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火归一

编号:C63·2120516·0888
作者:[阿]胡里奥·科塔萨尔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09年6月
定价:22.00元 亚马逊15.40元
ISBN:9787020069323
页数:204页

再次引用才发现,《南方高速公路》变成了《南方高速》,作为一部小说的翻译标题,里面有着变化着的文本需求,但是堵车还在,流言还在,范晔在《八十世界环游一天》的译后记里说:“《南方高速》通过堵车这一现代社会司空见惯的现象呈现出另一种“非常态”的现实,——或许比“正常”秩序中的现实更值得留恋和向往;”“非常态”的现实是一个隐喻,而“正常”的秩序则是阅读中的经验主义。八个短篇所构成的“非常态”现实也是科塔萨尔在营造的充满爵士乐、先锋派绘画、拳击和黑色电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类感觉与意识的质地被不断复制,深入其中你只能感受到时空交错,如梦似幻的不真实感觉,但这种不真实却让你不想回到“秩序”的现实,此大概就是科塔萨尔真正的魅力。《西语美洲文学史》的作者奥维耶多说:“每当想起科塔萨尔的名字,人们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词是:‘fascinante(迷人的)’”。


《万火归一》:藉着他自己的死亡杀死了我

一切都是象征,我估计。——《给约翰·豪威尔的指令》

观众之一,你和我,或者,没有角色分配的第三个人,总之是在瑞斯之外的,也在约翰·豪威尔之外,也不是替代了他的座位,但可以明白地指出一出戏剧里面的修辞手段,“你已经看见游戏是怎么进行的了”,如果作为一个道具,进入了游戏里,那么戏里戏外,不管是在台上还是在台下,都已经逃脱不了了,荒谬是最合理的存在,“可一场戏剧恰恰是与荒谬的一次合谋,是它奢侈的活力操演。”荒谬穿过街道,穿过火车,穿过田野,穿过奥德乌奇剧院,穿过那个叫瑞斯的人——起先他是个观众,后来他变成了荒谬的象征,“好戏从现在开始。”

不是,这里根本不是巴黎,不是科塔萨尔第二故乡的巴黎,不是《万火归一》在古罗马帝国之外的现代巴黎,或者也不是在星期天专从高速公路为回去的那个巴黎,是伦敦,是秋日周末的奥德乌奇剧院,这是不是一次”他乡“的荒谬经历,故意的,就像科塔萨尔带领着那些观众,从另一个角度看一出象征戏剧,那时豪威尔“现在上场”了,在幕间休息时,荒谬的现实上演了,瑞斯已经不是观众,已经从自己的座位上起身了,他听到爱娃说:“这个秋天的下午特别长。”比星期天下午从南方高速公路赶回巴黎的时间更长,也更愚蠢。那出戏里有什么?一切都是象征,当爱娃说:“别让他们杀我。”这是起点,当爱娃说:“你要陪我到最后。”这是落幕,总之是一个祈使句,而所有的象征可能是沿着这条路前进的:“让木偶按预定的内容回答,戏就可以往下演。”所以对话里面暗示着的答案永远是荒谬的,永远是在真实的瑞斯之外的。一个被拖进象征主义漩涡的人,在伦敦,他就只好保护自己,彻底打碎那种荒谬,于是,“瑞斯镇定自若地继续着他的叛逆一步步颠覆着预先的指令,以一种激烈而荒唐的表演与技艺高超的演员们对抗。”爱娃还是被杀了,也并没有人会陪她到最后,最后必须是远离象征,“回到自己的座位”,那个豪威尔脱下了面具,逃走的瑞斯发现了另一个世界,在相反的方向里,在远离奥德乌奇剧院路上,“在街灯的光芒中他看见一个寻常的名字:罗丝巷。河在那里,有座桥。总会有桥可过,有街可走。”

荒谬而来,从荒谬而抽身,瑞斯的戏剧人生也只是一个秋天的下午,或者周末而已,“特别长”是因为象征而无法逃走,就像在高速公路上遇到堵车危险的那些人,对于他们来说,更荒谬的是被拉长的时间,不再是那个星期天的下午,甚至已经不是那个巴黎了,南方高速公路被封闭在一个荒谬的空间里,王妃牌汽车的姑娘、标志404的工程师、双马力的两位修女、凯乐威的自杀男子,以及其他有关堵车的所有人,都被一种巴黎的外省世界所包围,无法逃脱,当然,也不是演戏,不是可以重回自己的作为,可以向相反的方向而去,在这个只有唯一方向、唯一目的,以及唯一时间的地方,开始流传许多现实之外的“说法”,比如对某一车祸的猜测,比如对于陌生人的最后融合,或比如对于生老病死等自然现象的反抗,都是从自身出发,消灭一种陌生,人和人之间,或者场景。都因为陌生而呈现出“非常态”,呈现出时间的象征意义:“已经没有人去计算今天或者这几天共前进了多远;王妃上的姑娘估计在八十到二百米之间;工程师没那么乐观,但他很乐意拖长和女邻居一起演算的时间。”而当最后堵车消失,巴黎又成为一个目标而清晰起来的时候,象征也就最后变成了愚蠢的行动:“为什么要在夜间公路上置身于陌生的车辆之中,彼此间一无所知,所有人都直直地目视前方,惟有前方。”

前方到底在哪里?是真的巴黎,还是其他?其实,在堵车的那个自足空间里,他们的陌生恰好重新扮演了新的自己,而一旦有了明确的方向,自己反而找不到了,只有为了方向而进行的方向,所以,在现实之外,找寻自我变成了一种温馨的努力,相反,则是愚蠢的演戏。被驱逐的自己,对位于谁?是那个豪威尔?还是《会合》里的切·格瓦拉?和谁会合在故乡,或者那种“名至实归的真实”如何达到?路易斯死了,还是没有死?所谓“会合”也就在某种赴死的努力中摆脱旧有的秩序,包括革命,包括灾难,就是要在真实的死亡中重新定义:“我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把一场笨拙的战斗转化为秩序,赋予其意义,使之名正言顺,最终引向胜利。”秩序的重建是一场“笨拙的战斗”衍伸的意义,就像抛弃秋日的荒谬一样,而在《病人的健康》里,则成为附属在“假冒的信”里一次虚构,阿莱杭德罗母亲去世最后变成了比现实更真实却也更荒谬的的一种存在,而在《正午的岛屿》里则完全变成了一种臆想,那个岛屿可能是霍罗斯,也可能是希罗斯,或者是希腊岛屿,但总归是“舷窗的蓝色椭圆形里浮现出来”的一种幻觉而已,寻找孤岛无非是给自己一个被他人理解的定位,但是现实并不是仅仅发现一个岛屿,很可能那里什么也没有,甚至没有自己,而当坠机时看到那具尸体,也就变成了自己的某一个影子,“在这种无用的重复观看中一切都被扭曲;也许,真实的只有那重复的欲望”,而当欲望变成虚幻的东西,那憧憬,那希望,甚至那种救赎也只是“渔夫们难得抬起头来仰望另一样从他们头上飞过的虚幻”,而在现实世界里,一切的象征最后都变成了对自我世界的嘲讽:“那具睁着眼睛的尸体是他们与大海之间唯一的新鲜事物。”

用尸体还原一个真实的世界和真实的自我,死亡的意义凸显在非时空的虚构中,死亡只不过是某种对应,生对应于死,现在对应于过去,我对应于他,而在科塔萨尔看来,其实对应也完全是一种阻碍,是人工的痕迹,那种身份的转变或者是有意的演戏,或者是非现实的秩序,而真正的还原是不露痕迹的,或者是无缝的,在《克拉小姐》里,母亲的口吻、宝宝的口吻、护士的口吻等合二为一,没有对接的痕迹,如蒙太奇的转换一样,自然而然,也就消灭了个体从一而终的属性,给世界一个重新的定义。在《万火归一》里,古罗马的角斗场又转移到了现代的巴黎,爱情或者欲望,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景里,却相似地发生着,或者就是同一事件的不同面貌而已,不管是总督和妻子,里卡斯夫妇还是罗兰·雷诺阿、让娜和索妮亚之间的情爱,都隔着某种时空,而所谓“万火归一”就是寻找一条通道,而这条通道最具体的呈现,便是那些“有更深的意义”的数字,四百一十六、三十二、一百四十五……这些无序的数字是为了建立“一个秩序井然的蚂蚁王国”,所以“在一片更临近也更厚重的沉寂下继续着详尽的计数”,计数是为了秩序,那些隔着时空的争斗和死亡总在在破坏着这些秩序,所以当最后以一场大火而告终,实际上就是找到了最后归宿的秩序,角斗场在燃烧,而那场跨越时空的大火也“试图从梦中吞噬她的燃烧的怀抱”,巴黎成为一个象征的词,一个重建着秩序的词,一个不断重复、解构和合一的词。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跨越都会以一种极致的方式抵达,“万火归一”的“一”本身就隐含着自我体系的建立,而要真正从事物的背面发现存在的秩序,就必须设置那种陷阱,让表面存在的东西跳入到现实的虚空里,“这一双眼眸不属于你,你从何处得来?”眼眸的背后是什么,是一个谜,是六个连续的×,《××××××》的文本所呈现的就是一个自足的系统,不管是第四歌第五节,还是第六歌第一节,都是一个在眼前消失的世界,是“另一片天空”,故意隐去的引言就像那个锁喉的杀手洛朗一样神秘,其实看起来神秘实际上可以不费力气查询到真实的资料,比如这是法国作家洛特雷阿蒙的《马尔罗之歌》的句子,他隐去了,那么那个他会在哪里出现?
在古埃姆斯通道?还是维维安拱廊街?是我的过去记忆里还是现在的生活里?或者,我就是那个洛朗,一个存在于虚无的个体:“我在那个世界的幸福不过是一支欺骗的序曲,一个花朵的陷阱,仿佛那些石膏雕像中的一位递给我一个虚假的花环,只是为了一步步陷入洛朗的噩梦”,我的女友伊尔玛还在,但是若西亚娜,以及若西亚娜们呢?《另一片天空》被认为是科塔萨尔怀想故乡的一次实验,那个隐秘在更深处的“南美佬“就是一种自我的映射,是眼眸的背后的那一个故乡和记忆,而在他第二故乡巴黎的生活中,南美其实是一个无法抵达的地理概念和精神世界,甚至早已在那里死亡,所以他说:

有段日子我总会想起“南美佬”,在乏味的反复思忖中我编造出一个慰藉,似乎是他为我们杀死了洛朗,也藉着他自己的死亡杀死了我。

这是“彼此呼应的死亡”,南美佬和洛朗,以及我,或者《××××××》的文本作者、法国作家洛特雷阿蒙,都在复调的世界里,以另一种方式告诉存在的最后去向,“‘南美佬’和洛朗,一个死在他旅馆的房间里,一个消失在虚无中,被马赛人保罗所取代。”同一个死亡,意味着他们的身份最后趋向同一个符号,而在街区的记忆里一去不返,也就剩下那六个连续的×所构筑的隐秘文本。其实,消失或者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遗忘,包括“南美佬”填补了某种无聊的聊天空隙,也比死在旅馆房间里更能引起关注,而最后“我长久的失踪”似乎只为还原一个真实的自我。

当死亡不再“是密林沼泽中一颗偶然的子弹”,那么最后对自我的寻找一定是精心的策划,是“万火归一”的归宿,从南方高速公路已经回不去巴黎了,那里是伦敦奥德乌奇剧院,是古罗马角斗场,是希腊孤岛,是一九二八年前后藏宝的洞窟,在异化的时间和陌生的空间里,象征统治着一切:“那天夜里他梦见一尾鱼,梦见一条凄凉的道路穿过断折的柱群。”

谋杀

编号:C28·2120516·0887
作者:余地 著
出版:新世界出版社
版本:2011年9月
定价:38.00元 亚马逊25.90元
ISBN:9787510420443
页数:438页

侦探?案情?死亡?我越来越觉得小说文本正在切入现实的身体,甚至生命。《余地小说全集》的标题注解就已经宣告文本后面的作者生命的一次终结,《谋杀》所以也是余地遗留档案中的先锋试验小说的整理。我不知道所谓谋杀,是不是指向死亡这个终极意义,作为“小说前沿文库”之一种,在小说中余地的探索一直在延伸,“他让小说中的主人公获得完全的独立意识而手刃作者的这种写作意识是‘作者之死’的灵活运用。”在书的介绍中说,“余地小说对密度的要求带来的直接效果是使阅读保持了‘间歇’和“滞涩’,天然的休止符,阅读余地小说有篇幅无形中被拉长的感觉,最终使作品饱满起来。”而当作者的书写和生命消逝,那么留给文本的是不是被拉长的谋杀过程,在《2001:十四行》的诗中,他写道:“从哪里开始,最后在什么地方结束?我不知道/上一步和下一步之间,所有的十字路口如此相似/这是肯定的:从我的脸庞中间穿过的,永远是同一面镜子”。


《谋杀》:作为死循环的“纪实和虚构”

你可以说有两个罗列,一个写小说,一个被谋杀;也可以说有两个张力,一个在大师的小说里,一个从小说里跳出来杀死了大师。——《谋杀》

其实,也是两个余地,或者更多:一个写小说和诗歌,一个被谋杀;一个在自己的小说里,一个从小说里跳出来杀死了自己。在这个“纪实与虚构”的游戏中,余地完全从一个陌生的个体变成了一种隐喻,在小说的里面,和外面,一起完成了一个循环,就像《谋杀》一样,是“在不断确定意义的同时进行消解”。但是,对于余地来说,意义的消解不是一个可以证明的过程,当身体成为被消解的对象的时候,或者说完成了“献身的激情”之后,他实际上是进入了一个永远无法返回的“死循环”,这个死循环就是余地最后用身体完成消解的小说,那部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10月3日23点左右,在家以菜刀割喉自杀身亡;几天后,骨灰回葬湖北宜都。”

一句话,隔着一个分号,不是将生与死分割开来,而是存在的身体和消灭的身体的区别,割喉自杀,至少还是呈现着身体的最后形态,是没有完全消解的肉体,它和鲜血、黑夜组合在一起,但是当时间走向“几天后”,那么身体完全变成了一抔需要标注的骨灰,再无那具体可触摸的特点,而“回葬”故里的仪式变成了余地真正“献身的激情”,像雪一样,覆盖在大地之上。

在苦难和极致的意象中,余地解脱于可以死亡的生物属性,而具有了一种象征意义。如果客观而冷静看待“纪实”的故事,那个叫余地的人所具有的就是对于身体的某种拥有,或者呈现在《余地昆明时期年谱初编》的时间轴线上,从377页至438页的年谱,占了这本命名为《谋杀》的余地小说全集的1/4强,这份由白宗彝于2010年11月-12月9日编撰、包含由张翔武提供详细全部遗作的年谱,介绍了余地从2000年之后的昆明八年的主要创作,虽然详细,但有时候显得冗长、繁琐,这可能更多是编撰者对于余地之死的缅怀,而如果从陌生阅读者的角度出发,进入余地世界的入口就可能是这样的:余地,本命余新进,1977年出生于湖北宜都,2007年自杀身亡。

在这个一般意义的生卒简历中,余地完全具有了“纪实”的特性,在《余地昆明时期年谱初编》我们还可以读到完全具备自传性质的余地日记,比如2005年的日记里,记叙了报社同事、诗歌沙龙、同居女友和肺结核同事的一些片段,在2007年2月的日记里,他与女友马晶回湖北老家过春节,并举办婚礼;而在2007年9月3日的新浪博客里,余地发表了最后一篇博客:《可爱的平平安安》,在这篇博客里,余地不仅贴出了两张孩子的照片,还这样写道:

给安安

你的牙齿在生长,你的微笑也在生长,你的手——
世界和你一起长大,像你手指头上的螺纹,向外旋转。
生命,让你快乐,让你向未来伸出手。

给平平

对,藐视他们,在心里微笑。
把他们逗得大笑,然后抬起腿,狠狠一脚。
你是一个调皮的孩子,还不明白,那些心。

博客里充满着对于孩子的关爱和期望,而这最后的感情完全可以作为余地作为一个活着的人的最生动注解,也为一个月后的割喉自杀增添了悲恸和悲痛,但是这样在博客里记叙生活,是不是一种最真实的纪实生活呢?或者说,余新进、博客、孩子等元素组成的叙事框架里,是不是可以窥见一个曾经真实生活过的余地?如果这些还不够,那么继续,在2007年10月9日的《长江商报》上,刊登了题为《湖北籍诗人余地在昆明家中自杀身亡》的消息,这篇标有“本报记者 沈右荣 胡怀军 孙明 实习生 李小颖 《云南信息报》记者 江枫”等作者字样的新闻详细报道了余地自杀的经过,还配发了一张照片,其中写道:“据其生前朋友介绍,余地养有一对不满3个月的双胞胎儿子,其妻身患重症。”。趁妻子洗澡间隙自杀、朋友对其自杀早有预感、骨灰已带回宜都安葬等细节的披露使我相信,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余地,一个经历了结婚、生子、写作等过程的人,而他的死亡也完全在生物意义上,只不过用痛苦而极致的方式而已。

真实的余地,或者余新进?

但是,还原一个真实余地到底有什么意义?解开余地自杀之谜似乎并不是这篇新闻报道的目的,而新闻报道上的余地自杀行为却在《余地昆明时期年谱初编》上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其中写到:“据他身边的朋友说这是余地虚构出来的双胞胎‘儿子’,当“余地之死,至今没有答案”成为一种表达方式时,所有已经建构的真实余地便被解构了:“他的双胞胎儿子是他杜撰出来的。他的妻子是假的因为他没有真正的结过婚”。在这样的谜案之前,曾经以为的真实余地慢慢模糊起来,或者这可能就是一个误读的陷阱,一个用自杀虚构的故事。这种充满游戏精神的解构终于让余地彻底从1977年出生的余新进变成了将死亡作为身体一种表现形式的余地,在2000年12月的《在平安夜为一个人守灵》中,余地写道:“就在这个夜晚,他已经悄悄地离开/却没有打扰别人,我知道/他一定有自己的理由。”2002年1月的《那一夜的江湖》里,余地直接预言了五年后的自杀:“如果我有一双手,我一定要自杀。”

真实的余地变成了文本的余地,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一直在追求的,用身体来描述和记述死亡,是余地最大的实践,这种实践正如在小说《谋杀》中说的:”不是我进入了小说,而是小说进入了我。”余地的文本完全可以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以小说的意义来消解现实消解身体,“我认为,写作是一次谋杀。”所以余地实际上是他写作的一个人物,或者说他的自杀是自己早就虚构好的一部小说,套用特朗斯特罗默的诗歌“为了游到岸上/和自己的影子结合”,余地则说:“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想要做的是与我自己的结合。我认为,小说只是我生活中的一个影子。”所以,在《谋杀》中,不管是张力还是罗列,都在一个建立好的文本里,而那些文本则是跟随者他们的出走而无限延伸,“在《谋杀》中,实际上是在完成一种循环:在不断确定意义的同时进行消解。”余地的最后目的一定是消解,建立文本是为了消灭文本,生是为了死,所以任何意义上的写作都是为了消解意义,而在身体上,余地用最直接的方式完成了一次创作。就像小说中的张力:“他突破了小说与现实的界限,甚至超越上帝与作者。”

超越上帝与作者,对于余地来说,就是“不断确定意义的同时进行消解”,那么这种循环是小说文本对身体的消解,还是用身体消解小说的意义?对于余地来说,对于无法返回的死亡一直情有独钟,在他的小说里处处弥漫着死亡意识,而这种死亡意识又是以消灭身体为前提,比如《堤岸》中的病中少女被强奸,这是身体戕害的开始,当然直接导致了少女最后的自杀;而在《蝴蝶之死》里,罗忆贞在五岁那年的春天,“她目睹了大批的蝴蝶一起自杀”。这个意象挥之不去,也成为她面对“一个清晰的词语:通奸”的世界时,最直接的反应就自焚、割脉、跳崖等形式的自杀,爱情或者婚姻的解构是以身体的解构为前提的,所以在罗忆贞获得国际大奖的时候,她却在一次野外考察中不幸身亡。对于身体的意义,从最初的生物属性到象征和隐喻,一步步瓦解,在这个瓦解的过程中,身体残缺不全,《伤疤》里,车祸留下了伤疤成为身体的一个部分,却变成了“残酷的事实”:“我再也不能赤身裸体地站在镜子前面欣赏自己的身体,洗澡也将成为一种折磨,我变了,变得如此丑陋。”身体变得丑陋只是解构的第一步,而余地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把作者杀死,完成一次谋杀的写作。毁坏的自画像、失踪的京洛士人,以及《猫科动物》里那个尚未成型的胎儿,都像“突然熄灭的蜡烛”,陷入没有尽头的黑暗中。

但是,余地的死亡意识是不是只是对死亡的迷恋,或只是对无法返回的消解过程的实验欲望?对纳博科夫以及文本情有独钟的余地来说,他发现了一个关于时间的寓言,“时间是隐喻文化的流状媒体”,在余地看来,纳博科夫所塑造的《洛丽塔》就是在实践着他关于时间的命题,老男人对少女的诱奸,从故事的外壳来说,这就是一个非正常时间在身体里的欲望投影,“命运,让他失去时间。时间,让他没有永恒。爱,让他得到虚无。”那么纳博科夫以及他的文本里有着比记忆更为永恒的时间,而这样的时间并不能轻易抵达,当记忆像肉体一样消失,那么时间一定会留下来。这个时间的命题,实际上是对于永恒的追求,或者说,在余地的内心深处,挣扎着一种身体之外的永恒,这种永恒或者来自于爱,或者来自于未来,而永恒到底存不存在?对于余地来说,人无法逃脱时间的桎梏,不管是京洛士人,还是蝴蝶之死,都无法抵达永恒,或者说,在对永恒的追求,到最后必将是一种没有意义的付出,就像《在虚构的现实之上》的门代表着未知的事物,但是只有在墙的存在才赋予意义,也就是说,所谓的永恒,包括永恒的爱,永恒的生命,以及永恒的文本都是一个伪命题,一个死循环,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现在只是过去的顶端,未来则不存在。”余地相信纳博科夫这个对于时间的寓言虚构了一种意义,而要从伪命题和死循环中寻找出路,在余地看来,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杀死作者,从文本之中解脱出来。”

没有永恒的身体和文本,也没有永恒的爱和生命,未来是走向迷失的开始,余地在小说中不断解构那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比如老虎/猫、男/女、他/她,甚至《入夜之后的剪纸游戏》中的第一稿/二稿,正是有这种对立,才会有永恒性,而余地对于对立性的消解使永恒成为一种死亡,在《迷失》中他说:“我似乎已进入了一座神秘的迷宫,消失在现在的时间与过去的时间里,也消失在他和我的故事里面。”当雪融化,当极致的美最后消失,所有的象征和隐喻,所有可能的文本,也都成为“一个燃烧的神话”。

余地死在文本里了,作为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陌生人或者只印在这本“小说前沿文库”署名的作者,我情愿把余地当成是那个不愿走出小说、藏在小说深处的一个虚构人物:“二〇〇三年六月十一日,就在他生日的前三天,诗人、小说家余地从他在昆明的住所失踪。”

拍卖第四十九批

编号:C55·2120516·0886
作者:[美]托马斯·品钦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0年7月
定价:20.00元 亚马逊13.60元
ISBN:9787544708760
页数:145页

“它也是一部侦探小说吗?没错,只要你别忘记它所侦探的是藏于一切万有之中的那个秘密。”《时代》周刊这样问,而在越来越多的“反侦探”或者“伪侦探”小说中,精神上的那个迷宫才是我们失踪的地方。奥迪帕·马斯在《拍卖第四十九批》也是如此,在调查皮尔斯遗产过程中,偶然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暗示有一个历经几个世纪秘密地与美国官方邮政部门竞争的通讯系统——特里斯特罗的线索,迷宫出现了,那里有托马斯·品钦故意设置的熵、多义性和不确定性,大量邮票里暗含着一个现实之外的世界?神秘人物的到来,似乎并不是寻找出口,反而在迷宫里越陷越深,所谓迷失,也只是在无序、空虚、没有确定性的现代社会中,人类的尴尬处境,但是对于托马斯·品钦来说,消失也是一种真正的现实,他早年的照片和档案以及私生活早就消失在公众面前。据说这是品钦已有的长篇小说中,最易读的一部小说。


《拍卖第四十九批》:词语帝国的秘密和流放

这些日子里无论她朝何处看,巧合是处处开花,她别无所有,只有一个声音一个词,即“特里斯特罗”,把它们集合在一起。
——《拍卖第四十九批·第五章》

日子是“厚厚一副纸牌那么多的日子”,开出来的当然就是一朵“无精打采的、邪恶的花”,这是不可磨灭的经历,对于奥迪帕来说,“曾经有花结装饰的金号角此时沉默寡言”就是一句铭文,鲜艳却已无任何被欣赏的可能,沉默里是有声音传来,你可以把它当成是历史的一个无声陈述,也可以是在浓雾中看到的那个世界,“特里斯特罗“,一旦命名,就必定是个要走下去的错误。

谁会在厚厚的日子里被词语所围困?这必定是一个隐喻,像伊维尔宝宝的歌一样,充满着童趣和快乐,也像妄想狂乐队的曲子,把世界推向一个毫无感觉的未来,但是对于走过来的那段记忆来说,隐喻是危险的,奥帕斯的故事开始了,来自于“一个夏日的下午”,来自于皮尔斯·英弗拉里蒂的一份遗嘱,那个加利福尼亚州房地产巨头死去了,在圣纳西索都是开出的花,那么奥迪帕,作为过去的情人,是不是会有那些财富的秘密,或者是一场爱情的过去?

奥迪帕,也是马斯太太,那个叫马桥乔的丈夫“是个匈牙利难民,糕点师,多嘴多舌者”,“脸皮很薄”是对于奥迪帕作为皮尔斯的情妇过去的赦免?醉得不能再醉,再下去必定是清醒,所以作为一个事件,或者“一个声音一个词”的起点,一定是被隐藏了,“太阳在康奈尔大学图书馆所在的斜坡后升起”,但是斜坡上的人却无一看见,“因为那斜坡朝向西方”。是的,没一个词语都可能朝向背面,朝向看不见的斜坡后面,夏天的下午便是虚构的,就像和皮尔斯的情妇史,一定带着某种错误而被看见。

遗嘱就在路上,而对于奥迪帕来说,就是一次对于现实的逃避。“她这么一个被囚禁的少女有充足的时间思考,很快便意识到他的塔,它的高度和结构,就像她的自我一样,只是偶然的:真正将她拘于此地的是那匿名的恶毒的魔法,它从外面毫无道理地侵袭她。”这就是理由,偶然的自我,所以看不见那些必然的东西,包括生命,包括爱情,包括作为少女的曾经,和囚禁的时间,所以她的背叛看起来就是接近真正的自我,她与律师罗斯曼调情,“与我一起私奔吧。”在内心完全变成了一种召唤,或者还有与遗嘱共同执行人梅茨格的“不贞行为”,仅仅是肉体的背叛?对于逃避的隐喻来说,“将是它逻辑上的起点”,却也是接近皮尔斯,接近遗嘱,接近那个逝去的秘密的开始,而“目的是终结她在塔里的与世隔绝的生活”,那么最后就变成了与“特里斯特罗”有关的一个挥之不去的邮件系统:

皮尔斯在那次通话之后的几个月里,电话线意义不明的宁静变换成被复活的回忆:对他的脸、身体、他给予她的东西、她偶尔装作没听见他说的事情的回忆。这回忆取代了他,把他置于被遗忘的边缘。

“被遗忘的边缘”并不是加利福尼亚州房地产巨头,也不是皮尔斯的住所和总部的圣纳西索,当然更不是太阳在斜坡后升起的康奈尔大学图书馆,遗忘的边缘是一次印刷错误,是一张邮票的赝品——甚至不仅仅是一个错误,而是刻意改变的秩序,是一张邮票里的秘密,看起来是“平常的马乔风格的信封”,脸皮很薄,没有不贞行为,所以在普通的航空邮票上,在“邮戳的左边有政府盖上的告示:发现任何淫秽邮件请向你的Potsmaster报告”,当postmaster变成potsmaster,餐具储藏室的伙计作为一种“印刷错误”而存在,实际上就如奥迪帕的自我一样,“只是偶然的”,淫秽邮件是一个指向,是一个声音一个词的帝国,赝品和印刷错误,情妇,那么“特里斯特罗”就真的来了,“上帝,真的有一个特里斯特罗,而她碰巧遇到了它。”不是假定的故事,不是假定的遗嘱,是唯一活着的词语,成为解开邮票,或者整个符号系统的的秘密。

皮尔斯死了?他是怎么死的?奥迪帕在想,“他是否就是那样被家中唯一的那尊雕像砸死的?”其实在确认死亡的漫长过程中,奥迪帕建立自己的词语世界,或者有关的一切把她推向了一个世界,陌生,有趣,充满邪恶和悲剧,从一张邮票开始,从一个符号开始。真相来自于哪里?在偶然的自我中,在醉得不能再醉的生活中,邮票揭开的真相往往意味着奥迪帕的逐渐消失,皮尔斯的集邮册里有许多未知的故事,是一个悲剧?还是一个复制的剧本?或者是邮差的一次见证和目击?“许多真相的揭示将来自于皮尔斯留下的集邮册,他常常以它取代她——数以千计的能洞见空间和时间的远景的彩色小窗口:有着无数大羚羊和瞪羚的热带大草原,驶向西方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大帆船,希特勒的头像,日落,黎巴嫩的雪松,虚构的寓言性面孔。”如果这是一切的开始,历史或者现实,也都没有值得探究的,邮票是很多“能洞见空间和时间的远景的彩色小窗口”,单不仅仅如此,皮尔斯把邮票作为自己世界的一种隐喻,拒绝来自于奥迪帕的那些肉体的诱惑,或者情人的命名:

那些那时候留下来只是作为她的前竞争对手,像她一样被死亡欺骗,将要被打散成一批批拍卖品走向不知多少个新主人的,缄默无言的邮票终究又能告诉她一些什么呢?

