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教育

编号:C37·2131231·1037
作者:【意】德•亚米契斯 著
出版:中华书局
版本:2012年05月第1版
定价:25.00元亚马逊19.80元
ISBN:9787101086270
页数:395页

小主人公安利柯升入四年级,在这他认识了很多新朋友:高尚正直的卡隆、真诚热情的可莱谛、刻苦顽强的泼来可西、品学兼优的代洛西、不幸的耐利、虚荣的华悌尼、坏孩子勿兰谛……充满爱心的视角里,有大国家、民族、社会的大我之爱,也有父母、师长、朋友的小我之爱,一百篇“爱的教育”是一个孩子的日记,也是一个人成长的“必读书”,而那些劝诫、启发、感人的故事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爱与尊重,更重要的是传递着这样的理念: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对孩子进行情感与心灵的熏陶,培养孩子的一颗爱心。“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写作者的意大利亚米契斯,译者的开明书店创始人夏丏尊,制作插图和封面的丰子恺先生,他们用并不是将这本书当做儿童读物,而是当做对教育事业的一个脚注。


《爱的教育》:街路是应该尊敬的

安利柯!这是如此的:凡是一切的善行,如诚心的情爱,对于友人的亲切,以及其他的高尚行为,都是到那世界去的阶梯。

这街路是学校,是丘林,是意大利,是爱的世界,而站在艾利柯面前的是父亲,是给他书信教育的父亲,是教他人生之路的父亲,是带他成长的父亲,“总之,街路是应该尊敬的,一国国民的教育程度可以从街上行人的举动看出来。如果在街上有不好的样子,在家里也必定同样有不好的样子。”所以,街路是放大的家庭,是浓缩的社会,是盛满爱的容器,是“一国国民教育程度”的晴雨表。

一册《爱的教育》,也是“国民阅读经典”,“没有水,就不成其池塘;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腰封上明明写着“教育部指定学生课外阅读书”的字样,翻开来,里面也是一条应该尊敬的街路,而站在街路上的也是父亲。其实一开始就是为小五而买的,那“序”里也写着“特将此书奉献给九岁至十三岁的小学生们”,只不过是我先站在这街路上,看二十世纪初意大利德·亚米契斯心中流出的爱意。作为小学三年级曾经选进教材的一篇课文,小五是从知识的角度进行了学习,而“九至十三岁的小学生”的阅读定位到底能否理解那水样的爱,那街路上的尊敬?那篇课文是《争吵》,“今天我和可莱谛相骂,并不是因为他受了奖品而嫉妒他,只是我的过失。”在同学的误解和交往中,矛盾化解,而“我们再像从前一样大家和好吧!”变成了一句放下尊严和矜持的融化剂,只是安利柯最后竟然还是举起了尺子,举在空中终是没有打下去,而站在他面前的依然是父亲:“对比自己高尚的朋友——而且对军人的儿子,你可以擎起尺子去打吗?”尺子已经不再举到空中,“说着从我手中夺过尺子,折为两段,扔在一旁。”

这便是“国民阅读”在小学课文中的教育,虽然和小五世界里的那篇课文不同,一九二四年十月一日的开明书店版《爱的教育》更带有旧时的行文习惯,但是在“爱的教育”面前,不管时间过去了多久,也不管是否是意大利般的《考莱》,站在面前的永远有一个父亲,一个对着孩子说着“街路是应该尊敬”的父亲,他是安利柯的父亲,是小五的父亲,也是夏丏尊为人为父为师的角色:“平日为人为父为师的态度,读了这书好像丑女见了美人,自己难堪起来,不觉惭愧得流泪。书中叙书中叙述亲子之爱,师生之情,朋友之谊,乡国之感,社会之同情,都已近于理想的世界,虽是幻影,使人读了觉到理想世界的情味,以为世间要如此才好。于是不觉就感激了流泪。”流泪的父亲,不是因为悲哀,而是惭愧和感激,是因为丑女见了美人的惭愧,是因为看见了“理想世界的情味”,而转过身来的时候,才发现现实的意义在于教育的空虚和桎梏:“学校教育到了现在,真空虚极了。单单从外形的制度上、方法上,走马灯似的更变迎合,而于教育的生命的某物,从未闻有人培养顾及。好像掘池,有人说四方形好,有人又说圆形好,朝三暮四地改个不休,而于池的所以为池的要素的水,反无人注意。教育上的水是什么?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制度和方法上的迎合,使教育成了无水的池,只是为了这形状,为了四方形或者圆形的空虚而已,所以在夏丏尊流泪的感慨中,“到那世界去的阶梯”仿佛只是在遥远父亲的教育中,在缺席的理想世界里。

爱的教育是要寻找这池中的水,而且是活水,所以夏丏尊看到了到那世界去的阶梯里有亲子之爱,师生之情,朋友之谊,乡国之感,社会之同情,而这些盛满水的池塘并不是起先就发现的,至少在转学到丘林的安利柯看来,是了无生气的,是对于乡间那种梦也似的生活的颠覆。这种了无生气一方面是现实的某种困顿,比如在学校里,自己想念的先生已不在,那些老师都带着伤痛的印记,比如胡须底下作着笑容的考谛,比如是跛子的五年级先生,比如项颈上留着弥拉查战争刀伤的体操先生,而在同学身上,也有着这些现实的印记,一只手有残疾的克洛西,家里以卖菜为生的可莱谛,还有驼背的耐利,多病的“小石头”等,这些身体上和生活上的困顿使安利柯看到了更多的忧虑,但是在这里,他也慢慢感受到了爱的教育。

德·亚米契斯(1846年-1908年)

先生看见面上生着红粒的学生,便让他终止默写,然后两手托着他的头查看,又摸他的额头,问他有没有发热,关切之情充满了整间教室,孤身一人的先生将孩子们当成了自己的家属,当成了最可爱的人:“你们是我的儿子,我爱你们,请你们也欢喜我!我一个都不愿责罚你们,请将你们的真心给我看看!请你们全班成为一家,给我慰藉,给我荣耀!我现在并不要你们用口来答应我,我确已知道你们已在心里答应我‘愿意’了。我感谢你们。”这是感化,先生不再是教知识的老师,也是创造爱的主体,是消融矛盾的父亲,所以在先生因为劳累得病的时候,他对安利柯说:“你如果毕了业,也请送我一张相片!能送我吗?”在他的床头和房间里放着他学生的照片,而那些照片也是爱的见证,爱的延续。而先生的爱,在更大程度上是宽容,在那篇《囚犯》的每月例话中,学生因为犯了错成了七十八号囚犯,而被关押的时候才知道自己需要的就是爱,所以在刑满的时候他再次来拜访先生:“六年前蒙先生教我读法写法。先生必还记得:在最后授课的那天,先生曾将手递给我。我已满了刑期了,今天来拜望,想送一纪念品给先生,请把这收下,当做我的纪念!先生!”这是满满的爱,这是忏悔和新生。而父亲作为安利柯人生道路上的先生,也用自己的行动让安利柯感受师生之情,他带安利柯去拜访他的先生克洛赛谛,一个年迈、孤独的老人,让他回忆自己的过往,回忆给孩子们带来关爱的记忆:“你曾是个活泼的孩子,非常活泼。不是吗?在二年级那一年,曾患过喉痛病,回到学校来的时候非常消瘦,裹着围巾。到现在已四十年了,居然还不忘记我,真难得!旧学生来访我的很多,其中有做了大佐的,做牧师的也有好几个,此外,还有许多已成了绅士。”所以,父亲在给安利柯的信中说:“应该敬爱先生:因为先生是父亲所敬爱的人,因为是为了学生牺牲自己一生的人,因为是开发你精神的人。”所以,“先生是要敬爱的啊!因为除了父亲的名字,先生的名字是世间最尊贵、最可怀慕的名字呢!”

所以永远的老师才会有永远的爱,而对于那些同学,学生生活中的矛盾、摩擦,甚至争吵,都是成长的一次机会,都是爱的一次表达,那里有令人喜爱的卡隆,有令人佩服的代洛西,有施救小孩而自己受伤的洛佩谛,他们互相帮助,他们互相关爱,他们对于那些没有爱心的人团结一致,当有人欺负耐利的时候,身强力壮的卡隆就对他们说:“你们再碰耐利一碰看!我一个耳光,要他转三个旋子!”当父亲是上等人的卡罗·诺琵斯骂父亲是卖炭的培谛是叫化子的时候,卡隆也用自己的力量保护培谛,并要他们道歉,然后让两个人握手言和,代表两个阶层的父亲和好。所以,父亲对安利柯说:“你在朋友之中应该特别敬爱劳动者的儿子,对于他们父母的劳力与牺牲,应该表示尊敬,不应只着眼于财产和阶级的高下。以财产和阶级的高下来分别人,是一种鄙贱的心情。救济我国的神圣的血液,是从工场、田园的劳动者的脉管中流出来的。”不管是财产多少还是阶级高下,尊敬他们的父亲,就是尊敬劳动者,所以,“要爱卡隆、可莱谛、泼来可西、‘小石匠’啊!他们的胸里宿着高尚的灵魂哩!将来命运无论怎样变动,决不要忘了这少年时代的友谊!”

虽然在学校的老师和同学身上有着现实的困顿,但是这些困顿并不能否定他们内在的灵魂,所以爱其实是一种宽容,一种理解,一种尊敬。从学校而扩大,就是对于社会的同情,父亲说,“不幸的人伸了手求乞时,我们不该假装不知的啊!”父亲说,“你们因为冬天来了欢喜,但不要忘了冬天一到世间,就有许多要冻死的人啊!”父亲说,“对于衰老、不幸、残废、劳动、死亡和慈爱的母亲,应表示敬意。”那个每月例话的《爸爸的看护者》讲的是一个叫西西洛的孩童用自己的爱照顾“假冒的爸爸”,那个没有孩子的爸爸,因为“他将你的儿子当做自己的儿子呢”。这是错失,这也是弥补,而这种弥补建立起来的是一个充满感动的爱的世界。那个曾经教过盲童的先生问安利柯和班里的学生:“你们懂得‘盲’字的意味吗?请想想看,盲目!什么都不见,昼夜也不能分别,天的颜色,太阳的光,自己父母的面貌,以及在自己周围的东西,自己手所碰着的东西,一切都不能看见。说起来竟好像一出世就被埋在土里,永久住在黑暗之中。”所以对于意大利全国有二万六千个盲人的现实,对于他们永久在黑暗之中的无奈,他们用音乐来拥抱生活,“好像光明在我们的眼睛里是不能缺的东西一样,音乐在他们也是不能缺的东西。”而更多的则是社会对他们的尊重和关爱。母亲带安利柯去畸形儿的学校,那里也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孩子,母亲用自己的爱去尊重和关爱他们:如果周围没人,我就要这样说:“我不离开此地了!我愿一生为你们牺牲,做你们的母亲!”

学校里的师生之情和同学之爱,社会上的同情,都是用爱来感化,而对于国家的感情,也无时无刻不渗透到生活中。“我为什么爱意大利!因为我母亲是意大利人,因为我脉管所流着的血是意大利的血,因为我祖先的坟墓在意大利,因为我自己的生地是意大利,因为我所说的话、所读的书都是意大利文,因为我的兄弟、姊妹、友人,在我周围的伟大的人们,在我周围的美丽的自然,以及其他我所见、所爱、所研究、所崇拜的一切,都是意大利的东西,所以我爱意大利。”这是父亲写给安利柯的信,这是有关国家的最高的爱,是生命中一切的源泉,所以先生也曾说:“我国为此曾打了五十年的仗,有三万的同胞为此战死。所以你们大家要互相敬爱。如果有谁因为他不是本地,对这新学友无礼,那就没有资格来见我们的三色旗!”对于祖国的感情,一方面通过每月例话进行故事的解读,比如《少年爱国者》里对于船上三个污蔑意大利人为愚笨的国民、下等的国民、强盗而怒不可遏,断然拒绝他们提供的帮助:“我不要那说我国坏话的人的东西。”那些故事里有被敌人子弹打死的少年侦探,有脚被炸断的少年鼓手,他们用英雄般的行为爱国,他们就是国家的保卫者。所以在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参加各种爱国活动来体会爱国之情,在国丧日对孩子教育格里勃尔第将军把一千万意大利人从波旁政府的暴政下救出来的事迹,“意大利人的眉,将因呼他的名而扬,意大利人的胆,将因呼他的名而壮吧。”在国庆日,用自己的方式祝福国家万岁:“我誓以我的知识,我的腕力,我的灵魂,谨忠事你;一到了应把血和生命贡献于你的时候,我就仰天呼着你的圣名,向你的旗子送最后的接吻,把我的血为你而洒,用我生命做你的牺牲吧。”

所以,在“爱的教育”中,不管是师生之间、同学之间,还是对于社会、国家,都需要用一颗感恩的心,这是一种救赎,是“到那世界去的阶梯”,而学习是为了世界的进步:“这运动才是世界的进步,才是希望,才是光荣。要奋发啊!你就是这大军队的兵士,你的书本是武器,你的一级是一分队,全世界是战场,胜利就是人类的文明。安利柯啊!不要做卑怯的兵士啊!”而母亲对于安利柯的教育是从宗教中感受世间之爱:“所以,安利柯啊!在万灵节,要用感恩的心去纪念这许多亡人。这样,你对于爱你的人们,对于为你劳苦的人们,自会更亲和、更有情了。你真是幸福的人啊!你在万灵节,还未曾有想起来要哭的人呢。”即使勿兰谛作为一个反面典型,他的最后归宿也是被送进感化院,接受宗教的救赎。而对于这种种的爱的教育,安利柯充满了感恩之情,所以在一个学期之后,他又要转学,在最后,他写道:“回忆去年十月才开学时的种种事情,从那时起,确增加了许多的知识。……所以,我感谢一切的人。第一,感谢先生,其次,感谢代洛西,还有,斯带地,还有那亲切的卡隆,(所有一切朋友,我都感谢。)但是特别要感谢的是我的父亲。父亲曾是我最初的先生,又是我最初的朋友。还有,那慈爱的母亲。母亲是爱我的人,是守护我的天使,她以我之乐为乐,以我之悲为悲。”

“感谢一切人”尽管是一种泛化的爱,甚至于现实而言,其实太过理想化,正如夏丏尊所说,是一种“理想世界的情味”,而转身面对着现实,还是有无奈,甚至惭愧多于感激,但至少从安利柯的成长中能感受到那在池中不断增多的水,那不断向上的阶梯。而在亚米契斯《爱的教育》之后,是《续爱的教育》,作者是孟德格查,译者依然是夏丏尊。与《爱的教育》中作为小学时代的安利柯不一样,续集中的安利柯已经从小学毕业,而且因为对知识的狂热“攫取”,用功过度而生病了,所以续集将安利柯从知识的囚牢中挣脱出来,设置了一个没有子女却与自然为伍的舅舅白契,他的存在对于安利柯来说,是对于知识性学习和生长的颠覆,是对于自然之美的融合:“你此后要在露天学习功课才好:你已把学校的椅子和教科书都扔掉了。你以后的椅子是庭石或海岸的岩石,我就做你的先生。”在舅舅看来,“人须有思考怎样去生活的头脑,又须有实际去生活的手腕,可是在狭窄的学校里是学不到这些的。较之学校的功课,研究广大的自然和活世界更是重要。”也就是说,自然才是智慧之母,才是先生的老师,所以安利柯放弃了学校教育,来到舅舅身边,以山海森林为友。在这里,安利柯认识了能适应环境的拉普兰特的大麦,拔去了就不会再生的狗尾草、毛茛、蒉草,生命力顽韧的犬麦、夏水仙;在这里,他感受到了比天空还清,比大地还富的大海,“海才是真正的生命之母,我们的未来将依赖海得到荣耀。”在这里,有着不像“人类社会的样子有互相冲突残杀的事”的树木。在舅舅看来,这自然是一切健康的源泉,是一切诗歌的母亲,而不仅是自然提供了安利柯生活中没有见过的树木山海,还有人生的道理。

“人生最高贵的悦乐在有健康的内脏、强健的筋肉与爽快的精神。没有了这三者,一切道德的经济的幸福就都不能获得。”这是舅舅对安利柯说的话,在他看来,在人生之路上,有三件东西,一是健康的身体,二是生活的意志,三是道德的价值,而道德是一切的归宿,“在人的力中,最强的就是道德之力。”所以在自然环境中,在大地的怀抱里,更能净化心灵,更能生长出道德的力量,在舅舅看来,自然正是对于社会的对抗:“弥漫于现代的虚伪,不但造出了职业与服装的不调和。那些劳动者们大都已忘去了自己的美,伤了自己的德,一心想去模仿富豪博士或贵族。”道德是不受财富的约束,是不虚伪,而另一方面,道德是自省,是爱国,是宗教的洗礼:“安利柯,你做了好事了。你的流血是第二次洗礼。你作为基督教信徒时曾在教会受过第一次洗礼,这次的洗礼是你已成为大人的证据。即使额上留了伤疤也不要紧,这是名誉的痕迹,是你崇高正直的行为的有名誉的纪念品。”

没有孩子的舅舅将人生的感悟教给安利柯,这是一种爱的延续,“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是感情教育,软教育,而这书所写的却是意志教育,硬教育。《爱的教育》中含有多量的感伤性,而这书却含有多量的兴奋性。”这是夏丏尊的解读,而续集中的自然教育其实也是一种手段,它的目的还是建立一种没有污染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但是对于社会教育的部分否定也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而从整篇结构来看,安利柯更多是一种自然教育中的实验品,他遵照舅舅的方式去生活,接受舅舅每天的教育,甚至大部分篇幅都是舅舅在给安利柯灌输那些道理,虽然有自然的感化和熏陶,但总体上是一种教化,最后原本写给自己未来的孩子读的原稿,将人生的“须知自己”从农夫、船夫、商人、工业家、艺术家、技师、法律家、医生等职业角度规划自己的人生,并将职业视作人生意义的标准:“厌弃自己的职业,结果就会厌弃自己的生存;厌弃自己的生存的是精神的病人,决不是健全者。”从这个“病的世纪”中找到医治的良方,而仅仅通过职业“给人类以新的力与喜悦”,似乎又回到了社会教育的老路上来。

逃离

编号:C56·2131219·1033
作者:【加】爱丽丝·门罗 著
出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9年07月第1版
定价:28.00元亚马逊16.80元
ISBN:9787530209837
页数:368页

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作”和“她是当代短篇小说大师”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夸张地印在红色的腰封上,作为2009年7月初版的这本图书来说,显然是经过了诺贝尔化的修饰,所以对于因诺贝尔文学奖而带来骚动的文学市场而言,艾丽丝·门罗不是在“逃离”,而是被纳入,被修饰,被消费。“逃离,或许是旧的结束。或许是新的开始。或许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瞬间,就像看戏路上放松的脚步,就像午后窗边怅然的向往。”无论是十八岁从父母家出走如今又准备逃脱婚姻的卡拉,还是放弃学术生涯投奔向偶遇的乡间男子的朱丽叶,或者是失踪的佩内洛普,与哥哥出逃的格蕾斯,逃离成为无法预知、无从招架的现实,旧有的世界被放弃了,是不是意味着新的生活会如愿开放,或者逃离没有终点没有目的,“或许你早已被它们悄然逆转,或许你早已将它们轻轻遗忘。”逃离的永远是她们,是女人天天经历的生活以及细节背后的情绪,而当一切都消逝,一切都被遗忘,或许只有那个叫门罗的“她”站在自己的世界里,独自守望。


《逃离》:她把一切都放回到原处去

在她正在逃离他的时候——也就是此刻——克拉克仍然在她的生活里占据着一个位置。可是等逃离告一结束,她自顾自往前走自己的路时,她又用什么来取代他的位置呢?又能有什么别的东西——别的人——能成为如此清晰鲜明的一个挑战呢?
——《逃离》

那个位置已经不能改变了,它就在卡拉骑马训练的地方,它是朱丽叶想象的将陌生人压出血的铁轨,它是格蕾丝不愿加上去的“我很抱歉”,它是劳莲恨死却不能去除的蒺藜,它是若冰那条穿错的绿裙子——应该的样子,使一个个的她变成了“她们”,使一次次的逃离又返回到了自身,从模糊到清晰,从逃离到投奔,所改变的只是偶然经过的存在,而那些从另外世界悄悄带来的东西只不过是脆弱的安排,是鲁莽的信心,是“一门心思地相信一切都会按照设想往前发展”的偶遇,只是那危险的布局在往这边或是那边移动一分,“事情便会落空”,那结局不是取代,不是虚构,不是告别,不是走开,而是如卡拉在迷路的时候发出的呼喊:“来接我一下吧。求求你了。来接接我吧。”

可是,在第一次逃离的时候,卡拉是没有这样的呼喊的,把一切仍在身后,是不是勇气,是不是年少的脆弱和无奈?那仅仅是因为爱上了克拉克,一个陌生的男人,一个在停车场会合的男人,而这种爱在卡拉看来变成了顿悟,所以离开是为了抵达顿悟的现实,留下的只有给父母的一张纸条:“我一直感到需要过一种更为真实的生活。我知道在这一点上我是永远也无法得到你们的理解的。”需要过一种真实的生活,克拉克是不是就是那种找寻的真实?在孤寂的骑马训练地方,在萧条的乡下,在一个男人暴力构筑的生活里,卡拉或许是被真实迷失了,所以这种顿悟甚至变成了一种对性的向往:“现在她认为那只是性这方面的问题。也许仅仅就是性的问题。”性让她离开曾经的现实,而性又在克拉克那里变成了赚取钱财的一种方式,比如那个老去的贾米森先生,所谓勾引,是让卡拉成为现实的一个钓饵,“他表示出自己的欲望,想用手指捅捅她勾她过来顺从自己,配合他做些亲热的动作。”如此,便构成了另一种生活,“下流,真下流。”这是卡拉心中对自我的一种否定,所以在卡拉克打架、粗暴的生活背后,那种一心想追求的真实不存在了,而停车场的回合变成了第二次出逃,“他什么时候都冲着她发火。就像是心里有多恨她似的。她不管做什么都是做得不对的,不管说什么都是说错的。跟他一起过真要把她逼疯了。”这是一种无法改变的现实,所以卡拉的出逃是从贾米森太太那里获得钱,和一套她的衣服,“只要可能,我会付出一切代价这么做的。可是不行啊。我没有钱。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投奔。”这是卡拉把自己置身在一种危险的境地,“付出一切代价”的背后是盲目,“任何地方可以投奔”的注解也是盲目,所以那一套衣服,那个遥远的小镇以及陌生的女人,都是卡拉心中“危险的布局”,就像曾经离开父母。

当那张字条上的“all right”误写成“all write”,当穿着贾米森太太的衣服变成了另一个自己,当公共汽车在那条路上让卡拉体会到了迷路的感觉,投奔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这是错位的方向,这是错位的人生,当有代替无,当投奔代替出逃,那个位置却还占据着克拉克,取代不是盲目,不是心血来潮,不是自顾自往前走,还有什么可已成为“如此清晰鲜明的一个挑战呢”?危险让人有一种存在感,如果逃离变成了真实的一部分,那么这种危险化解的时候还有什么可以让人触摸那些下流,那些勾引,那些暴力?“来接接我”最后成了卡拉确认自己存在的呼唤,但是回家是不是就一定是回到真实回到清晰回到那种危险的布局中?克拉克甚至把卡拉接回来变成了对于西尔维娅问罪的理由,“我敢说你自然是会吃惊的,在你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帮助她逃走之后。”这也是危险的,当时当两个阵营的人对立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危险不是清晰和真实的现实,而是那一个关于山羊弗洛拉回来的虚构。

或者他们都看到了,卡拉一直希望找到的山羊在失踪之后重新出现在他们面前,并不是安全的,而是在迷障一般的黑夜里,如幽灵一般降临,“在我看来,这一整串事情里最最诡异的一件事,就是弗洛拉的重新出现了。”也是逃离,也是回归,却把两个阵营的危险化成了一种神话,但是这样将西尔维亚和克拉克联接在一起的仍然不是现实,是一种虚构,它其实是卡拉的一种幻化,离开和回来都是诡异之一种,而克拉克终于没有将这样的传说告诉卡拉,因为那是不存在的幻觉,是一种迷惑。而在若干年后当卡拉知道这件事之后,弗洛拉其实早已经不存在了,它是真正逃离的象征,留下的只是西尔维亚给她的那封信,那封关于诡异和虚构,关于迷惑和联接的信,它不是失踪,是逃离,是存在于克拉克记忆中的一次逃离,所以对于卡拉来说,她被取代了,她成了那个危险的符号,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位置上,一切清晰鲜明的挑战被化为乌有,“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卡拉不再朝那一带走了。她抵抗着那样做的诱惑。”只有那根针像真的存在一样,刺痛在她的心里。

而对于西尔维亚来说,贾米森对于卡拉的欲望投影或者也是因为没有一个取代的位置,“也许是因为利昂和我没生过孩子吧,是挺傻的。那是一种移位的母爱。””西尔维亚说到了这个爱情故事的一种可怕结局,是没有孩子而造成了移位的母爱,所以卡拉的性问题从逃离父母开始也变成了一种“移位”,克拉克又将她推向了贾米森,而卡拉对于山羊弗洛拉的爱仿佛又是一次“移位”,所以在不断地移位中,那种突然断裂的感觉就仿佛是暗处开始的逃离,但是所有的逃离都是宿命的,都是对于现实的一次“侵犯”。那个叫劳莲的女孩最害怕的事就是自己是一个被领养的孩子,这样,她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就轻易解构了。在被看见的那个盒子里,是一个失去的孩子,“那个女娃娃从筐里摔出去时就已经完了。不过我们却没有失去艾琳怀着的那个。那就是你。你懂了吧?就是你。”但是这样的话对于劳莲来说,却并不真实,在父母不断争吵的生活中,总是会触及一个孩子的敏感问题,那个有着安眠药和刀片构筑的家庭里,劳莲几乎成了问题少女,“她五岁的时候喝下过半瓶啤酒,六岁那年抽过含有大麻的香烟,虽然这两样东西她全都不喜欢。她吃晚饭时偶尔饮一点点葡萄酒,这玩意儿她倒还能接受。她知道口交是怎么一回事,也了解避孕的所有方法,同性恋者干的是什么事她也明白。她时不时就能见到哈里和艾琳一丝不挂,也见到过他们的一伙朋友脱光衣服围坐在林中篝火之前。”而在德尔芬的玩笑里,”也许他们根本不能生呢。很可能你还是领养的呢。”这是一种具有“朦胧的魅力”的想法,自身存在的真实感一下子被解构了,在劳莲的心中便形成了一种危险的想法:“如果他们两个孩子都失去了,而不是只失去一个,那又会怎样?如果她从未存在于艾琳的肚子里,不必为她肚子上的轨迹负责,那又怎么样?她怎么能肯定她不是他们领来的一个代用品呢?如果已经有了一件不为她所知的如此重大的事情,那么怎么能保证就没有第二件呢?”领养女孩的夫妻名字、父亲在一家杂志做事,如此众多的线索对于劳莲来说不是巧合,而是事实,是朦胧的魅力变成了现实,领养是一个代用品,甚至取代了劳莲自己的身份。而最后父母的解释是,结婚五年是有过领养的孩子,可是那不是劳莲,或者说是有劳莲的名字,但不是她,“我猜想那是因为我们最喜欢这个名字,而且这样可以给我们一种重新开始的感觉。”被重新命名的劳莲,真实存在的劳莲,这是一种“侵犯”,就像西尔维亚所说的“移位”,“德尔芬掬起一把灰烬,但是没有把盒子接过来并传出去。艾琳也掬起一把,又将纸盒传给哈里。”共同分享一般,实际上在劳莲看来就是侵犯,侵犯自己的名字,侵犯自己的生命,“她的。我们的。”最后那些蒺藜的危险反而让她有了某种回归的想法:“可是她知道自己唯一能做的,就仅仅是坐着不动并耐心等待。”

坐着不动并耐心等待,或者时间能够最后给出答案,或者自身的存在才是最好的“逃离”,所以对于朱丽叶来说,爱情的冒险是一种“机缘”,只是太“匆匆”,像那来回的火车,载着她走向一个陌生的男人,而最后,连同自己的女儿佩内洛普的离开,都像是自己生活的一次翻版,走向“沉寂”的归宿。《机缘》、《匆匆》和《沉寂》构成了朱丽叶的一生,从处女的爱情到家庭的干涉,再到女儿的离开,人生三部曲都是在寻找取代的那个位置,可是最后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最后去了哪里,命运的无常或许就像铁轨上的那个死亡事件:“六个月前,她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个男人。六个月之前,那个死于火车轮下的人仍然活着,也许正在收拾行李准备出门旅行呢。”

世界的陌生,是因为从来没有过存在感,朱丽叶在火车上的偶遇化解了关于那一滩污秽和可怖的经血的不安,满都是血的现实其实也是可以被轻易取代的,那个自杀者被压烂的身体上的血取代了作为处女的朱丽叶在卫生间丢下的红色,而那句“搭伙儿聊聊”的说法一下子俘获了她的心,是的,当埃里克告诉她自己的太太在八年前受伤导致全身瘫痪,“连吃东西都要别人喂”,埃里克照顾了她八年,那一刻在朱丽叶把自己当成了那个被照顾的妻子,获得了感动的爱,被取代的命运仅仅是从“我是时时刻刻都会想起你的哟”一句话开始,所以当火车载着她抵达的时候,埃里克的妻子已经死去,而她从来就不是被取代的角色,“此时,她又敌意地想起了克里斯塔。埃里克有女人。他自然是有的啦。”就像那个在轮下的死者,如果在六个月前,他还是一个正收拾行李准备出门旅行,所以所谓的取代只是命运的一次捉弄,只是一种偶然,所谓的爱或者不爱,都不是必然,实际上,“吸引她的——实际上是迷惑住她的——是在前寒武纪岩石层峦叠嶂的遮蔽后所听能寻见的那种极端冷漠、重复、漫不经心以及对和谐的轻蔑。”是对命运的嘲弄,而自己在长途跋涉中所要取代的位置早就变成了一个虚构的“危险的布局”,所谓“机缘”就是偶然,是错失。所以即使朱丽叶最后有了三个月的身孕,她依然无法改变现实,这是父亲山姆和母亲萨拉带给她的现实,山姆因为朱丽叶爱上有妻子的埃里克,而辞职,甚至跟别人吵架,而其实这不是最根本的,在山姆的故事里,有一个“摆脱”萨拉的计划,这是一个口头上“感恩”的故事,作为对疾病患者萨拉,山姆只有简单的感恩,“要好好对待萨拉呀。她是冒了生命的危险才怀上你的,这是值得记住的呀。”这又是一个轮回,埃里克之于妻子,山姆之于萨拉,萨拉肚子里的朱丽叶,朱丽叶肚子里的佩内洛普,组成了一种命运的对应关系,所以当萨拉说:“不过我敢肯定,现在你有了这个宝宝一你很快乐吧,我的意思是。我敢肯定你是快乐的。”朱丽叶的回答是:“是很快乐,就像持续生活在罪恶之中那样。”

持续生活在罪恶之中,是不能逃离的痛苦和宿命,所以对于上帝的怀疑,对于爱情的怀疑,对于家庭的怀疑,让朱丽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所有的一切都是被注定的,被取代的,所以最后对于朱丽叶来说,埃里克的信给了她一种彻底的解脱,所谓家的观念上的变化,其实是走不出的宿命,是一种控制:“是关于家在何方的观念上的变化。不是指和埃里克在鲸鱼湾的家,而是更早的年代的家,在她整整一生之前那个时代的家。”所以,最后“她把一切都放回到原处去”是一种放弃,是妥协地回归。而这样的生活持续着,即使不是罪恶,也会是命运的再一次翻版,《沉寂》的日子到来,是21岁佩内洛普的离开,那个相依为命、“带给了我快乐”的女儿在休学之后失踪了,没有地址没有任何信息,使朱丽叶陷入了一种绝望的境地。而早已经遇难的埃里克的生活在朱丽叶看来,始终没有走出危险的境地:“艾罗是他们的老邻居,对埃里克已故的前妻至今仍然很有感情,对朱丽叶则是百般看不惯——朱丽叶发现埃里克跟克里斯塔睡过觉。”在一种自我折磨中,佩内洛普的离开又让朱丽叶体会到了一种自我惩罚的折磨,而琼安的说法是:“不论她去了哪里,不管她决定做什么事,对她来说,那都是正确的。对于她的性灵以及她的成长,那都是一件正确的事情。”但事实上,这只是一种虚构,对于逃离的虚构,当最后朱丽叶找到佩内洛普的时候,才知道她找到了自己的爱情,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但是这样的生活绝不是性灵,是校服,是钱,是现实的困境,“佩内洛普的确并不存在。朱丽叶寻找的那个佩内洛普已经消失了。”找到又怎么样?那只不过是命运的又一次取代,“我的女儿没有对我说声再见就离开了,事实上她也许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是在出走。她不知道那是永远走开。”

从火车“搭伙儿聊聊”的相遇,到怀孕三个月的家庭变故,再到21岁女儿的永远离开,在朱丽叶的“人生三部曲”中,她都是一个被取代的角色,她寻求的自我,摆脱的持续罪恶,以及对于爱和亲情的找寻,都在一次次的“逃离”中变成了另一种梦魇。这种梦魇是爱情的虚构,是信仰的缺失,是亲情的解体,而在《播弄》的若冰那里,梦魇则变成了一种巧合的悲剧。“明年夏天”是一个从丹尼尔嘴中说出的再次相遇的时间,是爱情被不断深化的约定,但是当若冰在“明年夏天”再次走到那个小店的时候,她一心想要取代男友和情人的命运和爱没有出现,或者是陌生的出现,他没有理睬他,根本没有看见她,或者根本不认识她,若冰那期待的光芒瞬间熄灭,有所依托的生活变成了一个传说,变成了羞辱:“现在他又朝她走过来了,好像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干什么了。不再对着她看,而是坚决地而且一在她看来——十分反感地,把一只手放在那扇木门的后面——那扇一直是开着的店门一对着她的脸推门关上。”

而这个羞辱直到乔安妮去世十八年后才揭开了谜底,兄弟、双胞胎成为最后的答案,不可思议的爱情,不可思议的错失,是不可思议的取代,是不可思议的人生,这是两个世界的故事,“一如任何一个在舞台上虚构的世界”,而若冰那年的绿色裙子却也是穿错的,这错误让一切变成了虚无,“她希望能把这件事情告诉什么人。告诉他。”但是有什么用?即使能够解释那些错失的爱情,裙子能够取吗?时间能够取代吗?不能取代的一切,总是用逃离的方式上演,对于《激情》中的格蕾斯来说,对于尼尔的感觉就是一次逃离的结果,那个爱上她的莫里是尼尔同母异父的哥哥,那个爱情的想法如此脆弱:“倒不是说她从来都没有想过要结婚。那样的可能性——一半是必然性吧——在她脑子里也是闪现过的,和靠编藤椅谋生的想法交织在一起。”所以当受伤被尼尔带到另外的地方的时候,竟莫名地成了一名女俘:“一名无忧无虑的降臣,身内除了涌流着欲念以外别的什么都没有。”而在这样的欲念中,她很担心尼尔身后的那扇门会突然关上,是的,这里没有什么诱拐,没有堕落,却有着错失和取代,“她竟会想到要跟莫里结婚,这不是莫名其妙吗。这简直就是一种背叛。一种对自己的背叛。”和尼尔却不是,但是那种爱情还没有成为婚姻,还没有熄灭背叛的萌芽,尼尔就在事故中丧生了,“她的胳臂一下子疼了起来,像是挨了次猛击似的。她手里的盘子几乎失去平衡,不得不用双手将它抱在胸前。”身体之痛,也是心理之痛,逃离似乎永远没有方向和终点,而那个位置似乎从来没有合适的人占据,所以当莫里写信问她“只需告诉我是他让你这样做的。只需说你是不想去的”,而格蕾斯的回答只有五个字:“我自愿去的。”——“她本想再加上一句我很抱歉,可是最终还是没有加。”

对谁很抱歉?对自己还是对尼尔,或者对莫里?对这场邂逅偶遇,还是背叛?那只是一点点的激情,她,她,还有她们,点燃的时候是熄灭的时候,所以逃离的最终目的还是回来,还是“把一切都放回到原处去”,正如《法力》中的那句话:“今天我穿了雪靴就老老实实走在街的正中心,雪上除了我的脚印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印迹。”

斯通与骑士伙伴

编号:C39·2131219·1031
作者:【英】V.S.奈保尔 著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3年09月第1版
定价:28.00元亚马逊16.80元
ISBN:9787544261951
页数:165页

“他觉得自己历经沧海,现在也看明白了,人类用以证明自己的力量,打破这可怕秩序的途径,并不是创造,而是毁灭。”这是幻想中的城市,腐朽的东西已经不存在,这是秩序规则,但是只剩下一个个活动的人,是不是也是宇宙必然要存在的秩序?腐朽是破坏,也是嘲笑,当斯通提出“骑士伙伴计划”,并号召已经退休的员工走出家门的时候,他或者想用一种集体的行为来消除对孤独的恐惧,但是在事业达到巅峰,计划获得丰厚收益的时候,却发现孤独一直没有离开,甚至已经开始毁灭自己,“对人来说,这些身外之物都不重要,而重要的身躯却脆弱不堪,终有一天会腐朽。”而这个斯通是不是也是V.S.奈保尔:“他是一个探索者,不是对野外荒原,而是对社会人群——在身边,或在远处。是以书桌为伊萨卡岛的尤利西斯。他也许是一个俯视人性变幻的见证者。”在自省中,孤独对于奈保尔来说,也是一种不可逃避的秩序。这是奈保尔最为悲情的小说,也是唯一一部以“孤独”为主题的小说,只是孤独或者不是独自一人,而是充满了喧嚣,充满了腐朽。


《斯通与骑土伙伴》:你对童贞女生子怎么看

他觉得自己历经沧海,现在也看明白了,人类用以证明自己的力量、打破这可怕秩序的途径,并不是创造,而是毁灭。

而那是一只公猫,一只有双深不见底的绿色眼睛的猫,一只擦着他的裤腿蹿出去的猫,以及一只在星期四把他吓住的猫。门厅里的灯还没有点亮,公文包还没有放下,甚至手上还戴着手套拿着钥匙,那只猫便轻而易举打破了斯通回家的原有秩序,“那天是周四,米林顿小姐下午放假,斯通先生只得自己开了房门。”这是一个即将退休老人的秩序,这是一个可以享受独处的秩序,但是却突然而来,居然入侵,居然滋长出敌意,居然让人害怕,所以对于斯通来说,公猫是一种敌意的存在。

这种敌意是伴随着花园的花圃被糟蹋而开始的,隔壁家的猫起先是作为小孩子的玩物而存在的,但是在不追逐纸球、乒乓球和线团之后,侵袭便开始了,驱猫胡椒粉是曾经的武器,而当猫从花圃转移到屋里的时候,害怕变成了忙乱的恐惧,“这条街道上猫族横行,他常常会猛然看到一只猫,一动不动地坐在围墙上,所处高度和他的个头齐平。”而猫的存在是对人的袭击,是对他伺弄花草生活的一种干扰和破坏,作为一个还在公司里工作却是单身、身体不错的即将老人来说,看着花草的成长不仅是在消耗多余的精力,也是在这样一种时间的更替中沉淀着某种经历。“春天的新叶、夏天的绿荫、冬天的枯枝,他并不把这看成是生命在被慢慢消耗。这些只象征着时间的流逝,象征生活经验的增长,他的过去变得越来越长。”植物的成长和衰败,拉长了过去的的时光,拉长了生活的经验,但是在长的另一端却是越来越被压制的空间,越来越少的时间。

而一只猫的闯入,让他感到无措,感到不安,甚至感到恐惧。在驱猫胡椒粉之外,对于这一只猫,斯通甚至用奶酪作为诱饵,撒在地上,从院门口到卫生间,没有任何解释其实是盲目,因为吃奶酪的不是猫,而是老鼠,这种错位带给斯通的却不是荒谬,而是严肃,是黑乎乎、空荡荡、寒气逼人的晚上,这一切的行为其实是在为斯通建造另一种秩序,一种捍卫的秩序,一种保持独处的秩序。

而生活毕竟有太多的秩序是被改变的,像那只猫一样突然闯入,在周四的那个晚上成为一种袭击。在只有一个陪伴他二十八年的女佣的生活里,他的秩序是不容侵犯的,在他的生活里,一切沉淀成了经验,沉淀成了经历,成点成了事业,以及被享受的一切,而这种享受给他的是幻想,以及那些和被拉成的过去有关的数字,这些数字的陈述可以是“我加入伊斯卡尔公司已经有三十年了”,可以是“我在这房子里住了有二十四年了”,可以是“认识汤姆林森已经四十四年”,或者还会想到母亲去世已经四十五年,如此而已。所以在离开汤姆林森夫妇家的时候,“他很不开心,感觉很丢脸,十分不满意自己的表现。他被一种孤单、空虚和绝望的情绪笼罩着。”因为那晚宴里有着格格不入的欢乐,有着众人喧闹,有着“你是想让我喝胡话说醉”的混乱,当然,也有着把猫说成是“原本就是丛林里的动物”的颠覆,。

