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情的终结

由 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C38·2170419·1386
作者：【英】格雷厄姆·格林 著
出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7年03月第1版
定价：
ISBN：9787539979410
页数：280页
第一部，第一句：“故事没有开端，也没有结尾：作者从自己经历中选择那个可以让其回顾以往或者放眼未来的时刻时，完全是任意的。”任意的时刻，任意的故事，到最后为什么有了一个清晰而明确的结果：“爱情已经变成了一桩有开始也有结束的风流韵事。我说得出它开始的那个时刻，后来，终于有那么一天，我知道自己也说得出那最后的时刻。”任意时刻变成了最后时刻，这是不是“恋情的终结”永远的变奏？“关于爱情，我又想起了你……”二战期间的英国伦敦，作家莫里斯爱上公务员亨利的妻子莎拉，一次意外事件导致萨拉不辞而别，莫里斯在恨和嫉妒中度过了两年。两年后，他们再次相遇，当初那段感情中炙热的爱、恨、猜疑、嫉妒、信仰，再度折磨着莫里斯，而最后的结局就像莫里斯自己预言的小说一样，它只是一桩风流韵事。

《恋情的终结》：我们无法逃脱情节的束缚

最后是你赢了，这点用不着你来提醒我。但她背下垫着这个枕头，和我一块儿躺在这张床上的时候，可并没有用你来欺骗我。她睡觉的时候，是我同她待在一起，而不是你。进入她身体的是我，不是你。
——《第五部》

绿色，破碎，尖利，以及一意孤行，一张封面似乎是一个故事的所有场景，她朝着向上的方向行走，他则以向下的方式离开，他和她，男人和女人，红色和黑色，在布满绿色的纸面上各自划出属于自己的方向和轨迹，似乎不再碰面，似乎不再缠绵，似乎永远走向陌路，可是这“恋情的终结”的题目下面，却分明是他们共同站立的那一块玻璃，破碎的玻璃，锋利的玻璃，以及如心形的爱情一样的玻璃——当在爱情中各自寻找方向，他们却始终无法走向那可以结束的故事？

The End of the Affair，一种结束标注在行走的过程里，爱情是容纳？恋情是束缚？可是那一意孤行的表情里分明在寻找那一个在别处的你——不同的字体，是对于天主的特殊标注，第一人称是我，第三人称是她，而第二人称的“你”又在何处？你是皈依，还是寄托？你在别处，还是在各自的心里？破碎却统一于一样的场景，锋利却无法走向别处，结束于未结束之处，相爱于未爱你之时，在终结的那个地方，所有人都听到了对于第二人称的那个并不是祈祷的注解：“噢，天主啊，你做的够了，你从我这里抢走的东西已经够多的了。我太疲倦，也太衰老，已经学不会爱了。永远地放了我吧。”

最后一句话，最后的祷告词，却并不是一种终结，它在冬日里以复生的状态回到了破碎而锋利的场景中，和开头时的那句话一样：“我所记述的与其说是爱，倒远不如说是恨。”爱和恨共同安置在一张封面里，共同面对各自的方向，共同封闭在一本小说里，那么，恋情是不是如一个统一的文本一样：“故事没有开端，也没有结尾：作者从自己经历中选择那个可以让其回顾以往或者放眼未来的时刻时，完全是任意的。”

没有开端，没有结尾，这是小说之一种，这是文本的封闭状态，即使可以从经历中任意选择一种时刻，在这个文本里，作者也主宰了一切，那么，在被作者左右的小说里，所谓的我，所谓的她，是不是仅仅是一种被安放在有开端有结尾而无法逃逸的封闭世界里？是不是意味着只在情节的束缚里选择爱和恨？是不是意味着作为天主的“你”只是一种虚构？当时间变成一九四六年一月的那个漆黑的雨夜，当地点变成那一个总是发生故事的公共草坪，当人物变成和婚姻、爱情有关的莫里斯、亨利和萨拉，其实在虚构中已经让故事拥有了一个开端，一个“关于爱情，我又想起了你”的开端。

开端其实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点，就像爱情，它从来不是从某一个确定的时间开始的，一九四六年一月的雨夜只是一个进口，当故事进入到这个进口，在打开的世界里完全可以发现另外的时间端点，比如一九三九年，我动手要写一部关于高级公务员的小说，从而认识了亨利和萨拉；比如一九四四年，当那枚V-1型飞弹落到公共草坪上的时候，我们听到了从草坪南端传来的玻璃震碎的声音；比如一九四六年，萨拉在日记中写道：“我要莫里斯。我要常常的、堕落的、凡人的爱。”爱情已经依次打开，但是当爱情在不同的时间端点被打开的时候，处处是起点，却也处处是终点。

一九三九年的相遇，却是另一种“愤愤不平”回到了我的身上，我看到萨拉吻了亨利的一个同事，这只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恨似乎与爱一样，都作用于我们体内同样的腺体：就连它们产生的行动都是一样的。”一九四四年的相依，起初的故事是浪漫的，甚至是肉体式的：“这段时间里的轰炸始终保持着晚上才来的习惯，这让我感到很方便。”萨拉上午来，在买蔬菜和买肉的间歇里和我做爱，但是那炮弹留下的是被炸伤的身体，和一丝不挂被指责的肉体，以及那个“她为之而抛弃我的这个男人”，而一九四六年的呼喊，却在雪花路16号的演变成了另一种爱恋，那个像是X又像是Y的斯麦斯不是假设的未知数，而是对萨拉说出“我不管。我爱你，萨拉”的男人，而在萨拉的日记中清清楚楚地写着那一种痛苦：“我想自己正在亲吻痛苦，而痛苦属于你，正如快乐从不属于你一样。我爱痛苦中的你。”

其实，所有的时间端点都像是一部小说的情节安排，所有的开始都在走向一种无法保证的终结，所以那一个恋情的开始只不过是在进入小说，进入作者的世界，“我一直躺在这里想第五章的内容。亨利在出席重要会议以前，是不是要嚼嚼咖啡豆来去掉嘴里的味道呢？”这是我对萨拉说的话，因为小说，我寻找亨利，因为小说，我认识了萨拉，也是因为小说，我爱上了萨拉——“因为她说了一句曾经读过我的书的话”，一句话，让读者变成了主人公，一句话，让作者成为了我。还有那个“洋葱”，它在我的小说中被叙述，它出现在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里，最终它成为我和萨拉在鲁尔斯餐馆的那一道菜。“我忘记了银幕上讲的是我的故事，影片中的对话曾经是我说过的话，而且真的被出现在某家廉价餐馆里的一个小小场景打动了。”从忘记到出现，到再现，这像是一个小说开启的故事，它总在里面，它无法逃逸。

“二十几年来，我始终坚持每星期写作五天，每天平均写大约五百个字。我可以在一年里写出一部长篇小说，这里面还留出了用来修改和校对的时间。”这是有条不紊地工作状态，这是有开端有结尾的任意时间，即使恋爱、战争都没影响到我，而这每天五百个字的写作计划，当成为一种惯例的时候，也渗透到现实里，我要求侦探公司给我的每周跟踪报告，无非也成了小说的一部分，隐瞒着萨拉的丈夫而独自雇佣了跟踪者，我就是一个任意的作者，似乎我要将这一切的故事都变成文本，都变成我可以控制的情节，就像在那张床上，我用自己的身体进入到萨拉的世界，只有这样的感觉，才是主动的，才是爱的，才是真切的，才是没有终结的。

但是最终的问题却是：“从那以后，萨拉就开始不喜欢我的小说了。”她甚至说了一句“你不喜欢的人好像很多。”这是对于文本逃逸的开始，直接破坏的是我以作者的身份控制的一切，“我马上觉得自己是在被当作一个人，而不是一个作家来看待。”回到现实中人的状态，这是一次对于文本的超越，还是在构建另一部小说？其实在文本之外的现实里，时间的端点只有一个，恋情的端点也只有一个，“如果有能耐的话，我会用爱来写作。可是如果能用爱来写作的话，我就会是另外一个人：我也就根本不会失去爱了。”那就是爱，肉体的爱，它是进入唯一的方式，是真实的唯一证明：萨拉和亨利十年的婚姻，它是在肉体之外的共同生活，只有世俗和契约；帕基斯因为跟踪而对萨拉产生的暗恋，无法走近她，职业让他永远离开肉体；斯迈思对萨拉从精神引导走向爱恋的表白，也无从进入萨拉的身体，而当世界只剩下我的时候，我不是作者，不是朋友，而是纯肉体关系的情人，在警报声响起的时候，我们趁着空隙做爱；在布里斯托尔旅馆里，我们的肉体之间只有一片空气；在萨拉的家里，成亨利不在，我们的外套还没来得及脱掉们就开始相互亲吻着……

肉体打开了欲望，肉体发现了自我，肉体带来了嫉妒，肉体也标注了开头，当肉体超越文本，当写作变成空洞，是一次逃逸，却也是一种冒险，因为欲望会有终结，因为快乐会有终点，因为进入会有退出，因为爱会有恨。因为写作，我会把萨拉同其他女人混合在一起，因为和亨利在一起，我会在梦中见到萨拉，“醒来后有时痛苦，有时高兴。”因为被跟踪，我自己也成了那一个虚构的X或者Y，因为在一起，所以想要在爱情里走向永远的相守：“在我们相爱的日子里，我老是试图让她说得比实话多出一点——说我们的恋情永远不会结束，说有一天我们会结婚。”

“以前我从没像爱你一样地爱过一个男人，以后也再不会了。”这是萨拉对我的承诺，这里只有开始爱的起点，没有爱的终点，但是当恋情以肉体作为起点，“嫉妒和欲望并存”，爱注定会变成嫉妒，对萨拉的嫉妒，对亨利的嫉妒，“以及对被帕基斯先生笨拙地追踪着的那另外一位的嫉妒”，所以在短短的一年忠诚之后，我对萨拉的问题是：“如果我同别的女人睡觉的话，你会为我铺床吗？”
在“也许会的”的回答里，分明是一种洋葱一样的圈套；这是嫉妒而预设的终点，而当一九四四年的V-1炮弹落下来的时候，我被战争推向一种无限迫近死亡的状态，萨拉也在一丝不挂中袒露肉体，肉体之于爱的意义正在消融，它变成了一种尴尬，一种不设防，一种意外，“在那之后，我记起了萨拉和亨利，还有对爱情即将终结的恐惧。”

肉体的萨拉正在死去，在嫉妒中，在战争里，我保留萨拉的唯一方式是想象：“大幕升起，开始演戏。演的总是同一出戏：萨拉在做爱；萨拉同X在一起，做着与我们过去在一起时做过的同样的事；萨拉以她特有的方式接吻，在性爱中弓起身子，发出疼痛似的叫喊；萨拉忘情的样子。”我的职业就是想象，当萨拉出现在我的梦中，出现在我的想象中，其实我又成为作者，成为一个试图控制别人的人，而当我变成作者，其实我已经在这个恋情里划上了一个终结的符号。