但其实作为竞争对手,真的是在消解一个阴谋,一个与情人有关的符号世界,奥迪帕发现了,一个“由一个圆圈、一个三角和一个梯形构成”的符号,WASTE的渠道?与性有关?或者只是如法洛皮恩正在做一本美国邮递秘史一样,是可以把“美国的内战与1845年前后开始的邮政改革运动联系起来”,但是这是开始,符号蜂拥而至,WASTE成为摆脱不了的隐喻,它在灰暗的金图章戒指上,在背部涂有胶水的邮票水印里,在街边上的那个邮筒里,无处不在,像“无精打采的、邪恶的花”,而对于奥迪帕来说,“已亲眼证实了一个WASTE的系统:看见过两个WASTE的信使,一个WASTE的邮筒,WASTE的邮票,WASTE的盖销票。”是什么强大的符号?关于一个驿车号角的使用标记?关于图尔恩和塔克西斯信使队的标记?是“从他杀死的一个人的手指上割下来的戒指”的暗语?而邮件系统,从诸多的符号中,其实奥迪帕和所有人一样,已经进入了那个一个声音一个词的“特里斯特罗”帝国,妄想狂乐队、反政府右翼分子,或者战争的目击者,都被卷进了这个符号帝国,W.A.S.T.E.就是“We Await Silent Tristero's Empire”,我们等待着沉默的特里斯特罗帝国,而那个帝国的深处,是一部复制的剧本,《信使的悲剧》,但是建立一个系统,必将是反系统的开始,那个剧本被复制,而那个“特里斯特罗”的词语不见了。或者仅仅一次,书里的那个故事就被拖向了“与1678年版比较”的那个注解,《信使的悲剧》在信上的封印是一个巨大的屠杀阴谋,“一个个杀死后丢入湖中,后来他们的骨头又被打捞了起来烧成炭,炭制成墨,墨被安杰洛颇具黑色幽默地用来书写他此后写给法焦的所有信件”,那么铅笔写的“与1678年版比较”也含着死亡的气息,而在范戈索环礁湖地区,1853年,也是一场战斗,“戴着面具、穿着神秘黑衣的掠夺者”制造了死亡,而事件的唯一见证者是一个骑马的邮差,但是“事后不久就死了”,仅存的线索便只有“一个遇难者在尘土上的‘十’字”。

信使之死是悲剧被埋葬的原因,那个“特里斯特罗”的词语帝国也并不只是一个符号,而是真实地出现在历史中,那么有多少人参与了特里斯特罗的秘密和它的流放?或许这就是一个最大的秘密,复制的剧本“在四开本、对开本和“白教堂”残本之外,还会有另一个版本吗?”而那首诗里说到:“我相信任何神圣的星群都无法保护/那曾与特里斯特罗有过幽会的人”,博茨说:“神圣的星群”指上帝的意志。那么很明显,“与特里斯特罗有过幽会的人”是一种对神的亵渎,难道也是对于奥迪帕情妇身份的惩罚?“梵蒂冈里有什么?”“一部色情版的《信使的悲剧》”如果“特里斯特罗”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他者”,那么对于奥迪帕来说,对于秘密的寻找就会陷入某种断裂,或者会是另一个出乎意料的结局。

信息的中断一定不是简单的离开,里面是“等待着沉默的特里斯特罗帝国”,在帝国内部,信息的循环超越了历史,超越了信使、遗嘱和剧本构筑的文本世界,而这个新的世界就是“熵”的世界,一种修辞,一种反馈,一种能量,也是一种寓言,一个麦克斯韦精灵:“这个精灵可以坐在箱子里以随机速度运动的气体分子群中,把运动快的分子与运动慢的分子区分开来。把足够多的快速运动的分子集合在一处,你就得到一个高温区。然后你可以利用箱子里这个高温区与其他低温区的温差来驱动热力发动机。”精灵开启了信息的交流,把他的数据传送给敏觉者,而后者必须以同样的方式反馈。这种循环而建立的“熵”其实正如“特里斯特罗”一样,是一个世界不断被阅读的结果,也是奥迪帕索要逃避的“匿名的恶毒的魔法”,在孤立封闭中,不可逆转的世界让一切归于“热寂”。

热寂“从外面毫无道理地侵袭她”,就像文本的作者,遭到了特里斯特罗部队的攻击,而当文本被复制而修改,奥迪帕确认,那封遗嘱,或者那个有关自己“被折磨的情妇”历史就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博茨与梅茨格、科恩、德里布莱特、科特克斯、在旧金山的那个文身的海员、她所看见的的W.A.S.T.E.的信使——他们都是皮尔斯·英弗拉里蒂得人?被收买的?或不要钱,仅为了取乐而忠于他所策划的一个宏大的恶作剧,这一切都旨在使他困窘难堪,遭到恐吓,或在道德上得到改进。”

有限的爱,或者肉体的不贞行为也都是一个阴谋的组成部分,甚至别针里的那个象征Inamorati Anonymous(无名情人)的IA标记,也都是“一种最糟糕的瘾”。一个词语帝国里的革命、自由、孤独、死亡,以及“权力、全知、无法平息的恶意、他们自以为是历史法则的种种特性、时代精神”,组成了一个世俗的特里斯特罗。一切符号意义消解了,圣纳西索和遗嘱消失了,而“皮尔斯·英弗拉里蒂确确实实死了”。当皮尔斯·英弗拉里蒂的邮票收藏品将作为第四十九批拍卖品出售时,那个神秘的竞买者将买走特里斯特罗的“伪造邮票”,但是神秘者是谁?会买走邮品吗?其实,当词语帝国被消解,当符号意义最后变成简单的书写,对于那个“特里斯特罗在最后审判日死去”这句双关语,也就成了一种修辞意义的“熵”:

奥迪帕在座位上往后一靠,等待那第四十九批拍卖品的叫卖。

物:六十年代纪事

编号:C38·2120516·0885
作者:[法]乔治·佩雷克 著
出版:新星出版社
版本:2010年2月
定价:20.00元 亚马逊13.60元
ISBN:9787802258228
页数:155页

乔治·佩雷克的“六十年代”是一个消费时代,而出版于1965年的这本小说或者也可以称为一种消费产物,当年的雷诺文学奖在小说文本的赞誉上试图摆脱物质主义的压力,所以这只是一场早期消费社会中对于“小资”生活品味的展示。而在“物的时代”,如何寻找幸福?佩雷克说:“今天要想做一个有福的人,就绝对得做一个现代人。”在这个消费社会里,现代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巨大的物质诱惑?逐渐失重的精神?在沉重中寻找幸福,在现代世界里这或许是一个悖论,“允诺并不等于现实”,佩雷克说出了一种幸福的可能,在无限满足欲望的过程中,物是一个巨大的旋涡。而在细致而又繁琐的社会学的描述中,佩雷克也用优雅、细腻、含蓄的小说语言,接纳和开拓了现代的叙事方式。小说第一句:“起初,目光将沿着一条又长、又高、又狭窄的走廊,在灰色的化纤地毡上向前滑动。”


《物》:他们瞥见了世界的富有

他们的生活不是什么征服,只是一场离别。——《物:六十年代纪事·第一部分》

离别首先是拥有?是七年的生活还是六年的探求?是巴黎的向往还是突尼斯的体验?在生活中,空间或者时间,改变了许多以为不曾改变的东西,而看起来像是征服物质和物欲,但实际上是被征服,是告别拥有,告别获得,甚至是告别存在的“他们”。

他们是谁?“他们会首先拆开刚收到的邮件,然后摊开报纸。”“他们点上这一天的第一支香烟。”“他们还会出门。”当然,“他们属于自己的时代,和环境血肉交融。”在无数个“他们“组成的生活中,一切开始变得繁琐而具体,而人称的复数就在那里,不曾改变不曾变化不曾转身,他们是他们,他们也不是他们,而他们到底是谁的疑问直到第16页才解开:”热罗姆二十四岁,西尔维二十二岁,两人都是社会心理调查员。“他们有了名字,他们有了年龄,他们有了职务,他们变成了真正的人称代词,两个人的复数,在日上生活中占据着一个位置。

起初他们就是逃离的,所谓离别,就是一种真正状态的背离,和现实有关,和理想有关,也和财富有关。“他们本来期望自己是富足的。他们相信自己懂得如何像富人一样生活。”这是本来的期望,在财富中开始的生活,甚至,财富于他们,就是一种自然的存在,不是掠夺不是抢占不是欺骗,当然也不是偷窃,财富就是身体的一部分,“对待财富,他们只会淡然如水,任其自然显示。”这就是他们的现实,唯一的现实,现实的规律在他们看来就是如此正常而自然,“这里的生活将是轻松、简单的。物质生活所要求的一切义务、一切问题都会自然而然地找到应对之道。”甚至在慢慢抵达幸福的彼岸。

但是,他们却是一种人生的复数形式,不具备个体的独特性,所为财富也只是一个梦境,甚至是一个陷阱,“他们拜倒在财富的符号面前,在学会热爱生活之前,他们首先爱上的是财富。”爱上是一个及物动词,但是,在他们的生活中,及物的是一个数字构成的真正“物”世界,他们的空间匮乏,让他们感到窒息的是“三十五平方米”的束缚,而所有的一切都以一种近乎魔幻而呆板的数字方式呈现,墙上的三幅画、三条色彩黯淡的地毯、起居室宽三米、三颗大头铜钉挂着丝织的拜垫、三层高脚漆柜、三面饰有镂空铜镶边的床头柜,以及抽屉里的一本三幕戏剧的本子和信封里的三张支票,如此等等,三的世界,也是一个复数的世界,也是充满着数字的物性,没有什么可以改变这种呆板、简单而又充满着压抑的生活,离别会自然而然发生在财富之后吗?

“起初,目光将沿着一条又长、又高、又狭窄的走廊,在灰色的化纤地毡上向前滑动。”第一句指明了生活中的慵懒,目光呆滞,向前只不过是一种习惯,和对“他们”的人称复数的称呼一样,物性社会成为摆脱不了的现实习惯,所谓最初对财富的理解,也变成了一种从心底涌出的渴望,以渴望代替自然而然的存在,代替淡然如水的态度,“对提早退休年龄、延长假期、保障免费午餐和实行一周三十小时工作制,他们都嗤之以鼻。他们要的是真正的富豪生活,渴望着克莱芒牌滑冰鞋、供两人单独享用的空旷海滩,周游世界的豪华之旅、高级大酒店。”所谓离别,就是和现实的离别,和理想的离别,和淡然如水的财富意识的离别,“他们一无所有,但他们瞥见了世界的富有。”这才是真正属于他们的生活和现实,世界的富有只是瞥见,便擦肩而过,便四处追寻,便是他者的巴黎。

巴黎,这个词对很多人来说是理想,是天堂,对他们来说却是逃离,而离开的另一面必须是抵达,突尼斯的斯法克斯,是一个彼岸,这或许只是一个“归隐田园的想法”而已,而对于他们来说,则是逃离没有财富的那种孤独,时间在“一九六二年九月”,他们“带着四个书箱和一张行军床,在马赛港登上了开往突尼斯的‘克吕伯列’号轮船。”终于出发了,是逃离物性的巴黎,所以带着的行李中你能看见精神的书籍和那张行军床,所谓理想和富足,是有别于巴黎的另一种形态,其实,也是瞥见,和当初对富有的眼光一样,只是一闪而过的亮光,照亮了一瞬间,却又被熄灭了。

在逃离而来的世界里,带着书箱,似乎生活也在一步步摆脱物的束缚,“西尔维仍旧上课,向她的学生提问,批改她们的作业。热罗姆依旧到市立图书馆去,随意阅读找到的书籍。”讲授和阅读,知识和智慧,似乎正在物的相反道路上前进,也没有了数字“三”的控制。但是这样的精神生活是不是另一种真正的富有?那里还有孤独、空寂和冷清,甚至重新被冷漠的物所包围:“这里没有活着的生灵:再那些永远紧闭的大门后面,只有空无一人的走廊、石砌的楼梯和不透光的庭院。”这是住着的孤独;“他们几乎每天都坐在同一张桌子前,点着一沉不变的菜单:金枪鱼冷盘、撒面包粉的肉片、烤肉、金黄的鳎鱼和水果。”这是他们吃着的单一;虽然他们还有“阅读成堆的报纸、看电影、在街上闲逛”等生活,但是在另一个逃离的地方,物被架空,也仍旧是一种新的束缚,“某种近似于宁静的悲剧的东西,悄然进入他们慢悠悠的生活。长久以来的梦想化为废墟和灰烬,他们就在这废墟里迷失了。”在废墟里,所拥有的就是“一种空无一物的生活”。

空无一物开对抗满世界的物,本身就是一个黑色幽默,而对于这样一种空无一物的废墟生活,已经在时间的侵蚀中变成“路程的终点”:“在那难以描述的求索里,他们什么也没有学到。”或者说,逃离本来就是新的陷阱,而最终的结果则是:另一次逃离。是重新回到原来的地方?是重新开始于自然而然的财富?还是重新进入被单调的数字控制的“物”生活?回到巴黎,“晚上十一点”是个特殊的时间段,像是一种寂静的回归,又或者是偷偷潜入那个物世界,而巴黎的生活,似乎开始真正发生改变,或者说真正距离财富更近了,在工作中,他们接受两份负责职位,他们前往一家广告调查所,他们将有体面的外表,“从广告巨头那里得到的酬金将为他们铺设一条通往财富的金桥”,所以巴黎生活让他们“住得好,吃穿得好”,甚至“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抱怨遗憾的”。谢斯特菲尔德牌沙发、宽敞空旷而又明亮的房子组成了财富生活,他们瞥见的富有成为了现实,在这个生活刚刚开始的起点,一切似乎以物质的富有代替了空间匮乏带来的逃离,但是对于年轻的他们来说,再一次逃离又有了新的方向:“他们将在九月初离开巴黎。他们就这样出发,将一切舍弃在身后。这将是一次逃离,没有什么能留住他们。”

还是逃离,从巴黎到突尼斯,又从突尼斯回到巴黎,那么这次对巴黎的逃离将会指向何方?往昔的日子作为背景,他们会想到青春,想到初次相遇,想到那棵院子里的树,还有聚会、朋友,回忆指向的是非物质的过往生活,那么在这样回忆中所奔赴的也应该是满含着青春、理想、友情的理想之地,而在最后的火车上,他们发现“侍者端上来的午餐却的的确确是平淡乏味的”。结尾只是结尾,却没有告诉你最后的结果,以及他们的下一站,如此戛然而止是不是在证明所有的出发都是没有终点的,或者说,终点就是新的起点,就是不停歇的奔波,走向另一种离别。

没有征服,也就没有最后的收获,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就永远不会有一个最后的定论,从物到物,无非是一个循环,一种重复,永远摆脱不了的奴役和离别,但是如此的物性奴役对于“他们”来说,是不是另一种幸福?作者乔治·佩雷克当然确认了这样一种必然的关系:“我们的文明的富裕程度,让某种幸福成为可能。”他在现代世界里建立了“物和幸福之间”关系,也就是说,所有对物的指责,对消费社会的谴责都是在误读,或者用卡尔·马克思的那段话结尾用以也在这里:“方法和结果在同等的程度上属于真理。对真理的探求本身也必须是真实的;真实的探求,就是这样一种被运用的真理,它零散的片段汇聚到其最终的结果之中。”

当物的幸福成为一种真理,对于乔治·佩雷克来说,他一定在反对用我们主观的诗意去解构”他们“的世界,而这部1965年获斯诺多文学奖的小说在对财富生活进行描述的同时,在物质和文明对应关系的建立上也做出了尝试,但是乔治·佩雷克的小说还是局限于某种主题的单纯解读,“他们”的生活并不具备虚构意义,甚至在物和幸福的关系上也陷入一种概念化书写中,正如“瞥见的财富”那样,小说也因为被瞥见而失去了那种高度和深度。甚至长达50页的《译后记》占据了文本的1/3,长篇累牍解读文本,解读乔治·佩雷克的小说世界,只是一种“消灭读者”实践,而当“他们”真的消失,当热罗姆和西尔维用个体取代人称复数,物其实脱离了“六十年代”的时代属性,而简单成为一种象征,仿佛是有人在背后说:“他们无尽的空想从此不过是一种乌托邦。

送你一颗子弹

编号:E29·2120514·0884
作者:刘瑜
出版:上海三联书店
版本:2010年1月
定价:25.00元 当当15.10元
ISBN:9787542631664
页数:339页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政治学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的刘瑜,其实审视的一切都戴上了政治的标签,将民主和市井生活、酱醋油盐联系起来也许是要把政治消解在当下生活中,“没有无聊的人生,只有无聊的人生态度。”在这本2005—2009年左右生活里点点滴滴中,刘瑜感受到了“随着社会形势、荷尔蒙周期以及我逃避生活的力度而起伏”的人生百态,而这样的人生百态或许和知识无关,但一定是和智慧有关,在《渊博的人》中,她就“邪恶”地提出了“知识智慧负相关论”:“渊博的人往往不需要很讲逻辑就可以赢得一场辩论,因为他们可以不断地通过例证来论证其观点,而大多数不那么渊博的人都因为无法举出相反的例子而哑口无言,以至于渊博的人的逻辑能力得不到磨练,但事实上,例证并不是一种严密的科学论证方法。”


《送你一颗子弹》:和现实隔着一个薄荷时刻

我认识一些渊博的人。他们是另一种生物。——《渊博的人》

第一单元第一篇的第一句,等于是刘瑜在书中的第一个宣言,《送你一颗子弹》的“你”是不是就是那些“渊博”的人?是不是就是“另一种生物”?或者是不是那些“对罗马史都很有研究,对每一种农作物的起源也如数家珍,经常探讨的问题包括‘郑和下西洋的时候船只到底有多大’,以及‘下一场科技革命究竟会发生在什么领域’,对‘三国’‘水浒’‘红楼梦’里面的谁跟谁通奸,那搞得简直是一清二楚”的那些人?一颗子弹的作用在刘瑜看来,足可以射杀这个群体,对“另一种生物”的不解、疑惑,似乎已经变成一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生物间的仇恨。其实,对于刘瑜来说,对“渊博”的批判一定可以走向和自己身份的相反方向,因为,“我只是人类而已”。

生物和人类,这种指称划分本身就含着对于知识的人为的类别区分,作为政治学博士和剑桥大学讲师,刘瑜的身份本身就是构筑了一种知识的高度,这种高度是把她划分在普通人或者普通女人之外,或者叫做“女知识分子”,这种对身份的划定渗透着某种理想主义的色彩:“作为一个‘女知识分子’,我当然要经常看非常高深的书,参加高深的回忆,跷着高深的二郎腿,皱高深的眉头。(《逃避自由》)”也就是说,你必须是一个身份的代表,为身份活着,也必须做和身份相符的事情:“人们指望我了解澳大利亚选举制度和加拿大选举制度的不同,指望我说清中亚地区在人种进化过程中起的作用,还指望我对1492年这一年的历史意义侃侃而谈。(《渊博的人》)”也就是说,在他人的世界指称着一个自我的世界,用知识构筑起的身份帝国总是有着非人类的理性,而成为另一种“渊博”的生物。但是对于刘瑜来说,是否定的,也是在逃避中,对于刘瑜来说,自我界定反而变得宝贵,“其实很多时候,我特别希望自己是一个收银员,或者清洁工,或者餐厅服务生,或者大公司的前台接待员。”取消“女知识分子”的身份,也就是取消知识的禁锢,取消理性取消应该的意义,“一个非体制内家庭里的乖乖女,一个愤青,一个为成功奋斗的留学生,一个坐冷板凳的学者”(《乱》),在这一系列身份属性的背后,却是一个“乱的角色”,也就是说,刘瑜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女人,“我骨子里的理想就是坐在村头那棵大槐树底下给孩子喂奶而已。(《七年之后》)”如果这是颠覆,那一定是刘瑜对于那种他人“指称体系”的颠覆,对于“知识体系”的否定,是自我的松绑,或者也可以理解她的八年留学生活就是一场“逃离行为”,还原自己,还原角色,还原身份,还原一个女人的喜怒哀乐。

在异国他乡,一定是文明的撞击,一定是观念的碰撞,也一定是“从一口井跳到另一口井”的人生旅行,不管是哥大还是哈佛,不管是美国还是英国,刘瑜的“自由之途”上也到处是“他人即地狱”的风景,在那里,有像“马克思一样的老头”,有“路灯下举着圣经高喊哈利路亚”的黑人,也有“对着我手淫的年轻男孩”。在知识渊博的生物之外,这些“他人”的到来则是完全打开了一个活生生的人类世界,那个叫查尔斯的人,会在留下一张内容为“晚饭准备好了”的纸条之后,离开了自己17年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去了巴黎。而他“住在全巴黎最破旧的旅馆,身上只有100块钱”的境况只为自己的某种信念;或者,还有“请在你的房间里,耐心地,等死”的斯蒂夫,他们呈现着那种几乎疯狂的举动,而对于“从一口井跳到另一口井”的人生旅行来说,一定是触及了内心那根反传统的神经。

其实,对于刘瑜来说,她的骨子里就是挣扎着那种对于规则和潜规则的轻视和蔑视,喜欢摇滚并把崔健当成一种原则,坚持“干一行,恨一行”是为了给自己更多的空间,其实,刘瑜的某种否定和轻蔑,并不是轻而易举驾驭的,或者,“获得承认和选择自由”之间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刘瑜用一种走出去“他们”的眼光来审视自我,审视自由,和某种现实其实隔着很长的距离。在纽约,这个世界城市里,刘瑜感受到了作为“纽约客”的世界性和公民性,“纽约就像一座跨寒温热带的森林,所有种类的昆虫、蘑菇,参天大树都可以在其中成长,只要你的生命力足够顽强。(《纽约客》)”这种共融的特性也使刘瑜提出了一个公共秩序的问题,纽约代表的城市文化是不是为一个理性、和谐、争议的公共秩序提供了可能?

在政治上六亲不认,这是纽约的最大特点,所以,纽约客的真正含义就是世界公民,刘瑜用纽约这个标本无非是要构筑一种公共化的秩序和私人化的自由,而相对而言的则是那个叫中国的地方的“江湖上的恩怨”,其实,纽约无非是一个标记而已,在刘瑜的留学生活中,一直就在进行着蜕变,关于理想,关于自由,关于政治,或者关于每个人都有的“薄荷时刻”:

忽然想起我生命之中也有很多“薄荷时刻”。开会的时候忽然想尖叫,走在街上忽然想裸奔。深夜突然想给某人打电话说不如你借我一个精子生一个孩子吧。突然想伪造自己的死亡然后跑到某个新疆小镇去隐姓埋名做个售货员,切菜的时候突然想切掉自己的一个手指头。还有此刻,突然想抢劫一个老太太的猫。

这是不是最接近自我的疯狂?“怀才不遇,逆水行舟,一个人就像一支队伍,对着自己的头脑和心灵招兵买马,不气馁,有召唤,爱自由。(《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而“忽然想起”这四个字,则把一个人拖向了严酷的现实,这是一个间歇性的情绪,里面一定隐含着现实的压抑,也一定深藏着疯狂的向往,它可以轻易抵达,也可以艰难获得,“每个人的心里,有多么长的一个清单,这些清单里写着多么美好的事,可是,它们总是被推迟,被搁置,在时间的阁楼上腐烂。(《被搁置的生活》)”被推迟、被搁置,甚至被腐烂,美好的东西就只是意淫,而生活中原本很多的“薄荷时刻”,终究“屏住呼吸、向内生长”,只是一种“非正式疯狂”。

这里的无奈并不是自己不够努力,或者一个人没有成为一支队伍,每个人都在这样的现实面前矛盾和犹豫,每个人也都成为《麦田守望者》里的那个霍尔顿,逃跑是一个悖论,“一方面,霍尔顿渴望逃到西部,装个聋哑人,了此一生;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想做个‘麦田守望者’,将那些随时可能坠入虚无的孩子们拦住。”(《请别让我消失》)刘瑜也是霍尔顿,一方面想离开现实,回到疯狂、自由和个性,想成为一个“坐在村头那棵大槐树底下给孩子喂奶”的女人,一方面想“做个‘麦田守望者’”,用自己的行动来阻挡那些追求“薄荷时刻”的人的疯狂,“他人即地狱”,世界已经被一遍一遍的命名,哪里还有所谓的人生意义?“猪头肉的乡愁”就是一个悖论,逃避和回归,而在留学之后回到那个现实,对于刘瑜来说,则完成了“论自己作为他人”的蜕变,对她来说,一定是“既不可知又不可能”的一个社会。

抛弃成为一个贴上标签的“高深”的“女知识分子”,这是刘瑜对自我的定位,也是她走向真正自我,消除“焦虑”的努力。她说自己一般写两类文章:政论时评和生活随笔,而这本书的文章属于后者,作用当然是可以有“小小的个人历史博物馆”。其实除了“送你一颗子弹”系列的一些政论之外,整本书还是能感觉到一个女人的清新和自我,以及幽默,而在爱情世界里,虽然刘瑜阐述了自己的爱情观、婚姻观,但是对于自己个人的近经历却很少提及,而在多年之后的这篇《后记》中,刘瑜托出了这生活中的变化,“在这4年里,我生活经历了很多变化,从纽约搬到波士顿又搬到了剑桥,从学生到老师,从剩女到结婚,因此有些文字现在已经过时,不能代表我现在的观点、心情和状态,只是作为‘文物’的一部分展出。”

重要的隐性话题是:她结婚啦,“从剩女到结婚”揭开了刘瑜最重要的生活,所以在网络上,读后感中对于这个话题倒是讨论热闹,谁是刘瑜的老公?从书中的点点滴滴似乎推断出了那个叫蚊米的男人,《老张、亦文和蚊米》、《饭扫光》、《我想乘一艘慢船去》等等文章都提及了这个男人,而刘瑜在其中用很可观的笔调描述着这个男人,“蚊米多好啊,在我和他之间,建立了一个进退自如的距离。 既可以去中国城扛东西,又可以从地平线上诗情画意地升起。(《老张、亦文和蚊米》)”保持距离又不做陌生人,这有点像刘瑜对待现实对待人生的态度,所以对于刘瑜的爱情和婚姻生活,除了一些八卦性质的打听之外,还可以深究如下命题,刘瑜说:“两个人中,总有一个是园丁,一个是花园。(《园丁与花园》)”那么谁是虐待狂,谁是受虐狂?又或者他们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是谁先推倒的?他们如何“用一生、半生、九又三分之一生来衡量爱的质地”?他们的爱是不是“被高高抛起然后又被重重砸下的那种暴力”?

爱情被省略了,对于阅读来说也无非失去了一种对于内部生活的窥探而已,但是所谓的“稀薄的生活”,所谓的“形而下的乐趣”,所谓“自始至终的焦虑”,也都还存在,而且阅读完刘瑜的这本书之后,这种情绪反而越来越浓烈,所谓“他人即地狱”,也难逃阅读的禁锢,而当我们恐惧自己正在变成“他们中的一个”的时候,正如刘瑜所说,或者我们心中的那个“薄荷时刻”真正到来了,只是,和疯狂永远只相隔喊出“薄荷”那一秒,所以在最后,一定会闭上嘴巴,拿出书签,缩回双手,书被合上,像一直没有人翻过一样平整、崭新。

跳房子

编号:C63·2120514·0883
作者:[阿根廷]胡利奥·科塔萨尔
出版:重庆出版社
版本:2011年6月
定价:38.00元 当当27.20元
ISBN:9787536689824
页数:586页

“同我一样,她也认为,一次偶然的相遇在我们的生活中最不具有偶然性,她也认为,准时按地赴约就跟写字非要用带格子的纸张或是挤牙膏非从底部挤起不可一样。”这句在《跳房子》里的话恰好可以说明我和科塔萨尔的偶遇。从《动物寓言集》而来,在这部被誉为“拉丁美洲的《尤利西斯》”中,科塔萨尔更加深入地叙写了关于巴黎“外省”个体的心路历程,奥利维拉寻找“天堂”巴黎,最后却只能回到“人间”布谊诺斯艾利斯,形而上的追求到最后也只能是一场空。在这部“二战后关于情感和观点的最为强劲的百科全书”中,科塔萨尔依然设置了障碍,充满阅读挑战的文本里除了技巧之外,更是在找寻阅读的“合谋者”,即读者自己挖掘出的第三种、第四种乃至无穷的讲法。他甚至把不要问题只等答案、喜欢不劳心智地被动阅读的享乐主义读者叫做“雌性读者”,虽说是歧视,但也充满了阅读的挑逗意义。


《跳房子》:谈论生活的时候,指的却是死亡

“一条鱼单独生活在鱼缸里,它就伤心;只要摆上一面镜子,它就会高兴起来……”

一条鱼和另一条鱼,相遇在那边,或者这这边,在“巨大的比喻”的巴黎,或者“用耻辱这个角度”看待的阿根廷。也或者是他和她,男人和女人,“但不管怎么说,二人确实在迷宫般的街道上相遇了,最后几乎总能相遇。”相遇治愈了孤独,治愈了孤独带来的伤心,至于伤心带来的死亡威胁,高兴地看到了所有活着的可能,包括自己,都在那一个镜子里重新开始寻找生活的希望,就像圣-琼·佩斯在诗中写到:“我只能在你身上看到自己。”

这是引用,巨大的引用,无视一条金鱼的孤独,无视镜子里的高兴,引用是一个工具,就像阿米巴虫的伪肢,就像庄周梦见的蝴蝶,是谁缺了谁。是谁爱上了谁,又是谁梦见了谁。“我能找到玛伽吗?”像一个辽远的疑问,从《跳房子》空洞的世界里发出,那面镜子在哪里?奥利维拉是一条鱼?“那笨拙与混乱的玛伽世界”是在另外的镜子里,甚至不在巴黎的街道上,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房子里,为什么要去寻找?像是触及了世界的本质,触及了自我的本质,对于奥利维拉来说,那是另一个鱼缸里活着的鱼,即使在镜子面前,它也不会死去,它会照着那些巨大的引用否定孤独,否定离开的伤心,这是多么富有挑战的提问,“我能找到玛伽吗?”就像在所有人面前问道:我能找到自己吗?