这句话从那个带着男性化特征的斯普林格太太口中说出,不是刻意而为之的豪爽,却成为晚宴的中心,成为斯通自我伤心的理由,一只猫如何被赋予新的意义,一种生活如何在独处时被颠覆,斯普林格太太无疑是另一种闯入者,只是她用男人的特征,用一种错觉重新开启了斯通带有秩序的生活,那是被放大的现实,“这现实变得不现实,每个事情好像都在发烧。”所以尊严和安静,最后以一句“米林顿小姐,平民是怎么叫这个的?”的鄙视变成了拯救,“他想起了那些心神不安、无着无落的时刻——记忆和恐惧加速袭来,他看到过去一年中这样的时刻越来越多:电影中飞闪过的一幕,办公室里的一句话,报纸上的一篇文章,他自己的一个思绪——因为这些时刻不在他一成不变的生活轨迹上,所以他以为它们已经被埋藏。”他的不安开始有了焦点,有了被埋葬之后重新发现的可能,而这种可能就像些季节的更替一样,终归是一种秩序。

那种秩序变成了结婚,变成了斯通和和斯普林格太太的婚姻,“当时,学校操场上的树正长出新芽,阳光下那芽尖看起来是白色的。”结婚是秩序的重组,是风趣的重合,对于猫的唐突和恐惧,变成了丛林动物的机敏和智慧,但是两个人走到一起与其说是一种创造,不如说是一种破坏,斯普林格太太变成了妻子,变成了玛格丽特,变成了米林顿小姐之外的另一个女人。“但总归还是有些事情和过去不一样了。比如说他的独处,他再也不会下班回到一栋没有人的房子里。还有就是他和奥莉薇的关系。 另外,就是他房子的气味和感觉变了。”但是改变并不仅仅是生活中的独处和对房子的感觉,还有那些在婚后被发现的东西,比如玛格丽特的假牙,比如洗漱之间里的尴尬,比如来得太晚的责任,就像那些窗外的树枝,不再象征着时间的更替,而成为一种谴责。而黑暗中对屋外的莫名恐惧,直接被“啪!嘭!啪!”的声音和报警的行为所取代,“房子里确实有外人。”这是玛格丽特的结论,而这样的结论预示着斯通的秩序向着一种被颠覆的方向发展。而那次玛格丽特将蛋糕叉在刀子上烤火的举动,变成了真正的破坏,“你会触电的!”的喊声里,斯通听到了自己的呐喊,听到了自己的荒唐。

曾经叫斯普林格太太,曾经像个风趣的男人,对于斯通来说,这像是男人和男人之间的对话,是对同一种秩序的维护,尽管曾经有过和米林顿小姐的相处,但这个房间,这些花圃都是他自己的,是“稳固的、不变的、永恒的世界”,是人类执着的东西,就像他看到窗外浇灌春天的花朵“老怪物”,看到修整扩建宅所“雄性男”,都是对于秩序的创造,都给人以宽慰,但现在不是,那假牙,那火上的蛋糕,那被他叫做“狗崽”的玛格丽特,是闯进了生活,是再次成长起来的婚姻,是会触电的危险,在这样的境遇下,他体会到了一种现实,“所有那些和肉体无关的东西对人类来说都是不重要的,没有什么意义的;而重要的肉体是软弱的,会腐朽的。”

“这些飞逝的星期让他离退休、无法动弹、肉体腐烂的日子子越来越近。”当秩序被改变,当时间的意义被改变,肉体腐烂就会成为即将到来的恐惧。那场蜜月旅行对他来说也不是享受,而变成了一次有关虚无、有关死亡的经历,穿军装的男人,站在石穴不远的地方,在艰难的行进中这一个意向变成了遥远的“传奇”,连带服务员口中拉长的“g”的尾音,让人挥之不去,虚幻的感觉一下子消解了真实的存在,土地、生命和情感仿佛一下子都变成了那虚幻的一幕,逼仄的不是现实,而是虚无,是肉体的虚无,是时间的虚无,是秩序的虚无,弗雷德拿出那块表送给他说的“星期五退休……”变成了对斯通最大的威胁。

而要摆脱时间的虚无,摆脱肉体恐惧,摆脱退休的不安,对于斯通来说,意味着返回到自身,返回到自己的时间序列中,而这种返回是以“骑士计划”的方式出现的,对于他效力的伊斯卡尔公司来说,不仅仅是数字化的三十年,而是有大批退休老人的公司,那些人和他一样,正在经历着某种被颠覆的秩序,被改变的生活,被腐朽的肉体。“他为退休职工想出了一个改善生活的方案。他把他们从无所事事中解救出来,使他们免于遭受残忍的漠视。”这是一个让他有一种“坐在椅子上飞翔”感觉的计划,“这不是为了帮助伊斯卡尔,这是为了帮助那些没了朋友,没了亲人,没了……什么都没有了的可怜的老年人而做的。”这是斯通在计划取得成功之后的感言,“骑士计划”对于斯通是帮助,而对于合作者温珀来说,却完全是为了公司,这是一种利益的矛盾,这是男人和男人之间的区别,“这样一来,这个词组包含的元素有年轻、时代、尊严、伴侣。还体现了是公司、是集体。骑士伙伴。太棒了!这个名字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你的骑士伙伴们可以组成一个骑士社团,开圆桌会议。每年举办一次宴会。”骑士计划在温珀那里,便形成公司、集体的一种荣誉,一种自上而下的操控,甚至是一种竞争。所以,他们不同的出发点让这个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充满了各种问题。

在温珀的设计中,每个骑士伙伴会收到一张任命书,任命书上使用伊斯卡尔公司的印章,而每一个骑士伙伴“应该在衣服的翻领上别上一枚银色的胸针”,胸针做成一个全副武装、戴头盔、携长矛飞驰的骑士的模样,尽管“退休员工应该佩戴一朵金属制玫瑰花”的计划没有被采纳,但是很明显温珀在颠覆着斯通的计划,看起来更像是公司的一次权力外延,在斯通看来为了让退休人员“免于遭受残忍的漠视”却变成了另一种漠视,所以在计划中,开始有了骑士伙伴以游山玩水方式的作弊,有了滥用职权的投诉,甚至有退休员工根本没有接待过任何来自骑士伙伴的访问,而杜克遭遇的马斯韦尔希尔的“囚犯”故事则变成了一种罪恶。别上胸针,拜访退休员工,当杜克敲开房门的时候,里面退休老人的女儿却对他说,父亲已经死了。而杜克几次试图进入房间,最后闯入进去,最后的结果是:在一个插着门闩的房间里找到了那个领退休金的老人。

老人没有死,他只是不喜欢猫,是的,在房间里都是猫,都是让人不安的猫,都是侵袭的猫,而老人对于调查者只有一句话:“要把你送到MCC去。”猫再次出现,在破烂的房子里,在日渐腐朽和死亡的老人面前,不喜欢猫和“要把你送到MCC去”成为了一种诅咒,让骑士计划变成了侵犯,变成了对秩序的破坏,而一手颠覆计划的温珀也在“情妇”的故事中开始倾诉,而这种倾诉在斯通看来,完全变成了性,“温珀的言谈中开始透露童年和参军的经历,他提及的那些令人感到羞辱的过往好像近在眼前。”这终究是一种赤裸裸的侵犯,当玛格丽特直呼他为比尔,当温珀直呼玛格丽特的名字,当斯通却还是斯通的时候,这种侵犯变成了挑逗,“告诉我,温珀先生,你对童贞女生子是怎么看的?”玛格丽特用一种女演员的强调问温珀的时候,那种矜持,那种尊严,都已经不复存在,这是对骑士计划的破坏,是对婚姻生活的侵犯,在更大程度上是对斯通男性权威的颠覆。

“有时候,斯通先生发现自己被女人包围了:玛格丽特、格蕾丝、奥莉薇、格温、米林顿小姐,而这些女人都活在某个男人死去或者缺失的世界里。”这是即将退休的斯通的生活秩序,他是作为一个男人而存在的,这个男人保持着尊严,保持着职责,保持着独立,女人在他的周围,他是对于某个男人死去或者缺失的世界的弥补,那里有相处二十八年的米林顿小姐,有具备男性风趣的玛格丽特,有维持童年时期状态的妹妹奥莉薇,有妹妹的孩子格温——尽管他们总是有矛盾,也有经常去拜访的格蕾丝,但是她们缺失的男人并不是斯通,或者斯通在她们的生活里永远无法扮演成“骑士伙伴”,一切的颠覆猝不及防。

米林顿小姐要被玛格丽特辞退,曾经没有结婚前斯通有过幻觉,“他预想过有一天她会死去”,这个受年龄和沉重的身躯之累变得越来越迟缓的女人就快死了,而现在这一切就像变成了现实。而格蕾丝呢,打电话来告知的事实是,丈夫托尼死了,“八点半的时候他还在看电视,九点就死了。”活生生、十足完整的托尼一下子就不存在了,“所有的行动,所有想出来的花头,都是对那情感和事实的背叛。”这是毁灭性的的打击,“在这个背叛的过程中,他周遭的世界也破碎了。这又提醒他,在这个世界上他其实一无所依。”是的,这种背叛还有拿着面包刀的玛格丽特,还有与温珀讨论童贞女生子的玛格丽特,还有把猫叫做”这条街上母猫群里的恐怖分子”的玛格丽特。

那就是一只公猫,一只不生子的公猫,一只成为恐怖分子的公猫,一只孤独的公猫,也是一只面临死亡的公猫,“你很快就要死了,就像我一样。”斯通从最初对于这只猫侵入的不安和恐惧,变成了同情,“现在,他不仅沉迷于它悠闲而高雅的态度,更为它的孤独倾倒。”但是冬天来了,死亡来了,肉体的腐朽时刻来了,当第二天早上,黑猫没有出现在对面屋顶上的时候,他才意识到黑猫被杀掉了,活生生的黑猫死了,就像托尼,或者就像不久之后的自己,就像那个骑士计划,“最纯、最真的时刻出现在他在书房里奋笔疾书时,只有在书写的过程中,他才能体会到情感的深度。”

这是过程的终结,这是秩序的终结,而这样的终结总是以一种毁灭的方式出现,而真正的毁灭并不是死亡,而是新的毫无预兆的开始,“一切都已经晚了。奥莉薇道出了格温已经怀孕的事实。”奥莉薇的女儿怀孕了,而那个男人就是温珀,这是突然而来的颠覆,这是完全没有防备的破坏,“而且平庸。不道德,而且平庸。”这是斯通对温珀的评价,格温和温珀似乎从未交集,但是却用一种肉体、一种性关系结合在一起,让这个世界的秩序瞬间坍塌。

“他的幻想中,这座城市里所有不会腐朽的东西都没了,只剩下一个个活动的人。”身躯是脆弱的,身体是腐朽的,那些背叛、逃离以及新生的不安其实都不是重要的,黑漆漆的门厅后面甚至还会出现一双绿色的眼睛,一双“惶恐里掺杂着内疚,内疚里掺杂着爱怜”的眼睛,以及一声熟悉的“眯眯”,但是一切都变成了旁观,对于斯通来说,活着或者是最后的秩序:

他不是个摧毁者。世界曾在他周围倒塌。但他生存了下来。他毫不怀疑自己能够再次找到平静和安宁。只不过现在累极了。在空荡荡的房子里,他独自一人。他把公文包带到书房里,在那里等着,说不定还能干一点儿活,等着玛格丽特回家。

紅旗譜

编号:C28·2131116·1026
作者:梁斌 著
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
版本:1957年12月第1版
定价:原价1.15元 6.00元
ISBN:10009·260
页数:539页

《红旗谱》是梁斌著名小说,通过在大革命失败前后十年革命斗争的历史背景下,冀中平原两家农民三代人和一家地主两代人的尖锐矛盾斗争,以“反割头税”和“二师学潮”为中心事件,展示了当时农村和城市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的壮丽图景,获得重大的成就。《红旗谱》是当时一部好评如潮、影响很大的作品,被文学史誉为“一部描绘农民革命斗争的壮丽史诗”。作品反映了从清朝末年到1932年抗战爆发前冀中人民的血泪生活史和可歌可泣的斗争,展示了民主革命时期我国北方农民斗争的波澜壮阔的史诗般的画面。

邮差

编号:C55·2131021·1019
作者:【美】查尔斯·布考斯基 著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3年07月第1版
定价:28.00元亚马逊19.60元
ISBN:9787549527670
页数:224页

洗碗工、卡车司机、邮差、门卫、仓库管理员、电梯操作员,对于查尔斯·布考斯基来说,底层工作的经历为他的写作提供了足够多的素材,而《邮差》中的邮差亨利·切那斯基就是美国社会典型的失败者,他从事着勉强糊口的邮差工作,支撑他的是啤酒和威士忌、赌马和一夜之欢的女人。每天他从宿醉中挣扎着爬起床,或者徒步于暴晒,或者被雨水浸透,游荡在洛杉矶无数阴暗的角落,试图在混乱、艰难的底层生活的折磨中生存下来……作为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小说家,查尔斯·布考斯基被誉为“地狱的海明威”,《邮差》是布考斯基的长篇小说处女作,也是其代表作之一,至今已被翻译成十六种语言,而布考斯基独立于美国文学的写作风格,便是从本书开始确立,而这本书也是中国首次打开查尔斯·布考斯基的内心世界。


《邮差》:如同一颗子弹射向天堂

每个区域都有它自己的陷阱,只有正式邮差知道它们。每一天都有不同的他妈的什么事情,你得准备面对强奸、凶杀、狗,或某种精神病。

那是一颗烧焦的子弹,那是一颗射向肉体的子弹,那是一颗带着紧张、弱智和疯癫症候的子弹,射向天堂的那一霎那,却毫无偏差地射进脊椎骨有错位的十四个地方,是的,从天堂返回,返回到天上,返回到地面,返回到身体,返回到“面对强奸、凶杀、狗,或某种精神病”的这个世界,烟在燃烧,酒在沉醉,可是死亡的生命却并没有被子弹击穿,即使手指头被烟头烫伤,身体在酒醉时滑过床垫,但依然是一种麻木的睡眠,“早晨就是早晨而我还活着。我也许该写部小说,我琢磨着。我真的写了一部。”

一部小说,其实并非是一颗子弹带来的历险,它平淡,它孤独,它色情,但终归是关于活着的记忆,关于被划分的区域里的沉陷——一名邮差,甚至不知道死去的意义,查尔斯·布考斯基的墓碑上写着“Don’t Try”。只有一次,从候补邮差到正式邮差,从正式邮差到被指控开除,一个人的一生就如这小小的陷在自己陷阱里的现实,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会听到子弹射向天堂的声音,可是面对最后走向的墓碑,面对“Don’t Try”,天堂只是一个虚构的地方,就像乔伊斯诅咒的那只小鹦鹉,久居牢笼之后飞了出去,却不知道到底要向着何处,而天堂里的上帝耶稣基督从来不曾给你救赎,不曾给你忏悔,那只是赛马游戏中的随机数字,可能是幸运,可能是倒霉,但绝不是关于逃避关于自由的那个神,“我不知道耶稣基督怎么总是和这种事联系在一起。”不知道,只有命运还在那里扑腾,宛如被诅咒的鹦鹉,“卜拉,卜拉,卜拉,卜拉”地讲述一个故事,而那结局分明是重新被关进牢笼,重新成为被诅咒者:“我很抱歉你终止你在邮局的工作并且……”

请从第一句开始阅读,开始射出子弹:“事情开始就是一个错误。”错误是因为找不到自由的通道,那笼子里的门打开又会被关闭,“卜拉”的鹦鹉本身就带着那受伤的子弹,所以即使在美国联邦邮政局里谋生,即使在编号为742的备忘录中记住了每一个邮差的“行为规范”,依然只是这个错误最生动的注解——充满着反讽,充满着隐喻。“我们每个人必须努力在未来的邮政服务中为公众利益作出贡献。”以及“全体邮政员工必须以坚定的廉正自律和完全的奉献精神对待公众利益。”都写在上面,也写在牛脖子主管琼斯通的脸上,但是在一个被设定在不同区域内的陷阱里,所谓贡献、奉献,以及公众利益都是一个错误。当办事员说:“我说了,琼斯通先生是好人!”的时候,那扇门正在错误的方向上打开。

错误,是因为肉体。比如539号那个丰硕的女人,起初是那么决然地拒绝门铃响起,拒绝一个陌生人闯进房子,可是那签字的故事以一种肉体的方式呈现的时候,射进肉体的子弹便不会转弯,“邪恶邪恶邪恶的男人!你到这儿来强奸我!”她大叫,她诅咒,就像对着自己半露的胸脯和淫荡的心,“邪恶充满了你的脸!”也充满了每一个在寂寞的世界里活着的人,“她上来紧贴着我,我抓住她的屁股并把我的嘴放到她的嘴上,她的乳房抵住我,她的全部身体上来抵住我。她又把头从我身上撤回来。”只有肉体,和邮差的身份无关,和女主人的身份无关,只有男人和女人,只有肉体和邪恶,只有十足的错误,在最后骂出“强奸犯!强奸犯!邪恶的强奸犯!”之后,我成为那颗射进肉体的子弹:“我把她的内裤退下来,拉开我的拉链,把它放进去,随后带着她走向长沙发。我们倒在那上面。”

“Don’t Try”的查尔斯·布考斯基(1920-1994)

是的,错误的结果是:“她是对的。”而搞完之后,拉上拉链,留下的就只有“她在那儿呆看着屋顶”,屋顶是不是也是通往那个天堂,通往毫无遮拦的肉欲和邪恶?其实这一幕只是子弹的正常路径,我在出去干活的时候,就眼见着厕所淋浴的地方写着:“邮差在罗马天主教教堂光着屁股淋浴并且吸上帝的血被捉住。”大写着字,触目惊心,但是上帝那儿的禁忌早就被水冲刷干净了,连上帝自己也早就变成了赛马场上的一个随机数字,一个喝下酒才能“赢了最后三轮中的两轮”。却依然是一个女人,依然是肉体,但比丰硕的女主人更加邪恶,那个叫玛丽·露的女人也喝着酒,然后将一个在底层的邮差从赛马场上剥光了裤子,“骚货!你设计了这个,对不对?你让这个猴子谋杀我就为了我钱包里的四五百块!”只为了钱包里可怜的一点钱,那果然是一个陷阱,一个和肉体有关的陷阱,和耶稣基督有关的诅咒,或者也是和那邪恶的子弹有关的陷阱。

错误,是因为邪恶。隐藏在邮差行为准则里的公众利益到底在哪儿?那种奉献精神是不是主动将钱包里的可怜一点钱都变成了上帝面前的随机数字?琼斯通最得意的邮差是马修·巴特尔斯。这个有着身份的正式邮差是备忘录编号742的代表,“出入总是衣冠楚楚”,可是“他们昨晚抓走了巴特尔斯”,不仅仅是昨晚,“是啊,罪名是偷窃邮件。他私拆发往尼卡雷拉神庙的信件并且从中把钱倒出来。他这样干了十五年啦。”十五年从来没有发现,十五年衣冠楚楚,十五年为了公众利益表现出奉献精神,这就是一个错误的故事,但不论是开头还是结尾,都不是一种错误,错误在于这个世界总是困在陷阱里,困在一颗子弹的逃离中。简称为G.G.的乔治·格林,从二十多岁就开始做邮差,到六十多岁的时候,也被一颗子弹射中,好心的老G.G.因为给了小女孩糖果,最后被指控儿童性骚扰,最后的故事在错误中走向终结:“他的喉咙上横了一把刀,倒在一家本地超市的杂物堆上,这堆特价处理的东西———块无盒包装的洗衣皂、购物小票,等等,没有什么超过三美元。”

特价处理的洗衣皂、购物小票,没有超过三美元,却变成了一把横在喉咙上的刀,就像子弹,射进疲惫的身体,这是错误的开头,也是错误的结束,不论是巴特尔斯十五年来的偷窃,还是G.G.四十多年的好心,这漫长的人生之路总是趋向于一个错误的结局,邪恶贯穿其中,邪恶里是强奸、凶杀、狗或者某种精神病。而那些肉体有关,糖果有关,金钱有关,都陷在我作为一个邮差的人生之路上。这又是一个错误的开始,“我参加了考试,合格,体检,合格,于是我成了候补邮差。”而候补邮差的生活是:“我奔忙在华氏100度的热天,浑身汗透、呕吐、昏昏沉沉、没醒酒。”只有在G.G.出事之后,我才从最初的错误中找到了另一种生活方式,“三年后我转正了。这意味着带薪假日(候补并环享受带薪假日)、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和两天休息。”

但这又是一个错误的开始,强奸、凶杀、狗或者某种精神病依然存在,邮差的方案分析和背诵,以及超出常规的分发量,几乎使人陷在难以自拔的陷阱里,而那个意大利佬在培训上说的话,也像一个子弹:“我要你们明白我们必须控制成本!我要你们明白你们分理的每一封信——每一秒、每一分钟、每一小时、每一天、每一周——你们分理的每一封额外的信都远超出本身的意义,你们是在帮助打击俄国人!”每一秒、每一分钟、每一小时、每一天、每一周都是错误,都是陷阱,都是邪恶,都是子弹。而作为一个男人,失败的男人,无意要寻求另一种方式的解脱,“我的姘居生活半半拉拉,断断续续。我是孤独呀,我孤独地面对眼前这个丰硕娘儿们。”

姘居和孤独,是不是也是一个错误的开始?是不是就是那射向天堂的子弹?当贝蒂对我说:“都结束了,我不会再和你睡觉了。”预示着一个错误的结束,但是当我和年轻的乔伊斯办理了简单婚礼,生活并没有从错误中走出来,我想追求一种更好的生活,而乔伊斯也在警察局找到了工作,但是生活还是像在笼子里的鹦鹉,无法脱身,“好了,我能习惯天竺葵、苍蝇和毕加索,但是你必须意识到我每晚工作十二小时还要培训,而你干扰了我的精力……”尽管我做梦变成了纽约市长,但是逼仄的生活还是在一种无法选择中继续,我甚至打开关着鹦鹉的笼子,依然觉得这是非常艰难的游戏,因为:“人类,鸟,所有的东西都需要选择。”选择是打开鸟笼,却不是彻底的逃离,生活依然是被关闭在错误的路上,就像那一盘黄油炒蜗牛的菜,乔伊斯看到蜗牛的皮炎:“它们都有小小的屁眼!这太可怕了!可怕!”我却将这一切看成是正常的现实:

屁眼有什么不好,宝贝?你有一个屁眼,我有一个!你去商场买一块上等的牛排,那有个屁眼!屁眼覆盖了地球!某种意义上树也有屁眼但你找不到它们,它们只是掉下叶子。你的屁眼,我的屁眼。世界充满上亿个屁眼,洗车工有屁眼,法官和凶手有屁眼……甚至紫别针也有个屁眼!

人人都有屁眼,每一种食物也都有屁眼,“屁眼覆盖了地球”,屁眼也成全了人类,当我看到乔伊斯那张离婚的传票时,生活继续在错误的路上行进,继续射出病态的子弹。女人似乎从来不会在我的生命中成为正确的选择,就像那份邮差的工作,乔伊斯离开,“我丟失的不过是三四百万美元。但是我仍然有邮局的工作。”而在重新回来的贝蒂身上,我忽然有了某种宿命的感觉,我看到贝蒂“屁股蛋子上出现的皱褶”,才发现这是一个回来的悲剧,“这是悲剧,是悲剧,是悲剧。”离开之后是可怜的回来,是“我们都被抢劫了”的喟叹,而这不是最终的悲剧,因为喝酒,贝蒂死了,而在那场葬礼上,我还在想着那一场赛马比赛:“我已经在另外两次葬礼之后来赛马场并且都赢了。葬礼是这样的,它会提升你的眼光。每天一个葬礼我就会富有了。”

悲剧和喜剧,交错在那里,当然是错误的故事,而不管是乔伊斯,还是贝蒂,或者是之后的薇,她们作为女人,进入我短暂地生活中,都是离婚和醉酒,都是那装瓶750ml的威士忌,当然还有性感和肉体:“薇准备了所有的事。她拿着她的酒,坐在我的大腿上,吻我,把她的舌头探进我的嘴里的时候我的老二顶住了她结实的屁股。”甚至我的肉欲的子弹会射中其中好看的护士,或者在报刊亭边偶遇的某一个性感女人,但她们陌生,没有名字。有名字的最后那个叫费伊的离婚女人。

费伊一直有着拯救世界的思想,她“穿着黑衣服抗议战争。她参加社区和平示威、单身俱乐部,加入诗歌朗读会、工作室、共产党会议,还有就是坐在嬉皮士咖啡馆。”这个女人给我带来的不一样的生活,比如一起生下了名叫玛丽娜·路易斯·切纳斯基的女儿,比如在孤独的生活中看到了街上的骚乱,看起来已经不是错误了,看起来会有拯救世界和自己的可能,但是我只是一个丈夫,只是被允许休息十分钟的邮差,只是整天喝着750ml瓶装威士忌的男人,她只在另一个世界,而我的世界只剩下警告、处罚、裁决,一份份的通知出现在我错误的生活里,酗酒被逮捕,或者停薪停职,十一年的邮差生涯最后还是一个错误:“十一年了!我口袋里并没有比我刚进来时多十美分。十一年,尽管每个夜晚都漫长,但流年飞逝。即便是夜班。一遍一遍,一遍又一遍做同样的事。”

费伊想着拯救世界,却没有能够拯救我,女人最后离开,邪恶再次成生活的主题,而女人又再次成为一个偶遇的符号:

“那个……你知道怎么回事,玛莎。”
“我的名字不是玛莎,是海伦。”
“我们结婚吧,海伦。”
“什么?”
“我的意思是,我的手多久才能用?”

关于身体,关于肉体,关于无法射向天堂的子弹,最后都变成了抽烟引发的火灾,当然,还有酒醉之后的那种彻底失去自我的现实,当我再次以孤独的方式离开喧嚣的时候,我只是在无人经过的房间里,看到一个“盛着人类心脏的家常大玻璃罐子”。这是身体的器官,这是人生的标签,“弗朗西斯”是已故主人的名字,而那个玻璃罐子就是一个半空的750ml瓶装威士忌和苏格兰威士忌、杂乱的啤酒瓶、烟灰缸、垃圾。麻醉自己或者死亡的标签,高度统一在一起,而那个身体有关的脊椎骨已经有十四个地方错位,就像生活一样,意味着紧张,弱智,“还有,通常情况下,疯癫。”

一个人的房间,一个人的世界,邮差生活,已经不在;面对的强奸、凶杀、狗,或某种精神病,已经不在;那些女人,爱过,死去,或者带着邪恶的肉体的女人,已经不在。“我进了门,说再见,打开收音机,找到半品脱苏格兰威士忌,喝了它,笑啊,感觉好极了,终于享受了,自由,手指头被烟头烫了,随后我爬上床,爬到边上,掉下去了,大头朝下,滑过床垫,睡啊,睡啊,睡啊……”享受和自由,疼痛和麻木,最后是像死去一样的“睡啊,睡啊,睡啊”,只是早晨还活着,而其余一切的孤独、无助和恐惧、失望,都变成了某一部小说,“如同一颗子弹射向天堂”,从此便再也无人敲响那扇门,因为门上写着和墓碑上一模一样的话:“Don’t Try”。

我们

编号:C38·2131021·1017
作者:【俄】尤金·扎米亚金 著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2013年02月第1版
定价:29.80元亚马逊17.90元
ISBN:9787540761455
页数:287页

被官方排挤打压,后迁居国外悒郁而终的尤金·扎米亚金,似乎一直在寻找“我们”这个集体,而这种对集体的寻找往往以个体的自我牺牲为代价的——只有“我”而被颠倒的“们”的封面设计似乎是一个巨大的象征。他是一个生活在未来世界中的一个模范公民之口,那个叫“联众国”中,所有的人都是一个高度数字化的个体,主人公便叫“D-503号”。D-503号是一名联众国培养成人的数学家,他对联众国满怀忠诚,特地记起了笔记,想借之赞颂威哉壮哉的联众国。怎料,联众国再发达文明,也仍旧奈何不了残留的人性。某个美艳过人的女性号码I-330突然出现,完全震撼了D-503号的纯洁心灵。在I-330的引诱下,D-503号一步步解放了本性,由小说开始时恨不能化身为机器的极端忠诚分子渐渐转变为有恨有爱,有血有肉有“灵魂”的凡人。而其实,I-330之所以接近D-503号,自有她的秘密计划。反乌托邦、极权主义、人性,这些文本的标签使之和《1984》、《美丽新世界》一起成为“我们”的代表。

 


《我们》:我们源自上帝,我源自魔鬼

 

突然之间我明白了:是的,我从前的确不属于任何人,可是现在……难道这还不清楚吗?现在我不再生活在我们的理性世界中,而是生活在疯狂的古代世界里,一个-1的平方根的世界。
——《笔记之十四》

突然之间的醒悟,是重新回到疯狂的古代世界,是包含着人性的非自由本能,是母系延续的爱心,或者是那种由性而升华为幸福的爱情,只是在这“突然之间”,依然是荒谬,是无理性,是一个-1的平方根统治的数字式生活,而且完美,一切的自由都是为了牺牲幸福,牺牲反抗,牺牲革命。以为突然之间的醒悟是“我”,其实我作为一个第一人称的主体,淹没在“我们”的上帝中,淹没在“他们”的“幸福的敌人”里,我只是联众国里的一个普通号码,而“积分号”只是试飞,却从来没有可能逃离被绿墙围裹的世界,“试飞会进行到底,而你们,你们将再也没有机会轻举妄动!”

是时间隔开了现在和古代世界,隔开了理性和疯狂,也隔开了-1的平方根和一切的有理数——时间的数字呈现在联众国里依然是一个空间的寓言。“1000年以前,你们英雄的父辈在这片土地上创建了伟大的联众国。时至今日,你们面临的任务更为辉煌光荣:通过玻璃建造、电流驱动、喷吐熊熊火焰的‘积分号’,联并未知的宇宙等式。”是父辈的英雄创举,是一个封闭的联众国,玻璃、电流、火焰,是冷冰冰的形式,却禁锢着所有未来的方向,那个宇宙等式不仅未知,而且为“我”的生命“套上令人欢欣愉悦的逻辑之枷锁”,逻辑就是数字化生存,就是完美的符号和数字,就是精确无暇的幸福,就是非自由的状态,就是一条“漫长、神圣、精确、英明的直线,最最睿智的一条直线”——它解放了人类曾经的野蛮曲线,绷直在一个没有分叉的未来联众国里,1000年太久,永远没有出口。

这里有浅蓝色制服,这里有金色的时间证章,这里有时间表,这里也有“积分号”制造台上的那些车床、调整器、曲柄、横梁、凿子,当然,这里还有那无数个“我”组成的“我们”,但是这里最显著的特点便是弥天盖地的宇宙等式,是关于数字的完美生活。“积分号”的直线就是一个机械芭蕾,而芭蕾之美从何而来?这场舞蹈缘何如此美妙?答案只有一个:“因为这乃是一种不自由的行动。这场舞蹈的深刻意义在于它对理想的非自由状态毫无保留、心醉神迷的臣服。”因为不自由,所以能有直线的芭蕾之美,能有心醉神迷的幸福:“我们给他们送去的,实则一种数学般精确无瑕的幸福,若是他们且无力领悟这一点,那么我们的任务便是强迫他们接受这种幸福。”就像那个长着黑人般厚嘴唇的诗人R-13所讲的那样,世界一共有两个乐园,或者是没有自由的幸福,或者是没有幸福的自由,在这非此即彼的选择中,“只有愚蠢的傻瓜选择了自由”,而选择了自由意味着“他们一直渴望得到镣铐的束缚”,镣铐的束缚从本质上就是从心里流露出的对世界的厌恶,这也就是“世界之痛”的根源所在,所以在抛弃愚蠢的傻瓜的做法之后,就是在这联众国里选择一种非自由的幸福。

非自由的幸福是无所不能者,是死刑机,是立方体,是巨大的气钟罩,是安全卫士,是粉红色的卡片标注的性日,是拉上窗帘的制度,是联众国创造的壮观、美丽、尊贵、高尚、透彻、纯净,“因为这一切保证着我们的非自由,也就是我们的幸福。”而所有的“我”组成的“我们”都是被符号标注,我叫D-503号,是“积分号”的建造者,还有O-90、I-133、S-4711,不管是性感的女人,还是安全卫士,或者是控制员,都在一个数字化的规范世界里获得非自由的幸福,这是遥远的1000年前建立联众国之后的王国,而在时间之外,是那个过去且遥远的古代世界,那是一个博物馆,“一幅20世纪的照片上的一条街道:街上充斥杂乱无章、五颜六色的人群,汽车,动物,广告牌,树木,色彩和鸟儿……据说,这一切的确曾经存在!”的确存在的古代,的确有着自由,但是这种自由是“像猿猴和猪狗一般生活在牲畜才有”的状态中,所以即使有自由,也绝非会产生国家逻辑,而在“我们”的群体中,还有人在内心深处是不是听到原始神秘的角落里传出的“猿猴时代的回音”。所以这样的自由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被当成是病人实施手术,或者被推向死刑台执行死刑。

而且那种自由换来的幸福对于国家来说,一定是个人的覆灭,但它不是对“我”每一个个体的谋杀,而是对成百万人“进行缓慢、逐步的谋杀”:“杀死一个人,也就是说将个人的生命年限减少50岁,被认为是犯罪,而将人类的生命在整体上削减整整5000万年,却不被认为是罪行!这难道不是荒谬无比吗?”荒谬的幸福,也是荒谬的自由,而在联众国里,在数字式的完美生活里,一切被仪式所控制。仪式是歌颂和欢呼,“以无所不能者之名,向联众国所有号码发布通知”里明确提出:“一切有能力的人,都应当视撰写论文、诗篇、宣言、颂歌等等文章赞颂我威哉壮哉之联众国为理所当然之己任。”而这些文章便是“积分号”要运送的首批物品,在歌颂之后则是“联众国万岁!众号码万岁!无所不能者万岁!”的颂扬。这里也有礼拜仪式,和古代社会所侍奉的那些荒谬可笑、莫名其妙的神灵相比,这里侍奉的却是早已了如指掌的理性之神,“他帮助我们摆脱一切疑问”,也就赋予我们纯粹的真理,“我们欢庆的正是整体针对单一,全体针对个人的胜利”,而这样消除古代人荒谬可笑、莫名其妙的神灵的仪式其实是对于个体的剿灭,在礼拜仪式上,对于死刑犯是一种残酷的谋杀,“他的双手被红色缎带捆住。无所不能者像沉重而不可动摇的命运一般走到死刑机边,巨大的手搁与上把柄……四下死样沉寂,大家都屏住呼吸”。还有天降仪式,有响亮的管乐颂歌,有诗人的吟诵选举颂歌,这是对于复活日选举的一种顶礼膜拜,在这个壮观伟大的节日里,一片人群,大家“都虔诚无比地齐刷刷举着胳膊”,然后将“坚固无比的幸福堡垒的钥匙交给无所不能者”,在这个节日中,从来不曾出现过一个另外的声音挑战伟大的和谐一致,“与古代人那些怯懦、猥琐的‘秘密’相比,我们的选举是多么高贵、诚实和高尚!”

尤金·扎米亚金:世界永远是一个乌托邦

每一种仪式都变成那条直线上的机械芭蕾,每一个仪式后面都没有了“我”——被统一,被物化,被和谐,但是这个被绿墙围裹的数字式完美生活被一条暗语打破,那时I-330用X风格的微笑告别的话:“后天到112号礼堂来找我。”那是O-90温顺地抬起水般清澈的圆圆的蓝眼睛说出的话:“今天我真想到你那去,拉下窗帘,就今天,就现在……”礼堂里不是非自有的幸福,今天的粉红色卡片也绝非是性日的约定,她们是女人,是诱惑,是人性中的那点另类的幸福,但是这多少是一次冒险,因为在300年前就颁布的《性法》里规定:“一个号码可以获得将任何别的号码作为性产品使用的许可证。”也规定只有在16点到17点和21点到22点,才有时间表规定的私人小时,也只有这私人小时是从”强大的联合机体“内分解为无数个独立细胞,那个独立细胞便是“我”,而即使如此,所谓的爱在联众国里被规范,被纳入数学公式。

爱和幸福是独立细胞,但是它本身在人性的展示中充满了风险,和I-330进入古代的房子里,甚至和奶奶说到了爱情,虽然不该有什么“没有原因的爱”,但是在联众国里,爱并不是幸福的终点,而成为一种仪式,在假装生病而获准进入那个古代疯狂的世界之后,在I-330的陪伴下,我忽然发现了另一个自己,这是被严禁的酒精麻醉而出现的我,“我觉得自己变成玻璃,顿时清晰地看透了身体。我体内有两个自我。一个,是以前的D-503号,号码D-503;另一个……从前,这另一个人只会时不时展示他毛茸茸,而现在他整个人都脱离了他的躯壳。这躯壳被弄得四分五裂,马上就要……”尽管在疯狂消失之后又恢复了自我,但是那另一个“我”其实已经无法抹去了,这是一个不可逃避的镜像,就像宿命,发现了自我就意味着消灭本我,消灭数字是完美生活里的那个号码,“夜里所有号码都必须睡觉;夜里睡觉,就像白天工作一样,都是我们的义务。夜里睡觉有利于第二天的工作。夜里不睡觉是犯罪行为。”尽管不停地暗示,但是我根本无法入眠。

这种无眠是被唤醒的自我,被唤醒的另一个“我”,是突然之间的醒悟,在古代疯狂的世界里看见了“一个-1的平方根的世界”,看见了镜面板的大海,看见了墙里面我自己的世界。“是啊,太糟糕了。显然,你体内已经形成一个灵魂。”灵魂这个曾经在古代社会里和荒谬可怕、莫名其妙的神在一起的奇怪、古老的字眼又冒了出来,而在镜子里,我看见了自己,这是陌生的自己,这是可怕的自己,这也是真实的自己。“我曾经有坚定的信仰;我相信对自己了如指掌。”而现在,我“生平第一次地,是的,有生以来第一次地,我一清二楚又有点惊奇地把我自己看成某个‘他’!我是‘他’。”我是他,他是我,人称的颠倒其实是个体世界的颠覆,固有的那个非自由状态的数字式号码已经完全被替换了,而“在镜子里看到了两道断裂的、颤抖的眉毛;我,真实的那个我”之后,我突然听到一句狂野、刺耳的嚎叫:“要是我知道我是谁就好了。我究竟是哪一个我?”

镜子的表面成了有深度的东西,成了一个身体,成了一个世界,眼睛需要做手术,还是灵魂经手烧灼之苦?而一切起源于那个古代房子里的约定,取决于非性日的粉红色记忆,“整个故事的起始坐标当然是古代房子。从这个中心点开始,X轴、Y轴和Z轴愈延愈长,最近它们已经侵入我的整个生活。”还是数字式的生活,但是不是一条直线,而是有X轴、Y轴和Z轴的立体世界,而我也发现,在生活表面,每则公式、每条等式都对应着一道曲线或者一个物体,虽然我们从来就不曾见过和我的-1的平方根对应的曲线或者物体。但是,“可怕的是这样的曲线或者物体的确是存在的。我们固然看不见它们,但是它们肯定存在也必须存在”。

肯定存在,而且必须存在,对于我来说,号码已死,数字已死,直线已死,而那镜子,那房子,那曲线,已经不可遏制地进入我的身体进入我的世界,这是,“我极其悲哀地发现,我并不是在写一首严格符合数学韵律的联众国颂歌,而是一部幻想小说。”不仅是幻想小说,在装病,在偷情,在这个逐渐出现另一个自我的世界里,尽管看到了那断头台的刀刃,看见了锋利的武器,以及短暂的死亡,甚至将爱情的函数值域设置在死亡里,“L(爱情)=f(D[死亡]),爱情是死亡的函数。”但是我已经慢慢汇聚成“我们”,已经慢慢汇聚成和权利的对抗:

我们自有我们的天平:一边摆的是1克,另一边摆的却是1吨!一边是“我”,另一边是“我们”,即联众国。所以这还不够清楚吗?在国家面前,要说我有任何“权利”,这简直就像在断言1克在天平上可以与1吨抗衡!

