说中的巨人有关,巨人又变成了上帝,所以对于菲斯滕费尔德来说,湖就是它诞生的标志,就是上帝的创造。

湖意味着伟大的诞生,但是两个湖无疑变成了此处和彼处的隔阂,那只母狐狸站在山毛榉树下望着人类建筑时,它想到的是人类不可遏制的意志,这种意志创造了人类最舒适的居所,它将水域一分为二,所以两个湖是人类贪婪的象征。母狐狸对人类的观察或者只是一种动物视野,它和传说中上帝式的巨人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但是在动物观察之外,这一片湖无论是在历史的书写还是现实的故事里,却总是和死亡联系在一起。1578年的复活节,磨坊主的母猪在深湖边的耻辱柱旁生下了奇怪的小猪,体型完全是小猪,但是却长着人的脑袋,德罗施勒认为这是魔鬼的孽种和怪胎,于是磨坊主抓住了小猪的脖子,并将它扔进了湖里,小猪沉了下去,但是当在场的人欢欣鼓舞的时候,小猪又从水里冒了出来,并且向河岸游过去,还兴高采烈地咕咕叫着——人们最终将那头母猪吃了;1589年7月的时候,忠实可靠的村长女仆甘茨生下了一个女婴,村长夫人却夺走了女婴并在实习之后将她弄死,夫人还唆使儿子杀死了女仆,因为村长和女仆有染,但是后来村长夫人遭到了惩罚,她被淹死在深湖里……

在湖的沙底曾经发现过鹿的头骨和角;13岁就闯荡过丹麦的拉达,他开的车总是搁浅在湖里;村子里的人总是把废弃的家什丢到湖边;而现在,用船载着人们过湖的艄公淹死了湖里,没有了艄公,两个湖之间的岛,就再也没有人上去了,这个冰块在浪涛里劈啪作响的湖,变成了一种可怕的存在,怪异事件背后的死亡不断出现在菲斯滕费尔德历史书里,这个和上帝的创造相关的诞生被蒙上了恐怖的色彩,“人们说,他们生活在距离魔鬼浴场最近的田野上——如今人们称之为菲斯滕费尔德。”上帝变成了魔鬼,诞生变成了死亡,而每隔三十年,人们总是在湖边听到气喘吁吁的声音,听到声嘶力竭的呼喊:“告诉我,老东西,你觉得划起来很沉吗?”这似乎和艄公的死有关,却和那一口大钟有关,教堂的钟不见了,两个小偷欣纳克·利文毛勒和被称为长腿库诺的库尼贝特·西沃贝偷走了钟,而他们就是坐上了艄公的船到了彼岸,那口沉重的钟就是在中途的时候扔在了湖里,小偷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就骂了老艄公那句话——后来这些钟在深湖里被发现,但是小偷却不见了,艄公也背上了骂名,直到他淹死,人们才觉得悲伤。

诞生和死亡相关的湖,当然引出了大钟的故事。钟有三个,两个较小的称为双胞胎,它们是博尼法蒂乌斯和布鲁诺,16岁的约翰想做敲钟人,他把这两口钟称作“蜜蜂”,“它们还年轻,两个颀长贪玩的小伙子,声音洪亮,c小调和E小调。”另一口是主钟,没有基督教名,人们称它为“老妪”,是一个几乎全黑的庞然大物——双胞胎音色和谐饱满,老妪却沉重而沉默,它的铭文是:“在痛苦中忍耐吧。”这个和痛苦有关的老妪,有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16世纪的时候,有一天老妪不停地鸣响,于是人们都聚集到教堂里,但是却不见敲钟人的影子,也没有人拉钟绳,人们顿时感觉到钟被灵魂附体了,他们害怕,这时,狂风暴雨席卷了整个村子,没有进教堂的人都被掩埋,而教堂里的人则安然无恙;1740年的一个深夜,黑钟再次响起,还是响个不停,人们又聚集在教堂里,敲钟人当然还是没有,但是这个几乎和16世纪的故事一样开头的夜晚,却走向了另一种结果:村子里起火了,有人冲出教堂去救火,而更多的人则躲在教堂里,他们以为能躲避火海,不想大火吞噬了一切,教堂里的人因此丧命,外面的人也没有幸免——而黑钟依然屹立在废墟上,只是变得更黑了。

16世纪的钟声带来了幸运,而1740年的钟声却意味着灾难,在截然不同的命运面前,钟依然是钟。但是1740年的那场大火中有人活了下来,他是叫默滕斯的磨坊主,而这个人便成为了菲斯滕费尔德的祖先,菲斯滕费尔德故乡博物馆的历史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写的。祖先活了下来,于是繁衍生息,后来人们浇筑了两口新钟,这两口铜钟在战争爆发后被送到了战场上,十年后的1926年,人们又浇铸了两口钟,它们就是双胞胎。在之后漫长的七十年时间里,只有三天,菲斯滕费尔德没有响起祈祷的钟声,但是在钟声不绝的日子里,它也见证了苦难,菲斯滕费尔德的人像老妪身上的铭文,在痛苦中忍耐:1945年4月,敲钟人和家人开始逃离村子,但是逃亡也可能意味着死亡,于是他和家人又回来了,他立刻去看了他的钟——村子里的苏联人没有阻拦他;1970年代末,曾经是国家人民军中尉的施拉姆对敲钟人说,还是别敲了,因为钟声会让他想起另外的时代,他说:“谢天谢地,中世纪过去了,而新时代充其量只需要把教堂当集会大厅用;新时代需要行动,而不是钟声。”但是罗莎却不同意,她让敲钟人回去敲钟,她说:“有一百个理由停止敲钟,可政治不是原因之一。”钟声又在菲斯滕费尔德上空响起。

教堂里的钟让人们祈祷,它是救赎的象征,但是在菲斯滕费尔德的历史中,大钟也见证了灾难,见证了战争,甚至见证了信仰的迷失,而现在,当1990年代的教堂被重新修葺,16岁的约翰想成为敲钟人,对于他来说,敲钟并不是一种神圣靠近上帝的工作,他是个无神论者,喜欢表演,所以钟声里的说唱乐才是它的目的,这是赋予了钟一种新的使命?在约翰看来,钟声和说唱乐都是对祖先的一种回应,都是关于生命的声音,“现在秋天来了,而当约翰下一次敲钟时,他将会坚信,他们,也就是祖先们,会听到他敲响的钟声。”钟声就是“与祖先交谈的夜晚”的那些故事,是“在痛苦中忍耐”的故事,是和战争、灾难和死亡有关的故事,“没有人像教堂的钟那样深谙《圣经》。《诗篇》第三十一章第十五节: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

萨沙·斯坦尼西奇:田野又开始杀戮

诞生和死亡的湖,灾难和救赎的大钟,在菲斯滕费尔德的历史和现实中,和我们在一起的它们是矛盾的统一体,而和那些动物相关的呢?它们是苏醒的狼群,是被赦免的猪,是不寻常的鹿角,是马蜂、野兔,经常出现的是那一只观察人类的母狐狸。“在黑暗的保护中,母狐狸踏上了一次值得纪念的狩猎征程。”夜晚出没的母狐狸,奔着灯光去的母狐狸,想要偷鸡蛋的母狐狸,却总是遇见人类:1589年过安娜节的时候,小酒店店主乌尔里希·拉梅洛的妻子不见了,他又娶了一个女人取而代之,人们说这个女人是个放荡的女人,她无视上帝,无视圣言,无视圣餐,在流言蜚语中她打算逃跑,但是她发现身后跟着一只母狐狸,于是她放弃了;在很久以前,公狐狸的妈妈失踪了,两个男人开始喂养它,它跟着他们,后来吸引住了一只母狐狸,后来它们生了孩子,一起和人类生活在住宅里,最后,“它在某种用木头和铁丝做成的、给它造成了深深伤痛的东西里去世了。”而现在在菲斯滕费尔德夜间出现的母狐狸,穿过了人类居住区之间被照亮的石板路,一个男人暗中守候在那里;当它进入到鸡舍,在和鸡的搏斗中一只脚受伤了,它无法得到“被人类住宅和狗的梦想包围的木板”里面的鸡蛋,而且它发现对面有两个男人正靠着石头观察着它;后来母狐狸终于逃离了,当它带着受伤的脚跑进树林,发现它的后面跟着母獾,于是这成了母狐狸最后的命运:“母狐狸吃掉鸡蛋。消灭掉鸡蛋。母狐狸声嘶力竭地狂叫。母狐狸在洞穴里打滚。舔着受伤的腿。”

在人类之间穿梭,和人类相遇,母狐狸是对人类进行观察的动物,人类也观察着动物,他们组成了一种互应的关系,而在母狐狸在夜晚开始征程的时候,它遇见了明天将迎来自己末日的安娜,“窗前的安娜不知道田野上有只狐狸。安娜镇静自若地站在窗前。”他们似乎没有交集,但是当闪电划破寂静,当田野睁开眼睛,狐狸看到安娜,安娜也看到了狐狸——安娜是不是从狐狸的眼睛了看见了属于自己的命运?和安娜节有关的故事是不是折射着菲斯滕费尔德的历史?安娜或者就是一个被命名的符号,她是为“安娜节”应运而生的存在,而在菲斯滕费尔德的历史和传说中,安娜节里有太多和苦难、亵渎、迷失有关的故事。菲斯滕费尔德的故乡博物馆记载的历史就是从1740年的那场大火开始的,按照这个时间节点,那么1740年之前的历史可以视为“前历史”,这一本前历史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里面几乎都是怪异的传说,大都和动物有关,和安娜节有关。

1578年复活节磨坊主的母猪生下了长着人的脑袋的小猪,1589年7月,村长的女仆被村长夫人的儿子杀死,村长夫人被淹死在深湖里;1590年的安娜节,出现了一个走钢丝的人,人们认为他就是小偷;1599年安娜节的前一天清晨,狂风大作造成了空前的浩劫;1607年的新年,人们在庄园荒芜的田野上发现了一堆奇怪的苹果,继而引起了天地所有权之争;1611年4月27日,在庄园附近的田野上一只怀着小崽的母狼掉进了陷阱;1613年9月23日,教堂尖顶被雷劈开,一口钟被劈成两半,谷仓引发大火;1618年5月19日,人们在天空上看到了六个太阳;1722年安娜节前,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人们为了防止亚麻烘干时被盗,形成了一个陋俗,那就是把仆人或小孩关进热乎乎的烤炉里,让他们在里面过夜,格尔兄妹便被关进去了,第二天人们发现女孩已经死了,男孩则严重受伤。

而1740年大火之后的正史,没有了怪异的动物,没有了神秘的故事,甚至没有了安娜节:1926年,教堂的新钟浇铸完成;1927年,一名中国人因为没有流动摊贩证被警察抓住,在争斗中警察拿出枪打死了中国人;1945年4月,敲钟人和家人逃往,之后又返回去看了他的钟;直到1945年,那个叫阿道夫·希特勒的体育场上立着一个纪念碑;1990年10月3日,是德国统一日,雷贝夫人被人捅了十一刀,“你瞧瞧吧,重新统一对一些菲斯滕费尔德人来说多么无所谓啊,包括那个凶手。”1992年之后,格罗夫每年都会赦免一头猪;2011年,故乡博物馆进行了修葺,古老的挂锁被密码电子锁换掉——此时距离菲斯滕费尔德首次命名七百年。在战争已经过去,纪念碑已经更换,博物馆修葺一新的时候,菲斯滕费尔德似乎正走向新生,但是那些过去的阴影并没有消散,就像2011年电子密码锁的时代,三个司机开车撞到了路边的法国梧桐,未幸免于难的唯一一个是狂热的电子游戏专家,是2010年德国反恐精英锦标赛团体赛第三名成员——当反恐精英死于意外,是不是意味着菲斯滕费尔德的新时代依然有着苦难、不幸和恐怖?

因为新时代还有安娜节,还要将女英雄焚烧,而被命名的安娜的历史也是一部苦难史:“在安娜之后,在安娜、她的母亲和祖父之后。这里也曾短暂地有过父亲。之前,战争期间,波兰苦役,人们称之为波兰农场,波兰人靠在篱笆上,彼此低声吟诵着诗歌。之前有两三代格尔家族,全都是农民,只有一个店主,而永久不变的是:田野。”田野里有野兽的味道,田野里总是存在着杀戮,“田野杀过生,它要给安娜展示,它杀死的东西。安娜不想知道。”所以她奔跑在田野上,是为了离开田野,离开历史,离开灾难和死亡,甚至她用枪击杀了匪帮头子而成为真正的英雄,但是她被这里的人当成鬼怪——安娜或者也是菲斯滕费尔德人所说的动物,在湖指向诞生和死亡、大钟指向灾难和救赎的矛盾中,动物的悖反体现的是它观察和观察它的那些人的矛盾心理:他们对苦难有着深刻的记忆,祖先的故事已经铸进了他们的灵魂里,克兰茨夫人的绘画表现的是反战思想,妈妈准备的活动是反法西斯自行车节,约翰在钟声里听祖先的话……但是他们又似乎在忘记历史,又在制造苦难,“德国会再次成为狼国。从波兰和俄罗斯,它们长途跋涉数千公里。美妙的动物。猎人。你说狼群吧!”有着狼纹身的苏茨这样说。

今天是最后一天,安娜在夜晚奔跑,“在这一天,夜晚穿着三种礼服:曾经的,现在的,将来的。”曾经的灾难和苦难留在记忆中,现在的恶毒和攻击正在成长,而将来呢?当明天的末日即将来临,菲斯滕费尔德的湖里没有人游泳,菲斯滕费尔德的教堂没有钟声,菲斯滕费尔德的猪在长凳间走来走去,安娜节的安娜成为了游戏的商品,“我们很高兴。估计安娜不会被焚烧。她站在火刑柴垛旁,举起一根正在燃烧的木柴。我们开价比她高,我们开价12欧元。”

修道院纪事

编号:C38·2201019·1686
作者:【葡萄牙】若泽·萨拉马戈 著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8年06月第1版
定价:68.00元当当20.10元
ISBN:9787544294164
页数:416页

这是宗教裁判所阴影下的压抑和愚昧的时代,在战场上丢了左手的士兵巴尔塔萨,有特异视力的姑娘布里蒙达,被疯狂的天才、科学怪人洛伦索神父邀请一起建造飞行器。飞行器确实起飞了,但接下来呢……欢笑紧挨着眼泪,平静和焦急只有一步之遥,轻松与惊恐是近邻,每个人的生活莫不如此,每段历史莫不如此。《修道院纪事》是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写的一部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小说描述了一位士兵和一位具有特异视力的姑娘之间奇特的爱情故事,把读者带到了18世纪初宗教裁判所窒息人性的时代。文本以历史的真实事件和虚构的人物形象相结合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意志,就是人的自由意志和专制暴政意志。这两种意志展示了人类的伟大与渺小、崇高与卑劣,更昭示着人类生存发展的价值目标及力量方面存在着困惑。“我们为什么要在地上建造教堂和修道院呢;因为我们不明白大地就是一座教堂,一座修道院,是信仰和责任的所在,是隐居和自由的所在。”


《修道院纪事》:上帝只有一只手

布里蒙达用中指和食指尖蘸上血,先在自己胸前画个十字,然后在巴尔塔萨胸脯上画了个十字,正好在他的心脏上边。
——《5》

这是关于肉体的仪式:他们躺下,他们用肉体迎接肉体,他们用精神交融精神,19岁的布里蒙达身上流出了血,她用手指蘸上血在各自的身体上画出十字,这是属于两个人在身体上的印记,也是爱情上的标记,从此,19岁的处女“又长大了一些”——这是一种生,当布里蒙达用手指在巴尔塔萨身上画出带血的十字,也是对于残缺了一只手的巴尔塔萨的弥补,十字和血,让他们合二为一;但这一天,又是关于死亡的仪式:他们在广场的火刑仪式上相遇,而这一天的火刑仪式上,一〇四个人受到审判,他们大都来自生产钻石和“残忍的沃土”的巴西,其中有两个女人被判异教罪而处死,拒绝服从律法的罪人在宗教裁判所世俗神父西蒙·德·奥利维拉·索萨的主持下死去;而这一天,也是关于另一种生,王后唐娜·马利亚·安娜因为怀有五个月的身孕而没有参加火刑仪式——而这种生,却也同时和死亡有关,唐娜为她奥地利的兄长皇帝约瑟服丧,三十三岁的约瑟患了名副其实的天花而发病去世。

爱情之生,异教徒之死,生命之生,皇帝之死,生生死死同时发生,当它们都成为仪式的一部分,当这些命运被逐一展开,就在隐喻意义上构筑了生与死的不同层级。唐娜·马利亚·安娜不是普通的女人,这个从奥地利嫁到葡萄牙成为国王唐·若昂妻子的女人,和国王一起构成了第一个权力体系,那就是君权。“与上帝同样伟大的是国王正在建造的罗马圣伯多禄大教堂。”国王是伟大的,和上帝一样伟大,对于他来说,“整顿秩序,恢复圣物应有的尊严”是他的职责,让任何在这个国家的东西“摆正并放到适当的位置”,体现的就是一种权力。在这个权力系统中,国王无所不能,“根据需要,要么在夜壶里排泄,要么在修女身上发泄,不论在这里,那里,或者更远的地方,只要国家利益需要,他就是国家,他就下达命令。”他可以下令将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可以在这些土地上修建修道院,只为了创造一个奇迹:让王后怀上王子。