他和她,相遇,或者只是一种幻觉,他,在波拉之后,遇到玛伽,一种记忆,关于时间的肉体,横亘在巴黎这个“巨大的比喻”中,那绿色的蜡烛已经不在燃烧了,就在那里成为泄愤和幻想的工具,“波拉就是一个微观世界,她把宇宙的黑夜概括在自己那小小的黑夜里面,那是一个酸牛和白葡萄酒同肉类和蔬菜混在一起在其中发酵的黑夜,那是一个无限丰富而秘密、遥远而贴近的化学中心。”所以不敢接近,所以都是镜子里的幻影,而玛伽在一步步靠近那面镜子,那个可以告别伤心的他,奥利维拉的名字其实是早就刻在了现实的生活中,只是在时间的记忆中,玛伽已经难以逝去,它成了她的牢笼,也成了他的罪孽。对于玛伽来说,“在蒙得维的亚,没有时间这东西。”因为,一个女孩已经成了一条永远被关在鱼缸里的鱼:“我永远是十三岁”,永远都是“爸爸打我”,也永远都是“黑人强奸我”。

永远就是在消灭时间,但不可消灭的是记忆,甚至也不存在“那笨拙与混乱的玛伽世界”,一切都是过客,都是不曾留下的镜子,玛伽在别处,即使在巴黎的那边相遇,他们也是被当成了他人,当成了一个符号,找不到背后的真面目。爱情?当然不是十三岁的黑人强奸了她,当然也不是爸爸用暴力摧残身体,而是“仅仅是我手拿一朵黄花,站在你的面前,而你,则手中拿着两支绿色的蜡烛,时间从我们的面孔上慢慢流逝,我们相对无言,接着就是告别,各自去购买地铁车票”,又或者,只是“做爱时,技巧既冷淡又恰到好处,接着就陷入了可怕的沉默”。玛伽沉溺在十三岁的记忆里,混乱而且无序,而且在审判每一个人,包括奥利维拉,他甚至被置于监视之下,置于和波拉的虚构之中,肉体并不是唯一,却是实现惩戒的一种工具。还有那个以孩子父亲的名字命名的孩子,罗卡玛杜尔,这是唯一可以消除玛伽记忆的人,将他从十三岁的噩梦中拯救出来的人却永远带着肉体的疾病,和死亡,甚至也成为惩戒与奥拉西奥的爱情的一种武器,这种异想天开的命名方式直接取消了所谓的爱情,它滋长着关于复仇的火焰,而在奥拉西奥看来,也就是一种荒谬,像是那个腊制的小人一样,完全成为道德的工具和镜子,奥拉西奥说:“荒谬之所以是荒谬,那是因为它在表面上并不荒谬。”那时,他们蛇社的成员在一起喝着咖啡,谈论着荒谬,看不出逼近的死亡,或者说,那一场死亡正是用不荒谬的表面刻意掩盖的,楼上的老头敲着音乐节奏,和地板,反节奏消解着表面的那些人文主义,但其实荒谬是一个计谋,奥拉西奥甚至在心底里已经构筑了”笨拙与混乱“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正是玛伽的世界,属于十三岁的世界,属于被命名的罗卡玛杜尔的世界,“她马上就要把药倒在勺里了,等她走到床边,勺里的药会洒掉一半。”荒谬和冷漠,对于玛伽来说,是突然的降临,孩子的死亡甚至毫无声息,在咖啡、欢笑和所谓的“哲学家们的聚会”里,在荒谬的夜晚,世界走向了死亡,这种荒谬是不是一种热寂?或者就是那种叫做“熵”的东西。“它本来的功能被一引起抵消作用的神秘力量破坏掉了。”这像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条绳子,被绑在那里,运用弹性,制造神奇的力量,熵的物理学意义,其实早在巴黎的“在那边”就开始了。

“熵”的热寂从来就是一种灾难,玛伽消失了,那封信上说道:“孩子,罗卡玛杜尔,孩子,孩子,罗卡玛杜尔:此时我只是在镜子上给你信,我不时地还得把手指揩干,因为上面沾满了泪水。”金鱼没有游出鱼缸,镜子也只是虚幻,所以对于玛伽来说,消失的死亡也是另一种生活,另一种符号,被命名的罗卡玛杜尔和被肉体化的奥拉维拉,玛伽出走便成了一种赴死的行为艺术:“她一直念叨着蒙得维的亚和一个蜡制小人。”而对于奥拉维拉来说,“我能找到玛伽吗?”成为一个终极寓言,成为从巴黎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必然经过,成为从“在那边”到“在这边”的地理转向,或者是从玛伽到塔丽妲的角色转变,总之一切在表面的荒谬读可能改变,但是那面镜子的寓言却还在继续,那只不过是寻找自己的工具,照见的孤独会变成一种相守的温暖,就像那出相遇的爱情,其实只是一种偏见:“在我和玛伽之间横着一片语言的甘蔗田,我们不过分开几个小时,相距几个街区,我的悲哀就真正可以称做悲哀,我对她的爱情就真正可以称做爱情了……”

所以寻找自我才是真正的难题,而自我必须是世界的中心,对于奥拉维拉来说,自我是被放逐,是巴黎的另一中心的开始,“我记得,我是于某日来到巴黎的。”含混的开始,仿佛梦境,就像和玛伽的相遇,充满了某种不真实的感觉,而巴黎在非现实的一端,强大地占据你,以物质和精神的虚幻感觉创造一个没有中心的神话,哥莱戈罗维乌斯说:“巴黎是个巨大的比喻。”而玛伽说:“巴黎就代表一种盲目的伟大的爱情,令我们大家迷恋,但它总是带有那么一点涩味,一种苔藓味。”不管是蛇社的哈罗德、还是罗纳德、艾蒂安,对于他们来说,逃避和解放当成为巴黎存在的一种理由时,还不及贝尔特·特雷帕的自我欣赏,没有观众的演奏,“您肯定注意到了,最主要的是我演奏自己的音乐,几乎每次都是首场演出。”这就是真正的自我,而巴黎不能容忍这样的自我,贝尔特·特雷帕无疑成为蛇社的一个笑话,湮没在巴黎巨大的隐喻中,没有中心,巴黎也只是一个想象的世界,一个消灭自我的世界,所以玛伽的出走为奥拉维拉的寻找提供了另一种可能,那就是从巴黎的中心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中心。

地理的转变,并不代表真正的归宿,无论是巴黎,还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总有一种生活像是死亡,总有一种爱情围绕着肉体,这是现实和非现实的较量,这是自我和非我的角逐,“一个非现实把另外—个非现实展示给我们,就像画中的圣徒用手指着上天一样。这一切不可能存在,事实上我们也不可能在这里,我不可能是某个叫做奥拉西奧的人。”所以在无限接近自我的过程中,奥拉维拉其实在逃避某种形而上的约束,在逃避哲学化的中心,但其实,某种替代和转变根本不能解决那个中心的问题,那个自我的价值,不用寻找的玛伽变成了塔丽妲:“他认为玛伽已经死了,玛努,但同时他又觉得玛伽就在他身边,而今天晚上,我就是玛伽。”就像布宜诺斯艾利斯代替巴黎,这注定还是一个荒谬的表面,那根绳子的力量形成的“熵”正在吞噬着这些幻想,实际上,对奥利维拉来讲,“在巴黎一切都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反之亦然。”

巴黎不是中心,布宜诺斯艾利斯不是中心,那么中心是不是存在于另一个入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马戏团里,当真实的自我被角色代替,当形而上变成另外的生存需要,入口便出现了:“马戏团里是相反的,洞口在上面,开口处与开放的空间相通,象征着结束;而现在他则处在深井的边缘,厄琉西斯的门旁。”那个人跳房子的游戏也打开了门,打开了所谓的“天”和“地”,所谓的形而上和形而下,“奥利维拉用上一支烟头又点燃了一支香烟,并把烟头扔向第九格,他却看到烟头落在了第八格,然而一跳,又跳到了第七格。”这是第几格的游戏,这是跳下去的勇气,这是中心的结构,这是发现新的自我的努力,那个统一体,那个dopplganger,那个化身,玛伽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也不是塔丽妲,那谁能证明那个抽着烟,坐在绳子上的人就是奥拉维拉,“你并不是孤身一人,奥拉西奥,你的孤独纯粹是由于你的虚荣心在作怪。你装出一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马尔多罗的样子。你不是一谈什么doppelganger吗,你瞧,现在正有人陪伴着你,这个人跟你很相像,尽管此人处在你那可恶的细绳的另一边。”那个doppelganger或者只在奥拉维拉的心里,在跳房子游戏里找到的无非是投影,世界不是孤立的存在,不是金鱼在镜子里的自我中寻找快乐,世界是一种关系,是消灭了自我的解构,是巴黎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消失,是一个游戏的最后命运:

塔丽妲不知不觉地站在了第三格里,特拉维勒则把一只脚踩进了第六格,而奥利维拉却只能向他们挥挥右手,羞怯地向他们致意,并盯着玛伽和特拉维勒告诉他们:三人终于互相了解了,尽管这种互相了解只能持续一小会儿,但这一小会儿是多么的甜蜜啊,在这一小会儿中,毫无疑问最为理想的应该是向外一倾身,让自己落下去,啪的一声,一切就都结束了。

“一切都结束了”?“在那边”结束了,“在这边”结束了,当最后以“-135”的符号出现在“落下去”的那种游戏结束的时候,世界又开启了另一扇邪恶的门,这是《在别处》,是“可以放弃阅读的章节”,那时,奥利维拉说过:我要是跳下去,“肯定会落在‘天’上。”“天上”就是新的入口,从第57开始,世界完全变成了另一副模样,“生活中,有那么一刻是很可悲的,那就是很容易地把书翻到第九十六页,同书的作者就咖啡和坟墓、无耻和自杀进行对话,而桌旁边的人却正在谈论着阿尔及利亚、阿登纳、蜜雅奴·巴铎、居伊·特雷贝特、西德尼·贝切特、米歇尔·比托尔、纳博科夫、赵无极和卢森·博内特。”可悲的开始?试着去翻阅第96页,第20节,“让我走,你很清楚,我会回来的,至少是今天晚上。”这是奥拉维拉对玛伽说的,当时就在巴黎,就在相遇而开始的非爱情中,可是玛伽不让奥拉维拉走,两个世界的对话,挣脱出一只手,但结局却是另一种出走,玛伽离开奥拉维拉,所以在96页的巨大隐喻中,那个可悲的一刻正在发生,巴黎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和非我,或者中心和非中心,在相反的道路上前进,而且没有留下什么印记,就是这样开始了,混乱而无序的寻找。

接下去是126节,96页的出口被安放在最底下,其实已经进入了科塔萨尔的世界,他是另一个自我和非我,不是奥拉维拉,不是玛伽,不是罗卡玛杜尔,也不是特拉维勒,他吸着烟,烟灰会掉在跳房子的格子里,他使劲儿记着小说的入口,“可以放弃阅读的章节”里甚至把他当成了莫莱里,他写着那些完成和未完成的笔记,他说:“我这个肉体够预见这样一种状况:当它否认自己是个肉体,同时也否认其客观相关物是客观相关物的时候,它的良知就会对肉体之外、世界之外的另一种状况做出让步,而这个世界又将成为进入存在的真正入口。”依然还是肉体,依然还是活着的作者和阅读者,一起进入世界,出口是一个巨大的符号,上面有“导读表”,是进入真正的文本的中心的必由之路,在两种读法中,我以表面荒谬的形式读完了第一部,在读到第五十六章结束时,科塔萨尔说有“三个明显的星号,这等于‘终止’二字”,但其实没有,既没有星号,也没有三个明显的星号,只有末尾另一个符号:-135,新的指向新的入口,这便开始了科塔萨尔的第二部的阅读:“从第七十三章开始阅读,每章结尾处所指的次序读下去:73-1-2-116-3-84-4-71-5-81-74-6-7-8……”

序号重新被印在各页的下方,在反复和重新阅读中,世界在正以革命的形式发生在改变,2和3之间的116,3和4之间的84,4和5之间的71,插入、转向、回环,甚至55、74指向的消失,都在创造着另一种可能的文本,第一节第一句:“我能找到玛伽吗?”但是在第二种阅读中,这并不是故事的开始,并不是一个辽远而空洞的发问,它承袭着更多的故事,来自于第73节:“对,可有谁能够治愈我们那无声之火,治愈我们那夜晚态走出斑驳的大门和狭小的门道,在于歇特路上奔跑的无色之火,治愈我们那舔着石块,在门框中窥视的无形之火呢?”

形而上的火,熊熊燃烧,在文本的另一个入口,我们却一无所知,我们以为寻找玛伽会成为一种伤感的故事,会像讲述一个爱情故事一样带领我们去阅读,但是科塔萨尔显然要改变这种阅读,寻找中心本身就是错误,就像奥拉维拉来到巴黎,就像卡塔萨尔自己的巴黎之行,所以中心是不存在的,巴黎只是另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而自我也只是一个非我,所谓的现实也必须用非现实来解读,当然,文本也需要用另一种文本来进行重新构筑,“只要有一部绝对反小说的小说就行了”,这就是科塔萨尔的计谋,他在小说中设置了进口,却关闭了出口,你迷失在那个世界里,迷宫里的世界就是曼荼罗的世界,就是跳房子的世界,而阅读者也成为了文本的一部分,“还有第三种可能,那就是造就一个合谋者,一个同路人,使之与自己同步。”莫莱里的笔记里写出了卡塔萨尔的构想,也在文本中创造了这种可能,“要促成,并敢于写出一种不完整的、松散的、不连贯的文本,细致的反小说(尽管不是在离奇、有趣意义上的反小说)文本。”

这就是文本的计谋,文本的革命是带着非中心的努力去完成的,但是那真的是一个“国联社会”,新的中心?或者只是科塔萨尔式的“庄周梦蝶”?“可我的花园在去年夏天却飞满了蝴蝶。”但是到最后却都飞走了,像玛伽的出走,是一个象征,梦和被梦原本就是叠合在一起的幻觉,而文本与文本的在创作也只是一种形式主义的革命,看似在消解中心,但其实是在消灭作者,在文本的另一种阅读合谋中发现新的中心,“谁占据了中心谁就算赢了”,可是,对于跳房子一样的游戏来说,“但这中心可以是边上的一格,也可以在棋盘之外”,就像文本的创作,不管是第一部阅读法还是第二部阅读法,只要不是“玄学,也不要把词意同四边的象征意义混淆起来”,那么这种非中心的阅读才是可能的。

一条鱼和另一条鱼其实并不能相遇,就像作者和阅读者也永远不可能“合谋”,那面镜子其实一直是虚幻的象征,就像从活着的状态下照见了死亡,从存在的状态找见了离开,从写作的状态找见了阅读,不在同一个中心和自我的世界里,就是一种形式上的背叛:“背叛也可以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那就是像以往那样放弃中心,置身于边缘,那就是因同另外一些卷入同一行动的人结成手足之情而感到快乐。”

2666

编号:C64·2120514·0882
作者:[智利]罗贝托·波拉尼奥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2年1月
定价:98.00元 当当63.70元
ISBN:9787208102019
页数:869页

《2666》完全是一个经典化的过程,从杰作、全景式小说、小说的里程碑、宇宙小说等对作品的赞誉,到最勇敢和无畏、这个时代最具影响力最令人钦佩、写作优雅有气魄等对作者的定性,都在书写一种阅读的神话:“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小说 超越《百年孤独》的惊世之作”,这句写在腰封里的评语,对于罗贝托·波拉尼奥来说,永远是身后的传奇。这名2003年因为肝脏功能损坏等不到器官移植而在巴塞罗那去世的作家没有看到自己的《2666》出版,当然更没有在汉语世界掀起一个阅读的高潮。有时候文本的永恒反而衬托出生命的短暂,年仅五十岁的罗贝托·波拉尼奥或许把《2666》当成了一个时间的象征,未来不远,仿佛触手可及。但是,但是“2666”组成的这个数字可能根本没有时间的意义,只是一串数字的组合,由文学评论家、玛尔、菲塔诺法特、罪行和阿琴波尔迪为标题的五个故事组成的叙事框架,才是真正引诱我们的那个黑洞。


《2666》:千万别回犯罪现场去

“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偶然。”
—— 《第一部分 文学评论家》

从偶然开始。那条路就不在眼前,在梦中,水里的镜子,或者那些只写着作者名字的几何学著作,这是反逻辑的叙述,是画家约翰的那只右手。艺术何尝不是虚构的命名?狂热而自恋的约翰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完整的身体,他把右手砍了下来,工具是画具,以艺术的办法实现了新艺术的跨越,然后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了他人的作品,甚至不是终点,最后的意义是解放了艺术的终极迷宫,开放成了动物的一部分,将右手送给动物标本制作人便是消灭了艺术最偶然的部分,自画像沉沦,就如丽兹·诺顿在性爱之后说:“没有回头路啊。”,或者像让-克劳德所说:“最奇怪的是梦里的水是活的。”

没有回头路,也就没有了终点,让-克劳德第一次阅读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著作就是在1980年的圣诞节,在巴黎。从这个入口开始,奇怪的梦便在阅读、梦境、宗教中开始了,丽兹·诺顿也在巴黎,但是不在永远的巴黎,也不在自己的英国,更不在曼努埃尔的德国,莫里尼的意大利,他们只是有时间偶然碰到一起,四个国家的四个入口,通向阿琴波尔迪的作品目录,通向丽兹·诺顿”没有回头路“的性爱之中,仅仅是个偶然作为一种客观而具体的叙述方式,可以用以下的方式表达:“第一次让-克劳德、莫里尼、曼努埃尔和丽兹·诺顿四人相见,是在1994年德国不来梅举行的当代德国文学国际大会上。”这不是偶然的相遇,甚至这不涉及一丁点的艺术和身体,约翰的右手浸在偶然的水里,梦中,或者他们四个在研究作品之余的爱欲方式中,总之,这无关爱情,无关艺术,只和身体有关的一个迷宫。

身体是丽兹·诺顿一样的女人,是三位教授的男性渴望,当然,也是说出巴黎是迷宫的那个巴基斯坦出租车司机的一部分。所谓“殴打”,就是对于身体的非艺术干预,可是,这充满偶然的事件一定是画家约翰没有砍下右手的时候最好的作品。巴黎是迷宫,容易迷路。这句话不是偶然说出,从前来自于狄更斯和斯蒂文森,后来也来自博尔赫斯,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发现,就是迷宫的非偶然表达,巴基斯坦司机的一句富有艺术见解的话最后变成了身体的创伤,他们殴打他,用身体制造新的迷宫,可是回不去了,出租车在一条没有终点的路上,他们看到了最初的偶然,梦境,和水里的荒诞,以及一只沦为动物一部分的右手,世界从此完全变成了身体的一部分:“殴打—停,他俩在几秒钟内陷于从来没有过的安静之中:这很奇怪。好像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三人合床同睡。”

“二人说起打人时的感觉,像是梦和性欲的混合。”新的命名来自于身体的偶然变故,迷路的巴黎不是首都,不是故乡,当然,最后也不是犯罪现场。只有迷宫,只有不尽的道路,上面满是开车的司机,被伤害的身体,以及三个人或者更多人以欲望为终极目标的睡觉,他们逃离到梦境中,在“没有回头路啊”的现实中发现身体,发现不存在的东西远远胜过存在的事物,包括书籍,包括作者,包括那些没完没了的会议,而只有在那个现实里,发生了许多妇女被杀害的凶杀案件的时候,四个人因身体而具有的偶然性爱和“没有回头路啊”的现实才会慢慢消失,那时候,或者他们走到一起的本诺·冯·阿琴波尔迪,也是一个巨大的偶然。

“关于这个人,实际上差不多任何人,包括他的出版人,对其都一无所知。”或者在偶然中,那个神秘和令人鄙视的施瓦本人实际上就是阿琴波尔迪?也可能如迪特尔所说,“咱们认识的那位使用阿琴波尔迪名字的作家实际上是布比斯夫人”,身份是一个工具,阅读往往是在另一个世界发生的故事,那么塞尔维亚老师对阿琴波尔迪只有四个字:德国老人。德国老人消除了艺术的虚构,文学的创造,以及偶然的命名:“没有思想,没有肯定和否定,没有怀疑,没有引导的意向,不赞成也不反对,就是一只寻找可触摸元素的眼睛,对这些元素不做评判,而是冷冰冰地展览出来,是临摹式考古学,也就是复制品考古学。”消除了一切的巴黎式迷宫,像魔杖揭开了真正的秘密,梦没有了,不活在水里,甚至也可以走回头路了,用“德国老头”代替本诺·冯·阿琴波尔迪就是为了寻找那不存在的存在,那模糊的具体,甚至是一面照见自己的镜子。

如果从最后的历史学叙述开始,本诺·冯·阿琴波尔迪完全是一个偶然,像“夜幕降临前漫长的宁静”一样,出生于1920年的汉斯·赖特尔一直在寻找水中的那个梦境,他用潜水的方式抵达活着的梦,“到了六岁,他觉得下潜一米太少,决定直奔海底。”而在这个具体而微的时间里,他第一次偷书,书名是《欧洲沿海地区的动植物》。海藻一样的身体里藏着一个宇宙,一个身体有关却不是偶然的世界,那个世界慢慢长大,慢慢成为历史的一部分,然后是参军打仗,甚至是可以被命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希特勒发动的战争,或者苏联俄国的反击,像历史教科书一样写在那里,它属于汉斯·赖特尔,属于恩特赖斯库将军、冯·贝伦贝格将军和冯·聪佩女男爵,还有冲着阿兹特克人和暴风雨发誓的英格博格·鲍尔。在一连串时间和事件,以及人物构成的历史中,我们可以读到这些:1930年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1930年马雅可夫斯基自杀;1936年政治大清洗,伊万诺夫被枪毙……“无论你多么天真幼稚,都应该明白十月革命已经失败了。”如果仅仅是历史的一种叙述,那么本诺·冯·阿琴波尔迪就永远不可能出现,他在另一边,在1920年汉斯·赖特尔的另一面,在独眼母亲和瘸腿父亲的另一面,在妹妹洛特和侄子克劳斯·哈斯的另一面,甚至是完全历史的另一面,偶然的发生不是这样的,在一个被命名的世界里,所有的梦都在水里复活,都在潜下水的过程中变成一种艺术,而1920年的汉斯·赖特尔也早已变成了巴黎式的迷宫,不是艺术的迷宫,不是来自于狄更斯和斯蒂文森,后来也来自博尔赫斯的迷宫,而是像巴基斯坦出租车司机被殴打的那个迷宫一样。是的,他又回到了现场,犯罪现场。

完全是革命的一次背叛,屠杀和文本的清洗,1920年的汉斯·赖特尔记录了一切,还有鲍里斯·安斯基的那本笔记本,历史中的笔记本,所有的历史事件都变成了有关名字的史书:“名字,名字,还是名字。他们干过革命,有可能被这场革命吞噬;这革命已经不是原来的革命,而是对革命者开刀的革命,不是理想,而是噩梦,它隐藏在理想的后面,伺机而动。”而保留这样的历史就是消灭不了的证据,消灭不了的巴黎迷宫,消灭不了的犯罪现场,而且,那个叫鲍里斯·安斯基的人就是1920年的汉斯·赖特尔开枪射杀的。历史最终消灭偶然,但建立起了强大的现场,所以算命的老太婆说:“必须改名换姓!千万别回犯罪现场去了!这条锁链必须打破!明白吗?”这是颠扑不破的原理:“凶手总是回到作案现场”,只有回到现场的人,才不是偶然,才不是丽兹·诺顿所说的“没有回头路”。到处都是通向犯罪现场,到处都是历史的真实,所以1920年的汉斯·赖特尔变成了本诺·冯·阿琴波尔迪,那个被戴上艺术面具的某一个画家:“画家名叫阿琴波尔多,朱塞佩或者优素福或者优素佛或者尤素布什·阿琴波尔多或者阿琴波尔蒂或者阿沁波尔杜斯,生于1527年,卒于1593年。”画家之于画家,也是重返砍掉了右手的约翰,被命名的阿琴波尔迪是动物的一条右手,永远不返回现场,永远是那个找不到的作家,甚至本诺·冯·阿琴波尔迪这个名字含有多少不合规范的地方,“没人叫这种名字,本诺·冯·阿琴波尔迪。这本诺一开头就令人起疑。”但是他就是那个不返回犯罪现场的人,原理被打破,历史被打破,身体被打破。

偶然的偶然,是关于一部小说,而没有回头路就是不在现场,这是消灭了身体的一次经历,命名的开始,也当然是消灭了历史,不再是1920年的汉斯·赖特尔,不再是1930年作家自杀和大清洗,也或者不是1978年皮诺切特军独裁统治时期,甚至,历史的幻想在阿玛尔菲塔诺的头脑里变成了“共产主义主义最后一位哲学家”的叶利钦,而在所谓的革命、政治中,对于社会主义的描述几乎成为空想的代名词,甚至有大段对于中国革命的描述:

好吧,罗乌,我没见过毛主席,可真的见过林彪,他去机场迎接我们,林彪后来要害毛主席,在出逃俄国的路上,由于飞机失事死了。林彪个子不高,比毒蛇狡猾。你记得林彪吗?罗乌说他这辈子也没听说过林彪这个名字。于是,我说:好,我告诉你,林彪相当于中国一个部长,或者党的副主席。

这就是所谓“腐败的历史”?所谓“散了架又重新组装的历史”?在一个法国女人口中几乎等同于梦想、符号和数字,而在英格博格的内心深处,一样是时间的错误记忆:“咱们周围都是往事啊。是不存在的东西,或者仅仅是记忆,或者是猜想,在咱们上方照耀着群山和雪原,咱们无能为力,是躲不开的。”躲不开的历史,仿佛梦魇,没有出口,政治高压最后变成了最血腥的犯罪现场,而那些作家、画家、甚至革命家都是在寻找这样的解构,像逃亡的入口,“西西弗斯一死就用了一个合法的策略从地狱里逃跑了。”坍塌的巨大神话其实是一个游戏,一个寻找逃亡出口的游戏,西西弗斯的隐喻被颠覆,他不是在苦难中救赎,推动的巨石只是消灭时间,消灭逃亡的可能,然后在时间的巨大象征中,西西弗斯或许会变成一个没有放弃了救赎和生命沉重感的符号,而仅仅是一个个体,就像阿琴波尔迪在信末写道的那样:”可是说不定哪一天西西弗斯会冒出一个念头,重返人间。”

不管是政治斗争和革命,不管是西西弗斯的神话解构,而犯罪现场却永远在历史中,不断变化不断被书写被记录被报道,历史难道真的可以轻易挣脱?从1993年开始,直到1997年,墨西哥圣特莱莎都在发生着妇女被杀的案件,惨不忍睹的现场,是身体的戕害,是生命的逝去,也是历史的一种血色记录:

此事发生在1993年。是1993年1月。从此,以这具女尸开始,计算后来妇女被杀的人数。但有可能此前就发生过妇女被杀事件。这第一位者名叫爱丝贝兰萨·戈麦斯·撒尔达尼亚,十三岁。但有可能她不是第一个被害人。也许许出于统计方便,由于她是1993年第一个被害人,因此在被害人名单上她排位第一。

被强奸、被阉割、割去乳房、咬掉乳头、高度腐烂……所有的尸体都是对身体的一次侵害,而在这个序列般的犯罪现场,所有的线索看起来可以连接到某一个嫌犯,或者犯罪团伙,但最终来说都是迷宫,都是偶然的一部分,不是历史,就像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那个叫索诺拉的地方,甚至一直出现在《荒野侦探》那部小说中,罗贝托·波拉尼奥似乎在这种文本互换中逃离犯罪现场,那里是消失的沙漠,没有侦探,所有的案件都是一个偶然的迷宫,而在关于这些谋杀案件的报道和叙述中,只有那些单调重复的话语,远离中心,也远离那些不在场的“原理”:“闭上了眼睛,张开了嘴巴。舌头开始工作。重复了已经说过的话:那是一片大沙漠,那是一座大城市,位于索诺拉州的北方,有女孩子被害,有妇女被杀。”

永远离开现场的罗贝托·波拉尼奥

仅此而已,而那些身体被残害的妇女,如果从象征意义来说,关乎着性,关乎着和丽兹·诺顿一样的身体寓言,所以在这个不回犯罪现场的叙述圈套中,其实是关于身体的背叛,是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家族的巨大隐喻,九个月、强奸、女人,以及共同的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的名字,从1865年到1953年,又是一个“百年孤独”,轮回在关于身体的犯罪现场,“于是,在维亚威西奥萨郊区,有个五世同堂的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家庭。”“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这个名字也成为犯罪的永远的见证者,她不改名,永远在那里,延续着一代又一代,历史被轮回,而名字永远是原罪的符号。

那么,在简单的身体之外,在家族轮回的历史之外,还有一种背叛,那就是宗教,或者是心中那个神性。神性不是妹妹洛特心中的哥哥那个巨人,而是消灭了自我的一种救赎,是从“亵渎圣卡塔里娜教堂‘忏悔者’”开始的救赎,女院长:“我也可以这样说,所有的墨西哥人在骨子里都患上了恐圣症。”而“恐圣症”就是对一切秩序的怀疑,对一切神性的否定,甚至完全融进了生活,变成了恐桥症、恐尸症、恐床症、恐雨症、恐女症等等,而那个在电视上的“女圣人”弗罗里达·阿尔梅塔也只是一种宗教般的符号,舌头在工作,在诅咒,在呼吁,而神性早已不在那些话语里,只在偶然的梦里:“对,这都是梦。有些梦可以容纳一切,有些梦空空荡荡,世界就是一具吱吱咯咯作响的棺材。”死亡最直接,宗教救赎最后也一样未能远离犯罪现场,当“女圣人”死在医院里,也宣告了宗教救赎的破灭。“如果一切顺利(往往不都顺利),你就有了宗神圣感。”所谓的宗教神圣感,完全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变成了晾在那里的一次行为艺术,变成了哑巴式的圣战,或者,最后只是维尔克口中的那个生命之本:“咱们基督徒手淫,但不自杀。”

“恐圣症”传染到每一个人,那些巨人的想象也就变成了对于犯罪现场的逃离,那么在身体的、历史的、宗教的否定和背叛之后,一定会走向一个终点,一个消灭了偶然的终点,一个被命名之后的终点,作家本诺·冯·阿琴波尔迪出现在洛特梦中的陵园里,”里面有座巨人的坟墓“:墓石开了,巨人伸出一只手来,接着又是一只手,然后是脑袋——披着长长金发、布满泥土的头颅。而这个坟墓仿佛正是1999年罗贝托·波拉尼奥在发表的《护身符》里设置的2666年的丧葬之地:

这时格雷罗居民区特别像墓地,但不像1974年的公墓,也不像1968年的陵园,也不像1975年的坟场,而是像2666年的丧葬之地——一个遗忘在死者或未降生之人眼皮下的公墓,一个想忘却一点什么,结果却遗忘了一切的死亡眼皮下的公墓。

“2666”成为互文的一种解读,钥匙是一串数字,就像是《荒野侦探》里的索诺拉沙漠里的迷宫。2666是公墓里的时间?是历史的记号?小说中没有这个刻度,那么不妨用偶然的线索来解开数字后面的迷宫,如果2666只是时间,那么距离2003年罗贝托·波拉尼奥去世是663年,而波拉尼奥关于《2666》创作的中,有这样单独的文字:“2666的叙述者是阿图罗·贝拉诺。”另外一处笔记里,说明用于煞尾处,补充说:“2666就要煞尾了。朋友们,这就是全部内容了。就说到这里吧。这是我所做的一切,我全部的生活经历。假如我还有点力气的话,肯定会哭上一场。阿图罗·贝拉诺跟各位说:永别了!”是对远去的时间的一次怀想?借用《荒野侦探》里劳拉·达米安的那句话:“时间只是一种幻觉。”那么“如果在无限之上添加无限,最后的结果还是无限。”从这个意义上,2666永远不在时间序列中,如果作为偶然的一个数字,你可以将它保存在梦里,在水中,波德莱尔说:“在令人厌倦的沙漠里有一片恐怖的绿洲。”最后,一定要小心合上书,套上封面,夹上腰封,只留下巨大的“2666”在封面上,而那个抽烟、戴着眼镜、一头卷发的罗贝托·波拉尼奥被夹在里面,像是不能动弹的本诺·冯·阿琴波尔迪,永远离开了现场。

猫科宣言

编号:Y74·2120429·0881
作者:(台)蔡志忠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2009年1月
定价:28.00元
ISBN:9787100064842
页数:146页

从犬科时代到猫科时代,在蔡志忠看来,是团队合作向个人独立的转变,用这两动物来代表两个时代,或许是纯个人的理解,但是我们看到蔡志忠笔下的猫科时代的种种挑战和“未来社会的新丛林法则”:一切以个人的真正能力为优先,除非我们的能力能高人一等,否则不能确保一生能过得平顺。所以,蔡志忠的提出的“猫科宣言”说:“在数字时代里,一个人必须真正做到冷静、专注、精准、全力以赴,以及有效率地将自己的专业发挥到极致。”英雄般的“猫”主宰着自己的未来,在书中的25个标签里,蔡志忠勾勒出了一个独立自主的“猫未来”:“犬科动物与猫科动物最大的不同是:犬科动物依附群体,猫科依靠自己。”“多才多艺常会变成‘一无是处’!”“只有我们的能力成为别人的资源,别人的资源才会成为我们的资源。”“成功只有一个理由!失败却有一百万种借口!”,一个晴朗的早晨。”


《猫科宣言》:还是做自己最“妙”

一种状态仿佛就是凝固在那里,指向我,比如午睡之后的慵懒,比如在计算机为代表的数字时代的癫狂,比如自在者享受的孤独,但并不是要成全自己的转身,新的物种的到来和更换,仿佛那一只猫在天堂里和上帝相遇,却不要转世成人类的孩子,也不要是勇猛有力的老虎、比自己神气的狗,只要自己,只要如一个人的猫,“个人精英独领风骚”却已成为一个世纪的转身。

但唯独我不会叫“妙”,那一声清脆而暧昧的“妙”其实多少是在它自己的王国里告诉自己,离我们那么远,所以“妙!妙!妙!”才是“处世的万妙绝招”,“妙言妙语总是无往不利。”那么这一声的“妙”便脱离我的象征,脱离着午后的慵懒和数字时代的瘾病,以及更像寂寞的孤独,甚至还有看不见红色的视觉障碍。猫的复活,猫科时代的来临,原来也是一种更接近现实的梦境。

“梦具有一种荒诞的真实性,而真实有一种真实的荒诞性。”这是村上春树在《猫城》里的那句话,荒诞指出了与真实的距离,也指出了在现实中的合理性,作为寓言之一种,猫城是对人类的一次侵略,是一个荒诞的梦,所以在那里,人对于猫城的惊恐必须使他离开:“黄昏开始降临。很快就要到猫儿们来临的时刻了。他明白他丧失了自己。他终于醒悟了:这里根本不是什么猫城。这里是他注定该消失的地方。并且,火车永远不会再在这个小站停车,把他带回原来的世界了。”

离不开是不是一种荒诞的梦?村上春树只是在人类和自己之外的世界寻找一种和解的方式,或许逃离也是其中之一,灵性的猫总是扮演人类的朋友,也总是缩聚在人类世界最恐怖的那里,闪着不可捉摸的眼神。与猫相比,狗确实和善得多,或者并没有那种荒诞的感觉,那种置人于恐怖地带的感觉,也从来没有使人要迅疾逃离——除非对人的身体构成威胁,但那也仅仅是有关身体的,没有触及心灵,也就没有进入那个荒诞的梦。

