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9-10 《法国大革命史》：革命应注意于全民幸福

一切都已结了果子，而且还结更好的果子，只要我们向着横陈我们面前的世界走去，在那里有像指示途经的大火炬，照耀着这些字——自由，平等，博爱。
        ——《结论》

“已结了果子”是法国大革命的现实意义，而“还结更好的果子”是它的历史意义，当1789年至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最终以拿破仑的政变而进入另一个历史阶段的时候，四年的革命不仅产生了一个新法国，而且对于世界各国的革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一个事件是确定的，在我们现代无论那一国走上革命之路，它便是我们的祖先在法国所做上的事业之承继人。”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革命，在克鲁泡特金那里，都具有了启示意义，而当自由、平等、博爱成为法国精神的时候，它的最积极意义便是“为未来指示了一个进行的方面”。

自由、平等、博爱，是一种目标，更是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里，人民是革命的出发点，也是其最终的落脚点，所以在克鲁泡特金那里，革命的人民化是法国大革命对于世界的一大贡献，不仅在于新法国的出现，使得“农民几百年来才第一次吃到他的丰收之物，才伸直他的腰而敢于说话”，更重要的是在对抗王权、废除封建体制，甚至建立巴黎公社上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他们站在了历史的舞台，而且人民的力量和资产阶级力量的结合，才使得革命逐渐走向彻底，才使得封建王权一步步解体，才使得“已结了果子”和“还结更好的果子”对于各国的革命提供了一种借鉴。

此为“革命之两大潮流”。克鲁泡特金在开篇就说到法国大革命的性质，就是“由两大潮流准备起来并完成起来的”，一股潮流是观念的潮流，来自于资产阶级，它的目的是改变国家的政治，而另一股潮流是行为的潮流，来自于人民，他们更侧重于经济的改良，政治革命和经济改良，观念潮流和行为潮流，共同目标，便是革命。而革命并不是最终的意义，革命是一种过程，它指向的是一个结果，那就是平等、自由和博爱：平等是人类的共同理想，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他们都必须服从代表国民意志的法律；自由，便是一种契约自由，就是废除封建的赋税和服役制度，得到属于自己的土地；而博爱的意义就是不要暴力，不要镇压，不要反抗，在全民的国家体制内创造和享有成果。

编号：Z42·2150725·1195 作者：【俄】克鲁泡特金 著 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本：2006年09月第1版 定价：原价38.00元现价12.00元 ISBN：756174727 页数：564页

自由、平等、博爱，在克鲁泡特金看来，就是革命的一种彻底形式，“革命的意思，就是倾覆关于人群复杂制度及关系之已有的观念与既得的概念。”革命的目标是根深蒂固的制度，革命的形式是短期内将“社会的、宗教的、政治的及经济的生命要素之一切”，根本倾毁。也就是说，革命的全部意义在于摧毁旧的一切，建立新的：“总之，革命就是关于人民各方面完全新的观念之产生，——其口号，问题，科学及经济的政治的与道德的发展之线索遗于后世。”一切旧的东西根本倾毁，一切性的短期内建立，而且要留给后世“更好的果子”，这其实看起来更像是一种理想主义，甚至有着乌托邦的影子，而克鲁泡特金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样本研究，也很明显看见了这种革命的局限性。

改良还是革命，这是法国大革命之前的两种选择，实际上是对于两种潮流是否合一的疑问，尽管克鲁泡特金认为，“发自人民的革命行为一定要与发自知识阶级的革命思想一致才行。”但是很明显，无论从大革命之前的现状，还是大革命进行的过程来看，“两者之间定要有个结合”更像是一种理论上的期望。在1789年之前，人民特别是农民所反对的是王权的压迫，无论是国家税收的征收，还是领主的地租及献物，以及僧侣的什一税，成为压在农民身上的三座大山，他们生活在贫困之中。而以第三阶级为主的资产阶级，他们更想要的是在封建王权的废墟上建立政府的殿堂，这种“集中化的组织完善的国家观念”就是要把国王的权力压缩，就是要把地方的权力推翻，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建立工商业的自由，而这个自由的意义，在克鲁泡特金看来，“一方是要使工业从国家之烦累的压制的监督解放出来，他方是要使工业有充分的自由，去榨取工人，而这些工人仍是没有自由。一方面是任其自然，于他方面则横加限制，使其无由结合。”也就是说，这种自由一方面是为了推翻旧有制度，另一方面却对工人形成了新的压制，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站在人民的对立面，甚至为了对人类劳动实行新的统治，而建立新的政治权力，就是为了获取这种压榨式的自由铺平道路。