1克和1吨,我以及我们和联众国的“他们”,已经开始在天平上抗衡,而在那个复活节里,在天降仪式上,我愕然看到成千上万只“反对”之手高举,成千上万张嘴没有声音地呼喊着,这“好像一幕恐怖的电影”中出现的不是颂歌,不是和谐,不是虔诚,而是喊叫,是狂奔,是鲜血,这是另一种仪式,对于我来说既有信息也有恐惧,一方面这是要让我们“都再次变成顶无片瓦的人,倒退回我们古老祖先的野蛮自由状态?”我为他们感到羞愧,深深的、痛苦的羞愧,可是,另一方面的疑问是:“他们”是谁?我又是谁?

甚至这样的仪式最后成为革命的导火线,而那艘前往宇宙“联并未知的宇宙等式”的积分号却成为革命的武器,我们要走出那堵绿墙,解放那些建造的比我们小1000倍宛如奴隶的小人,要关闭礼堂和联众国对抗,要贴上魔非斯特缩写的“魔非”标语,因为I-330说:“世界上存在着两种力量,熵和能。前者会带来美妙的、导向幸福的平衡。后者则破坏平衡,导向令人不安的永恒动荡。我们的,或者不如说是你们的祖先,也就是基督徒们,将熵当成上帝来崇拜。可是我们不是基督徒。我们是……”我们是另一种力量,我们是另一个神,我们要炸毁通往幸福道路上的最后一道路障。而在这样的革命的烈火下,我的两列逻辑的火车相撞了,“它们扎进彼此的车厢,地动山摇,令人窒息……”上帝和魔鬼,我和我们,在激烈的思想斗争,而最终,我终于启动了积分号的试飞按钮,穿过绿墙,进入那一个完全陌生的自我世界。

但是革命并没有真正成功,无处不在的联众国安全卫士控制了结局,《联众国报》在首页用大字印着:“幸福的敌人已经醒来!快用双手抓牢你的幸福!明天,一切工作都必须停止,所有号码都必须参加手术。不做手术的人将被送上无所不能者的死刑机。”这黑色字体像是一道死亡的符码,积分号的占领失败,试飞最后依然是联众国这部机器里的一个数字式完美生活,依然是不自由的幸福,而I-330代表的我们呢,我再也找不到了,那个刽子手对我说:“记住:天堂里的人再也没有什么欲望了,没有怜悯,也没有爱;他们全都生活在幸福中。上帝的天使和仆人的幻想中心都被施加了手术;所以他们才得到这种赐福………现在,我们正要进入这个美梦,我们正把这个美梦牢牢抓在手心……”

但是这“两列火车相撞”的革命意义已经无法根除,无法再回到那个直线的世界,“显然,大家都被拯救了,可我却不可能得到救赎。因为我不想要救赎……”不想救赎是因为知道“真理的必然特征就是残忍”——正如火的必然特征就是能够造成烧灼感一样,是必然要付出,要消灭魔鬼般的那个我,“这无异于自杀,但也许这样我就可以得到重生。只有死去方能重生。”而对于我来说,所谓的幸福不是数字式完美生活,不是不自由的幸福,不是一条直线下的机械芭蕾,而是要像古代人那样,“有一个母亲就好了——我的母亲,我的,对她来说,我不是什么‘积分号’的建造者,不是D-503号,不是联众国的一个分子,只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她的一个部分,一个被践踏、萎缩、脱离了的部分……”回归到人性之后,我的后面就是无数的“我们”——“在横贯城市的第40大街上,我们成功地竖了道临时高压电墙。我希望我们获胜。不止如此;我坚信我们终将获胜。因为理性必胜。”

疯狂、赤身裸体,而且全身覆盖着毛发,这是古代的那些人,但是却在自我的世界里成为“我”,在幸福的世界里成为“我们”,“锋利的刀刃切割着矛盾,无所畏惧的思想就正像这刀刃一样……”D-503已经不是一个号码,而是活生生的人,他是积分号的建造者,他是笔记的记录者,但他更是驱逐魔鬼的革命者,他的名字是尤金·扎米亚金,一个在幻想的世界里发现自我和自由的战斗者,一个被排挤和流亡的俄罗斯作家,一个对于乌托邦拿出锋利的刀子并且狠狠戳上一刀的人,这是“我所创作过的最滑稽、最真切的一部作品”,而在反乌托邦的世界里,他飞进了那茫茫太空,联并了一个未知的宇宙等式:“我已经翻过最后的边界,已经把这副皮囊留在下面不知什么地方,我摆脱了我的身体,正朝一个新界翱翔,那里必将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新天地。”

黄雀记

编号:C28·2131021·1016
作者:苏童 著
出版:作家出版社
版本:2013年08月第1版
定价:37.00元亚马逊18.50元
ISBN:9787506369916
页数:304页

照片,少女,祖父,以及生命和死亡,不读苏童已经很多年,而这一次却再一次以“香椿树街”为主题,大约也是苏童怀旧的一种方式。“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无论黄雀是书中的人物还是现实的叙事者,仿佛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无处安置的灵魂。”这段题记里的话,也指向了那种叫做灵魂的东西,而照相术似乎从一开始就带有摄人魂魄的器物迷信论,而苏童从来就有的温婉、沉实、内敛的风格,在小说中又再一次表达着关于生长的惶惑、脆弱和逼仄的母题,“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和“白小姐的夏天”,在这分章的文本里,时间仿佛变成了无法逃脱的宿命。在社会转型时期,那种乱象背后的个体窘境或许也只能通过一系列隐喻来表达,而书名的隐喻和文的象征呼应着一个训戒隐忍的心理世界,无论是家族生命的倔强和衰颓,懵懂的青春形态和变态,局促的现实尴尬和纠结,都成为苏童构筑的一个诗意现实。而这对于苏童来说只是一种叙述的手段而已:“夸张,变形,隐喻,这些手法并不新鲜,只要符合我的叙述利益,我都用了。”


《五号屠场》:在时间上倒回过去看见耶稣

保润原谅照相馆的失误,又惊讶于这失误的对仗与工整,一次小小的意外,垂垂老矣的祖父变换成一个豆蔻年华的少女,这样的变换,说不清是一次祝福,还是一个诅咒。
——上部 保润的春天

春天的谜语,秋天的谜语,夏天的谜语,在四季分明的南方,初冬时节依次打开他们的身体,以及在身体深处不可见的灵魂,才发现唯独缺失的是一个冬天的谜语。时间仿佛就是一次小小的意外,那些季节的对仗和工整,顷刻间变成更大的谜语,出口被封堵了,在一个躲藏着文字的季节里,所谓变换,所谓失误,其实只是一个关于时间的隐喻。那扑面而来的“苏童近照”仿佛是寻找进口的一条线索,短袖的衣服、郁葱的树木,以及略显迷惘的表情,表明着一个“荷尔蒙气味刺鼻”的盛夏正不可遏制地袭来,而手腕上的那块表正走着时间,那是属于苏童的时间,属于缺失冬季的时间,属于散发湿润和幽暗气息的香椿树街时间。

而当姚师傅再给他补拍三张照片的时候,那刺眼的镁光灯闪过眼睛的时候,伴着格外响亮的声音,祖父一句“破了!”便把自己的带向了一个死去却活着的状态中,“你没有魂,你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这是对于所有活着的人是残酷的结论,而对于祖父来说,则是退出现实的最后一次努力,而且已经大功告成,他“潜伏多年”的灵魂从疤痕中逃出,这是现实的出口,这是谜语的出口,这是缺失的一个冬季,从此,香椿树街的现实属于“保润的春天”,是“柳生的秋天”,是“白小姐的夏天”,而对于退出现实的祖父来说,只有那句“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啊”的感叹。

“几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在一座火柴盒式的工房阳台上眺望横亘于视线中的一条小街,一条狭窄而破旧的小街……这是我最熟悉的南方的穷街陋巷,也是我无数小说作品中的香椿树街。”某年的下午,苏童面对着幻觉中的香椿树街,一定也是带着这样迷惘的表情,以及那块告诉着时间的表。眺望是一种距离,狭窄而破旧也是一种距离,而最熟悉的街巷里发生的故事同样也是一种距离——不是在初冬的那一刻,被抽离的“对仗和工整”的季节只是有限地返回到“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和“白小姐的夏天”,而立之年的苏童仿佛正站在初冬的入口,像一只黄雀以秘密的方式,从背后制造一段有关身体和灵魂的谜语。

谁是前面的谜面?是渴求死亡却找不到魂灵的祖父?还是依偎在祖父怀中的婴儿?耻婴或者怒婴,包含着道德谴责的名字背后是一个不谙世事的身体——甚至没有灵魂,“很安静,与传说的不一样。”那么只有属于香椿树街的那一段传说才是最后的谜面,那里有着水塔里的变故,有着井亭医院的绳子,有着拔枪的康司令,有着堕落而打开身体的白小姐,当然还有用“残缺的碗口”盛着“黏糊糊的液体”的柳生,而保润那一把锋利的刀子,狠狠地捅开了这个香椿树街没人去猜的谜语,最后的最后,大家都成了谜面,成了现实里不可更改的谜面。

现实或者是“保润的春天”,是“柳生的秋天”,是“白小姐的夏天”,现实是想抽离却被标注着的生命片段,“一个人无法张罗自己的葬礼,身后之事,必须从生前做起。这是祖父的信条。”祖父以一种颠覆的方式寻找生命的归宿,死亡或者只是一个象征,对于多活了十七年的人来说,死而复生只是一个生命的玩笑而已,所以刻意制造的卧轨、跳河,根本不能抵达死亡,七十岁之后以算数的角度眺望死亡反而变成了一种和现实慢慢脱离的行为艺术。对于祖父来说,“再往前的死亡事件是蓄谋的,祖父那一年才四十五岁,突然活腻了”,漫长而无聊的活着,是在对于现实的亵渎,是对于时间的逃离,那些每年更换的照片始终无法成为遗照,“新鲜的遗照”,只是祖父幻想中的葬礼仪式,自己假象的死亡故事,所以祖父的这种努力只是在证明对于现实的逃遁是漫长而无措的,它横亘在面前,甚至生不如死。

但是,祖父的逃遁还残留着身体,而这具身体带给香椿树街的并非是简单的“行尸走肉”,它在对曾经存在的时间无理取闹的同时,也打开了香椿树街人们的另一种幻想。那只藏着骨头的手电筒似乎寻找丢失的灵魂的工具,但是在这条“南方的穷街陋巷”里,在这条狭窄而破旧的小街上,现实变成了对祖宗地产的追寻和挖掘,这是群体性的现实迷幻,曾经的香椿树街里,有祖父家族的某种耻辱,也有深藏在时间里的荣耀,“我爹是汉奸,我爷爷是军阀,我怕那些东西惹祸,都烧光了。”但是,军阀和汉奸这些属于另一个时代的符号消失,并不意味着那个迷幻现实的消失,就像祖父一直追求的死亡,并不是一种身体死亡的仪式,在灵魂出窍中,他以一种死而复生的活着见证“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啊”的现实。

现实不是丢失的手电筒,不是招魂,而是“一场疯狂的掘金运动”,在祖父招魂的行为艺术中,“它席卷了香椿树街南侧,其后,渐渐扩散到北端,最后甚至蔓延到了河对岸的荷花弄。”而在这场掘金运动的背后,是现实迫不及待的侵袭,祖父被送进井亭医院后,保润的父母拆掉了祖父的那张床,变卖了家具,甚至将祖父的房间租给了马师傅开店,“每个月都有两百块”的诱惑彻底改变了祖父活着的世界,“最后一件床板搬出去了,祖宗们的痕迹悉数消失,祖父的房间瞬间成了一个新世界。”用金钱来替代残存的现实,这就是香椿树街的逻辑,所以不管是居民的掘金运动,还是80元押金导致的水塔事件,或者是从仙女变为白小姐的世俗化命名,以及最后肚子被当成人类的矿山,无不是现实对身体的侵袭,对灵魂的出卖,而灵魂和身体的那诸多谜语才慢慢在香椿树街打开。

而例外似乎只有保润,他显然是一个游离在现实之外的人,从那张由祖父的遗照变成少女的照片,他就进入了自己编织的梦幻之中,那条道路上的蛇变成了浅绿色的阳伞,是生活中泛发出的阴影,懵懂却充满着某种未知的诱惑,照片的小小意外,一下子将整天面对的祖父幻化成了豆蔻少女,他分不清是诅咒还是祝福,他也不知道这是现实还是梦幻,那张照片最后变成了他的臆想,“他一咬牙,撕碎了照片,把照片的碎渣塞进了洞孔。就这样,一个陌生的女孩,被他交给更陌生的祖先了。”撕碎照片,交给祖先,其实就是他对于臆想的一次行为艺术,虽然那个浅绿色的女孩以“仙女”的名字走进了他的生活,但是对于保润来说,仅仅是一个梦幻中的符号,她美丽性感,她成为保润对于爱情的一种寄托,但是这种爱情只是少年成长中的一段“小拉”舞蹈,靠近或者相拥,但都不是进入身体,与身体无关的爱情,也注定和现实无关,但是,却与有理想、有规划的绳子有关。

绳子之于保润,是一种反抗现实的武器,之前是捆绑在井亭医院的祖父,在父亲中风死去母亲远走他乡的现实中,保润担当起了看护祖父的职责,尽管祖父已经成为失去魂灵的行尸走肉的人,但是他还在用寻找手电筒的行为艺术为现实找到一个逃避的进口,而保润的绳子一开始是以工具的性质来束缚祖父,文明结、民主结、法制结、香蕉结、菠萝结、梅花结、桃花结等千奇百怪的捆绑方式使他沉溺在绳子的世界里,甚至连他观察现实的方式,也是用这样征服的方式,就像王德基的女儿秋红描绘的那样,“保润的目光形容为一卷绳子”,他在医院捆绑了越来越多只有身体失去灵魂、和祖父一样不属于现实的病人,“保润的双手,征服了越来越多陌生的身体。”而对他来说,“他的绳子是有规划的,他的绳子是有理想的,他的绳子可以满足你对曲线的所有想象。”

绳子不只是捆绑病人的工具,也是延伸着他梦想世界的武器,面对仙女,他似乎永远没有可能进入她的爱情世界,当然也不可能进入她的身体,那租用旱冰鞋而被仙女买了收音机的80元钱,成为保润对仙女实施捆绑的动机,那无人前来的水塔成为保润真正进入那个浅绿色梦幻的场所,这仿佛是他的理想国,也是他的乌托邦,他捆绑着仙女并不只是想让她偿还80元钱,而是在被驾驭中感受到追逐梦幻,追逐爱情的快感,这是保润即将开始的春天,但是这样的春天注定是要向祖父头上的伤疤一样,会跑出自己的灵魂,乌托邦并不是只有他,只有仙女,也并不只有不进入身体的绳子,还有柳生。

柳生是水塔事件的策划者,但是他从来没有打算成全保润的梦,从来没有想要把保润带向春天,相反,他以一种秘密的方式进入了仙女的身体。保润捆绑了仙女,而柳生却强奸了仙女,保润用的是绳子,而柳生用的是自己的身体,保润的谜语沿着梦幻的方向前进,而柳生却以完全现实的谜语书写了一个危险的青春故事。从此,保润以强奸罪被判入狱,这是他游离在现实之外的继续,这是他灵魂无处安身的猜谜时代的开始,“他的梦遗,总是与羞辱有关,与愤怒有关,甚至与S形有关。他的身体,为什么会准时发出噗的一声?那是破碎的声音,确实有个什么气泡破碎了。”那气泡破了,那浅绿色的爱情破了,甚至连那根有着理想的绳子也断了,“梦遗使他听见了身体里的一条谜语,这谜语与魂灵有关,他以祖父的遭遇作为猜谜的途径,努力地想象谜底。”他变成了另一个在现实外的祖父。

取代“保润的春天”的是“柳生的秋天”,取代梦幻的当然是现实。柳生以现实的方式进入了仙女的身体,当然,柳生也以现实的方式买通了仙女,仙女的世界从此打开了一个口子,那个口子里进入了太多的污秽、羞辱,甚至是背叛,就像她少女时代的那只破碗,“碗里盛满他的罪恶和愧疚,残缺的碗口现在有黏糊糊的液体溢出来了,溢出来的,都是荣耀和骄傲的泡沫。”柳生进入那个口子的方式是完全的身体,是黏糊糊的液体,是对现实的征服,“她的初夜,是我的。她的身体,曾经是我的。她的一切,她的一切的一切,曾经都是我的。”

像香椿树街的那些人陷入狂乱一样,柳生的人生总是伴随着金钱,拳头和刀子,他处在社会的底层,但是他对于现实的反抗是用自己的身体来征服,水塔风波再起的时候,也只是关于金钱对现实的驾驭,郑老板从澡堂起步,慢慢发展成郑氏水文化连锁企业,继而发展成郑氏国际投资贸易公司,但是在金钱和权力的迷失中,他也成了一个疯子,和祖父一样成为井亭医院的一个病人,而柳生在这场疯癫的游戏中,成为一个看客,那水塔里的金佛仿佛是这个世界的象征,迷乱、崇拜,以及盖满灰尘的结局无不印证着现实的逼仄,而水塔对于柳生来说,是一段只是关于身体的往事,“他想起很多年前水塔上的那个黄昏。一个被诅咒的黄昏,一个堕落的黄昏,因为诅咒的嘴唇已经合拢,堕落的痕迹已经冲刷干净,关于两个肉体的细节,他只记得自己这一边了。”而不管是被诅咒还是堕落,在柳生心灵深处,必然想起的是两个人,一个人是保润,“他忽然想起了保润,想起保润十八岁的面孔。”另一个人,当然是他进入她的身体的仙女。

仙女的身体被柳生进入似乎是一个开始,一个现实人生的开始,而仙女仅仅是她在香椿树街过去的名字,正像这个充满梦幻色彩的名字一样,她带给保润的是谜一样的梦境,当保润把撕碎的照片塞进墙壁的洞口完成和祖先的交接的时候,但他用富于艺术的绳子捆绑身体的时候,梦境被夸大了,甚至代替了现实,而对于仙女来说,那个永远迷幻的梦境对她没有任何意义,她需要的是用自己的身体进入现实,就像那个黄昏水塔里柳生的身体,一个人的身体进入另一个人的身体,就是从一种现实进入到另一种现实,而抵达这样的现实除了金钱,除了权力,便是自己对灵魂的放弃,那个“丢了魂”的小美,就是因为早恋被搞大了肚子,所谓灵魂,在香椿树街的奶奶看来,就是远离堕落,远离世界的诱惑。但是身体的萌动让仙女放弃了自己,在灯红酒绿中她变成了白小姐,变成了男人身体进入的通道,而在无数次更换的男人中,那个台商庞老板无疑是一颗子弹,在她的身体里扎下了根。

欧洲的游玩,仅仅在一夜之间,便使白小姐变成了母亲,而她注定是要成为逃避这个孩子的母亲,庞老板进入她的身体只是满足一个男人的身体欲望,而那个长在白小姐身体里的恶果最后在他眼里仅仅是一个意外,他离开白小姐,当然不想进入她的现实,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他许诺在孩子出生之后给他抚养费和补偿金,而这种金钱的置换在他看来就是把女人的肚子当成是期货投资,“女生的肚子其实就是人类的矿山,铁矿石、铜矿石、棉花、石油都有期货,孩子为什么不能做期货处理呢?”进入她的身体的有无数的男人,而只有柳生和庞先生,似乎在用某种轮回的方式改变着她的现实。柳生让她完成了少女最初的身体意义,打开了通往欲望的通道,而当她拖着被糟蹋的身体以及肚子里的孩子回到香椿树街的时候,已经开始了摆脱不了的生命轮回,而奶奶的话几乎击溃了她:“亏你还记得回家的路,你丢魂了,仙女啊,你的魂丢在外面了,女孩子的魂丢不得,今天丢了魂,明天就丢脸了。”

从前她看不起香椿树街,现在香椿树街的人看不起她,从前她充满着对金钱的崇拜,现在金钱世界反过来有伤害她最深,从前她一直逃避保润的绳子,现在她依旧被关进了保润的笼子里:“她无端地想起那只天蓝色的铁丝兔笼,想起她饲养的两只兔子。她和柳生,多像两只兔子,两只兔子,一灰一白,它们现在睡在保润的笼子里。”对她来说,轮回从水塔开始,又将终于水塔:“水塔是她的纪念碑。她半跪在自己的纪念碑下,仰望一面肮脏的旗帜缓缓降下来,她不知道,降下来的是羞耻,还是她的厄运。”这是过去,这也是现在,更是将来,白小姐的现实终究讲不过犟不过那根绳子,捆绑她身体的绳子,以及自己将灵魂捆绑起来的绳子。

而绳子也握在保润的手中,握在这个游离在现实的男人手中,不管是柳生还是白小姐看到的保润,似乎只有那年黄昏在水塔上的十八岁的保润,这面孔是属于绳子世界的面孔,是属于爱情梦幻时代的面孔,是属于现实之外过去的面孔,是一个春天的谜语,而在柳生的秋天里,似乎永远没有谜底。当保润出狱之后,柳生接他到自己的家里,并想告诉他把过去的一切忘掉重新开始,而保润却像知道了所有,“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那,怎么可能呢?”过不去的现实,是那个水塔,是那个春天,是那段绳子,也是那个没有进入却背负罪恶的身体,所以对于保润来说,进入现实就是要找回遗失的过去吗,找回遗失的公平,那一小段小拉仍是他通往现实的出口,同样的水塔,同样的女人,也同样是绳子,但是在梦幻之中沉溺太久,回到过去回到现实的路对他来说,是无法在找到了。他在香椿树街的家已经不再了,父亲死了,母亲不再回来,而祖父呢,在他自己的世界里忘记了所有人,忘记了过去,“给我想,我是谁?想,给我好好想,德康是谁?保润是谁?谁是你的孙子?你脑袋疼?疼死也要想,给我想!”保润疯狂的行动只是徒劳,而那张曾经的全家福也再也找不到自己,“就他好好的,他都在!”只有丢了魂的祖父还以最后的身体活着,没有痛苦没有迷惘,没有梦境也没有现实,“对不起,你们都将消逝,只有我长寿无疆。”

消逝的不仅仅是过去的那些片段,不仅仅是保润一直想要的小拉爱情,不仅仅是柳生黄昏里的欲望征服,也不仅仅是从仙女到白小姐为了挣脱绳子的物质生活,还有不能救赎的自我,当保润在柳生新婚之夜将锋利的刀捅进他的身体的时候,那个黄昏的谜语终于以流血的方式找到了答案,而保润也在公平的世界里再次从现实中退出进入监狱,白小姐呢,她则以一种寓言的方式延续了生命,“她感到岸上的香椿树街在拒绝她,整个世界在拒绝她,只有水在挽留她,河水要把她留下,她僵硬的手臂颓然垂下,膝盖一松,水下的青苔顺势把她送回了水中。”孩子降生,却是一个红脸的婴儿,不管是“耻辱的婴儿”还是愤怒的婴儿,生命的轮回总是以谜语的方式画上了句号,甚至那苦苦寻找的手电筒,也再一次回到了香椿树街,但是不管是诅咒还是祝福,“你们都将消逝”注定是逃不过的宿命,春天远去,秋天死亡,而夏天的燥热也终于随风而逝,过去和现在,或者身体和灵魂,其实都是无法猜出谜底的谜语,婴儿依偎在祖父的怀里,是没有魂灵的身体抱着没有魂灵的身体,是虚无的现实面对虚无的现实,而在生命的起点和终点,终于缺失了那整段整段的人生,就像时间,永远戴在苏童的手上。“黄雀可能是灾难,可能是命运,看上去很漂亮的意象后面是一个阴影、一个线索。”是的,那螳螂和蝉背后的黄雀正在“荷尔蒙气味刺鼻”的香椿树街飞来。

护身符

编号:C64·2130917·1013
作者:【智利】罗贝托·波拉尼奥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3年08月第1版
定价:36.00元亚马逊27.00元
ISBN:9787208113060
页数:160页

她曾经出现在《荒野侦探》里,奥克西里奥,躲藏在大学的女厕所被困12天,幸免于特警冲击大学的镇压事件。“我受困在哲学文学系女厕所时手边阅读的诗集的作者。可我也有自己的生活。我在那不勒斯区住过,在罗马区住过,在阿特诺尔·撒拉斯区住过。”这并不是这个“被誉为墨西哥诗坛之母”的诗人的一切,“我很高,很瘦,金发,缺了几颗关键的牙齿,说话与笑时不得不捂住嘴巴,连接吻都感到难为情。”当然这也不是最主要的,一个女人如何在动荡、恐怖和充满革命喧嚣时代找到自己,而那个“护身符”或者只是一个寓言,是寻找的归宿,也是一代人的告白,是勇气、心态和所认定的一切。在这部作品中,波拉尼奥已经成为了女性奥克西里奥,而时间也定格在60、70年代,那里有《荒野侦探》中曾经出现过的阿图罗·贝拉诺、艾蕾娜、雷梅迪奥斯、瑟尔帕斯等人,甚至还有切·格瓦拉。而在《护身符》里,也出现了波拉尼奥整个作品谱系中谜一样的“2666”字样。


《护身符》:因为死神就是拉美的拐杖里

就在这个时候,时间再次停步,无论哪里都会有这样众所周知的意象,因为时间要么永远没有停步,要么就一直处在静止中;于是,我们可以假设,时间的连续性遇到了寒战;或者我们设想:时间打开了青年诗人小集团的圈子,弯腰,低头,钻到腹股沟处,从胯下看看我,挤挤抽风的眼睛;或者我们假设首都的满月或上弦下弦月或者没有月亮,再次移动到哲学文学系四楼的女厕所瓷砖墙上;或者我们假设基多咖啡馆里出现了守灵般的宁静,我只听到了丽莲随从们的低语声;我又一次不清楚自己是在1968年还是1974年或是1980年,无论如何我是不是像沉船的影子那样,靠近我永远见不到的,幸福的2000年。

时间再次停步,是因为时间被被折叠起来又打开,像一场梦。当处在静止中的时候,那些标注着的1968年,或者1974年,或者1980年,都已经成为假设里的不可避免的寒战,在流亡的墨西哥,写诗的诗人和哲学家、教授、瘸子、画家、戏剧家集合在一起,他们几乎不像男女一样上床睡觉,他们弯腰、低头、钻到腹股沟深处,寻找不认识的这个世界,那情景就像躲在军队找不到的四楼厕所里,或者谈论革命和弑杀的咖啡馆里,宁静而多变,唯一不变的是记忆里永远的时间,那里有刀子,有死亡,有诗歌,有护身符,也有拉美的拐杖,只是当歌声想起的时候,那些记忆就变成了勇敢、镜子、欲望和快乐。

“这样,我就到了1968年。或者说1968年来到了我身边。如今我似乎可以说我早有预感。现在似乎可以说我有过强烈的预感,没有让我感到手足失措。”强烈的预感,没有手足无措,1968年来到身边的时候,时间真的被打开,只是到了永远见不到的2000年,并非都是幸福的注解,那个抽烟、流亡以及受困于疾病的罗贝托·波拉尼奥死去的时间,还要在3年之后,这是一个漫长的没有寒战的时间,连续性的折叠又打开,2003年也是伸出了死神的拐杖,而在他死去的10年之后,那如护身符一般的歌声再次响起:“1968年变成了1964年,变成了1960年,变成了1956年。还变成了1970年、1973年、1975年和1976年。仿佛我早已经死去,是从一个新角度观赏上述年份那样。”错乱不是迷惘,而是抽空了那些假设,抽空了死亡的身体意义,而对于文本的穿插一直回荡着不息的设想,那设想可能是2012年阅读《荒野侦探》,或者是同一年的《2666》,给一个标签远比给一个注解有意义,打开,合拢,或者在中间插上一把非常拉美式恐惧的那把刀——“你找自己的武器,却找不到,你在本来放下的地方找它,但并不在那儿。”只是插入,《荒野侦探》里的那个躲在女厕所12天的奥克西里奥就打开了青年诗人的圈子,“弯腰,低头,钻到腹股沟处,从胯下看看我,挤挤抽风的眼睛”,一系列动作是因为不在军队发现的地方读到了自己,瓷砖、诗歌以及那双闭着的眼睛,设想是对自己说的话:“奥克西里奥,你这个乌拉圭女公民,拉美人,诗人,旅行家,反抗吧。”还有阿图罗·贝拉诺、艾蕾娜、雷梅迪奥斯、瑟尔帕斯都已经从一把刀子的拉美恐惧中找到了自己的刀子。或者时间永远是拉美的那把拐杖,在《2666》的迷宫里寻找到出口:“这时的格雷罗居民区特别像凌驾万物之上的一座坟墓,但不像1974年的公墓,也不像1968年的陵园,也不像1975年的坟场,而是像2666年的丧葬之地——一个遗忘在死者或未降生之人眼皮下的公墓,一个想忘却一点什么、结果却遗忘了一切的死亡眼皮下的公墓。”

1974年的公墓,1968年的陵园,1975年的坟场,或者是2666年的丧葬之地,都已经在遗忘的死者里变成一个可以篡改的时间标记,只是死亡是成批的,是集体的,它是1967年多愁善感的佩德罗·加菲亚斯之死,它是1968年像个巨人的莱昂·费里佩之死,或者是1969年流亡墨西哥的何塞之死,也或者是1963年画家雷梅迪奥斯·巴罗之死,当然,还包括妻子背叛的米盖尔·洛佩斯教授吊死在了一棵树上,如此种种,都在“一切的死亡眼皮下的公墓”里被遗忘,而不被遗忘的包括那打碎的花瓶,那失踪的图书和灰尘,那在厕所瓷砖上的诗集,那三叶草旅馆里的男妓王,那厄里戈涅和俄瑞斯忒斯的新故事,因为这一切看起来都和“我”有关,和一个墨西哥人的女友、墨西哥诗坛之母的女人有关。

那么故事就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开始,第一句:“这可能是个恐怖故事:一个谋杀、侦探、黑色的恐怖故事。”第二句:“但实际上不是。”第三句:“之所以不是,是因为讲故事的人就是我。”第四句:“我就是说故事的人,因此不会是这样的。”第五句:“可实际上,这是个讲述一桩残忍罪行的故事。”其实这些句子可以连成完整的一句话,在正反之间,在否定和肯定之间,只有去除那些像时间一样静止的句号,就能打开这个故事背后的所有恐怖因素,谋杀、侦探、黑色,或者一桩残忍罪行,完全取决于我的叙事方式,而“可能”的结局是我在叙述的时候只是在告诉第三人称的读者一个故事,不是一首诗那样可以鼓起战斗的勇气,也不像一首歌,可以带来勇敢、镜子、欲望和快乐,或者说,我已经完全在1965年来到墨西哥之后,去掉了身上的“护身符”。

“但重要的是,某月某日我到了墨西哥,不很清楚为什么要来,目的是什么,怎么来的,什么时候来的。”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到达墨西哥的时间完全是模糊的,充满了可能性,就像这个故事,所以不管是1967年,或者是1965年,也可能是1962年,但最重要的是来到了墨西哥,“落脚在莱昂·费里佩和佩德罗·加菲亚斯家中”。就算是1965年吧,只是在那一年莱昂·费里佩去世,而在更早的1964年佩德罗·加菲亚斯去世,所以我在莱昂·费里佩和佩德罗·加菲亚斯家中只是碰碎了那只花瓶,而那只花瓶“或者在我父亲的写字台上”。只是父亲已经过世多年,我几乎把他给忘记了。所以,和时间一样,那些和自己出身有关的一些东西已经变成了假设:“遗忘柱就倾倒在一座宅子和一张写字台上”。然后就是对自己的遗忘,在那个破碎的镜片里,我只是一个零零散散的奥克西里奥,蓝眼睛,金黄夹银白色的头发,发型是“勇敢王子”式的,瘦长脸,额头有皱纹,这些都是镜子里的我,“这个样子让我震撼,陷入了成堆的疑惑中,让我怀疑什么前途、什么导弹般速度临近的岁月”。又再一次谈到时间,谈到对时间的怀疑,而对时间的怀疑当然是对自己的不确定,镜子里的“他者”一下子让人手足不错,尽管有过强烈的预感,但是当真正不能忘记的1968年9月18日到来的时候,我也从某种破碎的镜子里,从花瓶破碎的记忆中走出来,成为一个象征,一个乌拉圭公民,一个拉美的诗人,一个需要反抗的旅行家。而这一些属性的取得是因为我“闭上眼睛对自己说”,闭着眼睛就是消灭镜子一样的零散特点,就是在内心深处呼唤一种身份,而这个充满拉美战斗意义的象征,也从西班牙裔墨西哥女作家、画家雷梅迪奥斯·巴罗的眼神里出现过,依然是眼睛,依然是镜像,依然是拉美情结,只是那时,我用了一种亲吻的方式取得了认同,那个主张超现实主义和政治上无政府主义的画家眼神告诉我:“奥克西里奥,别担心!你不会死的!你不会发疯的!你在高举大学自治的旗帜。你在挽救我们美洲大学的荣誉。你最糟糕的是可能急剧消瘦,瘦到可怕的程度;糟糕的是你会产生幻觉;糟糕的是你令被人发现。但是,无需多虑!坚持下去!看看可怜的佩德罗·加菲亚斯的诗歌吧!”

变瘦或者幻觉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高举大学自治的旗帜,重要的是挽救美洲大学的荣誉,坚持下去,并且看看可怜的佩德罗·加菲亚斯的诗歌,那诗歌永远出现在1968年9月18日的哲学文学系四楼女厕所里,那一天,军队践踏了大学自治权,而且冲进学校,见人就抓,见人就杀,而其实,学校里死的人并不多,最多的地方是特莱特洛尔科,“这个广场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而铭刻在记忆中的还有厕所里的那些诗歌,就像我成为学校唯一的幸存者一样,诗歌也在那块瓷砖上见证着1968年的屠杀。

但是所谓的幻觉果真是关于超现实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画家的,其实从静止的时间来说,雷梅迪奥斯·巴罗在1963年就去世了,而我在1963年还待在那遥远、亲爱的蒙得维的亚。而那年如果真的到了墨西哥城,并且从佩德罗·加菲亚斯那里得到雷梅迪奥斯·巴罗的住址也只是“心想”而已,“她投下的最后一瞥与我的目光相撞,我立刻明白,她已经死了。”所以我的感觉被固定在空间里而不是在时间里,时间的假设完全开始了一个故事被颠覆的意义,比如我得到了雷梅迪奥斯·巴罗的地址,比如我听到了她对我的暧昧鼓励,比如我在她的房门打开的时候,看见了躲藏在里面的那个叫丽莲的女子,“我这事儿发生在雷梅迪奥斯·巴罗逝世十年后,也就是1973年,而不是1963年。”时间被置换,身份也被置换,丽莲其实关于拉美的战斗或者革命的故事其实更接近于我作为想象的那个角色,一个乌拉圭公民,一个拉美的诗人,一个需要反抗的旅行家就是这个从雷梅迪奥斯·巴罗家里出来的女人,“时间的连续性遇到了寒战”,而这个寒战告诉我:“你跟踪的这个女人,这个突然离开雷梅迪奥斯·巴罗住宅的女人,是真正的诗坛之母,不是你,是这个被你跟踪的女人,而不是你,不是你。”

因为丽莲曾在基多咖啡馆认识了南美流亡者:切·格瓦拉,在拉美的土地上,丽莲也是一个投影,她才是墨西哥真正的诗人,真正可以举起大学自治的旗帜,为美洲大学挽回荣誉,而且不仅如此,她可以和切·格瓦拉在咖啡馆里讨论革命,丽莲之于奥克西里奥,是不同时间、不同国家、不同情感的叠影,丽莲曾说:“奥克西里奥,你真漂亮!奥克西里奥,我常想起你。”响起你就是想起自己,所以当奥克西里奥接受丽莲的嘱咐,前去告诉丽莲的儿子科芬母亲今晚不回家的时候,两个人对于厄里戈涅的故事的讨论,也成为一种叠影。希腊神话的故事里有着某种暧昧和乱伦,也有弑杀和罪恶,先是与克吕泰涅斯特拉通奸,谋杀了阿伽门农,再然后是阿伽门农的子女报仇,杀掉了埃葵斯托斯和自己的亲生母亲,这个恐怖的故事却带来一个寓言:杀害母亲的人是不能爱上任何人的。不管是俄瑞斯忒斯,还是厄里戈涅,其实都是这个家族恩仇的牺牲品,而最后这个穿插在虚无时间里的故事变成了映射:“刹那间我觉得科芬是俄瑞斯忒斯,我是厄里戈涅,意味着那黑暗的时刻可能变成永恒,就是说我可能永远见不到白天了。”

这是不是拉美故事的一个悲情版本?所谓爱与恨,所谓亲情和仇恨,所谓梦境和现实,都难以逃脱时间的命题,是恐怖还是浩劫,是真爱还是罪恶,都是一副毒药,而那个躲在女厕所里堵着男诗人诗歌的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隐喻,爱情里的伤残和仇杀,在虚设的时间里都是一个希腊神话,腿瘸的艾莉娜和意大利男友保罗之间爱情是不是也充斥着不能摆脱的罪恶,还有对于格雷罗区男妓王的刺杀事件,是不是也是要用一种暴力解决所谓的欲望?当男妓王对埃内斯托说“你就是性奴”的时候,那床里还躺着一个可怜的小伙子,埃内斯托的回答是:“我是墨西哥同性恋诗人,一个同性恋诗人,一个诗人,一个(国王一点也不明白)……”而在身体的王国里沉溺的男妓王无非也想逃离这样的欲望恐惧:“这场无休止的噩梦,他真想借助暴力逃离出来。”

当墨西哥诗坛之母说:“小朋友们啊,爱情就是这样的。我一度作为全体诗人之母这样说。”爱情就是这样子的,那么现实的一切也都是这样子的,“爱情就是这个样子的,切口就是这个样子的,大街就是这个样子的,十四行诗就是这个样子的。清晨五点钟的天空也是这个样子的。”其实这些爱情的无奈和所有在时间里呈现的现实一样,不可更改,即使我躲在四楼的女厕所里,逃避了军队的追捕,但是这不是可以高唱的一曲革命颂歌,相反,却是一场噩梦:“有爱嚼舌头的人说,卫生间是我偏爱的地方。大错特错!卫生间是我的噩梦,虽说从1968年9月起我觉得噩梦不奇怪了。”1968年9月18日的那次事件只不过是一次奇遇,所有的东西都像是一个梦境的不断翻版,而最终的归向一定是欲望的破灭。

而那个我从来没有上过床的“十六岁或者十七岁的阿图罗·贝拉诺用极端的方式从事着所谓的革命,1973年,阿图罗决定回智利搞革命,“除去他家里人之外,我是惟一给他送行的人”,而到了1974年1月,阿图罗返回墨西哥,“但人完全变了”。因为阿连德总统倒下,看起来阿图罗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而这次革命到底带来了什么,到底是仇杀还是尊严,阿图罗墨西哥寻找更年轻的一代诗人,而这些诗人的口号就是:“我们不属于墨西哥城,我们来自地铁、首都的地底、下水道网;我们生活在最黑暗、最肮脏的地方。就是青年诗人中最有毅力的人去了也只能呕吐。”爱情被梦境覆盖,欲望被扬尘覆盖,革命被暴力覆盖,而时间呢?那静止又重新被打开的时间呢?那镜子里零碎的人生呢?当1968年9月的梦出现在1973年9月的时候,那场声援阿图罗的墨西哥游行已经变成了真实的现实一部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当然,成为时间内部的一个怪圈,噩梦循环,“没人能从意外事件的相互联系、变换和安排中毫发无损地逃出来”,而我真切的感受到了那个拿着革命旗帜的阿图罗已经死去,像无数死去的人一样,成为时间的一部分,“也许这个荒无人烟的谷地就是死亡的象征,因为死神就是拉美的拐杖,拉美没这根拐杖就无法行进。”

“不知为什么我还会记得那个下午,那个1971或者1972年的下午。最奇怪的是我从1968年那个走廊上就开始记忆了。”记忆里的时间是另一种时间,它和真实的历史错乱开来,而不管是1968年还是1974年或是1980年的那些影子,或者是看不见的幸福的2000年,也不管是1974年的公墓1968年的陵园,还是1975年的坟场2666年的丧葬之地,都在被遗忘和虚构中成为零零散散的镜子碎片,而我对于时间的预言又可以成为一个黑色幽默:“2150年马雅可夫斯基会重新时髦起来。2124年詹姆斯·乔伊斯会转世化身为中国小孩。2101年托马斯·曼会变成厄瓜多尔药剂师……”

没有2666的过渡解读,只是预言或者传奇,而一切的时间都“在1968年的风里与生者和逝者融合在一起”,那个美丽而不幸的1968年,有个女子在大学自治遭到破坏的时候依然坚守在校园里。但是时间的循环中,不管是噩梦还是死亡,不管是欲望还是革命,都像是在用一种“至高无上的戏剧姿态”来回应现实,“整整一代拉美牺牲掉的青年人之英雄伟业,我却明白最重要的是说到了勇敢、镜子、欲望和快乐”,所以即使孩子们冲向战场,即使那歌声里有战争,而那歌声就是我们的护身符。

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

编号:C38·2130917·1011
作者:【英】安吉拉·卡特 著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1年09月第1版
定价:48.00元亚马逊38.50元
ISBN:9787305081323
页数:582页

“从前有个妇人,她年纪很大了,不但眼睛瞎了,而且不能走路。”“从前有个姑娘,她的男朋友在海里淹死了。”死亡、恐惧、疾病,以及诡异,都从那个“从前”的叙述开始,但这绝不是童话,不是给孩子们看的奇妙传说,里面有抒情,也有血腥,有令人捧腹的玩笑,也有粗俗下流的故事,有昏头昏脑的公主,也有多愁善感的仙子,有美丽的女仆,也有干瘪的老太婆,还有狡猾的妇人、品行不端的姑娘、巫婆和接生婆、坏姨妈和怪姐妹。“精怪故事就是一个国王去向另一个国王借一杯糖。” 他们,或者她们,组成了现实之外那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坚强的意志、卑鄙的欺诈、妖术与阴谋,采集它们的只可能是独一无二且令我们深深怀念的安吉拉·卡特。贫穷、饥饿、不稳固的家庭关系、遍布的暴行,其实,安吉拉·卡特依然书写她自己的“焚舟纪”,书写她一般人难以进入的精怪世界,而1990年出版的《悍妇精怪故事集》和1992年出版的《悍妇精怪故事集第二卷》合在一起的时候,你一定听到了了丛林里孩子怪异的哭声。


《精怪故事集》:我讲完了,现在交到你手里

天上掉下三个苹果:一个给我,一个给讲故事的人,一个给逗你开心的人。
——《诺莉·哈迪格》(亚美尼亚)

天上的苹果和那个讲真话回答谁最美的新月无关,它只是在“从前”的故事里,在一个母亲妒忌最美女儿的传说里,在“当场就气死”的寓言里,而三个苹果的馈赠与亚美尼亚的诺莉·哈迪格也无关,“我”、讲故事的人和逗你开心的人,这三种不同的人称组合成苹果的主人,是对于故事版本的一次独立,就像老妇人的故事一样,明确地展示出它的真实性,那个开场白从“从前有个富人”开始,和英法精怪故事“很久很久以前”一样,用谜一样的表达回答那个掉苹果的“天上”,其实在亚美尼亚的故事模式上,“很久很久以前”的变体已经变成了既精准又神秘至极的“在—个有和没有的年代……”

有和没有,真实和谎言,友善和恶毒,在《诺莉·哈迪格》的故事里,已经截然而分开了不同的人生经历,美丽的诺莉·哈迪格遭遇亲生母亲的排挤,遭遇亲生父亲的抛弃,遭遇被照顾王子的误解,而那一块坚忍之石在不公命运面前的爆炸,就是指向一个善的终点,母亲被气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则是一种邪恶的统治力的结束,苹果是馈赠,是喜悦,是皆大欢喜,是逗你开心,而那个讲故事的人甚至直到最后才从故事的结构中独立出来,但是,他是谁?