任性、我行我素,猫已经完全成为一种象征,不是建立在人类的对面,而是成了人类的关照自我的一种折射,重新寻找物种的特性,是“去村上春树化”,或者说“去文学化”的一次实践了,那么很显然,也在脱离指向我的那种显示状态,这个过程其实在蔡志忠的书里变成了另一种启示录:《猫科宣言》,或者说是关于自我,关于适应,关于未来的职场宣言,完全没有象征和隐喻,没有猫城的恐怖,没有“摇滚的猫遇到了家居猫 带着它离开了那平凡的巢”的浪漫,也没有“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政治宣言。

从动物出发构筑一个物种的未来,关于猫,关于猫科,蔡志忠用一种轻松的漫画体讲述了一个理想主义的猫科时代,这种轻松来自于文字的生活哲理,来自于对猫科动物习性的熟稔,也来自于笔下简单线条勾勒与传神——红色和蓝色的两种猫科形象,以及左右三根胡须,夸张的粗壮尾巴,等等,这便是如蔡志忠一般的符号。符号之于符号,也完全契合着一种个性,想起签名的那些场景,蔡志忠从简单的名字还原为一个睿智的师者,对面,认真地在签名的书上画上有关的漫画,写上个性的签名。

不妨看作是蔡志忠传统一面的放大,签名这种仪式本身就是完全现实化的传统行为,一笔一划写在那里,可以触摸可以涂改当然也可以保留到很久远的未来——甚至纸张泛黄,那种记忆还在,这或许也就是在村上春树所谓的“荒诞的真实性”之外。这种传统做法恰好是和数字化的未来有些间隔,或者说也是和蔡志忠所建设和阐述的“猫科时代”的间隔。猫科时代就是新技术的21世纪,“是个人的时代,是创意的时代”,最主要的标志就是计算机为代表的网络,可以这样理解,网络实现了很多传统时代不能做的事情,因为“用很少的钱,便能完成自己的梦想。”同时,“也能通过互联网,将自己的创意扩展到广大的区域。”所以,在那些数字化生存中,猫科时代只是一种标签而已,而以数字化的网络为工具,脱离于团队合作的传统,脱离于真实现实而架构成的虚拟技术时代,完全是一种技术的制胜法则,或者说,是计算机为代表的技术成全了猫科时代,成全了个人主义建立功勋,而21世纪将群体分散开来完成自己的理想,其实就是建立一种技术时代的切割模式,借此走向“冷静、专注、请准、全力以赴以及有效率地将自己的专业发挥到极致”的猫科时代。

所以对于这样一个时间刻度在21世纪的猫科时代,是蔡志忠强调个人至上的时代,也是技术主宰的时代,所以在理论上这是一个假命题,个人至上并不一定需要技术的切割和支撑,或者说,个人和创意的猫科时代是一种“我扮演自己,走自己的路”以及“做自己最乐意也最拿手的事”的本性回归,而并不一定需要数字化作为技术支撑,或者说,从他个性般的签名这一行为也可以推翻猫科的技术寓言。作为一个文化精英,与出版合作的团队性仍是关于蔡志忠的一个文化符号。

那么,既然猫科时代是一种构想着的技术时代,那么必定要建立一个参照物,那就是传统的20世纪,这就是“犬科时代”,所以在蔡志忠的构筑中,猫科时代完全将犬科作为对应,犬科时代是团队通力合作的时代,而猫科时代则是个人独立自主的时代;犬科动物在叫是因为别人也在叫,猫科动物在叫是因为有话要说;犬科动物和猫科动物最大的不同点是:犬科动物依附群体,猫科依靠自己;做一只猫,无论物质条件多么匮乏,活得依然自由自在,当一只狗,无论生活得多么富裕,永远都活得很卑微;犬科动物的神情总是呆呆地等待着上级领导,猫科动物的神情总是紧紧咬住自己所定下的目标……如此等等,而在突出猫科的个性代表着未来方向的同时,必须要把犬科踩在脚下,似乎所有曾经的传统都有着致命的弱点,这种非此即彼的说理方式当然略显单一,甚至有一种为说理而说理的形式主义,虽然在“天堂之旅”中,好猫对于上帝所提供的不同转世物种进行了对比,也涵盖了人类、老虎和狗,突破了单一性,但是在之后所有需要建立的论证中,都将犬科时代作为一个远去而且必须抛弃的时代而加以否定和鞭策。

那么,蔡志忠所要建立的猫科时代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当然是美丽、不凡、慈悲,以及不顾一切的自我。“要想成为猫科物种的方法有很多,首先要戒除无谓的犬叫。”也就是要去除陈旧的东西,革新成完全不一样的自我,从这里出发才可以不受以前时代的影响。当全新开始的时候,猫科就成为一种完全自我驾驭的超人,“天堂地狱皆因为自己!:只要能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且能乐在其中……就算置身地狱也会化为天堂。被迫从事自己没有能力胜任或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就算置身天堂,也会化为地狱。”而所谓和领导之间取得的“双赢策略”也就是:“如果你置身于地狱而无法逃离,那么就尽心尽力帮助撒旦,使他升到天堂。”猫科宣言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些包含着膨胀的自我欲望和不可一世的超人理念,无论地狱还是天堂,无论失败还是成功,都可以驾驭,都可以实现。尽管,在蔡志忠所阐述的猫科时代的特征中,也还有谦卑,还有慈悲,还有自我的正确定位,但是过分强调的自我倒是使这样的猫科时代充满了虚无主义,高于理想主义而实际上多少成为了一种口号,“如果我们连自己都不肯当自己,那么,要请谁来当你?”这种自我主义看起来是贴近个性的张扬,肯定自己,但是却往往陷入鄙视对手的尴尬境地,“只有我们的能力可以成为别人的资源,别人的资源才会成为我们的资源。”这种利用也无非是为了自己更为成功,“以自己的‘无’去钓他人的‘有’,光用尾巴钓鱼,很难获得成功。”所有的行为和理想都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个性疯狂渴望的成功,“想要达成不平凡的成就之前,是使自己跃升为超凡之人。”这种畸形的“成功学”实际上的一种权谋术和厚黑学:“我们乐于与愚者共事,是因为潜意识里自知能力不行。我们无惧与智者共事,是能力很行的证明。”

“将自己的专业发挥到极致。”这就是猫科时代的“猫科宣言”,极致当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成功,这便是个体上的制高点,便是自我的全部意义,“要当猫科时代的最佳动物”,而21世纪早就来了,那些猫在数字时代里不停地叫着,是“妙!妙!妙!”,是处世的万妙绝招,妙言妙语的背后是无往不利,也是真实的荒诞,不如像村上春树的那个青年一般的醒悟:“这里根本不是什么猫城。这里是他注定该消失的地方。”

漫画道家思想(上、下)

编号:Y74·2120429·0880
作者:(台)蔡志忠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2009年4月
定价:56.00元
ISBN:9787100065207
页数:257页+337页

蔡志忠说:“我从来不敢企图由一本书道尽一切真理;而读者也从未寄望藉由一本书,便成为那一门学问的博士。我想做的只是让读者能透过一个钟头看完一本漫画,因而对东方思想有概略的了解,进而引发兴趣自发性地去学习。”或者教育的功用也是其中之一,而《漫画道家思想》中选择的《老子》、《庄子》和《列子》对于道家思想来说,或者也是管窥一豹,在这三本道家经典著作的解读中,蔡志忠的漫画还是更多关注文字表述之外的那些“道”,从《老子》的“反者道之动”,“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到《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再到《列子》里,阐述的“应摆脱人世间贵贱、名利的羁绊,顺应大道,淡泊名利,清静修道”的道理,也无不在解说着中国哲学所触及的生命大智慧。


《漫画道家思想》:闻大道如见知己

如何使国君喜悦?不是诗、书、礼、乐,也不是《金板六弢》,不是儒家治国,也不是太公兵法,而只有徐无鬼的相马相狗之说,不论是“越之流人”,还是“逃虚空者”,都在等待一种声音的到来,那种声音能打开自己的心扉,那种声音能拉近和人的距离,而声音后面是一种真切的期盼,是“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侧乎”!

但是如果没有流浪,没有逃亡,甚至没有“久矣夫”,何来这喜悦?时间太久了,“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月,见所尝见于国中者喜;及期年也,见似人者而喜矣”;而距离远了,也是“藜藋柱乎鼪鼬之迳,踉位其空,闻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又况乎昆弟亲戚之謦欬其侧者乎!”时空的阻隔是阻隔了那种真情,阻隔了作为“真人”的个体身份,所以蔡志忠的评点是:“大道如知己,闻大道如见知己般喜悦。”

这知己带来的是喜悦,是抵达真人之路,诗、书、礼、乐,或者《金板六弢》,听久了,也就是一堆文字而已,在流浪或者逃亡中没有任何用处,而只有那种真切的声音,熟悉的声音,才是最珍贵的。而这知己是徐无鬼,也是山间牧童,黄帝或者不知大道,而牧童却说只和牧马一样,去其害马者而已,黄帝将牧童称为“天师”,也是对于自己的顿悟和迷路的一种寻找,路在脚下,道在脚下,或者牧童也是真人,也是知己,喜悦如斯。

这当然是“自然的箫声”,而对于载于《庄子》的这个故事也只是那些“无用而用”的具象阐释,这是“惠施的大葫芦”,“吾为其无用而掊之”但是“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一种想法不通之后,再变通另一种便显出了妙用,不论是宋人的秘方、无用的樗树、越人文身,也都在寻找那个知己,那种在无用之中寻找到的用,用或者无用,也都是自然本性而已,不是一种工具、一个个体必须要在某种规定的地方才显示出其意义,只有遵照它的自然规律,才是最大的用处,这便是“自然的用”,无用之树可以免于砍伐,但是另一方面,无用之雁却被杀掉,只要是“乘道德而浮游”,才能兔于困顿,所以庄子说“然则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而延伸至宇宙天地,也是这“用”:“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是恒物之大情也。”要把生死交付给自然,把天下藏在天下,这便是师法自然的大宗师。面对生死,不喜悲,自然而然地接受,也自然而然的离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那么这也便是他所说的“大宗师”:“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

只有知己才能揭开真人的面纱,才能抵达真人的境界,而只有真人之后才会有真知,“有真人而后有真知”,而也只有知识才能达到与道相合的境界。而对于这本《漫画道家思想》,或许也是一种“用”,一种真知之道,而那些古代的道家思想对于蔡志忠来说,也是知己一种。在《御风而行的人生》中,蔡志忠就说:“道家之书所包罗的哲思是:人应依顺自然,乐天知命,求得真正的自我,不要为空洞的名利所困,超然物外,以达观、磊落的态度去生活,不要为了争荣辱,为了寿、名、位、货,而把短暂的生命搞得扰扰攘攘、不得休息。”在这里他看见了人生的真正意义,看到了那条道,也看到了真人的世界:“能随时、处处体会到当下的好,夜夜是春宵、日日是好日,这才算真正懂得人生的真义了。”

而这真知,对于蔡志忠来说,则是“漫画”作为其“用”,从《庄子说》到《老子说》,再到《列子说》,道家思想用具象化的漫画形式表现出来,或许是一种工具意义上的解读,毕竟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老子、庄子和列子,都有自己的道家解读方式,而用具体形象的绘画技艺来表现思想,可能会跌入另一种误读中,但是无用或者有用,也都是你自己的感受,也都是和个体有关的“道”,你所看到的也只是蔡志忠心中的道,蔡志忠心中的想,蔡志忠心中的用。

但是这又何妨,这也是对于工具化、具象化阅读的一种挑战,从文字而始,转变为一种可见的绘画,失去的是“用”,获得是也是“无用”,林明德在《画解庄子》里说:“他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塞之辞’的独特方式来表达‘弘大而辟,深阂而肆’的心灵世界,也一直困惑着俗世的人。”“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塞之辞”也都是他自己的独特之用,甚至也是打开道家思想的“知己”,但是所谓困惑和解救也是相辅相成、相偕统一的,既可以打开心门,启迪心智,也可能再次将你带入迷惑之中,黄帝都找不到道而迷惑,何况俗世中的我们,所以,《漫画道家思想》是蔡志忠和他们的对话,是蔡志忠和先圣先贤并肩论道,任何工具式的运用都会遇到这个问题,有着几十年漫画生涯的蔡志忠来说,早就有了这样的疑虑:“17岁开始,画到今天,深深感到漫画是一种最具亲和力、最容易侵略读者的武器。”

“侵略”对于蔡志忠来说,当然是一种向善的启智,目的也只是为了寻找那种“闻大道如见知己”的喜悦感,在“众人皆醉我独醒”中来唤醒一些“众生”,何尝不是庄子所说的“无用之用”,或者何尝不是老子所说的“无为而为”?其实,在这种思想的飘渺中,任何“用”和“为”都打上了人工的印记,甚至在蔡志忠的漫画系列中,庄子在前老子在后的排序也成了一种“大公案”,“《庄子》畅销,此《老子》所以出焉。”这何尝不是一种人为之用?而这种人为的用又在《老子说》里得到了某种注解:“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所谓仁义、智慧、孝慈、忠臣,这些都是在大道废弃、纯朴破灭以后才产生的。它们的产生,正说明了道德的破产、人心的堕落,这是社会退步,而不是进步。也同样,用漫画的方式来启智现代“众生”,也是一种无奈,一种对文字的遗弃的无奈,一种用的贬低,而蔡志忠也希望在这样的就是种给俗世的人一把解读的“武器”,从而走上那条被蒙蔽的“道”。

而那些飘渺的感觉,也是蔡志忠对于“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一种处理,并不是具象的绘画一定会困囿人的思维,那里还有很大的空间,很多的空白,注解是另一种阐释,空在有之后正符合道家的思想,而蔡志忠将三部分分别取名为《庄子说》、《老子说》和《列子说》,而不用道家尊为经典的《南华真经》、《道德经》和《冲虚真经》,也像是为了返回到真义世界,返回到“道”本身。所以这种努力我们不妨看作是蔡志忠在消除那种具象化的思维模式,更多的带给读者一种思考和“知己般的喜悦”。

而这种对于真义的阐释,是一种变通,是一种妥协,“自然的箫声”在四周响起,你会听到自己应该听到的声音,而道家思想的阐释中,那些寓言故事也像是最智慧的思想,就如庄周梦蝶一般,“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庄周和蝴蝶,似乎合二为一,而这种境界也是在消除物我两执的“物化”偏见,在《庄子说》中,还有“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还有“骈拇枝指,出乎性哉!”,也还有知、无谓、狂屈等等,将那些抽象的东西拟人化,在具象中阐释义理,而最后又将这些具象消除。是蝴蝶梦见了庄周,还是庄周梦见了蝴蝶,谁也不知道。而在《列子说》里,更有那些脱俗的梦境,不仅有《周穆王》里的“周穆王神游”,因为内心迷惑而远游,也因为远游而获得意外的东西,也还有每个人普通的梦,不知道是真是假的梦。在“列子说梦”里,列子将醒着列为“八征”:“一曰故,二曰为,三曰得,四曰丧,五曰哀,六曰乐,七曰生,八曰死。”这“八征”,是“形所接也”,也就是说具体的形有关,而梦有“六候”:“一曰正梦,二曰噩梦,三曰思梦,四曰寤梦,五曰喜梦,六曰惧梦。”六种梦境,却都是“神所交也”,因为不知道原因不知道内在的规律,所以常常迷惑而找不到“所由然”。古莽之国将“梦中所为者实,觉之所见者妄”,而中央之国则认为“觉之所为者实,梦之所见者妄”,而阜落之国则是“常觉而不眠”。三个国家三种梦觉,而在个体世界里,也是有着迷惑,那个樵夫毙鹿以为是梦,而旁人则将其当成现实的真实故事,而取之,但是取之之后便也觉得是一场梦,“若将是梦见薪者之得鹿邪?讵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梦真邪?”老婆说的话,似乎更将那种虚幻和真实带入了迷惑的地步,樵夫打了一只鹿是一个梦,那么真的找到一只鹿,只是你的梦成真而已。而樵夫又梦见猎人偷了鹿,而且现实也正是这样发生的,所以士师仲裁时说:“若初真得鹿,妄谓之梦;真梦得鹿,妄谓之实。彼真取若鹿,而与若争鹿。”

真真假假,梦境与现实,难分难解,而这正是对于“实妄”的一种智慧解读,在列子里,还有健忘的华子,存亡、得失、哀乐、好恶,正是乱人心的东西,所以健忘也是坦荡,而迷惘症的人也是在迷惘中找到了智慧:“向使天下之人其心尽如汝天子,汝则反迷矣。”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所有的存亡、得失、哀乐、好恶,只不过是束缚,是违反自然的一种枷锁。而这就是站在对面的杨朱,“为我”而生,“损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他在物欲的世界里寻找乐趣,所谓“人生短暂应当随心所欲,尽情享乐”,也是在抛弃生民不得休息的“四事故”:“一为寿, 二为名,三为位,四为货。”

从庄子的“逍遥游”,到老子的“无为而为”,再到列子的“御风而行”无穷,蔡志忠在那些可见可读的漫画里寻找知己,寻找知己的喜悦,不管是高深的文字还是通俗的漫画,或者都是一种工具而已,而“道在屎溺”,处处是道,处处是智慧,“有问道而应之者,不知道也。虽问道者,亦未闻道。”那么就合上书,告别那把拿在手上、最容易侵略的“武器”。

漫画佛学思想(上、下)

编号:Y74·2120429·0879
作者:(台)蔡志忠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2009年4月
定价:61.00元
ISBN:9787100064989
页数:294页+367页

所谓整合,也是蔡志忠对于中国佛学典籍的再一次梳理,先前的《禅说》、《六祖坛经》、《心经》虽然各自独立,但是还是缺少整体性的容纳,以及对于佛学思想的参透,此次整合于一个体系中,《本来我是这样说》对应于《如是我闻》?这说的背后也是一个完整的宇宙世界,上册的《佛陀说》和《禅说》大约是佛学和禅宗的的起源有关,而下册的《心经》、《六祖坛经》和《法句经》,则是对佛学典籍的独立文本的解读,而这种解读被称为“最轻松的佛学理解方式”,简单洗练的线条人物、富有智慧的佛语,蔡志忠仿佛信手拈来,一篇一篇地告诉我们佛说法的内容,如此“我是这样说”也是删繁就简,完全不是对于佛学思想的物化形式,或者并不是简单用漫画告诉佛学和禅理,本来深奥的思想通过绘画具象化了,就是打上了蔡志忠的符号,或者说,完全是蔡志忠的思想了。


《漫画佛学思想》:断念觉知的“变现”

看的现在,图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就是一个宇宙。打开宇宙,从佛到佛教到佛陀到佛陀说,从《佛陀说》到《禅说》,从《心经》到《六祖坛经》到《法句经》,294页的上册和367页的下册,都是现在的文本。一个夜晚和另一个夜晚,翻开的夜晚,阅读的夜晚,合拢的夜晚,像是遗忘了那个背后的蔡志忠,似乎佛、禅、心,以及一切的佛说就是如此,就是此刻呈现在那里的一切。

但现在并不是现在,文本并不是打开来此刻的文本,那扉页里明明留着一段过去的记忆,以及过去的蔡志忠。那低垂的头,闭着的眼睛,以及简单线条组成的图像里,是一个不知的故事,还是欲说的一段话?静止在那里,甚至还有红色的嘴,一小点的点缀。底下明明是2012年4月29日,时间的标注就在表明一个过去的场景,过去的瞬间,以及过去的文本。那一刻蔡志忠就在面前,就在那里挥动画笔,就在那里勾勒一个不是具象的佛。在我对面,或者我在他的对面,几十厘米的距离,是作者和读者,是绘制者和消费者,中间隔着一张桌子,上面覆盖着一层细绒的布。这一个场景已经进入了记忆里,不是经典,也没有特别的回味,只是例行公事般的签售和购买,但是蔡志忠并不趋于机械化的签名,每一本著作上标注的都是不相同的个人符号——也是一种创作,即兴的创作,随机的创作,以及此刻的创作,独一无二,不可复制。

没有说一句话,只是抬头,有过微笑,“禅宜默不宜说”,就像禅家的“口语道断”,并没有用语言文字来讨论禅,只是那些肢体动作、扬眉瞬目来表达生活体验与心得,或者那些图形背后便是一种禅理。然后便是最后的署名,“蔡志忠”三个字飘逸着留在了最后,而此刻之后便是我的退场,便是下一个,便是合拢的书页。不可复制的签名给了不可复制的我,以及不可复制的文本,仅此一家,就像时间里的现在一样,2012年4月29日是那时的“现在”,而我阅读便是现在的“现在”。

对于那些经典文本,我们则是另一个现在,而在这个“现在”里,蔡志忠便开始建造自己的宇宙:“忽而向内,层层转深,触及心、断念与觉知;忽而向外,扩张延展,撞见宇宙、生命与大脑。”在云童的《超越梦想,让心自由飞翔》中,蔡志忠的那个宇宙向内向外延伸着,触及心,然后是无想,是创造力的开始。“让图形自己说话”作为一种“断念觉知”,超越时间和空间,这是和瞑想觉知不一样的“觉知”,瞑想得先除去自我才会产生8-13赫兹的α波……然后慢慢的变为θ波……δ液……ο波,而“当只是觉知时,思维会突然由无形的孔洞中冒出非逻辑、联想式的想法……这一个个IDEA有如气泡无端地由各平面思海中冒出”。非逻辑、联想式的想法是不是一个新的宇宙?在蔡志忠看来,“往内观想……无我的融入0、1、2维小宇宙,往外观想……无我的融入3、4、5、6维宇宙”,宇宙的维度变成了和自己内心有关的存在,首先是将自我消失,用意识观想,把自己的意识融入整个“宇宙意识”,从“意识自我的存在”的点,到“思维是一维空间”的线,到“记忆是二维空问”的面,再到“自身与周遭时空世间是三维立体空间”的立体,然后便是洞察:想象力通常大都是一种联想,由中心点往外想,像极了银河旋臂……扩展扩展再扩展,已无原来的世界,已无原来的自我,已无原来的文本,于是展开更大的计划,这便是蔡志忠所谓的“宇宙与生命的缘起”系列、“奥义书”系列、“佛经”系列。

而这种由外而内的宇宙也是要从此刻开始,不及过去也不及未来,蔡志忠那洋洋洒洒十几本工整的笔记夹便是为了这文本的宇宙而来,只有到了此刻,到了现在,才会有“断念觉知”的真正开始:“just do it”。这是蔡志忠的口头禅,禅之一种,或者就是为了抵达那个真实可触摸的现在,所以,对于蔡志忠来说,对于“变现”是一次精神的跋涉,是他创作的口诀,“变现”就是要“把祖先的遗产变换现金”,在他的概念中,由沉潜中生起“智慧”,智慧展现成“知识”,“运用”知识,于是有“变现”。

如此过程,对于一本已经被打开而阅读的文本来说,便是新的思想宇宙观。其实,不论是“尊者的棒喝”的《禅说》,还是“曹溪的佛唱”的《六祖坛经》,或者是“无我的喜悦”的《心经》,都早已经在我的书橱里,在过去的购买与阅读里,那时的存在只在那时,而这里,当这些单行本汇集在一起的时候,或许也是一个从线点到面到立体的过程。三法印四圣谛五蕴六根六识六尘,以及诸多的名词都是在重建一个文本宇宙,而“变现”的蔡志忠站在入口处,他说“本来我是这样说的”,那其实是在消灭“我执”,就像蔡志忠在阐述“融入”所描绘的那样:如果我站着不动,我就沉下去。如果我挣扎,我就被卷走。我既不站着不动,也不挣扎,因此,我渡过了河。

将那些经文以图解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或许也会陷入一种形式之中,但是从图文中来又从图文中去,也是阅读的方法之一,儒说:我追求有!道说:我追求无!而禅说:我不追求有或无,我只是实践。那么阅读便是既不是有也不是无的实践,特别是对禅“不立文字,直指人性”的义理,并不是颠覆了,“寒时寒杀阁黎,热时热杀阁黎。”阅读也像洞山价良一样,将自我融入其中。这自我的融入也像那渡河的人一样,既不能站着不动也不能拼命挣扎,除却这意识和方法,自我当然有蔡志忠的自我,也有阅者如我的自我。

蔡志忠不是图解经文,而是加入了更多自己对佛的理解,《禅说》里加入了芥川龙之介的小说《蜘蛛之丝》和《罗生门》的相关内容;《心经》附录里则古今中外,纵横捭阖,《信心铭 三祖僧璨大师》说:“至道无难,唯嫌拣择。”那么这“拣择”是不是也是在抵达真正的道?不仅旁文附录里有《心铭》、《传心法要》、《证道歌》等皆是历代大师的修心法门的内容,而且举例那些寓意深刻的寓言,如“象牙·佛珠”、“蝉与蜘蛛”、“两只蛙”、“狐狸与葡萄园”、“瞎子摸象”,还有奥塔维欧帕斯作品、婚姻有关的传歌、白蚁身体里的鞭毛虫的酶等文学、科学等相关内容,而这些都脱离了经典的“文本”,成为蔡志忠的一部分,就如蔡志忠的小指头:“我是蔡志忠的一部分,也是他本身!”

蔡志忠的一部分,其实是蔡志忠的全部,“编绘”这是《漫画佛学思想》这本书蔡志忠的角色,但是这也仅仅是从对经典的图解来说的,其实,那些有关的一切图都是蔡志忠的自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些旁注的文字当然更是“思想”的一种,圣严法师赞曰:“漫画是他的天才,思想则是他的功夫。”所以在这些图文里可以看到蔡志忠那隐藏着的宇宙,“不为什么,只因为我爱画画,想画画,可以画画,能够画画……如此而已。”这爱、想以及可以、能够,就像“溪哥仔”一样,不为什么,只是存在。

“做自己身心的真正主人。”这是佛的境界,也是所有人应该追求的,“通往世间的利益是一条路;通往智慧的彼岸又是另一条路。”或者并不一定是在抵达那个彼岸,但一定能成为“智者自为洲”的那一个人,他使自己成为一个岛屿高地,洪水不能淹没他,而这样,即使在此岸,也能够高瞻于每一个经过的人,远瞩于每一件发生的事

后现代道德

编号:B83·2120421·0878
作者:[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著
出版:学林出版社
版本:2000年12月
定价:12.00元亚马逊8.80元
ISBN:9787806169575
页数:164页

“当今,生活快速变化。生活使所有的道德化为乌有。”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后现代道德》的“引言”中这样说。作为“后现代”生活,流变已经不可阻挡,流变是我们时代的风貌。但这种流变决非百川归大海式的文化汇合,恰恰相反,它是一种一脉化万溪式的分流。用利奥塔的后现代哲学话语来说,文化的流变源自文化的差异,呈现为流而不定、变而不居的思想跳跃,这便是后现代知识状况:差异且异质,感性且狂乱;没有规则,没有合法性的诉求;质疑所谓理性的普遍确定性,质疑一切中心化或专家权威化的话语权力,质疑任何靠宏大主题设置或终极目的预制的客观真理或绝对价值秩序。《后现代道德》用15篇章论述后现代唯美倾向的摘记,分类在:赘言;制度的幻想;隐情——写给吉尔•德勒兹;地下室等四部分中,在“后现代”到底该如何生活?为何生活?《后现代道德》或许并没有答案。


《后现代道德》:我提醒你上帝死了

对话一直没有结束,他和她,肉身、创世纪、伦理和制度,关于“引人注目”,I’intéressant,是法语的书写,就在那里,放在最显眼的地方,第4章节,似乎所有的人都在那里,被吸引,他和她,包含着一切的正面和反面,对与错,唯独,没有上帝。“只剩下I’intéressant。它不能自行“行进”,它使其余的人行走,因为其余的人撑不住。其余的人在跛行。”这是一个语言带来的困境,在上面观望,却不是上帝,甚至可能是个“在跛行”的“其余的人”,撑不住,或者是不引人注目,不引起上帝的注意,既不希望也不失望,上帝只停留在教派的旨意上,那么,谁来结束对话,谁来“引人注目”,I’intéressant?

他和她,或者是男人和女人,“您是一个男子,我是一个女子,在用同一种语言讲两种言语。”这是最可怕的地方,“并非每个人都尽力辨认另一人的方言,即向他提供他本身所不具有的信息。”隐藏在后面的是言语,是同一种语言下的言语,不需要翻译,彼此都能听懂,但不一定会指向同一个目标,所以他还是他,她还是她,当代人或者诺斯替教派,上帝死了,也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言语带来的不是灾难,而是沉默,是“失去了上帝并出言谨慎”,那意境,仿佛是一开始玛丽在日本,文化的流变、资本的流变、地理的流变,以及现实的流变,“玛丽,即使你在叙事你可怕的故事时,你也始终微笑着。”那是因为玛丽看见了一个死去了的上帝,逻各斯不再的上帝,所以微笑也罢,言语超越了语言,走向了一个“差异、相异和多元文化主义”的世界。

“玛丽在日本”是一个象征,如一部小说的开场一般,洋溢着浓郁的异国情调,但是玛丽是谁?是欧洲中心的文化象征?是“跛行”的“其余的人”,还是就是那个死去的上帝却和我们同在?“两个交谈者操着同一种语言”的境域下,玛丽在日本是关于“男和女、东方和西方的差异”的臆想,文化资本主义仿佛在建立他自己的特异性市场,而在文化背后,则是每个人面对的言语困境,这种困境超越语言,“他是通过处在由性别、人种迷宫、语言、年代、社会等级和无意识构成的网络中的位置来加以评论的。”

但是,如果不评论呢?或者在上帝死去的时候,失去了评论,谁可以进行两种不同语言的翻译?是男子和女子?是当代人和诺斯替教派?翻译之谜实际上是上帝的归宿之谜,这种归宿来自于生活的快速变化,来自于遗忘,在《后现代道德》的《引言》中,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直接说出了主题:“生活使所有的道德化为乌有。”这是在“一小段故事、寓言或叙事、短剧、素描之后”的遗忘,而我们的生活依旧,被遗忘的道德如何恢复,如何重建?开始审美的快感?还是发现生活的意义?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说:“与这种唯美倾向相反的是:人们并不摆脱生活,因为人们已把它归于人为的方法。”

“人为的方法”或者也是一个人本主义的精神法则,这样的重建或者唤醒意识,是不是可以改变上帝死了之后的“后现代道德”?其实,重建或者唤醒并不是真正的目的,对于后现代遭遇的困境来说,上帝死了是一种必然,对于神性的失落,道德是不是一定会在信仰失落中丢失?玛丽在日本是一场流变,关于文化或者资本,关于东西方的多元,但是在发现这些多元的困境之前,文化,或者哲学,又在干着什么?也就是在那个没有上帝的世界里,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如贫民窟的这种现实,这种贫民窟“既非乡村,也非城市。而是另一个地址,它在地理汇编中未被提及”。这就是无归宿、无财富的虚无主义,像是那个封闭着的“孤儿”。这种虚无主义带来的是哲学上的困境,“在阿多诺之前,西方是否只存着一种独一无二的哲学,它把思想提高到这种虚无主义的文体高度和艺术高度呢?”而最可怕的是那种束缚:“当虚无主义激发其暴力时,群众就丧失了精神。迷失的精神可称为无意识。”

于是解构了,尼采的命题凸显了那种虚无,上帝死了,在虚无之中“养育了从今以后完全是孤儿的作家、画家和音乐家们的绝望的希望”。那么在“贫民窟”之外,是不是有一个哲学之城?有的,在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构筑的城市体制中,有市郊贫民窟,也有哲学之城,但是在哲学并不在城中,在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看来,哲学是思考之城,城市是寻觅其栖所的思想的骚动,“而思想丢失了其栖所,丧失了本性。”现状或许很明朗,在城市和市郊,在哲学和现实虚无中,交织着所有人的命运:“人们进入,出去,或路过。”这三种状态构筑了了一个复杂的形而上学怪圈,实际上是哲学的边缘化带来的隐喻,哲学+决心+疲劳+愿望才能带来世界一体化的哲学,而在这样失去思想的哲学之城里,在上帝死了的虚无主义中,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着力构建一个审美的巨城,相对于集合城市存在,巨城就是“以审美的方式存在着的”。

也就是在形而上学失去隐喻,哲学走向思想终结的时候,审美的巨城用来拯救那种虚无,摒弃集合城市里的“怪物”,在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看来,“审美是巨城对因缺乏对象而产生的焦虑的反应”。在审美仪式上,则是以博物馆、图书馆这样的记忆方式来重建“可能之纪念碑”,对于城市来说,博物馆和图书馆有一种“珍藏”的意义,而这种珍藏也是记载之一种,是将“存在的虚无变为了不存在的存在”,或者说这种“珍藏”,“不妨碍现在事物的逐渐消失的过程”,也就是对“拼凑起来的记忆”实现了“去掉了警报和记忆的可能性”。其实,所谓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只有在警报中才能产生意义,而所有的产品在博物馆、图书馆中都成了被监禁的代表,实际上是一种“囚犯”,而在囚犯理想中的图书馆里,只有三本书,“一本由一个曾经当过奴隶的人——塞万提斯所写,另一本由曾作过苦役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作,第三本的作者达尼埃尔·笛福曾被判处过示众柱刑”,这三本书的文化意义远远低于象征意义,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马尔罗所谓的创作“古老意愿”只是另一种遗忘,“冲着一片死寂树立的纪念碑成了遗忘之地。”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为什么在构建审美的巨城中,也会遇到这样的道德困境?监禁的意义就在于被珍藏而失去了警报,变成了死寂的纪念碑,而所有的崇高也被消解了,甚至在商业中“把崇高变成笑柄”。文化之外,哲学之外,甚至语言之外,所有的虚无只是在后现代的现实中,有一头不相容的怪物,“不包括稀有语种在内的30种不同的语言,源自3本启示录的所有可能的地区,以及所有共居、邻居、信仰和语言上的冲突,组成了这个怪物。”这个怪物带来了边缘化的哲学,带来了没有实现隐喻的形而上学,带来了政治上的独裁以及商业上的崇高笑话,在审美巨城中甚至让文化失忆,而这一切,或许是怪物世界里失去了人本的意义,“人本主义丢下的最后命令是:只有凭着超越着大写的人才成为大写的人。”大写的人没有了,连上帝都死了,还有什么值得的事?