在这个权力系统里,不仅国王,无论亲王还是之后由王子加冕而成为的若昂五世,都在行使着手中的权力,尤其是若昂五世,从前他是唐·恩里克王子,一位之后出世的诗人赞颂他是“坐在闪烁群星簇拥的王位上,身披夜与孤独的斗篷,脚下是崭新的海洋和逝去的时代,他是唯一的帝王,手中确实掌握着整个地球”,他们掌控地球,考虑帝国的收益,其实就是花天酒地,就是劳民伤财,那个修道院需要巨款,而这一笔无与伦比的财富就是为了扩充修道院的规模,修士从十几人到八十人,再到三百人,随着规模的扩大,建造修道院的工人就会成倍增加,当这些从国家四面八方被征用来的人用自己的双手建造修道院,意味着肉体的戕害和生命的逝去,甚至设计师也说:“工程漫长,而人生短暂。”

权力变成了横征暴敛,权力也滋生了太多罪恶,那个叫唐·弗朗西斯科的亲王在趁国王离开里斯本的时候,向王后大献殷勤,并开始筹划阴谋诡计:他估算着哥哥的死亡期限,在王后面前厚颜无耻地说:“作为他近亲家族的第一个弟弟,王后陛下您的小叔子,以及您的美貌和品德的忠诚仰慕者,我就可以,恕我冒昧,我就可以登上王位,顺便爬上您的床,我们堂堂正正地按教会仪式结婚,至于我男性的品质和能力,我担保绝不比我哥哥差。”这是亲王的一个梦,梦里的勾心斗角和乱伦之罪终于随着国王之病的痊愈而死去,梦之死,也是阴谋之死,唐·弗朗西斯科和唐·米格尔亲王去特茹河对岸打猎,在乘船回来的路上毫无征兆地遇到了狂风,船被掀翻,唐·米格尔当成淹死,唐·弗朗西斯科虽然获救,但是他的罪行已经尽人皆知。而王后,这个生育力极强的女人,在没有坏上王子的时候,她变成了攻击的目标,“无生育能力不是男人们的病症,而是女人们的缺陷。”但是之后怀上了公主,又怀上了王子,这是奇迹?只不过是肉体的欲望被打开,无论是和亲王之间的暧昧,还是和隐士之间发生的故事,都引向了肉体的罪恶,它成为了曼努埃尔·米利奥的故事:“隐士不再是隐士,王后不再是王后,但没有弄清隐士是否得以成了男人,王后是否得以成为女人,我本人认为他们办不到,否则一定会被人发现,如果有一天发生这种事,不会发生得无声无息,因此这两个人也不会了,事情过了那么多年,他们不可能还活着,两个人中谁也不可能还活着,既然人死了,故事也就完了。”

但实际上,这个王宫里的权力系统并不是最高的统治,在它上面的则是以宗教裁判所为代表的的神权体系。国王为什么要下令修建修道院,不是他为了施展自己无边的权力,仅仅是因为他向获得一个儿子,而真主持宗教裁判所的主教承诺的是:只要在马夫拉修建了方济各的修道院,就可以让王后怀有儿子,对于唐·若昂来说,这是双重理由下的希望,因为他相信上帝相信自身的活力,但真正让他相信的是上帝制造的奇迹,所以他以双倍的虔诚向上帝乞求子嗣,而王后同样乞求天赐。“上帝啊,至少要生个儿子。”成为这个权力体系对另一个权力体系的臣服,那一晚唐·若昂梦见自己的阴茎上长出了一棵耶西之树,浓密的树冠上居住着耶稣的先祖、耶稣本人,以及各王室的继承人,但是之后的大树被巨大的修道院代替,没有了耶稣,没有了王位继承人,只有钟楼、穹顶、尖塔。这是一种权力的更替,当修道院取代了耶稣和王位继承人,神权也驾驭在君权之上,“鉴于此等先例,方济各会的修士们非常擅于改变,翻转,或者加速各种事物的自然秩序,甚至王后那无动于衷的子宫也要听从他们创造奇迹的惊人指令。”

但是这个修建修道院为交换条件的神权系统,不仅用火刑的方式审判着异教徒,而且他们本身也在制造着谎言。在广场火刑仪式上,宣称是宗教裁判所世俗神父的西蒙西蒙·德·奥利维拉·索萨,做弥撒、听忏悔、宣布布道,而且自称是异教徒和犹太人,更为混乱的是,他既叫特奥多罗·佩雷拉·德·索萨神父,又叫曼努埃尔·达·孔塞依森修士,或者叫曼努埃尔·达·格拉萨修士,还叫贝尔希奥尔·卡尔内罗或者曼努埃尔·伦卡斯特雷,这个每天改换一百次名字的人,妄称看到了显圣,于是自己成了圣徒,便用祝福,咒语,十字架,以及其他类似的迷信手段为人治病,而实际上他就是一个骗子。而所谓的教会也都是在用谎言统治着人们,在他们看来,人们克制灵魂使肉身伪装悔恨,“这堕落邪恶的肉身,这桀骜不驯的肉身,这污秽不堪的肉身,这猪圈里的猪猡,猪圈就是里斯本。”所以,他们要求人们补赎以往的放荡行为,用斋戒惩罚肉体,并以进食的方式压抑本性。

王宫相信奇迹的降临,宗教裁判所和教会宣称需要灵魂的救赎,所以这是一个权力制造堕落而丧失了真正信仰的土地,“我们应当毫不羞耻地承认,这里是窃贼们的土地,眼睛看到什么,手就窃取什么,虽说有如此多的信众,但信仰并非总能得到回报。”在这个信仰缺失的世界,巴尔塔萨出现了,布里蒙达出现了。他们的出现本身就是缺失的象征,巴尔塔萨参加过战争,他的一只手没有了,他穿着褴褛的制服,赤着双脚,拿着咔嗒作响的剑和长钉,“不靠修士或者魔鬼引路,对于伸手乞讨的人来说,他有的已经足够。”对于他来说,战争虽然造成了很多人的死亡,也让自己失去了一只手,但是他认为战争更有怜悯之心,而里斯本的死亡却是另一种罪恶。而布里蒙达是巫女的女儿,在宗教裁判所的战争中,她失去了母亲。一个失去了手,一个失去了母亲,他们在缺失的世界里相遇,而其实,他们的缺失却是另一种得到:巴尔塔萨被称作“七个太阳”,在遇到了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之后,神父告诉他区区一只手还有价值,这不仅是可以得到一笔战争抚恤金,更重要的是,“上帝就只有一只手,可他创造了世界。”所以对于巴尔塔萨来说,“既然上帝只有一只手依然创造了世界,我这个缺一只手的人也可以捆绑帆布和铁丝,让机器飞起来。”而布里蒙达,这个每天早晨在睁开眼之前总要吃面包的女人,拥有的是超凡的视力,按照她的说法,“我能看到人的身体内部。”于是,神父给了她一个名字,“七个月亮”,“这是名副其实的命名,不是随随便便的绰号,因为这是神父赐予的名字。”

七个太阳和七个月亮,一个能看到明处,一个能看到暗处,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一个拥有像上帝一样的一只手,一个可以看见身体内部,当火刑仪式上他们相遇,他们便通向了真正抵达生命意志的那条路,身体里的血和十字架,是他们最初的仪式,而建造飞行器的过程中,他们所寻找的就是王宫的奇迹和教会的灵魂之外的那个东西,它就是脱离了肉体的意志。建造飞行器,是为了飞上天,这是一种接近上帝甚至模拟上帝的东西,它只在形式上具有意义,而神父、巴尔塔萨、布里蒙达的三个人,也在形式上成为了“上帝是一”的三位一体:神父是圣父,巴尔塔萨是圣子,布里蒙达是圣灵,这种三位一体是一种命名,就像神父本身一样,他既是走上祭台按照教规做弥撒的神父,也是连国王也身穿微服在门洞布帘后面听其祈祷的那位倍受器重的学者,更是飞行机器和漏水船只抽水设备的发明者,或者他同时是教会的布道人、科学院的学者、王宫的侍臣,以及圣塞巴斯蒂昂·达·彼得雷拉庄园里的幻想家与平民劳工的兄弟——三位一体,甚至四位一体,只不过是一种身份的不同而已,如果像曼努埃尔·伦卡斯特雷一样,每天更换一百次名字,就变成了谎言。

所谓三位一体,可能只是一个脆弱不堪的统一体,或者只是醒来便破碎的梦境,而飞行器本身也是一个符号而已,它飞向天空的过程也不是对上帝的接近。但是在飞行器本身的制造上,残缺而相遇,相遇而新生,新生而成统一体的他们则在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类意志。布里蒙达认为,“既然太阳吸引琥珀,琥珀吸引以太,以太吸引磁铁,磁铁吸引铁片,那么这机器就会被拉着不停地朝太阳飞去。”而神父认为不能到太阳里去,必须给机器装上帆,“可以随意把帆张开或者合上,这样我们愿意在什么高度停住就可以在什么高度停住。”不是对目标的执迷,而是寻找一种自由。这是越来越接近理性,越来越体现人性的建造过程,而这个飞行器的内核就是一种叫做以太的东西,按照神父的说法,以太是“升到空中支撑星辰和供上帝呼吸之前,存在于男人和女人体内”,巴尔塔萨一开始将其理解为灵魂,这是一种宗教意义,甚至是宗教裁判所所设下的规则,“以太是由死人体中释放出来,但尚未经过末日审判的灵魂形成的”,但是神父却否定了这个说法,在他看来,以太不是死人的灵魂,而是,“由活人的意志构成的”。

活人的意志需要收集,布里蒙达起初只是收集了不到三十个,但是要让飞行器珀伽索斯真正飞起来至少需要两千个意志,有了两千个意志就可以协调好太阳、琥珀、磁铁和意志的力量,“没有意志,我们就无法脱离大地,布里蒙达,你要想收集意志,就到圣体游行队伍中去。”但是脱离大地的飞行,装有意志力量的飞行器,是不是还只是一种形式意义的超越?意志而不是灵魂,活人的意志而不是死人的灵魂,这本身就是对神权和君权的否定,就是对人性的恢复,但是布里蒙达所收集的是里斯本温疫中死去的人的意志,即使不需要缝帆布和往帆布上涂沥青,不再需要编藤条,机器在完工中升上了天,在风中离开了里斯本,在空中来到了容托山,但是这一种抵达依然没有挣脱所谓的“奇迹”,“现在它受到两种光线的吸引,一种来自正迅速减弱的光线,但它仍有力量将机器继续留在空中,另一种来自夜晚的黑暗,它已遮蔽了远方的河谷。”在飞行器完工的那天,布里蒙达病倒了,而神父更是被宗教裁判所逮捕,他甚至失踪了,在里斯本遭遇大风暴袭击的那一天,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死了。

神父之死,是某种奇迹和灵魂未能完全挣脱的象征,而真正的意志必须从神父此前的布道词里得到解读,“我在他之中”,这句话中的两个词必须被置换,“我”指的是上帝,“他”之的是人,“我在他之中”,就是“上帝在人之中”,上帝是巨大的存在,人是上帝创造的极小部分,为什么上帝在人之中?其实是“上帝通过圣事在人之中”,也就是上帝通过圣事留在人之中,而这个前提便是:人必须收纳他,所以造物主把自己造成人的形象。但是这又陷入了矛盾之中,真正的理解是:在即为不在,不在即为在,“我之中有上帝,我就是上帝,我不是三位一体或者四位一体的上帝,而是一,与上帝合一,上帝即我们,他就是我,我就是他。”上帝是一,上帝是我们,我们也是上帝,所以所谓的修建修道院,不是让天堂成为一座大教堂,而是大地本身就是一座修道院,“是信仰和责任的所在,是隐居和自由的所在”。

修建修道院的工程正在建造,这是在神权和君权之下四万人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是所谓灵魂创造的“奇迹”,作为个体之存在,当巴尔塔萨和所有的建造者付出身体和生命的时候,它又是意志的体现,“教堂的缝隙透出一缕微弱的光。万籁俱寂,天上繁星闪烁,唯有云彩发出低语,云彩离地面太近了,仿佛容托山就是世界的最高峰。”而当最后广场的火刑仪式再次举行的时候,一种死降临,“被处死的一共十一个人。火已经烧了很久,他们的面孔难以分辨。在最远处正在烧着的那个男人,他没有左手。”这是肉体之死,也是奇迹之死,灵魂之死,但是在死亡的同时,一种生到来,“他身体中有一团密云。这时布里蒙达说了声,过来。'七个太阳’巴尔塔萨的意志脱离了肉体,但没有升上星空,因为它属于大地,属于布里蒙达。”意志属于大地,属于布里蒙达,和18年前那个遇见的火刑仪式一样,是肉体的血,是精神的十字,是爱和自由的意志。

冠军早餐

编号:C55·2201019·1685
作者:【美】库尔特·冯内古特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8年06月第1版
定价:48.00元当当21.60元
ISBN:9787544772020
页数:315页

《冠军早餐》是一部荒诞的反传统小说。经常在冯内古特作品中露面的科幻小说家基尔戈·屈鲁特与庞蒂亚克汽车代理商德威恩·胡佛是两部有生命的机器,他们生活在一个叫地球上一个简称美国的国家里,他们在不时在书中露面的作者的安排下会面了……冯内古特将荒诞怪谲与科学幻想熔为一炉,把这个悲惨的世界变成了一座乐园,以笑声讽喻现世。但《冠军早餐》是有分量、有尊严的一纸荒唐,是严肃得不能再严肃的幽默之作,冯内古特虽极尽戏谑怒骂,其实苦衣包糖药,比沥青还黑的黑色幽默遮盖的是颗柔软的心,嘲讽里深藏怜悯,他怜悯这个支离破碎、精神荒原的星球上的每一个人。冯内古特在《序幕》中写道:“‘冠军早餐’一词是通用面粉公司的注册商标,用于一种谷类早餐食品。使用该词作为书名,并无意表示与通用面粉公司有什么关系,或者由该公司提供赞助,亦无损害他们的上好产品声誉之意。”内收录冯内古特亲绘老司机插图。


《冠军早餐》:把我吓得屁滚尿流的是过去

这部书是我送给自己的五十岁生日礼物。我感到自己仿佛是刚爬上屋顶的一边斜面后正在爬过屋脊。
——《序幕》

刚爬过屋顶一边的斜面,接着就是屋脊,接着就是另一边的斜面,一边和另一边构成了对应的关系:如果爬过屋顶这一边的斜面有多努力,从另一边滑下斜面就有多迅速;而这种对应关系却也是一种对立关系:向上与向下,爬坡与滑落,以及高处和低处。而分开这对应和对立关系的只有最高处的那个屋脊——它是分水岭,它区分了一切,当然,它也维持了向上和向下,爬坡和滑落,高处和低处的关系。

五十岁生日,就是这区分和维持关系的屋脊,它之存在显现于一种稳定结构,而当冯内古特以屋脊为标志区分两边又维持两边的时候,指向的是生命一种变化和恒定状态:五十岁生日的纪念,当然和出生有关,而生日礼物,是另一种出生,尤其是这个礼物就是一本书,冯内古特是作者,是创造者,但是当把这本书送给自己作为生日礼物,他既是被别人创造的生命本身,也成为自己生命的创造者,而他爬过一边的斜面,完全变成了对于被别人创造的命运的一种超越,可是翻过屋脊之后背向这一边的另一边斜面,是不是变成了暗处的存在?