这个亚美尼亚“白雪公主”的故事由苏西·胡佳西安-维拉采集,采集地点却在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的亚美尼亚社区,而讲述人则是阿卡比·穆拉迪安,一个1904年出生经历亚美尼亚动荡和漂泊的老太太,也就是说,这个给了苹果的“讲故事的人”是以一种变迁的方式表述着苹果的寓言,而在她身后是苏西·胡佳西安-维拉,对应的图书则是《100个亚美尼亚故事》,底特律1966年出版,而这不是这个故事最终的文本呈现,她的身后还有一个名字:安吉拉·卡特,这个热衷于用另类方式讲述精怪故事的小说作者用这本《精怪故事集》触及了那个“很久很久以前”的表达方式。文本的流转,和故事的流转一样,最后呈现出的“老妇人的故事”“其实就是没有价值的段子、编出来的鬼话、无聊的闲言碎语,这个嘲讽的标签一面把讲故事的艺术分配给了女性,一面也夺走了其中的所有价值。”分配给女性的故事艺术,可以是漂泊的阿卡比·穆拉迪安,可以是采集者苏西·胡佳西安-维拉,也可以是积累创作素材的安吉拉·卡特,“我讲完了,现在交到你手里”,其实就是她们,在故事的结尾分享了天上掉下来的三个苹果。

她们在身后,并不只是以一种“很久很久以前”的开场或者“天上掉下三个苹果”的结尾方式来讲述,她们有时候躲在文本里,突然会跳出来:“接着往下说故事:从前有个老妇人,她有一只母鸡。(《寻找运气》)”有时候却从来不走出来,成为故事的一部分:“他掉头回了家,娶了农夫的女儿,要是他们没有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那也与你我无关了。(《三个傻瓜》)”有时却是对讲述文本的干涉:“好,这就是漏讲的那一段儿了。”、“前面我还漏讲了一段。《漂亮姑娘伊布龙卡》”有时候完全是一种和自己无关的转述:“我的朋友爱丽丝跟我讲了这,是她认识的一个人亲身经历的。《紫色激情的顶点》”又或者把在读故事的你拉进来:“这就是我的故事,我讲完了,现在交到你手里。《沙辛》”我讲完了,现在交到你手里,仿佛就是从天上掉下了苹果,让你有一种收获的感觉,或者猛地砸到你的头上。

《精怪故事集》,它的文本标题其实还有一个容易忽略的前缀:安吉拉·卡特的,她其实既不是那个“我”,也不是“讲故事的人”,当然更不是“逗你开心的人”,“我尽量避免那些明显被采集者‘改良’或者‘文学化’故事,而且不管有多大诱惑,我自己都没改写过任何内容,没有比照两个不同的版本,甚至没有做任何删节,因为我想保留各种不同的声音所带来的效果。”保留效果的意义就是让这些“精怪故事”保持工业时代之前的“对人性的朴素理解”,甚至要真实地保留“老妇人的故事”所代表的“没有价值的段子、编出来的鬼话、无聊的闲言碎语”。在安吉拉·卡特看来,这些所谓的精鬼故事就是一种民间传说,就是来自口头传统的故事,“是我们至关重要的线索,使我们得以触及那些辛勤创造世界的普通男女所拥有的想象力”,而这种人类缺少的想象力正是可以弥补19世纪以来小说中“指手画脚地强求人们相信些什么”的文学传统,是对于虚构和非现实文学“自愿终止怀疑”之后的一次对接,或者说,精怪故事就如图书标题前面“安吉拉·卡特的”前缀一样,只是某种修辞手法:“我们用它来泛指浩瀚无边、千变万化的叙述——以前甚至现在的某些时候,这些故事以口口相传的方式得以在世间延续、传播,它们的作者不祥,却可以经由每个叙述者之口被反复地创作,成为穷人们常新的娱乐。”

浩瀚无边、千变万化的叙述背后总有拿着苹果的人,而那种横跨各地的精怪故事用不同的修辞手法还原了“匿名和无性别”的社会学意义,不管是“老妇人的故事”中“很久很久以前”的开场,还是邪恶的母亲,恶毒的继母,可怜而被解救的女孩,聪明的妇人,都成为故事中鲜活的真人,都触及了人类所拥有的想象力,而那种夸张的手法对于传统故事的解构,就像一开场的《瑟莫苏阿克》一样,带来的完全是对于真实的颠覆:“有时候这个瑟莫苏阿克还会炫耀阴蒂,她的阴蒂大到一张狐皮都盖不住。啊呀,她还是九个孩子的妈!”

炫耀的阴蒂,作为女性生殖器的一个部分,放大在这个故事里,除了感官的刺激之外,或者更多的是对于母性的膜拜,在因纽特的所有精怪故事里,女性肉体的这种开放性表述是最大的特点,而它的主体往往是老妇人,在《娶了儿媳妇的女人》故事里,“从前有个老妇人想要占有年轻漂亮的儿媳妇。”所以她“用海豹骨和海豹皮为自己做了个阴茎。她把阴茎系在腰上,展示给儿媳妇看 然后她们一起睡了”。女性的肉体展现,往往是因为男性的缺席,老妇人占有儿媳妇,是因为儿子出门了,在《塔格立克和她的孙女》中,也是没有男性在场,所以当她们肚子饿了的时候,老妇人塔格立克就变成了一个男人:“有海豹骨做的阴茎和一团鲸皮做的睾丸,她的阴道则变成了雪橇。”而在这种用身体的器官放大而代替男性意识的时候,男性不仅不在场,更是完全被解构了。当儿子回来的时候,他用极端的武力结束乱伦的时候,妻子却完全不认识他了,反而全身颤抖地质问自己的丈夫:“你杀害了我亲爱的丈夫。”老妇人成了儿媳妇的丈夫,这种人伦的颠覆让人感到一种压抑,而塔格立克和她的孙女捕食之后的一个结果是,孙女怀孕了,当被人问她谁是你的丈夫时,孙女的回答是:“我奶奶是我的丈夫。”男性的缺失带来男性的被解构,女人主宰的世界里“再做男人也没意思了”所以当塔格立克一个人的时疾,男女都没什么差别,“于是她念咒,又变成了皱巴巴的老太婆,雪橇又变成了阴道。”

乱伦的故事里并不一定是男性的缺席,有时候和欲望有关,在斯瓦希里的故事《学生》里,一个不知道饿了该吃饭的基布瓦纳,在老师那里懂得了一个道理,等他明白过来的时候,他直接进了屋,“和老师的妻子睡了”因为老师的妻子教会了他老师没有教他的东西。这种东西或许直接指向真实的人性,和《娶了儿媳妇的女人》差不多的《和自己的儿子结婚的女人》故事里,也是因为儿子的母亲非常妒忌儿媳,但是不同之处在于母亲代替的不是儿子的男性角色,而是将儿媳赶出家门后自己装扮成儿媳的模样。当儿子朝圣回来之后,被母亲的伪装所骗,以为她就是自己的妻子。结果是“母亲和儿子睡过之后就怀孕了”,当然最后的结果是用某种死亡来终止这种乱伦。在《迪拉维克和她的乱伦哥哥》的故事里,作为哥哥的藤一直阻止自己的妹妹结婚,原因就在于他想要娶妹妹,“你怎么能惦记自己母亲的女儿的身体?难道你变成无药可救的傻子了吗?”掾子们的话传递着某种立场,最后,那个叫迪拉维克的人将乱伦的哥哥的睾丸切了下来。睾丸被切除,并不是单纯取消男性权利,而是将欲望灭除。

在一系列的男女故事里,除了男性缺席和欲望带来的乱伦之外,也还有在道德之外的男女情事,亚美尼亚的故事《天经地义》里也有男性缺席的寓言,因为“我的父亲想让我永远都不结婚,所以造了个囚牢,把我关在里面”所以在她的周围都市女性,包括仆人,老师,而她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如《塔格立克和她的孙女》那样,用自己的肉体来满足欲望,而是以魔法的方式来制造一个“没有家庭,没有亲友”的男人,“用面粉、黄油、鸡蛋和牛奶做了个人形。我亲手造了他,用自己的意念画出他的样子,又含泪祈求上帝赐予他灵魂。仁慈上帝听见了我的声音,满足了我的愿望。”无论如何相对于那个肉体的乱伦故事来说,这个传说变得温情了很多,而这似乎就是“天经地义”的人性和欲望:“所以你们都看到了:自然帮助人们理解上帝之法、生存之道。这些天经地义的事儿,人们不能也不应改变。”那个上帝是站在人类背后的道德力量,但是在所有精怪故事里,基本上没有道德和信仰的救赎,没有上帝和神的相助,有的只是每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办法满足自己的欲望,在芬里南的故事《信的花招》里,女人遇到了丈夫之外的另一个男人,然后她给那个男人穿上自己的裙子和上衣,“然后跟丈夫说你是我从种植园上来的姐姐。”而等丈夫发现姐姐是男人时,妻子又用谎言说:“我刚刚收到一封信,说我种植园上所有的姐妹都变成了男人。”这种欺骗或者会带来某种情欲的满足,但是并不是天经地义的事,也不是通过某种暴力进行惩戒,相反,在美国山区的故事《爹娘都浪荡》中,就以一种轮回的方式讲述了一个”戴绿帽子“的笑话,儿子说:“我爹跟我说他年轻时候挺浪荡,那两个姑娘都是我妹妹。”而他娘说:“小约翰,我来跟你说点儿事儿,我年轻的时候挺浪荡,你爹根本不是你爹。”通奸和私生子当然是必须惩戒的,这个挑战乱伦禁忌的笑话,“其真正目的是报复主人公”。

但是,在《精怪故事集》里,还是有很多流传在各地关于男女之间爱情的故事,这些爱情或者有恶毒的继母的迫害,或者如灰姑娘一样的生活窘境,但最后都以一种团圆美满的方式结束。在印度部落的《渔女和螃蟹》中,女子爱上的男人是一只螃蟹变得,所以当她发现这个秘密之后,“姑娘拽出螃蟹的躯壳,把它杀死,扔进了火堆。然后她躲在树后等待。”而最后没有了螃蟹的外壳,男人终于完成了蜕变,而他们的爱情也变成了现实,“从那以后,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埃及《穿皮套装的公主》的故事就是灰姑娘故事的翻版,国王去找的那个姑娘,不管她贫富贵贱,只要能戴上这只脚镯就行,“因为王后临终前我许下承诺,非这个姑娘不娶。”而最后当然是找到了能戴上脚镯的姑娘,也找到了自己的爱情,“之后他俩过上了最甜蜜的生活。”不管是英格兰的《苔衣姑娘》还是墨西哥的《绿鸟》,都是历经艰辛,最后有了美满的结局。

除了男女之间的乱伦和爱情之外,《精怪故事集》里还有更多对于人性的“朴素理解”,这里有杀死漂亮姑娘为乐的残暴“狐先生”,有不畏魔鬼的漂亮姑娘伊布龙卡,有把信义看得比贞操更重的缅甸女人,有想要“一壶脑子”的愚笨男人,有欲望永不满足而最后一无所有的“住在醋瓶里的老妇人”,有成为沙皇皇后的“明智的小女孩”,不管是聪明、勇敢、善良,还是愚昧、残酷、阴险,或者有多么不幸的命运,但都展示了人性中真实的一面,“很久很久以前”的开场,匿名和无性别的故事传达,这种消除官方历史和具体人物的方式,就是用段子、鬼话、无聊的闲言碎语等修辞手法表达真实,而有时候真实比那种被虚设的爱更为可贵。意第绪的《鸟妈妈和小鸟的寓言》颠覆了传统的母爱,当鸟妈妈载着小鸟问它们,以后长大了会不会像现在一样载着妈妈,第一只小鸟和第二只小鸟都回答说会的,但是这种温馨的回答反而被鸟妈妈叱呵成谎言,“说罢她就让小鸟滑落下去,它掉到河里淹死了。”而第三只小鸟答说“不会”的时候,却反而没有被淹死,因为它说:“我怎么能载着你飞呢?那时候我就有自己的小鸟要载了。”

安吉拉·卡特说,这本故事集里你很少找到真正的“精怪”,不论是被当做晚餐的野兔,还是变成小伙子的土狼,或者是欺骗女人的白熊,他们的命运大都是被人打死,也就是在人类社会里,精怪是一种变异、荒诞和邪恶的象征,《鸟的较量》里的渡鸦是报答的信物,《维克和她的乱伦哥哥》的狮子“代表了人性中野蛮、未被驯服的一面”,而对于《阿赫和她的狮子》的故事,安吉拉·卡特就评论道:“在多配偶制的社会里,乱伦禁忌尤为复杂、重要。比如在这个故事中,阿赫和她的哥哥认不出彼此,因为他们年幼时被同父异母的兄弟欺骗,从此骨肉分离。”对于精怪故事中“精怪”的映射,也是这些故事在娱乐和触发想象中,“转化成了闲话、轶事和谣传的媒介”,这也使这些精怪故事在口口相传中存活下来。

在《精怪故事集》里,也收录了中国的三个故事:《三娘子》、《靓妹和疤妹》和《狐狸精》。这三个故事在中国的出版物中有相应的文字记载,《三娘子》又叫《板桥三娘子》,收录于唐代孙颁的《幻异志》、薛渔思的《河东记》以及宋代的《太平广记》等;《靓妹和疤妹》则在刘万章的《广州民间故事》中收录;《狐狸精》版本一为《宋高僧传》中收录的《唐沙门志玄传》。这是中国的版本,而《精怪故事集》里,都是英文的版本,《三娘子》和《狐狸精》选自G.威洛比-米德(G. Willoughby-Meade)的大众传说集《中国食尸鬼和妖精》,而《靓妹和疤妹》则选自由艾博华采集和翻译的《中国童话和民间故事》,不同的版本在翻译回翻过程中,也多多少少流失了一些信息,而这些精怪故事几乎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采集和编辑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文本的流转过程中,很多东西并不是可以“保留各种不同的声音所带来的效果”,相反它只是那个讲故事的人,那个采集的编撰者口中的“故事”,或者说,它们依然只是一种修辞手法,对于“浩瀚无边、千变万化的叙述”的一次理想主义的致敬,正如安吉拉·卡特所说,“当它被转录成各种文字之后,它的所有本质也将无可避免地被改变,因为‘说’是公众活动,‘读’则是私人的。”

是的,天上掉下的苹果还应该给第四个人:私人的读者。

天使与昆虫

编号:C38·2130825·1010
作者:【英】A.S.拜厄特 著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2年09月第1版
定价:36.00元亚马逊26.40元
ISBN:9787544261753
页数:328页

“布克奖得主、《占有》作者超越之作”,“当代最博学的女性小说家”,“科学与浪漫在她笔下完美结合”,腰封用另一种的喧哗构筑A.S.拜厄特的王国,这里有一段家族秘辛,这里有一场诗情回忆,波谲云诡、光怪陆离中闪现着维多利亚时期的浪漫和神秘:在南美丛林里研究了十年蚂蚁、蝴蝶之后,博物学家威廉历经漂泊回到英国,落脚在牧师的贵族庄园,替他整理珍奇标本。一次舞会上,威廉被牧师的大女儿尤金尼娅所吸引,与其结婚生子。不料这桩婚姻的背后却隐藏着天大的秘密……妻子家族的隐情暴露,威廉决定彻底离开腐朽、凝滞的贵族生活,与知心的家庭女教师一起,重归渴望已久的亚马逊原始森林。丛林与英格兰庄园,柏拉图式的爱情与情欲,维多利亚时期的昆虫学与唯灵论,达尔文主义与斯威登堡主义……依然是深藏着的秘密,依然是探索和寻找真相,也依然是回到那个起点,或者,《占有》之后已无A.S.拜厄特。


《天使与昆虫》:天使不过是笨拙的家禽

疲惫都涌进了耳朵,只要她回过头,就会看到白色的翅膀。她用自己的心眼看到了那些长着金黄色眼睛的鸽子,到处都是鸽子。
——《婚约天使》

白色的宽松内衣,白色的小床,以及白色的幻想——并不只是幻想,并不只是索菲·舍克出神和回神的某种状态,而是涌进了耳朵的碰撞声,是被心眼看到的一切。还有白色的鸽子,只是翅膀是白色的,眼睛却是金黄色的,小脚是粉红色的,只有洁白的翅膀,一定是那场降神会带来的幻觉:“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的期待创造出这些鸽子,或者感觉到了它们的存在,把它们带进自己头脑中形成的幻觉,或者也许那里真的有鸽子,她碰巧可以看到。”只是不管是幻觉,还是真的存在,所谓意志力在这样的夜晚全部失去了可能,因为在索菲·舍克看来,鸽子不会变成鹦鹉、牡蛎或者玫瑰,但是作为从僵硬如石的状态下回来的女人,作为身体已经成为另一种状态的女人,意志力在意念和幻觉中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东西,那个在房间里的年轻人似乎总在让索菲·舍克回到自己的世界,回到还原的现实,而所有的白色意象也在那一刻消失。

消失其实是一种回归,那个在暗处的年轻人被索菲·舍克想象了无数遍,而最后看到的是那窗台上的鹦鹉,一只身披猩红色和蓝色羽毛的鹦鹉,而背景却是那铁皮架上搔首弄姿的一排鸽子。幻觉在真实的场景中才显出其意义,还是真实也是另一种虚幻,不能平静意志力而变幻成的鹦鹉却明白无误地替代了白色的鸽子,只是鹦鹉不是一只替换了白色翅膀鸽子的鸟,他有年轻人的声音,有年轻人的故事,以及年轻人的诗歌。“我是个死人,你看到了。”微弱嘶哑的声音里是一个早已死去的灵魂,化身为一只鹦鹉,而那些势不两立的挑衅以及某种挣扎和“想要显露出自己的物质性”无非是要还原一种状态,“死者会把人间的情感、思维带进另外的那个世界,他们得找到真正的自我,他们的本真,在灵体和天使之间寻找情投意合的伴侣。”斯威登堡主义在一个充满灵性的自我世界里变成了一个现实,当虚无的一部分行走在中间的夜晚,其实并不是颠覆的开始,而是一种证明,那冰冷的吻变得温暖,白色的夜晚全部变成那首《夜莺颂》的诗歌:

不是它,而是某种东西迷住了
这个世界的黑暗、欢乐,
生命、痛苦、死亡、不朽的爱,、
永不停止,相互交融,无拘无束,
脱离了空间,收起了时间……

化身为约翰·济慈,或者化身为比斯提·苏菲亚,那花园中的天使啊,却早在人类之前就已经存在,可是这个美丽的故事只是一个化身而来的传说,幽灵而已,到最后是一个逝去的老人,就像鸽子变成鹦鹉,就像那不朽的爱变成了死亡,连他的思想也听不到了。诗歌已死,爱已死,当然,白色翅膀的天使也死了。就像帕帕盖太太对于阿图罗,就像艾米丽对于亚瑟,死亡有时候是奇幻的想象,有时候是摆脱不了的梦魇,就像艾米丽说:“爱一个死去的人是很难的。深爱着一个死去的人是很难的。”可是死去十七年的亚瑟还在一个残存的梦里,而婚姻洗去的恐惧又回到了每一个孤独的夜晚,那么天使之爱,花园里的天使,是不是只是人类自己编造的一个谎言,就像白色的鸽子变成猩红色和蓝色羽毛的鹦鹉。

“天使不过是一种笨拙的家禽而已。”这是杰西太太的弟弟霍雷肖说的,它可以是那些金黄色眼睛和粉红色小脚的鸽子,也是幻化为死去年轻人的鹦鹉,总之是自己创造了种种可能,套用夜晚聚会的副主持霍克的话说,“真正的婚约爱情只光临一次,我们的灵魂只有一个伴侣,那完美的另一半,我们应该不休地去追寻。”这个观点同样带着斯威登堡主义的味道,生与死的界限在灵媒的世界里消失,而爱的世界也必须用一种破碎的力量去组合,所谓追寻,只是寻找自己遗失的那一半——梦境之于现实,想象之于真实,“在婚约爱情中,一个天使就会把两部分合而为一。”真与善的结合,理解和意欲的结合,思想与情感的结合就是一种天堂里的婚姻,是神人的婚约,而这一半和另一半在生理意义上便是所谓的男性和女性的隐喻:“真理、理解和思想都是男性的,而善良、欲望和情感都是女性的。”

男性和女性的隐喻在古老的新柏拉图主义那里也是一种神秘的信仰,在那个早已经死去却让艾米丽很困难地遗忘的亚瑟,把它阐述为一种精神和物质:“精神,更高级的精神,即理智,自然地弥漫在惰性和原始物质中,创造出生命和美来。理智是男性的,物质是女性的,就像天空是男性的,大地是女性的,就像基督、逻各斯、词语是男性的,从中激发出来的灵魂女性的。”这句话没有引用在阿尔弗雷德写的《悼念集》里,那是一种对于与艾米丽婚姻之后结束孤独而写的文本,它结束了艾米丽对于亚瑟爱情的最后哀悼,即使那没有署诗人阿尔弗雷德名字的标题页上,也有艾米丽无法摆脱的那种“痛苦”,献给亚瑟的《悼念A.H.H集》无非证明那个寻找另一半的隐喻还在不停地影响一八五〇年之后的生活,因为一八四二年艾米丽与理查德结婚了。

其实,这样的悲痛并不全部属于阿尔弗雷德,而哀悼对于艾米丽来说,也绝非是用婚姻可以完全掩盖,那个一生只有一次完美爱情的隐喻其实只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幻觉,霍克在引述到后来就变成了关于天使是否穿衣的疑问:“所有的天使都穿着衣服,而且衣着跟各自的特质对应,天堂里的一切都互相对应。”这是一种完美爱情的对应,但是下一句便是:“不过,天堂最深处的天使都赤身裸体。”赤身裸体便消除了那白色的圣洁,甚至解构了在天堂花园里比斯提·苏菲亚的意象,天使真的变成了一种笨拙的家禽,鸽子或者鹦鹉,如果再次引用霍克的话,那就是权威们普遍的观点:“所谓上帝之子其实就是堕落的天使,他们是因为迷恋人间的美才走向堕落的,斯威登堡也曾指出,个别天使有这种倾向。”

个别天使的某种倾向?当不穿衣服的天使在最后的时刻出现的时候,所谓美丽的爱情只不过变成了一种肉欲,连使徒保罗也在告诫,“要提防天使对女性肉体的过度欲望。”一半的另一半,不是追寻,只是满足。所以在帕帕盖太太那里,在南极或者附近地区淹死的阿图罗·帕帕盖就成为一个可以用肉欲代替的死亡,“或者以为他淹死了”,这是盖盖帕太太的一种自我解脱,“因为从那时起就再也没有见过那艘卡吕普索号船,而且也没有见过船上任何一名水手。”所以她喜欢读的故事是《伊诺克·阿登》,一个失事水手回家后发现自己的妻子已经跟别人结婚生子,是个悲剧,但是妻子却是“幸福”的,对于妻子来说,就像艾米丽一样,结束了某种哀悼,但是对于那个水手来说,“在矢志不渝的自我克制中死去”。所谓替代,如果不是在水中失事而死,那也必然是在自我克制中死去,“信仰与所有令人不快的事物一样暧昧”,其实,在唯一的爱情追寻中,并不是神圣的信仰,而是暧昧。而在帕帕盖太太那里,就完全是一种肉欲的呈现——包括之前与阿图罗·帕帕盖的爱情:“帕帕盖太太在心里说,眼睛望着黑沉沉的大海,想到了沉在海底的阿图罗。”她不知道阿图罗是不是她灵魂的伴侣,或者不知道是不是天使的另一半,但是,“她只知道,阿图罗满足了自己的肉体之欲,那样的满足方式自己从前想都不曾想过,无数次地放出愉悦的火焰烧燎她;她只知道,在鼻孔里,肚子里,她每天都在想念着阿图罗的气味,那股雄性、盐水、烟草、干燥的气味和欲望的气息。”

艾米丽的哀悼在帕帕盖太太那里变成了一种自动书写的游戏:“手手越过手手上面下面上方之间下面手油光小手油光胖手玫瑰园那些手纠缠在一起扔在一个秃顶上在一个光秃的大衔头盖骨不是头盖骨柔软的脑袋天堂之门在一个脑袋里打开冰凉的手……”在这没有意象没有主题的文字后面是一种精神的迷乱,甚至可以将“亲爱的(dear)”这个词变成“死亡(death)”,“当然反过来也讲得通”,或者死亡和亲爱的原本就是一种状态,或者如天使的一半和另一半,完全可以置换。

如果置换只是一种迷乱和自动写作的游戏,那么死亡之后也可能是复活,那个夜晚的跟踪者现出身来变成帕帕盖船长的时候,他的问题便是:“你没收到我的,信上说我已经在回家路上了?”轮船失事被置换成了”一次在海上漂“,所以回家路上变成了帕帕盖太太无法躲避的现实,这不是那个《伊诺克·阿登》的故事,男人也没有“在矢志不渝的自我克制中死去”,充满肉欲的阿图罗又回来了,而帕帕盖太太“担心自己会崩溃。她的神经开始疼起来,脑袋砰地响了一声,就像屠宰场里被击昏的奶牛”。不是打击,是因为追寻已经变成了肉体的气味,而在那个白色的夜晚,在鸽子和鹦鹉的幻觉中吟咏《夜莺颂》的索菲·合克也看到了“所有因为拥抱死者而双臂疼痛空虚的人们”,正如她最后想到的,“在传说中,偶尔也在严肃的现实中,这寒冷和大海会归还它们取走或者貌似取走的东西。”取走和貌似取走因为现实比幻觉更难以把握。而等到帕帕盖船长回来,那些鸽子,如天使一般白色翅膀的鸽子也回来了,只是当它们再次出现的时候,一定还有那些“长着金黄色眼睛”的鸽子。这是另一个循环,这是另一个幻觉,这也是另一个现实,帕帕盖船长在十年前就说过那句话:“最重要的是活着,只要你活着,随处都有令人惊讶的事物,只要善于观察。”

那时,与帕帕盖船长在一起的是威廉和改名叫玛蒂尔达的马蒂布朗普顿小姐,他们一起离开英国的庄园,前往亚马逊,“他们三个带着新鲜的好奇感眺望着周围黑暗中光源的亮点。”这是《婚约天使》之外的另一个故事,《大闪蝶尤金尼娅》也有爱情,也有婚姻,也有翅膀,当然,也有肉欲。那个美丽的尤金尼娅“那对浑圆的乳房相碰或者说分离的地方,有一小块猩红色的斑,面积只有普通蚂蚁般大小,一道紫罗兰色的阴影正是从那个位置开始的”。对于在大西洋漂泊十五天之后告别亚马逊的生物学家兼冒险家威廉来说,这猩红色的斑仿佛是一生逃不掉的宿命,有着情色和晃动的感觉,而它却轻易攫取了寄人篱下的威廉的心,“如果得不到她,我就会死。”本来这是他超脱的自嘲,而现在完全变成了一种无休止的想象,“与其说是愉悦,不如说是恐怖的兆头”。这种兆头在尤金尼娅的父亲哈罗德·奥兰巴斯特那里变成了时代的焦虑:“也许上帝不过是我们自己的发明而已,天堂不过是虔诚的虚构。”所以给予天生邪恶的怀疑应有的尊重让这一份笔记的读者“在苍白的焦虑中颤抖”,而这种焦虑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的一部分。爱好蝴蝶标本收集的哈罗德·奥兰巴斯特正在写的这本书里表达着对于造物主的虔诚,“对人类而言,创世者的概念就跟本能一样自然,在我要写的这本书中,这个观点将发挥重要的作用。”造物主是我们通过想象创造的,其实在本质上就是我们自己,那种创造充满了人类的本性,目的就是为了为了消除人类“跟任何节肢动物或者泡囊动物一样具有局限性”。这或者也是一种理想主义,但是在威廉看来,造物主不是弥补了人类的局限性,而是打开了通向恐怖的黑洞之门,这个极富冒险的人在遭受父亲的指责和驱逐出家门之后,力图寻找自我,但是穷困潦倒和冒险中差点丢掉的生命,让他对于理想主义的上帝充满了敬畏,对他来说,“我们通过表面的相似性创造出上帝”,或者上帝只是我们无法企及的一面镜子,所以一种信仰在现实意义上,可以轻易被尤金尼娅的肉体所击败。

但是,当威廉对于尤金尼娅的追求最后变成了一场挽救式的爱情和婚姻时,苦苦追寻的那一半天使已经打开了那个恐怖的黑洞,白色翅膀的鸽子不是变成了美丽的“蝴蝶云”,而是变成了如“金黄色的眼睛”一样的梦魇,威廉和尤金尼娅所生的五个孩子并不像他,而是有着那金黄的头发,而且唯一的男孩,尤金尼娅坚持要将他的哥哥埃德加的名字放进去尤金尼娅说男孩的名字必须叫埃德加,“那就叫罗伯特·埃德加吧。”这是一个梦魇的隐喻,金黄色不是幻觉,是现实,而那个充满肉欲的爱情像蝴蝶脆弱的翅膀,“你轻轻一碰都可能伤到它们,小心捏一下,后果可能都会不堪设想。”蝴蝶的美只是为了吸引配偶,而蚂蚁呢,那只主宰着蚂蚁命运的蚁后,似乎也在打开黑洞之门,按照达尔文主义的观点,那些忌妒的王后会用那种野蛮去监视和谋杀在蜂箱里茁壮成长的姐妹。也就是说,包括对出生的新生儿的屠杀,“这种对无辜者名副其实的灭绝,并不能说明大自然本身是残忍和浪费的。可以反过来假设:在王后的存在背后潜藏着某种独特的天意,最适合给蜂房供应新生代,或者给群蚁提供新的领袖。”这是哈罗德·奥兰巴斯特的观点,在他所信奉的造物主即是上帝的观点里,残忍和浪费也是一种天意,所以他认为,“大限到来时我会像一只蘑菇般粉碎,那已为时不远了。强迫人们互相热爱很可能只是跟大猩猩密切相关的一种生物的社会性与父母保护性的谨慎本能。”一切的美好,只不过是泡影。

而这种泡影在马蒂·克朗普顿那里变成了她书中的那个观点:事情并不如表面所见。“从前有个农夫”开头的故事里有恶魔般的康蒂桃·潘·德莫斯夫人,她施展魔法让水手们变成猪,所以她说:“无论什么东西从您身边飘过,都紧紧搂住斯芬克斯,记住,事情并不像表面看到的那样,死神头并不是阿特洛波斯的脸,而是一个柔软的小窝,您可以安全地躺在里面,如果您敢的话。”而对于威廉来说,这个“事情并不如表面所见”更像是指向他对于尤金尼娅的那种肉欲:“他曾经那么渴望得到尤金尼娅,他已经有了尤金尼娅,他在肉体上迷恋尤金尼娅,在这个封闭的集体中,甚至在没性生活的人——如克朗普顿小姐看来,这一点大概都昭然若揭。”昭然若揭的背后便是这一场渴望的爱和婚姻的全部,但是金黄色取代某种白色,以及那个必须加进去的名字后面,是另一个更大的阴谋。虽然威廉一再坚持“人毕竟不是蚂蚁”,但是这样的类比只能增加威廉的恐惧感,就像以前被父亲赶出家门,就像在大海上独自漂流,而这个看起来充满童话意味的爱情故事,是不是只是一个道德幻境,存在的只是“一段貌似和谐的清澈而平静的虚假永恒”,而虚假的永恒场景中,有着婴儿的啼哭,有着被埃德加强奸的艾米,而最后也变成了一个如康蒂桃·潘·德莫斯夫人恶魔的故事。

那场景是这样的:“尤金尼娅几乎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 床边站着一个除了衬衣什么也没穿的男人,一个身材巨大、背对威廉的男人。埃德加。房间里充满一股确凿无疑的味道:麝香般的、发咸的、情欲荡漾的、无比可怕的。”这是一个乱伦的故事,那曾经天使一般的尤金尼娅也是赤裸着,埃德加用男人的身材作为背景,让“麝香般的、发咸的、情欲荡漾的、无比可怕的”味道流进威廉的心中,这个在尤金尼娅看来从小就开始玩的游戏彻底击垮了威廉的美好想象。蝴蝶云、金黄色的意象就是那不断打开的黑洞,而现实对于威廉来说,就像帕帕盖太太一样,成为一个自动书写的文本:“那个单词已经摆在眼前,天真烂漫地放在自己手中:乱伦(INCEST)。”就像Dear换成了Death,Incest也置换成那个“昆虫(INSECT)”的单词,而这样的置换对于威廉来说,“那会给自己手头留一个带魔鬼图案的X。”

这是信仰、爱情、婚姻的再一次命名,这是天使故事的另一个版本,而马蒂·布朗普顿,不管对于她自己,还是威廉来说,也都是另一种命名的开始。“二十七岁,我只有一次生命,生命中的二十七年已经过去了,我要开始生活了。”从此叫马蒂尔达,“从今晚开始就没有马蒂了”所以在那有着冒险的亚马逊是他们开始的另一个世界。其实离开并非是一种救赎,也并非是另一种寻找,他只是要成为自己的上帝,抛却肉欲抛却幻觉抛却卑贱,而帕帕盖船长一定会见证他们的爱情,即使遭遇水上漂,即使在某一本书里被写到自己的妻子跟别人结婚而背叛了他。“最重要的是活着”,即使那些天使只是笨拙的家禽。

欧米伽点

编号:C55·2130825·1009
作者:【美】唐·德里罗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3年03月第1版
定价:25.00元亚马逊17.80元
ISBN:9787544730952
页数:123页

没有看过希区柯克108分钟的经典电影《惊魂记》,也没有看过先锋艺术家道格拉斯·戈登将其拉长至24小时的电影,不论是内容还是形式,是改造还是颠覆,这种挑战人的视觉及认知极限使唐·德里罗的小说创作受到了启发,《欧米伽点》里的两个故事便沿着不同的方向展开:一个发生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24小时惊魂》的展厅;另一个发生在炎热荒芜的沙漠。吉姆和埃尔斯特,一起观看《24小时惊魂》,之后,在沙漠里喝酒、谈话,讨论孤独、时间和人类心灵。后来埃尔斯特年轻的女儿杰茜来到沙漠,改变了两人相处的氛围。但接下来发生的悲剧,却让两人的抽象谈话受到质疑。“真实的生活开始于我们独处之时,独自思考、独自感受、沉溺于回忆之中,有如梦境中清醒着,经历着那些极其琐屑的细微时刻。”就像唐·德里罗从早期创作中宏大的历史与社会场景里退出,将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人类的心智与灵魂之上,开始进入“极其琐屑的细微时刻”。”


《欧米伽点》:在这里,时间是盲目的

干吗要把时间耗在这间幽暗冷僻的房间里,更何况,那房间里在发生着的事情没有一生一世不会完。
——《无名2》9月4日

一天的二十四小时,一个人的二十四小时,一部电影的二十四小时,当时间以一种整体、环形、封闭的形式出现的时候,谁是那个“闯入者”?谁看见那个临界的“欧米伽点”?谁又能感受世界突发的某种痉挛?最后世界呈现的并不是空阔和幽闭的沙漠,不是禁止入内的炸弹实验场,当然也不是电影和现实被模糊的“每秒钟两格,然后转身走向母亲的房间”的剧情。时间并不是盲目的,时间就如那插进身体的刀锋,“人类所有的宏论都聚缩进了一个小小的悲伤事件,进入了一个身体。”

无名的9月3日,无名的9月4日,时间的两个端点,在一本书的前面和后面,它正以某种没有裂缝的方式封闭在幽暗的剧院里,它在等待一个观影者,就像等待打开书的读者,只是从来没有闯入,是“靠北墙站着”,其他人几乎看不见他,或者把自己站成电影的一部分,“人站在那里就是在参与”,站立成为封闭时间的一个部分,成为现实不可分割的组合,“那就是他,已经连续六天不间断地去了那里,直到展览的最后一天。”而最后一天结束的时候,依然是完整的二十四小时,依然是完整地站立,完整地成为艺术的一部分,在“没有对话,没有音乐,没有一丝音效”的电影里,一切都被过滤,一切都被异化,幽暗冷僻的房间里,就像一生一世都看不完的人生,它从起点又回到终点,终点却依然是起点,就像从无名到另一个无名,合上书的时候电影已经变成了真实的生活。

《24小时惊魂记》,从希区柯克的《惊魂记》而来,一部108分钟的电影要拉长到24小时,除了先锋实验的文本意义,更多的是挑战人的视觉及认知极限,可是当二十四小时以一个整体、环形和封闭的方式在剧院里出现的时候,谁会成为活生生的标签?“他希望能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看着电影从头到尾放映完毕,而且一旦放映开始,不准任何人进来。”不准任何人进来就是要把自己变成电影的一部分,或者是为了遗忘经验,遗忘现实,遗忘真实,“他想忘掉影片的原作,或至少把对原作的记忆限制在一个遥远的区域,不让它时时过来干扰。”对于一个站着看不见的人,所谓的遗忘只是更加凸显个体的无意义,凸显时间的盲目,凸显“通常的恐惧感”。

电影艺术,先锋或者原著,都是为了能感受那种被逃避的快感,那种对于“我是谁”的哲学问题的自我困顿,而这一切对时间的消灭是在寻找灭绝这个主题之后的“空阔与幽闭”。那空阔和幽闭在吉姆那里是电影,是旁观者和制造者,而对于73岁经历过伊拉克战争的埃尔斯特来说,则是那一片没有尽头不被打扰的沙漠。这里有落日和大地,这里有对话和呓语,这里有着对于伤痛的医治的文学和电影,甚至还有一个“从另一世界来的”女儿杰茜。

这是在索诺兰沙沙漠,也许是莫哈韦沙漠,或完全是另一处沙漠。所以当埃尔斯特邀请吉姆去谈论关于一部电影的创作时,其实是进入了一个幽闭的封闭世界,这个封闭的世界像是一场经历过的战争,而对于埃尔斯特来说,绝不仅仅是过去生活的投影。他有着强烈的反政府思想,在他看来,战争的封闭是谎言编织的世界,“战争创造了封闭世界,不仅对战斗人员而言是这样,对谋划战争的人、对战略家们也一样。不同的只是,他们的战争是首字母缩写,是预测计划,是可能性,是方法论。”而在国家之中,一切充满了谎言,谎言是为了在战争中做准备,所以活在战争中,即使活在触手可及的恐惧中,那些新闻和交通,体育和天气,都成为和生活有关的“尖酸的词语”,“是和一群思维精准、制造战争的人一起度过的”,而这种真实就像一本锋利的刀锋,插进我们活着的身体里,所谓沉溺在会议中,所谓如梦境中的清醒者,并不都是我们独处时应该领悟的,经历着那些极其碎屑的细微时刻在记忆中成为另一种摆脱不了的梦魇。就像埃尔斯特几年前写的那一篇论文,标题的“改编”(Renditions)无非就是为了逃避那些谎言,逃避真实的战争,逃避“政府就是犯罪集团”的现实。

所以,不如从时间开始,将自己放在一个没有起点没有终点的封闭世界里,看不到中断和继续,看不到停止和放弃,也看不到胜利和失败。时间是盲目的,时间也是没有意义的,埃尔斯特说:“我从不清楚今天是哪一天。也不知道过了一分钟还是一小时。在这里,我不会变老。”他像一个孤独的老人,在荒漠的世界里只感受一个人的存在,而其他一切的东西都被过滤掉了,而在沙漠之外的城市,在那个现实里,时间是刻在我们身体里的标签,让我们想起那些真实的细微时刻,想起在时间里编织的末日谎言,想起带有自我毁灭基因的群队,“我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一团蜉蝣蚊虫。我们成群地思维,我们成队地游走。”所谓群体就是在结构个体的意义,那些国家、军队、战争以及新闻与交通、体育与天气都会造成“通常的恐惧感”。什么是“通常的恐惧感”那就是“不发生在这里,那种每分每秒都在计算着的时刻,那种我只在城市里感觉到的东西”。所以对于埃尔斯特来说,那个不在这里的城市,就是创造了不属于我们个体的那种用于衡量的时间,“将时间从自然中移去。有一个无穷尽的倒数。当你将一切表象尽数剥去,当你看见了内里,能看见的只剩下恐惧感。”而在这个无人企及的沙漠里,时间变成了无限的存在,变成了确立个体意义的存在,甚至是永不消失的唯一:“先于我们的时间,我们消失后仍然存在的时间。”而在时间的内核里,消除真实的细微时刻对于埃尔斯特来说,还有另外的方式,那就是消灭人类经验生活并非必要之物的词语,曾经的“改编”的论文就是词语的结合体,“它已知最早的用法,它的形式和意义变化,零度形式,重叠形式,加缀形式,还有像蛇虫蛰伏似的脚注,却未专门提及‘黑点’,第三方国家,或国际协议及公约。”因为词语也同样会带来恐慌,带来现实意义上的谎言:“当然,在未来,小房间里戴着耳机的男男女女将会听到关于政府罪行的秘密录音带,而其他人则在研究电脑屏幕上的电子记录,更有些人观看抢救出来的录像带,上面记录着被囚禁的人们正忍受着剧烈的躯体伤痛的折磨,最后还有些人,另一些人,躲在门户紧闭的屋子里,向有血有肉的人们问着尖锐的问题。”

这是不是最彻底的逃避,就像那没有声音,没有对话,没有音效的电影,所以埃尔斯特要邀请吉姆?其实在吉姆的电影世界里,就是存在着一个封闭的世界,一个只有一个人物的电影,那部唯一的电影里,所有的应邀者和受访者都被剪掉,当然还剪掉了休闲厅的活动,减掉了影星、舞者、残疾儿童、制作现场观众、乐队等等的镜头,只有那个叫杰里的人物,“电影中全是杰里,纯粹的表演:杰里在说话、唱歌、哭泣;杰里身穿皱巴巴的衬衫,领口大开,领带松散,肩上搭着一条浣熊绒围巾;杰里在清晨四点向全国观众请求献出爱心和惊讶;在近镜头中,一个剪着平头、满脸是汗的男子,半癫半狂,专做治病节目的艺术家,正恳求我们寄钱去救治他那患重病的孩子们。”唯一的电影,唯一的人物,“他的脸,他的话。我要的就是这些。”这种排他性的设计是不是正是埃尔斯特想要的世界?一个人的电影,荒漠,和曾经盲目的时间的死亡,对于埃尔斯特来说,他是这个世界孤独者,却乐于享受这一切,甚至要将自己的女儿也变成他封闭世界的一部分,成为他的所有物。

其实这所有的努力无非是要建立埃尔斯特自己的帝国,要打一场属于自己的战争,“我是要一场战争。伟大的力量需要发挥作用。我们让人揍惨了。我们得重新掌握未来。这是意志的力量,纯粹是内脏的需要。我们不能让别人来规划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大脑。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陈腐的已死的专制主义传统。“但其实,不管是意志的力量,还是内脏的需求,不管是掌握未来的机会,还是规划自己的世界和大脑,亦或者是打碎陈腐已死的专制主义传统,一个人的力量到最后就会变成新的专制主义,变成新的谎言,变成新的盲目的时间。在一个消灭了真实的自我世界里,到底能用什么确定自己没有被自己淹没?埃尔斯特用咬掉大拇指指甲边的皮来确认自己的存在,这是一种身体的疼痛,却也是自己在身上做的试验,咬下一小片死皮来,但是疼痛是没有办法消除的,那种医治”通常的那种恐惧感“的电影、文学,甚至女儿,到底会带向什么样的方向?