那么,人无可避免会遇到信仰的失陷,末日似乎就要来到,传说突袭而来的现状就是“后现代传说”带来的惊恐,“当人类及其大脑在地球毁灭之前永远离开地球时,他们能类似什么呢?”当历史的末日被预见,还有什么可以安心的?而似乎在传说中我们寻找那种突围的办法,“末世学叙述一个受失误影响的主体所具有的体验,并预言这个体验将因对邪恶的宽恕、死亡的毁灭和天堂的回归而在末日完成。”也就是说,传说只是一种想象,看起来恐怖其实是可以消除的,传说的意义在于印证了人类自身的危机:“当今思想的危机,是现代性的危机,是后现代思想状况”。所以对于传说的书写和传播,实际上也是对于人自身危机的恐慌,新石器时代的革命和工业革命曾经带来的人类中心主义到最后还是变成一种末日般的“恶的想象”。

传说就是一种现实主义,“传说叙述一系列插曲,这些插曲时而表明了最可能的成功即死亡,时而表明了最不可能、最不确定而且也是最有效的成功即情结。”在这样的自我救赎面前,也只有把人恢复到应有的地位,“与上帝同在”,其实是一种至高之处的荣耀,就是不断消灭“他者”,给人类自身一个“自我”的定位,在《反抗的芦苇》里,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句子:“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在发展、沉沦的变迁中,“时光给外表的存在注入了一些新的东西,它们可以是愉悦、必要或习惯,总之它们能让人把握住自己的‘总路线’。没有行使这项权利或被环境剥夺了这项权力的人,有朝一日将会惊讶地发现他从未认识过真正的自我。”“总路线”是一个愿景,是对于自我的开拓的权利和自由,或者说是实现了“第二生命”:“第二生命中能容纳许多人,我、你和他”,或者说“拥有第二生命的权利就是保持独立。”而这种第二生命在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看来,是个体的真正独立,他引用帕斯卡尔·吉尔对“众语言之下的语言”的想象说:“在我们对组成集体厌倦之时,每个人都希望能独特一些。”对集体的厌倦,其实就是对众神狂欢的摒弃,对失去警报意义的纪念碑的否定,或者说是对于边缘化哲学的质疑,所以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讲到了1968年的“红色五月”运动,在他看来,“‘红色五月’发出一种出于无法治愈的痛苦的呻吟,对不能自由诞生的申诉。”所以,“红色五月”并非悲剧,“它没有结局、没有罪行,如果说曾有鲜血洒出,也不是因为那些狂热的孩子。”

集体的狂欢,意味着个体的泯灭,是“集体抛入偶然和‘尚未存在’的焦虑”,所以,真正的自我救赎就是走向个体的觉醒,“审美的存在就是要不断唤醒奴役和死亡意识。伟大的著作中总回荡着对空虚的警报声。”消除“他者”对“自我”的诱惑,从而实现“众语言之下的语言”的想象,而在根本上,“后现代人只是继续说着伽利略、达尔文和弗洛伊德的话语:人并不是世界的中心,并不是最初的创造物,并不是话语的主人。”

在后现代人之后,人也一定会是要成为世界的中心,并且消除了那种失去上帝之后的恐慌,在传说之死和纪念碑遗忘之后,后现代的写作成为一种解救之道:“不是为了与这些物质对话,也不是为了让这些物质“说”清楚,而是为了让它们回归沉默——沉默在人体内制造了那么多的喧嚣——为了置身于它们的力之下,而且从它们那里得到诗一般的动作。”是的,当他和她,当语言死去,仅剩下的就是如沉默一般的诗意,它带领那些道德走向另一个审美巨城。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编号:B65·2120421·0877
作者:[法]古斯塔夫·勒庞 著
出版:新世界出版社
版本:2010年1月
定价:24.00元亚马逊8.00元
ISBN:9787510407550
页数:182页

我们是不是乌合之众? 古斯塔夫·勒庞说:“群体是个活的生物。”那么“乌合之众”或许是个中性词,和大众群体的指称范围大致一致。《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明确指出个人一旦融入群体,他的个性便会被湮没,群体的思想便会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而与此同时,群体的行为也会表现出排斥异议,极端化、情绪化及低智商化等特点,进而对社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弗洛伊德说:“勒庞的《乌合之众》是一本当之无愧的名著,他极为细致地描述了集体心态。”书里说到了意识和潜意识:“所以我们对于人类的观察总是无一例外的陷入困惑之中,只有最细心的分析家与最敏锐的观察家,才有可能洞穿潜意识的黑洞,窥知一点点主导我们行为的无意识动机。如果说,我们的意识是浮在海面上的可见冰山的话,那么,潜意识才是沉陷于暗黑的海洋之中的巨大冰体。”这句话对于弗洛伊德来说,不知道是不是也有所启迪。


《乌合之众》:“人民群众”是靠不住的

被越多的人证明的事件,往往错误得最荒谬。

“越多的人”一定是数量的集合,数量会改变质量,或者说数量会导致错误和谬论?这个命题在古斯塔夫·勒庞看来,其实是这样表述的:群体的证词毫无意义,他们只会撒谎。在怀疑和数量之间画上等号,看出来是古斯塔夫·勒庞对于群体研究的勇气,但是同样传递着一种并不严格的论述逻辑,甚至是和他之前所提出的“数量就是真理”的命题相悖,或者说,在他看来,真正的“数量”是赋予了一种“正义的错觉”,所以群体是靠不住的。

靠不住的群体会相信什么?“群体相信一切不可能的事情、相信一切不合逻辑的事情、相信一切不合情理的事情,相信一切不存在的事情,唯独不相信现实生活的日常逻辑。”也就是说,群体是在正常逻辑和认知之外的,非理性的存在直接导致群体充满了神话特性,或者说所谓的谎言不停地被杜撰出来,从现实进行否定,从而否定时间内部的那些事实,甚至会杜撰历史,“历史变成了纯粹的想象”,在这个意义上,群体倒是在进行着颠覆,这种颠覆一方面是制造自己的神话,一方面又解构以前固定着的历史和神话,比如圣经中旧约的耶和华和新约的上帝,作为神化的形象受到质疑,而最后的落脚点是历史到底有多少是可信的?“历史才会最大程度地背离它的本源,呈现出光怪陆离的面貌。”这不仅是群体在质疑,同时也是古斯塔夫·勒庞自己的声音。

用古斯塔夫·勒庞的质疑开始群体的旅程,其实我完全是在检索作为心理学的群体研究在个体阅读中会带来多少惊喜。作为一部“心理学的经典名著”,《乌合之众》这个名字一开始进入我的阅读范围,就是这个标题所传达的可能歧义,或者说,我相信古斯塔夫·勒庞的研究是理性的,是客观的,对于群体的特征、心理、社会基础、表现形式等方面的论述一定是通过各种研究得出的,也就是说在充满浓浓学术氛围中横亘着一个叫“乌合之众”的定义,多少有些可疑,直接说,“乌合之众”所传递的贬义实在无法和我观念中也已形成的理性客观研究的“群体”搭上界,所以我会很小心地询问:我是乌合之众吗》或者说,我是乌合之众的一员吗?

当然,这种感受完全是浅层次的,也完全是在阅读之前形成的浅显感受。当进入古斯塔夫·勒庞的文本世界,其实我越来越发现了一种可怕的脱节,个体的阅读必须带着个体的特性和理性,甚至是某种思考的智力活动,是完全没有群体影响下的个体行为。而古斯塔夫·勒庞所研究的却是一个不展示个性的群体,身体或者经历体验在阅读中几乎等于零,这就会造成我的理解对于古斯塔夫·勒庞所研究的群体来说,仅仅是一个理论可能。

个体之死。正是古斯塔夫·勒庞群体理论最关键的一个内容,“许多人凑在一起,就叫做群体。”而在群体形成之后,每一个人个性的消失,“群体中的个人完全不同于独立的个人”。也就是当成为群体中的一员之后,个体特征完全隐藏起来,这种隐藏也并不是个体的有意为之,而是群体特有的潜意识消灭了个体的差异,“表现出差别的异质化被同质化吞没了,最终是无意识品质决定了群体的智慧。”在古斯塔夫·勒庞看来,群体改变个体的不光是个性,还有智力,在群体中,个体的只有很普通的品质、智慧和最基本的智能,甚至只具有最低甚至更低层次的智力,“群体的叠加只是愚蠢的叠加,而真正的智慧却被愚蠢的洪流所淹没。”不仅缺少个性和智力,甚至成为愚蠢的代名词,而在暗示和传染的作用下,进一步得削弱个体,是个体的存在成为群体的一种庇护,也就是说,群体掩盖了个体的错误,而成为道德的避难所,所有的约束和羁绊都不存在,个体“更无法控制内心中的放纵与不羁”,以致泯灭道德,“群体的行为天然就是合理的。”在这种没有谴责和审判的群体中,个体成为“无名氏”,无名氏就是不需要为他所做的任何事承担责任。“因为无名,所以无由指控。”这个简单逻辑使个体在群体中变得越来越危险,他们相互传染,相互暗示,直到个体完全被群体性催眠,也就是“他沦为受催眠师随意支配的一切无意识活动的奴隶”,这种群体带来的迷信力量支配着个体的一切,个人变成了玩偶,成为“文明阶梯上的倒退”,在近乎“癫狂”中上演着闹剧和惨剧,虽然在旁观者和历史的维度来看,个体是身不由己,但是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个性泯灭和智力下降,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就会完全变成群体奴役者,而这种奴役的可怕之处,在于它的心甘情愿,加上人格的脆弱,“被带入一种完全失去任何意识的状态”,这种状态便会成为偏执,而群体也成为“一个原始人的乌合之众”:“群体是一个对文明一无所知却充满了破坏欲望的野蛮人。”

乌合之众完全是迷信的结果,是被催眠的奴性,而在历史进程中,乌合之众扮演了可怕的角色,“整部十字军东征史,毫无疑问是历史上最严重的集体狂想。”是的,在历史上,群体给了一个无法接受的观念,,那就是:“任何一桩惨案,总是群众所为。”除了法国大革命之外,宗教改革、圣巴托罗缪的大屠杀、法国的宗教战争、西班牙的宗教法庭,都是受宗教感情激励的群众所为。在古斯塔夫·勒庞看来,“凡是怀有这种感情的人,必然会用火和剑去清除那些反对建立新信仰的人。”所谓的偏执,其实建立的是另一种信仰制度,而这种制度和宗教不一样,但是有着那种癫狂的性质,近乎疯狂地毁灭对立着的任何力量。

从个性和智力的泯灭,到群体对个体犯罪的庇护,直到最后群体奴役个体使其成为迷信的力量,个体完全变成了没有思想、没有主见、没有行动的个体,而在这样的个体组成的群体间,必然会有一种信仰,会有一种秩序,会有强权,这就是领袖的诞生,可以说,领袖一定是在群体的个体出现癫狂中才会出现,拿破仑说:“群体永远都在渴望强权。”这种强权就是英雄,就是领袖。“有群体的地方,就有领袖。”那么,如何成为领袖?古斯塔夫·勒庞说:“只有最极端的人,才能成为领袖。”而这种极端的标准就是“最容易兴奋的、半癫狂者、神经有毛病的以及一切处于疯子边缘的人”,可以说,这样的领袖也是缺乏理性,或者说,这也正是群体的特征之一,他们的到来只为个体寻找统治的借口?“领袖之所以会有如此的权威,是因为群体的奴性心态。”也就是说,在群体是甘愿被统治,甘愿被强权,而他们这样做的唯一意义,就在于为自己寻找出路,“就是让他们在崇拜和服从中,找到自己的幸福。”

而在古斯塔夫·勒庞看来,群体成为“乌合之众”完全是为了给如何成为领袖建立方法论,他在描述领袖的动员手段和如何建立领袖的名望上,提供了很多的方法论,先天的名望+个人的名望所组成的荣誉世界里,领袖也就有了资本,而在另外的论述中,古斯塔夫·勒庞也大量谈及了作为群体之一种的陪审团、选民、议会等,同时谈到了如何掌控陪审团、如何建设普选制度,如何在议会中建立名望,如此等等,看得出在群体研究中,古斯塔夫·勒庞更重要的是在思考群体行为的同时,为意欲有所作为的人们寻找一种捷径。所以通篇来看,在论述关于群体的特征、意见与信念、不同群体的分类等内容之外,很少论及个体如何会成为群体的一员,又如何甘愿变成群体领袖和强权的奴役,其实没有哪个个体加入群体,是为了去受奴役,为了把自己个体消灭掉,也就是,古斯塔夫·勒庞谈到群体的集体无意识,“无意识的欲念构成了没一个种族的先天秉性”,但并没有抛开这个心理学上的概念,而从社会学、历史学等诸角度来剖析个体之于群体的属性。

其实,在古斯塔夫·勒庞的群体分析中,很容易看出某种极端化的论点,比如“群体只能从事最低级的劳动。”“群体不具备任何道德。”“妇女和儿童是群体谎言最有力的坚持者,他们的话往往不可轻信。”如此等等,甚至会拿自己的民族来开刀,对于法国大革命历程中的民族特性进行了批判,尤其是拿破仑作为强权代表,完全是古斯塔夫·勒庞所否定和批判的,“由于法兰西民族性格特征,使得它的民众绝不可能忍受任何刺激,只要对他们稍加拨弄,他们就会因此而陷入极端。”甚至还谈到了中国:“它死气沉沉的固有习俗,使得整个国家没有任何改进能力。”

除了极端的批判,古斯塔夫·勒庞的群体理论中也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比如对于群体中的个体和领袖的作用时,一方面指出个体的奴性使得他们迷信于领袖,一方面又指出,群体中的个体具有极大的盲目性,把历史上的惨案罪因归于群体中的个体,也就是所说的“群众”:“任何一桩惨案,总是群众所为。”同时指出,“即使是握有最绝对权力的最专制的君主,充其量只是加快或延缓其显灵的时间。“也就是说,群众决定着历史的惨案的发生,而所谓的君主、领袖却不能阻止这种盲目的力量。另外,在群体道德方面,古斯塔夫·勒庞一方面说,“群体的力量却让人们摆脱了约束和羁绊 没有什么理由再约束自己,更无法控制内心中的放纵与不羁”,也就是说个体犯错误,只要在群体之下就不会受到道德谴责,是庇护这那些罪责,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指出,“群体对于个人,存在着绝对的道德净化作用。”也就是说,群体一方面放任个体的道德败坏,一方面又净化道德。同时,在古斯塔夫·勒庞的论述中,并没有明显区分群体和民族、群体和种族之间的不同点和共同点,而是糅合在一起,有时候群体就成为民族的代名词,有时候又超越民族成为种族一种。所以,在最后《结束章:民族存亡的关头》中,完全抛开了群体理论,而重新唤醒了民族的忧患意识。在论述民族的出现过程中,他描绘了从民族的出现-种族摆脱野蛮-新文明的诞生-创造性工作-开始破坏的过程的“历史发展规律”,从而提出,“随着古老理想的丧失,这个种族的才华也完全消失了。它仅仅是一群独立的个人,因而回到了自己的原始状态——即一群乌合之众。”也就是理想和才华消失之后,民族又变成了群体一种,生命循环过程就是使民族重新成为“乌合之众”。

“任何一个群体更像是一个原始人的乌合之众!”在古斯塔夫·勒庞看来,其实又回到了一个理论的原点,里面有着他无法摆脱的悲观主义,“一场革命的开始,其实就是一种信念的末日。”我甚至觉得,在他身上其实就是对所谓群体的先天恐惧,对组成的那些消灭个性,泯灭智力,削弱智慧的群体的鄙视,甚至是一种革命性的”人民群众”的否定:“‘人民群众’是靠不住的,除非你想获得一个最愚蠢的结果而相信他们。”也就是说,群体带来的革命完全是盲目而极端的,完全是情绪化和低智商的表现,是野蛮人而已,而“创立偶像,塑造英雄”取代人民群众的“怀疑精神和独立意识”,似乎是古斯塔夫·勒庞真正要做的。从这个意义上,古斯塔夫·勒庞的政治意义才是目的,也就是通过对”乌合之众”的批判来构建他的“民族理想国”。想起《总统是靠不住的》那段话:“坦白地承认一个事实,人是靠不住的。必须用一种机制去删选不可靠的人,同时用这种机制去限制和规范人的不可靠的行为。权力切割的原则就是,宁可切得支离破碎,自相矛盾,也不要全面统一,高度集中。”

似乎这就是对古斯塔夫·勒庞“民族理想国”的一个反喻。

动物寓言集

编号:C63·2120421·0876
作者:[阿]胡利奥·科塔萨尔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1年5月
定价:16.00元亚马逊9.90
ISBN:9787020084920
页数:118页

“他确实拥有阿根廷国籍,并非飘零无根,却只认幻想文学,爵士乐、先锋派绘画、拳击和黑包电影这一个祖国,巴黎不过是个比喻,是个心灵坐标。如果说,作为阿根廷人意味着悲伤和远离,那么,胡利奥·科塔萨尔用自己的人生轨迹充分回应了这种模式。每位读者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应和,去反驳。”确切的说,这段话不在封面上,在腰封上,旁边是科塔萨尔的黑白照,叼着烟,目光中满是不屑。作为科塔萨尔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动物寓言集》从1947年开始创作,1951年结集出版,顾名思义小说里都以动物为主角,并且都有着需要解读的隐喻:《剧烈头痛》中的“芒库斯皮阿”仿佛是病痛本身的化身、《奸诈的女人》中黛莉娅对动物女巫般的支配力量令故事增添了一丝神秘色彩、《动物寓言集》中影射人性的虎、以及《给巴黎一位小姐的信》中,令“我”最终崩溃的兔子……


《动物寓言集》:手的影子会吓着蚂蚁

想到蚂蚁们来来往往,不惧怕任何老虎,她就满心欢喜。甚至,她想象着有一只橡皮大小的小老虎在蚂蚁王国的通道中走来走去。

在阅读之后,我的想象里没有老虎,也没有蚂蚁,或者通道里也都是被塞满的困意——作为春夏之交的一次午后经历,我实在有些抵挡不住困顿的倦意,直线而上的温度宣告了季节的改变,转身的一瞬就会把你推向炎热的境地,这是气候引起的官能症,也并不是科塔萨尔在《剧烈头痛》中说的那种眩晕,当然,面对倦意,我也不会寻找玛格丽特·L·泰勒的那篇名为《眩晕和剧烈头痛的指导性症状及常用治疗对策》的美文,来对症下药,其实,最头痛的不是头痛本身,而是那些迷乱的名称本身,乌头症、马钱子症、缺磷症、溴樟脑症、氯化钠症、紫草症、缺硅症、白英症、白头翁症、硝化甘油症、印度大麻症、仙客来症、颠茄症、原料病症、响尾蛇症……在布满文字的《剧烈头痛》中,这些病症采用斜体的方式特别标注出来,书写方式特别的潜台词是:秩序在改变,而且在加速改变,我仿佛看到了那些病症蜂拥从书本中跳出来,齐齐向着这个午后袭来。

当然,这不是“炼金术般的、秘教式的研究文章”,这只是科塔萨尔的一部寓言,一部包括代序只有118页的小说集,蔚蓝的封面显得很纯净,看上去会医治一点那种“剧烈头痛”和午后的困顿,小说集的腰封早就被我遗弃一边,这是一件不合时宜的外套,灰色,或者人像,让科塔萨尔站在了最前面,但却是不应该的,我只喜欢这种蓝色的安静,这种统一和秩序,上面只有简单的题目,不被篡改和剥夺,就像最后那篇《动物寓言集》里的蚂蚁一样,“两窝蚂蚁,各守玻璃盒一角。”,而“手的影子会吓着蚂蚁”,人一旦闯入,就是对既往的秩序的破坏,“伊莎贝尔觉得蚂蚁们真的被吓到了,对影子唯恐避之而不及。”

所以,回到蚂蚁,是掩卷之后对于封面的一次排他性解释,是的,在封闭的室内,是没有手的影子的,即使有,也是暗淡得可以忽略不计,与周围的光影完全在一起,不用害怕,世界安静着,甚至没有想象。但是作为一种场景之一,象征开始了,或者有关动物的寓言开始了。

是一只甲虫。小小的,黑黑的,就那么一个点,就像黛莉娅鼻子上的那个黑点,有些情节地展现出来。起初是从桌子上爬过来,很安详地移动,动作不是很灵敏,但是方向很坚决,它爬过了摊开来的那本书,爬到上面的一只信封上,然后在信封上来回走动,就像科塔萨尔在小说中所说“蚂蚁们来来往往,不惧怕任何老虎”,不惧怕是因为它没有看到我,看到的手影,看到我的困顿和倦意,所以小甲虫把世界当成了它自己的一切,甚至我会把它爬上信封这个动作也解释成对于科塔萨尔小说的阅读,比如在《狡诈的女人》中,两封匿名信就没有寄到黛莉娅手里,它们落在了马里奥的手里,然后烧毁,两封匿名信有不同的内容:第一封写到:“据家人透露,只有最深的绝望才会让他自杀。”第二封信说:“如果我是你,我会小心门前的台阶。”小甲虫的行为艺术对于匿名信的标签的解释,似乎有着太多的想象,总之,最后小甲虫并没有出现像那条金鱼一样,在“黛莉娅预言的那天死了”,只有最深的绝望才会让它死亡。从“他”到“它”,从自杀到死亡,是两种秩序,两个世界,所以,小甲虫的意义是和所有动物一样,是参照着人的行动和行为。所以,在小甲虫的爬行中,我的困顿和倦意逐渐变成了对它的观察,我仿佛也在它的爬行中找到了摆脱头痛的方法,是一种参与,是观察者的参与。就像《天堂之门》的马塞洛·哈多伊一样,“一个职业者,一个知识分子。我一声不响地望着发生的事情。我是个观察者和新闻记者。”科塔萨尔说他是个“生疏的、有点冷漠的观察者”,那么在这样的午后,面对一种优雅爬行的小甲虫,我也必定是生疏和冷漠的,因为我和小甲虫完全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仅有的交错也只有这午后的时光,这桌子和遗留的信封,或者《动物寓言集》满是蓝色的封面,那么这种互不侵犯、没有“手的影子”的相遇是不会给谁造成什么影响,它是它,我是我,然后便都是独立的行动:甲虫告别爬行,振翅飞起来,而我,从科塔萨尔的封面开始,阅读“伴着爵士乐的曲调和自由”。

其实,对于科塔萨尔,我是曾经熟悉的,但是一直没有作为阅读者进入他的世界,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一直以“生疏和冷漠”的观察者而存在,甚至,连观察者也没有,只是旁观者,《科塔萨尔论科塔萨尔》在书橱里,一角,属于上世纪90年代的购书经历,对于文本来说,只是迁移而已,没有阅读,积满了灰尘。但是被封尘之后,我才知道有一个远在我之上的世界,一直在运行,而我在时间上的错过是静止的旁观,实际上最多也只是对文本进行过货币化的消费,所以,在面对科塔萨尔的时候,一种闯入者的快意洋溢出来,就像科塔萨尔面对科塔萨尔一样,文本的阅读者和阐释者面对作者,这种如朱琺注释的“分裂或化身”,其实就是博尔赫斯所写作“两个博尔赫斯”为题的作品,作为博尔赫斯的弟子,科塔萨尔一定深谙此道。而在这样的“分裂或化身”面前,我也开始面对十几年前的那个消费者和旁观者,我之于我,是两种人称了,或者这种分离就如小说《远方的女人》一样,日记的这端和那端是同一个人?阿丽娜·雷耶斯,或者写信的我,“因为有人打她,因为有人打她,她就是我。”只有外力施加,她才是我,而在这种紧张关系被消解的时候,却只有恨意和分裂,“如果她真的是我,她会屈服,她会投身到更光明、更美丽、更真实的我这边。”完全是一种身份的交换,如果的假设后面是对于现实的颠覆,对于秩序的重构,但是在幻想中,却是一种游戏:

可怕的是句意指向并非王后的人,指向晚上我会再次痛恨的人。那个叫阿丽娜·雷耶斯的人,不是拆词游戏中的王后,她也许是任何人:布达佩斯的乞丐,胡胡伊家境贫寒的学生,克萨尔特南戈的女佣。她在任何遥远的地方,她不是王后。可她的确叫阿丽娜·雷耶斯。

王后和乞丐,对于阿丽娜·雷耶斯这个名字来说,意味着往返的可能,“我觉得故事的结尾是绝对富有幻想色彩的。鉴于事实上女乞丐是和阿利娜相像的人,所以就发生了灵魂交换的现象,阿利娜的灵魂留在女乞丐的肉体内,女乞丐的灵魂占据了阿利娜的肉体,而胜利者实际上是阿利娜肉体内的女乞丐。这是颇费心计的。”还是在《科塔萨尔论科塔萨尔》的阐释中,一个人和另一个人,肉体和灵魂,乞丐和王后才诡异地合在一起,而最后的秩序颠覆,完全是一种计谋,科塔萨尔在背后捅破了唯一的秩序,日记不复存在了,离婚两个月后的故事变成了现实的的一种,不是阿利娜的阿利娜面对丈夫,走到桥边,她拥抱了一个女人,所有的关系和对应全部坍塌

“不,太可怕了。”这就是被颠覆所带来的恐慌。而这样的颠覆并不仅仅是个体的分裂和合一,更多的则是对秩序的破坏,对既有规则的篡改。《被占的宅子》里那所“宅子”就是一个规则,一个秩序,固守着几代人,还有很多传奇故事发生过以及发生着,“我和伊雷内习惯了两个人住,也执意就两个人住。”执意两个人住是延续着规则,而且可以牺牲某种爱情或婚姻,面对这样一种“执意”,甚至会出现“一个隐忍不发的想法”,那就是:“曾祖父母在老宅里开始的传宗接代该有我们简单无声的兄妹通婚宣告结束。”兄妹的乱伦是为了维持宅子的“传统”,但是这样的秩序并不能维持,在外界不断变化甚至革命的时代,对秩序的“执意”坚持,甚至以牺牲某种自由,也只是一种乌托邦,后来宅子不断被侵袭和占有,这边和那边连续“沦落”, 直到最后,“除了身上穿的,我们一无所有。”从一开始宅子就是一种象征,而这种象征在被占之后,慢慢坍塌,甚至于我门的“执意”来说,反倒成了一种讽刺:“离去之前,我有些不舍,锁好大门,钥匙扔进阴沟。”对权威的消解也就变得理所当然。在《动物寓言集》里,一直贯穿着这种对秩序的破坏甚至颠覆,在《给巴黎一位小姐的信》里,住在苏伊帕恰街公寓里:“不是因为小兔,更是因为闯入一个封闭的秩序让我痛心。”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一成不变,“移动那只杯子,破坏了整个屋子的相互关系。”但是在充满寓意的兔子面前,所有的秩序都被破坏了,“可是,十一只不行,因为安德烈娅,有十一只就有十二只,有十二只就有十三只。”苏伊帕恰街公寓完全变成了兔子的王国,而这种秩序的破坏看起来是闹哄哄,但实际上只是一种落魄、不自由的我们的孤独,没有人会注意苏伊帕恰街公寓里的秩序,甚至没有人会注意那些兔子,对于公寓外的他们来说,重要的事是“要赶在第一批学生经过之前,运走另一具尸体”。在《公共汽车》里,克拉拉和男乘客都没有带花,对整个168路公共汽车上的其他人来说,他们就是闯入者,就是陌生人,就是秩序的破坏者,所以168路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嘲笑、抛弃的象征,而车上带花的人为着去公墓,等他们下车,空荡荡的168路公共汽车上只有莱蒂罗、一毛五的票、没有花等共同的身份标签,秩序又恢复了,但是这种恢复只是一种秩序破坏和重建的过渡期,等到他们下车,到达广场的时候,原本不认识的他们最后在广场各自买了一束花,“各人拿着自己的花,各人走着自己的路,非常开心。”这种开心看起来是建设了属于自己的规则,但是只是“他们”规则的一个翻版,融入的结果其实有着一种盲从的无奈。这种无奈在《天堂之门》里也是如此,做过舞女的塞丽娜和马洛也有着“火热的幸福”,这是现有的秩序,对曾经舞厅里的塞丽娜来说,则是秩序破坏的开始:“她放弃了最爱的米隆加,放弃了最爱的茴芹酒,放弃了最爱的土生白人华尔兹,仿佛故意惩罚自己,为了马洛,为了马洛式的生活,只是偶尔要求他带自己出门跳个舞。”为了融进马洛的生活,或者寻求意思爱情的慰藉,她告别自己的秩序,需要很大的勇气,但也走出了无法停止的脚步,直到最后发病死亡,对她来说,则是一种摆脱:“只属于自己的天堂里,她无拘无束,每个毛孔洋溢着幸福,重新投入到马洛无法追随的生活状态。”