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是“更好的果子”

但是，资产阶级和人民，似乎有着一个共同的敌人——封建王权。所以从1789年之前的骚动开始，一直到攻占巴士底狱，两者的力量有一次较好地结合，也就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革命，“1789年的革命，和任何革命一样，是由于希望能达到确定的重要结果而激起的。”这一革命被称为“英雄时期”的革命，其中有人民在各地发动的骚乱，其中有资产阶级组成的三级会议，其中有“自由万岁”的呼声，当1789年4月28日，巴黎人民冲进勒维阳工厂，和军队发生激战，似乎拉开了革命的序幕，“接近王宫的地方，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焦点，郊外便是人民暴动的中心。此后巴黎便成了革命的焦点。”这是巴黎人民对于废除特权的第一步，随着第三级代表成立国民会议，对于王权的反抗也正式进入了实质阶段。

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和人民的民众运动，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结合，“在大革命伟大的时代中到了相当的时期，这两个运动要暂时携手，他们才能够征服旧统治，而得到大的胜利。”但是只是暂时的结合，当民众开始武力集合的时候，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反而开始了镇压，“在狡猾的资产阶级这一方面，是这样地开始了背叛革命的组织”，当7月14日人民喊着“到巴士底去”的时候，当王权的宫廷政变失败的时候，当人民得到了他们的第一次胜利的时候，革命却最终变成了斗争——一方面是宫廷寻找的外国援兵来抵抗国内的革命，而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把“拿着武器的人民”镇压到贫民窟去，甚至国民会议在8月4日讨论是压迫农民的方法。

实际上，7月14日革命成果是被资产阶级所窃取，而特权阶级还保持着封建的权力，“这时的国民议会，既没有勇气把所有的封建权利废除，又不能订出一个赎回的方法，使农民可以接受；因之而造成暧昧的情状，以引起全国的内乱。”资产阶级通过的人权宣言是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自由，但是当封建王权并没有被彻底推翻的时候，这样的自由甚至也只是一种理想，所以在这个阶段，只不过是“神意的国王”变成了“市民的国王”。所以很明显，在这个阶段，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凸显出来，使得革命带有很大的妥协性，所以在革命道路上，克鲁泡特金强调的是人民的力量，强调的民众的革命：“法国的运动不仅是要获得宗教自由，或个人之商务与产业自由的暴动，也不是争得自治权掌握在少数资产阶级手中的暴动。它是一个农民的暴动，是人民的运动，是要再来取得土地而脱离一切封建制度的束缚；其中固然有一个有力量的个人原素——各个人占有土地之欲望；同时也有一个共同的原素，要全人民领有土地权。”法国大革命的真正精神，就是要人民去行动，而不是研究国民会议的立法工作。

人权宣言的自由主义纲领被国王批准，是人民革命的推动而逼迫取得的成果；巴黎暴动再次闯入王国倾覆王权，是人民发动暴动高喊“面包！面包！”而建立的巴黎公社，也是民众的思想而建立的——当法国大革命从“英雄时期”走向“公社时期”的时候，人民在中间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也使得革命慢慢奠定了“社会的组织之基础”。但是革命并非是顺利进行的，从1790年夏季至1792年夏季足足有两年时间，整个的革命工作停顿了，人民在怀疑，“这是革命占胜利呢，这是反革命占胜利。”1792年6月人民终于又开始了暴乱，而资产阶级开始阻挠革命，“防止人民去攻击极神圣的财产原则”，甚至由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所组反成的雅各宾俱乐部，宣言要维持一个立宪的君主制。