“我想要一场俳句战争,他说道,我要一场三行的战争。”简单直接的战争只要三行,只要几个词语,而在这种排除一切的封闭世界里,专制主义正在成为新的消灭自己的战争,这里听不到厨房捕鼠器的触动,这里也没有注意到的还有滑动的自动扶梯,这里也没有注意到女儿杰茜带来的活跃的词语,“你需要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东西。只有别人所不知道的关于你的东西才使你了解自己。”这是埃尔斯特的人生哲学,而对于他的自我帝国来说,就是要在那个欧米伽点上发现所谓的突发的东西。

欧米伽点,这个由法国哲学家德日进神甫提出来的概念,是指向宇宙进化的终点,这个终点是超越生命超越人格的,是宇宙万物一系列进化的最终意义。在现实世界里,在真实的被细微时刻统治的世界里,科技为人类带来了享受的盛宴,但永远也无法改变宇宙万物繁衍变化的规律,虚伪的真实存在迷幻了人类的双眼,使人类无法判断未来真实的情境,无法顺应宇宙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埃尔斯特所痴迷的“欧米伽点”也就要是把那些别处的盲目时间弄得分崩离析,“意识在积聚。它开始反省自身。这样的情况让我几乎有一种数学形态的感觉。几乎存在着某种我们尚未发现的数学或物理的法则,能证明心智能超越任何向内的方向。就是欧米伽点。”这是一个人的逃避,也是一个人的革命,而在这经验之外的东西被发现,需要一种突发:“突发。不是人类心智和灵魂的突变升华,就是这世界发生某种痉挛。我们需要这样的事件发生。”让世界发生痉挛,是解构和建构,是埃尔斯特所创立的新的时间和宇宙,甚至是是让每一个失去的瞬间都拥有生命,“一个瞬间,一个念头,转瞬即逝,在街头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这就是一切。”

但是突发的不是世界痉挛的东西,不是三行的战争,不是一个人的电影,却是女儿杰茜的离去,这个埃尔斯特的所有物,他的封闭空间,却走进了空气:“整整两天,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迹象。”而这样的出走杰姆的解读是因为“她一分钟也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然后像电影一般,“便径直走到了最近的沥青路边,希望能搭顺风车回去。不过这很难让人相信,她竟然会指望这样去圣迭戈,然后搭飞机去纽约,而显然她什么都没带,甚至连钱包都没带。”本来杰姆已经在埃尔斯特的沙漠世界里遗忘了时间,遗忘了到达这里的天数,但是只有当杰茜离开的时候,他才回想起时间,重新计算时间,也最终回归到现实。但是那些搜寻没有任何意义,只有那把小刀,像是某个人在危险的世界里留下的证明,而这个证明就像埃尔斯特自己营造的那个“欧米伽点”,没有突发,只有禁止入内的标记,只有遍地都是哑弹的荒谬和失望,它不爆炸,不让世界痉挛,不用突发引发新的战争。

而其实,埃尔斯特自我世界的溃灭也是关于那个时间寓言的破败,杰姆起初的那部一个人的电影对于时间呈现出一种怪异的色彩:“在片长一事上我把自己折磨得够戗,最后确定在五十七分钟,这数字很怪异,那是几个纪录片电影节上放映的电影的时长。完全可以是一百五十七分钟,可以是四小时、六小时。”时间其实是偶然的,是随机的,而我们医治“通常意义上的恐慌”却需要那部长达二十四小时的电影,它是一种仪式,其实所谓先锋意义,也就是从“每秒钟二十四帧的放映”中发现不存在的错误,而这个速度,就是我们感知现实的速度,是大脑处理图像的速度,其实就是一种真实的时间。二十四小时,每秒钟二十四帧,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数字或者就如埃尔斯特所说的那个创造的城市,“将时间从自然中移去。有一个无穷尽的倒数。”

二十四小时的寓意,变成了和现实合拍的真实场景,所以站立在那看不见人的地方看《惊魂记》的恐怖故事,只是为了寻找真实的自己。那走进剧院的三个人似乎正是在沙漠地带的主角,而那些执勤的警卫难道就是想象中不变的符号,“前五天的警卫整天都是同一个人吗?”又或者,当电影里的珍妮特·利在垂死倒地前拉下了浴帘裹在身上时,那浴帘杆上的确有六只浴帘圈在打转吗?“他想再看一遍这个片段,再次确定关于浴帘圈的事情。他要数到六,此前他肯定有六只,但他要再次确认一下。”没有人进来的剧院有人闯进来,电影里的浴帘圈数目需要确认,甚至这里的警卫是否属于一个人也成为和电影一样的悬疑剧,而当从虚幻的事件中退出,从虚构的梦境中退出,生活便一览无余,那里有所谓的“一切”:音乐,电影,书籍,床与书桌,电炉炉头周围烧得发黑的搪瓷,还有进屋时正在丁零作响的电话。

那电话或者是杰茜被发现的一个线索,它成为从想象走进现实的一个符号,但不是唯一的符号,那个符号出现在电影里,也出现在吉姆母亲有关的生活里,“那人从墙边走开,等着被一点一点地同化,消融于诺曼·贝茨的形象中去,后者将走进屋子,以极慢极慢的速度走上楼梯,每秒钟两格,然后转身走向母亲的房间。”电影正在上映,是二十四小时的惊魂记,而电影之外,吉姆也走上楼梯,然后转身走向母亲的房间,现实介入到一部电影里,先锋消失了,艺术消失了,悬疑剧的恐慌消失了,当然,那个欧米伽点也消失了

欧米伽点。一百万年之后。此时此刻,欧米伽点已细成了一道刀锋插进身体。就在那里的什么地方,不知道是不是那里,人类所有的宏论都聚缩进了一个小小的悲伤事件,进入了一个身体。

墨西哥的五个太阳

编号:C57·2130825·1007
作者:【墨】卡洛斯·富恩特斯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2年12月第2版
定价:36.80元亚马逊26.20元
ISBN:9787544732543
页数:414页

“太阳在世界的天空燃烧并熄灭,毁灭与更新周而复始,但在所有这些太阳之中,有某种东西一直在墨西哥闪光、炽热。”墨西哥起源于何时?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古代墨西哥人把人类的时间及其语言记录在交替出现的五个太阳的历史里,这就是水的太阳、土的太阳、火的太阳、风的太阳和我们的太阳。在玛雅的金字塔和阿兹特克的古老神灵中,在西班牙人的征服和马琳切的背叛中,在革命起义的旗帜和现代化的探索征程中,富恩特斯以深深的民族情结,将墨西哥的起源、历史、文化层层剖开,向我们展现墨西哥顽强旺盛的生命力,带领我们感受墨西哥人民为争取自由民主而进行的不懈斗争。黑色封面上“熔史诗、传奇、小说于一炉的巅峰巨作”的话语有一种膜拜的欲望,最接近墨西哥民族精神的卡洛斯·富恩特斯创造了一个英雄世界,展现出墨西哥顽强旺盛的生命力。而或许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对于这位“拉美文学爆炸”四主将之一逝世的缅怀。


《墨西哥的五个太阳》:权力倒下,土地继续存在

你不会认你的,小黑孩儿;他不会把你当儿子,只会把你当奴隶;背着孤儿的身份,你要让别人承认你,你能依靠的只有你婊子娘给你的这双带刺的手。
——《混血·玛琳切》

混血是土地上的碰撞,混血是男女欲望的交媾,混血是权力之死和语言的复活,混血是忏悔和背叛——当她脱掉衣服,露出“苗条又丰腴,实在而虚飘,集合了兽性与人性、癫狂与理智”的身体时,新的命名就开始了,翻译兼情人,对于这个印第安部落酋长的女儿来说,一切都改变了——而她所改变的不是自己混血的孩子的命运,也改变了在西班牙统治下墨西哥人的命运。“我是女神玛琳辛,婊子玛丽娜,母亲玛琳切。”三种不同的命名对应着不同的命运:就在她父亲把她和其他印第安女孩一起献给科尔特斯做女奴的那天,施恩会教士奥尔梅多为她取了教名“玛丽娜”,将她变成新西班牙第一个基督徒。而她的名字叫玛琳辛,是“忏悔”的意思。但是在她的族里,她叫“玛琳切”,是一个叛徒。玛琳辛,玛丽娜,玛琳切,是女神,是婊子,是母亲,而在这个多重身份的女人身上,就是墨西哥整片土地的隐喻,神权、政权和人权之间的替换和切割使这片土地带上了混血的色彩。

科尔特斯挑她做他的情妇和翻译,而她给征服者生了一个儿子,作为墨西哥的第一个混血儿,这是背叛的延续,从此一个混血的墨西哥诞生了,历史在交媾中成为一个传奇,而混血的历史里从来没有安逸,没有荣耀,没有征服:只有背叛和灭绝,只有隐藏的爱和梦想:“我的儿啊,总有一天,你的等待会得到补偿,在辽阔的墨西哥高原上空的幻景里,善与福之神会重新出现在一座教堂或是一座金字塔的后面;但要他回来的话,只有从现在开始,我的婊子儿,你自己就准备着让他重生;你得成为羽蛇,插上翅膀的土地,泥做的鸟儿,墨西哥和西班牙的狡诈而愤怒的儿子:你是我唯一的遗产。”等待和重生,是不是一个混血的墨西哥必然的命运?

必须有一个起始,这是关于这片土地,这个民族和这个国家的命题,但是用什么方式开启墨西哥的历史?是大地上长出第一株玉米?还是特奥蒂瓦坎众神开始群集?或者是谁说出了第一个词?是的,当人类和语言成为神的荣耀,他们的信仰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生长,“然而,所有关于创造的神话都包含着有关毁灭的警告。”这是一个神权的开始,必然包含着死亡的警告,墨西哥古神查克莫的 神像保存在如今的博物馆内,但是作为神权的一种象征,查克莫却在那个潮湿的地下室了里,它仅仅是一个象征?一个古老土地上的逝去的膜拜?“浑身盖满了淤泥”是神的命运的写照,“这让它看上去奇丑无比,像是患了丹毒,一身青色,只有眼睛无恙,还是石头的模样”,而这“永劫回归”的神权在墨西哥大地上隐含着这样的规则:要想相信一个人,就得杀了他。杀死查克莫还是杀死不信基督的无神论者,是杀死神权还是杀死对神的膜拜?而一个被埋葬的古老神话的启示意义是,他在人类的社会里,神权的覆灭和复活同样是一个隐喻:“我再一次抚摸查克莫。它变硬了,但没有恢复成石头的质地。我写不出来:在它的躯干上,有着某种像肉一样的东西,按上去像是橡胶,感觉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这尊斜卧着的雕像里流动……晚上我又下去看了一次。毫无疑问:查克莫的手臂上竟长出了汗毛。”

脸上挂着微笑,浑身黄褐色,以及肚子里的肉色,查克莫已经完全从死亡的神像中复活成为一个人,但是对于没有回程车票、只有被禁了报纸的费里贝托来说,死亡只不过是一个轮回,一种宿命,要相信一个人,就得杀了他,那么如果看见神的身上盖满了泥土,看见神的毁灭,是不是也会被杀死?“如果查克莫成了人,那么它千百年的生命可能会在一瞬间聚集在一起然后消亡于无。但这也意味着我的死亡。”而现实的费里贝托早就在圣周期间溺水身亡,公文包里没有对神的忏悔,也没有对神的亵渎,那唯一属于人类的逃跑计划便是:“我需要晒晒太阳,游游泳,恢复体力”,而真正的原因,是人从神权的倒塌中看见了自己的宿命,看见了自己无法避免的死亡。

“在这些古老的墨西哥创世预言中,我们难道没有看到一面镜子吗?这面镜子正照出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照出了我们在生的希望和死的必然之间,在先进的人文、科学、伦理意识和糟糕的对于毁灭、沉默和死亡的政治无意识之间固有的分歧。”这是神和人之间的镜子寓言,而这面镜子也是夜神特斯卡特利波卡送给魁扎尔科亚特尔的那个礼物,这个在墨西哥宇宙起源中最受人敬仰的神,却从来没有看见过镜子,也没有看见过自己,当他打开这个用棉花包裹的礼物,那一面镜子里照出了羽神的面孔和投影,这对于魁扎尔科亚特尔来说,是自我的迷失,因为他从来就认为自己是神是没有面孔的,代表着永恒的。而在镜子里,他看到一张和人酷似的面孔,人成为他身上永远的影子,所以他害怕自己也逃不过人的宿命:终有一死。那晚,他喝得酩酊大醉,和妹妹犯下乱伦之罪。翌日,他乘着一条用蛇编成的筏子离开了墨西哥,向东方远去。

神之远去,是将人类抛弃在没有神权的世界上,离去是带着恐惧和乱伦,而回来呢?他许诺在第五个太阳纪的芦竹元年回来。但是这不是他回来的神谕,就在这一年的复活节,西班牙上尉埃尔南·科尔特斯率众在韦拉克鲁斯海岸登陆,开始了对北美洲最大的土著人王国——阿兹特克帝国的征服。神权的逃离是的覆灭,因为神从镜子里看见了人的宿命,看见了“他者”,这是对神话的颠覆,这是对神权的解构,而西班牙军队对阿兹特克帝国的征服,也使墨西哥的神权历史进入了政权历史。

这一切的开始是:“神庙坍塌了,旗帜倾倒了,碑铭坠落了。就连众神也轰然倒地。”神在镜子的世界里失去了永恒,也失去了宗教意义上的自我,而西班牙军队的征服是“扼杀了比印第安人的权力更多的东西:我们扼杀了环绕在他们身边的魔法。”魔法之死也就是神权之死,世界开始走向另一种没落。而征服并不只是对于神权的破坏,并不只是对于土地的占有,并不只是对于土著的屠杀,更重要的是用一种语言来取代另一种语言,而赫罗尼莫·德·阿吉拉尔和玛丽娜就在语言的翻译中成为政权交替的见证者。但是语言不仅在于翻译的意义,更可以变成谎言,它是单向的——并不是一面照见自己的镜子,并不是毁灭永恒的镜子,而那些谎言让赫罗尼莫成为一个叛徒。一方面在征服中,话语的失去意味着统治权的丧失:“蒙特苏马在西班牙人前令人费解的软弱只能用话语的释义来理解。人称特拉托阿尼或“大音之主”的蒙特苏马,正一点点地丧失着对话语的控制,这更甚于丧失对人的控制。”而另一方面,话语成为交换的一种,即从蒙特苏马得到力量,又从科尔特斯那里得到好处。那个被抓来的指挥官,科尔特斯因为他的英勇,让他平安回到那座陷落的城市,“还可以在墨西哥和其他的领地继续统治,就跟从前一样。”而在翻译官赫罗尼莫那里,翻译成:“你即将成为我的俘虏,从今天开始我就要折磨你,像对付你那些同伴一样,把你的两脚放在火上烧,直到你招出你叔叔蒙特苏马余下的那些财宝的下落来。”

对于赫罗尼莫来说,“语言不仅仅意味着尊严,它还是权力;它又不仅仅是权力,它就是生命本身,激励着我的志愿,鼓舞着发现新大陆中我自己的那份事业,独一无二,出人意表,不可复制……”但是这种对权力的觊觎的直接后果是将语言弄得支离破碎,而他自己在这样的糟蹋中走向了死亡,“我,一个同样操着欧洲与美洲两种语言的人,被打败了。”这不仅是个体的死亡,也是一种对权力媚俗者的死亡。而与赫罗尼莫死于“残忍的、痛楚的、无可挽救的”腹股沟腺炎不同,另一个翻译玛丽娜一方面接受了神的洗礼,是她成为新西班牙第一个基督教徒,而她也在“他者”的世界里,变成族人口中的叛徒,一个婊子,因为它不仅是科尔特斯的翻译官,更是他的情人。话语的力量对于她来说,不是权力,不是尊严,也不是生命本身,而她则用自己的身体完成墨西哥的延续,“玛琳切是从科尔特斯的性器中攫取了西班牙语。这门语言被吱吸吮、被阉割,而科尔特斯却毫无知觉,将残损与快感混为一谈。”西班牙的征服是一个“两岸”的故事,其实就如那面镜子,是永恒的毁灭,它带来了“他者”,带来了重新的命名,征服变成了延续的仪式,而这种仪式就是将墨西哥从神权的历史中写下政权的新时代:

世界是由两位神灵创造的,一位叫做天之心,一位叫做地之心。两位神灵一起,在为事物命名时给它们赋予能量。他们为大地命名,于是大地成为了大地。天地万物随着被赋予名字而消解,而成倍增长,就有了雾霭、云朵和扬尘。被命名之后,山峰从海底隆起,神奇的峡谷生成,谷中长出了松柏。

而神所创造的的生命,被命名为人,而人的最大特点便是“唯一有能力说话、有能力为一切由神的语言创造出的事物命名的生灵”,玛丽娜作为第一个基督徒在另一片土地上唤醒了西班牙人自己的神灵,使两岸在话语和言辞上互相成为“他者”,但是作为玛丽娜来说,她则是一个叛徒,一个婊子,那个混血的孩子是她罪孽的见证,是她摆脱不掉的宿命,在《混血》中,玛丽娜用痛苦的声音呼唤儿子,那个“两股敌对之血的儿子”,出生意味着不可逃避的咒骂:“出来恨你的爹,咒你的娘”,这是一个个体的宿命,其实也是被征服的墨西哥的宿命,儿子和奴隶,孤儿和贵族,“你要保护好自己,我的孩子;你要用泥土抹遍全身,直到泥土成为了你的面具,那些老爷就不能看清面具背后你的梦想、你的爱情、你的反叛和你的死亡了;用尘土盖住你自己,我的儿,这样即使你死去,你也还像活着一样……”但是在这个失去了神权,不断被征服的土地上,谁来保护一个混血的命运,谁来保护墨西哥的命运?征服其实就是一种无休止痛苦的开始,是被火焰画出面孔上的痕迹,是不会愈合的言语之痛,而那个从十开始到一终结的倒叙故事,其实就是为了“诉说那些永不完结的故事那永恒不灭的新起始”。

新的起点是政权的交替,这里有征服和独立,有革命和抵抗,有独裁和英雄。墨西哥的传统政权分崩离析,那里只剩下一个“影子皇冠”,墨西哥皇帝特拉托卡钦只在佛兰德斯花园里,唯一的人只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她写的信里有爱,有月亮,有歌唱,有“美得无法形容”的一切,但是最后的归结只有一个词:特拉托卡钦,而她作为佛兰德斯花园里的幻影,也只是一个“呼出的气是泡沫,是墓地里的土”死亡象征,那个永远呆在城堡里的传奇只是没落世界的一声叹息,“我们永远都不出去了;我们永远别让任何人进来……”因为那个族徽上的铭文是:CHARLOTTE, KAISERIN VON MEXIKO,是夏洛特,也是墨西哥皇后。在一个分崩离析的墨西哥土地上,就有的秩序、王权和尊严只在历史的一个角落里,而在这片土地上,有西班牙的征服,有墨西哥的独裁,有英勇的革命行动,有流血和屠杀,更有反抗和革命,巴尔塔萨尔向神父金塔纳忏悔时说:“我不是把他当士兵杀了的。我杀了一个人,杀了一个兄弟。我杀了他,因为他是印第安人。我杀了他,因为他比我弱。我一个人杀了他,完全不顾他姓甚名谁,我也记不得他的脸长什么样了……”里面其实没有忏悔,只有为自己开脱,“恶只是我们的理性蒙蔽了的、拒绝思考的东西。罪过就是把感知的世界和精神的世界截然分开。”而那个自称是反叛的金塔纳神父,并不代表那已经坍塌的神权,他是新政权的代表,但是在他身上却有着战争和救赎,信仰和肉体、自责与背叛的双重困境,“在新西班牙,没有比背叛更安全的出路了。科尔特斯背叛了蒙特苏马,特斯卡拉人背叛了阿兹特克人,奥尔达兹和阿尔瓦拉多背叛了科尔特……你们看吧,叛逆者终究会胜利,金塔纳会输掉的。”这似乎是新西班牙的一个集体写照,背叛者只为适应新的统治,而金塔纳的心里却要让虚伪的宗教信仰见鬼去:“一切都站在一起反对我的信仰——当我被宣布为异端分子和亵渎神灵者时我的勇气,当我被拒绝领圣饼时我的恐惧,当我的儿子被害时我的愤怒,我想仅仅做一个理性主义叛逆者的诱惑——这是我最可怕的斗争,比任何一场军事斗争都更可恶,比流淌的鲜血和处决的任务都更可恶。”

这是混乱和独裁的墨西哥,赫尔瓦希奥说:“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在墨西哥,已经没有藏身的地方了。我们所有人都一样。”甚至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也在英雄的岁月中死去,在1968年10月2日特拉特洛尔科广场上,那一场屠杀是独裁的象征,圣地亚哥说:“墨西哥这座地狱,犯罪、暴力、腐败、贫穷,都是它命中注定的吗?”他们希望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但是这样的游行这样改变国家的方式只能换来屠杀,“对总统来说,他们不是死人。他们是闹事者、暴徒、共产党、破坏分子,是总统绶带所代表的‘祖国’的敌人。”所以一个城市成为野蛮人的宿营地,将城市交给死神代表着生命和尊严的践踏,而这正是墨西哥从神权到政权再到人权斗争的一部历史。

那个关在埃斯科里亚尔的女囚只有痛苦的呻吟,她是贵族社会的牺牲品,在宗教和权力统治下,她只能压抑,“我是迷失在礼节和贞操里的朝圣者,这两样压在我心头,像是在施以酷刑。”对于他来说,征服永远是一个象征,而在她的裙子里,只有精灵古怪鼠陪伴着她,并且占据她的肉体,在处女之穴里多咬一口的老鼠也成为她在酷刑面前的真正伙伴,这是一个被悬空的欲望,是看不见的梦境,当然她更是这片承受过奴役的土地上的牺牲品,是人性沦陷的象征。“在墨西哥,没有悲剧:一切都会变成耻辱。”这耻辱是乱伦,是死亡,是折磨,是下层社会无望的挣扎。作为曾经是紧握马鞍头的将军,比森特·韦尔加拉的心里还怀有一个梦想,“他继续回想着革命的年代,回想着奠定了现代墨西哥的一场场战役。然后他把在他的蜥蜴舌头和坚硬牙床间回旋往复的那口水哗地吐了出去。”但是现实击溃了他,这里只有阴暗,只有恐惧,只有冷漠,连他的孙子对于这个城市充满了愤怒:“在我们这样的一个首都,这样的想让城市保持贞操的努力真令人惋惜,醒醒啊,爷爷,看这夜色下的城市,墨西哥城,自觉地生癌症的城市,饿坏了似的无序地扩张,所有新风格的尝试,把民主和私产混淆在一起的城市,把平均主义和粗俗混淆在一起的城市。”那个失去了贵族尊严的家庭里,父亲“独自沉思着,在南方的大山里,在一个被遗忘的村寨里始终笑着”,而母亲却总是希望能有体面人的生活,但是贫穷和困顿使贝尔纳维选择以“混蛋的流氓无产阶级”的身份来报复这个社会,他跟着黑社会老大,加入雄鹰纵队,甚至杀了人,对他来说,他的梦想是:“当他拥有了一套新西装、一辆二手的福特野马的时候,他去看他妈妈,对她说,明年他会给她一幢又明亮、又干净的房子,在一个住着体面人家的城区。”他成为家里坐牢的孩子,而这样的悲剧面前,母亲还是用可怜的声音对他说:“小宝贝,你是体面人家的孩子,不像其他孩子那样粗野”,不过在贝尔纳维听来,“母亲的声音既不温柔也不严厉,只不过表达着和她所说的相反的意思”。

“权力倒下了。土地继续存在。”不管是曾经的神权信仰,还是政权交替,或者是最后人权的争取,都在为墨西哥这片古老的土地描绘复杂而多彩的历史,创造意味着毁灭,这是神祇的预言,而其实在这部庞大的墨西哥历史上,从创造到毁灭并不是单循环之路,而是会有新的创造新的历史。墨西哥的五个太阳,这个来自神话的故事就是预示着新的开始,第一个是水的太阳,是溺水而亡的;第二个叫土的太阳,被一个无光的长夜如猛兽般一口吞没;第三个叫火的太阳,是被一场火焰之雨摧毁的;第四个是风的太阳,是被一阵狂风卷走的;而第五个太阳就是我们的太阳,“我们在它的照耀下生活,而它终有一天也要消失,要被吞没,就像被水、被土、被火、被风吞没一样,它会被另一种可怕的物质——运动所吞没。”可以说,五个太阳其实应正了不同的生存形态,水的太阳困在火山口,预示着迟早会来临的一场骚动,而土的太阳,是墨西哥大地上的孤独,“它召唤着起跳,召唤着希望,抓住渴望着的东西:另一岸,兄弟之手,爱人的身体”,而风的太阳是保护,如盾牌一样保护好这个国家,又像云一样覆盖起一个神圣、魔幻的世界,而火是燃烧,是灰烬,是死亡,而“死是一切的开端”,到了第五个太阳则要将人类在覆灭中迎来新的历史,“墨西哥是循环的画像,也是天空的画像,是照耀墨西哥的墨西哥太阳的交接更替,是这个国家和他的国民从与物质的不停歇的联系中得出的政权”,那就是第六个太阳——“性爱的太阳,太阳神经丛,是不断运动的太阳,它陪伴我们创造这永动不歇的人类时间——历史。”

为什么最后的第六个太阳能够创造出永动不歇的历史,因为这是属于人类运动的太阳,属于消除恐怖的太阳,正如安达卢西亚思想家玛丽娅·桑布拉诺说的那样,一场灾难,唯有从中不能生出某种能拯救它、超越它的东西,它才真正是灾难。也就是从灾难中只有生出能拯救和超越它的东西,那才是人类真正的归宿,这拯救和超越既不是神话和神权,也不是独裁的政权,不是语言,不是权力,而是文明:“在整个拉丁美洲,进步主义的、提倡法治的、浪漫主义的欧洲文明压倒了农耕的、印第安人的、黑人的、伊比利亚的野蛮。文明占据了统领地位。”

天秤星座

编号:C55·2130722·1006
作者:【美】唐·德里罗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3年03月第1版
定价:49.80元亚马逊29.90元
ISBN:9787544731676
页数:453页

“11月22日 机场里,人们站在行李手推车上,靠在灯柱上。穿着雨衣的人们挤在钢丝网眼栅栏上,挥舞着小旗,望着28号出口。”1963年11月22日,中午12点30分,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在行进的车队中被枪击身亡。两天之后,被警方指控的刺客,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在被转移去更安全的监狱途中遭遇枪杀。那把黑色封面上瞄准的枪到底指向那里?而上面那双眼睛看到的不是枪口前方的那个人,而是阅读的读者——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生于1939年10月18日,一个天秤星座的男人,全世界都知道他开了枪,但真的是他杀了肯尼迪吗?2013年,正是肯尼迪遇刺案50周年。刺杀的背后是更大的阴谋?“它在7秒钟之内改变了美国世纪。”或者在唐·德里罗的文本里有着刺杀案之外的真相:“我觉得我的书都不可能在肯尼迪遇刺之前的世界里写成,而且我觉得我书中的那些黑暗也直接来自达拉斯那一刻产生的迷惑、心灵的混乱,以及对无常的知觉。可以说,正是这造就了我这个作家——不论好坏。”


《天秤星座》:世界里还有一个世界

李·哈维·奧斯瓦尔德。不论发生什么,不论他们怎样处心积虑地算计她,有一样东西他们是拿不走的——他名字的真正的、永恒的力量。这名字现在是属于她的,同时也属于历史。
——第二部《11月25日》

这是摧残性的力量创造的历史,这是偶然和含混不清的历史,它被冷战的鲜血染红,它被写在公开或者秘密的档案里,同时它也是被“暗杀之气”击毁的历史:1963年11月22日,达拉斯迪利广场的埃尔姆大街,美国总统肯尼迪被暗杀。这是短暂的时间,六点九秒,仿佛从一个瞬间无限扩大,但最后却是:从未终结。

就像那个被固定在历史和瞬间的名字一样,李·哈维·奧斯瓦尔德,一个枪手,一个名字,以及一张面孔和一种国籍,这是被确证的事实?还是历史的一个虚构?历史已经是另一个时代的传奇,它写在实景历史表演的观众视线里,记录在胶片或录像带寻回的瞬间里,但是这样的事实是否还有什么“处在隐显的边缘”?“当车队沿埃尔姆大街驶来时,奥斯瓦尔德是唯一持枪者,抑或有另一名枪手存在。”另一名枪手是历史之外的陈述,它可能远离事实,也可能无限接近瞬间,而这样疑问在一部虚构的作品中变成了一个寓言,“这作品从效果看仰赖于结构和体裁,有赖于详尽地揭秘一些由来已久的困惑或焦虑,揭秘一些经久不散的迷惑,它们在彼处徘徊,在整个三维空间,那里的血粘稠而真实,但那枪声却可被忽略。”

枪声一定是响起了,在1963年11月22日的天空中久久徘徊,只是六点九秒的瞬间里有一个不是历史开启的疑问,“如果有三声枪响,那就是奥斯瓦尔德一个人干的。如果有四声,那说明还有一个枪手。”只是当瞬间和历史过滤掉一些被见证的视线和被记录的档案,或者只剩下一个人,一个名叫李·哈维·奧斯瓦尔德的枪手,他的三发子弹射向那辆缓缓行进的汽车,然后是尖叫、鲜血和最后的死亡,这充满“暗杀之气”的瞬间到最后变成了历史的最通俗表达,只是当李误写为利,当Lee变成Leigh,历史就成为了一种偶然,里面有着毫无逻辑和含混不清的瞬间。

这是一个失落的开始,“他只是一个人,站在空白处。”是的,他从来都是一个人,他一个人在城市边缘地段的地铁中体验尖啸和力量,体验地道里灵魂的秘密;他一个人用十五美元偷偷买来22英寸口径的马林式步枪,然后裹在偷来的毛毯里通过整个新奥尔良城;他一个人十八岁的时候以枪走火的理由被28天,“因为我想弄个处分离开这儿”;他一个人会禁止母亲进门,禁止一切朋友远离;也是一个人,在枪杀之后他又从腰间拔出.38口径的手枪,朝警察连开了四枪。站在空白处的一个人用自己的方式把一场戏演下去,他是独行枪手,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反卡斯特罗政策的抗议者,而最后,他也是被写进历史里的唯一谋杀者。

那粘稠而真实的血液,那恐怖而通彻的枪声,以及一百四十四卷加上三十卷的中央情报局档案,都是李·哈维·奧斯瓦尔德的个人历史,但是,“历史由一个拼错的名字展开。”这个名字是奥斯瓦尔德,是李,是苏联时期的亚力克,是回国之后的利昂,是埋葬入土的博博,但这些名字似乎并不属于真实的那个枪手,也并不属于被记载的历史,它在错误的时代里变成了一个错误的符号,直到在一部虚构的作品中成为在彼处徘徊的迷惑。在拼错的名字里,有着不被公开的秘密,世界里还有一个世界,而在世界之外,一切的隐藏总是以最直接的方式开始,加入组织他需要另外的名字,购买枪支他需要另外的名字,叛逃到苏联他需要另一个名字,回到国内他也需要另一个名字,甚至死亡,他一直就在那个错误的历史里,最后成为一个在空白处的人。“奥斯瓦尔德有很多名字。他有属于自己的名字,而且这些名字各不相同。”是政治,是秘密,是对于现实的否定,而这些名字或许是和那个枪手无关,就像巴尼斯特所说:“我们能制造我们自己的奧斯瓦尔德,甚至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它是一个象征,一个人生在不同历程中的符号见证,而当最后埋入德克萨斯红土中的时候,他的名字是威廉·博博,“这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最后一个假名。”但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却永远在母亲的心中,那是永远拿不走的东西,是真正、永恒的力量,对于其他对于这个名字像是在说一个要永远保存的秘密不一样,只有回归到母亲身边的时候,他才是真实的,才是力量的象征,才是属于历史的永恒。

名字是一个符号,名字是一个隐喻,名字也是一个错误。当30几年之后,当历史已经被书写成完整的时候,布兰奇还在苦苦思索其中的奥秘,不管是真实姓名颠倒顺序的O.H.李,还是令人莫名其妙的D.F.德里克特尔,都不再是和李·奥斯瓦尔德一个在空白处的人有关,就像一个一个玩拼字板小孩想要拼出一个漂亮词儿一样,名字背后或许就是一场阴谋:“他终于把几个人零零碎碎的名字在一起:菲德尔、卡斯特罗、奥斯瓦尔德和杜帕德。也许D.F.德里克特这个名字是上面那些人名拼凑在一起形成的,由文字和政治交错在起,证明了行刺沃克将军的决定。”文字和政治交错,符号和符号交错,甚至那个行刺沃克将军的决定也成为历史中的一个玩笑,也是奥斯瓦尔德,也是一支枪,也是行刺,也是政治有关的谋杀,“哈瓦那的人会感谢我们在4月17日干了这件事,”那时他叫李,他说,“这天正好是入侵猪湾两周年。正是这次入侵造就了沃克将军。”入侵猪湾,两周年,这重大的行刺对于李来说,是密谋已久的行动,但是杜帕德却问他,“17日。什么17日?”“今天是星期三,不是吗?”“可今天才4月10日。”

4月10日变成了4月17日,谋杀就变成了游戏,变成了不断修改不断取新的名字一样,是对于真实世界的背离,是在接近那个“世界之外的世界”,那个虚构的历史,那个被书写的阴谋,文字与政治交错是不是就意味着阴谋的失败,就意味着失落的历史?是的,在充斥着这样的虚构世界里,它甚至取代了真实取代了现实取代了历史,T-杰伊的全称是西奥多·T·麦基,温也有一个假名,这“对从事秘密工作的人来说这已是惯例”。同样,那个叫“农场”的地方是中央情报局在弗吉尼亚的秘密训练基地,而“农场”就是“隔离地”,"‘隔离地’可能在什么地方有个更深奥的名称,如在一个锁起来的保险箱里或者是埋在地下的某台电脑里。”因为,在中央情报局里地名和行动的名称都是一种特殊的语言。那么名字背后的特殊语言又在哪里,那个历史的错误到底是有什么产生的?