可以由此区分出过去和未来:五十岁之前是过去,五十岁之后是未来,书被创作之前是过去,书成为礼物是未来。过去有什么?五十岁之前有菲比·赫尔蒂,“在大萧条期间她在印第安那波利斯给予了我安慰。”这个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寡妇,“对我她的儿子,还有对我们带来的女朋友,都讲淫猥的粗话”;但是她现在已经不在人世,她以前用来写作的专栏报纸印第安纳波利斯《时报》也已经停刊;当然,大萧条时代也已经结束了,而她相信美国人相信的东西:幸福、公正和合理,当然也受到了威胁……生命已经结束了,报纸已经停刊了,时代已经改变了,幸福、公正、合理的美国精神,当然也消失了——似乎着一种死,不再是一个个体寡妇的终结,它是一个国家某个时代的终止。

这个国家是不是就是那个美国?“宇宙中有数不清的众多国家,但只有德威恩·胡佛和基尔戈·屈鲁特所属的那个国家的国歌是夹着不少问号的废话。”这个国家规定:“不得将国旗向任何人或东西降下。”这个国家的格言是“合众为一”,这个国家向公民教导的是:“废话就是力量。”这个国家曾经是“这个星球上最最富有和最最强大的国家”,“它拥有世界上大部分食物、矿产和机械,它向其他国家威胁要向它们发射火箭或者扔掷炸弹,以此来制服它们。”当然,这些都是所谓国家精神的堕落,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就是所谓的幸福、公正和合理的死亡,而毋宁说说死亡,不如说它从来没有出现过。比如和这个国家有关的年代是1492年,当小学教师在黑板上写下这个年份,它意味着:“海盗最后创建了一个后来成为其他各国人类自由灯塔的政府。”而背后却是“肤色决定一切”的偏狭观念:海盗的皮肤是白色的,原先生活在这里的人是古铜色的,蓄奴制引进之前奴隶的颜色是黑色的。

古铜色、白色和黑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颜色,它们构成了1492年的国家序列,当然也成为“过去”的秩序的象征,而这个属于过去的秩序象征,深深影响着现在的生活。德威恩·胡佛是个汽车代理商,他有一个黑人女佣洛蒂·戴维斯,是奴隶的后代;基尔戈·屈鲁特则是一个白人科幻作家,他出版的小说《车轮上的瘟疫》,出版商设计了几个白人妇女在给黑人男子进行口淫的模糊照片;在德威恩所在的米德兰市,死去的最老居民是一百零八岁的黑人玛丽·杨,她没有繁殖,和屈鲁特或德威恩一样是孤独的,她最后说出的一句话是:“唉,我的天,唉,我的天。”在旅馆里,德威恩订房时前面的人是从尼日利亚来的医生塞浦里安·乌克温德,他也是黑人,而且是玛丽·杨生前最后的对话者,而在旅馆里,塞浦里安·乌克温德需要一个女人,“因为他总是充满情欲和精力,他渴望与他的印达罗族亲人待在一起。在老家,他有六百个叫得出名字的亲戚。”还有密德兰市常用的黑鬼姓氏胡勃勒,T恤上印着“支持艺术”的黑人洗碗工,德威恩的白人销售经理哈里是个异性服装癖,汉堡大厨雇的女服务员帕蒂·基恩是个十七岁白人姑娘,密德兰警察局由白人组成……

黑人和白人,不同的肤色总是被凸显出来,这一种凸显里有污蔑,有暴力,有贬低,甚至有死亡,黑与白构成了一种不对称甚至对立的结构,但是这并不是属于“过去”的国家符号,或者说这种对立不是现在唯一的混乱:当十七岁的白人姑娘帕蒂在体育场外的停车场被一个名叫唐·勃里德勒夫的白人煤气灶安装工强奸的时候,白人和百人不是在肤色上形成了暴力的实施和承受的关系,而是成为秩序混乱的象征,因为帕蒂没有向白人警察报案,“她也没有向任何人报案,因为她父亲当时已快要死了。”父亲之死构成了帕蒂沉默的原因,而这便消除了这个国家对幸福、公正和合理的需求,当大萧条时代的寡妇菲比·赫尔蒂死去,这是一个比混乱更混乱的世界,“我们周围的世界没有秩序,我们必须适应混乱的要求。”

1492年构筑的国家序列被戏谑式的解构了,在现在的50岁之前,还有大萧条时代的消失,还有1918年那场战争的消失——当它们消失,历史却被改写了:“就是在一千九百一十八年的那一分钟里,几百几千万人停止了互相杀戮。”上过战场的老人异口同声地说,“这突然的寂静是上帝的声音”,人类沉默上帝在言说,而上帝的言说只有几个人记得那些话。这种停止杀戮的寂静让历史走向了新的方向,一方面,当这个停战日变成退伍军人日,它抹去了神圣的一面;另一方面,当上帝在沉默中言说,当少数人听到了上帝的言说,是不是上帝又创造了新的生命?就像五十年前降生的我,一种昭然若揭的暗示是:我就是上帝。但是当上帝在言说的时候,世界发生了什么?一种生命的降生,整个世界却已经被糟蹋破坏了,我的脑袋一干二净,“我的脑子里没有文化,没有人性的和谐。我不能再过没有文化的生活了。”

没有神圣,没有人性,没有文化,当我在五十岁时爬上屋顶的一边斜面,爬过那个区分上与下的屋脊,在暗处我开始了另一种滑落:我把自己写作的书送给了自己,我就是创造者,我像上帝一样建立秩序:一方面要像孩子一样亵渎《星条旗》,用粗头铅笔画纳粹像、屁眼和其他东西;另一方面,在书中怀疑人的存在,人应该是机械制造的人,就是机器,“应该指出,患了晚期梅毒,患了脊髓痨的人——大部分是男人——是印第安那波利斯商业区中和我小时候在马戏团观众中所常见的现象。”而这个一方面的否定和另一方面的创建,其实与一边的斜面和另一边的斜面一样,有多大的力往上爬就有多大的力向下滑:我是作者,我写出了患了梅毒和脊髓痨的人,写出了用橡皮做的巨型试管的人,“里面有化学反应在嗞嗞沸腾。”但是我又是书中那个被机械制造的机器,机器的名字叫“菲尔波德·斯都奇”,我按照程序亵渎《星条旗》、画出屁眼和纳粹旗——也就是说,上帝就是被程度设计好的存在,上帝又创造了病态的人,那么所谓的秩序就真的变成了“适应混乱”。

我在书中创造了一个名叫基尔戈·屈鲁特的科幻小说家和名叫德威恩·胡佛的庞蒂亚克汽车代理商,他们都是白人,他们已经相当老,和这个星球一样他们即将死去——而且,按照程度的我又按照混乱的要求安排了他们两个在一九七二年秋天在德威恩的家乡密德兰市举行艺术节的时候见面。为什么两个即将死去的人要见面?其实德威恩和屈鲁特之间也存在着创造和“适应混乱”的文本要求,作为科幻小说家,屈鲁特认为,地球上的人都是机器人:他把镜子叫做“漏子”,这是两个宇宙之间的小洞;他写的一部小说里有名叫台尔莫·斯卡格的地球人,他作为一个科学家将自己右手掌的活细胞削下来和鸡汤调在一起,在宇宙射线的照射下细胞变成了婴儿;他写道了一个叫“语言三号”的星球,那里的军民都长得像美国汽车,他们有内燃机的动力,吃的是化石燃料,但是他们不是制造出来的,他们是繁殖出来的;他在去往密德兰市参加艺术节的旅途中道听途说了一个故事,于是又变成了“吉尔刚果”的返还宝故事,在这个令人不快的星球上,他们的语言就是“绝灭”……

人就是机器人,屈鲁特的创作并不是一种程序,而是都自身经历的改变,这个出生在百慕大的男人永远不可能当上美国总统,他有着强烈的悲观情绪,他有过三次婚姻,独子里奥十四岁离家出走,后来警察找到屈鲁特说里奥背叛了美国成为了越共……所以屈鲁特自己就是一个“绝灭”的人,所以他把人看成是机器,但是这个机器世界却寄托着他的另一个希望,这个希望便是德威恩,因为,“只有德威恩·胡佛有自由意志。”所以屈鲁特去参加艺术节不断接近德威恩,就是在接近这个不是机器的自由意志,就是在不断去除自己的悲观情绪和不愉快历史,“基尔戈·屈鲁特成了心理健康方面一个拓荒者。”

德威恩的身上到底又怎样的自由意志?他曾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买了美国神奇机器公司的股票,他唯一的儿子乔治长大后成了同性恋者,在新开的假日旅馆鸡尾酒吧里弹钢琴,他和秘书法兰心保持着暧昧……这些似乎够不上自由意志,德威恩身上最明显的自由意志是“化学成分”,当他拿出那把点38的左轮手枪插进嘴巴的时候,他闻到了铁匣里木炭、硝酸钾和硫黄混合的气味,“他只要一扣扳机,火药就会变成气体。气体就会把一块铅推出膛,穿过德威恩的脑袋。”他没有开枪,他却尝到了机油味,德威恩身上的化学成分让他开始疯癫,而其实所谓的自由意志就是疯狂:他用枪打中了铺瓷砖的洗澡间的火烈鸟,他老是重复自己刚刚说过的话,他让嘴唇像沙发枕头的战争寡妇法兰心爱上了自己——自由意志是不良化学成分造就的疯狂,他的同伴便是那个叫德意志的国家,他们造起工厂就是为了“几百万几百万地杀人”。

屈鲁特把人看成是机器,而德威恩身上有着疯狂的自由意志,于是在两个人不断接近乃至最后见面中,这种自由意志带来的疯狂终于也变成了杀人——屈鲁特的小说《如今可以说了》就是让德威恩变成杀人疯子的那本书,“封面上的图画是一个大学教授被一群裸体的大学女生剥光衣服。”在这本书里,屈鲁特认为生命就是创世主的一个试验,所以他测试了一种新的生物,这种生物能够自己拿主意,和其他按照程序运作的机器人不同,这种生物他叫“人”,生活在处女星座上。写书的屈鲁特和自由意志的德威恩相遇了,而且和书上写得一样,德威恩开始变得更加疯狂,虽然他没有杀死人,但是他伤害了很多人,而屈鲁特也没有幸免,他的手指被德威恩咬伤了。但是这个互文的关系,却并不只是创造和受害的合体,它还有另一个介入的因素,那就是“我”的存在:“毕竟,是我创造出德威恩和屈鲁特的,如今屈鲁特要把德威恩逼成全疯,而德威恩要咬掉屈鲁特手指的指头。”也就是说,德威恩、屈鲁特和我构成了一个“每个边长十二英尺的等边三角形”,屈鲁特认为人是按程序设计好的机器,而德威恩是唯一具有自由意志的存在,拥有自由意志的德威恩因为屈鲁特的小说而咬伤了小说的作者,而其实,屈鲁特就是我创造的人物,“屈鲁特是我创造的人物中唯一有足够的想象力怀疑到他可能是另一个人所创造的。”他具有怀疑和想象是不是也是一种自由意志?而被德威恩咬伤是不是也是被自己所伤?

我为什么要创造一个具有怀疑精神和想象力的人?因为我看到了宇宙的漏子,因为我发现了宇宙的屁眼,因为我就是与创世者并起并坐的人:宇宙有多老?它只有半秒钟那么老;宇宙是谁创造的?宇宙一直在那里?时间是什么?时间是“吃自己尾巴的蛇”……“我让它爆炸。我又让它再一次散开。”从爆炸到再次散开,我创造了屈鲁特,其实是为了解开和自己有关的谜:母亲吞德拉诺自杀,德威恩的妻子也是吞德拉诺自杀,而自杀就是因为“她就是那一种机器”。而这个关于文本的游戏似乎暗合着一个线索:德威恩的妻子和“我”的母亲走上了同一条机器人的死亡之路,那么把它命名为自由意志的屈鲁特是不是就是我的父亲?“他的声音是我父亲的声音。我听到了我父亲——而且我看到了我母亲在真空之中。我母亲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因为她留给了我自杀的遗传。”果然,我创造了屈鲁特就是在解开母亲的秘密,就是为了给父亲另一个未来。“把我吓得屁滚尿流的是过去”,这是屈鲁特在回答联合国秘书长时说的,这个过去构筑了“父亲”害怕的历史,而当一种死亡是程序所为,那么我在创造中为父亲解开了罪责,“你是唯一听到我这么说的角色。至于别的角色,今天夜里就像任何一个夜里一样。起来吧,屈鲁特先生,你自由了,你自由了。”

“让我年轻,让我年轻,让我年轻!”这是屈鲁特喊出的最后一句话,看起来是在时间中重返,自由而年轻,是越过屋脊之后的另一边,但是,这依然是一个无法逃离的寓言,因为,“我体内一切活动都符合人这机器的正常运作程序。”我就是机器,如何能带给别人自由?这就像上帝的悖论一样,上帝无法完成自己做不了的事,而身为作者的我所作的一切都在预设的前提中变成程序,它就像是“冠军早餐”的笑话:我坐在自己创造的酒吧里,我穿过“漏子”看着我自己创造的那个白人女服务员,而女服务员会递给每个人一杯议院马提尼和一片柠檬,当然她也会给我——我在自己的故事里,我又创造了故事,于是和宇宙一样,时间是“吃自己尾巴的蛇”。

循环,禁锢,自由就是不自由,上帝就是程序,过去就是现在,五十岁后就是五十岁前,当然,爬上屋顶的一边斜面后,越过屋脊是另一边斜面,甚至就是同一面:

——“你怎么知道我是谁?”
——“你一定是你。”

应许之地

编号:C38·2200918·1681
作者:【德】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7年06月第1版
定价:55.00元当当28.10元
ISBN:9787208144125
页数:400页

1940年代的纽约,有一群因德国纳粹迫害而逃离欧洲的人。他们侥幸躲过追捕,途径流亡者的“苦路”,历经种种磨难,九死一生,来到“应许之地”美国开始新的生活。但恐惧的阴影挥之不去,曾经对未来的憧憬又仿佛是徒劳的希冀。主人公路德维希·佐默是德国人,父亲因纳粹的政治迫害而死,他也被迫在欧洲流亡多年。佐默曾在巴黎跟着一个犹太古董商做学徒,古董商去世后,他抛弃自己原先的身份,继承了古董商的护照,后乘船抵达纽约。和许多流亡者一样,佐默努力重新开始。他经人介绍入住了一家聚集各国流亡者的旅馆,凭借当初在古董商身边和藏身于博物馆时学到的知识在一家古玩店找到工作,与时装模特玛丽亚·菲奥拉相恋。但对于父亲遇害的记忆太深刻,逃亡路上的恐惧感变成了一种本能反应,要融入新的生活并不容易。失根的佐默在这繁华的都市中不知该何去何从……《应许之地》是雷马克未竟的沥血之作。


《应许之地》:只有死者才有权评论战争里

我小心翼翼地抚摸着那两件中国青铜器,立刻感受到铜绿那柔和而凉爽的温度。“你们这些可怜而陌生的‘流亡者’,”我说,“不幸沦落到一位军火商和对文化一窍不通者的豪华安乐窝中。我欢迎你们!你们给了我一种奇异的感觉一—没有故乡却有家园。在此家园中,完美代替了地理,艺术代替了爱国,幸福的瞬间代替了战争。
——《14》

散发着柔和而凉爽的温度,凝聚着历史的“中国青”是完美的,是艺术的,是幸福的瞬间,当它们被古董商的双手抚摸,当它们进入到交易的市场,它们仿佛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但是这只是在艺术的层面发现了自己,只是在文化世界里活在家园中——不是地理意义的存在,没有所谓的爱国心,甚至连经历过的战争影子也被抹掉了,当青铜器作为艺术品在“没有故乡却有家园”中存在,是不是也去除了它身上颠沛流离的历史:从中国流转到世界各地,在军火商和其他商人的手中把玩,以金钱为唯一的价值衡量标准,何来故乡意义的存在?

绝不仅仅是一件物,非物之物当然会带来“奇异的感觉”,而当“我”抚摸这一件青铜器,自己也成为了非故乡的鉴定者,从它身上是不是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来自德国,活在纽约,已经拥有了那本名为“路德维希·佐默”的护照,和玛丽亚·菲奥拉已经在一起,甚至已经到了德国人聚居的约克维尔第八大道,听到耳旁的人说着熟悉的德语,为什么还会从青铜器身上看到自己作为流亡者的身份?还会在一种“没有故乡却有家园”中试图忘记地理、爱国和战争,但是那一种祖国情结是无法抹除的,它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自己的命运,看上去是远离了战争和死亡,但是在“几乎等待着商店门后看到盖世太保在窥探”中,根本没有家园的感觉,“这种双重印象是如此强烈,以致我忽而感到安全,忽而感到仇恨和恐惧,就像一个缺乏训练的走钢丝演员在钢丝上挣扎向前,钢丝系在写有德文的房屋之间,下面没有任何保护网。”

而且,特勒已经上吊了:两天前当他被利普许茨发现时,他吊死在枝形吊灯上,所有的灯都开着,是不想让自己一个人在黑暗中死去,这是一种正在发生的死亡,“我们是得救了,但自我还在折磨我们。”得救和折磨构成了没有故乡的矛盾世界,一方面,“我们”得救了,是所有从德国逃亡而来的德国人找到了生存的家园,但是另一方面“自我”却不断地折磨着,像特勒一样选择在开着灯的黑暗中死去,是想让自己拥有更多的光明。在这得救和折磨之中,更大的矛盾在于:谁来进行没有完成的复仇?“我感到自己被一股嫉妒尖锐地撕咬着,同时因为永远不可能像她们那样去复仇而深深地绝望。”被束缚地活着,没有勇气的死去,这便是希尔施所说的恐惧,“难道你仍旧不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恐惧的时代?真实和想象出来的恐惧?对生活的恐惧,对未来的恐惧,对恐惧的恐惧?而且无论发生了什么,我们流亡者永远都无法摆脱恐惧?你从来不做梦吗?”