而萨拉呢？她是我肉体的对象，是我小说里的人物，但是她在肉体、婚姻、恋情中又如何存在？“本来我可以用一生的时间去爱，一次只花掉一点，在此处和彼处，在这个男人或者那个男人上省着用。”这是肉体中的萨拉；“我一辈子都竭力生活在这种幻觉之中——它是一帖安慰剂，能让我忘掉自己是个婊子和骗子。”这是现实中的萨拉；“我要莫里斯。我要平平常常的、堕落的、凡人的爱。”这是理想中的萨拉，当爱情如小说一样开始的时候，当嫉妒和欲望主宰肉体的时候，其实对于萨拉来说，她渴望逃离那个小说中的世界，渴望离开我作为作者预设的世界，于是她在日记里记下了那一场爱恋，真实的时间，真实的人物，真实的心情，真实的痛苦，以及真实的解脱——那里有萨拉自己，有亨利，有莫里斯，有斯迈思，但最后却是一个没有名字却无处不在的“你”：你带来痛苦，“你知道我想要你的痛苦，可我不想现在就要。”你代表着质疑，“我爱莫里斯时，也爱亨利，而现在，当我是他们所说的好女人时，我却谁也不爱了，而且最不爱的是你。”你命名着爱，“如果我爱你的话，我就会知道怎么去爱他们。”不同字体的你，第二人称的你，是站在萨拉对面的对象，也是萨拉虚构的存在，“亲爱的主”，一个不信教的人，一个不是天主教徒的女人，如何在自己的日记里寻找一种精神的归宿？

“我在爱你以前是不是同样地爱莫里斯？抑或我一直爱的其实是你？我在抚摸他的时候，是否就是在抚摸你？如果我没有先抚摸他——用我抚摸亨利，或者任何其他人时都没有用过的方式抚摸他——的话，我会抚摸你吗？”像是一种替换，一种逃避，却也是走向终结的预兆。其实当肉体之爱发生，当嫉妒之情发生，当痛苦和伤害出现，对于萨拉来说，她需要的是一个没有终结的爱情，天主是生活之外的信仰，她以自己的方式命名。一旦进入到封闭的结构中，萨拉也变成了作者，那些日记是文本一种，只不过和小说开放供人阅读不一样，日记是私密的。但是私密的日记在嫉妒中也一定会有读者，会有和作者对立的读者，它被佣人拿来，被侦探公司获得，又被我看见——而当我看见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恋情必将在最后的时间里被合拢，合拢而封闭，便是最后的终结。

不想终结却走向了终结，这是宿命？就像萨拉的死一样，一场感冒夺走了她，肉体消亡，那么在已经命名的“你”的世界里，是不是还会有永恒意义的救赎？不是天主教徒，灵魂和肉体一起死亡，会入土，会焚烧，会成为物质意义的一缕烟一抔灰，但是死后的世界并不是走向终结，斯迈思希望她以天主教徒的方式入葬，克朗普顿神父愿意给她天主教式的土葬仪式，而远道而来的萨拉母亲更是说萨拉早就是一个教徒了，小时候，她为了报复小气的丈夫，给萨拉做了洗礼。如此，这样一个死去的肉体是不是也在进行着各自的命名，是不是这样一个终结的生命也在寻找永恒的意义？

而其实，那时候所有人都变成了作者，无论是撒谎的神父，还是虚伪的母亲，无论是一直跟踪的帕基斯，还是痛苦的亨利，在生命走向终结的时候，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控制着萨拉，而我曾经在起点把萨拉带进小说的作者，才第一次感觉到恨的真正意义：“我想：恨萨拉只不过是因为爱萨拉，恨自己只不过是因为爱自己。”那个叫做莫里斯·本德里克斯的作者，那个写作了《野心勃勃的主人》《带花冠的偶像》《滨水墓地》等书的作者，甚至根本不值得我来恨，因为当萨拉作为一个人物进入我的小说之后，她从来没有逃脱情节的束缚，她从来只是被预设在文本里，“爱情已经变成了一桩有开始也有结束的风流韵事。”

战争也是一部小说，婚姻也是一部小说，信仰也是一部小说，现实更是一部小说，在这个被作者控制的世界里，在这个开端和结尾任意的传说中，把萨拉写满“你”的日记本撕掉，把“天主保佑你”的句子划去，把空荡荡的屋子遗忘，把没有完成的无聊小说终结，或者只有取消那个充满谎言、充满虚构的“你”，才是抵达没有终结的唯一办法：“你是一个魔鬼，在引诱着我们往下跳。可我并不想要你的安宁，不想要你的爱。我想要的只是一种十分简单、十分容易的东西：我想要同萨拉终生相守，但你却把她带走了。”

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

由 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C38·2170419·1385
作者：【英】安吉拉·卡特 著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5年01月第1版
定价：30.00元亚马逊23.10元
ISBN：9787305141515
页数：307页
“我之所以能成为英雄，原因只有一个：我挺过来了。我之所以能挺过来，就是因为面对如潮水般袭来的魅影，我根本就做不到举手投降。”《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将三部不同的机械，爱情、叙事、社会结构完全拆解，再把所有零件组装到一起，在一瞬间同时完成了对三者的解析。在小说中，我们读到了幻想，读到了散发着颓废气息的绚烂，也读到了拼贴和戏仿，什么科幻、惊悚、后现代、流浪、寻根文学、历险故事、色情文学，外加种种政治和社会理论，统统一锅烩，“每一章的故事既伸向未知的未来，与此同时又在重复着已知的从前。换而言之，就是在遍地回声的古老文学景观中开拓出新的领地。”

《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我欲故我在

“我明天到城里去，”博士说道，“时间将被彻底推翻……”
“所以，你将昨天到达。”阿尔贝蒂娜说道。
——《第八章 城堡》

就像安吉拉·卡特，一个“昨天到达”的名字，她写在2013年1月打开的《焚舟纪》里，写在2013年12月看见的《精怪故事集》里，当一个名字出现，意味着一种时间的呈现，于是从昨天开始，“禁止进入”的门再度开启，于是从昨天开始，“我讲完了，现在交到你手里”——在时间的序列里，2013年是一个起点，它打开了门，它指向了下一个你，在必然被拉入阅读的世界里，还有什么可以返回而取消一个作者的意义？

但是，当2017年12月的文本打开的时候，它是不是和时间有关的“再次”？是不是写在必然到来的未来里的现在？或者说，安吉拉·卡特是不是一个重新看见的符号？过去的2013年是昨天到达的时间，现在的2017年是今天开始的时间，可是为什么放在括号里的时间又变成了明天，而且“被彻底推翻”？霍夫曼博士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就是把昨天抵达的时间颠覆成了未来的样子，而在“安吉拉·卡特”这个符号恒永的存在状态里，不管是明天还是昨天，都已经远离了此时此刻的今天。

被抽离的今天，不是仅仅意味着现在时的缺席，在昨天和明天，在到达和推翻之间，那个今天就是一个搁置的状态，而当今天被抽离，现在被搁置，时间就变成了一种错乱的开始，明天在昨天到达，昨天看见了明天的推翻时间，它们自动组成了一个闭合系统，没有向下运行的时间之流，也没有逆反而上的时间记忆，所以在霍夫曼博士和阿尔贝蒂娜的对话中，当时间被错乱地放进引号里的时候，它依然是一个被禁止进入的系统，它依然是一个交到你手里的言说故事，它不真实，它没有秩序，所以，“最后，我感到，阿尔贝蒂娜死在我怀中”无非是一个没有最后的死亡事件：它随时随地发生，它时时刻刻死去。

但是在霍夫曼博士和阿尔贝蒂娜对话之外，在他们引用之外，却有一个我，一个“一切我还记得”的我，一个看见死亡的我，一个拯救城市成为英雄的我，我到底是谁？如果从这个疑问开始，完全可以用时间来构筑一个完整的我，比如，“我也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谁”，这是和我的出生有关的时间，当我发现自己的印第安的后代，当我知道母亲来自身世清白的中欧移民家庭，当她在贫民区成为低廉的娼妓，我的时间缺少了一种家族的序列；比如，“变化之前，城市是什么样子的”，这是和我生活的城市有关的时间，当我成为部长的密探，领受了一项秘密任务，我就成为这个城市里秩序的一部分，但是不知道城市变化之前的样子，我的时间缺少了在城市系统里的序列；而在我的家族时间、城市时间缺失的时候，我却总是记住别人的时间：霍夫曼博士的增增祖父踏上这片土地的时间是1867年9月18日，霍夫曼博士咋7岁时患上了脑膜炎，在16岁时有过一次歇斯底里的发作；那个“大河之民”的阿妈，当她悄悄插上了厨房的门闩，把我当成欲望对象的时候，说：“上一次做爱还是去年的环割节，是去年四月，到现在也够久了。”欲望杂耍团的拉巴德女士，在梦里发现自己回到了出生的小村，躺在儿时的小床上，看见往日的天竺葵，“然后就与这个世界做永诀”的时候，却知道自己的“胡子和乳房一起长出来”的时候，她十三岁……

被放置在家族历史中的霍夫曼博士，能够想到欲望生活的阿妈，看到了记忆中自己的拉巴德女士，他们都生活在时间序列里，但是这样的时间序列是不是只因为被我言说，而变成了回忆，变成了过去，变成了曾经？就像我所说：“一切我还记得。”一切无完完整整记得，即使一辈子乱得像个线团，也意味着我可以从这团乱线中抽出最初的那根线头，“一针一针织出那个初的我，年轻力壮，阴差阳错就成了英雄，然后一天天走向衰老。”线团里有关于城市的过去，有关于我出生的事件，有我成为英雄的故事，有爱情毁灭欲望毁灭乃至所有的肉体毁灭的痕迹，似乎也只有我，能够在真实时间里打败霍夫曼博士发动的战争，能够击溃抽离了今天的“混沌时间”。

而对于我来说，关于家族，关于出生，关于城市，就意味着一种时间序列而产生的真实感，甚至是“城市看上去永远都不会变化”的机械感，它虽然曾经丑陋，曾经落后，但是它在欧洲文明侵入之后发生了改变，在商业兴起之后出现了繁荣，这变化，这繁荣，就组成了城市的历史，而历史就是时间有序流动的产物，所以在这个城市里，一切看上去井井有条，在秩序的世界里，部长成为城市的实际统领，在秩序的世界里，城市成为权力的代表。所以在权力世界里，部长的政治哲学就是“头衔和功能论”：“每个人都牢牢掌握着某个头衔，由此决定了他在社会上的位置，整个社会被视为一个环环相套的圆，处于不断的变化运动之中，却又没有丝毫的变异。”人人各安其位，人人各谋其政，而所有一切都是因为有伟大的“礼制”。这是现在权力运行的结果，也是未来城市的理想，而这个城市正是在这样一种制度和秩序之下，才“永远都不会有变化”，才是坚固和乏味的。

所以即使霍夫曼博士发动了战争，面对博士的信使，部长也不无傲气地说：“条理分明的社会结构是人类创造出的最伟大的艺术品。和所有伟大的艺术品一样，它是完美的对称，具有音乐的结构特征。”在他看来，秩序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时间和空间的不可逆转，就是在条理分明的结构中自我成长自我毁灭，就是拥有出生和死亡，昨天和明天的完美对称。而其实这一切都是权力体系的呈现，无论是制度还是秩序，那个统辖一切的人才是最终的统治者，才是所谓的时间，而这样的规则、制度，在部长看来，就是一种理智，一种理性产物。无论是镇长，还是伯爵，无论是酋长，还是将军，其实这些被命名的人都只不过是部长权力体系的代表，都是城市理性统治下的产物。