只有当世界呈现出另外的世界,只有当自我监护变成了一个玩笑,当被压抑变成躲避,虚构便开始了,“如果这个世界成了一个人们躲避自己的地方,当它不再能够接近时,人们该怎么办呢?人们得给自己创造一个假名和一种命运,同时还得邮购一件武器。”这就是李·哈维·奧斯瓦尔德人生的开始,作为一个遗腹子,李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父亲就暴毙在另一个世界,所以他的出生是在延续一种被毁灭的意义,而那个青少年问题专家在报告中对他的评价是:“他几乎感到有一道无形的屏障隔在他与其他人中间,而他却宁可让这道屏障继续存在,不被打破。”

不被打破的屏障,是地铁里尖啸的声音,是不被人知的秘密,就像地道里的那些秘密一样,在新奥尔良的中学时代,他的身上也打开了尖啸的地铁,那些教科书之外的书让他远离同学,也使他完全封闭在自我世界里。“他在书中发现了数学公式以及关于资本和劳动力的精辟理论。他还到了《共产党宣言》的德文版和英文版,从中认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了工人和阶级斗争,认识了雇佣劳动的剥削性。”在这里他看到了资本家,看到了群众,看到了社会主义,也或者他看到了列宁、斯大林和另一个想象的苏联,因为斯大林在党内的名字也是虚构的“柯巴”。除此之外,他阅读他哥哥的《海军陆战队员手册》,“为他应征入伍的那一天做准备”,这便是人生的启迪,社会主义,阶级斗争,以及22英寸口径的马林式步枪组成了他那个封闭世界里的武器。

而在日本厚木海军陆战队服役期间,因为枪走火他被关了28天,这28天对他来说是躲避自己的真正开始,和博比一样,“因为我想弄个处分离开这儿。”离开意味着另一个世界越来越明显的占据他的生活,他对别人说,共产主义是一种真正的宗教。而对他来说,军用牢房也是一种宗教,所有的监狱都是,因为“有些东西你一辈子都脱离不掉,如反政治和反谎言的力量”。宗教其实就是为了在不让别人接近的世界里制造另一个世界,另一个自己,所以妓女美津子把他带到了一个裸体王国,对于他来说则完全是一种异化和解放,他在别处,甚至在跟妓女做爱的时候,他也仿佛置身其外,“他一面跟她做爱,一面在旁边观看做爱的场面,等着快乐来攫住他,像海浪般向他袭来,像狂风撼树般把他吹倒。”

宗教的救赎其实在奥斯瓦尔德身上变成了一种逃避,在苏联莫斯科,他几乎没有了真实的身份,对于美国海军情报人员来说,“到时候他就成了一个伪装成假叛逃者的真叛逃者,而在别人看来,他又是一个伪装成真叛逃者的假叛逃者。”假叛逃还是真叛逃,对于他来说没有了意义,或者曾经他向往的苏联,在他抵达的时候,又变成了“另一个世界”,他在这里找不到自己的宗教找不到自己的信仰找不到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快感,在这里他只有写他的《历史日记》,甚至想到自杀:“我已经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现在让别人做出选择吧。”对他来说,是一种信仰的覆灭,或者是在“世界里还有一个世界”里感受到了某种失落。苏联存在的独特东西,或者说是伟大理论的复活,只有在对廉价公寓里的女人说时似乎才有了意义,而他最终选择的妻子身上都是苏联人的血液和感情,这是他打开另一个世界的努力,但是对于从来就躲避世界的奥斯瓦尔德来说,依然是一种虚构,他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中发现了“恐怖的气氛”,他目睹了明斯克的斯大林纪念碑被毁坏的经过,他也见证了苏联共产主义可怕的进军——诸如放逐、大屠杀以及对艺术和文化的糟蹋等等。

对于奥斯瓦尔德来说,苏联就是一个另外的存在,和曾经在书本中读到的那个国家截然不同,所以他离开苏联,就像他抛弃了“亚力克”这个带着社会主义救赎意义的名字一样,而离开苏联回到美国的状态,被形容为“叛逃者带着讨饭的妻子和孩子回来了”。回到美国,依然是躲避,依然是恐惧,依然是虚构,他要求妻子玛丽娜和任何人杜绝来往,包括自己的母亲和朋友,而这种隔阂也是在重复他曾经的那条路,他和玛丽娜胳膊上有相同的伤疤,这个被看作是“由命运安排他们相识和相恋的”符号最后仅仅是身上的一个伤痛标志,对于玛丽娜来说,“是命运把他们牵到了一起,但她并不清楚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在洗澡时,她不清楚:在做爱时,她也不知道他是何许人。”

另一个国家,另一种制度,以及另一个人,玛丽娜面前的世界就是一个被篡改的象征世界,而奥斯瓦尔德就是一个最大的虚构,他在努力打开另一个世界,“他一直在避开科林斯,避开邮政局,避开联邦调查局的人。他填表时用的都是假地址。下班以后他制作招贴画,把它们送给社会主义工人党。他的衣橱底部的水手旅行袋里藏着一架闻谍用照相机。”其实他的救赎计划早就开始了,他购买枪支,他散发反对政府反卡斯特罗政策,他也策划了刺杀沃克的行动,而这一切并不是奥斯瓦尔德要实施什么样的政治抱负,其实对于他来说,就是为了发现世界里的另一个世界,为了在自我的虚构中获得那种被遗忘的现实,竖立那道无形的屏障,所以即使向着肯尼迪的车队射出三发子弹,也绝不是一个阴谋。“本我就是地狱。”这就是奥斯瓦尔德全部的理想主义。

11月22日,一个被计划的日期,一个顺利成章的日期,一个用三发子弹爆发出那种摧残性力量的日期,当然也是偶然的日期。六楼,六点九秒,“好吧,他第一枪开得太早了,打在了总统脑袋的下面,靠近脖子的某个地方。这个愚蠢的结果他可以不去考虑。好吧,第二枪没打着总统,却击中了康纳利。”“接着,第三枪响了,把什么东西溅得到处都是。软组织碎片、骨屑、鲜血和脑浆进了他们一身。”但是这第三枪对于李来说,却像是别处射出的子弹:“他明白第三枪也未打中。打偏了。什么也没,吃了大鸭蛋。他扳起了栓柄。”这是奥斯瓦尔德的记忆,还是仅仅是虚构文本的一次书写,第三枪命中了谁?打偏或者故意没有打中,而那些软组织碎片、骨屑、鲜血和脑浆又从何而来?这或许就是一种被篡改的历史:“当时他根本不在六楼,而是在午餐室吃午饭。他是整个阴谋的受害者。他们策划这件事已有多年,观察他、利用他,在他清白的生活中伪造了一系列的证据。他可以说,他唯一的罪责便是为真正的阴谋者背了黑锅。”

但是这样的黑锅对于奥斯瓦尔德来说,已经再也没有机会证明了,他没有杀任何人,他也没有真正想致人于死地,“他只是想达到一种政治目的。别的人才应该对这一谋杀事件负责。”但是当杰克用他的子弹打中奥斯瓦尔德的腹部的时候,他听见了沉重而凄凉的哀鸣,而这种声音似乎奥斯瓦尔德自己也清楚地听到了。一种死是为了对于总统被杀的报复,而另一种死其实是对于本我进入地狱的实践,那个独行枪手,那个马克思主义坚持者,对于他来说,所谓的阴谋,所谓的报复,所谓的死亡,都只是这并没有改变的一个世界:“很清楚,他的生活现在只有一个主题——李·哈维,奥斯瓦尔德”。

这是有关名字的主题,他变幻在一生的追求中,他刻在自己生命的所有细节里,但是身为天秤星座的一名枪手,他其实在寻找自己的过程中又摧毁了自己:“属天秤星座的人永远不会注意到关于他们自己的资料。”那个世界对于他来说是全部,是所有,“无论你去哪里,天平总在你身边。”但是历史呢?历史是美国和古巴的斗争,是苏联和美国的冷战,是两大阵营之间没完没了的阴谋?“肯尼迪和卡斯特罗在暗中对话。他们互致密信,互派密使,以示友好。他们一定有什么没告诉我们,有什么内幕我们还不了解。”费里说的话其实包含着奥斯瓦尔德看不见的哲理:“事情决不像我们知道的那么简单。事情永远不像表面那么简单。历史就是这样组成的。历史是他们背着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总和。”

背着我们,也背着奥斯瓦尔德,历史是一场阴谋,历史也是一次巧合,那时间,那枪支,那被躲避的人生,以及那六点九秒的瞬间,所有的一切并非是历史的必然,它仅仅是一次巧合:

巧合。他在沼泽地时听雷莫说,卡斯特罗在游击队里的名字叫亚历克斯,是从他的中名亚历山德罗变来的。而李以前也叫过亚历克这个名字。
巧合。巴尼斯特正在寻找他,不知道他待在哪个国家、哪个州、哪个市,而他却自己跨进了544号的大门,要求做一份秘密工作。
巧合。他订购左轮手枪和步枪的时间前后相隔六星期,它们却是同一天寄到的。
巧合。李总是同时阅读两三本书,这与肯尼迪一样;字写得差,拼写不准,这也与肯尼迪一样;他俩妻子同时怀孕:他俩都有一个叫罗伯特的兄弟。

而在巧合之外,是必须纳入档案的历史,那部于11月22日周末拍摄的长达三十五小时的未剪辑的毛片似乎用技术手段解读着这瞬间组成的历史:“第一声枪响要比大多数研究报告所确定的时间早得多,可能反映在录像带的186号定格上。康纳利州长是在2.6秒之后遭到枪击的,反映在234号定格上。让总统丧命的那决定性的一枪响在州长中弹的4.3秒之后。”也仅仅是瞬间,也仅仅是巧合,也仅仅是世纪里还存在的那个世界,许多年之后,布兰奇在阅读档案时,突然发现自己“开始和奥斯瓦尔德合为一体了”,这是历史和现实的融合,这是他者和自我的融合,“他唯一能肯定的是:他们漏掉一个因素,有意删除了一个字眼。”

而在更久远的许多年之后,唐·德里罗在这部名为《天秤星座》的虚构中说到:“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实景历史表演的观众视线里,在从胶片或录像带中寻回的瞬间里,依然有故事在等待着完结,等待周详的解析和反复的推敲。”这是一部充满想象的小说,而有些故事从未终结,历史在某一个瞬间就被定格,对它的解读仅仅是:一个枪手,一个名字,一张面孔和一种国籍,而无数种可能之外的“另一个”是——他扣动了扳机,打出了第四发子弹。

多情客游记

编号:C36·2130722·1005
作者:【英】劳伦斯·斯特恩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2年03月第1版
定价:32.00元亚马逊24.00元
ISBN:9787532756155
页数:239页

另一个名字:《感伤的旅行》,感伤主义的滥觞之作,劳伦斯·斯特恩在《项狄传》中借约里克牧师之口,讲述自己在英法战争期间前往法国和意大利旅行的经历。感伤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游记体裁的戏仿,主要目的不是写那种典型的自在逍遥的年轻绅士,而是一个受感情冲动和奇怪念头驱使的堂·吉诃德式的流浪汉。小说在创作手法、行文风格、人物形象上,依然秉承了劳伦斯·斯特恩的特点,《多情客》或可算作具体而微的《项狄传》。但比起《项狄传》对文本和故事的解构,这小说却单一了许多。“游记”开启了一个时代,却也无奈终结了劳伦斯·斯特恩自己的人生旅程,“因此,当我伸出手去时,抓住了侍女的手。”最后一句话并不是故事的结尾,它是不完整的文本——斯特恩原本打算写四卷,可写到第二卷时他就病逝了。所谓感伤,大约也是人生最无奈的喟叹:“人们的头脑往往被它自己放大、抹黑的事物所吓坏;而把它们缩小,恢复原大、原色,又往往被头脑所忽略……”


《多情客游记》:这一阵,你一直在跟我调情

她已经偷偷摸到离床很近的地方,以致进了那隔开两张床的窄过道,竟深入到她主人和我之间——
——第二卷:微妙的感情一例

一个二十岁的侍女,一个“最轻快,活泼的法国姑娘”偷偷地潜入两张床的过道里,深入女主人和“我”之间,这是一种勇气,还是祈求温暖?在这“微妙的感情一例”的故事里,所有的可能诱惑都变成一种想象,而想象的极致是:“因此,当我伸出手去时,抓住了侍女的手。”偷偷进入,也是偷偷抓住,微妙的感情在那个夜晚变成了一种潜伏的堕落,当然还有感伤:底下的一句是:第二卷完。对这个隐藏在括号里的话的注解是:《游记》原拟写四卷,因作者病逝而中断。

这是多么大的“感伤”,《多情客游记》的另一个名称便是“感伤的旅行”,它是英国“感伤主义”的滥觞之作,所以微妙的感情在第二卷里戛然而止,便是一个时代最大的感伤。死亡扑面而来,将劳伦斯·斯特恩一直努力进行的解构彻底埋葬在这文本的“第二卷完”里,像《项狄传》一样,成为未竟之作。所以充满感伤并不是这一路来的旅行,并不是那只手被“我”抓住之后的空白,更是一种与维多利亚时代的狂妄自大断裂的无奈。

那个叫约里克“我”其实在《项狄传》里就已经死去了,作为一个牧师,他出现在刚开始的文本里,然后在“支离破碎的作品”里,便成了一个黑色的符号,在30页的那个巨大的墓碑上写着:“哀哉,可怜的约里克!”可怜是因为不期而然的死亡,就如劳伦斯·斯特恩自己一样,在病逝而中断的文本里,留下一个符号,而那抓住侍女的手终于在命运的无常中松开了,那两张床之间的窄窄过道里只有微妙而富有想象力的空白。可是从“约里克”的名字入手,他应该是一种永恒的象征,这个取自于《哈姆雷特》的名字其实是对莎士比亚最大的致敬,虽然是小丑,但是一直书写在莎士比亚经典的故事里,这经典是陈列在书店里,陈列在英国感伤主义文学的文库里,而那个法国伯爵因为着迷于莎士比亚,而最终没有把我送进巴士底狱,而是爽快地为我办理了通行证——在英法战争期间,通行证其实隐喻着对于战争的某种厌恶,而厌恶之外,除了简单的快乐,便是能够有机会在一个法国人的家里遇到“面带健康红晕”的皮埃蒙特主人,遇到一个轻快活泼的法国侍女,以及能够在夜晚的有限时间里抓住那只手。

而这“微妙的感情”,并不是一开始就畅通无阻的,设置在他们前面的是一系列条款:

第一条。这间卧室的主权既然归先生一方,他认为靠近炉火的床最暖和,坚请夫人一方允许接受该床。
第二条。夫人一方要求,先生须整夜穿睡袍睡觉。
第三条。夫人坚持,并规定,先生上了床,灭了蜡烛,炉火后,先生整夜都不许说话。

整夜穿睡袍,不许讲话,上了床必须熄灭蜡烛,而这些条款其实也为夜晚的那种冒犯式的微妙关系奠定了基础,只是戛然而止,将从德国、法国、意大利一路行来的旅行画上了一个省略号,从此再无继续。而最后留下的感伤就如《项狄传》约里克的注解:“无非是公牛、公鸡之类的荒诞故事,约里克说,——这可是我听过的类故事中最好的。”最好的故事总是有着撩拨人的欲望的东西,而在《多情客游记》里,没有公牛、公鸡之类的荒诞,却一直有着直接、快乐的奇遇,它打开了沉静已久的维多利亚保守文风,颠覆了所有道德的束缚,“可怜的约里克”摇身一变,而成为“最多情的约里克”,弗吉尼亚·沃尔夫说:“在十九世纪的人看来,斯特恩作为丈夫和情人的行为玷污了他的一切作品。萨克雷义愤填膺地抨击他,大叫大嚷,“斯特恩写的东西,每一页都少不了以删去为妥的东西,那是潜伏的堕落——如一种不道德行暗示。”维多利亚时代的狂妄自大被消解,那种有关道德的抨击其实是为了维持一种正统,而这种正统的本质是那个时代的“可怜”,是对人性的一种扼杀,而劳伦斯·斯特恩显然要以复活的约里克为符号,像唐吉可德一般,开始用断裂的问句,用微妙的感情,甚至用黑夜里偷偷抓住侍女的手,来挑逗整个18世纪的英国沉闷文坛。

“心里一冒出这些想法,立即把天性带到它可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对于天性的尊重,将小说带到了一个可能的最高境界,从前那个牧师的约里克一直以嘲弄、讽刺与他厌恶的人和事进行斗争,但是最后的结局是换来黑色墓碑上那句话:“哀哉,可怜的约里克!”,是因为寡不敌众,所以抑郁而死,其实约里克之死是劳伦斯·斯特恩的另一个讽刺,他是被一种权势,一种古老的制度束缚而死,所以这天性的最高境界变成了旅行中立的约定,也就是不与世人“为敌”,以最端正的态度来写,与人和睦相处。而这种和睦相处就再也不指向那些规则,那些风格,就是直接地呈现天性的最高境界,以“多情”的方式在旅行中打开人性的世界。“这种事,我说道,在法国就安排得比较好。”这便是开端便是口号便是态度。所以在《前言》中,约里克区分了很多种的旅行,有人是云游四方却被一定的疆界和藩篱束缚,在旅行的动因和终极原因中包含着体弱多病、智能低下或者“必不可免”的那些无奈,而另一种人,“渡海到异国他乡小住”,其目的只是“为了种种理由,找了种种借口省钱”,这样的人被称为“简单的游客”,而对于约里克自己来说,完全不是和身体有关,也不是和金钱有关,他要成为一个“多情善感的游客”:“他旅行过,而且正在写游记——像这一类的任何一个游客一样,出于必需,也是一个必须旅行的游客。”

必需而且必须,直指自己的人性,不可阻挡,所以他要去除身上那些违反人性的痕迹,他也鄙视那些让财务金钱成为目的的游客。“上帝啊!我一脚踢开皮箱说道,在人世间的财物中,究竟什么东西使我们容易动感情,使许许多多心地善良的同胞那么冷酷无情地争吵,像我们在路上争吵那样?”踢开皮箱,就是踢开财物,而这财物容易让人动感情,很多人为此争吵,所以在加来出发的时候,约里克就带上了并不装财物的皮箱,当然还有黑绸紧身裤、衬衫,和一个叫拉弗勒的随从。他鄙视那些财物和金钱,他也鄙视道貌岸然的修士,对于加来的那个修士,约里克在心里说:“我已拿定主意,一个苏也不给他。”因为他看到的是一个“靠别人劳动为生,成天懒懒散散,混混沌沌,念着‘看在上帝份上’混日子”的人,所以最好的方式便是拒绝,让他“脸红了一下”,便“逆来顺受地两手按在胸前,让那根棍子滑到胳膊弯里,随即退出”。而对于那些阿谀奉承的人,他甚至宁肯给乞丐两个十二苏的硬币,也不愿给他们。

对于财富、权威的鄙视,在约里克看来,就是为了找到真正的人性,“这是一次心灵的悄悄旅行,为的是探索本性,以及出自本性的、使我们更加彼此爱——爱这个世界的那些感情。”对于本性的探索,对于人性的尊重,使他在旅行中完全不提大教堂,因为“一个拿着绿缎子钱包的姑娘可能比巴黎圣母院重要得多”。爱这个世界的感情,使得“一个姑娘也许比一座大教堂更有意思;一头死驴比一个活的哲学家更有教育意义”,这人性之美,这感情之美,就如约里克自己说的那样:“我宣告,我愉快地拍手说道,要是我在沙漠,我也会找到在沙漠中唤起感情的办法——即使不过如此:我会系情于可爱的桃金娘,或者寻找忧郁的柏树,跟它互通心曲——我会追求它们的荫凉,亲切地向它们致敬,感谢它们庇护——我会把我的名字刻在它们身上,发誓说它们是全沙漠中最可爱的树:要是树叶枯萎,我会教自己哀悼,它们高兴时,我也跟它们一起高兴。

这便是一种发自内心,又契合自然的本性,所以即使是自然界中的那些动物,也能唤起内心最纯真的感情,在南庞看到的那头死驴其实是一个感人至深的人性故事,一个旅人对着死去的驴哭泣,因为它是最好的。他原本有三个儿子,但是因为闹天花,所以在一个礼拜时间内就失去了两个儿子,而最小的那个也害上了这种瘟疫,所以他为了救儿子,带着那头驴到西班牙圣地亚哥寻求解救之法,而回家的时候,在南宠,那头驴死了,“那山把他们隔开三天;那三天,他找驴,驴也找他,在相遇之前,他们都没吃、没喝。”因为他确信,他爱着驴,驴也爱着他。而在旅途中,他看到了小笼子里的欧椋鸟,被绳子吊在那儿,而且一直说道“我出不去——我出不去”。这是一种被囚禁的生活,而从这只欧椋鸟约里克想到了自己曾经养过的鸟,“作为我的纹章的顶饰”的鸟,所以对于被囚禁的那种命运,约里克既感到愤怒,也感到悲哀,因为它不愿去自由不愿去寻找自己的天空,所以它的叫声让约里克感到只是一只鸟低劣的复制而已。

对于约里克来说,这充满人性的旅行有着死驴的传奇,有着欧椋鸟的故事,也有处处充满爱意的偶遇,在阿布德拉的每条街上,他听见几乎每个家庭都在谈“啊,丘比特!丘比特!”,这是激起的热情,“全城,像一个人的心一样,都向爱敞开了胸怀。”而在波旁努瓦,他看见了快乐的农夫,“因为你的农舍是快乐的,家里的人是快乐的——在你周围玩耍的羊羔是快乐的。”就像那个感恩的老人说的,“一个不识字的庄稼人所能奉献的向感恩最好的祭品,就是一颗快乐的、满足的心。”快乐、感恩便是人性的一种展示,虽然不识字不文雅,虽然有疾病有痛苦,但是最终一定是快乐是充满爱。在穆兰,那个神经失常的玛丽亚充满忧伤,但是她有让她充满力量的笛子:“然后,一声不吭,拿起她的笛子,吹奏赞颂圣母的曲子”,这也让我触动,因为这实际上代表着对于所谓的唯物论没有灵魂的观点最大驳斥。

人性不是对财物的占有,不是混混沌沌混日子,人性也不是被囚禁的享乐,人性是爱,是感情,是艳遇。所以在这场感伤的旅行中,约里克遇到了很多让他感到快乐的女性,她们美丽柔情,她们有着原始的欲望和诱惑,她们是世俗的另一面,她们甚至是道德之外的另一个世界,所以从一开始在加来买马的时候,就有了一场艳遇,刚到旅店的一位女士在约里克那里就变成了诱惑:”而且,情愿听其诱惑,哪怕让我单独跟她在一起,拉着她的手,我们俩都转过脸绝无必要那么近地对着车房门,也情愿。“因为她是如此美丽,“把她搂在怀里温存一番,即使是在大街上,我也不会脸红。”而在大街上,即使看到寡妇,他也认定“她是较好一类人”。在约里克的心里,只有一本正经的人是为了名声讨厌爱情,自私的人是为了他们自己讨厌爱情,而伪君子是为了上天,所以即使痛苦写在脸上,也代表着某种直接的爱和不虚伪的感情。而对于约里克来说,他对于爱的追寻一直贯穿在这旅行中:“我这一辈子几乎总在恋爱,不是爱这位女王,就是爱另一位女王,而且希望能一直爱到死,因为我坚信,要是我竟干出卑鄙的事,那准是在一次热恋和另一次热恋之间的空当。”这是约里克对于艳遇的合理解释,但其实从一开始,他是担心害怕的,是犹豫不决的,在旅店里遇到美丽女子,他想请求她一起坐他的马车,但是他又担心会有什么害处,或者造成多大的不幸,在他的内心里出现了贪婪和谨慎、怯懦和小心、骄傲和虚伪之间的争斗:

“贪婪”:那你得弄第三匹马,就要从你腰包掏走二十里弗尔;
“小心”:你不了解她是什么人;
“怯懦”:这事会使你陷人困境;
“谨慎”:没错,约里克!别人准会说你跟情妇私奔,约好到加来幽会;
“虚伪”:从此以后,你再也无脸见人了;
“卑鄙”:在教会里,也永无出头之日;
“骄傲”:这事无论多么不妥,你绝不是个卑鄙的牧师。

各种情绪交错在一起,各种矛盾对抗着,但是最后约里克还是自己为自己解围,一是他把“几乎每时每刻都苦恋着什么人”当成是一生中独特的幸福之一,另外一方面,他认为,“当男人和女人之间达成道德上的协定时,他们就是到最背静的地方去,也无罪恶”,也就是说,只要不违反道德,男女之间的爱就是合理的。所以见到女子,他理头发,刷衣服,装扮一番,他给L夫人写信,炮制着一首肉麻的情歌:“没有感情,爱情就毫无意义。没有爱情,感情就更少。人们说,人绝不要绝望。大家都会轮到。等到那时——爱情万岁!肉体爱万岁!”他给迷路遇到指路的女人搭脉搏:“我敢肯定,你是世界上的女人当中脉搏跳得最好的一个——摸摸看,她伸出胳膊,说道。于是,我放下心帽子,一只手握着她的手指,用另一只手的食指、中指摸着脉。”而且几乎当着她的丈夫,而那位丈夫“脱下帽子,向我鞠了一躬,说道,不胜荣幸——说罢,戴上帽子走了”。极尽礼仪。而他对朗博耶夫人的评价是:“所有女人当中品行最端正的一个;我决不指望看到比她心地更贞洁的女人”,所以希望美丽的女人都能摘到自己的玫瑰,并且撒到路上去,而那个一开始就被多种感情纠结在一起的夫人,竟对着约里克脸一红,说道:“这一阵,你一直在跟我调情。”

所谓调情,其实是不管男女都有着最真诚的最热烈的感情和爱,那种爱原本被束缚,成为生活的一种条款,但是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违反着人性违反着感情,而对于约里克来说,其实是向着维多利亚时代的沉闷宣战,从而重建“享乐的哲学”,在旅行的“艳遇”中,约里克完全变成了一个逃离现实勇敢追求人性的旅人,“天地间没有一个男人像我爱女人,尽管我见过女人的种种缺点,读过所有讽刺女人的诗文,但我仍然爱她们;我深信,一个男人如果没有爱整个女性那种感情,他就不能永远爱他应该爱的某一个女人。”这实际上就是小说的主旨:“我写这本书的意图是,教我们更加爱这个世界和世人”。

所以即使有各类条款,有现实的某种鄙视,但是那侍女还是偷偷地来到了我和女主人之间的窄窄过道,然后像一幕悬疑剧一样,我伸出手抓住了侍女的手,是惊叹号,是疑问号,还是省略号?只是再无继续的旅行,再无不可阻挡的爱,约里克死在可怜的墓碑上,而劳伦斯·斯特恩也死在18世纪的非议里。

第七天

编号:C28·2130624·1003
作者:余华 著
出版:新星出版社
版本:2013年06月第1版
定价:29.50元亚马逊22.10元
ISBN:9787513312103
页数:232页

“浓雾弥漫之时,我走出了出租屋,在空虚混沌的城市里孑孓而行。我要去的地方名叫殡仪馆,这是它现在的名字,它过去的名字叫火葬场。我得到一个通知,让我早晨九点之前赶到殡仪馆,我的火化时间预约在九点半。”死是不是必然的归宿,死是不是比现实更为荒诞?《第七天》作为余华蛰伏之后的一部长篇,依然是关于最通彻的死亡叙述,不是肉体的安息,不是灵魂的寂灭,被预约的死里还有挣不脱的惶恐,“我感到自己像是一棵回到森林的树,一滴回到河流的水,一粒回到泥土的尘埃。”在现实的尘埃里,一定会看见那些强拆、上访、高价墓地、离异、卖肾、爱情的故事,当然,还有iphone。这是被劫持的死亡,它不是回避个体,也无法逃避社会,余华说:“我们仿佛行走在这样的现实里,一边是灯红酒绿,一边是断壁残垣。或者说我们置身在一个奇怪的剧院里,同一个舞台上,半边正在演出喜剧,半边正在演出悲剧……与现实的荒诞相比,小说的荒诞真是小巫见大巫。”


《第七天》:越过生死边境的余华式疼痛

我对他说,走过去吧,那里树叶会向你招手,石头会向你微笑,河水会向你问候。那里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没有恨……那里人人死而平等。
——《第七天》

The Seventh Day,第七天,不是复数,是序列,不是过程,是终点。那题辞上明明写着那句已经泛滥的引用:“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已经不在救赎的路上,神在安息,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已经疲倦到“歇了一切的工”,那么死亡是不是也需要用安息的方式抵达“人人死而平等”的“那里”?七天,第七天,或者无数个七天的段落,在时间的重复里是死亡的重复,它遍及每一个必须经历从生到死的生命,但是在招手、微笑和问候里,轻易抵达的死亡却从来没有逃避现实的疼痛。

如果从时间的序列中寻找到一种全新的感受,不妨将这个生与死的过程打乱,所以在阅读体验中,先从《第七天》开始,某一章节,和题目处在同样的文字里,第一句是:“我从来没有这么干净过,”鼠妹说,“我的身体好像透明了。”第七天的透明,是因为第七天要完全从过去的那个”斑驳陆离,虚无又真实“的隔世记忆中挣脱出来,就像对鼠妹的净身,“不是很多人,是所有的人。”然后“排着队把河水端到你的身上”,死亡的仪式完全是一种释然,望不尽的道路其实是走向最终的安息之地,像神一样,歇了现实的工,而那片死亡之后所要到达的墓地却是鼠妹活着的男友为她购买的,“我不是去嫁给伍超。我是去墓地安息。”这里隔开了现实的生和现在的死,隔开了为了爱情的生命和死亡,只不过当殓衣被当做婚纱,所谓走过去那个“人人死而平等”的地方只是一个永远也无法挣脱的现实,只是现实的另一种投影。

第七天的投影真实而又痛苦地横亘在每一个死去的人的面前,还有我和父亲的相逢,“我和父亲永别之后竟然重逢,虽然我们没有了体温,没有了气息,可是我们重新在一起了。”原本是别离和失踪,原本是在“分开的两个世界里互相寻找”,只有在死去的时候,才会最终相逢,重新在一起是归宿,也是命运的无力反抗,其实,这不是荒诞,这是逼仄的现实,所为逃避在最后的死亡面前,依然是一种回归:

他问:“那是什么地方?”
我说:“死无葬身之地。”

死亡葬身之地又将命运连在了一起,活着的和死去的寓言都只是换了一个场景,第七天其实就是第一天,人人死而平等其实也是人人死而不等。所以即使从最后的“第七天”翻阅开始,即使用最后的“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来证明某种书写的荒诞,即使在时间的片段里已经过去了无数个第七天,但是翻过第七天的时候,又必须回到“第一天”,回到那个死亡的开始,被预约的九点半的开始:“我要去的地方名叫殡仪馆,这是它现在的名字,它过去的名字叫火葬场。我得到一个通知,让我早晨九点之前赶到殡仪馆,我的火化时间预约在九点半。”

这是浓雾弥漫的第一天,这是空虚混沌的城市里的第一天,这是我一个人孑孓而行的第一天——死亡总是以某种虚幻的方式降临在这个已经被“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结束的现实。但是结束预示着新的开始,预示着没完没了、不断重复的现实,死无葬身之地的投影里其实没有净身,没有穿上殓衣,没有解脱,陈旧臃肿的棉大衣,A64号的排队序列,以及沙发那边正在“谈论自己寿衣和骨灰盒的昂贵不同”的死者,都在还原着现实的场景。还有那个市长告别仪式,“早晨烧了三个就停下了,要等市长进了炉子房,再出去后,才能轮到您们。”也依然是现实里的特权。

死亡是这里,活着已经变成了那里,这里和那里,是春天和冬天,是殓衣和婚纱,是净身和肮脏,但是这种对生与死的隔离只是一种想象,不管是记忆还是仪式,都要把这里的一切世俗化,甚至荒诞化。市长的遗体告别仪式背后就是一个被遮掩的现实,官方的解释是工作操劳过度而突发心脏病去世,而民间的流传说法是:“在一家五星级酒店的行政套房的床上,与一个嫩模共进高潮时突然心肌梗塞,嫩模吓得跑到走廊上又哭又叫,忘记自己当时是光屁股。”官方和民间,不同的话语体系代表着不同的现实,而在这死亡的世界里,现实还是在延续,只有等市长的炉子烧好之后才能轮到那些卑微的死者,甚至炉子本身,就有着尊卑的区别,两个炉子“一个是进口的,一个是国产的。进口的为贵宾服务,国产的为您们服务。”

赤裸裸的现实,使这边和那边又连接在一起,所以那个“树叶会向你招手,石头会向你微笑,河水会向你问候”的世界,那个“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没有恨”的世界只是一个幻觉,是另一个现实,尽管里面有着我和父亲的重逢,有着鼠妹和男朋友的冰释,有着袭警者和警察相互下象棋的和谐,但是这也都是虚构,“十多年前,他们两个相隔半年来到这里,他们之间的仇恨没有越过生与死的边境线,仇恨被阻挡在了那个离去的世界里”。

而在虚构的背后,一定是一个赤裸裸无望的现实,这种用死亡的荒诞来重返现实的方式看起来是余华的一次解构,但实际上依然是迷失,是错误,是无法摆脱的先入为主。生的世界就在那边,也在痛苦无常而死去的我不能抹去的记忆里——如果这样的生是一种痛苦一种悲剧,必然是从个体开始。“一列火车在黑夜里驶去之后,我降生在两条铁轨之间。我最初的啼哭是在满天星辰之下,而不是在暴风骤雨之间。”这是出生的荒诞和痛苦,我被速度带进了黑暗中,父母远离我而去,被抛弃的出生现实让人生的意义变得曲折,养父把我养大,这本身就是一个人间的悲剧,但是悲剧的传染性并不只是一个个体的不幸,“我的童年像笑声一样快乐,我一点也不知道自己正在毁坏父亲的人生。”这种毁坏是将父亲的人生道路安置在一个遥不可及的婚姻世界里。也就是说,我被抛弃的出生也是养父被婚姻抛弃,这种抛弃或者是养父自愿的,甚至有过想送我去孤儿院的再次遗弃的经历,但是最后的结局依然是我背负的那种出生时的罪孽将父亲“拋弃在站台上”。

其实,和死亡一样,出生的偶然性也是无法更改的,里面有着现实的尴尬,被拒绝出生也是另一种死亡,我出生在铁轨,父亲拒绝婚姻,都是在扼杀正常的人伦仪式,所以在我的个体生命中,和李青的结婚看起来是一种自我的超越和救赎,是对于卑微身份的挣脱,但实际上也是一个轮回:“她回家后重新服用避孕药,她说暂时不想要孩子。”在众多的追求者中我成为李青的丈夫,这种像肥皂剧一样的故事自然只是一种媚俗,这里其实没有爱情没有对自我的超越,因为结婚之后李青在飞机上遇到让她野心有了飞翔机会的海归博士,不想要孩子的约定变成了婚姻里的一种轮回,而李青在和我离婚之后和博士的结婚,也是一个悲剧,“他在外面包二奶,还经常去夜总会找小姐,我得了性病后就和他分居了。”以至最后李青在浴缸里的自杀,完全是一出道德谴责剧,就像我对于自己亲身父母一样将我遗弃在铁轨上,都充满着道德的鞑伐——李青的死不是救赎,是惩罚,“我躺在浴缸里 血在水中像鱼一样游动,慢慢扩散,水变得越来越红”,爱情的死亡在我的心里反倒有了某种快感。

但是,自我的迷失并不仅仅只有出生的无力和无奈,那个正在离去的世界远非这样一种个体的悲剧人生,所以在余华构筑的文本里,在与我有关的记忆里,便涌出了诸多和社会有关的种种荒诞,这里有瞒报重大事故死亡人数的丑闻,有二十个被处理死婴的悲剧,有商场火灾造成无辜死亡的事件,也有袭警、强拆、卖肾买iphone的新闻,以及毒大米、毒奶粉、毒馒头、皮革奶、石膏面条、化学火锅、大便臭豆腐、苏丹红、地沟油,当这些事件和悲剧被我连在了一起,而和事件有关的人也都走到了死亡的“这边”,“每一个在那个离去的世界里都有着不愿回首的辛酸事,每一个都是那里的孤苦伶仃者。”但是当他们都走到这死无葬身之地的时候,都走到了他们共同的归宿,“死无葬身之地:我惊讶地看见一个世界——水在流淌,青草遍地,树木茂盛,树枝上结满有核的果子,树叶都是心脏的模样,它们抖动时也是心脏跳动的节奏。”有流淌的水,有青草,有树木,也有果子和树叶,还有心脏的模样和跳动节奏,仿佛是希望之所,和谐之所,但是,“我看见很多的人,很多只剩下骨骼的人,还有一些有肉体的人,在那里走来走去。”只剩下骨骼是不是也是行尸走肉,是不是也是一种谎言?是的,死亡也是走不出的迷失之所,而现实也一个永无无葬身之地的存在。

爆炸而死,火灾烧死、被车撞死,自杀而死,这形形式式的死,几乎都没有“老死”,也就是说,所有的死亡都是非正常的死亡,在荒诞的现实生活里,这样的非正常死亡是不是具有最大可能的批判性?余华:“写下中国的疼痛之时,也写下了自己的疼痛。因为中国的疼痛,也是我个人的疼痛。”很明显,余华想用生命的死亡来印证现实的悲剧性、荒诞感和社会的不公,以此来表达忧国之思,但是国家的疼痛是不是仅限于这样的社会困境,是不是个体必须具有这样的“国家主义”?那些被文本重新编写的新闻事件是不是能折射和代表怪异的现实?看起来过于自信的余华,其实是过于慵懒,《兄弟》之后的七年酝酿和写作,对于这本13万字的小说而言,显然只能听到在时间逝去里的一种个体疼痛,它只属于余华,只属于“我个人的疼痛”,或者它和具体的文本无关,从《兄弟》开始,余华的蜕变实际上是彻底而无望的,关注现实并不一定要牺牲写作的深度,并不一定要用平面的语言来构筑,而用平面化、碎片化的新闻事件堆砌一种社会乱象,也并不能带来文本的真正变革,简单、粗糙,甚至有些媚俗的篇章构筑的是一个迷失的余华。

《第七天》,其实是“七天”,没有终点没有归宿,只有过程和罗列,“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的神在远处,在“第七天”之外,而“七年之痒”的文本实际上是将余华曾经的神话埋葬,不是死亡葬身之地,是它自己选择了坟墓,“那边的人知亲知疏,这里没有亲疏之分。那边人殓时要由亲人净身,这里我们都是她的亲人,每一个都要给她净身。那边的人用碗舀水净身,我们这里双手合拢起来就是碗。”这或许也是余华式疼痛的最后注解,而短短两个小时的翻阅,也让我对余华文本的阅读划上了最后的句号。

裸体午餐

编号:C55·2130624·1002
作者:【美】威廉·巴勒斯 著
出版:作家出版社
版本:2013年03月第1版
定价:29.80元亚马逊15.90元
ISBN:9787506368063
页数:240页

“在一个母权社会,同性恋是一种政治犯罪,没有一个社会能容忍对其基本原则的公然拒绝。”社会的荒诞、堕落和腐朽并会以一种温情来展示。“谁把你的玩意儿割掉了,你这个两穴怪物?”这种质问背后是“垮掉的一代”的集体写照。被誉为“垮掉的一代”的精神教父和美国后现代主义创作的先驱,威廉·巴勒斯用他的笔重新界定了美国文化。一个毒瘾者漫游纽约等城市的令人胆寒的故事里,有着另一个美国。威廉·巴勒斯使用了一种称为“剪裁法”的写作手法,风格新颖独特,并夹杂了大量典故、方言、俚语、黑话、双关语、文字游戏等,给读者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大麻中毒后特殊的身心交疲特性是对人感情取向的干扰。你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某样东西,也不知道你的感觉是不是愉悦。” 深奥的感觉错乱刺激着阅读的神经。该书被评为《时代周刊》英文百大小说,并于1991年被大卫·柯南伯格翻拍成同名电影。


《裸体午餐》:它们分裂成毫无意义的马赛克

瘾君子没有廉耻……他们感受不到别人对他们的厌恶。我怀疑,性欲没有了,廉耻还能不能继续存在……
——《医院》

瘾君子就在那里,他们没有被打上“无数毫无意义的马赛克”,他们是医生,是警员,是长号手,是代理商,他们和威廉·巴勒斯站在一起,我变成了“我们”,是分裂的欲望,是泯灭的廉耻,他们的肉体和精神上都打上了印记,“总有一天,义务警员,鲁比,代理商李,A.J.,麦角病孪生兄弟克雷姆和乔迪,胎盘大亨哈桑·奥李瑞,水手,敌杀死,安德鲁·凯夫,“肥佬”终端,本威医生,“手指”斯加弗会用同样的话语表达同样的意思,在那个时空交叉点上占据同样的位置。”而那个时空交叉点只有一样东西无法被涂抹,那就是在“阳光下那个赤身裸体的吸毒者”,这是所有瘾君子最后的状态。