这是一个恐惧的时代,因为我们都像那件青铜器一样,剥夺了回到祖国回到故乡的权力,当“完美代替了地理,艺术代替了爱国,幸福的瞬间代替了战争”,一种家园的存在感更多是对自我精神意义的取消。如果单凭一种肉体的活着,是不会有这种折磨的,当然更不会有恐惧,不会有恐惧之后的绝望,而这个恐惧的时代也是一个战争的年代,在战争中一切似乎就是为了活着,因为活着才可以看见战争的结束,活着才有机会完成复仇,活着才能最后回到故乡。但是,活着同样要见证死亡,活着就是一次流浪,从进入美国之前的埃利斯岛,到拥有他人护照而在纽约生活,再到听见德语的约克维尔第八大道,我在活着的状态中一步步接近“德国”,一步步走向故乡,但是,死亡无处不在,折磨永不停止,绝望变本加厉——这里没有战事,没有废墟,没有危险,没有轰炸,但是,“取而代之的则是无所事事的等待导致的彻底绝望。”

一切从逃避死亡的活着开始,“我置身在埃利斯岛,时值1944年夏,眼前的城市是纽约。”这是在战争的另一边,没有炮火,没有士兵,在这个被称为“最温和的拘留营”里,人们不会挨打也不受刑,不会因做苦工而被折磨致死,不会被用毒气杀害,而且伙食还免费,它只是对没有身份而移民美国的人保留的一个“应许之地”,但其实应许之地的存在,作为一种暂时的拘留之地,它从一开始就取消了自我的归属感,一开始就不是故乡的存在。“拘留营中,精神崩溃已是屡见不鲜。”在我看来,甚至比被德国部队和盖世太保大兵压境时的法国拘留营要严重,这种状态我称之为“苦路”,一方面要躲避盖世太保,另一方面还不能让所在国家的宪兵抓住,我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就是在埃利斯岛的苦路上活着,凭借着自己曾在布鲁塞尔博物馆里学会的打坐功夫,让自己进入到无意识的状态中,“我以这种方式进入一种倦怠的忘我境界,这种境界令漫长而紧张的等待变得可以忍受了一些,因为在一种特别荒谬的幻想中,这种等待最终似乎确实与我不再相关了。”

精神上的无意识,是为了让肉体的存在也渐渐进入忘我状态:不再是德国流亡者,不再拥有被盖世太保列入黑名单的名字,不再警惕盖世太保的眼睛窥视——取消了自我属性,其实自我就是如青铜器的物,也只有这种忘我状态,才能使自己走出埃利斯岛,走向纽约,也才能使自己在活着中“期盼着复仇”——如悖论一般的存在,其实撕裂着自我,一方面是不断失去,一方面则是不断寻找,在失去而寻找,寻找而失去中,那个自我真的能回来吗?那种复仇真的会实现吗?故乡真的会是最后的归宿?埃利斯岛上,担保者莱文来了,律师沃森来了,还有所谓的银行家坦嫩鲍姆,以及解救我的罗伯特·希尔施也进入了生活,在他们的安排下,我终于可以离开埃利斯岛,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名字和身份:路德维希·佐默,也从此获得了两个月的自由时间和和平的状态:“没错,敌人在世界的另一边。这儿没有国境线需要保卫,这儿没有枪战。这儿也没有废墟,没有炸弹,没有毁灭。”

从德国到美国,从埃利斯岛到纽约,“这个国家有点儿意思:四十二种冰激凌,战争,可是看不见一兵一卒。”但是这真的是一个和平之地?已经成为路德维希·佐默的我看见了和平,品尝了冰激凌,感受到了没有敌人的世界,但是,作为“非法的流浪者”,仿佛置身于一部电影中,“它产生的远远不是一般那种令人惊讶的魔力,那种通过光、色、不解以及因为不解而生发的一种幼稚的安全错觉。”一方面我感觉自己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太多,它们发生在有敌人的那一边:父亲死了,“我的青春在父亲临死的呐喊中彻底崩溃,他叫喊了一整天,我知道是谁派人杀害了他。”对西比勒超然的爱死了,“在她身上,我爱的是自己已经不再拥有的东西:自由、无忧、希冀以及甜蜜的青春骚动。”作为布鲁塞尔博物馆馆长的女儿,西比勒代表了“我所丧失的一切”,是一种温暖、近在咫尺却又渴望不可及的象征;曾经结为露水夫妻的露特死了,我被捕而在监狱里关了十四天,被驱逐后离开了法国,当经过努力再回到法国时才发现露特已经撒手人寰……

战争中死去的是父亲、西比勒、露特,他们是亲情、超然的爱、婚姻,当然真正在战争中死去的是自己:没有了自己的名字,何以真正返回?而另一方面,当从应许之地进入为期两个月的美国时间,我处处想到的是那些逝者留下的影子,遇到的那些人也是没有故乡的流亡者,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这一瞬间我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世界。”这不是我的痛苦,是所有来到应许之地失去了自我并一再失去活着勇气的人的共同感受。弗拉基米尔·莫伊科夫,是劳施旅馆经理、领班兼打杂,这个1917年就从俄国逃离的人已经是上一代的人,“我从许多场革命中侥幸活了下来,现在我是美国人。从前我曾经是捷克人、俄国人、波兰人、奥地利人,全看我母亲出生的那个小地方被谁占领着。”他的身上体现着更久远没有家园的那些流亡生命;犹太人赫尔曼已经瘸腿,因为那时的一员拒绝收治犹太人,他现在只偏爱身体有轻微残疾的女人,只要有结实的丰臀,他都来者不拒,宗教在他那里变成了可以养活自己和打动女人的工具,“我做这种生意。圣人遗物和护身符,还有圣像、塑像和供奉用的蜡烛。我成地被引荐进了天主教社交圈。”玛丽亚·菲奥拉,母亲是西班牙人或者是俄国犹太人,来到这里之后她变成了摄影模特儿,在所谓艺术的世界里让自己活着;杰西·施泰因,是所有流亡者的“保护神”,1933年以前,她在柏林就已经是所有需要帮助的演员、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养母”了;当然还有罗伯特·希尔施,在我看来,他不是牺牲者,而是马加比、复仇者和拯救者,“死亡对他来说也许在日常的安全生活中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他也不是真正的罗伯特·希尔施,“他弄到了一本外交官护照,上面的名字是拉乌尔·特格纳,从此他就以这一身份抛头露面,叱咤风云。”

他们流亡,他们活着,但是在这里他们没有依存感,罗伯特说:“我们两不靠!既不属于离开了的故国,也不属于新的国度!”在这个“两不靠”的空间地带,活着或许只是遵守《拉昂摘要》的一种方法论式存在,“在危机中哀悼不可避免的事是种自我削弱!”这是一种最简单的自我保护?“生活由不同的层面组成,这些层面分别有自己的重大事件发生。”这是生活的启示录?“任何时候都不要让情绪败坏胃口。”这是肉体制胜法?“及时逃跑也是一种艺术,总比慢慢被烤熟强。”这是最基本的逃亡法则?《拉昂摘要》成为这些人谈论的热点,在逐渐失去了精神意义的存在中,他们回避着回忆,回避着故乡,回避着回家,而我重新拾起对古董的研究,仅仅是为了在西尔弗那里打一份工赚一点钱,““因为回忆是个浪漫的造假者,它像一个筛子,筛掉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内容,让战争变成了一场冒险经历。在回忆中,每个人都成了英雄。其实只有死者才有权评论战争,他们从头到尾经历了战争,可他们只能沉默。”

但是回忆却无法被遏制,回忆甚至在他人的死亡中变成一种痛苦,流亡者扎尔死于心肌梗死,我调换到了更便宜的扎尔房间,看到了扎尔还没有寄出去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维也纳附近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里名叫露特·扎尔的女子,在这个露特的名字里,我看见了曾经和自己结为露水夫妻而最终撒手人寰的露特,而信里那句“亲爱的露特,很长很长时间没有听到你的消息了,我希望你一切都好,身体健康……”又唤醒了我的回忆;希尔施让我去参加担保人坦嫩鲍姆的入籍庆典,坦嫩鲍姆把自己的名字送进了坟墓,而改名重新拥有的名字先是阿道夫,这么一来他就无法摆脱那些痛苦的回忆,那些他因自己的名字在德国不得不遭受的嘲讽与打击。”后来选中了史密斯,这个成千上万的名字实际上宣告了他的不存在,因为他已经湮没于同名者之中,而在仪式上大家说起有一名德国犹太人大夫,取了一个人叫“阿道夫·德意志”的名字,最后又把名字改叫“乌有”——无论是湮没于同名者,还是取名叫“乌有”,都是一种逃避;而我也终于听从了希尔施的建议,换掉了佐默的衣服,摆脱了一段过去,“我不会忘记过去,但我也不再沉浸其中。”

也是逃避,也是自我欺骗,也是回到死亡状态,一方面想回到可以复仇的情境中去,那就必须找到故乡,找到记忆,找到不被湮没的历史,另一方面则要离开那些痛苦,忘记那些往事,远离那个国家——在约克维尔八十六大道,这个德国人聚居的街区,我看见这里的一切都呈现出这种双重性,而真正被撕裂的则是自己,害怕回到过去却又必须面对过去,害怕面对现实却无法逃离现实。在和玛利亚的交往中,那一种在一起的所谓爱情也无非成为艺术式的避难所,当看到报纸上登载说“巴黎投降”的时候,我看见了一种自由,但是这是属于巴黎、属于德国之外的胜利,“那是一种双重结局,既是那些野蛮人的结局,也是我的祖国的结局,二者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成为一把双刃剑,它刺中了二者,而我个人的命运则位于二者之间。”所以当玛利亚希望我抱紧她的时候,一开始感觉到进入了脱离时间、战争、不安和郁积的焦虑而进入到和平状态,但是对于这种和平状态,我依然没有存在感,当玛利亚想要从我这里听到爱的时候,我对她说的却是“我爱慕你”,之后却是不辞而别,“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没有信件和电话的状态下度过的,因为我几乎从未有过固定地址。”

在应许之地中得到了身份、名字、艺术和女人,但是没有一样东西是对于自我的确认,它们就像两个月自由的应许之地一样,是短暂的存在,是冒名的自我,它们一样一样都会在没有故乡的世界里失去,“这场鬼怪战争肆虐各处,唯独没有发生在这块使这场战争还能进行下去的大陆,没有发生在这个我在其中像不安的影子一样生活着的国家。”而对于我来说,唯一能确定自己回到故乡回到自我的,就是复仇,但是这种掺杂着太多个体利益的行为是不是真的是一种自由?是不是真的是摆脱“苦路”生活的解救?在“21”章戛然而止的故事里,不仅是“我”,连雷马克也走向了无法从“应许之地”走出来的生命困境中:在写作《应许之地》时,他已经病重,最后在未能完成结尾时撒手人寰,但是他却写下了“笔记摘要”:“这会是令人绝望的一年,也是死亡与崩溃的一年。对另一个德国的憧憬成了泡影。如果人们这样为自己进行辩护,那就等于在为杀人犯的政权辩护。”谁为自己辩护,谁为政权辩护?当一个人不在集中营里被烧死,他却在自由的活着中死去,雷马克将之命名为“搏斗”,一种叫复仇,一种则是利己主义的正义——当一个人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他是不是应该以道德的名义进行清算?

在搏斗中,“他遇到那个杀害自己父亲的凶手,想开枪杀死他,就像他曾开枪杀害了他父亲那样。”这是一种结局,凶手的妻子跑来,喊叫着,他犹豫了一阵然后向凶手的腹部开枪;或者开枪并没有将凶手打死,凶手最后瘸了一条腿;另一种结局是当他找到凶手时,凶手的妻子替孩子求他手下留情,或者,他想杀人却没有杀,“我们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们,每过七年,每个人都会变成另一个人,这曾经是我,现在我不再是那个人了。”再一种结局是,他杀了凶手,自己被关进了监狱,法官试图替他开脱,他谢绝了,逃跑,然后上吊……不同的结局,都是他面对那个必须复仇的凶手,杀死凶手或者让他致残,杀死凶手或者自己上吊自杀——在不同的结局里,死亡却无可逃避,它既是凶手的死,也可能是复仇者之死,不管是谁,在正义或者利己主义面前,从应许之地走来,从来没有真正的自由,没有真正的家园,死亡成为最后命运的写照,只有死者才有权评论战争,“死亡潜入。它不是在我们体内生长的,它更为机灵。如果它在我们内生长,那事情就容易得多,因为可以同它决斗,做出生死抉择。它是悄无声息地从外部潜入的。周围死去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经常地收到带黑框的信。日益频繁。”

地下铁道

编号:C55·2200918·1680
作者:【美】科尔森·怀特黑德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7年03月第1版
定价:39.80元当当19.90元
ISBN:9787208143715
页数:360页

2016年8月,构思长达16年的长篇小说《地下铁道》出版,作品进入年底全部选书榜单,怀特黑德被媒体誉为“美国在世作家中出类拔萃的一个”。《地下铁道》讲述了少女科拉无家可归,受到欺辱和强暴,过着没有希望的生活。又一次残忍的鞭打,让她下定决心,逃出人间地狱,穿过沼泽的黑水和森林的幽暗,搭乘秘密的地下铁道,一路向北,投奔自由。这是怎样的旅程啊,她沿路看到社会的邪恶,法律的不公,暴力无处不在,善良的光却是那么脆弱,好心人一个个倒下,但那身高两米、冷酷无情的猎奴者仍紧追不舍……这是令人心碎的故事,也是一段充满启迪的旅程,在无望的逆境中寻找生机,在黑暗的地下寻找光明,就像小说主人公科拉的名字一样,Core源于珀耳塞福涅是宙斯和农业女神得墨忒耳所生的女儿,在尼撒谷采花时遭到冥王哈德斯的绑架,从此做了地下世界的王后。珀耳塞福涅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光明的破坏者”,但希腊人常常叫她科瑞(Kore),意为“少女”,拉丁化后成为科拉(Cora)。


《地下铁道》:这就是美国的天命

“如果想看看这个国家到底是个什么,我老是跟人说,你们得坐火车。跑起来以后,你们往外看,能看到美国的真面貌。”他拍拍车厢作为信号。火车一顿,然后向前驶出。
——《佐治亚》

伦布利给出了两种选择,火车会一个小时后抵达,或者六个小时后另一趟也会抵达,一个小时和六个小时对于运营者来说,都是为旅客提供的便利,但是对于从兰德尔出逃出来寻找“地下铁道”的西泽和科拉来说,根本不需要选择:必须马上离开,必须立即出发,第一时间于他们来说,就是最合理也是唯一的选择,就像做出逃跑决定的时候,科拉希望等到满月,而西泽对她说的只有一个时间:明天晚上——上弦月就够了,因为身为奴隶,在大安东尼已经逃跑之后,在监工和工头加强了戒备之后,满月早就没有了象征意义,“一轮圆月诚如白色的灯塔,每每在奴隶心头激起逃亡的念头。”只有马上离开到处是肉体惩罚和丧失尊严的庄园,离开暴力的世界,他们才能拥有自由。

但是,当伦布利咣当一声把他们关在车厢里面,当他们只能透过木板的缝隙看见外面的世界,伦布利所说的美国“真面貌”是一种通往自由的诱惑?还是囚禁他们新的牢笼?或者说,伦布利言下的“国家”是会走向新生,还是继续在蓄奴的路上编织黑暗——也许只有逃跑者亲自体验这一切才能得出结论,才能在铁路沿线看见真实的美国,才能构建一个从昨天走向明天的美国。但是,这一个被铁路连接起来的美国,和那一个帮助奴隶逃离邪恶世界的“地下铁道”构成了地上和地下的两个世界,是从被阳光照见的地上走入黑暗的地下,像游魂一样活着?还是从隐秘的地下走向光明的地上,从此开始真正的美国生活?