但是霍夫曼博士要发动战争，就是要摧毁这样的权力，就是要消灭这样的秩序，就是要解构这样的时间，而所谓的反抗，其实就是从这个权力体系的内部产生的。曾曾祖父曾经踏上这片土地，这是霍夫曼家族历史的写照，他曾经以优异的成绩从国立大学理学院毕业，这是霍夫曼个人历史，家族历史和个人历史都在整个城市的体系里，所以面对博士的信使，部长不无讽刺地说：“可当初，他自己不也是这个国家的一员吗？不也是这个国家最精美的思想装饰吗？”他是城市秩序的一部分，是城市权力制度下的产物，为什么要毁掉这个国家的社会肌质？因为博士在秩序中看见了堕落，在制度中体验了病态，当他在大学时卷入同性恋丑闻，当他两次被疾病所纠缠，当他最后被学校驱逐，这一切难道不是权力体系的危害？当他一把火少了自己的笔迹，当他带走了父亲神秘学中的古籍，当他进入了男厕所最终消失，他已经走到了制度、秩序和权力的反面，他已经开始了对于城市的反抗，而对于城市最好的反抗方式，就是摧毁那些所谓理性的时间，摧毁物理意义的时间，摧毁拥有秩序结构的时间。霍夫曼博士制造幻象的基本原理是：“一座城市吧，本质上，它就是一座时间的仓库，里面堆放着一段段废弃的时间。这些时间属于城市昔日的居民，那些在城市中生活过、工作过、梦想过，最后倒毙街头的男男女女。废弃时间不断生长，犹如意志顽强的有机体；它缓缓舒展，犹如泥沼中绽放的玫瑰；它又没有办法消逝，于是，城市的往昔被胡乱存放在城市的不同层面之中。”

“往日用来约束时间的器具，如今成了他手中的玩物。”过去的时间里长出现在的东西，废弃的时间里钻出死去的东西，颠倒、混乱，完整统一的时间结构分崩离析。用时间来消灭时间，用权力来消灭权力，所以对于霍夫曼博士发动的这场战争，信使的解释就是：“绝对的权力，建造一个彻底解放的政权。”解放权力，需要用另一种权力的力量，在霍夫曼博士看来，世界本身是一种物理意义的呈现，它是由具有可塑性的泥土构成的真实世界，但是在物理意义之下，世界的本原结构具有同样的可塑性，也就是说，博士要把这座城市放逐在世界之外，要把它变成时间的禁足之地，“博士知道如何穿透表象，让真正的形式浮现出来，由透明的内部浮现于有形物质的表面。”

真正的形式是什么？在博士看来，权力制造了一种表象，而表象是一种看起来真实却是腐朽的东西，穿透表象发现真正的形式，那就是幻象，就是欲望——权力是一种欲望，但其实只是欲望的中介，部长、镇长、酋长、伯爵，无非是把自己当成了权力的中介，他们不让人们看见权力体系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不让人看见欲望。所以在部长和博士之间的这场战争，就是权力欲望的中介和真实欲望之间的战争，是一切规则下的表象和穿透现象之下的幻象之间的战争，是人类的感性和理性之间的战争。

为什么我能阻止这场战争？为什么我会成为英雄？“我根本没法加入魅影，同魅影打成一片，也根本没有办法像周围的人那样，把现实抛到九霄云外，走上自我迷失的不归之途，最后在非理性的一通狂轰滥炸之下粉身碎骨。我的血太冷，心肠又太硬。”但是这是不是反而是一种理性？反而是一种违反人性的幻象，反而是另一种权力？实际上一个没有父亲的人，一个从卑贱的出生走向城市统治顶端的人，需要的正是发现自己的时间，发现自己的欲望，而这种理性之中的欲望，非理性之中的冷血，却是把我推向了一个悖论的世界——当那些欲望真正到来的时候，我是应该成为部长的人击溃那些欲望？还是像霍夫曼博士一样，解放自己的欲望？

这个悖论清清楚楚写在那两句矛盾的话里，一开始我说“一切我还记得”，但是后来我却说：“到底是怎么开始的，我也记不清了。”当开始成为缺省的时间元素，那条时间之河就已经不完整了，幻象就出现了，欲望也无法遏制地降临。起初的幻象是透明的肉体，是美丽的诱惑，“那是一个女子，每次我见到她，她都是老样子，没有丝毫变化。”一个女子，却毫无变化，欲望的门即将打开，却还在部长一成不变的权力体系里，但是却看见了一个女人，一个闪发着欲望的人体，而且她说“去爱”，她说“不要想，只要看”，她说“一想就会迷失”。而当“城里的大教堂飞上了天”，一种宗教般的救赎被毁灭，我便开始了自己的欲望之旅，而这个欲望之旅被标明了时间，那是我24岁生日的前一天，那是一个下午。

自己的时间出现，自己的欲望出现，自己的幻象出现，我看见的是那只黑天鹅，以及那个女人，“从天鹅喉咙中流淌出的是撩人心扉、让人心跳加速的女低音。”那喉咙的金环上刻着一个名字：阿尔贝蒂娜。这是一个启示，欲望的启示，命名的启示，而这个启示将使我踏上寻找欲望寻找时间的旅程之中，阿尔贝蒂娜是终极的目标，是真实的形式，是时间之外的存在。为了调查镇长的死亡，我在午夜凶宅遇见了镇长的女儿玛丽·安妮——镇长是城市权力秩序中的一员，他的死亡让我遇见了权力之女，而这个权力体系有关的女人会释放怎样的欲望？“她伸出若有若无的胳膊，抱紧我，嘴唇盖到我的嘴唇之上，那个吻，就如同吞下—口冰冻的水，却立即就撩起了我的欲望。那吻里，装满了痛苦的渴求。”像是幻象？最后却是一种消失，“死了，可她活的时候比死了更苍白。”而在这消失中，我第一次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镜像般的存在，是让我看见了属于自己的时间，“我脸上的印第安印记都刮不掉，哦，我那可怜的老妈。”

而在我逃离午夜凶宅，来到“大河之民”的时候，和我有关的出生被激活，我知道了自己的血统，自己的家族，“您瞧，我强烈地感到，自己回了家！”印第安，和欧洲的殖民者完全隔离的存在，让我在像是镜子的河水中找到了存在，但是那种欲望真的是真实的吗？我学习了他们没有固定单复数变化的语法，学习了没有“在”相应词语的语言，学习了缺乏抽象名词的句子，而所有这一切，都在远离笛卡尔的理性，远离欧洲中心论，这是一种自我的回归，我甚至把曾经属于城市的名字德赛得里奥改成了基库，“被遗弃的鸟”终于找到了家。

而欲望呢？当我用了新名字而杀死了德赛得里奥，当和那个9岁的阿娥订婚，就意味着我找到了“一个家，一个大家庭，一个未来”，但是在阿娥的身上我看见了那种遗存的风俗，“阿娥让我抚摸她细小的爱穴，我发现，她的阴蒂居然跟我的小手指一样长，着实把我吓了一跳。”而竟然在阿妈那里，我获得了欲望的满足，“我把阿妈顶在厨房的木头墙上，听着她在我耳边喘息呻吟。”欲望乱了伦理，“刚刚与我皮肉之欢的可是我的女主人，更是我未婚妻的祖母，试想，这世上有哪个社会能容忍我这种行为？”更可怕的是，那根本不是正常的欲望，欲望背后是一个谋杀的计划，在睡梦中的阿娥手上拿着的那把刀，以及梦呓的“明天，明天动手”，将欲望推向了另一种权力，也彻底将一个家，一个未来解构了。而欲望杂耍团里的拉巴德女士，是进入了梦幻而产生了欲望，巴可欣小姐在和我观看女骑师和自己的爱马时拥有了欲望，以及鳄鱼人，以及摩洛哥人，在表演的世界里，欲望无非也是一种秩序，甚至它只是一种变形，就如那个老家伙所说，这是霍夫曼博士运用“现象动力学”的三个定律制造的欲望，这样的欲望看上去是情感，而其实只是一种技术，“欲望会释放出能量，用超物理学的术语说，这叫‘放射能’。”而时间呢，变成了门多萨手里的数学演算，“性高潮可以造成时间的裂变和延伸。他声称，射精的一瞬间既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当下和未来，而是促使三者在各个波段上以指数方式融为一体。”

但是阿尔贝蒂娜却出现了，当情色旅行中那人摘下面罩露出令我魂牵梦绕的脸，我才知道她是我要找的阿尔贝蒂娜，“我俩相互追逐，越过时间和空间的重重险阻，在命运的十字路口上一次又一次投下高昂的赌注，只为一吻，熟然后又要硬生生地分别，各奔东西。”这是真正的爱？还是变形的欲望，变形的时间之下的幻象？当阿尔贝蒂娜在怀里消失，其实是一种物质的变形，“要知道，构成她躯体的物质极其柔软灵活，只要她愿意，完全可以把左手手套戴到右手上。”终于咋非洲海岸中再次和阿尔贝蒂娜在一起，“我扔掉手中的利刃，腾出手把阿尔贝蒂娜紧紧搂入怀中，另一只手举着滑膛枪，死死瞄着酋长的脑袋，扣动了扳机。”消灭权力，消灭原始，消灭技术，消灭存在的时间，我的努力是靠近那个幻象，也是靠近欲望有关的爱。但是这是欲望还是意志？或者说爱是情感还是理智？和我有关的悖论从来没有离开，而当它以如此突兀的方式改变我的一切时，那个所谓的时间变成了“混沌时间”——时间里，由志生欲，时间里，我爱上了阿尔贝蒂娜，时间里，爱尔贝蒂娜又被强奸。

“欲念绝不能强迫。”当我寻找自己的出生时，是不是强迫？当我寻找阿尔贝蒂娜的时候，是不是强迫？当我成为部长的密探时，是不是强迫？当我成为博士的敌人是，是不是强迫？在诸多强迫中，还有什么欲念？在没有欲念的感情里，还有怎样的时间？在城堡里，我面对的是部长的政治哲学、意识形态武器，是理性，是权力，也面对博士的幻象、欲望、时间，当权力对抗权力，当欲望对抗欲望，我陷在了两面镜子的夹子中，就像阿尔贝蒂娜的双眼，“我在里面看到了我的全部存在，裂成一块块碎片，在无限的时间中模仿着自己的样子。”镜子在交合，镜子在延展，就是在这种悖论中，就是在双面的镜像中，世界被重新定义：“经过无限长的混沌时间，所有爱侣分解为两右种最基本的物质：纯能量和纯性，也就是气和火。到时候，将引发一起大爆炸。”