进入别人的规则,到底如何接纳秩序,或者说,在秩序无法真正融入自己生活的时候,是不是必须要以悲剧的方式结束?当这种“封闭的秩序”被打破后,科塔萨尔选择了几种方式来抗衡,比如宅子被占后扔掉钥匙的抛弃式行为,比如《奸诈的女人》里马里奥烧毁了那些匿名信,比如《给巴黎一位小姐的信》里运走的尸体,这些都在为秩序的破坏和重建寻找解救办法,而在《剧烈头痛》里,则是以一种纯虚构的动物芒库斯庇阿来构筑一个自我的世界,这种虚构的动物具有顽皮性,反复无常,吃发芽的燕麦,还要换毛和交配,甚至每八小时进食一次,对我们来说,这种虚构的动物就是一个理想生存状态:“我们担心,只要一晚上照顾不周,芒库斯庇阿就会万劫不复,性命不保,而我们也会倾家荡产,遭灭顶之灾。”虚构的芒库斯庇阿甚至是一种拯救者的角色,但是在这种充满着乌托邦的秩序面前,所有的病症都围聚而来,像是故意要在肉体和心灵上对理想主义进行惩罚,所以最后的结局是:“某种动物在那儿绕圈游走。对着窗户嗥叫,对着我们的耳朵嗥叫,快要饿死的芒库斯庇阿在嗥叫。”芒库斯庇阿是虚构的动物,也对新秩序的一种命名,但是这种命名只是某种幻想而已,甚至也在解构自己的那些种种的文本秩序,喂养芒库斯庇阿的我们也成为想象的一部分,“我想象的那一对男女差不多像《被占的宅子》那一对男女,但是更含糊一些,因为不清楚他们是两个男人还是两个女人,还是一男一女,他们是不是丈夫和妻子,是不是兄妹俩。”

科塔萨尔,一个象征

男人和女人,性别或者群体或者某种关系的模糊,是科塔萨尔故意要强调的,而在这些小说里,那种所谓的爱情也都是这样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世界秩序,《被占的宅子》里的我们、《给巴黎一位小姐的信》中的我和劳拉,《奸诈的女人》中的马里奥和黛莉娅,《天堂之门》中的马洛和塞丽娜,他们其实都像168路的克拉拉和男孩一样,看似有着莱蒂罗、一毛五的票、没有花等共同的身份标签,但其实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两人重新迈步时,他没有再抓着她的手臂”,他们买花也是各自的事,走各自的路,像从来没有过交集,像从来都是陌生人。

正是因为貌离神合的微妙关系存在,规则和秩序其实都变成了心痛的一部分,而那些动物世界里的故事,作为对人类世界的共处方式,其实折射着人类自我的焦虑,类观察带来的是寓言般的解读,所以在《给巴黎一位小姐的信》里,吐出来的小兔,或许就是在说着人类的心病,《奸诈的女人》中黛莉娅做巧克力酒,还弹钢琴,看似优雅的生活背后是另一种残忍,她在薄荷和杏仁糖里,放进捣碎后后蟑螂尸段,像“大批大批的人死于昏厥”的罗洛的死和“孤零零地一个人死去”的赫克托,作为黛莉娅,都以死亡而告终,死去的蟑螂吃进肚子里似乎就是这样的神经机能症;还有《动物寓言集》里的“老虎”,跑进了大起居室、在三叶草花园、几乎一直是工头向他们报告老虎的动向、十点了,老虎在钢琴房、老虎在书房,直到最后内内的惨叫,老虎完全成为一种无法逃避的祸害,包括那些细菌、蚂蚁、蜗牛,自身的秩序被人类破坏,而反过来对人类建立的秩序进行另一种破坏。

动物寓言,或者就是人类自己的寓言,停留在病理学的层次上的故事,读起来让人有一种畸变的恶心感和巫术般被支配的惊悚,这些脱离常规的特例也在印证着科塔萨尔多变的生活现实,患病、任教、狂热地爱上了自己的学生,最终在1951年踏上了背井离乡的路,开始了法国之行,而就在这一年,作为个人第一部短篇小说的《动物寓言集》出版,在时间上也正好表达着”科塔萨尔式“秩序的破坏,他在《科塔萨尔论科塔萨尔》上说:“写短篇小说也为我治好了许多心病。所以,如果愿意的话,幻想的故事可以叫做调查,不过,它是一种关于治疗法的调查,不是形而上学的调查。” 治疗式的调查,就是对身体的那种抵抗,但是科塔萨尔的地理空间的转变,从阿根廷到法国,依然没能改变他严重的神经机能症,1984年他死于白血病,和恋人卡洛儿一样,因此而死去,对他来说,在文字里设置动物,设置那些驱邪式的治疗办法,但那也只是一种象征,就像他的巴黎一样“不过是个比喻,是个心灵坐标”。

“手的影子会吓着蚂蚁。”这里没有蚂蚁,那只小甲虫一直没有再飞回来,我合上书的时候轻轻把手指抽了出来,影子不会停留在书里了,一片安静,我的头痛已经过去,我知道这也是象征,如被描述和猜测的“乌头症”一样,“是场强风暴 来得快,去得快。”

悠游小说林

编号:H26·2120421·0875
作者:[意]安贝托·艾柯 著
出版:三联书店
版本:2005年10月
定价:13.50元亚马逊9.70元
ISBN:9787108022844
页数:162页

翁贝托变成了安贝托,埃科变成了艾柯,Umberto Eco这个符号的汉化本身就带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来与我共同漫步,一起穿过这多汁多叶的叙事之林吧……”小说林就是一个迷宫,游伴或导游安贝托·艾柯到底能把我们带往什么地方?或者在这种行走中谁来创造小说,谁又来解读小说,甚至谁来毁灭小说?“模范读者”和“模范作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变化,才能一步步迷失于其深不可测的空间之中而忘记走出来?艾柯将枯燥的、令人望而却步的符号学和叙事学变成了一种智力的游戏和知识的愉悦,他告诉我们他是如何地热爱小说,怎样一再地迷失于叙事之林,并且说,为了成为荣誉公民,我们必须是老练敏锐的读者。翻到最后一页,我们可以一起读:“然而,生活是残酷的,对你对我都一样,所以,我来到了这里。”


《悠游小说林》:谁是万书之书的模范读者

我们同样可以把这个点定到现在,我们正在阅读它的1993年。
——《第二章·洛瓦西之林》

“现在”已经完全变成了艾柯文本里的一个“词”,它取消了即时性的属性,所以“现在”作古,“现在”变成了一个很好玩的游戏,它的起点是1993年,终点,当然,也是1993年。作为对“现在”这个词语的一种叙事,我把自己界定在1993年之后的一个时间里,这个时间可以是版权页写着的“2005年10月北京第一版”,也可以是亚马逊购书送递完成而发现的可揭除条码标签的“B001161XG0”,当然,最终它必定要归宿在“正在阅读”它的时间,也就是2012年5月3-5日的集散时间。

这里必定是一个怪圈,从标签意义上说,“现在”意味着无数种可能,出版时间、购买时间和阅读时间,这三种时间相对独立,也绝非对应于艾柯所说的故事时间、叙事时间和阅读时间,也就是在所谓的三种时间中会有无数种的可能,那么从时间的标签开始,丛林世界就可能是存在着走向一个终点的法则。先是出版时间,2005年10月第一版,相关的标签是“三联书店”、“文化生活译丛”、“俞冰夏 译 梁晓冬 审校”,以及“2006年3月重印”,这些标签所组成的文本是:“880mm*1230mm 1/32 印张5.125”的开本,印数10001-15000,以及字数114千字,定价13.50元。它或者以图书在版编目的数据形式呈现,可以充分感受于一种触觉,即捧之读之的物质基础。其实,从这个时间出发,还可以延伸出图书出版的目的、意义,以及销量情况,而最后俞冰夏的《译后记》完全是对于这个时间的注解,这篇写于2005年4月3日上海外国语大学松江校区的文章,充分说明了当时出版此书的一些情况,比如“这部《悠游小说林》作为1994年艾柯在哈佛大学的诺顿讲座稿,初次躺在我手里是在2004年”,这才使“在电脑里怀胎十月的稿子突飞猛进地有了最好的归宿”,所以在俞冰夏看来,翻译中的“阅读、再阅读、转化、再转化的过程”,是在开始这某种新的叙事,“正是艾柯所谓的几种时间的重叠”,而这样的时间意义,“让我学会争做模范的读者、并谨防误读行为的发生。”

所以,俞冰夏的谨慎构成了一种出版时间在某种程度上的文本真实,而从2005年4月跃入下一个时间点,则是7年后的时间,即2012年4月,亚马逊的购书计划完全将静止的文本送到我面前,“采用可揭除条码标签”是覆盖在文本最后的一种粘条,上面是B001161XG0的一串数字,以及粗细不一的条形码,作为消费行为的标记,这一串数字一定和购书计划里的更大数据库有关,它录入和检出以数字的形式存在,所以在揭除这个条码之后,你会发现下面还有一个条形码,是不可揭除的条码标签,和封底合二为一,其实,下面的这个条形码才是作为2005年初版2006年重印的真实条形码,也就是说,这两种条形标签分别记录着生产和消费的动态数据,“可揭除”和“不可揭除”完全作为两种行为是否具有回返的可能性标记。

返回是一种自我的行为而已,消费之后,必定是“捧之读之”的阅读行为,这也当然过渡到了所谓的“阅读时间”。在时间刻度上,我说过了是“2012年5月3-5日”,这是一段时间,其实这样的“集散时间”是和艾柯所说的“正在阅读”是相矛盾的,也就是作为一个点的“现在”是不允许“持续”着的,而这个持续的时间段其实艾柯早就给出过一个诠释的文本:《西尔薇》,杰拉尔·德·奈瓦尔的《西尔薇》被艾柯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书”,而正是这本书,让艾柯拥有不停“阅读、再阅读、转化、再转化的过程”,这种如翻译的持久过程也终于有了某种叠合的可能,所以在艾柯看来,“四十年反复阅读同一文本的经历让我相信那些宜称论述文本、细化和支解文本会杀死文本风韵的人有多愚蠢”。也就是说阅读不死,文本也将不死,模范读者上路了,因此而呼唤的“模范作者”也显现出来。

所以为什么在小说的丛林中,艾柯会以《西尔薇》为文本的起点,而我也正以艾柯为起点,去发现持续时间的背后隐喻,这是一个暧昧的时态,我的阅读仅仅是几个夜晚的时间,“正在阅读”的1993年就完全变成了“现在”,面对文本的“使用”可能,我则进入了艾柯在《西尔薇》中发现的“未完成过去时”。于是,1993年和2012年,在时间的某种标记中,也具有了上游和下游的寓意,“给安贝托:读者在上游,伊塔诺·卡尔维诺在下游”也完全具有了更多的下游,这种充满着参照属性的物理时间,其实构成了一个游戏的范本,“未完成过去时”具有的持续性和重复性则把我带进了丛林,带进了“最适合用来叙述梦境和噩梦”的丛林。

这是不是艾柯有意而为之的一种阅读计谋?对于我来说,丛林里到底有没有大灰狼和食人妖,或者小红帽,都不再重要,这个被“诠释和过度诠释”的文本,其实并非给我初次阅读时的那种狂喜,甚至可以说,艾柯所着迷的那种“雾状”象征,也慢慢趋向于光明,文字不再隐藏在背后,它甚至活脱脱被袒露出来,丛林里其实完全没有危险,也没有隐喻,童话也消失了,只有组合在一起的篇章,或者是一些关于模范读者、模范作者刻意而为之的标签。

那么,是谁闯进了这个丛林?《Six Walks in the Fictional Woods》,是漫步还是浏览?是简练还是徘徊?作为“小径分叉的花园”,艾柯希望丛林里有适合每个人行走的小径,“即使其中没有一条已被人走出来的大路,每个人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步子前进”,而这样的选择对于从前没有丛林经验的人来说,则“可以自己决定是走树左边的路还是右边的,并且在每次碰到树的时候,都拥有作出决定的自由。”这就是丛林的阅读法则,艾柯没有设置任何障碍,也没有指点任何可能途径,他只是将你带进丛林,带进无数分岔小径的花园,或者说,他只是把你看成是适合童话阅读的读者,是具备一个“读者角色”的人,所以,他允许你犯错,用错误的行走方式发现丛林里的迷雾,发现丛林里的食人妖就是我们的朋友,或者艾柯就是那只在上游的狼。

自由的选择,这是艾柯交代给我们的丛林法则,因为他把你当成是可以“弥补一系列文本没有填满的小缝隙”的读者,而那台懒洋洋的机器只有读者手工操作才能运转起来,所以,从这一步开始,与作者合作而具有的“模范读者”是完全可能的,甚至,这是艾柯设计好的“推理之步”,是“作者常用的一个徘徊和放慢脚步的技巧”,而这种“推理之步”是“在我们树林隐喻中,意味着在树林以外的想像之步”。所以自由选择对于具有想象力的读者来说,并非难事。而艾柯当然不是就此停住,像一个导游一般让你体会丛林的奇趣,然后欢快地走出丛林,一趟探索小说的形式和手法的漫步就此走向终点。不是的,艾柯说,丛林里到处都是未见的迷雾,有时候你知道是有出口的所以是游戏,但更多的时候,丛林是一个永远的迷,进入丛林或者走出丛林,也从自由选择变成了“必须的选择”。

“在每一个及物动词必须出现的时候”,读者必须作出决定。这是一个在艾柯看来充满危险的命题,如何必须?及物动词来自何处?时间的持续和重复是不是一个永远没有尽头的及物动词?或者说《西尔薇》里的闪回和闪进形式是不是在时间里做出的“必须的选择”?面对丛林,狼和食人妖到底是什么?这样一种命名是否是一种自由选择的结果,而现在必须抛弃,必须从诠释走向使用,从事件的”显现”(apparition)走向“顿悟”(epiphany),也就是说,艾柯和所有经过丛林的人,都需要使用一个文本,比如白日梦,而这种白日梦“不是公共的事宜”,否则“容易导致我们把叙事的丛林圈成自家的小花园”,那么很明显,类似于童话的“白日梦”将完全拒绝模范作者的参与,读者成为创作者和制造者,成为使用文本的第一人,甚至可以说,谁都可以“唤醒对伊塔诺·卡尔维诺的记忆来开始我的演说”。

安贝托·艾柯:“万书之书”的模范读者

作者,文本的作者被悬置了,持续性和重复性变成了必须选择的通道,而及物动词开始疯狂进攻,这样的丛林是不允许一个完整的文本存在的,于是自我命名开始了,人人成为亚当,人人寻找事物的天性,而每一种命名,每一种天性都不可能重合,或者说,丛林里的每一个选择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不可替代和不可诠释的,这条法则正如弗朗西斯·路德维克提出的:“最原始的名字不是给物质的名字,而是给动作的名字。“这种格语法理论成为艾柯走向新丛林的一条新路,“在苍白的帕拉斯半身像上”真的成为我们发现自己的一个寓言,那么以自我的阅读为法则,叙事的上帝也就慢慢出现在文本里,这个发现过程颠覆了作者/读者,或者文本/阅读之间的单一线索,或者更彻底地意义在于,丛林的虚构完全取代了真实,“我注意到生活一定更像《尤利西斯》而不是《三个火枪手》,但我们通常用《三个火枪手》而不是《尤利西斯》的方式去思考生活。”

这是一个存在丛林中的巨大悖论,也就是文本完全是一种我们事先就虚构好的故事,完全背离了真实,只要读者真正在经验、信任和真理构筑的世界里找到出口,才会发现那个隐藏在叙事中真正的上帝,他“在动物的肠道里、在鸟类的翅膀里、在燃烧的树丛里,在《十诫》的第一句话里”。或者说,完全是在物的无边无际里,而在这样的“必须的选择”中,也就解开了为什么“造物主渐渐隐没在无穷之雾里”,那就是因为“我们总在怀疑,为什么是‘有’,而不是‘没有。”

那么在物的无边无际中,虚构的世界正在改变着我们与现实的关系,改变着丛林的那些规则,也改变着文本的可能意义,而在这个“必须选择”的及物动词的世界里,时间作为“未完成过去式”的暧昧表现,一定是阅读带来的,也就是说那个定点在“现在”的“正在阅读的1993年”完全是虚构的,是叙事最高意义的上帝玩的一个“投骰子游戏”,而当艾柯逃离1993年的“现在”叙事上帝的时候,模范作者就死了,他其实是神化的上帝之死,那么紧接着就是自我上帝的复活,于是,艾柯看到了1932年1月5日到6日之间的夜晚,这是时间的宇宙,这是自我的宇宙,是一个虚构着的真实,在天文馆看到了自己的时间,还有什么比使用这样的文本更让人愉悦和害怕的?

我找到了那个我们总想在书里,或者电影银幕上找到的故事:在那个故事里,星星和我便是主角。这是小说,因为故事是被馆长(天文馆)重构的,这也是历史,因为它重述了宇宙过去某一点所发生的真事,而这又是现实生活,因为我是真实的,而不是小说人物。在那一刻,我成了万书之书(Book of Books)的模范读者。

十五分钟的夜晚,艾柯的阅读来自星空,来自宇宙时间,那是他一生从未见过的丛林,是最后的小说:“我们不会停止阅读小说,因为正是从小说中,我们才能找到赋予自己存在意义的普遍公式。”赋予意义也就是赋予时间一个及物动词的命名理由,万书之书(Book of Books)正在书写,真实或者历史,都是艾柯“永不离开的小说之林”。是的,接受艾柯1932年1月的宇宙星空,正如我们接受1625年的巴黎有一条叫萨尔瓦多你的路,接受阿德里娜死去的1832年对西尔薇有着莫大帮助,接受“正在阅读”的1993年完全没有上游的读者,当然,也接受2012年5月3-5日是我把安睡在怀里“童话中的大灰狼”唤醒了。

阅读纸草,书写历史

编号:W11·2120421·0874
作者:[美]罗杰·巴格诺尔 著
出版:上海三联书店
版本:2007年3月
定价:22.00元亚马逊6.50元
ISBN:9787542624949
页数:166页

我很猥亵地把“纸草”读成了“草纸”,以为就此拉开了和肉体接触最隐秘的那部分,草纸是一种工具、一种生活方式,而纸草作为一种人造书写材料,却有一段从简单工具到文本的历史过程,也就是所说的“书写”的历史。从古埃及开始,纸草就是用于文字材料记载的书面材料,原料取自一种灯心草属的植物的茎的内部。最好的纸草用罗马皇帝的名字命名,最差的纸草不能用来书写只能按斤批发用作包装纸。而纸草记录的内容包括文学、账本、契约、信件等等,埃及之后,由于征服和被征服,希腊人、罗马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都使用了纸草,一起构成了纸草的历史,所以书写纸草的文字多种多样,有埃及自己的象形文字、世俗体与科普特语,也有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等等外来文字。纸草文本折射的古代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里,也许也有草纸的那种对身体的清洁功用。


《阅读纸草,书写历史》:永远修订的开放文本

将纸草说成是“草纸”,多少是一瞥之后产生的意义,内中当然有着外行的无知和调侃,作为第一次进入我的阅读视野的图书,“上海三联人文经典”的系列命名让我有一种圈外人的羞耻感,远离“经典”当然是会做出诸如纸草=草纸的戏谑式理解,此种圈外的尴尬倒如弗里耶所说,需要对文书“逐个加以重构”,再考察新纸草“与其他留存下来的全部纸草之间的关系”,这种“古物研究式”的方法当然会遇到“个别与一般”的难题,而对于这种远离我们生活的纸草来说,“逐个加以重构”和“考察全部纸草”或者也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理想主义。

遥远的距离,是纸草必须的尴尬,从时间上来说,是古希腊对于纸草的使用历史,跨越过去也是几个世纪前,所以作为“最好的古老史料”,纸草完全是一堆故纸堆里历史,不管是埃及自身的发展历史,还是希腊罗马化,或者是历史上被被希腊人、罗马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征服的历史,都远离我们,异族征服的历史写在埃及的土地上,从不曾踏入,也不曾有什么兴趣,所以不管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纸草作为一种“文本”完全在阅读体系之外,虽然是特殊类型的“智力活动”,但像保存在“开罗秘库”里的那些文本一样,完全存在着“包含释读和复原方面的错误”。

所以,阅读的首要问题是了解纸草这种史料,从物质层面来说,陌生的纸草带给我一些相关的信息,作为植物,是水生灯心草属植物,可以长到4.6米高,在古代的非洲、巴勒斯坦等地有分布,下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尤其盛产,用途:搓绳编篮子,制鞋造船,但最广的是作为书写材料,当然作为书写材料的纸草,在公元4世纪以前,地中海世界的大多数书和所有官方记录采用卷的形式,一卷纸草大抵6-8米,可以写满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一卷,或两至三卷荷马史诗,包括在之后希腊世界的普及,纸草作为书写材料记载着那段生活,同时也反映着政治、经济、宗教的变迁。如果单从纸草的词义衍生而来的papyrus来看,却在翻译中可以看到“草纸”一说,这无疑是一种打通两者的一次努力,还给词义及物质一种理解的通道,无意对于阅读来说是一次实验。

所以,纸草而言,有一种逐渐低俗的过程,撇开草纸的纯翻译性理解,从纸草的产生来看,从一开始倒是具有浓厚的贵族气,比如papyros来自埃及语,含“属于法老的”意思,暗示纸草的商业生产由埃及法老一手垄断,而在公元1世纪罗马人老普林尼的《博物志》里,对于纸草的命名上完全可以看出这一痕迹,以前的纸草一等品“圣纸”,只用于宗教书籍,后来以奥古斯都之名命名,而次等品,以他的妻子李维娅命名,如此一来,圣纸跌入三等,及至以后,纸草才慢慢走向世俗,叫剧场纸、赛斯纸、提尼亚纸、集市纸等,从这条曲线来看,纸草所经历的演变也承载着贵族和世俗两种性格,比如,在希腊罗马时期的埃及,埃及语言和希腊罗马化语言在纸草上的不同应用就可以说明两种路径:希腊语做为官方语言用于契约、税收等官方文件中,埃及语则用在宗教活动中,象形文字和世俗体在神庙中的使用,再到后来基督教的兴起,科普特语带有明显的基督教特征。而纸草记录的文学、账本、契约、信件等等内容,其实并非是完全世俗化的内容,却是可以窥见埃及的社会现状,在纸草的写照中发现发展的轨迹。

如果仅仅是对于纸草的介绍,那么罗杰·巴格诺尔的这本书完全是一本科普读物,《译后记》里一开始就指出,书“重在讨论纸草文本作为历史证据的方法,以及古代史学者怎样把人类学、统计学,比较史学和传统语文学的方法运用于纸草文本”,目的是“探询古代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其实,罗杰·巴格诺尔并非完全是通过证据来寻找历史生活片段,对他来说,其实是更形而上学的问题,即“书写历史是为何意?”,在《历史与纸草》的导论中,罗杰·巴格诺尔把这个问题称为“更加根本、更加心悸的主题”,这种对于历史建构的怀疑论充满了勇气,我们为什么要书写?在历史的构建中,纸草如何还原历史,又如何破坏秩序?其实,罗杰·巴格诺尔只是借助纸草这一工具,来反思历史构建中的诸多疑问,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对“历史是‘客观’的学科”这一争论寻找“内在困难”,也就是说,通过纸草在历史中的作用和经历,来寻找我们对于历史真正的态度。

作为历史学家,罗杰·巴格诺尔当然有自己心中的那副历史图景,但是历史在多大程度上是客观的,是真实的?这是他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在“导论”中,他指出:“历史不是对过去的再现,而是对过去的组织和理解。”也就是说,历史完全不是既有存在的秩序,而是后来者通过各种途径的“组织和理解”,那么我们所面对的历史多大程度上是客观的反应,罗杰·巴格诺尔指出,“关于过去的知识由于我们对未来一无所知而受到重大限制。”很明显,这种“一无所知”使历史隔在我们之外,而要解开这无知,必然是要对过去的知识了然于胸,所以他选择用纸草这种关照物来构筑一个历史。

而这个历史的物质性被罗杰·巴格诺尔一再强调,他指出,“把物质因素放在建构历史解释的首要位置”,这“而与最初几代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有点类似”。所以在他看来,“编写文书通常就是为了记录、甚至为了体现物质权利和义务,并且尤其为了让政府对全体人民施加控制。”这种社会秩序的物质性完全为纸草的地位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纸草上所记载的所有数据、契约、文书,全部呈现着历史的物质性,而使用着的语言也充分展示着埃及的变迁和社会现实,托勒密时期在一件纸草文本之上的那封信,只有短短九行,就可以考察出里面的内在关系,从而得出“作者是收件人的妻子而非母亲”的论断,所以纸草不单单是一种文书,而是在其中扮演着更大的作用:“书页的社会特性及其对权力的依赖充当了介于我们的审视和古代社会之间的又一面滤色镜。”

这种“滤色镜”的作用,当然是对于历史文本的选择,特别是历史物质在时间过程中的损耗,对于纸草来说,可能会带来最致命的影响,一以贯之的物质性链条被断开了,所以这里的悖论显而易见。罗杰·巴格诺尔指出,用语文学方法研究纸草文本,本质上存在一种悖论,一方面是承认文本是人造的,“而不是自然界产物”,所以对于传世纸草必定是人为编辑和选择的痕迹,而在这种过程中,编辑和纸草间造成了对峙;而另一方面则是运“用语文学来检验假设”,证明某些论述是错还是对也必定是要依赖于对于纸草的“耐心研究”,所以在建构和重构文本中深化了这个悖论,而对于历史的选择来说,文本的选择和“耐心研究”形成的新文本之间,所抉择的也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建构更全面的历史,包括对对零碎文本的利用、将残缺的文本补全、脱漏部分被放在括号内等等在内的“复原工作”,所以,让·宾根指出纸草学实际上是“永远在修订的学科”,所以对于纸草的“连续与更新”,就会遇到一个难题。

一方面,“纸草并不是一个特别封闭的世界,如果将纸草与其他类型的证据、模型和问题隔离开来,无法写出可靠的历史。”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无法要求纸草构筑出全部的历史,也就是那种“逐个加以重构”的圈外人的理想对于纸草学来说,也是一种无法实现的任务,这其实也是纸草作为史料工具的一种悖论,历史的宽广和不可测性对于布罗代尔的理想来说,就是纸草学的歧义命运,年鉴学派提出的“整体史”考察方法,在其中找到一席之地,本质上“就像全面的历史哲学一样行不通”,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汤因比的历史哲学。也就是说,纸草不能构筑一个“整体史”,它在“永远的修订中”实现着物质化的逐步完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纸草的研究会呈现出复数的混乱,即Confusions,各类错误和各种困难使“在纸草中(in the papyri)”这个短语“被看成是自成一体的”,而且这个世界被视为与其他“世界”不同。

世界不同,历史也就不同,希腊化世界是不是就是殖民世界?“埃及的几个希腊人”是不是意味着希腊人融入埃及?探讨基于“kopros”(粪便)一词姓名的意义是不是年代分布的一种表现?在大量的歧义理解中,用纸草去书写整体的历史是不可能的,所以罗杰·巴格诺尔提出了历史的“开放性建构”,历史本身就是无序和混乱的,那么用纸草书写古代世界的历史,就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容纳众多不同的趣味”,或者也是抛弃“蠕虫的视野”,给历史一个更“客观”的属性。

玫瑰的名字

编号:C38·2120421·0873
作者:[意]翁贝托·埃科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0年3月
定价: 33.00元亚马逊21.40元
ISBN:9787532748549
页数:558页

“我写了部小说,因为我想写小说。”埃科说,我也可以说,我买了部小说,因为我想读小说,仅此而已,但是当面对被塑封着像是一具不曾拆解的尸体的时候,我是很害怕里面有令我癫疯的故事和寓言,隔着塑料,我可以看到字母Umberto Eco,看到汉字“玫瑰的名字”,以及一个个点组成的虚线,一条条虚线组成的迷宫,封面有时候不是一扇窗,不是一扇门,而是一个进入黑暗的入口,进去了就找不出来。出口等于零意味着不可逃逸的结果,那么恶鸟所引用的“毒死一个修士”就是万劫不复的阅读。作为埃科的第一本小说,《玫瑰的名字》问世于1980年,曾荣获意大利两个最高文学奖和法国的美第奇文学奖,并席卷了世界各地的畅销书排行榜,被译成35种语言,至今总销量超过1600万册。侦探的外壳里是无限的符号可能,小说的第一句:“那是十一月底,一个晴朗的早晨。”这也是第一天的晨祷。


《玫瑰的名字》:上帝的手指藏着毒

经我耐心的拼接,结果我好像是建了一个小型藏书馆,它象征那座业已消失的庞大藏书馆,一个由片段、引证、不完整的句子、残缺不全的书本构建成的藏书馆。

万火归一,这是书的最后归宿?或者这是藏书馆的最后形态?当一场大火烧毁了“曾是天主教世界最宏大的藏书馆”,那篇“阿拉伯文的文章、叙利亚文的文章,以及西普里安的《晚餐》一书的译介或誊写本”都已毁灭;那本“有关炼金术和埃及文小册子的译文”不复存在,那册“比千只蝎子的毒性都要大”的手稿化为灰烬,当然,作为隐藏着秘密的地方,藏书馆里所有有关的迷宫都将裸露在天地之间,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其实,早就有人说过了,那本书有毒,那本书是偷来的,甚至那本书被老迈的豪尔赫撕碎吞下了肚,悬疑毁于一旦,你最后会听到十三世纪的阿德索,或者二十世纪的埃科说:“自然,这是一部手稿。”

回到书页,那些“片段、引证、不完整的句子、残缺不全的书本”,其实就握在埃科的手上,同时也放在我的书桌上,时间是永恒的道路上最大的障碍,所以二〇一二年的阅读之于我,就如一九八〇的写作出版之于埃科,或者是一九六八年获得手稿之于埃科,这是一个与“时代毫无关联”的文本,如果再细致一点,那么就在八月十六日,某一个夏天,进入那个“经我耐心拼接”的小型图书馆,展开来的手稿清楚地表明文本里的秘密,《梅尔克的修士阿德索的手稿》是一次冒险的开始,尽管埃科曾怀疑是一本假托之作,而且在幻觉中见到了未写的书,但是它却被清晰地记录下来,先是瓦莱神父由拉丁语翻译成法语,而与我结伴的人突然消失不见了,并带走了瓦莱的译本,而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小旧书店里,从格鲁吉亚语的译本《观镜下棋》里读到了“有关阿德索手稿的丰富的引证”,而“原始资料出自一位名叫阿塔纳斯·珂雪的神父的著作”。如此,这当然是埃科故意设置的一个复杂入口,在语言的翻译和文本不断丢失中,读者已经很难寻找到藏书馆里的版本,它实实在在变成了片段、引证和不完整的句子,再加上残缺不全的手稿,埃科的读者似乎永远不会变成他所想要的“模范读者”,而在既不懂拉丁语,又不懂法语,还不懂意大利语的阅读中,自然逃脱了我的二〇一二年,这是埃科的计谋,对于他来说,关于手稿的辗转可以概括成以下这句话:“这位德国僧侣十四世纪末写成的拉丁语手稿于十七世纪被一位大学者发现后,由瓦莱神父译为新哥特风格的法语出版,我从法译本译成意大利语。”而在是要成为模范读者还是经验读者的难题面前,我读到了最醒目的汉字:玫瑰的名字,而Il nome della rosa自然变成了汉字的一种注解,像躲在那里的字符,只露出细小的羞涩表情。

这是一个语言上的象征,对于如此不怀好意的阅读,我极有可能像威廉修士一样,被某种迷宫般的语言困住,然后极力挣脱出来,比如“先是用希腊文念了前面几行,然后翻译成拉丁语,并接着继续翻译成拉丁语读”,这也仅仅是关于另一部手稿的陈述,而其实这并没有让我“知道这部致人于死命的书是怎样开头的”,而是引向了一个双关的游戏场景,正如那一段的描述那样,“用类似的话语来表达不同的事物,以及用不同的话语来表达类似的事物的双关语,来自话语的重复和游戏,来自昵称和发音的谬误,还来自语言的不规范。”语言完全是在设置障碍,而在这样的解读中到底是不是离真相越来越远?对于阿德索的回忆,不管是假托之作,还是语言翻译上的困境,其实对于埃科来说,这只是一个让你绕进去的陷阱,“删除了不必要的段落,不过还保留了一些。”这是一个完全是叙述者的作为,作者被空置在那里,对于阿德索来说,只是生命暮年的一种象征,留下“符号之符号”,而目的只是让自己的子孙后代作出诠释。

埃科在时间的设置上,完全暴露了他的险恶用心,而从手稿开始的所谓“侦探小说”叙事,则完全是要把你带向一个真实和虚构并存的历史中,没有边际,延伸出来的是那段基督教的教派斗争,以及异端生活中的死亡与爱欲,那么戴上面具吧,在语言的王国里,埃科一定是带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一下子就进去了,毫无声张,却把手稿带向了现实的背面,“我翻译时并没有考虑现实。在我发现瓦莱神父的译本的那个年代,人们都深信写作只需着眼于现实,是为了改变世界。”故事背景在时间上的遥不可及,就是为了与现实不再关联,就像那座存在于山谷之间的修道院一样,里面的秘密则完全交给了读者,“我没有许诺给你们一个已完成的设计蓝图,这只是一张记述着一系列可叹可怕事件的单子。”从此,埃科消失了,只有那朵并不盛开的玫瑰还在。

这是七天的旅行,“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作为读者,完全可以像虔诚的僧侣们一样谦恭地反复吟诵这段经文,道在哪里?道和神同在,道就是逻各斯,是“言辞”,在哲学上的意思是“言说”或“理性”,或者说也是中心,是工具,与上帝的统一,是不是僧侣们追求的终极意义?作为言说的一种,语言是不是也是一种道?语言在多少大程度上构筑着神的形象,延伸着神的意义?或者说,上帝是不是依靠着《圣经》这样的正典来还原至上的意义?在修道院里,其实处处都体现着这种“言”,这种逻各斯,在意义的多种构筑中抵达宗教的终极意义。

修道院的建筑风格和设计上,就是完美遵循着神学体系,比如楼堡,“是以三重的模式逐次增高”来象征神学的“三位一体”意义,还有四,“蕴含神圣的教诲”,而七,则“也是跟这些数字一样是神秘的数字”。这修道院“巧妙的和谐中蕴含这神圣的数字组合”,所以每一种数字后面都有“一种极其细微的神圣的意义”。“如此漂亮如此完美”的修道院在布局上的神圣当然是建立了一种意义,而这种建筑的“完美”完全对应着kosmos(拉丁语,宇宙)的次序,也就是“匀称的次序”。包括手稿分为七天,教堂门柱上的绘画,都在传递着一种神圣的意义。而在修道院发生的死亡事件,看起来更像是对道的一种遵循,“先是冰雹,接着是鲜血和水,现在是星球……如果是这样,一切都得重新审视,凶手不是偶然伤人变得,而是有一个周密的计划”,而这个连环杀人事件完全被解读为“遵循《启示录》规定的准则”来实施的计划,也就是说是“遵循《启示录》的七声号的顺序发生的”,死亡超越了谜语,超越了无知,变成被记载和被实施的一种神授,而在威廉的调查中,“因为那些手指发黑的死者都懂希腊文”的推断则再次把死亡带向了一个精心布置好的“逻各斯”。或者所有的谜案在为解开之前,都是隐含着寓意,隐含着现实无法触及的神意,奥尔德海姆的诗为什么所有词的词首都是同一个字母P,为什么可以有十二种方式来命名火,为什么“非洲之终端”是关于独角兽、狮子、阿拉伯作者,以及摩尔人的象征?为什么“用手在幻象上方四的第一和第七上操作”是一种镜子里的影像?