车厢也是黑暗的,当他们搭乘的火车来到了南卡罗纳,当他们走在阳光下的时候,“她仰望着摩天大楼,只觉得天旋地转,不知道自己走过了多远的路程。”不知道自己走了多远,是科拉对于身后一切的遗忘,也许只有忘记自己的出身,忘记自己的过去,忘记自己的苦难,才能走向更远的未来,但是当身后的路程成为一种遗忘,面对未来,她也充满了未知,天旋地转的晕眩感仿佛将她拉入了一个找不到出口的地方,而美国也像一种未知的存在,什么才是伦布利所说的真实面貌?如何知道这个国家到底是什么?实际上这种晕眩感的产生,对于科拉来说,是因为在逃跑过程中,她的身份被置换了:起先是阿贾里的奴隶;逃跑之后他们就是白人眼中的逃犯;而在黑水里跋涉的时候,他们被“小可爱”追上,三个人开始了冒险,但是猎奴者出现了,在争斗中他们杀死了白人,而小可爱也殒命了,“西泽和科拉现在成了县民眼中的杀人犯。白人想以血还血。”

从奴隶到逃犯再到杀人犯,身份的置换仿佛有一种罪恶的东西,不是他们在反抗中杀死了白人带来的罪恶感,而是“小可爱”没能像他们一样保住那条命而成为这次逃跑的牺牲品,甚至,在成为杀人犯之后,以血还血的白人会组织更强大的力量,他们的命运似乎更多了危险,甚至最后还是会像小可爱一样失去自己卑微的生命,从起点回到终点,是不是只是徒劳的循环?实际上,对于科拉来说,对未来的未知,对美国的疑惑,对逃亡的晕眩,一方面来自于对面白人世界的残酷和无情,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对自我的怀疑。外婆阿贾里是第一批被卖到美国的奴隶,横渡大西洋,然后停靠在利物浦,最后被送上了大船,“白皮肤像白骨头”的白人像货物一样把科拉的外婆卖到了奴隶主的手上,“八十八口人,换了六十箱朗姆酒和火药,这个价格是用海岸英语,经过一番标准的讨价还价才告达成。”这是科拉外婆的命运,不仅自己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力,甚至奴隶被捆绑成“八十八口人”的复数形式,用六十箱的朗姆酒和火药置换了他们,没有尊严,没有自我,而且在通往要塞的长路上,科拉的外婆还几次易主,从一个奴隶贩子到另一个奴隶贩子,而转手后,“一个个主人以令人吃惊的频率走向破产。”最后来到了兰德尔庄园,科拉的外婆却没有逃跑的想法,也没有想要赎身的计划,在拥有了三个丈夫的生命中,她显然渴望的是一种家的感觉,甚至对白人有了某种皈依感,“她喜欢那些故事和寓言,认为白人蛮有道理:谈论灵魂得救能让一个非洲人得到思想。”

外婆阿贾里是沦为奴隶的第一代人,从非洲到美国,她是奴隶制商品化的牺牲品,但是在避免了辗转之后,逃跑终究从她身上抹去了,甚至西泽第一次去找科拉谈北逃的事,科拉的犹豫正是阿贾里在发声,“于是她说了不。”而到了科拉的母亲梅布尔那一代,逃跑却又成为奴隶改变命运的唯一办法,当阿贾里死在棉花堆里,“一团团棉铃在她周围飘忽游荡,宛如怒海之上翻卷的白浪。”她的死构成了一种具有讽刺意义的白色意象,作为阿贾里五个孩子中唯一活过了十岁的女孩,梅布尔依然是没有自由的奴隶,依然在兰德尔的庄园里遭受欺凌,依然过着囚禁般的生活,但是在冬天生下科拉之后,在科拉长到和母亲一样活下来的十岁之后,梅布尔却逃离了这片土地。对于母亲的消失,科拉在不理解逃跑的意义的情况下,她反而对梅布尔产生了愤恨,“在科拉的震惊当中,世界褪化成了灰色的印象。”因为科拉需要母亲,需要母爱,需要一种最原始的依靠。

但其实,梅布尔的逃跑是一种最无奈的选择,“她给女儿的第一件和最后一件东西都是道歉。”当科拉还只有拳头般大小的时候,梅布尔为带她来到这个世界而道歉;十年之后的阁楼上,当梅布尔决定只身逃离的时候,她为科拉将成为没爹没娘的孩子而道歉,但是第一次和最后一次的道歉科拉都没有听见,当她发现自己的世界中再没有母亲,对母亲的怀恨更是对逃跑本身的敌意,连同外婆对于这片土地的依赖,科拉终于在西泽第一次找她时拒绝了这个计划。但是母亲梅布尔以自我行动实现的逃亡对于她来说构成了矛盾的一面,却也成为象征:从北方被卖到兰德尔庄园的西泽为什么要逃跑并选择和科拉同行?就是因为他知道科拉的母亲成功地逃离了庄园,他认为科拉身上同样有着对命运的不屈反抗,“因为我知道你做得到。”

阿贾里、梅布尔和科拉,三代女人组成的家族史其实成为了关于逃跑的三种命题,阿贾里对于土地的固守,梅布尔对于自由的渴望,混杂在科拉的命运中,甚至在科拉做出决定和西泽一起在上弦月离开时,这种混杂性也伴随着她的所有行动:它是无助的,却也是必然的,它让人看见了光明,却随时陷入黑暗,它极其脆弱面临死亡的考验,却是一生中最伟大的冒险。就像梅布尔,选择离开必然带着对于女儿的愧疚,而一旦踏上那条路,她又成为后来者的精神力量,而在午夜追随着月亮迎接自由的她最终也被沼泽吞没了身体——梅布尔让科拉失去了母亲,让自己失去了身体,但是对于自身命运改变的渴望,对于自由世界的向往,才是打破这黑暗、残酷和愚昧世界的有力武器。

而科拉之所以最终决定和西泽踏上逃亡之路,也是像母亲一样决定舍弃肉体性存在而追求精神的解放:她无法讨回别人欠母亲的几笔债务,她在彪形大汉布莱克面前用斧头夺回了外婆生前拥有的土地,她被雇工康奈利的鞭子打晕——皮开肉绽的身体就像她生存的现实,只有痛苦,只有折磨,只有血淋淋的凌辱,而科拉从加纳夫人、弗莱彻和西泽那里逐渐认识到命运的不公都源于奴隶制度,加纳夫人虽然认为奴隶制对于非洲部族智力的提升有好处,甚至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东西,但也是一种恶,而弗莱彻认为,奴隶制就是对上帝的公然冒犯,是一种丑恶的制度,而西泽被卖到农场,却在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时就想到了逃亡,他在科拉身上看到了梅布尔的影子,“我要回北方去。很快。逃跑。我想要你也来。”于是,在矛盾中的科拉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条冒险却正确的道路:“现在她把自己和西泽,以及西泽的计划联系在一起了,她脑子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想法。”

科尔森·怀特黑德:《独立宣言》就像一张地图

而实际上,逃跑计划充满矛盾性,更在于奴隶制背后强大的白人力量,作为主人的兰德尔兄弟,无疑是冷酷的代表,其中的特伦斯订购了新刑具,“木匠彻夜赶工,将枷锁打造完成,还用做作且不无幼稚的雕花加以装饰。人身牛头的弥诺陶洛斯,乳房丰硕的美人鱼,加上别的珍禽异兽,在木头上嬉戏寻欢。”大安东尼逃跑终于被抓回,这个新刑具就是用来惩罚大安东尼并对全体奴隶进行惩罚式教育。如果奴隶逃跑,各地白人统治的政府会发布悬赏令,并以“依法治罪”的方式发出警告;当然最可怕的还是以里奇韦为首的巡逻队,他们被称为猎奴者——就像捕杀猎物一样对待逃跑的奴隶;而在整个奴隶制度运行中,白人天生的优越感把奴隶当成是可买卖的商品,而且还自诩为美国的神明,“如果你把它留住,它就是你的。你的财产,你的奴隶,你的大陆。这就是美国的天命。”在追捕科拉和西泽的过程中,里奇韦一直在强调这种神明论,“这么多年过去以后,我更喜欢咱美国的神明了,是他把我们从旧大陆召唤到新大陆,让我们征服,建造,推行文明。毁灭需要毁灭的。教化少数种族。教化不了,就镇压。镇压不了,就根除。我们的命运是本着天意来的——天降大任于美国。”所以在他看来,奴隶和猎奴者,主人和有色人工头,以及各种不同的人,都是在尽自己的本分,只有强壮,才能变得“伟大”,才能找到自己的神明,所以白人和奴隶之间的这种关系是无法改变的,而自己就是“秩序的化身”,一旦有奴隶逃跑打破了秩序,“如果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我们就得承认美国的天命出现了裂缝。那我可不答应。”

“这就是美国的天命”,它是必然的秩序,它是固有的制度,它也造成了科拉和西泽等人看似不可改变的命运,所以在上弦月的即刻逃离变成了他们对于制度、对于命运的反抗。从佐治亚到南卡罗来纳,从南卡罗来纳到北卡罗来纳,从北卡罗来纳到田纳西,逃亡行动指向的是那条“地下铁道”:奴隶想要从地下铁道找到自由的出口,猎奴者则要想方设法摧毁地下铁道,而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西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西泽成了一团饱受折磨的活肉泥,瘫在猎奴马车的地板上,行驶在返回兰德尔家的中途,等待着惩罚。”帮助他们的萨姆被投进了监狱,浑身涂满了柏油,粘上了羽毛,最后被打断了骨头不省人事;北卡罗来纳云母矿周围都是一具具黑人的尸首,“有些完全裸露着,其余的也是衣不蔽体,裤子污黑的,是因为肠子没了,脖子断了。”而科拉也被里奇韦抓捕,遭受了皮肉之苦,但是她又一次次挣脱,在冒险的路上绝处逢生。

而在整个过程中,对于白人的反抗并不只是科拉一个人的事,它成为了一种集体行动:在南卡罗来纳,科拉和西泽找到了工作,他们还听到了迈克尔背诵《独立宣言》,听到了“生来平等”几个字;在北卡罗来纳,马丁领导了废奴运动,“可想而知,这个宝贝正是地下铁道。也许有人会说,自由是最宝贵的财富,但它完全出乎马丁的意料。”而埃塞尔在父母的反对中执意要向非洲的原始人传布基督的圣言,“如果上帝无意让非洲人受奴役,他们必然不会戴上锁链。”在田纳西,科拉被里奇韦抓捕并被带回家,但是在路上遇到了“城里人”,他们帮助科拉逃离里奇韦的魔爪,也使得科拉成为“拉清单的人”:“在她的损失明细上,人没有降格为一个个相加的数字,而是乘以了仁慈。她爱过的人,帮助过她的人。伶仃屋的女人们,小可爱,马丁和埃塞尔,弗莱彻。那些下落不明的人:西泽、萨姆和伦布利。贾斯珀不归她管,但凭着他留在马车和科拉衣服上的血污,他也可以算作她自己的死者。”在获得自由时,她又用另一种暴力扑向了制度本身的里奇韦,“科拉跳到里奇韦背上,拿锁链勒住他的脖子,用力绞进他的肉里。她的尖叫发自内心深处,像火车呼啸的汽笛在隧道里回响。”而在印第安纳,科拉的老师乔治娜对她说:“《独立宣言》就像一张地图。你相信它是正确的,但你只有走出去,亲身做一番检验,才能知道它到底对不对。”而科拉也终于看见了“地下铁道”,“这是迄今为止最破烂、最凄惨的车站。铁道与地面齐平,一下台阶就是铁轨,一路深入黑暗的隧道。一辆小手摇车停在铁轨上,钢铁的泵机等待着人类的触碰,好让它焕发生机。像北卡罗来纳的云母矿一样,长长的木板和支柱支撑着墙壁和天花板。”也正是在罗亚尔和雷德的帮助下,科拉在瓦伦丁农场第一次获得了自由身,“你不在兰德尔家了。你自由了。”

但是嗜血的白人民防团又组织了一次反扑,罗亚尔和蓝德死了,其他人纷纷毙命,终于看见了地下铁道的科拉尽管还是被里奇韦困住,但是她已经有了新的力量,甚至将里奇韦压在了身下,并将他推下了悬崖,在掉落之前,里奇韦发出的叫喊便成为残暴世界最后的声音,成为神明论覆灭的证明:“天命……不,不。不对。美国的天命,是个辉煌的东西……是个指明灯……光芒万丈的指路明灯。生于必然,生于德行,上有铁锤……下有铁砧……”而终于挣脱了奴役的科拉在自我成长中,在行动实现中看见了希望,“她的手指在谷地、河流和山蜂上舞蹈,仿佛那是一个新国家的轮廓,孕育在旧国家的体内。”没有所谓的神明,不再是白人唯一的秩序,也没有家族史带来的晕眩,一切都变成了背景,变成了历史,“她很想知道他是从哪儿逃出来的,过去有多苦,走了多远的路,才把它留在身后。”

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

编号:C63·2200817·1674
作者:【阿根廷】胡里奥·科塔萨尔 著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9年09月第1版
定价:68.00元当当33.60元
ISBN:9787544295857
页数:431页

“一切重要的发现通常都是在异乎寻常的条件下、在异乎寻常的地点发生的。”我们所居住的世界,是渐渐干瘪的日常,还是某个饱满的、不可测的世界中的一部分?某个卢卡斯大摇大摆地介绍着某个科塔萨尔,乐此不疲,合情合理地质疑寻常的规矩,写到一半的对话和爱情已经述尽了哲理;对女演员的热爱升华为臻于完美的纯粹,狂热的支持者们追求着臻于纯粹的完美;不合时宜的美梦只能流于笔下,噩梦却在光天化日之下现身……在科塔萨尔的世界里,生活似乎发生了精妙的错位,谜一般的信号自异世界传来,变幻莫测的因素渗入日渐令人不安的现实,故事就在感知的边界发生,违反了一切常理逻辑,却毫无阻碍地驶向命定的结局。“当我意识到自己将要写一篇短篇小说的时候,仍会高兴得发抖,仿佛在热恋中。我意识到一个新事物即将诞生,我希望它能完美。”本书包含《某个卢卡斯》《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不合时宜》三部短篇小说集,均为中文初次出版。


《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您爱上了一个间谍

换句话说,我讨厌这篇写着我讨厌这篇文章的文章,我觉得自己上当了,被侮辱了,被背叛了,因为这话根本就不是我说的,而是某个操纵我、支配我、阻碍我的人说的,我觉得他还要顺带着哄骗我,写得再明白不过了:我觉得他还要顺带着哄骗我。
——《被囚禁的几种方式》

故事是这样的,在那里有一个叫做自由电影院的地方,加戈走进了电影院,正在播放的是一部伯格曼导演的电影。加戈不是一个人在看电影,他的身边坐着莉儿,在电影插入两则廉价广告的时候,莉儿的两条腿和加戈的腿紧挨在一起,于是,和司汤达的小说一样,“一个绚烂的结晶过程开始了。”伯格曼的电影细节可以忽略不计,廉价广告所播放的商品名称可以不管,甚至周围那些存在着和他们一起看电影一起将腿挨在一起一起进入“绚烂的结晶过程”的观众也可以无视,总之,在这个自由电影院里,故事比电影更为精彩。

但是,当故事发生,当电影开始,当腿挨在一起,当绚烂的结晶过程开始,谁在现场?谁在叙说?第三人称的加戈和莉儿没有讲述过这个故事,而第一人称的我呢?“我和下面要发生的事情没有一点关系”,撇清了和第三人称之间的关系,是因为我讨厌这篇文章,而且“我讨厌这篇写着我讨厌这篇文章的文章”,因为这篇文章,以及写着我讨厌这篇文章的文章分明是以一种囚禁的方式将我带入到这个和我没有关系的故事里,仿佛我在加戈的旁边,又或者我在莉儿的边上,他们腿挨在一起而进入绚烂的结晶过程时,我就这样看见而且回来后变成了一篇文章:我被囚禁了,我被侮辱了,我被背叛了,那些话是“某个操纵我、支配我、阻碍我的人”说的,而且他还顺带哄骗我,“写得再明白不过了:我觉得他还要顺带着哄骗我。”

他是谁?为什么操纵我、支配我、阻碍我?为什么让我感觉“被侮辱了,被背叛了”?他说出了这个故事?他写下了这篇文章?他哄骗了我并且让我“讨厌这篇写着我讨厌这篇文章的文章”?但是,作为第三人称的他不正是和加戈、莉儿一样,也是第三人称的存在?当我认识到了这些,我试图从囚禁的状态中出来,于是,我坚持认为,加戈根本就没有去电影院,也不认识莉儿——一种否定发生了,否定是为了不被他囚禁,不被带入到故事里,不在第三人称中被操纵、被支配、被阻碍,从否定中回到自我,就是回到真切的现实,“一目了然,我绝不赞同那些试图改变深层现实的东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囚禁和反囚禁,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过程,并不是界限分明的状态,而反囚禁有时就是囚禁本身:“只不过是这篇文章想让我相信这一点,以此让我陷入绝望。”

我还是相信了文章,我还是陷入了绝望,我依然在被第三人称的囚禁中——那么,我是谁?这是一个和“他是谁”一样容易被囚禁的问题:我是第一人称,有时候就是那个拥有爱国主义的卢卡斯:“这片土地留在我记忆之中的是门多萨的条条溪流散发出的气息,是乌斯帕亚塔的杨树,是拉里奥哈省贝拉思科深紫色的小山丘,是在一九四二年乘火车从萨尔塔前往米西奥内斯经过瓜纳科斯大草原时查科的满天星斗,是我在萨拉迪约骑过的一匹马,是在佛罗里达的波士顿酒吧品上一口加了哥顿牌杜松子酒的仙山露的滋味……”我是第一人称,有时就和第三人称的卢卡斯在一起,那是一九四〇年,卢卡斯走进五月广场附近的一家擦皮鞋店,然后给我的左脚的鞋上了黑鞋油,给我右脚的鞋上了黄鞋油,我正在集中精神看赛马的消息,所以只是发现了两只鞋不同的鞋油,而且在众议员利雅提的“决斗这种行为已经成为历史”的警告中,我放弃了对卢卡斯的指责,但是当最后,走向大街的却是卢卡斯,“脚上的皮鞋闪闪发亮,右边像向日葵,左边像奥斯卡”,在感到了一阵轻松的情况下始终保持着对颜色的对称;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和卢卡斯互换了人称,卢卡斯成了穿着黑皮鞋和黄皮鞋的我,而我应该变成了卢卡斯;我是第一人称,当卢卡斯“自言自语”的时候,他就是我:“如果我现在坦白地告诉你,你很恶心,还得请你原谅,现在我不得不说服自己,这都是家传的,你也是一丘之貉,尽管我一直希望你会是一个例外,到那时既然沉重的种种已成过去,便能以轻松的心情谈天说地,在街角闲逛……”在第一人称自言自语的时候,那个被他说成是“你”的人就是第二人称,第一人称对第二人称的鄙视,让卢卡斯成为了囚禁别人的人,“你”在那里,仿佛我在加戈和莉儿的故事里,而且被操纵、被支配、被阻碍,而且那篇文章让我相信并且“从此让我陷入了绝望”。