阴阳交合，化生万物。所谓时间，所谓欲望，所谓爱，也是在这样一种理智和情感，权力和反抗，无限和有限，出生和死亡中达到统一，所以我用镜像的那些自我最后打死了博士，所以我用爱的方式让阿尔贝蒂娜死在我怀里，所以我在记不清的老年记起了一切事情，“混沌时间已成为过去，我像虫子一样从标准时间的泥泞地中爬过，四周树的枝梢上没有一片树叶，四处尽是单调沉闷的色彩和景物，仿佛季节已永久停滞于十一月当中，再也不向前迈出一步了。”昨天也是明天，明天早已从昨天开始，而当我最后闭上眼睛的时候，“还没等我呼唤，阿尔贝蒂娜已向我款款走来。”

存在与时间

由 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B82·2170419·1384
作者：【德】海德格尔 著
出版：三联书店
版本：2014年09月第1版
定价：49.00元亚马逊37.80元
ISBN：9787108050960
页数：518页
《存在与时间》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代表著作，1926年写就，翌年出版。《存在与时间》从“此在”出发追问存在的意义，把时间看成此在存在的境域，对“此在” 、“世界”以及“在之中”的阐释都是依据“时间性”来进行的。“在之中”不是一物现成地在另一物之中，不是空间上的在。他尽管也说“依寓” 、“逗留” 、“居住”，但其突出的是“在之中”的过程性。存在不是现成存在者的现成属性，而是“去存在”的种种可能性，它是此在在世界中的历史性、时间性的展开活动。因此，世界不是一种现成的空间或场所，而是此在本身的展开状态，它是此在通过现身、领会、言谈等生存机制组建、构成或开展出来的。

《存在与时间》：时间本身是否公开自己

从前有一次，女神Cura[“操心”]在渡河之际看见一片胶土，她若有所思，从中取出一块胶泥，动手把它塑造。
——《第六章 操心——此在的存在》

整个过程是一种时间性的演变：存在着一片胶土，然后被“收入眼帘”，后来是塑造，再然后是命名，当这一系列的时间性演变将存在变成“统治着人在世界中”的存在，是不是完成了“本质存在先于存在”的规定？而当这种本质被塑造而命名，会不会在改变其存在形式中改变其本质？

一个寓言，来源于布尔达赫的《浮士德与操心》一文，女神Cura是为“操心”，当她看见这一片胶土，并从中取出胶泥的时候，农神对这一行为的评判是：“操心”可以占有它，于是顺理成章可以塑造可命名：因为它是泥土造的，泥土便是“humus”，于是叫它“人”，因为人是“homo”。从泥土到人，不只是简单的命名，因为“就组成它的东西而言”，是其本质，所以被叫做“人”不是基于它的存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表达了“对人的本质的先于存在论的规定”，而且，当Cura把人收入眼帘的时候，这种存在方式就已经是“始终统治着人在世界中的时间性演变的那一存在方式”。海德格尔借用这个寓言，更大的用意还在于女神Cura本身，就如布尔达赫所言，Cura的术语具有双重含义，“操心”不仅仅是“心有所畏的忙碌”，而且也意味着“兢兢业业”“|投入”。

收入眼帘只是存在的方式被揭示而已，而女神作为“操心”以组成它东西的本质将其命名为“人”，就是用“操心”占有它，并展示其自身，这一寓言似乎完美达到了海德格尔“由先于存在论的此在自我解释验证此在之为操心的生存论阐释”，也就是说Cura的操心双重意义在于：被抛的筹划本质上就是一个双重结构，其中包含着一个基本的建构。如果只是把那块泥土叫做泥土，即使收入眼帘，或者也只是一种“是”，而在不被“操心”纳入生存轮阐释的前提下，很可能存在会跌入迈农悖论：不存在一种东西，但却可以“是”一种东西，比如，麒麟“是”一种动物，但是这是一种想象出来的动物，而在神话里“是”一种动物，所以明明没有麒麟，但是麒麟却是“是”，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有麒麟了——麒麟却是不存在的。

逻辑上的这个悖论，在柏拉图那里就变得有些焦虑，他在《智者篇》中说：“当你们用到‘是’或‘存在’这样的词，显然你们早就很熟悉这些词的意思，不过，虽然我们也曾以为自己是懂得的，现在却感到困感不安。”为什么困惑不安？似乎就是因为没有被“操心”收入眼帘而成为统治着人在世界中的存在，甚至没有成为本质上的“人”，所以海德格尔提出的问题是：我们用“是”或“存在着”意指什么？这是一个存在的意义问题，当我们不知道“存在”，而提前说到“存在”，就会变得困惑，“所以现在首先要唤醒对这个问题本身的意义的重新领悟。”

唤醒，是因为泥土早就存在，只不过需要“操心”出场，需要“人”的命名，需要塑造，只有这样在本质先于存在的意义上，才能唤醒而获得意义。而柏拉图的担忧是因为存在在那里是被教条化了，古代存在论或者把“存在”看成是一个“最普遍”的概念，或者使之为不可定义的概念，或者说成是自明的概念，正是这种任其沉睡的样子，才使得我们感到不安，感到困惑。而唤醒的最初动作是发问，而发问正是存在问题的一个起点：当问“存在”是什么的时候，海德格尔说，“我们已经栖身于对‘是’的某种领会之中”，即使我们还不能确定“是”到底意味这什么。发问是一种寻求，是在“其存在与如是而存在”的方面来认识存在者的寻求，而任何寻求都有了一个它所寻求的东西的事先引导，也就是说，在发问这个动作不仅具有问题之所问的意义，还有“问之何所以问”，而这正是使得发问本身就达到了目标。

海德格尔由此确定了存在，“只要问之所问是存在，而存在又总意味着存在者的存在，那么，在存在问题中，被问及的东西恰就是存在者本身。”发问即目标，就像“泥土”而为“人”，发问的存在者的存在就已经透彻可见了，而他便用“Dasein”这个词来称呼这种存在着——此在。存在者存在，这是一种前提，而这个存在问题在存在论上具有优先地位，也就是说要按存在者的基本存在建构来解释存在者，它只在存在论层次上存在，与它本身发生交涉，海德格尔将这一种存在称之为“生存”，“生存问题是此在的一种存在者层次上的‘事务’。”所以，此在的本质就在于“存在在世界之中”，它对存在的领会就关涉到诸如“世界”的领会，以及对在世界之内可通达的存在者的存在的领会。存在关涉世界，存在是可通达的领会，由此，存在问题的优先地位就得以凸显：“只有把哲学研究的追问本身就从生存上理解为生存着的此在的一种存在可能性，才有可能开展出生存的生存论结构，从而也才有可能着手进行有充分根据的一般性的存在论问题的讨论。”

但是，此在的存在建构并不是明晰的，它是遮而不露的，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达到可通达的可能性，就必须完成两个任务，一是让此在显示为“通常所是”的那个存在者，也就是在“日常的平均状态”中显示这个存在者，这里就需要在时间性中被展示出来，也就是把时间摆明为一种对存在领会及解释的视野，在这个任务中，要划清“赢获的时间”概念和“对时间的流俗领会”之间的界限，同时要把时间性放在历史性这样一种演历中，“此在这样就把自身带进历史追问与历史研究的存在方式之中。”而对此在的第二个任务就是要使存在成为“存在者的存在”，这便是现象学的方法——海德格尔在卷首的献辞中就说：“献给：埃德蒙特·胡塞尔——以示敬意和友谊”，借用胡塞尔现象学，存在问题就可以归结为“面向事情本身”，反对漂浮无据的虚构，反对偶发之见，反对伪问题，“就其自身显示其自身的公开者”，所以在现象学意义上的存在者的存在，海德格尔称之为“存在论”，这种存在论就是对于可能性的把握，是对于“本己地、最尖锐地个别化于每一此在本身”的问题的追问。

确定存在的双重任务之后，海德格尔开始了对此在进行分析，他认为，存在者的本质是要“去存在”，在他看来，存在论造成的最大困惑就在于它是一种现成存在，而实际上此在是一种生存的存在论，也就是说，此在的本质是它的生存，一切“如此存在”就是存在本身，它不是什么，而是表达其存在；而说到此在的时候，有两种存在，一种是本真状态，另一种是非正真状态，它们都是由于此在“向来我属”这一点来规定的，“此在总是从它所是的一种可能性、从它在其存在中这样那样领会到的一种可能性来规定自身为存在者。”这是对于自身的一种示范性说明，只有自身需要变成了规范，才可以对此在进行基本的建构，那就是“在世界之中存在”。

“在世界之中存在”是海德格尔的一个复合自造词，“在世界之中”也称为“在世界之中”或“在世”，它必须在现象整体的前提下来研究，海德格尔认为，这个词不同于“在……之中”，当我们说到“在……之中”的时候，指的是某种空间的广延性，指的是一种处于某一个处所的存在关系，它属于范畴性质，而此在的“在之中”是一种存在建构，具有生存论性质，它是“居而寓于……”、“同……相熟悉”，是一种本质性建构，也就是说，此在在世界中被揭示开来，它接触存在在世界之内的东西，这就是此在的实际状态：“此在的在世向来已经分散在乃至解体在‘在之中’的某些确定方式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此在和世界的“在之中”关系就具有了从事、贯彻、探查、询问、考察、谈论、规定等，而这便是“操劳”。

但是，在操劳之前，还必须明确的概念是“世界”，如果此在“首先”就有了它的世界，是不是世界就是主观的东西？怎么还会有一个我们都在“其中”的“共同”的世界？海德格尔说，这个世界既不是指共同的世界，也不是指主观的世界，而是“一般世界之为世界”——“必须追索日常在世，而只要在现象上执着于日常在世，世界这样的东西就一定会映入眼帘。”它是为收入眼帘而准备的，与它相对应的是“周围世界”，而周围世界的物、物性、使用性、用具以及“上手”都为一般世界打开了通达之路，只不过它需要的是标志，需要的是指引，而指引的意义就是建立了因缘，它导向存在本身就是追求“为何之故”。

为何之故的发问揭示了因缘本身，即上手事物的存在，它照面的是“何所向”“和所在”，而这便是在关联中得到的“领会”，而那个关联整体便是“意蕴”，最终的结果是“以其自在宣布出来”，这种关联系统的关系方式，也就是世界之为世界——于笛卡尔的世界阐释不同，那种世界是一种物质实体的本真存在，不需要其他存在者而存在，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实体的实体性是无法通达的，它的源始是未被揭示的，道理是未经指证的。而世界之为世界需要的是存在论的联系，它就是一种因缘，一种通达，一种建构，从而完成“在之中”的存在论存在。在这个通达的活成中，海德格尔还分析了一种丧失了自我的此在，那就是常人，常人是当用“他人”来掩盖自己本质的情形，是一种“谁”的发问，“因此常人实际上保持在下列种种平均状态之中：本分之事的平均状态，人们认可之事和不认可之事的平均状态，人们允许他成功之事的和不允许他成功之事的平均状态，等等。”所以常人的存在方式就是庸庸碌碌，他所组建的是叫“公众意见”的东西，“公众意见使一切都晦暗不明而又把如此掩蔽起来的东西硬当成众所周知的东西与人人可以通达的东西。”最后它反而造成了自身的遮蔽。