在意义的构筑上,还有爱情,而我和少女的偶遇以及肉体的接触完全变成了一种享乐,一种抵达精神顶端的爱,“少女群中一颗灿烂的星星”是“花园里的泉水”,蕴藏着珍贵香料的芬香扑鼻的幽闺。所以在我的心里,这就是至美,它渗透到弥漫着死亡气息的修道院里,恰好是为苦难或者恐惧寻找一种心灵的慰藉,我所谓的爱其实也只是一种欲望的升腾,但是在那个夜晚却完全成为一种面对自我的意义命名,完全不同于多里奇诺修士的那种肮脏的亵渎,因为在他那里,是“无耻的乱伦”:“跟任何女人发生性关系都是合法的,因此谁都不应该被指控有通奸罪,即使是同时跟妻子和女儿有性关系……”

但是,所谓的意义,所谓的道,到底真的建立了一种通向神圣的通道,是不是真的会和神同在?其实,不管是手稿还是传奇故事,都在消解意义,消解至上的神道,而走向一种毁灭。很明显,阿德索的手稿完全是对十四世纪教皇派系之争的一个讽刺,异教徒完全亵渎了神学正典的意义,威廉推辞出宗教裁判官的职务就是在告别异教徒生活,因为“异教徒常常是宗教裁判所制造出来的”,在他看来,“天使的激情和撒旦的狂热之间的差别是微乎其微的”,也就是说“极端兴奋的意志”往往会产生一种可怕的亵渎。那么从这里开始,解构便成为揭开修道院死亡之谜的重要手段,而对于意义来说,最常用的工具便是知识,或者说,用知识的工具化来还原我们的现实,还原现实中的故事结构。

威廉引用培根的话,说“知识的获得要通过对语言的掌握。”从语言开始,知识看是还原我们面对的现实困境,手稿的语言转译本身就是一个象征,文本的解读就是要消灭语言的多义,不管是拉丁语,还是法语、意大利语,甚或我的汉语,都在用知识在传授一种交流方式,所以手稿这种文本的存在就是语言延伸了知识的领地和范围。而威廉身上,似乎就体现着知识的一种功用,他的旅行包里都是机械,而“神奇的机械”被看做是技艺的成果;他可以从马的脚印推断出马的种类和名字,他的那副玻璃眼镜,也完全是博学的代表,所以在威廉身上,一种强大的知识王国被建立起来,而修道院那些神秘的死亡事件也完全依靠着威廉的博学知识而逐一解开。“世界是一本博大精深的书,是通过这些蛛丝马迹向我们传授知识的。”蛛丝马迹结成知识的线索,从而打开所有可能的进口。

藏书馆当然是最大的迷宫,藏书馆一方面代表着圣言,一方面则是知识的珍藏之地,“但是,要保持只是完好无损,只有阻止任何人进入,即使是僧侣们自己。”而进入其中的最大危险就是从此困在圣言的迷宫里,而不能通过知识找到出口,而那个“非洲之终端”的迷宫完全是对于意义的颠覆,而获取的知识快感。比如威廉“要找到外部的规律与内部的规律相等的地方”,也就是要承认普遍的知识,尤其是周密的数学知识,藏书馆的建设完全不是为了抵达神圣的高度,而是为了数学里的完整和严密。所以揭开藏书馆的秘密就是寻找“一条对应的规则”,比如要破译“非洲之终端”的秘密,找到“用手在幻象上方四的第一和第七上操作”这段秘密,如果抛却数字里对上帝的和谐之美的赞颂,则完全变成了一种知识的运用,“宝座四周就座的二十四位长老”作为镜框上方的那些铭文,则完全变成了对quatuor的解读:“这个字有七个字母,只需按动第一个字母q和第七个字母r。”所以,“在第六天与第七天交替的深夜,我们进入了‘非洲之终端’。”从而发现了迷宫里的秘密,发现了豪尔赫,发现了那本书,发现了死亡之谜。

也就是说,从修道院的建筑之美到数字迷宫,都是非宗教意义的,而纯粹是知识的运用,包括遵循《启示录》的死亡谜案,也完全是对意义的虚构,所以藏书馆作为迷宫之一种,完全不是意义的储存,而是知识的象征,最后那把大火其实就是对于意义的消解,而我所建立的小型藏书馆,则是知识的另一种发现。而对于爱情,意义也完全变成了身体的欲望满足,女神变成了女巫,而对于我来说,那种被想象成的伟大之爱完全是一种无知:“我不能呼唤着自己心爱之人的名字呻吟”,所以,“对于我这一生中经历过的唯一的世俗之爱,我并不懂得,而且我始终不知道叫它什么。”就像威廉当初所说:“我不喜欢把与万能的上帝交流时在肉体的接触中所产生的颤栗说成是一种爱。”

所谓的意义被消解,神圣的宗教大厦被烧毁了,知识是通向谜底的通道,所以无论是爱情还是信仰,最大的问题不是如何发现它,如何谦恭地遵循它,而是如何命名,明明才是最后的道,最后的逻各斯。包括各种教派之间混战而导致的异教,从某种意义上就是缺少命名的秩序,而所谓的敌基督也完全是一种统治的借口,它制造混乱,制造无序,“上帝在惩罚我们。修道院周围充斥着异教 我们之中有人违反了禁令,把迷宫的封条给撕了……”而作为手稿,所传递的理想状态的命名,就是从亚当开始,这也传达了埃科在《悠游小说林》里的观点,那就是“亚当命名了所有生物和事物”就是对事物、对信仰、对爱情,甚至对词语的尊重。所以威廉曾说过:“上帝把所有的动物都带到亚当跟前,看他怎么给它们取名。”这种命名就是我们所寻找的逻各斯,是道,是和神同在的终极。

但是,寻找到了逻各斯,寻找到了道,一样的难题是谁是亚当?这个悖论的最后意义就是阿德索在尾声里所说的那句话:“然而,一个必然存在的人怎么能够存在于完全被‘可能’充斥的环境之中呢?上帝和宇宙起源的混沌之间究竟有什么差别呢?认定上帝绝对的万能,以及他对选择的绝对自由,不就等于表明上帝的不存在吗?”可能的上帝到底存在哪里?谁能在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万能中命名?威廉作为博学之人最后也是一个被安排了死亡的结局,知识的终极意义并不是找到出口,而是制造另一种迷宫,所谓修道院的阴谋也只是一个“无意中发现的阴谋”,那么上帝的秩序是不是真的像那把梯子或者那张网,等你上去之后就得把梯子扔掉,“因为人们发现,尽管梯子是有用的,但是没有意义。”那么,这份手稿也就是一把梯子而已,“不知道为谁而写,也不知道主题是什么”。

博学者死了,作者死了,叙述者死了,那么只剩下了读者,只剩下读着“昔日玫瑰以其名流芳,今人所持唯玫瑰之名”的读者,最大的藏书馆毁于一旦,小型藏书馆也是我的拼接之作,那么作为汉语读者之一,告别玫瑰也就是最后的阅读体验了。关于玫瑰,埃科实际上也在寻找命名的办法,从封面,从腰封,从封底,都在阐述着“玫瑰”,偶然的一个词而已:“《玫瑰的名字》的想法差不多是偶然来到的,我喜欢这个名字,因为玫瑰是一个意义如此丰富的象征形象:神秘的玫瑰,“她恰似玫瑰只绽放一个清晨”,双玫瑰战争,玫瑰色的人生……读者迷失了方向,他无法选择一种解读……”多义的另一种解读就是没有意义,让读者从模范读者变成经验读者,对于埃科来说,这是一种毒辣的做法,但是,当玫瑰带着埃科的体温和标签,再次进入读者藏书馆的时候,多义的玫瑰就开始了对埃科真实的背叛,诠释和过度诠释之后,埃科成了一个被读者命名的上帝,手里藏着毒,但是只能毒着自己,毒着那份手稿,所以1984年,你会听到忍无可忍的埃科在《关于<玫瑰之名>的思考》中大声呼喊:“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

经验集

编号:S29·2120412·0872
作者:亚伯拉罕·蝼冢 著
出版:新死亡诗派 天读民居书院 编选
版本:
定价:
ISBN:
页数:69页

副题:“歧义十四首及其它”,而在豆瓣里,是“新诗十四首及其它”,词语的变化或者传递着一种隐藏的注解,这本2011年被评为“新死亡诗派年度奖暨免费出版中国诗人作品集奖”的诗集是完全隔开着传统规则,编选署名的“天读民居书院”或许和“不是基金”一样,是民间出版机构,所以在这本非《经验集》的跋中,亚伯拉罕·蝼冢说:“他不得不承认诗歌是自我的占卜游戏,占卜师和被占卜者之间阅读友谊的建立是一种隐约而幽暗的卜算过程。”这也算是对于经验、歧义在死亡诗性中的意义。其实,我更感觉兴奋的则是“作者简介”里的那张照片,完全是我在评点《地方性知识》的那个“肉身的霍香结”,我曾说:“‘蝼冢’这两个词组成了本地父性-母性的谱系,和‘亚伯拉罕·蝼冢’一定是某种约定的关系。”而当现在“霍香结”变成亚伯拉罕·蝼冢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种身份的虚构一下子变得如此彻底,它甚至解构了我曾经以悬案形式出现的想象。当一切都变成“歧义”的经验,我便听到了亚伯拉罕·蝼冢在《黑暗传·第一部》中的那句话:“我将在所有我所选的物中公开自己。”


《经验集》:隐约神性里的自足方程式

歧义集注之后依然能够
逃逸,当我颂出你时我变得不在场

辨识亚伯拉罕·蝼冢是否在场是一件充满歧义的事情,他的在场是QQ聊天?有限的对话是基于一串号码和即时的汉字输入,而且是繁体字;或者是这样的简介:“亚伯拉罕·蝼冢,1978年,桂林。出版有长篇小说《地方性知识》等。现居北京。”这段描述刊于这本《经验集》目录之前,作为文字介绍的具象化展示,上面是一张照片,长发,眼睛,耳饰,前卫,时尚,甚至带有一点异域的味道,而就是这张照片,我曾经命名为“肉身的藿香结”,大约也是网上搜索而来,是对于《现代性知识》作者的搜寻,在我看来,对藿香结身份这个悬案的解密全部定格于这张照片,而现在他成为亚伯拉罕·蝼冢的一种身份识别,歧义便产生了,甚至开始逃逸,就如《修辞·花纹·歧义》上的“歧义顷刻布满你的全身”的结果。

这反而成为更大的一个悬案。在作者为藿香结的《地方性知识》中,线索是这样的,本地的父亲,名叫蝼,本地的母亲,名叫冢,而蝼冢则是本地的神官,我说过,“蝼冢”这两个词组成了本地父性-母性的谱系,和“亚伯拉罕·蝼冢”一定是某种约定的关系。这种约定的关系在这本《经验集》里却进行了全面的替代,而且在搜索“亚伯拉罕·蝼冢”这个词条的时候,还会出现另外的线索:在《中国诗歌的脸》上这样介绍:亚伯拉罕·蝼冢,本名李红兴,又名白宗彝,一九七八年生于广西桂林,现居北京。“神性写作”诗歌群落的重要成员。

那么,综合相关的线索,不妨可以这样来进行歧义的集注:亚伯拉罕·蝼冢,宗谱以及社会学意义上被命名为白宗彝,在写作者意义上被命名为:藿香结,或者部分为藿香结,而在神性创造的意义上是亚伯拉罕·蝼冢,亚伯拉罕+蝼冢,如果简单地列出方程式,则是:亚伯拉罕·蝼冢=白宗彝=藿香结,或者可以化解在不同的文本中,比如《现代派文学辞典》作序的亚伯拉罕·蝼冢,《地方性知识》的藿香结,余地《谋杀》中《余地昆明时期年谱初编》的白宗彝。

这样的找寻和分析其实暴露了我一厢情愿为歧义进行集注,一厢情愿让亚伯拉罕“在场”,但是作为一个写作者,亚伯拉罕·蝼冢的出现,其实并不是要返回肉身,找到身体的唯一归宿点,“你在花名册上查到/自己的名字,这是三百年前就走失掉了的一个人”,“因此,我的自传没有意义”。自传而外,在这本诗集中,亚伯拉罕·蝼冢似乎有意要隐去身体的肉身,和在场的意义,所以他在《宗教之年》的跋中说“诗歌是自我的占卜游戏”,而“占卜师和被占卜者之间阅读友谊的建立是一种隐约而幽暗的卜算过程”。我的找寻看起来是在破坏这种阅读的友谊,在消灭“隐约而幽暗的卜算过程”,那么主题已经很明显了,从亚伯拉罕·蝼冢的命名开始,他实际上是要带我们进入那个神性的世界,那个有着“自然和绝对宇宙精神”创造的世界,或者就是“蝼冢”本身:

“我是蝼,本地的父亲”;“我是冢,本地的,母亲”;“我是蝼冢,本地的神官”。在蝼冢那里,自然即身体。所有的书中最伟大的书,不是书本身,而是他的创造者。那么这个创造者是谁?是自然和绝对宇宙精神。他要创造的是一个神性的身体。

“接下来的一天是礼拜日,我将复活,这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在创造神性的世界中,亚伯拉罕·蝼冢的复活是一个起点,不妨从具有宗教意义的《七封信》开始,这段话载于373年左·西吉杰月的耶路撒冷,信中说:“礼拜天是我选择进城的日子,七日的头一日,和现在一样。”和现在一样的进城方式其实预示着另一个开始,“摇摇晃晃的笨得要死的鹈鹕”活了一百年,那是一种缓慢的生命生长过程,一百年也是最后走向那种“四只烤鹧鸪”的早餐生活,这其实就是一个归宿的问题,或者身体的逃亡问题,比如369年朱马达月的Esfahān伊斯法罕里的《物理学》翻译和贩卖,比如药房炼金炉上Visita interiora terrae rectifando invenis occultu lapidem而组成的Vitriol般的铭文,又或者是372年莱麦丹月Baghdād巴格达的宇宙九宫图,”这些“部件”形成了一个复活的谱系,及至377年赛瓦勒月至古尔邦节的Makkah麦加,终于找到了神性的世界,也即亚伯拉罕·蝼冢的世界:“我没有父,也没有母。换句话说,我就是父就是母,这就是我要说的。由此,便分离出了我、群我;你、群你;你、我、他一体,也是这个意义上的。因此这个我便是不死的。”不死的神性是似父非父似母非母,也是似蝼非蝼似冢非冢的世界,那里没有死亡,而身体也成为380年赛妃尔的Al Basrah巴士拉那个井边打水的老妇指点的“山谷和庄稼”,那“心上种植着一株明亮的植物”是命名的终结,而身体还在,还会寻找它灵魂的存在和归宿,“树的灵魂存在于它的每一枝条。”或者这种从物性孕育,找寻命名的方式,及至最后重回灵魂永驻的物性世界,看成是诗集中所有阐述的那个“方程式”。

回到正文,回到典籍,也就回到了歧义十四首。这是复活之前的传奇,也是附录之前的文本,所有的东西都在那里孕育,关于起源论,或者是父身,或者是母身,或者是“千年以前我们的爱情”,于出生终究是一个谜,所以在更大程度上是对于流逝的时间的恐惧,“二十七岁这次生日”、“十七世纪的大雪”以及“同样是人世岁月的三十个年头/岁月吃草的声音清晰可见”的那些冬季部分,都足以构成对物理时间的一种恐慌,于生命的永恒来说,“时间是断码的鞋”,那么简单的肉体生存没有什么意义,在时间的洪流中被冲刷殆尽,“当你转身你发现自己在渗漏,四肢和脑袋一件/一件掉到地上,一堆疼痛而瘫痪的泥”。还有的,是由过去走到现在的艰难之路,对于现实的困境来说,是晨游者或者一个瘸腿的人,“只有当晨游者自埋于水中的那一刻它们/才能重新找回自己的面孔”那么对于物性的个体来说,面孔被隐藏,身体被残害,以及由“女人们和那些家奴”组成的“他们”的世界:他们会偷吃你窖藏的/腊鹅肉,馋嘴鸭,在泡菜坛子里随意/大小便,又一把大火将整个庭院烧掉。”这“不设章法”的生活必将是对神性的亵渎,对植物园般的身体的戕害,所以所谓永恒也就是在时间之外完成的仪式,是灵对于身的超越,是父与母的结合,是爱情转化为修辞和隐喻,从灵的起源开始,抛弃那些肉体抛弃泥土,抛弃“死去的他者”,抛弃“并不是他自身”的麦子和道路。这就是歧义的开始,“歧义顷刻布满你的全身,然后才有修辞/和爱情的媾合,你说我热爱的是修辞而不是/爱情”,“大地上秘密盛开的这些花纹/和线条交织而就的修辞歧义如我身体中/蔓开的黄金植物与黑色蕨类群”,歧义是枝桠,是从大地出发抵达天空的灵,是和世界万物融进身体的象征,在《物种志》里遍地开花,千千万万的肉体传递出灵魂,升华一种,也是和树“合二为一”。

身体变成“全境盛开的植物园”,所以必须找寻“更加具体的蔓延”,对于这种契合,或者神性的起源,更多是一种“漫长的自我类构中缓变-俱增”,那么,“我所属之魂与灵存在于动植物/及人类自身的衍化中”也就完全形成了一个自足的神性世界,父和母以及所谓和修辞同在的爱情都完成了最初的定义。而在起源之后,必是一个命名的难题,这在蝼冢的父性/母性的家族谱系中表现得十分充分,就如我在文本之外获悉的那些“悬案”一样,亚伯拉罕·蝼冢用行为主义的手法来为自己的神性世界进行命名,看起来这是一个家族式的继承,但实际上是“它的确不是青瓷,而是陶罐”的反叛,只是这种由“庞大的谱系和身躯”组成的宗族,并不能找到真正的神性,或者,所谓的神性更多是一种对于死亡的逆向继承:“它可以由年轻的传给年长的,由儿子传给父亲/祖先可以继承后辈的死亡”,对于死亡的追崇或许也是一种超越,“重新获得肉身”意义也就是打开自我的世界,从家族的命名中挣脱出来,“叙述者自居于陶身如我/如那只小兽,纹路清晰”,将所有相关的记忆、爱和恨以及死亡都还给有着宗族继承的子嗣们。

但是这样的所谓命名,对于死亡的可以追崇也是不彻底的,它必将带着痕迹,带着祖先的血液和骨骼,“一条修辞的冥渡之河”横亘其中,所以在历经起源、命名之后,也是神性世界的另一个过程:物我合一,“当它们由种籽/植化成物楚楚动人长出我的身体时方可/辨认出它们的籍贯、芳龄、以及社会学意义”,而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寻找那些“唯一的透明:纯洁和永恒的单一本质”,复归自然,单一如我,也就没有了记忆和死亡,没有了衰落和时间,而在这物我合一的世界里,任何命名都没有了实质意义:

豁然其间的一株,不具名的徒然草,鲜红的嫩着
也许叫虞美人,事关情色的前世今生,也许叫亚伯拉罕·蝼冢
一个喜欢在下午晒太阳至枯萎的人,也许是一头
牲畜,或者什么都不是,根本没有自己的名字

“没有自己的名字”便是最后的归宿,“所选的物中公开自己”的启示也就在消解中获得了意义。从肉身开始的起源,到离开家族的命名,再到重新回归到没有名字的现在,所谓“经验”也就是“一群群/父亲,一群群母亲,在我的身体里花开/花落,我看见所有活着和死去的”,逐步建立了自足的方程式,这个方程式是有关灵魂,有关智慧,有关自然“你=你我它=群”,须为此时的痛苦使用减法,或者加法,不光是加法减法,也是变形和交换,最后是这样的叙述:“我=本地的父亲=本地的母亲=神官=帝国历史编撰者”,历史编撰,必定是从语言开始的,而亚伯拉罕·说抛弃了物性的语言,获得的是“像卜辞、箴言,谶语”的神力语言的隐约过程, 而我,这个人称代词已经成为既是“方程式的一个常数”,也是“其中的一个解”,或者对于亚伯拉罕·蝼冢来说,是父/母、生/死、身/灵的合二为一,是宇宙的一统,连时间也成为一种象征,身体已经不再逃亡,他在那个自足的1642年的俄堡住了下来:

那是1624年,在俄堡,他用方程式为自己修建了一座黑石头房子。

人间人,人间诗

编号:S29·2120412·0871
作者:贾勤 著
出版:不是出版基金
版本:2012年3月
定价:
ISBN:
页数:130页

行走着的双脚,在分割线以下,线之上是两个人,复制的影,夹着那双行走的脚。线条的简洁,倒是富有诗意的传递,2008-2010的三年,所谓“公寓三年”,作为一种生存状态,是否如线条的设计一样,是身体和行走的交错?“三年以来,我一直在诗中强调所谓的应对之谜,渴望着将我交还于主宰授权的人间人,将唯一的命运献给母亲,将泪水还给旁观者,一股注释的洪流将我挟裹。”对应之物,或许在人间这个宏大主题下将是弱小的个体,所以贾勤在《题记》中说:“我相非相,我空非空,我若在夜间与盲人争道,必受挫折;我若不懂得爱,则必然也不懂得尊重童年某个清晨的觉醒所引发的平生悔义。”对于人间的注解,贾勤说:“相呴以湿,相濡以沫,这就是人间。”想起前几日说到《安陀迦颂》时,他在QQ上对于“人间人”的注释:“故唐人选唐诗有集曰《中兴间气集》,中间一点灵气不肯消歇,吾辈以心击之,深穿其境,此即宋人周密所谓“人间人”,即王国维借以作人间词话之根源。”


《人间人,人间诗》:他人已从镜中起身

事物为何不在镜子的表面
而在镜子深处

对着镜子的疑问句,最后必将是给你一个反问的迷宫,因为“即使进入它的内部也无法威胁它/它的把柄就是世界本身”,这就是镜子里的哲学,物而为物,是站在镜子前面的那些东西,或者人,而面对的镜子是抵达了无人之境,镜子没有性欲,没有负担,没有高潮,甚至消除了修辞:“面对人类的诉说它无动于衷/镜子否定了修辞”,或者“排比乃是我们最大的敌人/镜子呵 你欲擒故纵加速了修辞的反动”,比喻或者排比,都没有任何可以深入内部的可能,而对于最后的困惑在于,“此刻又有谁站在你的面前”?

这是第61首诗,命名为“镜子”,压轴在文本的最后,相对于前面所有的诗歌总集,这最后的“镜子”不仅在句子和段落的长度上成为第一,也是唯一被命名的一首,这或许也是贾勤在《人间人,人间诗》中想要极力表达的那种对镜面之物的感怀,“2009年间断作/2011年1月16日星期日修订”的落款像是这首诗的最后一句,“谁站在你的面前”的自我回答,而且“2011年1月16日”后面标明的“星期日”,充分说明了贾勤在书写中的认真,仿佛真的细致深入到了时间的内部,如镜子一般,发现了真正的对应之物。

这对应之物也是贾勤在《题记》中所说的三年来寻找的“应对之谜”:“渴望着将我交还于主宰授权的人间人,将唯一的命运献给母亲,将泪水还给旁观者,一股注释的洪流将我挟裹。”而这也是所谓“人间人”所呈现的世界本身,从作家这个卑微者到承担着罪的堕落者,“未来无可救药”,这种无可救药也是自身拯救的开始,“我相非相,我空非空,我若在夜间与盲人争道,必受挫折;我若不懂得爱,则必然也不懂得尊重童年某个清晨的觉醒所引发的平生悔义。”所以,贾勤对于人间的定义是“相呴以湿,相濡以沫”,并不是相忘于江湖的默契,而是自我的牺牲,“是我所熟知的夜路”,而抵达的目标是未来,是“对未来生活必然性的竭尽所能的回应。”

所谓“回应”只是先走了一步,是先照见了自己,但那行走的盲路上到底有多少可以付出的爱?封面的行走完全是一种象征,双腿夹在人与人之间,蝼冢设计的这个封面已经改变了最初版本的颜色对应,或者反衬,很强烈的感觉,黑与白,没有过渡,彻底一分为二,而现在的封面显得素洁,安静,线条构成还是一双脚、两个人影,或者还有腋下的书,一根线条区分着上半身和下半身,上半身的思考和身份,下半身的方向和道路。但是从心底里来说,还是喜欢最初那个版本的对比设计,至少契合“对应之谜”或者与镜子对应的主题。但新版给人的安静感觉或许也是贾勤所要强调的那种和谐,那种爱意,或者是“无论是比喻还是暗指/每一天都有它的归宿”的坦然。

但是,《人间人,人间诗》所要构筑的绝非是“公寓三年”这种纯个体的话语力量,而首先是寻找关于大写的我的表达路径,关于世界的歌颂方式,关于未来的存在理由,关于梦境和语言:“伤害了我就等于打击整体人类的信心/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事/尤其是当我看到祖先们与我有同样的遭遇之时”,所以这也是一种使命所然,是“在永恒劫难之后/人引领一种回归的大潮”,是呈现世界的欢乐的初衷,但是很明显,大我只是一种象征,或者只是一种臆想,对于个人的表达来说,处于两难的处境,“一方面是因为找不到表达的方式/一方面却又在此方式中不能自拔”,甚至恐惧于两难处境中“人类节外生枝”,所谓世界的欢乐也只是一场“形态中的美学”,所以大我的世界其实只是一种“镜中生活”,没有性欲,没有负担,没有高潮,也没有深入的可能,那么就必须转向,必须建立另一种秩序,“世界非世界”要重来,“是我推倒了那墙/然后我亲眼看见人群慌乱受伤死亡”,或者颠覆开始了,所谓对世界的沉浸转变成“不涉及死亡”的转化,推到一面墙只是发现了人类的存在方式,发现在另一面的奔走和慌乱,发现自我的具体而微,“时间之上 我不是惟一通过流域而获得尊严的观望者”,观望人生,也是超越时间之上的一种尊严,而我在孑然独行中开始深入自我的内部,“这样的路上也有人超过我/却没有人与我并肩”,也是孤独一种。

消解孤独,最好的办法是回到肉身,回到关于爱的重建之中,所以诗人之于我,就是一个具体的男人,“远方太遥远了/比不上一个男人具体的存在”。所以在秩序重建中,第一个复活的人是男人,而男人对应的必是女人,以及有关的爱情和欲望,这是回到自身的第一个突破口。面对的“成熟的女人”,“她的动作唤醒了别人”,或者是如“跃起的鱼”一样扑向我的女人,不管是怀中的鱼还是水中的鱼,所谓的爱,相遇的爱最后却慢慢变成一种性别的繁殖,她变成“她们”,两个骑马女子,之后,是众多的女子,是迷失个体的量的繁殖,当然也是爱的悬空,“当她们献身之时/我看到一个共同的身体载负着惟一的灵魂”,共同的身体如何对应惟一的灵魂?所以,“所有的女子都汇成一片海/我已无法辨认我的爱人”,不光是爱人,甚至是性别意义上的女人,“女人的形象渐渐混淆/对她们的辨认毫无意义”。而在这种爱和性的模糊中,作为男人和女人就会走向一种物的极致,或者说是对于这种秩序的报复,“我又假设了一个比妓女更放荡的女人”,而“女人从她们的属性当中迅速逃离”,这样的结果必定是女性作为一种个体属性的否定,“抢先蜕化为妓女”是归于无爱的开始。

当然与其说是报复,毋宁说是对于爱的不确信,信仰的颠覆,以及秩序重建的茫然,是“无所事事的梦”,是“刀子足够恶/正义的歌声哑了”的现实,作为结局之一,爱不存在,并且成为“自私的逼迫”,而且英雄般的大我自刎而死,那刀并不清楚恶,反而成为抹杀善和信仰的武器。所以,对于爱的伤害,是不是没有一种可以治愈的办法?在人间这样“奇异的脚落地与归结处”,必定是有些“还要沉醉其中”的感情,所以“浮华之地并不安宁”也只是一种表象,爱也还会有另外的途径,比如亲情,比如友情。这种对于感情的坚守,或许因一生表达的残缺而来,在诗中,我读到了更多的有关“亲人”的句子,那些“久未谋面的亲人”在哪里?他们为何带来“更多的威胁”,他们为何“拒绝一切后辈的敬意”?或者,这些都构筑了“公寓三年”的对应之谜,亲情在一种对立中,似乎正在经历着“达娜哀”的故事,“她只是意外的在禁锢中得到/她要的东西”,所谓象征,也是在生活诗意之外寻找到的本真,“生死之际的存在如此敏感/仿佛童年受到的委屈往往用一生来发泄”,所以对于这一份爱,也是伤害着个体的表达。在友情上,则是个体的泯灭带来的无奈,比如纪念同学李栋,这个2008年消亡的生命个体,于诗人来说,也是一种怕:“与黑暗对立的光来历不明/我怕你趁着机会他们交锋的时刻放手”。