我、你和他,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人称在互换,人称在变化,人称囚禁人称,人称逃离人称,人称又自我囚禁,这是不是属于卢卡斯“深层现实的东西”?这是“某个卢卡斯”,不是特指而是泛指,有名字的泛指,有故事的泛指:有时是我有时是你有时是你,就像引用莫里斯·弗雷的《玫瑰旅馆的夜晚》,那里有“可怜的雷奥波”,他总是搜集花园里死去的昆虫,妈妈说他太敏感,“那么小,雷奥波就已经与众不同。”他的冒险的、纷繁的、脆弱的心不被同学和老师理解,不被命运标记,所以爸爸说他是“难以捉摸的孩子”,一个与众不同的孩子,一个难以捉摸的孩子,为什么就变成了“可怜的雷奥波”?奥雷波是某个卢卡斯,卢卡斯也是“可怜的奥雷波”:他不谈爱国主义和爱国热情,他只知道自己具有“爱院情结”:“卢卡斯知道他什么都做不了,知道自己又在院子里了,知道那张明信片将永远钉在时间之镜的边缘——手绘,上面有一行小白鸽飞过,还有细细的黑边。”他在“荣耀的场合”对着“太太们,小姐们”发表演说,但是讲座提前结束,空荡荡的大厅之留下一张桌子,“当然了,谁也不会看见那桌子抬起了一条腿,就像在四下无人时桌子们总会做的那样。”卢卡斯的工作方式是在睡不着觉的时候在心里一封一封回复那些没能回复的信件,他的创伤疗法是和大夫反着来,他的十四行诗是一种“既能拉上去也能拉下来一样”的拉链体;卢卡斯会批判现实,他认为几乎所有人都同海德一样无知,“这有利于维护俗世之城的安定。”他有着对生态问题的思考,“绝不存在禁得住人满腔热忱地欣赏五分钟以上的自然景观,而你会觉得读泰欧克里托或济慈简直是浪费光阴,尤其是那些描写自然风光的章节。”真正的生态是如马克斯·雅各布所说:“鸡,还是煮熟的好。”卢卡斯还对消费社会进行了研究:“令人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人能把水煮蛋玩出新花样,于是人们在吃这样的水煮蛋时长吁短叹,精神不振;这样一来,一种幸福的传送链就此中断,只剩下束缚人们的锁链,顺便说上一句,它们还个个都价值不菲。”

一个发表演讲的人,一个批判现实的人,一个对生态问题进行思考对消费社会进行过研究的人,一个有着自己的工作方式、创伤疗法、写作了拉链式十四行诗的人,怎么会成为不被理解、不被标记的“可怜的雷奥波”?怎么可能是在囚禁中是太敏感、太难以捉摸的人?是不是他面对的人本身就是可怜的人?是不是他生活的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囚笼?第三人称的卢卡斯,陷在第一人称“我”难以寻找自我的困境中,陷于第一人称“你”轻易互换的尴尬中,陷于作为第三人称的“卢卡斯”总是被打断的生活中:托塔让他下去买一盒火柴,但是在胖老板穆希奥的咖啡馆里,他的朋友华雷斯走了进来,说他的姐姐得了急性中耳炎,药剂师说什么也不肯卖给华雷斯止痛药水,他让卢卡斯替他去药剂师那里买给他姐姐治疗中耳炎的药水;但是这时老板娘从店后面走了进来,手里拿着柯达照相机,“卢卡斯先生,您肯定会装胶卷的。”老板娘用柯达照相机想为女儿庆祝生日;于是卢卡斯把柯达胶卷装好了,然后对女孩说了声生日快乐,这时候老萨林斯基突然从椅子上摔了下来;卢卡斯叫来了救护车,并且把他送到了医院,而且还要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等一切都好了,卢卡斯想要回去,他等到了公交车,但是这辆公交车好像总是到不了圣菲街和卡宁街的车站,卢卡斯才发现他坐错了车,于是他只好下车,但是那地方像一个牧马场,有两棵小树,还有一台坏了的梳毛机,卢卡斯再次等公交车,他想到了等他火柴的托塔一定像一只关进了洗衣机的美洲豹,但是卢卡斯在等待公交车的时候,自己也像一只关在洗衣机的美洲豹,“可能永远不会来了”,他对自己说到,这是从不远处走来一个掉光了牙齿的老妇人,卢卡斯没有看见她,当然,她也不会碰巧问他身上是不是带着火柴。

“卢卡斯买东西”无疑构筑了一个被偶然打断无论如何也回不去的寓言,卖火柴是一个中心事件,是一个简单可以完成的目的,但是不断插入进来的意外导致卢卡斯越来越偏向于既定的轨道,买药水、装胶卷,送医院,坐公交车才知道错了方向,最后返回中心事件好而目的地的公交车“永远不会来了”——在意外和偶然构筑的事件中,一切的目的都被消解了,连同卢卡斯本身,都变成了一种无意义的存在,就像他曾经对着自己和那条章鱼说的:“我们都一文不值。”这种推人及己其实在寓言中展开了对自我的审视,不管是第一人称、第二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卢卡斯仅仅是一个符号,一种标记,一个被记述在故事里又被故事囚禁的存在,“如果在写信人、信件本身和收信人三方的核验中少了那种下意识的蛊惑将会如何。”这是卢卡斯曾经提出的问题,收信人写在自己的手心里,但是可以被慢慢擦去,因为它只属于“模糊不定的地狱状态”,而没有了收信人,写信人就是只写给自己,信件本身也成为返回自身的一种话语,“收信人是谁他都无所谓,因为收信人触手可及,他写自己看的,看自己写的,真他妈该死。”所以回到加戈和莉儿的故事,那个将他推向故事“绚烂的结晶过程”的人或者正是卢卡斯本人,他是作者,是读者,甚至就是写作的文本本身,“写作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但你也必须把自己当作别人”。

自己成了别人,为了别人就是为了自己,在这种模糊了界限只在无界限、无意义中被书写的故事,其实变成了对于自我的舍弃和寻找,所以卢卡斯一出场就在和怪蛇搏斗:他要将怪蛇的头砍下了开,但是怪蛇据说有七个或者九个头,最后只给它留一个头,“因为这条怪蛇其实就是卢卡斯本人,他一心想的就是怎么才能从蛇的皮囊里脱身而继续作为卢卡斯存在,从许多个头变成一个头。”砍下不同的头,保留最后的头,卢卡斯就是在和自己的搏斗中确认自己,但是砍头本身就是血腥,“做一条曾经只是卢卡斯而且现在愿意继续当卢卡斯的怪蛇”更是一种挑战,而更为关键的是,当卢卡斯在砍蛇的时候,克劳丁的电话打来了,让他去电影院看一部伍迪·艾伦的电影,于是他拒绝了克劳丁的邀请,“丫头,你要是为我着想,就别逼我去看什么电影,你也不想想,我怎么可能因为你想看什么伍迪伍迪的电影就丢下手头血浆和觔因子喷涌的争斗,你得明白,事情有轻重缓急。”没有去看电影,或许不知道在自由电影院播放伯格曼电影的时候,加戈和莉儿的腿挨在一起,或许不会被一个故事囚禁而陷入在被操纵、被支配、被阻碍的世界里,或许卢卡斯在与怪蛇搏斗中最后达到了让自己作为卢卡斯而存在的目的——一种自我被找回来,是把更多的自我杀死了,在卫生间里,当不同的蛇头组成了完整面目,卢卡斯其实看见了不同的自己,“每一张脸上都挂着灿烂的笑容,露出满口的獠牙。”一共七个脑袋,每一个代表十年,而这根本不是最终的卢卡斯,因为按照研究怪蛇的权威说法,还会再长两个——卢卡斯永远不会是唯一存在,它只是其中一个,只是不被自己杀死而保留在暂时状态中的一个。

被囚禁的自我,被打断的自我,被砍杀却又长出来的自我,卢卡斯就像被关在洗衣机里的美洲豹,和他有关的命运寓言就像那辆公交车一样,“可能永远不会来了”,而人生便是何塞·雷萨马·利马的《天堂》:“……稿纸上画着在时空中并不存在的国度之中的登陆,就像一支中国部队的阅兵式,行走在永生与虚无之间。”永生就是虚无,虚无就是永生,在这个命题里,卢卡斯的寓言更是走向了关于言说的悖论中:“在某个地方,一定有一个垃圾箱,里面堆满了解释。”解释是为了让事情变得合情合理,但是它又变成了一种不安:“如果哪天有人成功地解释了这个垃圾箱,到时会发生什么。”解释走向合理,解释又带来了未知,解释变成了未解释,解释就是无意义。所以当“说过的话会飞走”,下一句“写下来才靠得住”并非也可以接受,因为,“放在桌上的一份官方日报明显地起了变化:整版整版的一栏栏文字都变成了痴呆的莫尔斯电码”;在分手对话中,一个人说:“我有时会想,这还不算最糟糕的;还有不如这个的,说那些语”,另一个说:“咖啡,烤面包,购物清单,还有”,一个说:“一模一样,只是有时候会”,另一个说:“就像是想讲一个做过的梦,之后”……两个人在对话,对话呈现出某种朗读状态,但是在应该在一问一答封闭的对话中,不仅对话之间缺少呼应,甚至对话本身也是残缺的——一半的句子在引号里,一半的句子则在引号外,没有结尾的对话,和垃圾箱的解释一样,最后变成了未知。

在被解释塞满的未知里,在永远不完整的对话中,坐在副驾驶里沉默的人其实是个死人,而且是必须存在的死亡,“说起来这话一点不假,参加这种玩命赛事的,身边总是跟着一个死人的。”每只猫都是一部电话机,每个人都是可怜的人类,“谁知道这些猫日复一日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又指出了怎样的道路呢;我能做的只是在我那台普通电话机上拨通我工作的那所大学的电话,几乎是羞愧地宣布了这一发现。”最后无非是自我欺骗的沉默;一九六四年发明了炒面糊池可以创造新的游泳记录,也可以让七名澳大利亚儿童窒息身亡,奥古朗将军让人们将金鱼输进自己的血液中,“庆祝自己终于抵达了幸福彼岸”,但是小金鱼会慢慢死去,“它的尸体被血流裹挟着,最终会堵住某条动脉通往静脉或静脉通向毛细血管的通道。”所以,爱情会在这种解释的未知中、自欺欺人的沉默中“起床,冲澡,扑粉,喷香水,梳头,穿衣服”,像极了奥古朗将军建立的幸福观,但每一条小金鱼都会变成尸体,变成副驾驶的死人,变成制造悲剧的炒面糊池,也变成了不断砍掉怪蛇脑袋的卢卡斯,变成了“讨厌这篇写着我讨厌这篇文章的文章”囚禁。

如果卢卡斯只是一个自我质疑又返回自我迷宫的符号,那么“我们如此热爱的格伦达”则成为一个进入深层现实的象征——这两个人物的过渡,似乎在《晚霞猎手》中建立了联系,“如果要我去拍电影的话,我会准备好一切去捕捉晚霞,其实只要一次晚霞就够了,然而,为了获取这终极的晚霞,我得拍上四五十部晚霞的片子,因为如果我去拍电影的话,我会像对待诺言、女人和地缘政治一样苛刻。”准备好一切去捕捉晚霞,拍摄四五十部晚霞的片子,却只要一次就够了,这是终极的晚霞,而这种终极存在等同于诺言,等同于女人的完美,等同于边缘政治,因为作为一个猎手拍摄晚霞真正的用意是“坦然面对自己”,而不是像一般电影那样“忘掉自我”——坦然面对自我,就是要捕捉终极的晚霞,就是要“对待诺言、女人和地缘政治一样苛刻”,而当卢卡斯一次次在寓言中试图忘掉自我,格伦达似乎正走在“坦然面对自我”的晚霞中。

但是自我是什么?被拍入晚霞中的那些苛刻的态度是什么?诺言、女人和地缘政治又指向什么?深层的现实不是能够坦然面对自我,而是不断解构自我,对待诺言、女人和地缘政治一样的苛刻,最后甚至变成了谎言、暴力和权力。顺着“猫的方向”,不是一种爱抚,而是掌控,而是观察,而是跟踪,是以妻子阿拉娜的名字命名的计划,“我爱着一尊美妙的残缺雕像、一个未完的篇章、一片雕刻在生命之窗上的天空。”一只猫消解了稳固的关系,所谓爱情,所谓计划,所谓对应,只不过是一堵墙的隔阂,“不知何故,我觉得三角形破裂了,当阿拉娜转头看我时,三角形消失了,她进入了画中,却没有回来,她继续待在猫的身边,看向窗外的远处,没有人能看见他们看见的东西,那是阿拉娜和奥西里斯每次与我对视时只有他们能看见的东西。”猫的方向是命运的方向,命运的方向是暴力和死亡的方向,它在偏移,它在分裂,它在制造着另一个无法走出的进口,宛如探戈,音乐和舞蹈,不是美的化身,而是隐藏着“致命的凶兆”,回头时,“时间之刀等候着”——正如写作,一种坦然面对自己的写作,却是一种预谋,一种对生活的闯入,带着一把刀,插入到他人的身体中,“我在一家医院工作,我无意让别人阅读我写的文字”,西蒙的胸前插着一把刀,玛蒂尔德被安眠药杀死,这些死亡就像是我作为护士和写作者共谋的产物:“我喜欢为了自己而写作,我有数不清的笔记本,有诗歌,甚至还有一部小说,但我喜欢的是写作本身,当我完成的时候,它就像在享乐之后滑倒在一边的同伴,睡意袭来,第二天会有别的东西来敲你的窗,这就是写作。”

一样,在一九四六年或一九四七年年初的时候,在格鲁线上有四名乘客失踪,这种可能性的失踪制造了不定式和实际观察值和估计值之间的残差,但其实可能性背后却是“乘客管制”,甚至是被记在记事本上的确定真相,“当他们需要接收和分发每周的新任务表时,他们的列车可供他们举办一次短暂的秘密会议,一号——他们中的第一人,会在一本小笔记本上写好内容,并于每周日分发给各个组长;他们还会领每周购买食物的钱款。”真相在管制的秘密会议记录本上,在幽暗国度里,文字就像一把刀,没有可能性,没有不定式,没有残差。而在死亡事件中,那个如莫比乌斯环的寓言更像是一部恐怖的小说:珍娜特在十字路口刹车,自行车停留在三条路的交叉路口,回归头来,看见罗贝尔走来,并走近,并挡住了去路,并“用长满黑色指甲的手抓住了车把”,然后传来了惊惧和反抗的尖叫,然后是双腿在空中徒劳地寻找支撑,直到伐木工的儿子发现了自行车,直到透过小棚的木板看见了尸体。

但是谁杀害了珍娜特?罗贝尔被判入狱,警察却证实凶手没有碰过珍娜特的行李和提包,一种书写,哪个是真相?哪个又是被制造的虚构?莫比乌斯环里,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一个自我和另一个自我,开始了交错,开始了异化:那个他是在起初的反抗和镇压中抵达了最深处,但后来,“他被接纳了”,“快感如鞭打般汹涌袭来,他浸在感激的胡言中,在盲目的、无尽的怀抱里。”甚至直到他入狱,对于“她”来说,却是另一个珍娜特,“她知道了一些她曾是珍娜特时的事情,毫无关联地,一个回忆试图进入并安身,一旦她得知自己是珍娜特,便回想起了森林中的珍娜特、自行车、康斯坦斯,迈尔斯和镀镍托盘上的几颗巧克力。”是她自己渴望罗贝尔,渴望小棚下的疯狂,甚至渴望在牢房里成为一只控制他的老虎,“它将烟雾形成的白色爪子伸向装有铁栏的小窗,它逐渐消瘦,在徒劳的扭曲中消散。”她没有死她活了,他没有杀她却被她扼住,“调查表明,犯人吊在绳子上全力跳向地面,窒息而死。”