所以，此在只有“在之中”才能展开自身，而这便是去存在的方式，它是此在生存论的建构，在现身情态上，它被带到自己面前发现自己，是一种敞开状态，这种敞开状态的现身样式之一是怕，“怕而后才可以一面害怕一面明确观望可怕的东西，把它‘弄明白’。”所以可以展开，可以“在之中”，当建立了这种样式之后，此在的展开便是“领会”：它意蕴，它筹划，它透视，然后是言词，是语言，是话语。而在日常的此在，即常人的现身情态中，则是闲言、是好奇，是两可，是沉沦，“沉沦的起引诱作用和安定作用的异化在它自己的动荡不定之中导致的结果是：此在自拘于它本身中了。”

展开状态的存在是由现身、领会与话语组建起来的，而展开状态的日常存在方式则是由闲言、好奇与两可加以描述。不管存在还是日常生活的存在，在展开的时候，世界就是被作为世界展了，“在之中”也作为个别的、纯粹的、被抛的能在展开了，于是操心便成为此在之存在——女神的寓言关键是被抛的能在展开之前，本质已经先于存在，也就是说，“先行于自身的存在”，海德格尔僵持阐述为：“在已经在世的存在中先行于自身。”只有先行于自身的存在，才能寓于世内照面的存在者的存在，因为操心的规定即是：“先行于自身的-已经在…中的-作为寓于…的存在”，这是操心的生存论阐释之链，在自身之内也在结构上都形成了环节。

操心是此在的存在，是一种整体性的现象，它无法还原为一些特殊的行动，无法还原为意求、愿望、追求、嗜好等欲望，只有先行于自身才能寓于世界之内，才能在世内照面，如此，海德格尔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外部世界”的实在和此在有什么关系？或者说，和操心有什么关系？实在也是存在方式，它和世界、在以及上手状态构成的是渊源联系，一方面，“外部世界”的实在通过认识也可以通达事物本质，它也是“世界之中”的存在，也是根植于此在的基本建构，另一方面，实在也要回到操心这种现象，“不过，实在在存在论上植根于此在的存在却并不意味：唯当此在生存，实在的东西才能作为它就其自身所是的东西存在。”同样对真理问题也是如此，真理意味着命题是真的，它包含了领会、解释，甚至话语等“在之中”的展开方式，而此在作为展开的此在，作为揭示着的此在，本质上也是“真的”，所以此在“在真理中”这一命题也具有存在论意义，“作为此在的展开状态，真理必须在，一如作为总是我的此在和这个此在，此在本身必须在。”

存在者的基本建构即在世，而在世的诸本质结构则集中在展开状态中，结构整体的整体性绽露自身为操心，此在的存在包纳在操心中。如此，对于存在的时间性阐释终结了蔽而不露的困境，这也是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的第一重任务的厘清，而第二重任务“回到事物本身”的现象学阐释，则重点在于当存在的时间被当成时间之内的存在，世内存在着如何完成这种“时间之中”的照面——当存在在展开状态中，在操心中向来我属，是将此在“在世界之中”照面，而要使得存在“就其自身显示其自身的公开者”，就必须“在时间之中”，“只有从时间性出发，操心这种此在之存在的区划勾连的结构整体性才能从生存论上得到理解。”

在时间之中，关涉到此在源始的存在论上的生存论结构，海德格尔先前就说过，操心是一种结构环节，它需要展开，就必然存在着某种东西的亏欠，这是存在的不完整性，就是“有着有待集拢的片段的不上手状态”，所以，“亏欠作为阙失奠基在一种归属状态中。”而死亡无论在经验意义还是此在个体意义上，都是一种亏欠，但是当死亡经验变成“共他人存在”，那就是一种可以经验到的存在现象，这也是“在之中”的具体体现，“一个此在可以由另一此在代理，这种情况无可争辩地属于共处世的存在可能性。”所以在这样一个“在之中”的共处世状态，使得死亡不再是存在的存在到头，而是存在着的一种“向终结存在”，甚至成为“此在刚一存在就承担起来的去存在的方式”，而在操心意义上，当生存作为“在先行于自身中“，当实际性“在已经在某某之中的存在中”，当沉沦“在寓于某某的存在中”，死亡就成为了向死而生的存在，“死作为此在即的终结乃是此在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确知的、而作为其本身则不确定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

这是生存论上所筹划的死亡存在，从常人自己情况的揭露，到依靠操劳操持而成为自己存在的可能性，再到解脱了常人幻想而成为向死的自由，从死亡的存在论上也道出了时间性和日常性的关系，“源始地从现象上看，时间性是在此在的本真整体存在那里、在先行着的决心那里被经验到的。”海德格尔曾将向来我属的“我的存在”分为本真状态和非本真状态，在时间性意义上，本真的当前就是“当下即是”，非本真的当前则是“当前化”，但是不管何种状态，在时间性上阐释日常此在需要在领会、现身情态、沉沦和话语中展开，这便是日常状态的时间性意义：“只有当我们把此在的日常‘演历’以及此在在这种演历中操劳的计‘时’收人此在时间性的阐释，我们的方向才足够广阔，从而使日常状态之为日常状态的存在论意义成为问题。”

这是时间性绽出的统一性，而时间性的意义还在于它的历史性，死是此在整体性的一个终端，而另一个终端则是“出生”，在向前延伸的过程中，这个“出生”就完全回到里历史的“源头”——历史具有历史性，是因为“由时间性照明而且源始地只会由本真的时间性照明”，一方面，存在者并非是“处在历史中”，而是“时间性的”，所以它侧能历史性地生存着并能够历史性地生存，另一方面，历史在时间性上是指“着过去的渊源”，它贯穿着过去现在和将来，是一种“在时间中”演变的存在者整体，所以此在的历史性是整体性的世界历史，历史的演历是在世的演历，而历史学只不过是历史性的一种建制的专题。

而历史之外，海德格尔也指出，自然进程也是“通过时间”得到规定的，这里就有了流俗时间概念中的时间内状态，这里似乎就有了一个新的问题：当把流俗时间的成形过程显现为一种“游移”，究竟应该把“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性质归属为时间？它是自在的存在着，所以它是心灵，它具有意识性质，所以是客观地起作用。海德格尔对于这个问题预设了时间的先行于自身的问题：“时间是否以及如何有一种‘存在’？我们为什么以及在何种意义上称时间‘存在着’？”这是对于时间性本身的“存在”问题，或者说，是“在何种程度上时间性本身在其到时的整体性中使存在之领会与就存在者而谈这回事成为可能”？时间作为存在，也需要之自身中展开，也需要领会和解释，也需要操劳，这里的时间似乎在某种意义上变成真正的流俗时间，它在日常的寻视操劳中显现，它被公共化了，甚至它成为被计算的时间——就像钟表，它在被使用中已经使得存在论时间性意义变成了指针的当前化，这是一种非本真状态的存在？但是海德格尔认为，这种当前化尽管居持于“当时”，但是对“早先”之事敞开着，对“晚后”的视野也敞开着，所以对于流俗时间的领会，就是“一面逝去一面来临的现在”。

在每一个现在之中都有现在，在每一个现在之中，现在也已消逝着，流俗时间的描述源自此在的时间性，在心灵和精神相关联中，时间经验被通达了“世界时间”，就像存在本身在存在之领会中展开，在时间性本身的绽开中成为可能。似乎，海德格尔完成了对存在问题的双重任务：依时间性阐释此在，解说时间之为存在问题的超越的视野；依时间状态问题为指导线索对存在论历史进行现象学解析。但是，当任务被解决，时间性本身似乎又成为了一个问题，就像此在，在悬置了“是”存在这个令人困惑的概念之后才开始对其进行阐释，很明显，是存在先于本质的方法论，而Cora将泥土命名为人，从一开始就走向了“本质先于存在”这条路，先行于自身而“在之中”而居而寓于……——这两者构成的矛盾性在逻辑上是相悖的，所以当任务完成，当时间性你被阐释，海德格尔似乎又站在了最后一个无解的问题前：

如何对时间性的这一到时样式加以阐释？从源始时间到存在的意义有路可循吗？时间本身是否公开自己即为存在的视野？

晃来晃去的人

由 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C55·2170419·1383
作者：【美】索尔·贝娄 著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6年01月第1版
定价：28.00元亚马逊21.60元
ISBN：9787533943530
页数：210页
约瑟夫准备接受征召入伍，但是最后的结局是：他既不能当兵，又不能就业，两头悬空。他失去了生活的重心，深深的陷入孤立疏离的状态之中。就这样，他的心情越来越坏，不但与亲友邻居渐趋疏远，而且与外界无法相处和谐。在1942年的日记里写道：“因此我非常孤独。我兀自坐在房间里，期待着一日之内微小的转变：女佣敲门，邮差露面，广播节目，以及某种思想的确实可靠、循环反复的骚扰。”《晃来晃去的人》写于1944年，是索尔·贝娄的处女作，同时也是代表作之一。一个终日晃来晃去无所事事的人支撑起了整个经济大萧条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花园。时隔半个多世纪，这种状态依然存在，现代都市人空虚的精神文明依然在等待着浇灌。”

《晃来晃去的人》：我不再对自己负责

从前，曾有过专烤面包的日子，专洗衣物的日子，事件开始的日子，事件结束的日子；而现在呢，千篇一律，彼此雷同。你很难把星期二和星期六区分开来。
——《一九四三年元月二日》

不是星期二，也不是星期六，这是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当第三种时间出现的时候，是不是区分了千篇一律的日子？坐在一路向西的高铁上，我的包里放在索尔·贝娄的《摇摇晃晃的人》，作为一种区别于高铁上其他人的行为，我的阅读似乎也在一种遗世独立状态下成为唯一，但是区别真的发生了，仅仅是一本书，仅仅是我的一本书，当一切都交给了速度，当我和其他人都在唯一的方向上去往陌生之地的时候，区别从来没有发生。

是的，那个作为终点的城市永远是陌生的，只是抵达，只是抵达的过程，她无法赋予我专一的属性，就像我无法逃离彼此雷同的存在，一样是乘客，闭着眼睛睡觉和睁着眼睛茫然有什么区别，离开自己生活的城市和到达陌生的城市有何区别？带着一本书和不带一本书有什么区别？窗外都是一掠而过的景致，车内都是被方向定义的行走，甚至那本书从来没有打开认真读过——在塑膜的封闭中，阅读还没有发生，我如何把这唯一的星期天和星期二、星期六区分开来？

“我一天在斗室里枯坐十个小时。”索尔·贝娄在小说中这样说，约瑟夫在日记里这样说，我在高铁上这样说：即使在五个多小时的行驶之后抵达了终点，即使在五天的行程中完成了出行，我在千篇一律的时间里依然没有真正打开并且阅读过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开始的故事，直到我以相反的方向回到居住的城市，回到阅读的夜晚，我才像一种仪式打开了这本小说，才读到了索尔·贝娄和约瑟夫一起说过的这句话，可是这一切不是早就被定义了？在高铁一路向西的行进中，我是一个晃来晃去的人，在另一个陌生城市的行程中，我是一个晃来晃去的人，在没有打开的阅读里，我是一个晃来晃去的人，和“一天在斗室里枯坐十个小时”的约瑟夫一样，即使我认真阅读这本索尔·贝娄的处女作，我依然是一个晃来晃去的人。