这种怕,或许是归于现实之爱的无奈,是“空与白”的困境,“不存在的悲伤和不存在的你”,实际上对于秩序的重建,并不是对于现实的妥协,而是在“我”的另一面,挣脱于“成就自身的飞翔囚禁”的飞鸟,也就是恢复诗人的地位,找寻到是诗人的意义,或者说在“人间人”写“人间诗”,这是一个否定之肯定的过程,而对于那些自我的迷失一并被打碎,所谓重塑,也是听到了“自己的回声”,看到了他人的方向,“了解他人是一种奢望/他人已经起身/已经离席/已经迸散波动中”,他人走散,世界也就是结束了“他者”的观望,所以,“深不可测的并不是世界本身/而是人本身”,这是一种彻悟,是“梦遗者的爱情”之死,是“气势汹汹的预言”的消失,是“沦为人质的日子”的终结,那么所谓的恢复就是从这一刻开始,从象征之物开始,或者从诗人宗霆锋“从相反的思想私奔回来”开始。

“是的,在开端中醒来的诗人与神同步/互为形影”,不妨看作是那个称为“作家”的卑微者的一次超越,与神同步,互为形影的诗人,“我写 不是为了在此生停留地更为久远我无需诉说/也不是为了远方的东西”,而是打开所有的门,打开最后的镜子,打开所有的时间的开端,人间人是存在,是现实,人间诗一定是最后的意义,那么,告别已经起身的”他人“,所谓的合二为一也就是在这里完成:“此刻 梦入神者也将梦见他自身/他自身亦已成为大神诸梦之一”。而这种与神合一的终极或许就是《题记》中所说,是一种“对未来生活必然性的竭尽所能的回应”。而未来就是一个被赋予意义的“神的时间”。

“一首诗只能献给一个合适的人”,这是贾勤在“时间之上”的缅怀,但是谁是合适的人?他人已经起身,时间又在哪里?其实,所谓2008-2010的“三年”也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时间标签,加上最后镜子后面有意标注的“星期日”,贾勤在这部61首诗歌组成的象征世界里,完全是对于所谓现实时间的覆盖,这种努力使他逃离自身的遭遇,不管是爱情,还是亲情,或者所谓个体的死亡,看起来都难以超越在“时间之上”,难以摆脱“非人的礼赞与折磨”,而所谓“合适的人”不是他们,不是她们,也不是它们,是从错误中纠正并发现神迹的人,是写“人间诗”的“人间人”,或者,就是那个姓贾名勤字勤之号公寓的作者。

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

编号:C57·2120320·0870
作者:[墨]卡洛斯·富恩特斯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1年9月
定价:38.00元亚马逊25.80元
ISBN:9787020086573
页数:402页

他在病床上看着死亡向自己走来,在或清晰或迷糊、或明或暗的思绪中,这个骄傲的新贵族追忆自己绮丽而又残酷的一生:革命时如何英勇作战,如何失去最爱的人,如何逃避被处死的厄运;革命后如何与总统之女卡塔琳娜结婚,幸运地得到总统的青睐,却被妻子憎恨;他的财产如何成倍地增加,如何获得显赫的地位和万贯家产……这部被“最为全面、最为完美、成就最为显著的小说”使卡洛斯·富恩特斯享誉世界文坛,书中的革命、死亡、独裁,或许就是拉美文学所表现出来的主题,小说“充满了难以言传的优美和惊心动魄的力量”,第一句是这样的:雷希娜长长的眼睛半开半闭,在发亮,好像是块黑色而闪亮的伤痕。他深深呼吸了一下。雷希娜的双手合到他的后脑勺上,两个人的轮廓又在一起了。”


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在每张床上的编年史

你就是这个走向大地,发现大地,从自己的出发点走出来,发现自己归宿的孩子,而事至如今,死亡已经使出发点和归宿合二为一,不顾一切地在两者之间插进了自由的锋刃。

这是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是一个纪年的最末端,接下去就是全新的一九五六年,那时距离他“终于进入人生”的一八八九年四月九日已经67年了,而距离飞机降落还“镇静自若的”的一九五九年四月九日还有最后的4年,所以这既不是他的生,也不是他的死,是变成老头靠近死亡的时间,或许也没有了爱情,而只有身体的回望,那些女人不在身边或者在身边,但都是“自由的锋刃”所不能插入的,她们起先是爱情,是肉欲之外的那种生死之恋,但是最后当身体死去,爱情死去,肉体成为女人唯一的注解,“这些该死的女人……他们懂得这么多的小聪明,有那么喜欢忸忸怩怩……把开始阶段的拖得老长……先是不肯,然后是犹豫,最后是等待,然后是勾引,哎,应有尽有!”犹豫、等待、勾引,当时间最后摧残了一个时代的欲望,女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记忆,甚至想象中的记忆,雷希娜、卡特琳娜、劳拉,以及最后的莉莉亚,尽管有“青春正旺的肉体”,也成为一种摆设,“不但没有挑起他的欲望,反而使他充满了克制,一种恶意的禁欲。”

女人的时间,贯穿在一个男人的生活中,他已经变成了老头,在一九五五年即将望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寻找自己应有的归宿,只是被模糊的不只是爱情和肉欲,还有革命,还有战争,还有财富,还有大地。所以,发现自己的归宿是多么可贵的一件事,而到最后看到了死亡,归宿便成为虚无,可贵变成了可怕,大地会在哪里?

这是阿尔特米奥·克罗斯的疑问,“谁在一生中都会有一次像你那样既体现了善,也体现了恶,同时受两条神秘的不同颜色的线索的牵引”,这是大彻大悟的开始?如果把一部分的时间抽取,那么这个开始就是回到一九四一年七月六日,回到“克罗—福,我相信字母d是不发音的”的那一天,他已经是三十万元的股本的股东,在五月五日大街寻找那些大地,财富成为一生的荣耀,“我赢了许多人。我赢了一切人。”而在财富的陷阱之外,必定是要看到那些善和恶,那些超脱出来的生死,或许阿尔特米奥·克罗斯没有完全看见,或许在他心里还有一个强大的帝国,可以抵御身体的痛,“我很快会痊愈”,而且,最为关键的是,“我原谅他们”,让敌人在那一天消失,也让女人们在某一种身体腐烂之前,暴露她们最可怜的欲望:“到了最后时,棺材落到了那个洞穴里,一大批女人在我的坟墓上会不会一面哭哭啼啼,一面又给自己的鼻梁上抹粉?”

但是一个身体里会长出多少这样的狂放,傲视一切的无耻和无聊,而剩下的真实却是“多么无用的抚摸”:“我想摆脱它的接触,但我没有力气”,卡特琳娜的手变成了发现那个编年史人生的罪恶之手,让身体提前在死亡之前死去,对阿尔特米奥·克罗斯太过残忍,所以在他看见的那种善与恶的“两条神秘的不同颜色的线索的牵引”下,我们可以很安全地返回到我们一直抚摩的封面,它刺激我,成为我购买并阅读的全部理由,仅仅在于黑和白构成的两条“神秘的不同颜色”,黑色的背景像是我们面对死亡肃穆的颜色,庄重、压抑,而La muerte de Artemio Cruz和Carlos Fuentes,人物和作者的西班牙文呈现骇人的白,有些错乱地分布着,将黑色压在下面,没有反抗。而在那右侧是《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的题目,与套在外面的封面呈现的白色不一样,这里是红色的中文,从西班牙语变成汉语,完成了一种颜色的变化,没有原因,或者只是简单的语言符号的转变,那么这种转变就可以为阅读之后的标题寻找到改变的充足理由。

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在每张床上的编年史,《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作为卡洛斯·富恩特斯1962年的那本书的标题,已经活过了60年的时间,它比阿尔特米奥·克罗斯71岁的生命略短,所以很可能看不见那条善与恶的线索,只是那么拗口地占据着拉丁美洲文学的位置,那么当60年后的阅读变成某种破解的努力时,“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就是一个拆除围拢在里面的符号的过程,书名号死了,也就是60年圈定在那里的历史死了,重新被阅读,就是重新被书写,重新寻找故事。在死之后,便是“每张床上的编年史”,它是历史,它是文学,它是生命,而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它完全是阿尔特米奥·克罗斯反对政权的一次反抗:它就是“他妈的”,粗俗,却是力量,这个字眼是一切反动的根源,是一切力量的化身:“诅咒,目的,喧嚣,生活的计划,所属的关系,回忆,绝望挣扎者的呼声,穷人的解放,有权有势者的命令,打架和工作的号召,纪念爱情的铭文,出生的记号,威胁和嘲笑,作见证的圣徒,吃喝玩乐的酒友,象征勇敢的利剑,代表权势的宝座,象征奸狡的犬齿,家族的族徽,山穷水尽的救生圈,历史的概括:墨西哥的标志:你的字眼。”

其实,“他妈的”远没有结束,作为墨西哥的标志,一定是革命与历史有关,一定和身体与死亡有关,所以“它叫喊,它消失,它生活在每张床上,它贯穿着友谊,仇恨和权力的编年史”,它是阿尔特米奥·克罗斯的字眼,它是卡洛斯·富恩特斯的标志,它是墨西哥文学的风暴,它是抵达汉语之岸的阅读方舟,那么当完成这一系列的仪式,我们就可以平安地进入故事的核心,寻找关于死亡的线索,寻找关于革命的历史,寻找关于身体和欲望的不同呈现,以及领袖、爱情、罪恶、自由等一切的存在,或者在另一个意义上,阿尔特米奥·克罗斯甚至是他,是我,是你,人称的单数里是每一个不同的世界,它一定活在文本之内,在翻阅到每一页的时候,“死在每张床上的编年史”就会打破迷宫,打破沉默,在最后的生命荣光里发现所有的归宿意义,就像一九五九年四月十日顿悟的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一样,在真正的死亡到来之时,会看见那些不曾走远的日子:“有的则历历在目——邂逅与拒斥,昙花一现的爱情,自由,怨仇,失败,意志。

那些词组排列在一起,在死亡到来的时刻一定是洞察到了死亡之中的自由和自由之中的死亡,”预先思考死亡,就是预先思考自由。“这是蒙田《散文》里的话,在题辞里作了注解,而其实相同的意思来自于劳拉,“预先想好死亡,也就预先想好了自由。”在死亡和自由之间,死亡一定是前提,或者说不死亡才是自由的前提,所以对于死亡最终实现的身体来说,是一次万劫不复的存在,“如果死掉,你就不是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了,你就不是七十一岁了,你的体重就不是七十九公斤了,你的身高就不是一米八二了,你就不戴假牙了,你就不抽黑色烟丝了,你就不穿意大利丝绸的衬衫了,你就不收藏马具了……”“如果……不”的句型背后是一个身体不想毁灭来换取更多自由的向往,对于阿尔特米奥·克罗斯来说,从最后一部分的“一八八九年四月九日”出生,到第一部分的一九五九年四月十日的死亡,翻转过来,本身就是在颠覆这种秩序,所以对于最后的归宿,身体在人生中不断地更替,不断地呈现新的自由,身体之变也直接折射着肉体的爱欲。首先是雷希娜,她对于阿尔特米奥·克罗斯来说,完全是爱,是生与死中结下的爱,崇高而无二致,或者一生都沉溺在这爱的世界里,而革命事业让他们分道扬镳,追击敌军导致了分离,“他朝着南方,朝着首都;她就回到北方,回到辛纳洛阿的海边,也就是她结识了他并委身于他的地方。”错开的爱情,也是身体的分离,她死了,在革命中死去,只有那裙子在风中飘扬,那一年阿尔特米奥·克罗斯是个二十四岁的青年,中尉,这一场爱情的死亡也让他的身体遭受了从未有过的裂变;而当革命事业继续前进时,他结识了卡特琳娜,这是一个让他的身体开始第二次替换的女人,却完全是事业或者革命的牺牲品,因为她只是为了探寻哥哥致死的原因,委身于他或者只是一次交易,“双眼、双唇、结实而柔软的胸脯,既是哀恻而又幽怨。”肉体带来的并不是欲望,而是恪守在那些背后的那些线索,她成为他的贱女人,“报杀兄之仇的唯一办法,就是拥抱这个人,拥抱他而又拒绝把他企图在她身上找到的爱情献给他要把他拖死,把自己的苦水一一挤出来,变成毒汁,把他毒死。”身体变成了交易,变成了相互报复,那场政治的“逼婚”完全变成了可耻的来源,“我让他给玷污了……我却得到了快感。多么可耻啊。”在享乐和羞愧之间摇摆的时候,身体也处在某种爱欲与政治的摇摆之中;当然,还有劳拉,自由和死亡看透的劳拉,还有莉莉亚,仅仅作为一个陪他度过假期的女人,这女人的更替,是身体的向下滑行,而最后,甚至青春正旺的肉体也没有了任何兴趣,这也就是身体在更替中最后必然要走向的死亡。

而身体并不仅仅是身体,它不独立于时间之外,在身体的不断更替这样的命题下,必须有一个时间的更替,而在时间的更替中,表现为革命政权和领袖的更替。从被遗弃的命运开始,到投入联邦军反对独裁,再到墨西哥革命的身先士卒,再到最后成为一个英雄般的人物,发迹发财,人生在一系列的变革中被改写,阿尔特米奥·克罗斯出生入死,也见证了无数的溃败和死亡,对他来说,甚至生命也是一次阴差阳错的选择,比如深夜逃命而被人鄙视为“卖友求荣者”,当卡特琳娜的哥哥死去,所有人都在怀疑,“回到普埃布拉的竟是他,而不是被枪毙了的贝尔纳尔,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这是一次化装舞会,是一次冒名顶替,是一次可以郑重其事地开的玩笑。”就像身体的更替这一命题一样,阿尔特米奥·克罗斯的政治生命也完全是一次替代的过程,而这种替代也直接给了他走向政治“自由”之路的捷径,那就是不断地见风使舵,不断地阿谀奉承,不断更替心中的领袖:“他择主而事一直都选择得很对,总是选择最有出息的,选择新兴的领袖,反对穷途末路的领袖。”对于他来说,政治斗争就是“互相倾轧互相残杀的大悲剧”,只有当自己成长为领袖,告别侏儒,“自己才能爬上去”,所以他会选择卡特琳娜的“羞耻”来成全自己的政治资本,继而积累财富,当报纸、地产、不动产投资、硫磺矿、矿山、采伐区以及短期高利贷、收购地皮成为所操作的事物,他的帝国也就建立了,但是而当身体走向死亡的时候,那些政治资本和财富却变成了一种不自由的束缚,变成了对物的占有而湮没的“快感”,“做生意是做生意,宗教是宗教”的结果只能使自己丧失最后的信仰,而当阿尔特米奥·克罗斯弥留在床上,两毫克吗啡或许可以缓解肾炎肠绞痛等身体的疼痛,但是“碧绿的眼睛,细瘦的胳膊和被太阳晒成古铜色的头发”却也只属于那个曾经对自由向往的身体,也只有在最后的死亡阶段,才会看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我就是这只眼睛……我就是这只鼻子……我就是这副颧骨”,这里面透出阿尔特米奥·克罗斯的无奈,“我请求把我的脸和身体归还给我”这最后的期盼是对于荣誉和生命的期盼,但是死亡如此迅捷,当一切死亡完成最后的仪式的时候,他、我和你都将变成人称一种,变成更替的叙事者,而最终退出身体编织的人生舞台。

你已经不知道了……我已经把你带在我当中,你死我也死……咱们三个……都死……你……死……你已经死了……我也死了。

最后一句话,却在”一八八九年四月九日“的出生日开始,这是一个寓言,这是进入迷宫的入口,却放在了最后一页,“不是昨天,是今天上午。不是病了。不是的。不是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不是的。”如果死亡全部是可以变成否定句,从而离开身体离开叙事或者离开时间离开”编年史“,那么“在过去的第一个里程碑和未来的最后一个里程碑之间”,让我们做一次关于身体和自由的实验,像阿尔特米奥·克罗斯出生时那样,没有痛苦,没有抱负,也没有女人,只是“沿着河水放下去,让蝴蝶一路照料他”。

酒吧长谈

编号:C66·2120320·0869
作者: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1年4月
定价:39.80元亚马逊26.30元
ISBN:9787020083633
页数:566页

反独裁是略萨大部分作品中一个雷打不动的主题,极右和极左都是他批判的对象,略萨坚信,“小说需要介入政治”,这是让小说变得尖锐而有力的重要武器之一。在《酒吧长谈》里,就反映了1948—1956 年奥德利亚将军独裁时期的秘鲁社会现象,一个是在独裁政权中当过保镖和密探的人,另一个是“一生倒霉”的人,他们偶然相遇在酒吧,在饮酒忆旧中,那些被席卷的日常生活、爱情和梦想一一浮现出来。“对话波”、“通管法”、“质的跳跃”、“戏剧旁白”,这些现代新小说技巧的运用,在制造悬念上都有新的发展。这部作品也被视作是作者写作技巧达到了高峰的标志。封面上是大江健三郎的一段评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高峰的标志”,我怀着崇敬之情读完了《酒吧长谈》。


《酒吧长谈》:充满醉态的温柔暴力

“他光着屁股就跑到了街上,还大喊大叫的。”我看到那一个圣地亚哥,是切实走在街上的某个拐角处,没有光着屁股,也没有大喊大叫,他只是漠然,在我的眼睛看到的范围内,他在路口寻找方向,“灰濛濛的中午”,最后却是一只狗和出租车。圣地亚哥没有喝酒,他一定是想起了卡利托斯,想起了那个恐怖的夜晚:“他上床的时候看见满床都是蟑螂和蜘蛛。”其实他只是听说,圣地亚哥不在现场,听说是一个容易出错的词,圣地亚哥却当成了真实的现实一种:

一个人影在木桶般的房子中间乱跑,他的惊呼声震撼了黏渍渍的清晨,惹恼了追赶着的蚂蚁和蝎子。

蟑螂和蜘蛛,蚂蚁和蝎子,总是成对出现,在床上,在心里。那个夜晚只有卡利托斯的影子,那种恐惧感最后钻进了圣地亚哥的脑子里,成了他无法摆脱的虫子,每每出现吞噬着脑子里的想法,甚至幻觉,最后是毒蛇似的蠕虫,扭曲地爬行,最后是尖刀,扎进去了,却看不到血。圣地亚哥在自己的恐怖世界里,看到的却是卡利托斯的影子,隐隐的,虫子进入了别人的身体,光着屁股跑到街上有什么用?还大喊大叫,对于身体的某一部分来说,逃避有时候真的变成一个幻影。

只是这个幻影对于卡利托斯来说,从“借酒浇愁”的小资活法,完全变成了一种对身体的惩罚,“木桶般的房子”像是封闭的秘鲁,在这里,或许可以用麻醉的方式让身体遗忘,“用嗜酒来反对那慢性的死亡”,在卡利托斯那里,当“黏渍渍的清晨”开始的时候,他知道,自己是被沾染在那里了,即使光着屁股,即使大喊大叫,也一样是属于自己的身体,属于秘鲁的身体,“你做得对,卡利托斯,每个人都应该尽可能地避开秘鲁。”对于圣地亚哥来说,这完全是一次嗜酒的行为艺术,那些虫子会结队而来,没有酒,倒霉也会降临,“你就像秘鲁一样,也是某个时候倒霉的。”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不可逃避的秘鲁,是无法避开的地理和历史,是一种内心的挣扎,圣地亚哥在小虫一些的现实面前,被侵袭,即使喝酒也只是在开启某种幻觉。街的拐角是那个叫“大教堂”的酒吧,诺尔文说:“酒能给人带来灵感”,其实只是借口,是圣地亚哥从街角拐向另一个目的地的托词,他一闪而去,狗和出租车还在那里,我也在那里,作为一个观察者,我在这个“灰濛濛的中午”不喝酒,我也不写关于反狂犬病的社论,我只是很平常地回家,怀里夹着一本厚度达566页的书,《酒吧长谈》。红色的封面里成长着一个酒醉的故事,以及黑色的封底,都来源于那个”黏渍渍的清晨“,之前的黑暗都在那里,仿佛入睡的梦境,横跨历史,横跨南半球和北半球。而他,身体斜转过去的一个角度,眼睛里是不安,甚至恐惧,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这是秘鲁“高峰的标志”,结构现实主义著作,散发着拉美文学特有的魅力——就这样被我夹着穿过街区。在南中国的春季,一个文本的悲欢离合,于我来说,完全变成“一个人影在木桶般的房子中间乱跑”的行为艺术。

如果可能,我还将细致地描写有关一个人影的“乱跑”行为,比如封面上那句“我怀着崇敬之情读完了《酒吧长谈》”,大江健三郎语。在酒杯的构图上面,也是黑色,和下面三分之一的红色,一起夹着那些东倒西歪的酒瓶,是葡萄酒,不是圣地亚哥和安布罗修在“大教堂”的酒吧里喝的啤酒,也不是圣地亚哥的爸爸堂费尔民给安布罗修喝的加了药粉令人兴奋的酒,是简易画,没有商标和文字,显得散漫,看上去像是被大江健三郎冠以“暧昧的日本”的那种情愫混合物。把这个日本作家的评价放在最上面,也许是在强调“高峰的标志”,而这个“高峰”在我的阅读体验中应该是201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略萨成为拉丁美洲继马尔克斯之后的又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作为1994年的诺奖得主,对新得主进行褒奖完全符合一次正常的出版计划。而这并不是全部,或许也是某种凑巧,书签被我抽出来,是赫塔·米勒的作品集书签,《心兽》有关,是关于仇恨、践踏、割爱等,作为200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的罗马尼亚“祖国”和之后的德国国籍给了这位女作家有关政治隐喻的一个身份标签,或者,被驱逐的感觉更是身体背叛的一个标记,这种“政治逃亡背后的语言恐惧”对于大江健三郎和略萨来说,或许是不存在的,大江健三郎的“变异的现实主义”是在强调自己那种“暧昧的日本”的民族情感,而对于略萨来说,秘鲁更是一个“暧昧”:“我觉得我与秘鲁的关系,与其说是夫妇关系,不如说也是一种通奸关系,也就是说,充满了疑惧、迷恋和狂热。”疑惧、迷恋和狂热的感情像是封底的那种眼神,既有不安,也有不屑。

大江健三郎、赫塔·米勒和略萨在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荣誉面前的相遇,完全是偶然,是对于“高峰的标志”的个人解读,也完全成为一个人影的“乱跑”行为,瑞典皇家学院2010年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略萨,就是表彰他“对权力结构的制图般的描绘和对个人反抗的精致描写”。而这种精致描写完全可以用《酒吧长谈》作为标记,这部再现1948-1956年奥德利亚军事独裁时期秘鲁社会现实的反独裁小说,完全是一次非诗意的解构,庞大、深邃和喋喋不休的酒吧“对话波”组成了小说的宏大图景,而夹在我的身体某处,那种厚度会让我感觉解读的劳累,我想如果我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闹哄哄的大街上打开小说,将不可避免地进入略萨的圈套中,那种对于圣地亚哥般被小虫、毒蛇和尖刀折磨的感觉,完全以文字的形式吞噬我,589千字的规模真的抵达了我阅读的“高峰”,是的,我必须在这样泛着红色光泽的时候,安全地从观察者的位置退出去,从略萨“暧昧的秘鲁”退出去,从“教权主义和造反精神”的阿列基帕退出去,从“斗牛和军事独裁”的利马退出去。是的,在四个小时“借酒浇愁”的醉态里,圣地亚哥完全成为一个倒霉的无信仰主义者,那些虫子开始折磨没有力量的个人反抗,身体太软弱了,世界太广阔了,酒是戒不掉的迷药。

回到那里,一定是个强大的现实主义,结构只能抛在背后,所谓立体小说、全面体小说也是略萨寄予的那种复杂的“通奸关系”,交媾着肉体的迷恋和放弃的痛苦,如酒喝进嘴里,是幻觉,是逃避,是醉意,也是不可逃避的矛盾,“与我同龄的秘鲁人,是在温柔的暴力或是粗暴的柔情中成长的。”这种特殊的祖国情结让略萨在面对“权力结构的制图般的描绘”时有一种难以名状的个人情感,“寻找秘鲁”成为了这种情感表达的直接方式,圣地亚哥、安布罗修、卡利托斯、费尔民都在秘鲁的这个特殊时期发现了那些存在着的改革或者革命的暧昧,甚至贝尔穆德斯的个人生活转变,也完全是对于政治生活的一次误读。而这种暧昧和误读,其实完全是一种信仰的缺失,从个人信仰到政治信仰,都没有那种归宿感和牢不可破的制度保证,所谓的迷失,也是一种“充满醉态”的温柔暴力。

作为资本家费尔民的儿子,圣地亚哥也曾有过理想,比如当律师,比如写作和诗歌,“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还是很单纯”。所谓单纯,也是一种对于社会冷漠的积极反应,作为新闻记者,他目睹了一些社会现实,但也只是灵光一现,单纯更多只是某种逃避,在大学期间,圣地亚哥参加反政府运动,加入马克思主义小组,讨论大学体制改革,大学同学
阿伊达、哈柯沃等,也都积极面对动荡的社会局面,他们甚至提出了“要想彻底根治各种弊端,改革是不行的,要进行革命”的想法。但是他们都怀着一颗单纯的心来,哈柯沃“是个起来背叛自己的肤色和阶级的人,也是个起来背叛自己和秘鲁的人”;阿伊达则“连走向坟墓,到了竞技场投身于凶狮的爪牙之中,都表现得那么迫不及待”。而圣地亚哥则在所谓的单纯面前,“我就像这些小虫子,在危险面前缩作一团,一动不动,等着别人来踩,来割自己的头。”等待和冒险的“单纯”其实就是信仰的缺失,是撒谎的生活,最后变成了处处逃避的胆怯者:。

小萨,如果那天你入了党,情况又将会如何?党会不会把你拖进去,把你牵连得很深?会不会把你的疑问一扫殆尽,而使你在几个月之后、几年之后成为一个有信仰的人,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一名单纯的无名英雄?

对于圣地亚哥来说,“革命、书籍、博物馆,这些都是头脑简单的人干的事”,所以在现实面前,圣地亚哥矛盾而无法摆脱,离开“亲政府”的父亲而选择独立生活或许是一种自我成长的选族,但也仅仅是对于某种单纯的追逐,也没有最后的归宿,“我笑我自己这幅知识分子面孔”成了圣地亚哥自我的嘲讽,内中的苦涩也只有自己能品味。在理想不断泯灭,现实又强加在自己身上而无法自拔的时候,所谓的“倒霉”也成了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的黑色幽默,就如卡利托斯对圣地亚哥所说:“小萨,使你这辈子倒霉的正是一个发了疯的屁。”甚至被父亲讥笑成“浪荡哥儿”:“我倒宁可你加入共产党,而不是成为酒鬼,浪荡哥儿。”

没有信仰、撒谎的个体其实也折射出那个独裁时期秘鲁的现状,改革是死路的时候,革命会风起云涌,但是奥德里亚分子上台,清洗阿普腊分子,甚至奥德里亚失去总统宝座,也都是一种政权更替另一种政权,一种独裁转换成另一种独裁,“在秘鲁,只要拿出一千万索尔,就没有不成功的政变”,这便是现实,罢工、镇压、集会、监狱,在这样的政治生活面前,谁都不知道下一刻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刚刚得宠的堂卡约成为内政部长,又顷刻在革命中“被赶下了台”,而已经被捕的埃斯皮纳,又在革命中成功翻身,被任命为大使……“有了国家机器和忠于政府的领导集团的支持,奥德利亚倒是可能再次当选。” 就如贝尔穆德斯自己所说:“他们今天支持你,明天就会从背后捅你一刀。”在变化的局势面前,谁还会坚持着自己的信仰?谁还会在诗歌中寻找伟大?作为喉舌的“报纸就像沼泽”,在意识形态面前,这样的现实完全是赤裸裸的政治讽喻。

没有信仰,是个体的现实,也是政治的讽喻,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残酷而无奈的生活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我们这个国家,生活总是虐待老百姓。”卡约·贝尔穆德斯最开始的妻子,是乡巴佬的罗莎,但随着他自己政治地位的节节攀升,他抛弃了所谓的爱情“自从卡约进了政府,夫妇俩就没在一起生活过,也不见面。”在所谓的“荒唐的婚姻”背后,是“会跳舞”的缪斯,是奥登希娅太太,是情妇,是性感,是放荡,是腐朽,也是生命的一次玩笑,缪斯最后却被安布罗修刺死,因为在卡约·贝尔穆德斯政治生活终结和堂费尔民“羞耻”的个人生活被曝光之后,必然的下场。而作为目睹种种丑行的安布罗修,完全是一个政治的工具,谁给他好处就给谁做事,他是司机,是打手,是酗酒者,也是凶手,在独裁政权中,他也是一个牺牲品,他没有能力改变现实,在羞耻地被“同性恋”中不能反抗忍气吞声,甚至没能光明正大娶自己的女人,当阿玛莉娅怀孕难产而死的时候,他根本没有钱付给医院:“人死没死都得付钱,可我拿什么付啊,少爷!“这种悲戚的反问是挣不脱的命运枷锁,而那个死去的阿玛莉娅,一生都是别人的佣人,在爱情中不断地被抛弃,最后死了的时候,是一种幻觉样的呼唤:“在下沉,她感到自己在往下陷,急剧地落了下去,她内心越来越痛苦,她明白,自己听到的事情将要留在上面,她明白,在她下沉、陷落之际,她带走的,只能是内心的痛苦。”

还有被捕而因脑溢血死亡的特里尼达,有享受虚荣的妓女凯妲,有怒斥“本应做他仆人的女人结婚”的索伊拉太太,都是“被虐待”的百姓,都如阿玛莉娅,不断下沉,不断看到死。下沉是因为没有拯救的力量,是因为信仰等于零,当沉醉的幻觉可以自我欺骗地实现一种逃避的时候,酒实际上成为一种精神的鸦片,“用嗜酒来反对那慢性的死亡”也是一种消灭那些毒虫的最好办法,如此,在沉醉中发现了生活的惬意,发现了存在的合理解构,所以在略萨的结构计谋中,“对话波”便成为他的一个标记,和通管法一样,实现着现实之外的虚拟对接,安布罗修父子、贝尔穆德斯和萨瓦拉、以及贯穿始终安布罗修和圣地亚哥“酒吧长谈”,三层关系的对话逐一展开,有时甚至是横冲直撞进来,一下子把结构摆在面前,不管是直接对话还是间接对话,斜体字里分明是一个弥漫着酒味的世界,那里有回忆,有叙述,有想象,也有虚构,但是在酒味中甚至呈现了现实以外的另一种真实,不断消融着“温柔的暴力”或是“粗暴的柔情”,而对于略萨来说,这个特殊时期的秘鲁现实活生生地展现了一幕悲喜剧:“转瞬之间,生活显得很惬意,充满醉态。”

醉却要醒来,却是逃避不了的无奈,是“光着屁股就跑到了街上,还大喊大叫的”的发疯的现实,不管是地理意义上的阿列基帕还是利马,不管是和自己经历有关的圣马可大学、卡魏德活动、马克思主义著作、新闻记者等个人标签,略萨所要展现的就是自己“真正地认识了现实的秘鲁”,巴尔扎克《夫妇纠纷》里的那段话明白地写在书页里,“既然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那么,要成为真正的小说家,就必须对社会生活进行调查。”而对于秘鲁的爱恨情仇完全融进了略萨的血液里,“虽然我恨秘鲁,但是这种恨,正如塞萨尔·巴耶霍的诗句所说,总是浸透着柔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