莫比乌斯环里没有起点没有终点,就像十字路口,就像三条岔路,而在一个珍娜特和另一个珍娜特之间,在一种情欲和另一种情欲之间,在一种暴力和另一种暴力之间,纠缠在莫比乌斯环中的死亡就是一个文本的寓言,就是一个“老鼠萨塔尔萨”的回文游戏,就是国王和亲王复仇主题中的八条生命、八种乐器、八位人物,再没有自己,却有着无数个自己,“我们曾经是一个克隆人。”没有自己,没有必然,没有真相,没有终极的晚霞,所以那个我们如此热爱的格伦达,作为一个电影演员,也在克隆的世界里失去自我,“格伦达宣布重回银幕;千篇一律的理由:双手空空的职业演员的失落,量身定做的角色与迫在眉睫的拍摄。”回到银幕,就是回到热爱的世界,就是回到克隆并且死亡的莫比乌斯环中,“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我们将给她最后的、不容侵犯的完美。我们将她送上了无法触及的高度,我们会防止她坠落,追随者们会热情不减地继续崇拜她;没有人能活着从十字架上下来。”

热爱和崇拜,将她送上了十字架,所以唯一阻止的方式就是让格伦达消失,从台上下来,卸掉妆,进入下一部删繁就简的电影中,进入到敌人和爱情的游戏中,进入到完美的终极晚霞中,偶然与虚无,囚禁与消失,“在那部电影里,您爱上了一个间谍,他正着手写一部名为‘跳房子’的书,旨在揭露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克格勃之间的肮脏交易,他曾经为这些可爱的机构工作过,但现在他们正在努力除掉他。”

七个疯子

编号:C63·2200621·1664
作者:【阿根廷】罗伯特·阿尔特 著
出版:四川文艺出版社
版本:2020年04月第1版
定价:59.80元当当30.50元
ISBN:9787541155468
页数:303页

腰封上说他是“阿根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拉美现代小说之父”,说他诗“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之先驱”,说他是“皮格利亚和艾拉”的文学引路人……而字体更大的一句话是:“是我想太多,还是这世界太疯狂?”到底谁在疯狂地言说?谁是出现的“七个疯子”?罗伯特·阿尔特描述的是男主人公在社会底层挣扎并逐渐走向崩溃的过程,一个集中于三天时间的故事,各色人物纷纷登场,从一件绑架案折射出20世纪20年代阿根廷乃至拉美的社会现实生活,通过主人公的眼睛变形地透视了身边的现实和种种人物,其混乱怪诞之感,正应了魔幻现实主义的画风,有续集《喷火器》。于是,翻开科塔萨尔《南方高速》,里面使他对于罗伯特·阿尔特的评价:“罗伯特·阿尔特没有一点自我批评精神。也许这对他好,也许自我批评会使他的创作枯竭;但是他缺乏自我批评。他使用语言往往粗枝大叶,满篇是文体上的错误。他特别懒散。他的长处是具有巨大的创造力。”


《七个疯子》:不幸住在我们的体内

是的,他是一个一平方厘米的人,一个一平方厘米的存在,用他有知觉的面积维持着支离破碎的幽灵生活。
——《第二章·层层黑暗》

一平方厘米,小小的一平方厘米,几乎看不见的一平方厘米,可以轻易被抹去的一平方厘米,在这个纯粹数字的存在里,世界却以另一种数字的方式挤压过来:头顶是“痛苦区”,是“日复一日地像梦行者一样游走在这梦境般忧虑的氛围里”,它是城市上空两米的地方,类似于地图上的盐田或沙漠,由许多黑点形成的椭圆,“黑点如鲱鱼鱼子般密密麻麻”;欠下的是六百比索,零七分,糖厂管理混乱却变成了他偷窃的数字,如何才能偿还这笔钱;自己的妻子生活在巨大的钢筋水泥城市里,当她穿梭于摩天大楼投下的斜影之中,“高压电线网充满威胁地架在她的头顶”……

城市上空两米的“痛苦区”,密密麻麻分布着,这是一种无限的包围;六百零七比索偷来的钱,是普通的工作无法还清的欠款;钢筋水泥城市投下的阴影架在头顶……数字是巨大的存在,宽广,无限,沉闷,封闭,它们压缩着,终于将一个存在的人,一个活着的人变成了一平方厘米的存在,只有凭借着知觉的面积维持着支离破碎的幽灵生活——知觉仿佛是唯一可以扩展的东西,它制造了纯粹属于想象的面积,在一平方厘米的存在中成为抗拒的唯一力量,所以如梦境一般,它最终带来的是沉默,是毫无知觉,“像一根钢柱般插入他的脑颅,让他对与自己的苦难无关的事物毫无知觉。”

实际上,知觉的面积最终导致的是毫无知觉的沉默,像一个悖论把埃尔多萨因推向了幽灵世界,而这种悖论存在,就像他的欲望和理想,身体和精神一样,完全分裂成两个不同的世界,当两米空中的“痛苦区”、六百零七比索的钱和钢筋水泥的阴影最终导致一个一平方厘米的人的存在,幽灵生活是不是反而是一种解放?进入幽灵生活,就是意味着远离了活着的现实生活,“我们接到举报,说您偷了我们六百比索。”埃尔多萨因面对糖厂副经理,反而补充说“六百零七比索”,却在补充完毕后说“我没偷钱,那都是谣言”,当在否定偷钱后又想知道谁告发了他——从肯定到否定,从否定又到肯定,埃尔多萨因一开场就接受的“审判”无疑就将他推向了这个幽灵生活,推向了悖论存在。

究竟谁告发的问题,其实是在寻找痛苦的根源,是糖厂本身管理的混乱?是自己从来不是一个主宰生命的人?还是妻子艾尔莎不爱自己所致?那个“形成了回路的沉默”是外在的力量,还是内在的宿命?“埃尔多萨因的体内装着全世界的痛苦与全世界的否定。”而其实,这种对于自身探寻到的原因,往往是从外部开始施加在他身上的,“他被一股外力推动着前行,那股盲目的力量紧紧抓住那些第一次意识到监狱近在咫尺的倒霉蛋,引诱他们去玩牌,或者玩女人。”无论是糖厂所受到的不平待遇,还是妻子艾尔莎的离开,对于埃尔多萨因来说,仿佛都是盲目的力量使然,正是因为盲目,埃尔多萨因无法看清这个世界本身的荒谬,被关进监狱,被巴尔素特打,被跟随着上尉离开的妻子抛弃,这种种的痛苦,对于埃尔多萨因来说,是因为自己就是一个被外力推动着前行的人,所以面对一平方厘米的存在,埃尔多萨因萌发了“疯狂”的行为,比如明天仍一枚炸弹,比如杀死巴尔素特,那样自己就可以变成一个存在的人,一个让好几代律师为他的判罚、监禁和理论劳碌的人,从前的沉默最终将在这个外部世界变成一个言说的人,“我,我这什么都不是的人,在一夜之间让警察、秘书、记者、律师、检察官、狱警和警车为我奔波。人们不再把我当作倒霉蛋,而是一个反社会的人,一个府该被隔离起来的敌人。”

“对所有人而言,我是生命的否定。我是‘生’的对立面。”将自己放在所有人的对面,就是放在生命的否定维度上,所以他会在这种否定加剧而疯狂的世界里,向“占星家”借钱,而“占星家”和“皮条客”所谓的借钱,其实是要进行一场革命,“埃尔多萨因甚至怀疑他是被派来这里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因为他正在筹划一个非凡的社会革命。”什么样的“非凡的社会革命”?按照“占星家”的说话,要建立的秘密社会和传统社会不一样,“它将是一个非常现代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个成员和拥护者都有自己的利益和收入,这些利益和收入来源于商业方面的合作,这其中包括开设妓院,“我们将在山里建立一个革命基地。在那里,新成员将学习无政府主义策略、革命宣传、事工程和工业设施建设,当他们从基地结业后,可以去到任何地方创建一个社会支部……明白吗?这个秘密社会将自设学校——‘革命学院’。”

无政府主义、革命基地、社会支部、革命学院,这些社会元素无疑具有布尔什维克的特点,为什么要革命?“占星家”认为,人类的幸福已经陷入在了形而上学的谎言里,“要是没了那个谎言,人类将会再次陷入经济的幻觉……”所以要从这个死胡同的出口倒退回去,要让那些拥有血肉之躯的神将失去的天堂还给人类,但是“占星家”所谓“拥有血肉之躯的神”却正是创造了经济幻觉的那些传奇人物,他们是洛克菲勒,他们是摩根,他们是福特——他们只不过是在摧毁一个谎言的时候让人类进入另一个谎言,所以“占星家”把“工业化”看成是未来社会的一个关键词,“我们的社会将会建立在更坚固、更现代的基础上:工业化。也就是说,尽管我们的秘密社会将会有异想天开的一面(您可以这么定义我之前所描述的一切),那时也会有坚固的根基:工业,工业将会带来黄金。”无疑,当“占星家”将工业化当成未来社会的根基,看上去可以让埃尔多萨因脱离作为一个小职工的困境,让他不至于被六百零七比索而丧失自己的尊严,但其实工业化是制造了更多像埃尔多萨因这样的人,更多的人将在这谎言的死胡同里死去。

但还不止于此,未来社会的第二个关键词则是“顺从”,“占星家”推荐的一本书的《比较列传》,在他看来,革命需要的是牺牲,“您知道列宁或墨索里尼的成功是由多少条命换来的吗?”而“淘金者”认为,“我们将会在这座城市发起革命。我想象着那一天的到来,商人们会像惊吓的兔鼠一般从洞穴里跑出来,而我们将用机关枪清扫这星球上的所有垃圾。一千比索就能买到一把不错的机关枪。分钟二百五十发。不得了!接着,我们将散播一袭袭的氯气芥气……啊!您得在报纸上刊登您的计划,相信我……”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由恶棍组成的贵族社会,“我们将枪决所有追崇托尔斯泰的愚蠢思想的知识分子,而剩下的人则会为我们工作。正因如此,我才如此崇拜墨索里尼。”在专政和极权作为未来社会的目标中,顺从实际上意味着更好地统治。当工业化和顺从成为未来革命的理想,一定是更大的暴力,一定是更多的谎言,一定是更多的牺牲,“我们需要黄金来捕获人们的心。宗教和骑土神秘主义都是这样的,我们也必须得建立工业神秘主义。要让们觉得管理高炉是与在过去发现新大陆同样美妙的事。在那社会中,我培养的政治家将会通过工业来获得幸福。革命者既精通印布机系统,又懂得为钢铁消磁。”

而埃尔多萨因加入这个革命计划,是不是从此可以成为革命者,从此在工业化和让别人顺从中告别自己的痛苦?他满怀信心走近“占星家”的庄园,和那些“主管们”相互认识,而且还重复着列宁的按句话:“没有杀戮就没有革命!”但是,埃尔多萨因本身就是这个社会的牺牲者,本身就是在顺从中成为一平方厘米的人,对他来说,革命其实是犯罪,而埃尔多萨因更感到痛苦的是:“事实上,我所担心的并不是犯罪本身,而是另一个疑问:我在犯罪之后会做什么?我会感到内疚吗?会发疯到最终去自杀吗?抑或我依旧会像从前那样生活,继续为我的无能而痛苦?那无能造成了我生活的支离破碎,用您的话来说,它们是我发疯的症状。”尽管被劝这不是犯罪,而是将他与文明社会之间的纽带剪断,在即将进入黑暗野蛮社会中,在即将失去掌控中,获得新生的力量,让体内的怪兽起来反抗——参与计划的策划便是埃尔多萨因激活怪兽进行反抗的一种形式。

但是一个已成为生命的否定的人,重要的不在于所谓外部的革命解决现实问题,而是如何转向内心寻找痛苦的真正根源,“别忘了明天早上九点,我们得兑现支票。”被一种困境所牵制,埃尔多萨因其实迷失在六百零七比索和“偷盗”的罪名之中,因罪而发疯,和“占星家”“淘金者”和“皮条客”建立未来社会,是另一种发疯的方式,发疯之于发疯,最后不知道革命之后的发疯会将自己带往何处,所以埃尔多萨因必须回到自己的内心,必须审视自己的苦难。身处底层社会,埃尔多萨因的地位决定了他的罪恶论,“是呀,我是一个仆人。我打骨子里就是一个仆人。”他只有在作践自己、侮辱自己中获得满足感,他甚至觉得这是他“寻求生命的意义的渴望”,卑微的存在,是他把自己异化为另一种存在,即使妻子曾经爱着他,在他看来,卑微的自己也从来没有在爱中获得存在感,而这种被架空的自我便是将身体和精神分裂成两种存在。

“多少次啊,我在酒馆的角落里,想象着艾尔莎跟另一个男人逃走了。我不断往下坠,那个洞穴不过是未来将会发生在我身上的不幸的预告罢了。”身体里有欲望,身体关乎性,埃尔多萨因就是把身体看成是精神之外的存在,甚至把身体看成是恶的来源,所以一切的不幸都起源于身体,和妻子结婚之前的一句话似乎成为了他的一个阴影:“我永远都不会结婚。我将会有一个情人。”不会结婚而去做别人的情人,这是身体的一次出卖,所以当埃尔多萨因和艾尔莎在一起,他没有吻过她,“因为爱她的冲动在他喉咙留的勒痕让他感到幸福”,这种幸福让他将肉欲转化成精神上的东西——他没有买过一件得体的西装,没有为身体愉悦做过什么,也没有给过它与生活和解的快乐,身体在别处,身体是替身,他甚至对着自己的身体感到同情和难过。肉与灵的分离,对于埃尔多萨因来说,是一种回到自己的解放,却是另一种束缚,他对妻子说:“你想知道我要去哪儿吗?我要去妓院,去感染梅毒。”但是在找到妓女之后,他却直接把钱给了妓女,“连碰也没碰她就逃向了另一个地狱,花掉了那不属于他的钱,在从未停止咆哮的疯狂中越坠越深。”

作践自己是作践自己的身体,也是作践自己的灵魂,发疯地坠入深渊,是身体的苦难,也是精神的苦难,这种一分为二想要寻找解脱的办法,对于埃尔多萨因来说,是一种迷失,“我人在这里,但我的灵魂在哪儿呢?”最后变成了杀人的革命,而杀人的革命所展开的工业化和顺从,对于埃尔多萨因来说,何尝不是一种身体与肉体的分离,何尝不是一种灵与肉的双重迷失?就像药剂师埃尔格塔所说:“我们必须做点儿什么来反抗这个糟糕的社会。正因如此,我才和一个妓女结婚。”而这种所谓的反抗不是为了得到什么,而是毁灭了一切——耶稣的奥秘只揭示给虔诚的灵魂,也揭示给白痴。

“问题在于,苦难在我们的体内。我过去以为苦难漂浮在空中……那真是个荒谬的想法;事实上,不幸住在我们的体内。”体内的苦难,对于灵魂是一种煎熬,对于身体来说也是一种折磨,而当埃尔多萨因开始了革命,他把犯罪发看成是自己找回自己的希望,“知道吗?……我还没抵达自身的最底端……犯罪是我最后的希望……”杀死巴尔素特是他走向革命的第一步,在第二天就要杀他的时候,他希望自己面前放置一面镜子,从镜子中他会看见自己成为杀人犯的模样,也只有这样,埃尔多萨因会感觉自己和自己被区分开来,一只手拿着枪,一只手在颤抖,身体成为杀人犯,灵魂却是被杀的人,埃尔多萨因制造的镜像就像埃尔格塔娶一个荡妇成为妻子一样,被命名为“与上帝会面”,但是在抬头看见上帝之子,看见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也只是将身体摆放在面前,灵魂的救赎从来没有发生,也永远不会发生。

杀人者最后成了自杀者,那个抛弃了自己的妻子和五个孩子的骗子,最后把枪对准了自己喜欢的女孩,“早上八点,凶手穿好衣服,把门半敞开,让服务生别扰在睡觉的妻子,因为她很疲倦,十点钟再叫醒她。然后他开了旅馆,到中午十二点的时候,死者才被发现。”在凶手和死者在一起的五个小时里,是身体在一起,还是灵魂走向共同之路?埃尔多萨因的反应是:“他应该是很爱她的。”但是爱变成了死亡,灵魂又安放在何处?“与上帝会面”是不是一种臆想?“所有的科学都将是魔法。医生将伪装成天使,当人口繁殖过剩时,发光的飞龙会从天上洒下霍乱杆菌,以惩罚人类犯下的罪行。”上帝不存在,天堂不存在,信仰只是谎言,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发疯的人是凶手,也是上帝,所以在“七个疯子”的群像里,死亡在不断上演,谎言从未停止,身体和灵魂都在死亡和谎言中成为永远的阙如:不是巴尔素特最终被杀死,而是他成为了凶手;他不是革命的对象,而是成为革命的密谋者——“假装谋杀的决定是由‘占星家’经过与巴尔素特的漫长交谈在最后一刻做出的。”