“无可奈何，只有等待，或者晃来晃去。”这便是无法区分星期二和星期六，以及星期天的状态，这就是活着却是千篇一律、彼此雷同的生活。一个在美国生活了十八个年头的人却依然是加拿大人，一个威斯康星大学历史毕业的青年却在美洲旅游局工作，一个“和蔼可亲，尚能讨人喜欢”的小伙子却寄养在家里靠妻子艾娃的收入生活，一个要在文字中寻找启蒙哲学的男人，却在“尚未完稿，就撂笔了”的状态中一次次放弃，“一句话，我没有骨气。”当自己被别人定义，如何能找到一种突围的方向？如何能成为法则下的硬汉？如何在另有补偿的沉默中对抗世界？

自己被别人定义，其实是自己放弃了自己，“自离开学校以来，约瑟夫一直以学者自居。他周围摆满了书籍。在他对启蒙运动感兴趣之前，就已研究过早期的禁欲主义；更早一些，还研究过浪漫主义和神童。”这是“十二月十八日”日记里的记述，把自己放进只有自己看见的日记里，把自己称作是另一个人的“约瑟夫”，这是不是故意寻找区别的自我命名？仿佛“约瑟夫”是在约瑟夫的自我之外，是二十七岁的他，是身材高大的他，是“漂亮的小伙子”的他，是“还有点奇特”的他，是研究过禁欲主义、浪漫主义、启蒙运动和神童的他，是说出“谁相信世界绝对的好，谁就不懂得腐化堕落。”的他，可是，当约瑟夫成为他，自己又在哪里？

自己是不是可以旁观？当日记里的“约瑟夫”问道：“难道你们只能看见那些不好的人吗？”谁来回答这个问题？在只有自己看见的日记里，答案也只能作为读者的我回答，“世界又好又坏，因此，也可以说不好不坏。”时好时坏和不好不坏，其实也是没有区别的世界，也是千篇一律的世界，而这样的世界在“十二月十八日”的日记里变成了妥协：“一定的妥协总是要的，生活只有在某种妥协之中才显得丰富多彩。”自己定义自己，自己和世界妥协，这便是身为约瑟夫的读者对于世界的看法，这便是在自己之外表白自己的方式。晃来晃去的人，似乎只有在这种日记式的自我呓语中找到区别的办法，“眼下，我心灰意懒，很有必要记点日记一一也就是说，把要说的话讲给自己听——我毫不感到有放纵之嫌。”不是放纵，却也是一种独立的想象生活，而约瑟夫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要和日记之外的那个世界区别开来，就是要将晃来晃去的自己区别开来。

但是，正是这种过分强调区别的自我呓语，正是这种把自己当成他者的日记式倾诉，才越来越凸显世界的残酷和茫然，才越来越凸显生活的机械和苍白。在约瑟夫之外，是“坐飞机、斗牛、抓鱼”的硬汉，他们奉行拼命精神、苦乐主义、严酷作风，他们遏制自己的感情、内心生活和激情，“在某种程度上，人人都遵循这套法则。”所以他们会认为记日记是一种自我放纵、软弱无能和低级趣味的表现，所以他们会把晃来晃去的人看成是一种败者，所以当约瑟夫的朋友飞往非洲、去往巴西旅行的时候，被区别的他不仅无法在世界中成为一个硬汉，相反在日记的生存里变成另一个虚设的自己。

“我开始注意到外界越活跃，我的行动便越迟钝。”对于外面的世界的关注，是不是重新找到自己的方法？是不是改变晃来晃去生活状态的唯一出路？却还是在日记中，于是，世界和自我，在分裂中，在撕扯中，在对立中，“身体上，从赤身裸体到穿上衣服；心灵上，从相对纯洁到污秽不堪。”就像身体和心灵的割裂，自我和世界以这样不可调和的矛盾出现在日记里，于是打开窗户是一种妥协，考察天气是一种妥协，翻开报纸是一种妥协，认识世界也是一种妥协，一切的妥协根本不是为了进入这活跃的外界，相反却在另一种意义上变成了一堵墙，更让自己在硬汉法则中成为永远无法摆脱的那个晃来晃去的人。
索尔·贝娄：如何不再是一个晃来晃去的人

外面的世界呈现了什么？房东太太是快九十岁了的人了，她将不久于人世，岳父阿姆斯塔老人得了中风，岳母是故弄风情的女人，而隔壁的万纳克先生被称为“狼人”，“万纳克先生滥饮威士忌，不断咳嗽，向院子里扔空瓶子，频繁而吵闹地上厕所，以此来庆祝新年的诞生，并用一把火结束了他的欢庆。”自己身边的人也无不是这样让人讨厌，麦伦贪图安逸，学会了随机应变，“这虽不是他个人的恶习，可是却造成了多么可怕的后果！”比自己大十二岁的哥哥阿摩斯更是一个物欲的崇拜者，他不到二十五岁成为重要机构的一员，给全家带来了荣耀，他娶了有个有钱老爸的女儿朵丽，生了一个虚荣的姑娘艾塔，所以在约瑟夫面前，阿摩斯要他做到的事，便是娶一个有钱的女人，便是走飞黄腾达的人生之路，“难道你甘心落伍，让某些笨蛋去干你能干得比他们好过千倍的事吗？”这便是阿摩斯的人生哲学，在这样的人生哲学面前，约瑟夫连妥协的机会也不给，他认为朵丽优美的脖颈只是一种女性的娇柔，它总是和“毛烘烘的古老生殖机器相连”，他拒绝了阿摩斯当官的建议，当然因为唱机，他和艾塔发生了争吵，一种区别于他们的态度是愤怒：“无论如何！管她的叔叔叫要饭的就是你的‘无论如何’吗？你心里有些含含糊糊的话，干吗不说出口来呢？”

日记外的他人如此生活，而日记外的世界又如何呈现？“观察着这眼前的一切，一个永恒的疑问又纠缠在我的脑海里，使人无法解脱：在过去，在别处，哪里还有一点点为人说好话的东西？”不是一种悲观，而是不知道世界的意义在哪里，或者说人如何定义这个世界，广告，街道、铁路、房屋，看起来杂乱无章，但是约瑟夫至少认为，这一切都是人的创造，都是人把它们组织起来，但是在混乱中，人又在哪里？人的意义如何体现？“啊，我们所追求的世界，永远不是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我们所期望的世界，永远是我们所得到的世界。”世界在他眼中被截然分开为两部分，一种是存在的看得见的世界，一种是希望得到的世界，而这两个世界所对应的似乎就是日记外的世界和自我呓语、自我定义的世界，如此分开，如此割裂，用什么方式才可以让它们走向一体？

于是，约瑟夫所找寻的方式就是“自我需要”，从自我呓语和自我定义出发，通过一种自我需要走进那个外部世界，这便是看上去妥协实际上是面对现实的解决办法。在歌德的《诗与生活》中，约瑟夫读到的那句话是：“人生的一切欢乐都基于外界现象有规律的变化。昼夜的交替，四季的循环，开花结果，诸如此类循环往复的欢乐，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尽情享受它们，这就是我们尘世生活的重要的源泉。”这是在憎世情绪之后的自我安慰，也是自我需要的一种表达，在变化中享受快乐，在快乐中开启生活，而这就是自我需要的生活：“我想，人类出现在这种场合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发泄郁积在心头的烦闷；犹如物本能地寻找盐和石灰一样，我们也要出于某种需要。”

需要什么？需要存在，需要认同，需要接受，需要依附，“在我看来，我的面孔是我的存在的意义的全部体现；它是我祖先的记录，世界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我接受这个世界，拼命依附这个世界的方式；也是我向这个世界表白自己的方式。”即使虚伪而虚假，一个人还是在自我的需要里面对世界，所以冬天的萧索会变成硕果，昏暗的街道会变成鲜花，冰天雪地的二月会颠倒而成为夏天的七月——这是不是对于现实的另一种区分？是不是让自己在千篇一律中走向专业的日子？是不是在认同的“精神群体”中找到“个人命运感”？约瑟夫把这种自我需求的生活命名为“拯救”：“现在，我们每个人要为拯救自己而负责，这就使人变得伟大。”拯救自己而变得伟大，虽然磨损了内心，但是一样建立了一个可以区分的世界。

而这一切的拯救，这一切的伟大，对于约瑟夫来说，同样是不彻底的，他被歌德带进了一种偏执的生活中：“他说活着就是希望，死亡则结束选择；选择的余地越小，我们就离死亡越近。最可悲的莫过于希望已经断绝而生命尚在苟延。”只是活着的拯救，颠覆了所有的启蒙主义，所有的浪漫主义，所有的神童，但是自我又在何处？当约瑟夫厌倦了啰啰嗦嗦的艾娃，在活泼、丰满、艳丽、芳香、放浪的吉蒂·多姆勒身上找寻激情的时候，是不是一种拯救？而这种拯救会让他更伟大？区别于他人，对于约瑟夫来说，慢慢走近了一个死胡同，他不是为了建立规则，而是为了破坏规则，他不是为了寻找快乐，而是为了满足贪欲，而这一切看起来是一个晃来晃去的人的迷惘，但实际上也是那个战争时代带来的精神疾病。

为什么是晃来晃去的人？因为约瑟夫不是真正的美国人，或者说他从来没有被纳入到这个世界，“我辞去美洲旅游局的工作，应招参军，将近七个月了。”一个一等招待兵其实是一个游离的人，这是约瑟夫面临的一种生活窘境，但是反过来说，他想要参军，在某种意义上他却可能是“战争中的精神牺牲品”，甚至是肉体牺牲品。没有那一场战争是合人性的，没有那场战争是给人带来快乐，也没有那场战争会塑造真正健全的硬汉。但是约瑟夫如此期盼自己参军，只是为了区别于他人，区别于世界，“至于我自己，我宁可在战争中死去，也不愿分享它得来的利益。一旦得到通知，我就立即出发，决不表示异议。”即使死，也变成了一种区别于他人的自我标签，而在战争中，拿着枪的自己可以控制着杀人，可以将人置于死地，当然也可以被杀死被夺去生命，而所有这一切，在约瑟夫看来，都是可以逃避千篇一律的现实，可以走向有区别的人生。

而其实，对于约瑟夫来说，战争的意义是不再自我命名，不再自我呓语，不再自我寻找，不再自我控制，那个早已经被标明了他者的“约瑟夫”就像急于证明的自己，无论是妥协还是融入，无论是拒绝还是肯定，这个自我的影子总是控制着自己，从而所有的拯救都变成了堕落，所有的逃避都变成了害怕，所有的争吵都变成了偏执。当和艾娃结婚六周年的纪念仪式被一个倒下的陌生人所打乱，当和房东格塞尔先生在一次打架中告别了平和，当穿裤子时把腿伸到了破洞里，一切的意义都在解构，是追求自我意义之后的无意义，是活着状态中的死去，“我们躺着，脸上压着干钧之力，但还在努力做最后一次呼吸，这呼吸声就像重踩之下砾石的摩擦声一样。”