但是性欲没有了,廉耻只不过是在社会制度下的一种自我安慰。那个睁着恐惧和不安的眼睛像是走不过去的集体影像,威廉·巴勒斯就站在他们中间,十五年的疾病用一种文本的证词记下迷乱的状态,而在这泄密鲁昂的状态被详细的笔记记录之前,是一天三十格令的吗啡,是一年没有洗澡,没有换衣服的生活,然后是“每小时撩开衣服把针头扎进毒瘾晚期那种纤维状的、灰木头般的皮肉里”,这是习惯,还是麻木的精神,只是肉体已经成为一个摆设,需要不断地用针头唤醒,需要用吗啡、海洛因、蒂芬迪德、优可达、鸦片总碱、蒂考迪、蒂奥新、鸦片、杜冷丁、美沙酮、右旋吗拉胺等许多形式来刺激,扎进去,流出血色的水珠,然后世界便如你看不见的样子,以为是从疾病中可以醒来,以为是平静、理智、健康状况不错,以为是幸存者,但是当扎进皮肉的时候,一切的欲望都凝固在那把餐叉上——一个凝固的时刻,看见那些被戳进去的食物,如自己纤维状、灰木头般的皮肉。

四十五岁的威廉·巴勒斯醒了,就像用封面上的眼睛凝望对面的世界,是的,曾经“我”和“我们”是站在一起的,是被别人厌恶却感受不到的瘾君子,是没有性欲和廉耻的瘾君子,但是当目光凝固的时候,刀叉上不仅留下了那些被看见的食物,也看见了自己迷乱的过去,威廉·巴勒斯醒了,然后就是把“裸体午餐”当成是对立的标本,那些标本只是幸存者身上的符号,但绝不是所谓的药品崇拜和神圣毒品,“毒品产生了‘邪恶’病毒的一个基本准则:需求的代数学。”而所有瘾君子都在代数的最底层,他们以自己狂乱的肉体和迷乱的精神,写下了关于毒品的方程式:“必须靠毒品为生的街头瘾君子才是那个不可替换的因数。”

街头瘾君子,已经站在了一本书的里面,除去封面的眼神和苍老的面容,那里面是不像自己的皮肉,是性欲被置换的场景,是色情无关的死刑抗议,是可以被消灭的数字金字塔:“若想消灭毒品金字塔,也必须从金字塔的底部开始,那就是街头的癮君子,而不是不切实际地把精力放在所谓的“大毒枭”身上,这些人都是可以随时替换的。”在这个方程式里,有同性恋,有虐待狂,有色情表演,有广场上的恐惧和逃跑,有间谍和制度的破坏者,但所有这一切,都是从肉体的狂乱开始的。

“老瘾君子对于毒品也是同样的德行。他们一看见毒品,就语无伦次,失声尖叫。”语无伦次和失声尖叫其实并非是老瘾君子的“德性”,还有义务警员的分裂症:“我也是个幽灵,想得到每个幽灵都想得到的东西一个身体——长眠之后在没有气味、没有生命,只有无色无味的死亡存在的空间里游荡……”就像禁止使用酷刑的本威下的定义:“虐待狂们赤裸裸的欲望必须用反复无常、错纵复杂的行统加以巧妙掩盖,使管制对象无法直接地接触他的敌人。”他们是在逃避管制者逃避制度,甚至在逃避法律和审判,但是谁是管制者,谁是制度执行者,谁是国家体系,谁是官僚机构?“当国家体系瓦解,官僚机构便随之死亡。它们像被取出的绦虫,或像杀死了寄主的病毒一样,没有能力独立生存。”或者在民族党的午餐会上可以读到所谓的现实批判,而治病救人的本威医生被首领叫做“西方的特工”,被中尉叫做“一个猖狂的法国犹太人”或者是“一个猪日的赤党、犹太、黑鬼”,所以巧妙掩饰的意义就是在解构所谓的制度和法则,那些审判,那些科学研究到底有什么用?在所谓的“国际精神病学科技大会”上,地方检察官对陪审团说,那些博学之士所宣称的无辜之人,并不是要被恣意杀戮,而是“突然变成了一条巨型蜈蚣”,而道德、法律或者人文关怀意义上是“要求他们在此怪物造成祸害之前将其消灭”,而所谓“对人类的义务”其实只是一种“强行脑白质切除术”,而手术的切除只是肉体狂乱的另一种形式而已,它同样指向无意义的解构:“完全的细胞代表权的最终结果就是癌症。民主是癌症性质的,官僚机构就是它的癌。官僚机构在国家任何地方扎根,像毒品署那样转为恶性,越长越大,总是复制它自己那个形式,最后如果不控制或切除,就会把寄主挤死。”

威廉.S.巴勒斯:我四十五岁时从那种疾病中醒来

而在这前,所有的批判和手术治疗都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办法,只不过要把毒贩身份变成无意识,“也就是说,是他无法控制的。然后你就可以用药物或催眠把情报套出来。”那些情报是什么?是集中营和大逮捕?还是虐待狂、同性恋和色情表演?“在一个母权社会,同性恋是一种政治犯罪。没有一个社会能容忍对其基本原则的公然拒绝。我们这里是一个母权社会,感谢上帝。”所以在制度和规则之下,在国家体系和官僚机构之外,瘾君子实际上是多余的人,既不能被处罚和接受酷刑,也不带来“对人类义务的拯救”,他们只是自己,他们只是“我们”,他们只是日趋死亡的身体。奥卡姆剃刀定律“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其实就如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中的那句话:“一个命题若非必要,便没有意义,接近于零意义。”所以,瘾君子没有廉耻和性欲,他们只是零意义的存在,“还有什么比毒品更多余呢——如果您不需要它的话?”这种多余是是社会的偏执还是吸毒者的自我戕害?是国家体系的抛弃还是瘾君子的自我沉溺?在底层,即使他们成为幸存者,他们也逃不出最终在这个社会寂灭的命运,所以,”全世界服用止痛剂的孩子们联合起来,我们失去的只是贩毒者,而他们是多余的。”便成为一种行为艺术。

其实,太多的行为艺术并不是需要这种对孩子般的联合呼喊来实现的,“在我看来,每个人都像吸毒者。”在医院里一切都有了病态的普遍意义,而那所谓的午餐是“一只煮老了的蛋,皮剥掉了,露出一个我以前从没见过的玩意儿……一个黄褐色的很小的蛋……”不是被戳进刀叉赤裸裸呈现的凝固,而是变异的可能,就如这个被“强行脑白质切除术”实施的社会,已经找不到拯救的意义,已经找不到自我修复的能力,“报上真是这么说的?……我拼命看清那些文字……它们分裂成无数毫无意义的马赛克……”巴黎梅尔迪路的一起连环杀人案不是一个吸引眼球和惩处罪犯的案例,而是写在“对人类的义务”的报纸上的一种讽刺,文字就像底层金字塔的罪恶因数,“分裂成无数毫无意义的马赛克”,于是没有了身份,解构了意义,于是只剩下肉体,只剩下“勃起恐惧”——毒瘾越来越大。

A.J.的年度聚会成为最疯狂也是最狂乱的场景:“母的,公的,骑墙头的,今晚我给你们带来了国际著名的色情电影和短波电视制作人,独一无二的,伟大的斯拉图毕!”这里有“铁丹尼一号”的橡皮阴茎,有“血像牡丹花在滴管他把海洛因推进去”的老吸毒者现场操作,有“火车呼啸着穿过他的身体”的疯狂,而这一切总会让人想起五十年前那个手淫的男孩,“纯洁无瑕地从糟烂的皮肉后面显露出来,使厕所里充满年轻男性欲望的芬芳……”而年度聚会的肉体不可遏制地上演淫乱和死亡:“玛丽仍然连在上面扭动……她咬掉约翰的嘴唇和鼻子,噗地吸出眼睛……她撕下大块面颊……现在她午餐吃到了阴茎……”最后灰飞烟灭:“身上起火,喊声震碎玻璃墙,两人滚到空中,一面性交一面尖叫,在沙漠烈日下的黄石头上喷射着血液、火焰和烟灰。”

幻想还是现实,过去还是现在,只有肉体,疲惫而暴躁,尖叫和燃烧,歇斯底里像子弹穿过沙漠,而厕所里的芬芳像是欲望的最后味道,“性幻想热乎乎地对阴茎耳语……”然后是:“射出自由。”自由只不过是在狂乱的肉体里寻找安慰,但是当精神陷入迷乱,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性、疼痛、时限和雅热——亚马孙苦涩的死藤草……”这是自我的幻灭,但是对于瘾君子和多余人来说,另一种幻灭似乎更能显示出意义,那就是消灭他人。克雷姆和乔迪,作为两个老杂耍舞蹈演员,他们充当俄国间谍,目的是“丑化美国的形象”,而这并不是一种社会多于的自我定位,他似乎承担着更多对于国家体系和官僚机构的破坏,而作为缉毒队的老队员,豪泽和奧布赖恩被打死则消除了复仇意义,不管是地区间城市聚会中的“习惯于各种变态行为”的液化派,还是“潜意识的或公开的同性恋”的分裂派,或者是“反液化派,反分裂派,并且最重要的是反发送派”的事实派,都是那只被幻化的蜈蚣,那个强化控制、最后要被杀死的怪物,而所有的人都是孤独的人,“就像毒品……”本来是多余,而当成为背叛者的时候,一定会最后成为阳光下那个赤身裸体的吸毒者,A.J.,义务警员,黑犰狳,还有李、水手和本威,“我知道有些间谍在暗中搜寻我。因为所有的间谍都会背叛,所有的抵抗者都会出卖……”

“别去昆斯广场,孩子……邪恶的地方”,因为“奥卡姆剃刀定律”一直在这些瘾君子面前,不再联合的孩子早就是多余的人,昆斯广场上的警察也已经被置换了,他们都有“蓝水晶”的身体,而所有的结局都像那个无色无味的死亡气味,弥漫在任何的角落,“同时它又是一种令人窒息和血液凝固的气味”,而在这凝固面前,所有“阳光下那个赤身裸体的吸毒者”都站在一起,裸体的午餐在交叉点上最终成为被消灭的现实,骆驼尿清汤加煮蚯蚓、阳光催熟的刺鳐鱼片、古龙水浇淋,荨麻点缀、特级牛胎盘、沥出的曲轴箱油烹制、佐以开胃臭蛋黄酱、以及压扁的臭虫,这些菜单样例在刀叉上闪现着恶心的味道,就像“誓不放过”的座右铭,欲望被套上了避孕套。

而我,威廉·巴勒斯已经不和他们站在一起了,像是幸存者,平静,理智,健康状况不错,从十五年瘾君子的生活中挣脱出来,而那些马赛克是不是也像这本笔记里的文字一样,分裂得毫无意义?没有连贯的情节,没有主要的人物,“垮掉的一代”对于巴勒斯来说,不是写作的标签,对于这“一个蓝图,一本指南书”而言,《裸体的午餐》或许就是巴勒斯刻意击碎的生活,时空交叉点上不是赤身裸体的吸毒者,而是站在对面的读者,和他一样审视的读者,面前的只是打上马赛克的词语:“这个词被分成许多单位,本应合成一体来理解,但那些片断可以随意排列组合,挪前挪后,挪出挪进,就像花样繁复的性的排列方式。”也就是说,取消情节取消意义,对于巴勒斯来说,只是再现疾病,再现迷乱的状态,而“《裸体午餐》要求读者沉默不语。不然就是在给自己搭脉……”的劝告也是让那些“语无伦次,失声尖叫”,让那些狂乱、淫欲、恐惧变成没有气味的死亡,最多,只是在临死之前叫出如落款为“丹吉尔”的人在一九五九年的叙述中的最后一句:“没得……星期五来吧。”

追忆似水年华(上、中、下)

编号:C38·2130522·1000
作者:【法】马塞尔·普鲁斯特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08年07月第1版
定价:125.00元亚马逊75.00
ISBN:9787544706469
页数:2259页

当人亡物丧、过去的一切荡然无存之时,只有气味和滋味长存,它们如同灵魂,虽然比较脆弱,却更有活力,更加虚幻,更能持久,更为忠实,它们的回忆、等待、期望,在其它一切事物的废墟之上,在它们几乎不可触知的小水珠上,不屈不挠地负载着记忆的宏威大厦。”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被公认为文学创作的一次新的尝试,开意识流小说之先河,这里有童年的回忆,有家庭生活,有初恋与失恋,有历史事件的观察,以及对艺术的见解和对时空的认识,时间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爱情、嫉妒、死亡、回忆、时光,交叉重叠在一起。马塞尔·普鲁斯特凭着智慧和想象力,使时间变得具体、生动、完美:“肉眼看不见的四壁,随着想象中不同房间的形状,在我的周围变换着位臵,象漩涡一样在黑暗中转动不止。”


《追忆似水年华》:那就是在时间之中

因为,在贡布雷附近,有两个“那边”供我们散步,它们的方向相反,我们去这个“那边”或那个“那边”,离家时实际上不走同一扇门:
——《第一部 在斯万家那边》

冒号,不是一个句子的终结,停留在那里,是等待一个决定,是开启一扇门,是选择一种方向:这个“那边”和那个“那边”,之间是一个“或”——“或”是单一的方向,是单一的目的,而无论是哪种选择,必定是单一的时间,到达这个“那边”是开始,再继续前往那个“那边”是继续,在时间的序列中它们无法重叠,前和后,开始和继续,总是在冒号之后变成单一的行动。而无论是这个“那边”的斯万家,还是那个“那边”的盖尔芒特家,无论是这个“那边”的平原风光,还是那个“那边”的河畔尽管,无论是这个“那边”的“在少女们身旁”,还是在那个“那边”的“索多姆和戈摩尔”,它们都被不同的门隔开,被不同的时间隔开,被不同的故事隔开,而所有的方向、目的地,所有的少女和同性恋,所有的景观和故事,在被“或”的选择开始的时候,冒号之前一定有一个无法逃避的起点,一个必须离开的原型,一个在时间内部的中心。

贡布雷。这是“有一个女人趁我熟睡睡之际从我摆错了位置的大腿里钻了出来”的贡布雷,这是莱奥妮姨妈“总那么躺着,那么凄凄切切、有气无力、病病恹恹,老想不开”的贡布雷,这是圣莱伊尔钟楼里的穿堂风让人“感到透心凉,说简直觉得自己像死了一样”的贡布雷,这是凡德伊小姐“跳起来坐到她的女友的腿上”还朝死去的父亲遗像上啐口水的贡布雷……错乱、死亡、逃避、亵渎,“贡布雷是我心目中的基督教世界的终点站。”当然,这里也是有着我日夜期盼的母亲的吻、小玛德莱娜点心,有着《弃儿弗朗沙》故事的“理想段落”,有着松维尔的花篱、鲁森维尔森林中的树木和蒙舒凡背后的灌木丛。贡布雷的世界是一个起点,是一个原型,是一个中心,是从相反的方向去往这个“那边”和那个“那边”的冒号。

冒号是一种时间的开始,第一句:“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我都是早早就躺下了。”睡着是不是一种无意识?是不是对于时间的无奈甚至对抗?是不是对于自己的忽视和遗忘?“一个人睡着时,周围萦绕着时间的游丝,岁岁年年,日月星辰,有序地排列在他的身边。”时间却在身边,躺下,在床上是进入到一个没有时间的梦里,我的精神放松,我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就像死亡的状态,而我的确就是在死去多年的外祖父的乡间住宅里,“我的身躯,以及我赖以侧卧的那半边身子,忠实地保存了我的思想所不应忘怀的那一段往事”,但是死去的状态是永不回来,永远不在去往这个“那边”之后回到那个“那边”,睡着只是一个暂时的样子,它会让人醒来,让人变幻姿势,甚至让人离开住宅,离开贡布雷,所以当醒来,当变化姿势,当离开,就进入了另一个时间,或者说,时间又回来了,即使是做原始的存在感,即使“比穴居时代的人类更无牵挂”,我也将在冒号的世界里产生新的回忆,走向新的方向。

等待妈妈来吻我,在小说世界里进入“理想段落”,经历亲人死去的故事,贡布雷的起点似乎更多是对于时间、对于自我的背叛,我不想在离开贡布雷很多年之后追忆,只是因为贡布雷在我心里已经死了,我不想回到一个时间的原点,只是因为我无法遇到那隐藏在某间意想不到的物体之中的往事,奥克达夫姨夫去世了,莱奥妮姨妈病倒了,布洛克总是不被长辈喜欢,所有的故事似乎都在我可以触及的世界之外,而在这种茫然和无奈中,似乎只有宗教的某种救赎才能让我在贡布雷感到一种存在的意义,但是圣伊莱尔钟楼里有什么?连神甫都说:“因为一到钟楼上面,穿堂风大极了!有人之甚至感到透心凉,说简直觉得自己像死了一样。”依旧是死亡,作为基督教世界的终点站,贡布雷其实是一个已经死去的起点、原型和中心。

但仅仅是一个我渴望忘记时间的贡布雷,仅仅是被风吹得失去了感觉的贡布雷,贡布雷的意义在于它是时间的一部分,是往事的一个段落,甚至是它开启了通往这个“那边”和那个“那边”的方向,“宇宙之大,区区感官岂能得窥全豹,倘若没有他的引领,天地间有多少方面是我残弱的感知所无从分辨的啊!”所以从终点的意义上看见起点,从原型中找寻故事,从中心开启行程,却是另一种被书写的时间,这个“那边”和那个“那边”,即使全都是一些概念,一些和赤道、极圈和东方一样的地理名词,却也提供了一种出行的可能,提供了醒来时间的意义,“所以我就把这两个‘那边’想像成两个实体,并赋予它们只有精神才能创造出来的那种凝聚力和统一性。”

马塞尔·普鲁斯特:青草应该生长,孩子们必须死去

实体而赋予精神,而具有凝聚力和统一性,就像那小玛德莱娜点心,它存在于很多很多年以前,存在于我年幼时的记忆中,又矮又胖,像是用扇贝壳模子做的,在母亲的身边,我有一种超越时间的感觉:“一种舒坦的快感传遍全身,我感到超凡脱俗,却不知出自何因。我只觉得人生一世,荣辱得失都清淡如水,背时遭劫亦无甚大碍,所谓人生短促,不过是一时幻觉;那情形好比恋爱发生的作用,它以一种可贵的精神充实了我。”我大约是闭着眼睛品尝了小玛德莱娜点心,从嘴巴到心里,从实体到精神,从回忆到现实,它才真正逃离了时间,跨越了荣辱,启示了人生,打开了爱意,无比美妙,无比舒适,而它无疑成为真正的起点、原型和中心,在时间的行走中,打开门走向这个“那边”,又走向那个“那边”。

这个“那边“是斯万家的那边,它带来平原风光,带来少女们的欲望,也带来妒忌。斯万和奥黛特的恋爱开启了这个“那边”的故事,而在遐想中,它无非是一个梦境,甚至体态上的缺陷也被忽视,“因为一旦成了他所爱的人的身子,它从此就是唯一能给他带来欢乐或痛苦的身子了。”斯万不落入套,讨厌老生常谈,讨厌尔虞我诈,讨厌弄虚作假,可是,当自己陷入到情网的时候,又像把奥黛特变成了自己的一部分,“摆出一副公爵夫人的保卫者的架子”,而这保卫者的架子和地位无关,它只和某种掌控的欲望有关,爱而成为私人的占有,是不是对于爱恋的背叛,而斯万完全是被那一种叫做妒忌的东西左右,“那种坠人情网的乐趣,仅仅是为了爱情而活着的乐趣,他有时也怀疑它是否现实,但他作为精神享受的爱好者而为此付出的代价越多,就越是觉得它的价值高昂。”所以斯万的妒忌其实更多是一种幻觉,偷看奥黛特的信,那一个晚上的场景全部变成了现实,按下门铃,没有马上来开门,是不是福什维尔在那里,而后奥黛特将他打发走?“我怎能不去开门,那是我舅舅。”信里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是一个疑点,而为了弄清疑点,他必然是一个实证主义者,从浪漫而现实的爱恋到实证哲学,无非是想在逝去岁月里寻找一种恒久的东西,一种不会被改变的生活方式。

但是这种恒久的实证哲学,在斯万那里变成了另一种悖论,在爱情中制造醋意,是对爱情的质疑,是挑起矛盾,而在质疑之后又制造一种温情和怜悯,把奥黛特推远,又用力气把她拉回来,斯万之恋在“那边”构成的无非是对于时间的篡改,一种主观的、想象的感情支配起了客观的时间,甚至当那封说奥黛特是无数人的情妇还当过妓女的匿名信被斯万发现之后,斯万的怀疑又把这个主观式、想象式的妒忌,在实证之后变成了否定,“我所以生气,不是由于你的行动,我既然爱你就会原谅你的一切,而是由于你的虚伪,你那毫无道理的虚伪,使得你一个劲儿否认我所知道的事情。”那么,即使真的只是一个在布洛尼林园发生的夜晚,一个在洛姆亲王夫人家吃晚饭的故事,如何能回归到真实的时间里?妒忌而虚构,虚构而篡改,时间已经从斯万年轻而妩媚的面孔里消失,在他乡间的妩媚景色里改变,离开巴黎便成为另一种逃避,逃避而追寻,悖论的“那边”似乎不是为了返回。

“种种偶然的机会使得我们跟某些人相逢,这机会并不跟我们爱他们的时间相一致,可能发生在爱情还没有开始以前,也可能在爱情已经泯灭以后又再重现;事后回想起来,在我们一生中后来注定要成为我们意中人的最初出现总是有预告或先兆的意义的。”这是斯万之恋具有的时间意义,它们发生,他们发展,爱情只是在预兆意义上和时间保持一致,而从这个“那边”的斯万家出发,时间对于我的意义就是找寻那预兆的偶然和必然。贡布雷已经在身后了,站在巴尔贝克这个城市,我其实就是站在少女们身旁,而斯万小姐希尔贝特作为“少女”之一种,对于我来说,是不是一种浪漫的继承,还是实证的开启,或者就是那妒忌的影响。“生活里充满了这种爱恋者永远可以指望的奇迹。”这是在我生病中接到希尔贝特的信时的感受,幸福是不是指向恒久?这种恒久看上去没有妒忌,而其实当“虚假的处境和矫饰的冷漠”袭来的时候,妒忌便再也无法摆脱,“既然我想不起希尔贝特的面貌,我几乎相信我忘记了有她这个人,我不再爱她。”这是放弃?当偶然而必然的预兆被现实无情取代的时候,“我们的记忆中永远只有拍坏了的照片。”

我在“少女们的身旁”体会到了坏照片,而这一切只不过发生在斯万夫人的周围,斯万从爱恋到妒忌,到怀疑到生气,最后却依然无法改变时间提供的预兆,也就是说爱恋在斯万和斯万夫人的周围变成了另一个模型,“他没有任何理由嫉妒,却仍然嫉妒,因为他无力更新恋爱方式,他将往日与奥黛特的恋爱方式应用在另一个女人身上。”报复是一种伤害,而伤害的意义就是回到不想有伤害的原点上,投影一般的时间,在伤害和反伤害的对立中,走向的是一种囚禁的悲剧,“然而,这种爱情的危险在于:女人的屈服可以暂时缓和男人的嫉妒,但同时也使这种嫉妒更为苛刻。男人甚至会使情妇像囚犯一样生活:无论白天黑夜都在灯光监视之下以防逃跑。而且这往往以悲剧告终。”而我在“那边”的时间中,也进入到一个报复、伤害和囚禁的故事里,希尔贝特不是原先的她,我当然也不是原先的自己,“虽然曾经爱过她的那个我,已经几乎完全被另一个我所取代,但是从前那个我,会突然又冒出来,而这种时刻的来到,常常是由于一件小小不然的事,而不是什么重大的事情。”被取代的自己,就是被取代的时间,“赢得时间的最好办法便是换换地方”,但是囚禁的牢笼里,不是变换了主角就可以唤回时间,其实不管是卖牛奶的女孩、钓鱼女郎,还是推自行车的姑娘,在我眼前出现的时候,都变成了逃脱现实时间的一种幻想。

时间在别处,而在这个“那边”之后,必然会走向另一个方向——那个“那边”,“确实应该离开巴尔贝克了。”圣卢、布莱克、埃尔斯蒂尔,他们标注在那个“那边”里,而“盖尔芒特夫人”更是变成了一个坐标,它打开了另一种可能,启示了另一段时间。不是因为我真心实意地爱着高贵的德·盖尔芒特夫人,不是因为我祈求上帝赐予我最大的幸福,而是希望在灾祸、悲剧中,让她从一种和社会地位有关的现实中脱离出来,变成一个“艺术”的化身。的确,在更广泛参与的沙龙里,我进入的是一个和斯万家的那边截然不同的生活圈子,德雷福斯案件似乎永远在一种讨论中变成对于这个时代,对于种族的映射,有罪或者无罪,就像时间的一样,悬置在那里,变成一种讽喻。

而所谓的爱情呢?无论是高贵的盖尔芒特夫人,还是充满欲望的德·斯代马里亚小姐,还是热情的帕尔玛公主,无非是在一种“人名”和沙龙构成的世界里变成高崖的女人,变成被赞美的对象,而这种虚伪在那个“那边”甚至已经脱离了最原始,“大家都认为她是贵族社会中最美貌、最贞洁、最聪明、最有学问的女人,认为他有这样一个妻子是他的造化,她掩护了他的放荡生活,她接待的方式与众不同,她使他们的沙龙保住了圣日耳曼区第一沙龙的地位。”而陷入到其中的我,似乎也看到了和贡布雷压抑背面的那份温馨记忆——玛德莱娜点心之外的感觉,“不管怎样,我在德·盖尔芒特夫人家听到的那些故事对我来说是很新鲜的,和我在山楂树前或在品尝玛德莱娜甜点心时可能产生的感觉完全不同。”不是肉体上的占有,而似乎是一种被社会的认同,一种被遮掩的虚伪,一种美化的道德歧视。

甚至已没有了“在少女们身旁”的欲望和激情,而变成了“索多姆和戈摩尔”的性寓言,“女人拥有戈摩尔城;男人拥有索多姆城。”阿尔弗雷德·德·维尼的这句引语似乎就刻在那个“那边”的沙龙里,索多姆和戈摩尔,代表着男人和女人,可是在一种混杂的爱里,男人可能失去索多姆,女人也失去戈摩尔,他们像是陷入在同性的纠葛中,而同性更像是雌雄同体,占有和被占有,征服和被征服,歧视和被歧视,其实都如出一辙,都殊途同归,城市陷落,寓言被改写,性取向变成了一种娱乐事件,“眼下,众人都希望预防致命的差错,即避免有人像鼓励犹太复国主义那样,最终导致创建一个索多姆后裔运动,重建索多姆城。然而,索多姆后裔每每刚抵达一个城市,便急于离去,以免被看做该城的居民,他们娶妻成婚,到别的城市与情妇往来,并在那儿获得种种适当的娱乐。”

还有什么艺术?还有什么爱情?甚至,还有什么是永恒的时间?德·福古贝夫人,“简直是个男子汉”,盖尔芒特公爵的新欢德·絮希夫人的两个儿子具有着母亲绝伦之美,布洛克的妹妹与过去的女戏子保持着隐秘的关系,而德·夏吕斯先生,“真是个十足的女人”——男性从夏吕斯哪里感受到肉欲和温情,而女性则从夏吕斯那里获得的满足是“柏拉图式的”,也就是说,德·夏吕斯先生已经具有了“索多姆和戈摩尔”的性寓言意义,肉体和精神,男性和女性合二为一,但是正如这个寓言的毁灭一样,当他最终成为“女裁缝”的时候,当他和絮比安在一起的时候,不是男女合二为一成一个理想模型,而是既失去了男子气概,又没有了女人气质。

“索多姆和戈摩尔”,在性意义上被覆灭,政治意义上的“重建索多姆城”也变成了虚幻理想,变成了一个被囚禁的寓言,而在那个的“那边”,我的爱情里也住着那个悲剧意义的“女囚”,在阿尔贝蒂娜身上,曾经是激情,是肉欲,是爱恋,甚至是妒忌,而当肉体的激情,当精神的愉悦,都在“索多姆和戈摩尔”的寓言破灭之后,本身就爱上女人的阿尔贝蒂娜变成了无法主宰自己的囚徒,“听着这美妙的声息,我觉得眼前躺着的这个可爱的女囚,她整个儿的人,整个儿的生命,都凝聚在这声息中了。”连妒忌的欲望也不存在了,结婚的想法当然是一个玩笑,而囚禁的意义在于报复,在于伤害,在于制造现实之外的永恒幻觉,“现在海风不再鼓起她的衣服,我剪断了她的飞翼,她已不再是个胜利女神,而成了一个我难以忍受,很想摆脱的奴隶。”而实际上没有了爱的投射,没有了激情的占有,甚至没有了欲望的重建,囚禁别人其实也是囚禁自己,我最终也成了一名囚徒,一名时间的囚徒。

“我不是一个单一的男人,而是一支由热恋者、冷漠的人和嫉妒的人混合组成的大军——这些嫉妒者中没有一个只为同一个女人而嫉妒。”当“阿尔贝蒂娜小姐走了”变成现实的时候,那一种死亡仿佛又回到了贡布雷的起点,救赎的教堂在哪里?母亲送来的吻在哪里,小玛德莱娜点心在哪,甚至邪恶的凡德伊小姐又在哪?走了就是死了,死了就是时间的覆灭,1916年的战争是死亡的另一个起点,圣卢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救自己的勤务兵最终死在战场上,希尔贝特希望得到罗贝的消息,鸽子号飞机却把她赶到了遥远的当松维尔,莫雷尔认为战争时期呆在办公室里没有出息所以最终投笔从戎,而德·夏吕斯得到双重覆灭在于“他既属于法国躯干,又属于德国躯干”。

战争带来了死亡,死亡是终结,作为一种事件,当经历了这个“那边”和那个“那边”,却再也无法在冒号之后重返贡布雷,重上圣伊莱尔钟楼,重新获得小玛德莱娜点心,而在时间之前发生的爱情?囚禁而死,逃离也是死,索多姆陷落,戈摩尔也被覆灭,而每一种死亡其实是为了另一种新生,是为了重新打开一扇门,重新从冒号出发,而当一切都变成回忆的时候,其实就已经从现在的时间里隐藏了,它是往事,它是记忆,它是取代狭隘的空间的时间,它“就是在时间之中”的似水年华的巨人,“青草应该生长,孩子们必须死去。”引用维克多·雨果的这一句话,是为了在死去的时间里找到永恒的意义,就像在贡布雷沉沉睡去,周围流淌的是另一种时间持久而永恒,有序而无碍,“我们自己也在吃尽干辛万苦中死去,以便让青草生长,茂密的青草般的多产作品不是产生于遗忘,而是产生于永恒的生命,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踏着青草,毫不顾忌长眠于青草下的人们,欢快地前来用他们的‘草地上的午餐’。”

卡拉马佐夫兄弟(上、下)

编号:C37·2130520·0998
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1981年08月第1版
定价:55.00元亚马逊40.80元
ISBN:9787020015153
页数:973页

“我总还是愿意活下去,既然趴在了这个酒杯上,在没有完全把它喝干以前,是不愿意撒手的。但是到了三十岁的时候,即使还没完全喝干,我也一定会扔下酒杯,就此离开,——往不知什么地方去。但是在三十岁以前,我深深知道,我的青春将战胜一切:一切的失望,一切对于生活的厌恶。”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写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有不少人把它看作是作者一生总结性的作品。旧俄外省地主卡拉马佐夫一家父子、兄弟间因金钱和情欲引起的冲突和最后酿成的悲剧,也像青春不能战胜的痛苦,沙皇政府自上而下进行的“农民改革”,名义上解放了农奴,实际上丝毫没有减轻农民的悲苦命运,旧的生活基础和道德准则正在迅速瓦解,而新的生活及其前途对多数人来说还非常模糊。俄国向哪里去?——这是当时俄国知识、文化界许多忧国忧民之士所思考焦虑而得不到解答的苦恼问题。


《卡拉马佐夫兄弟》:一条毒蛇咬另一条毒蛇肉

人一旦拋弃了奇迹,他同时也就会抛弃了上帝,因为人寻找的与其说是上帝,还不如说是奇迹。
——《第二部·第一卷 折磨》

奇迹在哪里?爱是奇迹,恨也是奇迹?弑父是奇迹,救赎也是奇迹?只不过在谋杀和疾病,信仰和犯罪之间,奇迹总是以魔鬼的面目出现,而上帝呢?在血的面前皈依,还是在肉体的腐烂中接近现实?卡拉马佐夫,不是一个人,不是兄弟,是恩怨的家族,是阵痛的国家,也是一个时代的象征,“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那是不是在死亡的选择面前新生的奇迹?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四节写在书的题词里,也在长老的临死的遗言里,可是谁是那不落在地里而死去的一粒?谁又是结出许多子粒的那一粒?死是容易的,可是谁是死亡背后的那个奇迹的实施者和创造者?是被监禁的米卡,还是患病不起的伊凡?或者是上吊自杀的斯麦尔佳科夫?又或者是一直修行在修道院里有着理想主义色彩的阿辽沙?谁都不在现场,连上帝也不再在,它甚至也是被人创造出来的奇迹,那么服从判决,或者接受命运的安排是不是也是人生?“在现实派身上,信仰不是从奇迹里产生,而是奇迹从信仰里产生的。”这是关于现实与理想,关于奇迹和信仰的关系,而在卡拉马佐夫的谱系中,自然成为探寻生与死、爱和恨,以及罪与罚的一条线索。

从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开始。作为卡拉马佐夫家族的源头,老卡拉马佐夫身上带有太多的罪恶,两个妻子,先是美貌,之后是私奔,最后是死去,对于老卡拉马佐夫来说,“他一辈子最为好色,只要女人一招手,就会马上拜倒在任何一条石榴裙下。”这是不是罪恶的源泉?三个儿子,基本上都被抛弃,基本上带着某种原罪,对于父亲,一方面是无可避免的继承某种基因,从而形成了卡拉马佐夫家族谱系,“你们卡拉马佐夫一家的全部问题就在于:好色,贪财和发疯!”甚至连阿辽沙也承认,那是卡拉马佐夫家族的力量:害自己,同时在害别人:“这里有‘卡拉马佐夫式的原始力量’,像佩西神父前两天所说的,——原始的,疯狂的,粗野的……甚至是不是有上天的神灵在支配着这种力量,我不知道。”原始力量来自于内心来自于血统,是不会因为信仰、经历而改变的,所以对于米卡来说,评价是:“你不愧姓卡拉马佐夫,你是地道的卡拉马佐夫,由此看来,血统和遗传真有关系啊!从父亲方面传来的是好色,母亲方面传来的是疯狂般地虔信。”

好色是对于女性的统治和占有,老卡拉马佐夫不仅有两人妻子,还厚颜无耻地成为淫窝的主人,甚至在那个神秘主义的夜晚,使一个“流浪街头为全城闻名的本城疯女人,绰号叫丽萨维塔·斯麦尔佳莎娅”的女人钻进了卡拉马佐夫家里的澡堂,那个夜晚有婴孩的哭泣,还有女人的呻吟,“当时忽然全城散布着可怕的传闻,说凌辱她的就是这个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已经不仅仅是好色的问题,而是淫欲的驱使,一个疯女人、臭丽萨维塔成为了卡拉马佐夫父权的牺牲品,当然,和米卡、伊凡,甚至阿辽沙一样,那个男婴成为罪恶的源泉。

这是家族的悲剧,而在四个卡拉马佐夫家族的儿子身上,也带着那些不可摆脱的原罪。原名米卡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他服过军职,因决斗降了级,服满职后,时常酗酒,糟蹋了不少银钱。他有着某种正直、善良和高尚的理想,却同时又是个浪荡子,随心所欲地惹麻烦。他对自己的种种作为深感愧疚,却又缺乏克制和改正的力量。他和富家女卡婕琳娜订了婚,却爱上了另一个叫格鲁申卡的女人。而不幸的是,好色本来就继承着父亲的基因,所以色心不改的老卡拉马佐夫也盯上了这个女人。淫欲似乎已经摆脱不了了,米卡曾对阿辽沙说:“每逢我陷入最深、最深的荒淫无耻之中时,我总是读这首关西莉兹和关于人的诗。”诗歌能净化心灵,还是能逃避自我的惩罚?那昆虫一样的情欲总是爬满全身,所以米卡说:“兄弟,我就是那只昆虫,这话就是专门说我的。我们卡拉马佐夫家的人全是这样的,就是在你这天使的身上也有这样的昆虫,它会使你的血里掀起暴风雨。”昆虫在身上掀起风暴,是多么大的奇迹,所以在这条道路上,米卡一定遇到了困难,是关于女色的取舍,也是关于财产的占有。“我的钱等于舞台的道具和布景,能表现一时乘兴的豪举。今天她是我的意中人,明天一个野妓就能代替她。”所有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钱从哪里弄来的”的耻辱问题,那些女人在米卡的生活中,并不是爱,而是占有。三千卢布,卡婕琳娜给他的钱汇到莫斯科,却花在了和格鲁申卡花天酒地的生活里,一半的一千五百卢布虽然留在身边,但是欠下的还是三千卢布,护身香囊里藏着钱,也藏着一颗淫乱的心,而那个夜晚,就是为了从老卡拉马佐夫那里获得还债的三千卢布,鲜血是粘在手上了,可是他杀的是仆人格里戈里。当最后被当成弑父嫌疑人的时候,米卡说:“诸位,我们大家全是残忍的,我们大家全是恶魔,都在使人们,使母亲们和婴儿们哭泣,但是一切人里面,我是最卑鄙的恶棍!”但是他不承认自己手上没有沾着父亲的血:“我没有犯罪!对于这个血我没有罪!对于我父亲的血,没有罪,……想杀他,但是没有犯罪!不是我!”

对于米卡来说,不是忏悔,当然对于被宣判的奇迹,他也无法逃避。而对于伊凡来说,受过良好教育的他充满了对于上帝、信仰和国家教会的质疑,他那“欧几里德式的脑子”里只有那个虚妄的“宗教大法官”,这个贯穿在314-324页论文式的冗长讲话中的观点无非是建立了自己的宗教王国,包含这个世界上的伟大的秘密的是“面包”,是“该崇拜什么人”的问题,反对教会和国家分离,用“宗教大法官”的力量来建立一个没有上帝的奇迹,”整个人类永远渴望着一定要把自己组成一个世界性的整体。“这个整体当然不是一粒麦子,是整片的麦子:“一切地上的国家以后应该完全转变为教会,只成为教会,摒弃同教会不相容的一切目的。”“假使一切都是教会的,那么教会就一定会把犯罪和不服从的人开除出去,而不会杀他的头的。”而其实宗教大法官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人造的上帝:“你的那个宗教法官信仰上帝,这就是他的全部秘密!”这也是全部的奇迹。而面对父亲的卡拉马佐夫式的堕落,伊凡却说:“有一种力量足以使我忍受一切!”什么力量?伊凡说说是“卡拉马佐夫的力量,……卡拉马佐夫式下流行为的力量”也就是说一切都可以允许,一切都可以做。“这就是沉迷于荒淫生活,就是使灵魂腐化堕落,是这样么,是这样么?”伊凡建构的宗教大法官遭到了修士阿辽沙的质疑,而“永远征服和俘虏这些意志薄弱的叛逆者的良心,使他们得到幸福”的三种力量,在伊凡看来是奇迹、神秘和权威,而在阿辽沙看来,则是虚伪:“他们只是一支为建立未来的世界王国而受驱遣的罗马军队,以皇帝——罗马教皇为首领,……这就是他们的理想,并没有什么神秘和崇高的忧虑。”

“什么都可以做”是理想还是逃避?当父亲之死成为焦点的时候,他病倒了,在恍恍惚惚中听到内心的魔鬼在和他对话。“既然没有永恒的上帝,就无所谓道德,也就根本不需要道德。”为自己对于父亲的死开脱,但是那个魔鬼不散,“你撒谎。你的目的就是让我相信你是独立存在的,并不是我的梦魇,可你现在又自己断言你是个梦了。”与自己的梦对话,与自己的恶对话,魔鬼取代了上帝,也取代了奇迹,疾病纠缠在他的身体里,那何尝能通过对罪孽的赦免获得解救?