对生的否定,对犯罪的向往,对革命的热情,身上背负着罪而犯罪,内心充满着苦难而更加苦难,杀人也只是自杀,埃尔多萨因在一平方厘米的身体里,看见的未来只不过是一个幽灵的幻想,它飞到两米的上空,它还清了六百零七比索,它只是一平方厘米投射的阴影:“某天下午,他做了这样一个梦:知道自己是公主的心上人,同时他也是阿方索十三世国王的侍从。将军们都围在他的身边,想要探问出他身上的秘密,这让他十分开心。”

帝国游戏

编号:C64·2200615·1662
作者:【智利】罗贝托·波拉尼奥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20年05月第1版
定价:69.00元当当34.20元
ISBN:9787208162075
页数:384页

乌多·贝尔格,雄心勃勃的兵棋游戏爱好者。这年夏天,他和女友一同前往儿时常去的西班牙海滨小镇度假。他们在这里结识了汉娜和查理——一对同样来自德国的情侣,以及三个当地人狼沃、羔尔德罗、住在沙滩上的看船人克疤多。然而没过多久,查理在一次出海冲浪后失踪。乌多决心要等到查理的尸体出现才回国。与此同时,乌多发现克疤多似乎对兵棋有着浓厚的兴趣,便邀请他一起来玩“二战“题材的兵棋游戏《第三帝国》。假期将尽,游客们渐渐离去,小镇越来越冷清,而查理仍旧毫无音讯。怪异的梦境、不安的臆想纠缠着乌多,《第三帝国》中真的有什么未知的力量吗?虚构、记忆、现实、历史的界线在这个故事里变得模糊,波拉尼奥借一场桌面上的战争游戏确认并反思了真实存在的伤害。小说开篇选择迪伦马特的《抛锚》作为引言,一个同样从游戏开始但渐渐入侵了现实的诡异故事,由此形成了一种很精妙的呼应和阐释。


《帝国游戏》:你反复犯下同样的罪行

“兵棋只会以大胜、战术胜利、险胜或平局告终,不存在审判或者什么类似的蠢事。”我诵念道。
——《9月20日》

9月20日,和克疤多对阵的《第一帝国》游戏已经度过了1942年夏、1942年秋和1942年冬,那时选择德军的我会占领伦敦,然后失手,然后在东线发起进攻,然后被迫撤退;再往后,9月21日的下一个回合,我会丢掉意大利,到1944年夏天的时候我可能会输掉整场游戏,然后呢?我在9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一如克雷布斯、洛林齐霍芬和格哈德·波特,就算知道战争输定了,我还是要记录下每个部分。”从9月20日之前的进攻到9月23之后的溃败,我只是在兵棋棋盘上推演战局,它们是由棋盘和算子组成的舞台,它们是由无数种开局和结局演绎的战争,它们是玩家和玩家之间进行的对局,对于我来说,选择德军或盟军,仅仅是玩一个游戏,“可是我们没有任何程度的契约,只是在玩一个游戏,没别的。”

但是当这些名字被重新召回到棋局里,帝国游戏是不是会演变成另一场战争?算子是《安齐奥》里的第一伞兵师、《欧罗巴堡垒》里的装甲教导师以及第一党卫装甲师“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奥马哈滩头》里第三伞兵师的11个算子;《法国1940》里的第七装甲师;《装甲战》里的第三装甲师;《俄罗斯战事》里党卫军的第一装甲师;《俄罗斯前线》里的第四十装甲师;《突出部之役》里的第一党卫装甲师“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眼镜蛇》里的装甲教导师和第一党卫装甲师“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第三帝国》里的大德意志装甲师;《最长一天》里的第二十一装甲师;《北非装甲军》里的第一零四步兵团……当我念诵着这些名字我会振奋,当我推演战局我会激动,甚至我会在它们身上寻找完美,因为这些名字背后是丰功伟绩,是记忆里定型的东西,即使不完美也是独一无二的,“细致,冷静,阴沉,勇敢,谨慎,在每一双眼睛里我都能找到勇气和爱。”

但是完美不正是意味着死亡和虚空?9月20日,和我一起来海德酒店度假的女友英格褒已经回去了德国,朋友康拉德也启程回去了;9月20日,查理已经失踪好多天了,他是自杀还是他杀依然是个谜,海滩发现的尸体似乎并不是他的;9月20日,和克疤多的游戏已经趋于白热化,我在开局占利的情况下开始节节败退,这对一个取得过世界冠军的玩家来说似乎也是一种耻辱,而且克疤多只是一个刚学会兵棋的人——而9月20日,我进入海德酒店老板,也是艾尔丝女士的生病丈夫的房间,他却告诉我在这场游戏中“您犯了好几个错误”:“最首要的是不该那么快进攻苏联。”德军不该在1942年冬进攻苏联,艾尔丝的丈夫甚至“拜托”我从非洲撤军,在看好土耳其的情况下缩短阵线,这是又回到了历史?

盘踞在黑暗中那张巨型床上的他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战术?他又为什么说那个正实施的计划不是在游戏里,“而是在真实生活中!”他甚至警告我快回祖国去,“不幸和厄运包围了这家酒店”;而至此前克疤多为什么也否定这不是一个游戏,而是一项契约?游戏之于游戏,历史之于历史,现实之于现实,在9月20日的对话中,还有道德之于道德的困惑:我走进艾尔丝丈夫的房间是想要寻找自己的作战规则为什么会泄露,当初就是怀疑身为酒店老板的他利用克疤多拿走了这本规则,我直接指出了他的不道德:“您都不感到羞耻吗?您觉得作为酒店老板四处窥探住客的房间道德吗?”而他的反问是:“你觉得试图勾引我的妻子道德吗?”一次又一次,而且没有成效——当道德和契约一起进入9月20日海德酒店的这个房间,我需要摆脱这一种困惑,退回到游戏本身,在兵棋世界里,只有输和赢两种结局,不存在审判“或者什么类似的蠢事”,也就是说在游戏世界里,没有道德、没有法律,也没有历史,当然更没有罪恶。

但是,我真的能从现实进入游戏?游戏真的是庇护所?9月20日的房间和对话凸显的是罗贝托·波拉尼奥在小说中设置的这个母题,引用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抛锚》的故事,主人公因为汽车抛锚被卷入了一场游戏,由此探讨犯罪和道德问题,以及“偶然”的致命性,“有时候是流动商贩,有时候是度假的人,就在两个月前我们还判了一个德国将军二十年监禁呢。他是带着太太散步路过这里的,全凭我的技艺才让他躲过了绞刑架。”德国将军、二十年监禁以及绞刑架,无疑指向的是犯罪的维度,但是“全凭我的技艺”免除了送上绞刑架的最后审判,这是不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解救——以道德免罪发生在现实中,这一切的契机却是一个游戏,而游戏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汽车抛弃这一偶然事件:在偶然、游戏、犯罪、道德组成的多维世界里,审判在何种情况下会真的发生?绞刑架下的惩罚是不是会在现实中消失?

从德国穿过国境线来到西班牙,来到海边的海德酒店,这并非是一次偶然事件,但是在这个“混着最后几个夜猫子的笑声”的度假地,当来自不同地方、不同身份的人相遇在这里,似乎偶然的故事就开始发生了,就像我,“更喜欢偶然听到的新歌,这就很难不碰上当季主打歌。”遇见查理和汉娜,与少年时代的艾尔丝女士重逢,以及认识狼沃和羔尔德罗,以及不知国籍的克疤多,似乎都是某种偶然,而这偶然就如我热衷的兵棋,“一想到我的新开局策略将带来的种种可能性,以及随之发展出的不同推演选项,我恨不得现在就开一局逐个验证。”可能性是一种预设,偶然性是一种发生,在从可能性的推演进入到偶然性的发生,甚至必然性的结局中,真的只有输赢而没有生死,真的不存在审判而只有游戏?

或者,在游戏的意义上,也展开了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当然是指棋谱上的战争,在康拉德的介绍下,我加入了斯图加特兵棋圈,认识了全世界各地的玩家,在杂志上发表战略相关的文章,当然在实战意义上,我通过通信和海米托玩,研究康拉德的乌克兰开局法,当然也赢下了世界冠军,来到海德酒店之后,我在记录本上记下了关于二战的相关推演,它们是步兵部队、装甲部队、空战指标、海战指标、对挪威的预侵略、1939年冬向苏联发起进攻的可能性、1940年春全面击溃法国的可能性,摆好了对法国发动闪电战的装甲部队,计划在9月5日结束度假之前完成这一战局的推演,“1940年春这一回合的要点。法国在第24纵列的六角格上保持经典阵线,第二道防线在第23纵列。此时欧洲舞台上应该有十四个步兵师,至少要用十二个覆盖六角格Q24、P24、024、N24、M24、L24、Q23、023和M23。”

但是当我布置好这个开局,准备1940年开始“预谋”对欧洲战场的进攻,为什么会感到害怕?为什么越是害怕精神却越是涌动、升腾、在万物之上观察整个星球?一方面,我是带着一种革新的雄心来重新部署战术,康拉德在给我的信中就说,“在一个荒芜的国家孤独一人”,他指的是欧洲玩家的现状,年轻人都头森岛《龙与地下城》中或者开始扮演其他角色的游戏了,所以,“一个健忘的欧洲,没有史诗,没有英雄主义。”我作为一个玩家当然需要重新继承史诗精神和英雄主义,“对,所有那些陈旧的兵棋战略。用上我的体系,这个游戏就要重新洗牌了。”但是另一方面,我的害怕和害怕之后精神的涌动和升腾,以及俯视,是因为看到了艾尔丝女士,看到了正在看我的英格褒——在两个女人的另一个世界里,其实游戏正在开启第二个更为复杂的局面,而这便可以视为情感上的游戏。

在我眼里,英格褒带来的都是好运,遇见她是我身上发生过最美好的事,“她的甜美、她的优雅,她看向我时的温柔让所有其他事情——比如我每日的努力和挣扎,比如那些嫉妒我的人给我下的绊子——占的权重都不一样了,它们现在的权重正合适,我能坦然面对所有事实并战胜它们。”但是当我遇见了少年时代认识的艾尔丝女士,当我认识了来自奥伯豪森的汉娜和查理,甚至当我被酒店女服务生克拉丽塔的微笑所迷住,我身上发生过最美好的事似乎慢慢发生了改变。当我在英格褒面前谈论兵棋,她从来没有表示过有兴趣,“我感觉脚下裂开了一个深渊。”而她所热衷的是弗洛里安·林登的书中制造的谜团,脚下裂开而变成的深渊,似乎将两个人吞噬了,英格褒说:“这房间完全封闭。”在梦中我却听到了林登侦探的声音,从前英格褒是我最生动的梦里的主人公,但是现在她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林登,而且在梦中的英格褒也跟随他去了海滩和游乐场,“我得去找他,你在这儿等我,我得去跟他谈谈。”

“亲爱的英格褒。我从没这样爱过一个人。那么,为什么我们会给对方不信任的眼神?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小孩子一样彼此相爱,完全接受对方的一切?”脚下的深渊,封闭的房间,惊恐的梦,这是可能性带来的另一种开局。但是谁制造了这种不信任?或者并非是两个人之间的问题,横亘在我们之间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似乎就是一个道德问题的开始,就像查理和汉娜,汉娜离过婚,是一个三岁孩子的母亲,当他一有可能就和查理结婚,在我看来,却多少变成了一个道德困惑,我甚至有过看见英格褒笑的时候,想象是她靠在查理的怀里,“我感觉到我的胃收缩到只有一个拳头大小。”而据汉娜说,查理在意大利时认识了一个出生就没有手的女人,“我发誓。你问他。他们上过床。”后来有一次查理打了汉娜,之后他们又和好了,在我看来,查理总是那个普普通通、笨手笨脚的粗人,但是在梦中他却可能和英格褒在一起,而汉娜在英格褒的传说中,“所有人都碰过她”,意思是汉娜是男人们的牺牲品——汉娜和查理之间首先表现出游戏性,所以当那天以后查理再没有出现过,查理之死便成为对游戏的注解:或者是自杀,或者是他杀,或者是意外溺水,当我没有离开海德酒店而说要等查理的尸体被找到,似乎在某种意义上我用意念的方式杀死了他——而这所谓的杀死也只是一个游戏,即使在林登的书里读到“凶手是酒店老板”,并非指向艾尔丝的丈夫,这也是游戏的一部分,“门自己开了。原本弗洛里安·林登应该在的地方空无一人,只有一团巨大的阴影伫立在走廊尽头。”因为这个游戏指向的是杀人的罪恶。

而我和英格褒之间的隔阂,另一个原因或者是艾尔丝的出现,在入住酒店的时候我就认出了是十年前的艾尔丝女士,因为,“岁月几乎碰都没碰她。”但是艾尔丝已经不认得我了,当重逢变成了重新认识,似乎是对“少年时代那些时而黑暗时而明亮的日子”的遗忘,似乎是一种感情的全新开始:她是神秘的,她有着完美的身材,她的故事总是让我进入想象界:被西班牙人追求,有过秘密恋情,丈夫怀疑而且痛苦,“她被捆绑在两种忠诚之间,将苦痛归罪于自己的美。”正是这个在想象中的女人变成了我面前的一团火,散发着光芒,同时耗尽自己直至死亡,“美丽而遥远,被放逐……最后这一点是她最神秘的特质。”而在现实中,当发现艾尔丝还有一个生病的丈夫,还在照顾着他,她的神秘似乎慢慢被解构了,当我以为她会缴械的那一次终于没有发生,“一切都结束了。”仿佛是一个游戏,而且是必须回到现实的游戏,“艾尔丝女士的丈夫饱受病痛折磨,靠憎恶我自娱自乐,以一个不治之症病人的敏锐纠缠我。康拉德没给我寄多少钱。我本来想在德海酒店写的那篇文章已经被忘在一边……整个局面一点都不激动人心。”当9月20日见到艾尔丝的丈夫,关于兵棋规则、监控以及勾引,便形成了一个道德问题,而这个道德问题从来不在游戏中发生,它就是现实。

兵棋上的战争,情感上的纠葛,似乎都是“偶然”致命性故事,而真正关于道德和犯罪的游戏则是在第三个维度上发生,那就是从现实的兵棋中走出来的“游戏”。在酒店里我自己摆好了对法国发动闪电战的装甲部队,我听到了德军吹响的号角,在无数次推演了开局的情况下,我作为兵棋中的浮士德,是完全可以掌控全局的,就康拉德说的:“要在你自己的地盘玩,这样就永远能赢。”但是在这个地盘里,却进来了克疤多。这个每天下午在海滩上重复用脚踏船建造破棚屋仪式的人,这个名字的原意是“被火烧伤的人”,这个不爱说话被怀疑是南美人的人,当他进入我的兵棋世界,带来的是真正的变局:8月24日,是兵棋里的1940年,我在地中海战场发动进攻,拿下了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之后攻下了法国,在东线巩固了自己的力量;1940粘球,在东线发起进攻,装甲部队攻破俄罗斯中部区域的侧翼,然后深入,在斯摩棱斯克西面的一个六角格完成个大突破;9月8日的“俄罗斯第一个冬天”,我认为还是无法真正损害德军,只不过是减缓了入侵苏联的进程,因为那时的克疤多根本不懂什么战术;但是随着苏军优先级的转变,他们不再寻求正面冲突而是后撤,免于给对手留出宽广的空间……

起先,海德酒店度假的日期和历史日期是分开的,但是随着神秘的克疤多渐入状态,随着战局变得复杂,现实中的日期完全变成了历史:1941年春,“我不知道克疤多的真名。”1941年冬,克疤多比艾尔丝先出现;1942年春,“克疤多今天到得比往常早。”随着美国在西线参战,那时的主动权已经在他手里了;1943年春,克疤多比平时来得晚了一点;到了9月20日,也就是1944年夏,我知道战争输定了。从不懂的菜鸟到慢慢布置战局的新手,再到击败了德军的胜利者,他在棋局上改写的是什么?历史无法改变,战争早就发生,但是当一个神秘的南美人、带着被火烧伤的疤痕重新走入棋局,重新部署战术,是不是在这个“帝国游戏”中开始了对历史的一次清算?而我的特殊性就在于作为一个德国人选择以德军作为自己的角色,是不是在“复活”一种罪恶?“克疤多的力量与坚决在暴风雨和巨浪的激发之下势不可挡。”

如果梳理在海德酒店发生的故事,躺在那张巨大的床上的艾尔丝女士的丈夫到底是谁?打了汉娜的暴戾查理到底是怎么死去的?从德国到西班牙再从西班牙返回德国,是不是也有着历史的隐喻?游戏之于游戏,历史之于历史,其实并不能截然分开,林登书中的那句话是:“您承认您反复犯下同样的罪行。不,您没有发疯。这恰恰是恶之所在。”所以兵棋上的算子,棋谱上的战线,战术中的名字,他们是恶的历史的再现,帝国游戏里一样有审判,“总结一下,就会发现我们全都是一群鬼魂,来自一个在兵棋棋盘上不停操练的鬼魂大国。那是按比例缩小的军事演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