“结果便是我们学会了对自己麻木不仁，对一切漠不关心。”世界根本没有高尚思想的人，根本没有傲岸态度的人，甚至根本没有所谓的自我拯救者，没有“坐飞机、斗牛、抓鱼”的硬汉，自我解放反而变成了自我的牢笼，而区别的生活无非也是想象中的理想国，于是，约瑟夫抛弃了自我，抛弃了自由，抛弃了日记，抛弃了理想，抛弃了晃来晃去的人，他最后一次和“替身精灵”谈话，说到的战争已经不是和流血、死亡有关，不是和杀人的权力有关，而仅仅是一个事件：

一起极其重大的事件。也许是史无前例的重大事件。不过仍然是一起事件而已。难道它改变了世界的本性吗？没有。这能最终决定生存的重大议题吗？不能。它们会在精神上拯救我们吗？还是不会。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它们给我们自由吗？也就是说，仅仅允许我们呼吸、吃饭吗？但愿如此，但我不敢保证。它没有本质的影响——如果你接受我的本质的含意的话。

战争只是战争，甚至是生活本身，取消了自由，取消了区别，取消了自我，当约瑟夫和艾娃争吵之后飞奔下楼，他便把一切可以将区别于世界的自己完全取消了，那张纸条上写着：“我特此申请，尽早参军。”后面加上的几个字是：“我随叫随到。”随时随到就是即时性，就是必然性，就是“我必须投降”的宿命感，“也许战争能用暴力教会我在斗室里数月来学不到的东西，也许我能通过其他手段探测造物。也许。可是现在事情就由不得我了。下一步的行动是世界的行动。”

把自己交给了世界，世界的行动不是自己的行动，所以这种“不再对自己负责”的生活，才彻底告别了“晃来晃去”的人，“我掌握在别人手中，卸下了自决的包袱，自由取消了。”从此不再是平民，从此不再有艾娃，从此不再有日记，从此不再区别于他人，在“为有规律的生活而欢呼！为精神监督而欢呼！”的生活里，世界真正千篇一律，彼此雷同，不再有离开和抵达，不再有别人和自己，不再有快乐和忧伤，当然，世界也不再有星期二和星期六，甚至也不再有星期天的早上。

纯真博物馆

由 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C39·2170419·1382
作者：【土】奥尔罕·帕慕克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0年01月第1版
定价：39.80元亚马逊30.60元
ISBN：9787208089884
页数：567页
色欲沉迷开始的故事里有44次的做爱，但是当离去变成主题，2864天、409个星期、去了他们家1593次，以及4213个烟头，都在数字的隐喻里走近那种回忆。“我建成了一座‘纯真博物馆’。这里就是我的家，能依恋着这些浸透了深切情感和记忆的物件入眠，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呢？”帕慕克多年前曾在伊斯坦布尔购置一处房产，所在地正是书中所写芙颂家的住址——楚库尔主麻的达尔戈奇·契柯玛泽街24号。此地会以本书命名并改建为特色博物馆，藏品主要反映伊斯坦布尔当地的文化和城市生活。纯真博物馆计划于2010年起接待游客，凭书中所附门票可得到一次免费参观的机会。“‘纯真博物馆’中所有物件的故事，就是我对芙颂的爱情故事。”

《纯真博物馆》：我结婚了但依然是处女

三十年后，当我在组织这些句子时，我要说，现在我认为这些人的话是千真万确的。如果我那时了解人生，跳舞时我就会尽我所能去吸引她，我相信她会对我感兴趣的，我也不会那么无奈地看着她从我的怀里溜走。
——《幸福》

第83章的幸福，是最后的幸福，第三人称的幸福，是纯真的幸福，“如果我那时了解人生”作为一个假设，在最后的幸福里，它是不是反而变成了一种后悔？当奥尔罕·帕慕克如此讲述自己和芙颂有关的第一次的时候，其实早就注定了最后一次，而不了解人生恰好是把那个口口声声说爱着芙颂的凯末尔抽离出了那八年的时光里，当我从经历者和讲述者变成了一本书的作者，其实就像那个假设一样，走向了一种纯真的可能状态：我们在别人的订婚仪式上相遇，我们手拉手离开舞池，我们疯狂地爱上了彼此，我们在树下接吻，最后，“我们结婚了！”

一条沿着“如果”的道路走下去，是纯真的相遇，纯真的相爱，以及纯真的结婚，那么不了解人生就是一种纯真的状态，而那个作者的我也将在最终的幸福里。只有把凯末尔抽离出那段经历的故事，只有把奥尔罕变成第一人称的“我”，纯真的博物馆才有意义，但是，“在书上，您用‘我’来讲述您的故事。我在用您的口吻叙述。这些天，为了把自己放到您的位置上，为了成为您，我费了很大劲。”这样一种抽离和替换，仅仅只是名字的改写，仅仅只是人称的转变，或者仅仅只是一次“假如”？“我不怀疑，故事将是我的故事，他将对此表示尊重，只是我觉得发出我的声音很别扭。”当凯末尔如此定义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抽离和替换根本没有发生，其实文本只是一种“无能为力的表现”，即使用八年的时间收集了芙颂的4213个烟头，即使15年里参观了世界上1743个博物馆，即使把所有的人物都索引在故事的末尾，即使有地图和纪念的门票让人们记住，纯真博物馆也像是一个失去之后，“用他的声音来取代我的声音”的虚无伊甸园。

“如果知道，我能够守护这份幸福吗？一切也会变得完全不同吗？是的，如果知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我是决不会错失那份幸福的。”第1章的《我一生中组幸福的时刻》回应着第83章的《幸福》，或者是最后的幸福在检视着最初的纯真，但是这从开始到最后的幸福轨迹里，依然是一个“如果”，如果知道这就是幸福，如果从换包开始芙颂没有眼泪，如果在迈哈迈特公寓楼的做爱没有那只被忽视的耳环，如果订婚仪式上不被戳穿我的谎言，如果在芙颂结婚之后能能实现作为一个演员的梦想，如果最后的爱不掺杂更多的虚伪——如果都没有这些如果，那么从起初的幸福就会走向最后的幸福，那么凯末尔将不再是成为作者的帕慕克，就像在自己告别这个世界之前，满怀爱恋地亲吻芙颂的照片，然后放进自己的西服口袋，并在喜悦的微笑中说：“让所有人知道，我的一生过得很幸福。”

最后的幸福，是死亡前的幸福，回首而感慨，一生的时光凝聚成一个点，其实就是回到了纯真的时刻，经历者的凯末尔和假设者的帕慕克合二为一，两个男人一起看见的是芙颂那张照片，那时她穿着绣有9号字样的黑色泳装照，有着蜜色的胳膊、忧伤的脸和曼妙的身材，“即便在照片拍摄三十四年后，她那充满了人性的热情又多愁善感的面容依然令我们为之心动。”让人心动就是纯真，带着自己的身体，走向自己的理想，一个女人在被人带着惊讶、爱恋和敬意中，才成为纯真的象征。但是这个象征却像那个假设句一样，其实是一种理想状态，而对于现实来说，它代表的却是欲望、歧视和所谓阶层不同带来的观念禁锢。

这种观念的禁锢来自凯末尔的父母，作为他们的远方亲戚，芙颂和他们之间的距离并非只是谱系上的差距，而是观念，“她的衣着过于开放。六个月里她从一个女孩一下变成了一个女人，就像南瓜花那样开放了。如果她在短时间里不和一个正经男人结婚，她会被人议论，以后会不幸福的。”凯末尔的母亲就对芙颂当初参加选美比赛耿耿于怀，这种骨子里的鄙视不是来自于一个少女的开放，不是被人看见而激发的欲望，也不是出入那些场合的不正经，而是阶层之间先天的对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土耳其，正处在观念的碰撞期，中西方的文化和宗教造成的冲突已经变成了一种烙印。凯末尔的父亲创建了伊斯坦布尔萨特沙特公司，所以他们一家代表着有钱的上层，他们穿的是最昂贵的裁缝丝绸·伊斯梅特那里定制的礼服，用餐在富人们最喜欢的欧式饭店之一的福阿耶，那幢象征着“仁慈”的迈哈迈特公寓楼就是二战期间倒卖食糖的老头盖起来的，而最后两个儿子把父亲扔进了救济院扣押了房子再售给了凯末尔的父亲。

所以他们对于他人的目光总是俯视，他们看不起那些穷人，甚至对于可怜女人的葬礼都抱着娱乐的方式，客厅和阳台正对着举行葬礼的泰什维奇耶清真寺，所以当仪式举行的时候，站在阳台上的一家似乎在观看一场死亡的演出，“儿时在阳台上观看葬礼，是我们认识神秘死亡的一项有趣和不可或缺的游戏。”当那个贝尔琪丝的葬礼举行的时候，母亲在阳台上却在奚落死者：“可怜的女人受了很多罪，先是贫穷，后是男人。很多，很多。”在他们看来，葬礼不是为了吸取死亡的教训，也不是对死者表示最后的敬意，而是为了观看乐趣和仪式情趣而举办的。凯末尔和茜贝尔恋爱，母亲认为茜贝尔在索邦念过书，就是对她身份的一种肯定，因为那时伊斯坦布尔的中产阶级只要说起在巴黎读书的女孩，也都会说“在索邦念的”，而当凯末尔因为芙颂最终解除了婚约，对于茜贝尔来说，绝对是一种在灾难，因为在别人看来，年轻女孩的“童贞”非常重要，是婚前必须保护好的珍贵宝藏，但是一旦被男方取消了婚约，那就是亵渎了规矩，破坏了礼制，就会在大家面前抬不起头，永远被鄙视的目光所淹没，而凯末尔的母亲却不无讽刺地认为是茜贝尔自身所酿的悲剧：“她是一个非常贪婪、非常骄傲、非常自负女孩。知道她不喜欢猫时，我开始怀疑了。”

而身为上流社会精英的凯末尔父亲，却有着一段难以启齿的感情，当初了相差27岁的女孩相恋，却始终没有勇气和她在一起，而在说起这段往事时，却告诉凯末尔：“因为我没有离开你母亲和你们门，她抛弃了我。”把责任推给了她，而自己却占领道德制高点。当最后听说她在癌症的折磨中孤独死去的时候，他却告诉凯末尔：“儿子，一定要懂得在为时不晚的时候及时地善待一个女人。”那副珍贵的耳环永远无法给她戴上，当他把它送给凯末尔的时候，还表现得像一个受害者：“她戴耳坠很漂亮。这对珍珠耳坠很珍贵。多年来我一直把它藏在一个角落里。”

自私、虚伪，以及自上而下的俯视，这就是凯末尔父母所在阶层对待世界的态度，而对于在美国接受过西方教育的凯末尔来说，似乎应该成为一种破旧革新的中坚力量，但是凯末尔似乎也像他的父母一样陷入在这样的“中产阶级”的陷阱里，在这里似乎只有自我，只有谎言，只有他人的错，当芙颂这个象征着纯真的女人出现的时候，这种观念的交错却把她带向了死亡。“改变我一生的那些事件和巧遇是在一个月前，也就是1975年4月27日，我和茜贝尔在一个橱窗里看到一只杰尼·科隆品牌包时开始的。”这是改变的时间和地点，而那只杰尼·科隆品牌的包无疑具有象征意义，他在香舍丽榭精品店里，价格是1500里拉，相当于一个年轻公务员半年的薪水。这是我送给茜贝尔的一件礼物，但是最后发现，这个代表身份的礼物竟然是假的，就像茜贝尔对凯末尔的评价一样：“亲爱的，你是个那么有知识、有文化、聪明的人，但你却一点也不知道女人们会如何骗你。”