而阿辽沙却坚信着上帝和爱,他和伊凡之间也是“有学问的无神派”和“愚蠢的小修士”之间的碰撞,作为同父同母的兄弟,他们走着两条截然相反的路。“他是一个奇特的人,甚至是个怪物。”在阿辽沙身上,有着某种理想主义的寄托:“他只是一个早熟的博爱者,所以撞到修道院的路上来,只是因为那时候惟有这条路打动了他的心,向他提供了一个使他的心灵能从世俗仇恨的黑暗里超升到爱的光明中去的最高理想。”作为修士,他遵循长老的教诲,对于他来说,“于是一切人都成为圣者,互相友爱,不分贫富,没有高低,大家全是上帝的儿子,真正的基督的天国降临了。”这是阿辽沙心中的梦想,他甘愿为探寻灵魂不死而生活,“决不半心半意”。他坚信上帝在那里,是最大的奇迹,“灵魂不死就在上帝里面。”所以,长老在临死之前就对阿辽沙说起“一粒麦子”的神谕,并要他离开这里,“到尘世中去像修士那样地”,也就是要把上帝的奇迹带到俗世中去,带到生活中去:“生活将给许多不幸,但你会恰恰为了这些不幸而感到幸福,并且祝福生活,还使别人也祝福,——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摒弃了卡拉马佐夫家族的罪恶,没有好色和贪财,只是在这场父与子纠葛中的见证者,“一条毒蛇咬另一条毒蛇,两个人都是活该!”这是他最初对于这场家族矛盾和斗争的评价,但是后来他发现这是恐慌。而他的爱情也充满了救赎的意义,那个双腿残疾的丽萨向他表达爱意,阿辽沙也接受了这份爱,因为长老说过“要在痛苦中寻找幸福”,也要在罪恶中改造世上的人。“你应该信仰到底,即使大家在地上迷了途,只有你一个人还坚守着信仰;即使那样你也要呈上贡献,独自留在那里颂赞上帝。”但是纯粹的信仰背后则是对于人性软弱的无奈,“人民理想”的愿望到最后却是现实的残酷无情,死亡不是降临到父亲身上,还降临到贫穷的孩子伊留莎身上,所以最后的阿辽沙说:“最要紧的是,我们首先应该善良,其次要诚实,再其次是以后永远不要互相遗忘。”

不要遗忘也是奇迹,但是更多的人在现实里是被遗忘的,斯麦尔佳科夫当然是一个被遗忘的人,他有着从不知道的身世,孤僻是他的人生标签,他“仿佛躲在角落里冷眼看世上的一切。”所以他会喜欢把猫吊死,“然后再为它举行葬礼。”生和死都在自己的掌控中,这是被遗忘者的报复,也在这种葬礼中确认自己的存在。所以斯麦尔佳科夫会读着《圣经》而冷笑着问道:“上帝在第一天创造了世界,在第四天创造了太阳、月亮和星星。那么第一天的光亮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一个被遗忘者对上帝的疑问,和伊凡的怀疑论不同,斯麦尔佳科夫更多是冷漠,所以在他和伊凡联手杀死老卡拉马佐夫的时候,他是自愿成为一个被唤醒的人参与到这轰轰烈烈的计划中。“……您在拿到遗产以后,会给我奖赏,一辈子会给我,因为您毕竟由于我才拿到遗产,如果娶了阿格拉菲娜·阿历山德罗芙娜,您会落得一场空的。”财产从来不是他的目的,所以在最后他会上吊,以这样极端的方式不被人遗忘。最后他留下的字条上分明写着:“我自觉自愿地消灭自己的生命,与他人一概无涉。”

但这绝不是个体的悲剧,这也是卡拉马佐夫家族的罪孽,所以在米卡、伊凡、阿辽沙和斯麦尔佳科夫身上积聚着某种家族的标签意义,弑父案件里有信仰、猜忌、理智与自由意志间的道德角斗,但更多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道德、宗教、民族的深刻反思,而检察官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长达36页的演词将个人的恶性、遗产问题、信仰和道德、沙文主义、神秘主义以及对病态心理的研究,可以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另一种思想表达,和22页律师的演说合在一起,用一种近乎神经质的方式构建了一个理论体系,但是这冗长的背后也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矛盾,“但是谁也不知道,这笔钱究竟是否实际存在”的疑问则将这个矛盾推向了一种悖论。

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现实的悲剧也使小说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个体生活的写照,1878年5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年仅3岁的儿子阿辽沙离开了人世,这不仅打断了小说的进度,也使陀斯妥思耶夫斯基的创作有了一个转向,阿辽沙正是死于是家族遗传的癫痫病,他将对于儿子离世的悲伤写在小说中,将阿辽沙这个与儿子同名的人物设置为贯穿始末的英雄并赋予它所有为自己敬仰与寻求的美德。而个体的悲剧似乎不止这些,这部鸿篇巨制在经历了《俄国导报》上两年的连载后,于1880年完成。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构想将其作为他的一部更宏大的作品“The Life of a Great Sinner”的第一部分,但是在《卡拉马佐夫兄弟》完成后仅四个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辞世了。一起弑父案件最后其实并没有给出最后的结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像设计好的遁世情节一样,从文本之外消失了。

占有

编号:C38·2130520·0997
作者:【英】 A.S.拜厄特 著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2年09月第1版
定价:49.50元亚马逊35.20元
ISBN:9787544261784
页数:636页

“Possession”,不管是直译的《占有》,还是《隐之书》,其实在不被揭开的书页里永远停留在“生命中不可缺少的100部书” 、“100部世纪最佳英语小说”、“英国人最喜欢的100部文学经典” 以及“100部世纪最佳英语小说”的声誉光环中。九月某日,上午十时,文学研究助理罗兰静静地坐在伦敦图书馆里他最钟爱的小桌旁,桌上躺着一本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诗人艾什的藏书。罗兰打开这本不曾有人翻阅过的书。第三百页,一沓对折起来的完整稿纸赫然露出。他小心翼翼将其展开,是两封信,出自大诗人流畅的手笔。信的开头写道:“亲爱的女士……”一个埋藏百年的秘密被猛然揭开。而最后呈现的不知道到底是隐秘还是占有,是现时还是过往,是真实还是虚构,是爱情还是人生。


《占有》:躺在他坟墓里的信还没拆开

我父亲讲到他经常说的话,在布列塔尼这一带——空威尔、拉摩利克——一直流传着古代凯尔特的信念,认为死亡只是人生两个阶段间的一个步骤,只是一个过程。他还说人生有很多阶段,今生只是其中之一,很多世界都同时存在,都彼此并存,偶尔会有几个地方重叠。
——《第十九章 布列塔尼的生活》

一直流传的信念里是否有那种逃遁的欲望?在书写的爱里总是纠缠着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女人,父亲和孩子,以及神与人的相互印证,但不是重叠,重叠是在被埋葬在禾德旭墓园盒子里的那一封信里,上油的丝袋,绑着的缎带,白色,从未打开,棕色的字体,以及“致鲁道夫·亨利·艾什,同封附上”的说明。它躺在那儿,躺在时间的沉寂里,躺在生命的终结处,以为一直没有人打开,一直在最后的时间里成为悬疑,与生命中的肉体呆在一起,像一个神话,却最后是一个真相,一个轻易找到源头的神话,站在坟墓旁的罗兰·米歇尔,莫德·贝利,像是一个故事在时间里的循环,从此处到彼时,从十九世纪的文本到二十世纪的寻找,一样“同时存在”,却又彼此存在,“偶尔会有几个地方重叠”。

这是故事和真相的重叠?还是时间的欲望的重叠?而那个被定义成“人生两个阶段间的一个步骤”的死亡,是不是仅仅是一座坟墓?还是一八六〇年布兰奇的自杀,又或者是一八五九年七月到一八六〇年夏天兰蒙特的失踪?当然也可能是那个孩子最后成为文本里的一个符号,“我自己曾下过功夫,试着找小孩是否存活下来。”克里斯塔贝尔·蓝蒙特的两天失踪只是为了找到那个重叠的部分,可是一八六八年的尾声太过于残酷,“说你碰见一个诗人,正在寻找无情女,却遇见你。告诉她,这个诗人只想跟她问好,不会过去打搅她。他要继续赶路,到清新的树林和青葱的草地去。”没有告诉姨妈,只是因为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了哥哥,还“一起胡闹打滚”,损坏了可爱的后冠,所以最后是:“她也忘记了口信,永远。”

永远是不是最残酷的结局?它不指向终点,而且是忘记了口信,也就意味着着重叠变成了一个神话,一个消失了“人”的神话,而口信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唯一在现场的线索,当永远忘记的时候,那个在艾什心中的“诗人”便失去了被定义的意义,“不会去打搅她”是因为要赶路,要在自己的生活中成为一个男人,一个有着妻子的男人,可是赶路的前方似乎没有诗歌没有爱情,有的只是最后的坟墓。而当口信缺失的时候,坟墓里只能是一封从未开启的信,从未开启的那个重叠的地方。

永远没有口信,是以为有一封信以及无数的信保存在那里,这是唯一的线索,而当在时间的转折中,信件被毁灭、藏匿和返回的时候,到底哪一个故事会成为真相,而不是神话?信起先在两个人之间传阅和表达,信又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被发现不断被传阅,而那些同时存在又彼此并存的“很多世界”其实以一种时间的隐喻重叠在一起,艾什和兰蒙特,或者罗兰和莫德,仿佛就是在一个不断死亡的人生阶段间行走,充满着布列塔尼的“阴阳交界和阴阳门槛的神话”,但是这样的神话却是充满着恐惧和不安,就像克里斯塔贝尔·兰蒙特在《黎之城》里所描述的一样:

如今一片汹涌狂荡
我听见锁链碾轧之声
我们的高塔摇摆扭曲
他忿然狂笑,挥下重拳
赶紧起身吧,女士,否则我们将溺毙。

他和她,狂笑和溺毙,浸透着那个有着宗教颠覆欲望的城市的宿命,布列塔尼,远离巴黎,是不是也是一种男权社会下的女性自由解放?可是这是颠倒的巴黎,“高塔尽在水中,而非空中,淹没的玫瑰、飞行的鱼,还有其他各种吊诡矛盾的自然界元素”,奇妙、未曾为人所见的另一个世界,是一个想象的世界,是一个渴求重叠的世界,莫德·贝利对于黎之城的解读是:“那是布列塔尼的一则传说,该城因为造了孽,被淹沉在海里。达户女王是那里的统治者,她是个魔法师,是国王葛瑞德龙德的女儿。那儿的女人全都是透明的,照某些版本的说法是这样。”透明的女人,国王的女儿,在克里斯塔贝尔·兰蒙特的关于黎之城的诗里却有着一个女人的欲望和对自由的激情,可是,在水中,被淹没的玫瑰和飞行的鱼,以及自然界元素对巴黎的解构是不是代表着“更加原始、更强调本能的自然无教派”,莉奥诺拉·斯特恩执笔的短序中将“黎之城”说成是两种文明形态的文化冲突“,即“这座位于水底城中的女性世界恰与巴黎这个由男性主导的科技工业世界互相映照”,映照的结果不是反抗和自由,而是覆灭,是失踪。

“黎之城”原文为Is,“巴黎”原文为Paris,可拆分为Par-is,par恰有“同位、同等”之意。而其实两种文明形态并不能处在”同位“状态下,或者说女王和国王也永远不是同等状态下,对于兰蒙特和艾什来说,也永远在藏匿的爱中寻找着同位的状态,但是女人身上的原罪使布列塔尼的生活充满着世俗的淫恶感,失踪、藏匿,以及那个找不到命名的孩子像是颠倒的巴黎,永远没有被允许被公布的可能,那些女人的命运只有“溺毙”,而且在男人的“忿然狂笑”中,所以狂野的达户女王只是一种象征,“象征我们女性对自由、自主应有的热情与渴望,这些东西女人都有,对这一点男人似乎心怀恐惧。”达户是女魔法师,海神爱上她,而她因为不知节制,导致黎之城遭到淹没吞噬,葬身海底。

但是葬身海底的到底是欲望还是理性,是女性的反抗还是男权的镇压?除了《黎之城》之外,这种对于女性自身的指正还体现在她的史诗《仙怪梅卢西娜》里。弗格斯·沃尔夫对此的评价是:“新一代的女性主义者则认为沐浴中的梅卢西娜象征了女人压根儿不需要臭男人,一样可以拥有完满的性。”这个“充满骚乱,而且焦点不断地在移转”的史诗其实在被误读,那只描述生动的鱼鳞尾巴到后来的天人大战只不过是一种寓言式的寄托,连艾什都要把那个仙怪梅卢西娜看成是恐怖、悲壮的妖怪,太美了,“她最后一着棋下得毫无人性”。而在兰蒙特自己看来,“她并不只是个残暴的妖邪——其实也可算个主掌丰收的女神——是法国的刻瑞斯;如果用你那则神话来形容,她应该算是荷达夫人——还是春天的福瑞雅——还是金苹果的伊督娜呢?”这是布列塔尼有关的神话,连马厩和牛棚里的动物都会在十一月这个神圣的日子开口说话,那么所谓的死亡的痛苦就变成了睿智、真纯的启示。在兰蒙特看来,这只是一个关于神谕的启示录而已,内中有着单纯的信仰,有着迷失灵魂对于自主独立的寻求,有着女性对自由和爱的渴望,披着神话外衣的文本只是兰蒙特逃遁现实的一种办法而已,所以对于兰蒙特来说,这种文本的渴求过于天真,“理性必须沉睡。”她的意思是藏匿的情感只能在两个人的信中变成可能,而那些信件本身就是藏匿的真相。

信件从何而来?那个诗人艾什的日记里似乎留下了文本的线索,那一句是:“兰蒙特小姐对于灵媒与灵魂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不过她始终不愿发表高见,只回以蒙娜丽莎式的神秘微笑。”这是一八五六年六月的日记里的叙述,“不愿发表高见”的沉默和“蒙娜丽莎的微笑”,只是对于灵媒和灵魂问题的一贯态度,但是这个和灵魂有关的表情却刻进了艾什的心中,对于书写了《北欧众神之浴火重生》、《艾斯克给安伯勒》、《冥后普罗赛比娜的花园》等诗作的诗人艾什来说,一直在寻找人的意义,或者是“人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艾什让他笔下的人物濒临疯狂的边缘,然后从他们的人生经验中摘取片段,建构出信念与生存的一套逻辑。”濒临疯狂的边缘如何构建新年与生存?对于诗人来说,这其实是一个关于复活的主题,“我自己纯粹只是想以某种形式,重申万能之父确实存在这一真理,同时也申明无论遭遇何等巨大灾变,复活重生的希望是永远都存在的。”万能之父是不是那个宗教里的神?或者是《黎之城》里达户女王的父亲老国王葛瑞德龙德?这个在北欧神话里的欧丁就成为艾什诗歌里化身为流浪者甘格瑞德的那个角色,他向巨人瓦弗余德纳问,火葬举行之时,众神天父在他死去的儿子波德尔耳边轻声说出的那个字是什么?在死之前的超脱,是为了能有新的开始,“这个年轻人,也就是我——万分虔敬地——所赋予这个字的意义便是——复活。”

艾什的复活重生到底和兰蒙特的悲壮和反抗到底是不是同一种欲望?是的,他们在信中交流着对于文本的看法,交流着生活里的压抑,其实在关于宗教、自由、恐惧、复活,都已经变成了真相之外的那件神话外衣,对于艾什和兰蒙特来说,并非是一种重叠,甚至在对爱伦·贝斯特追求的过程中,这些文本的想象和创作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隐喻:

简而言之,在他们交往的这段时间里,鲁道夫·亨利·艾什曾写下了:二万八千三百六十九行的诗文,包括一部十二卷的史诗,三十五首戏剧独自诗,主题囊括了历史幽微的起点以及现代在神学、地质学上的争议,一百二十五首抒情诗,以及三部以诗写成的戏剧——《克伦威尔》、《圣巴托罗缪的那一夜》、《克珊德拉》,这三部戏曾在伦敦西区特鲁里街演出,不过不很成功。他全心全意地创作,直到夜阑人静。他幸福快乐,因为在他眼中,爱伦就是纯洁的泉源,是一个充满少女之美的幻影,他呼吸着无比雅致的空气,那清新,远远胜过他想象中那些流血染病的画面,以及《北欧众神之浴火重生》中“黯淡的土地上硫磺般的烂泥”,又或是博尔乔斯家族乱七八糟的床笫情事。

那个时候,艾什心中坚信的是,文本创造的那些女性,不管是佩特拉克笔下的劳拉,还是但丁笔下的贝雅特丽斯,“都是真有其人,而且她们被深深地爱恋,在有生之年依然贞洁高雅”,所以,他认为,这些情事和政治体制有关,“而且,它们也绝非创作者自身灵性的寄寓”。但是当那个“蒙娜丽莎的微笑”到来的时候,艾什甚至是不设防的,那些数以万计的诗歌、戏剧都变成了另一种托辞,神话、寓言度敌不过现实的一击,复活不是宗教意义上的,而是活生生的现实意义:“亲爱的女士:自从我们那一次令人惊喜的谈话,我的脑中就再也容不下其他思绪。”又或者是:“亲爱的女士:从我们不期而遇并愉悦地交谈之后,我的脑中几乎再也容不下其他思绪。”

英国作家A.S.拜厄特

这是“迫切。还没写完。令人震惊”的书信,和那些文本不一样,这里有的是谈话,有的是愉悦,有的是占有,“厌恶,是因为看得透彻,占有之后,男人的爱始见分晓。”这是巴尔扎克的话,占有之后的爱才会显现,所以那些有关的想象和灵性的寄寓,都变成了艾什的“复活”——不同于创作的“腹语术”:“我曾经以腹语术说话,我将我的声音借予过去已逝的声音和生命,将我自身的生活融于其中;它们如此般在我们的生活中复苏,让我们见到与我们自身生活紧紧相扣的过去的生活,犹如一种警惕,成为一种前车之鉴,而这也正是每个具有思考能力的男男女女所该做的事情。”男男女女所该做的事情变成了真理,那些信便成为在文本议论中的另一种爱的复活。

从一开始谈论创作以及读后感,到后来称呼上的“亲爱的”,以及最后的重叠:“贝雅特丽斯读了《北欧众神之浴火重生》和《艾斯克给安伯勒》,她得了最高分,从此爱上鲁道夫·亨利·艾什。”曾经有过退让,有过藏匿,有过对信件收回的要求,但是男男女女的事情里是一个巨大的不安,是复活,是见面,是失踪,是孩子,是的,一切都在那些信件里变成真相,变成传说,变成重叠的生活,甚至“我要跟你在一起”的渴求,兰蒙特像一个自己的女王,开始从被沉溺的水中出来,“我已跨出了很大一步。既然走了,那就走吧。我很高兴你称我是你的妻子,这段时间里,无论在哪儿,你都可以这么叫我。我很清楚我——我们所作的决定是什么。”就像她在《仙怪梅卢西娜》诗中所说:

如今,他已属之于她,只要她开口要求
无论身体抑或灵性,他将奉献无遗
她将一切看在眼里,终于,这位仙怪扬起了笑意

扬起了笑意,是不是仙怪梅卢西娜最后的归宿?“只有当一个人完全恋爱时,性欲的主要配额才会转到对象身上,在某种程度上,对象取代了自尊。”这是弗洛伊德的话,在兰蒙特和艾什的情人生活中,自尊已经不是那些闪烁着宗教、女性、自由和救赎的诗作,而是切身关于对现实的逃避和享受,但是这种享受充满着后现代主义的乐趣,却又有着“迷信的恐惧”,“任何一位后现代主义者在玩弄镜子游戏或是线圈式情节时,如果能够自知、自省、回归自我,受到某种成分对于迷信的恐惧,都有可能承认玩得过火。”在镜中看见的是自己,却不是自己,就像弗洛伊德所说的对象取代了自尊。而且更要命的是道德的惩罚,艾什有妻子,有着被书写在腹语术里的男性享受,而在那个不信任爱情的时代,“恋爱、浪漫爱情、完全浪漫,却反过来产生了一套性爱语言、语言学情欲、分析、解剖、解构、暴露。”种种和身体有关的意象变成了“受人渴望,被人攻击,被人消费,被人害怕”的东西。而对于兰蒙特来说,和布兰奇有关的同性恋痛苦又将这一段感情变成了对于自身的惩罚,就像黎之城一样,沉入水中,颠覆在现实的幽暗里。而他们失踪的故事总是无法像文本里的诗歌一样寻找到藏匿的文字,用莫德·贝利的话说“乳房会痛”:“女人分泌乳汁却无法喂养小孩,会很痛苦。”

这种痛苦弥漫着道德谴责,和自身的不安,而在那些信里,所藏匿的故事即使有着毁灭的打算,有着带进坟墓的计划,但都不是神话,“一八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我睡不着,而他躺在棺材里睡他最后一觉,静止安详,灵魂已经离去。”爱伦·艾什在日记里写道,最后的守望仍然是一个被定义的女人,一个曾经用腹语术编织的文本世界里的女人,艾什的那封信里甚至还写着对过去的忏悔:“过去这一年,我可能爱上了别的女人。我只能说这是一种精神失常。像是被附身,被恶魔附了身。属于一种盲目的举动。一开始的时候只是通信,然后——去约克郡的时候,我不是一个人去的。”是的,不是神话,是现实,是真相,“就某种意义而言,另一个女人才是他真正的妻子。似乎也是他孩子的母亲,很短暂的一段时间。”短暂的女人是妻子,却不是兰蒙特感觉不到的那个“永远”,口信最后的遗失,是不是也是对于信件的一种讽刺,但是在这个并不传奇的故事里,一定会有重叠的地方,那就是时间通过“人生两个阶段间”,在死亡之后变成“同时存在”的世界,那是二十世纪的罗兰·米歇尔和莫德·贝利。

作为艾什诗歌的研究者,莫兰和贝利的身份是为了寻找神话,寻找那个遗失在书页间重新找到的真相,“历史、历史学家与诗?——论鲁道夫·亨利·艾什诗中历史‘证据’的体现”是罗兰博士论文的题目,正像他的研究主题一样,对于证据的发现完全是一种偶然:“此刻,是一九八六年九月某日上午十点,罗兰坐在图书馆里他最钟爱的一张单人小桌旁。”1861年的《冥后普罗赛比娜的花园》是文本,而在罗兰的一九八六年的现实里,成为“在二百八十八和二百八十九两页之间”的一条线索,继而是在“三百页底下,却又压了两张对折起来的完整稿纸”,里面是那句“迫切。还没写完。令人震惊”的信件,以“亲爱的女士”开头,那一半的信纸,被对折,然后被夹在书里,没有丢弃,“是谁?他非要想办法弄清楚不可。”这是起点,但这是不是那种“同时并存”的重叠?一封信,两封信,更多的信,从而牵涉在一个神话一般的故事里,在伦敦图书馆,在思尔庄园阴森昏暗的房间里,在布列塔尼的生活中,而莫德·贝利,在和罗兰的追寻中,却逐渐走进了像文本一样的故事里,“接着,事情就发生了”:“一如鲁道夫·亨利·艾什所说的麻酥酥的电感,那惊人的悸动,就像藏在大圆石底下的欧洲海鳗对着自信满满的探险家所释放出来的电击一样。”

就像那些藏在时间深处的真相一样,罗兰和莫德完全是重叠的意象,罗兰有着叫自己为“默”的瓦尔,爱情早就在那个一杯茶的记忆中开始,而体格结实,轮廓清晰,五官分明且恰到好处,发丝浓黑而柔软,暗棕色的双眼亲切而深邃的罗兰也像艾什一样,在濒临疯狂边缘的人物中寻找“人究竟是什么”这一命题,虽然罗兰的训练是后解构主义下的主体解构,也就是说当问及罗兰·米歇尔是什么的时候,“势必得提出另一种非常不一样的答案”。而其实,罗兰就是这个社会的“迟到者”,“空中飘浮、实质上却已消逝的事物——六十年代的骚动、光彩、流荡、青春,宛若充满幸福的黎明,出现在他和同侪眼中——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机确实是已太迟。”也就是在现实的骚动里,他是在寻找真实的自己,就像不容社会承认的艾什对于兰蒙特的爱情。同样在莫德身上,也是有着被神话重叠的女性自由欲望,又征服着的男权,也有暧昧的同性之爱,就如兰蒙特的命运一般。所以在时间的文本里,他们是另一面镜子,是艾什和兰蒙特的镜子。

从信件入手,充满了传奇和悬疑气息,但是实际上这是对于文本世界的解构,不管是艾什的那些诗歌,还是兰蒙特的作品,他们所构建的都是自身之外的世界,而返回内心的只有那些信件,毁灭、藏匿和返回的信件,这是信件最基本的属性。信,“是一种无法预想结果的文字叙述,毫无终结可言”;信,诉说的也不是故事,“因为就连这些书信自己都摸不清头绪”,而更为隐蔽的是:“信,写到最后,不只排拒了读者使之无法参与书写,无法预知,无法猜测,同时,信,其实也排拒了读者使之成为读者;只要不是那种做作造假的信,通常信之所以被写下来,都只是针对一个特定的读者而已。”也就是说,信是一种只有一个读者的叙述,从起点到终点,只有一个读者,而从终点返回到起点,又只有一个读者。但是只要文本留存着,一个读者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只要不断发现不断参与,信件就会拥有无数个读者,罗兰和莫德当然是其中之一。

而他们并不仅仅是读者,并不仅仅要解开时间里的真相,布兰奇是否戴眼镜并不重要,克拉波尔是否从研究中获得好感和信赖也不重要,布列克艾德的英国本土主义怨言也并不是重点,重要的是信件如何在现实里发现重叠的可能,“信件是收信人的财产——就信件实体而言——但是版权仍然归寄件人所有。以这些信件来说,很明显的是,克里斯塔贝尔·兰蒙特要求艾什寄还她寄出去的信,而鲁道夫·艾什也照办了。”但是在最终的坟墓里,却有着那份最后可以揭开的谜底:“这封信毕竟还没拆开,躺在他的坟墓里。”没有拆开是寄信人的财产还是收信人的财产,或者说这是起点还是终点,这是谜底还是新的谜面?而最后兰蒙特的那个孩子的相片竟然也在信件里,终极的秘密是一个最终的真相:“很不幸的是,那个时代的私生子没有继承的权利。否则,你,莫德,就是这一大批信件名正言顺的继承人。”也就是说,莫德成为了信件最终的继承人,“莫德,竟然发现你是他们两个人的后代——太出奇了,你一直在探寻的神话——而不是真相——竟然就是自己的源头。”真相就是源头,终点又回归到起点,在时间的重叠里,故事变成了真正的文本,莫德一直研究的”阈“,那个心理学上关于“因刺激而产生反应的临界值”轻易打开了一扇门,门槛被入侵,要塞被擅闯,而莫德只有自己留下的孤独守卫着,那个叠印的位置只留给罗兰,而当“冰冷的手碰到冰冷的手”,那个布列塔尼的信念最终实现了重叠。

文本之后,传奇之后,神话之后,以及占有之后,那些被颠覆、被毁灭,以及被重叠的东西似乎寻找到了自己的“腹语术”:“到了早上,整个世界充满了陌生的新气息。这种气息是事情过后的气息,是绿色的气息,是碾碎的树叶加上冒出的树脂的气息,是木头压碎加上叶汁喷洒出来的气息,是种酸涩的气息,和咬过的苹果气味具有某种关联。这种气息是死亡与毁灭的气息,闻起来新鲜又朝气蓬勃,充满希望。”其实这些气息就如艾什写给克里斯塔贝尔·兰蒙特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我一直都相信,这般沉浸在爱恋的情态,爱人的人与被爱的人这两种极为独特的表现下,将呈现出某种最最玄奥的自我隐匿的情况。”自我隐匿是文本,也是信件,是时间,也是真相,是释放,也是占有,那个口信即使永远也不存在了,但只要有那个重叠的部分存在,主体的解构就变成了重构,引用纳撒尼尔·霍桑在《七个尖角顶的宅第》序言里的那段话:“这个故事之所以符合浪漫传奇的定义,就在于它试图把消逝的彼时和正从我们身边飞逝的此时连接起来。”

北回归线

编号:C55·2130517·0995
作者:【美】亨利·米勒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3年04月第1版
定价:35.00元亚马逊21.00元
ISBN:9787544732178
页数:272页

“除了我们,这里没有别人,我们死了。”第一章就打开了一个和现实格格不入的世界,作家、艺术家们旅居巴黎,他们工作、交谈,他们宴饮、嫖妓,在这些夸张、变形的“垮掉派”生活里,有着穷困潦倒、杂乱无序和肮脏卑劣的生存方式。但亨利·米勒说:“我的书不是关于性的,而是关于自我拯救的。”自我拯救是不是人类最普遍的需求,是不是也是这部小说遭遇的写照。由于存在着露骨的性描写,英语国家长期拒绝发表他的作品,1944年盟军来到巴黎后发现了米勒的作品,遂争相传阅,并偷偷带回英美等国,米勒顿时成为美国最富盛名的“地下”作家。直到20世纪60年代经过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诉讼,米勒作品终于在美国得以解禁。米勒因写作风格形成了一种对传统观念的勇猛挑战与反叛,给欧洲文学先锋派带来了巨大的震动。


《北回归线》:“上帝”这个词必须变成肉

我已完全丧失时间和空间幻觉,与此此同时世界沿着一条没有轴的子午线在上演它的戏。

上帝不是一个词,是人类朝思暮想的奇迹,是活着吃人生番的状态,可是仅有一副臭皮囊,仅有包裹骨头的那几块肉有什么用?生活完结的时候,找到的上帝就成为了一个骨架,一个剔去了信仰、尊严和艺术的骨架,“他们自己已被剔去所有的肉”,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动物园,活着和死去,以及禁锢和自由,都变成了灵魂有关的讽刺,最后在降临的新的世界里,即使真的找到了上帝,也没有了自己。骨架或者肉,都只是一个词语,而在词语的牢笼里,“我这就出发,去喂肥自己。”

出发是一个端点开始的行动,是“为了重新长上肉,他必须再活一遭”,但是哪里是起点,哪里是没有肉的骨架的新生?亨利·米勒,或者“我”,探求的或者不是纯灵魂的渴求,也不是宗教的救赎,而只是在一种梦境般的流落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我不是上帝,我却想成为自己的上帝,而那可怜的肉,不是为了活着,是为了解构灵魂,那是女人热乎乎的窟窿眼,是丰腴的大腿,是胯下的六英寸长的骨头,就像我对塔尼亚说的那句话:“我要抚平你那充满精液的眼儿里的每一条皱纹。我要先叫你肚子疼、子宫翻个儿,再把你送到你的西尔维斯特那儿去。”那世界里,不再是艺术,不再是信仰,而是充满着情欲的追寻和放逐,像一场正在上演的人生之戏。

丧失了时间和空间的幻觉,也就把出发变成了的起点变成了“一条没有轴的子午线”。时间是1928年,空间是巴黎?“1928年在巴黎,我仍记忆犹新的只有一夜,那就是乘船启程去美国前的那一夜。”这是现实里可以关照的参照系,1928年的巴黎,是离开,启程去往美国,但是目的地在纽约,在回家的那一端?一夜,含着太多的幻觉,就像当初到来时一样,只是出发“去喂肥自己”,但是只有到那个被发现的动物园的时候,才知道巴黎只是另一个词语,一个“充满自然的愤怒、激情、行动、戏剧、梦幻、疯狂的世界,一个孕育欣喜而不是干放屁的世界。”

如果倒回去,是一年前的幻觉:“多么美妙的一天,多么美的国家!多么好的人民!”春天的巴黎,是春天的欲望,“最卑微的生灵也一定会觉得自己正待在天堂里。”就像菲尔莫尔说的那样:“起初法国显得很美妙,因为你有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过一段时间它就会叫你生厌,其实它骨子里全死啦,没有感情,没有同情心,没有友谊。他们自私到极点,是世界上最最自私的民族!”为什么一种幻觉会击败另一种幻觉,那是是离开美国离开纽约,因为纽约的词语是冷酷、灿烂、邪恶,以及无足轻重:“纽约!那些白色的监狱,挤满蛆的人行道,排队等候发救济食品的人们,修筑得像宫殿一般的下流去处,那儿充斥着犹太人、麻风病人、杀人犯,而游手好闲的人最多。到处是千篇一律的面孔、街道、大腿、房屋、摩天大楼、饮食、海报、工作、罪行、爱情……整个城市建筑在一个空空如也的坑上,没有意义,完全没有意义。”监狱、人行道、救济的人,以及各种罪恶集于一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纽约是现实的,是活着的,是骨架,它逼迫你选择出发,选择逃避,但是当纽约变成背后的东西,甚至变成自己的一个背景时,那扑面而来的巴黎就像是一个春天,一个天堂。但是在这里谁能喂肥自己谁能找到有肉的上帝谁能获得灵魂的渴求?

还是肉,一堆的肉,充斥着情欲的肉,而那些“我”都变成了“情欲艺术家”,那里有天气预报专家鲍里斯,有生病的戏剧家西尔维斯特,有贵族派头的讨厌鬼卡尔,有曾经是沙皇禁卫军上尉的谢尔盖,有雕刻家兼画家克吕热,有爱尔兰画家马克·斯威夫特,还有“一年前,半年前,我还以为自己是艺术家”的“我”,他们组成了艺术家的群像,他们都是一个个渴望喂肥自己灵魂里的那个上帝的“我”,但是艺术何在?艺术只是呈现着淫荡的肉身,呈现着恶心的大便,呈现着至死都想要拿到的假牙,那些女人在巴黎成为舞台上引向我们寻找肉身的另一个上帝。她们是“一百万女人中的佼佼者”的劳娜:“她身上最突出的是窟窿眼儿和一个玻璃屁股,你可以坐在里面读中世纪史。”是“彻头彻尾的婊子”的热尔梅娜:“她的婊子心肠并没有多好,而是一副懒散、麻木不仁、软弱的心肠。”是“我要抚平你那充满精液的眼儿里的每一条皱纹”的塔尼亚。她们是上帝身体里长出一块肉,是艺术家在巴黎最后的欲望,范诺登说:“我对生活的全部要求不外乎几本书、几场梦和几个女人。”书、梦和女人组成了巴黎的人生,但是这里没有爱没有灵魂:“女人只是帮我做梦的,仅此而已。”女人也是幻觉,对于我来说,还有那个和戒指有关的莫娜:“同莫娜分别以后,戒指一直戴在我的小指上,它已完全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我从未想过要把它卖掉。”但是一起生活了三年,却从来没有买过结婚戒指,结婚戒指是契约,当它从手指上缺席,也就意味着灵魂上的爱变成了虚无,我只是和那个阔婊子通信,用一种看似纯洁和崇高的方式书写着某种艺术人生,但其实这些信件就像那戒指一样,是杂碎是讽喻是拼凑是片段:“这最后一封信是一个大杂烩,其中有旧小说的结尾,有报纸星期日增刊上摘抄下来的片言只字,有根据写给劳娜和塔尼亚的旧信重新编排过的内容,还有从拉伯雷和佩特罗尼乌斯作品中胡乱音译过来的片断。”

爱情在哪里?灵魂在哪里?范诺登式的质问渗透着艺术的堕落:“为什么所有的婊子都要大谈特谈爱情?你能告诉我吗?显然,她们觉得好好干一次还不够……她们还想要你的灵魂……”而作为回答,他用自己的孤独和恐惧连接着此岸和边,连接着现实与梦幻,连接着时间和空间:“趴在一个女人身上,同她交合在一起时他仍旧逃不出为自己筑成的炼狱。”自己成为自己的牢笼,自己成为自己死去的上帝,所以,我会因为两百法郎而丢掉工作,为了生计,给犹太数学家和聋哑心理学家写论文,为批货商人写用以发表的文章,为别人拍一套巴黎下流场所的照片,当然也可以去为来巴黎的艺术家拉皮条,在女人和梦幻,艺术和情欲之间搭建桥梁,而我到公立学校上课,本是来为了传播法美两国友好福音,但是开门见山讲的却是大象怎样做爱,而这种被披上“爱情生理学”的课程无非是为了更彻底在幻觉中回归到欲望,“他们指望我讲什么?讲《草叶集》?讲关税壁垒?讲《独立宣言》?或是讲近来流氓团伙之间的一次火并?”是的,曾经不可避免谈到的惠特曼,只是一个孤零零的影子,“惠特曼是灵与肉的诗人,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诗人。”而在巴黎,他是一个死去的符号,和艺术无关,和灵魂无关。

“这就出发”的巴黎写满了肉欲,写满了背叛,写满了拼凑,“巴黎像一个婊子,在远处看她非常迷人,叫你迫不及待地想把她搂怀里。可是五分钟后你便觉得空虚,你厌恶自己,觉得受骗了。”上帝的肉是女人的一颗门牙、一只眼睛或一条腿,一旦失去,就可以马上去当婊子。而对于时间和空间的幻觉,就在那没有轴线的子午线上演出:“我们这样的人来到巴黎不是偶然事件。巴黎只是一个人工舞台,一个可以使观察者看一眼戏剧冲突各阶段的旋转舞台。这些戏都不是在巴黎开场的,它们在别处上演。”不是在巴黎开场,是在别处上演,“在别处”是因为找到自己找不到上帝,纽约或者巴黎,到底有什么区别,它们只是离开和到达,或者到达和离开,当乔几乎是逃着离开法国的时候,1928年的那个夜又回来了,两个城市,此处和彼处,只不过是菲尔莫尔挂在墙上的那张地图,“我们常常用整个晚上探讨巴黎和纽约这两个城市的共同优点”,而结局是再也找不到真正的自己,那个真正的“我”:“我已不再是美国人,纽约人,更不是欧洲人或巴黎人。我不忠于什么人,没有责任,没有仇恨,没有忧虑,没有偏见,没有激情。我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什么,我是中立的。”

没有自己,没有我,是不是一种物性的回归?佩克奥弗的假牙和纳南塔蒂的大便,是文明之外的污秽,是真实之外的虚假,和那些游荡在街上的婊子一样,已经没有了灵魂的力量,没有了朝思暮想的奇迹:“于是我想到,假如这个人类永远朝思暮想的奇迹原来什么也不是,只是这位甘地的忠实弟子在坐浴盆里拉的两截粗粗的大便,那将是怎样的一个奇迹啊。”而巴黎或者纽约,政府、法律、道德、准则、理想、思想、图腾和禁忌等词语也是挂在墙上,写在拼凑的信件里,没有丝毫的敬重,甚至它们已经被“缝”或“穴”的谜一般的东西贴上了淫秽的标签。上层建筑是一个谎言,艺术和信仰何尝不是更大的谎言,巨大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恐怖已经包围了我们,并且在解构着我们。诗人、画家、雕塑家,统统都在虚假的舞台上,统统都在没有轴线的子午线上,那看见的现实就是马蒂斯那副后现代的画:“世界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昆虫学家的梦。地球已偏离自己的轨道,地轴已错位。鹅毛大雪从北方飘下,新的冰河时代正在来临。横向的缝口正在合拢。仍处于胎儿阶段的世界在美国中西部谷物带濒临死亡,成为死去的乳状突起。三角洲突然消失,河床平滑如镜。”

如末日一般的艺术世界里,没有大海没有惠特曼没有春天,只有“更多的动乱、战争和大毁灭”,只有“男男女女大腿间都装有发电机的世界”,在法国这样一个陌生的国度里,生与死也已经被划分为两部分,在子午线上行走的时候,在前面等待你的将是何种难以预测的景观,是带电的肉体,是民主的灵魂,也是洪水浪潮。被淹没的世界里,所有人都只是一个过客,一个名叫乔的人:“我叫他乔,因为他叫我乔。卡尔同我们在一起时也是乔。”每个人都是乔,每个人都不是自己,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巴黎丢掉“我”。所以,第一句便如此写道:“如今我住在博尔盖塞别墅。这里找不到一点儿灰尘,也没有一件东西摆得位置不对。除了我们,这里没有别人,我们死了。”

我们死了,是因为我们不再是有个体的自己,不是都有上帝的自己,“快要死掉的不仅仅是我,是整个世界,它要蜕去时间这层皮。”整个世界坍塌的时候,群像里的每个人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我和鲍里斯讨论的那本书叫《最后一本书》,是世界最后的形式,而“它将以不署名的方式写出”,没有名字,也就没有那背后的我,和我们,“《最后一本书》将成为一本新《圣经》,所有有话要讲的人都可以在这儿讲,无须署名。”去除了名字,去除了上帝,而等待我们的命运只有一个:毫无意义的死,而这种死就是消灭自我的“自杀”:“时光之癌症正在吞噬我们,我们的英雄或者已经自杀,或者正在自杀。如此说来,这个英雄不是时间,却是永恒。我们必须步调一致、前仆后继地朝死亡的牢狱奔去。没法逃脱。天气也不会变化。”

时光之癌症,是“北回归线”,时间的子午线上只有成为一个骨架的上帝在舞蹈,而灵魂只剩下无休止的亵渎,只剩下啐在艺术脸上的一口唾沫,也只剩下“朝上帝、人类、命运、时间、爱情、美等一切事物的裤裆里踹上的一脚”,没有奇迹,没有艺术,没有信仰,没有自我,“在时间的子午线上毫无正义可言,只有创造真实和戏剧幻觉的行动诗篇。”过一天算一天,在没有昨天也没有明天的时间里,在不是纽约也不是巴黎的空间里,“喂肥自己”:

如果有幸买得起,你还可以替自己买一副特轻人造假肢,最好是铝的,它不妨碍你喝开胃酒,上动物园看动物或是与时刻准备扑向一块新鲜的臭肉而沿着林荫道飞来飞去的兀鹰嬉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