随着和国外的战争爆发，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增强，随着人民对于王权扫荡的彻底，“在1792年，国家之全部情形，人民之整个的精神，语言，礼俗，观念，通因革命而改变了。一个新民族产生了，在它政治的及社会的概念看来，和将近十二个月以前的是完全不同。”通过暴乱的公社，随着山岳党对于革命的行动，法国封建王权才彻底倾毁，“革命现在可以在平等的方向开一条新路”，但是民众，只不过是革命中的一颗炮弹，当威胁资产阶级利益的时候，它仍然要被推向对立面，无论是山岳派还是吉伦特党，都代表着资产阶级利益，他们害怕革命，害怕人民，他们拥护自由，却反对平等。

克鲁泡特金对于在这样时期“何种政府之建立或打倒”的问题，提出了“无政府主义”的看法，实际上他是借助于布里索的观点进行了阐述，布里索所谓的“无政府主义者”，包括着有各种不同的原质，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不相信革命业已完结，他们还要依旧进行。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无政府状态，而无政府状态不是一种过程，恰恰是一种理想，“法律不见诸实行，权威没有势力而被轻视，罪犯无处罚，财产受攻击，个人之安全受破坏，人民之道德腐败，无宪法，无政府，无司法，这就是无政府状态！”革命的继续进行，革命的不断递进，就是要建立这样一种理想化、平等化的自由世界，“无政府主义要使人人一切平等，无论智愚，贤不肖，以及官职，薪金，与服务。”而这远比推翻封建王朝获取自身利益的目标来说，更长远，更透彻，也更本质。

而在法国大革命的行进过程，当大众的力量不断被镇压，当自由变成资产阶级的自由，克鲁泡特金希望在这样一种模式中看见无政府主义的影子，那就是在1793年的共产主义思想，通过奢格·罗克斯、勒克勒、发尔勒、布瓦色、巴布这样一种思想的序列，经过法国各个时期革命的实践，克鲁泡特金认为当时的生存需要和土地问题上，已经具有了共产主义理想，也就是在土地共产主义、实业共产主义、商务及信用共产主义方面，提出了“土地被视为全国民之承继物，人人应有土地的权利，各人之生活要素要有保障，谁也不能因受冻饿之驱使被迫去作工”的目标，这样的目标就具有了无政府主义的雏形，而在这一系列革命过程中，卡鲁泡特金也认为有人可以将法国带向无政府主义状态，他就是马拉。

马拉，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但是在他身上有着不一样的革命精神，他反对封建王权，希望建立一个平等的政府，而最可贵的是马拉身上具有强烈的公众意识，和伴侣爱夫拉一样“只爱人民”，但是他却被人刺死，成为政治党派之间利益的牺牲者，而在他被刺之后，“人民之友”身上只有一张二十五利华的钞票，这也印证了他的无私性，克鲁泡特金说，：他们的爱“比任何特出的革命家所有有的还要深刻，而且他始终对于这个爱是忠实的。”而在共产主义理想上，马拉就是一个好的领导，“在当时的知识阶级中竟没有一个人能把共产主义的理想，形成完全而广大的形式，以资领导；这是很百可惋惜的。倘使马拉不死，他或者能担任；但是他在7月13日被刺了。”

共产主义理想的覆灭，无政府主义的失败，法国大革命在之后经历了吉伦特党的被逐、反赫伯尔派的争斗，以及罗伯斯庇尔以及山岳党议员派被处死和监禁，其实已经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冲突和政治斗争，直到最后拿破仑实行政变，终于将议会完全推翻，法国历史又走向了另一个全新阶段。但是不管如何，对于这场持续四年的大革命来说，人民表达了自己的平等需求，也站上了历史舞台，而资产阶级潮流和民众行动之间的潮流也有了合作，使得革命不仅是一种国家革命，集团革命，甚至成为个人进化和人类进化的一种样本，而其中的共产主义原则，也在大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中，展示了其“伟大的企图”，所以克鲁泡特金坚信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理想终会成为“更好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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