正是去还包，曾经的远方穷亲戚芙颂出现在凯末尔眼前，一个是公司的总经理，一个是卖包的售货员，一个是三十岁有身份的男人，一个是十八岁无着落的女孩，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打破他们的界限而命名为“幸福”的话，那就是欲望，一种征服的欲望，一种占有的欲望，“触碰着她那细长、美丽的胳膊和身体，感觉着她的乳房，就这样突然拥抱她让我感觉眩晕。”虽然对于欲望感觉到一种恐惧，但是所谓的幸福又支配他去接近并且拥有这个身体，迈哈迈特公寓楼成为他们约会的场所，甚至变成了纯做爱的地方，但是这种做爱总是夹杂着从身份开始的鄙视，凯末尔从母亲对她参加选美比赛的歧视中认为芙颂就是一个满足男人欲望的工具，他认为芙颂不可能是处女，甚至嫉妒地觉得，之前她一定在别的床上、沙发上，或者汽车的座椅上，“也这样看过别的男人。”

而在公寓楼里的相恋的一个半月差两天时间里，他们做爱44次，而这种数字将欲望放大，甚至纯粹变成了一种身体上的满足，而凯末尔面对芙颂，他依然以俯视的方式占领制高点，“如果我们把男人最明显的性器官放在一边的话，其实最让芙颂感兴趣的东西，既不是我的身体，也不是广义上的‘男人的身体’。她真正的好奇和兴奋是针对她自己的，是她自己的身体和快感。”芙颂是为了自己得到满足，所以这不是占有，不是征服，而是双方共同的满足。但是对于已经和茜贝尔好上了的凯末尔来说，这样一种欲望的满足带来的是某种不安，当芙颂问他是不是也和茜贝尔做爱的时候，凯末尔的回答却是：“没有。”那些和茜贝尔在办公室沙发上的做爱经历被他一笔勾销，自私而说谎，却在凯末尔那里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它表示茜贝尔有多爱我，多信任我。但是婚前做爱的想法依然让她感到不安……对此我也理解。”甚至他还为芙颂的行为找到了另一种解释：“但却没有你那么勇敢和现代……”——芙颂因为“勇气和现代”和我做爱，所以我将不会对她产生一种特别的责任和依赖感。”

一种逃避，却为自己寻找借口，而当这种欲望成为芙颂的爱，当她说出“我爱上你了。我不可救药地爱上你了”的时候，在凯末尔看来，更是变成了博弈中的输家，“是她先表白的。因为我是在芙颂之后说的，所以我那真实的爱情表白里渗透着一种安慰、礼貌和模仿。”当芙颂在做爱时掉下了耳环，当她说出“我的整个人生和你的连在了一起”，在凯末尔看来，仅仅是为自己寻找到了躲避的理由，因为芙颂这样做，在道德上先入为主就已经输了。所以在和茜贝尔订婚仪式上，凯末尔还是那么肆无忌惮，还是为自己寻找借口，还是期待着在道德之外满足欲望，但是订婚仪式上，芙颂终于知道了凯末尔和茜贝尔做爱的现实，这一种现实把她置于了被玩弄者的角色中，她不是订婚后的妻子，她是情人，却也是不是和爱人连在一起的女人，所以芙颂在这个夜晚之后消失了。

对于凯末尔来说，其实陷入了两难境地，他只有在芙颂的肉体中才能获得欲望的满足，却已经和茜贝尔订婚，必须承担世俗的压力，但是最后在“等待的痛苦”中凯末尔选择了解除婚约，这对茜贝尔来说是致命的打击，而凯末尔却找不到芙颂，对他来说，只能在公寓里躺在床上寻找芙颂的味道，智能在伊斯坦布尔的地图上标注芙颂去过的地方，只能在收集芙颂相关的物品中回忆那一段香艳时光。但是，芙颂还是出现了，当我拿着父亲给我的那对耳环去找芙颂的时候，她却告诉我，她已经和费利敦结婚。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凯末尔第一反应是自己被人嘲笑，被人鄙视了，而丝毫没有顾忌被爱欺骗的芙颂那些日子经历了什么。

凯末尔悔婚，芙颂结婚，他们似乎被婚姻隔开了距离，但是凯末尔却以拍电影的理由出入芙颂的家里，而其实，电影又成为两个人联系的纽带，对于芙颂来说，她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成为演员，在“艺术电影”里演绎自己的人生。而凯末尔无论如何都含着功利目地，甚至芙颂的丈夫也以写剧本为理由，在声色世界里堕落。一边是理想主义的芙颂，一边是功利主义的凯末尔，其实两人之间的分歧就是土耳其现实中的隔阂，西方的文化对于当时的土耳其来说，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是这种冲击并没有带来自由和民主，甚至最后都变成了禁锢，剧本必须审查，身份必须核实，而这样一种被隔阂的现状无疑在摧残那种纯真的本性，摧毁理想主义和“艺术电影”。

他们的婚姻和爱情也一样，芙颂的丈夫费利敦在拍摄电影时和女人帕帕特亚混在一起，最后芙颂提出了离婚，而当芙颂终于回到了凯末尔的怀抱，当她期盼着自己回到纯真世界，凯末尔的想法却是：“一切都很好。我将要和芙颂结婚。我会带着她重新回到上流社会……当然，如果我能原谅那些说三道四的人。”什么是上流社会？是在阳台上像游戏一样观看一场葬礼？还是把堕落强加给一个女人身上并成为解除婚约的理由？是把珍贵的耳环仅仅当成是纪念物而牺牲那段被世俗鄙视的感情？或者是带着芙颂以得体的方式去往欧洲？但是多有种种都渗透着欲望，权力的欲望，金钱的欲望，地位的欲望，甚至身体的欲望，而芙颂，一个跌入到爱欲世界，又陷入到婚姻世界里的女人，却保持着最后的理想，在她看来，就宛如自己还是处女，“在我的整个婚姻期间，我和费利敦之间没发生过夫妻关系。你必须相信这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处女。此生我也只会和你在一起。”

这是一种自我保护，也是自我救赎，在这个物欲世界里，在这个谎言编织的故事里，她似乎从来没有破坏那种纯真，而将她推向世俗，甚至是反道德境地的是那些自私的人，那些充满谎言的制度，那些满足身体的欲望，“人生也就像爱情一样”，人生也像那部电影，在被放映之前，有过多少的欺骗，有过多少的虚伪，有过多少的妥协，所以当凯末尔和芙颂正走向她理想主义的最后终点时，芙颂却突然说，不去欧洲了，“他问了我的整个一生。他甚至还问我为什么离婚了。他还问，如果我没有工作又离了婚，那么我靠什么来生存。”审查无处不在，而所有的审查都站在一个基本原点，那就是面前的这个人是有问题的。而这种预设对于芙颂来说，就是整个纯真爱情走向失落的原因，公寓里的一个半月差两天，或者是最接近纯真世界的，做爱44次却已经掏空了她，所以当最后凯末尔要和她结婚带它走向上流社会的时候，芙颂选择了自杀。

“她在用105公里的时速，把车子交付给一棵105年树龄的枫树。我明白这是我们人生的终点。”这是死亡的速度，却是美丽的瞬间，一种死对于芙颂来说，却也是纯真的最后表白，“除了胸骨上的骨折和额头上的玻璃划伤，她美丽的身体，忧郁的眼睛，美妙的嘴唇，粉色的大舌头，天鹅绒般的脸颊，健康的肩膀，乳房，颈部，肚子上丝绸般的肌肤，修长的双腿；每次看见都会让我发笑的双脚，蜜色、修长的胳膊，丝绸般肌肤上面的黑痣，棕色的汗毛，圆润的臀部以及我任何时候都想在她身边的灵魂，没有受到任何伤害。”芙颂没有被破坏的肉体保持着纯真，而对于她来说，最重要的是用牺牲的方式保留了内心的纯真，就像年幼的时候在宰牲节上听到的那个先知易卜拉欣的故事，为了证明自己信奉真主，先知可以献出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包括自己的儿子，而且不求回报，“牺牲意味着，为了真主，我们可以献出自己最宝贵的东西。”所以芙颂就是在生命的最后关头献出自己，自己的纯真，自己的爱，自己的所有。

而芙颂的死，无疑对于凯末尔来说，是一种警醒，当他终于发现曾经做爱时再也找不到的耳环竟然是芙颂藏起来了，“她说过，到巴黎后要戴上一对耳坠让你惊喜的，但我不知道是哪对耳坠。我亲爱的芙颂是很想去巴黎的。”一对耳环，是身体和身体交融的象征，是理想和理想汇合的符号，是爱与爱不分离的见证，而芙颂用谎言还击了凯末尔的谎言，只是被藏起来的意义就是最后对于纯真的守护，就像结婚而仍然是处女一样，就像死亡而保持完整的身体一样，只有纯真的东西才是不被破坏的，才是永恒的。

凯末尔踏上了建造纯真博物馆之路，可以说是他最后的醒悟，十五年走遍了世界上1743个博物馆，8年保存了4213个烟头，那些梳子，那些小狗玩具，那些钟表，那些内裤，所有的一切都试图还原一个人，还原一种感情，同时也向人们展示纯真的意义，“看着物品，用敬畏和崇敬的心情来纪念芙颂和凯末尔之间爱情的参观者，也将明白，我们的故事和雷拉和麦基农·侯颂和阿什克一样，不仅是情侣们的故事，也是整个世界，也就是伊斯坦布尔的故事。”而对于这个纯真博物馆来说，抽离那个自私、虚伪的凯末尔，或许也是一种最彻底的办法：从最初的相识开始，从最真的相拥开始，凯末尔变成了奥尔罕，没有经历公寓楼里做爱时的谎言，没有那漫长八年的等待，没有为了返回上流社会的婚姻，甚至没有那只香舍丽榭精品店里的假包，一切都只有一个开始，一个结束，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我们手拉手离开舞池走到了上面的酒吧，我们疯狂地爱上了彼此，我们在前面的树下接吻，我们结婚了！”

前朝梦忆

由 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Z58·2170419·1381
作者：史景迁 著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0年09月第1版
定价：30.00元亚马逊23.10元
ISBN：9787563385393
页数：212页
副标题：张岱的浮华与苍凉。明朝灭亡时，张岱48岁，尔后他得去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让他活得多姿多彩的辉煌明朝，被各种竞逐的残暴、野心、绝望、贪婪力量所撕裂，土崩瓦解，蒙羞以终。他反复追思回想，事情愈是清晰：如迷雾笼罩的路径，于眼前重现，诸多以往的嘈嘈低语，也咆哮四起……个人历史与家国历史相互映照、无法切割。史景迁认为张岱不仅是史家，也是热爱历史的文人。他书写张岱的一生、内心转折及过往追忆的同时，更深层探讨张岱身为知识分子，是如何借由回忆以及修史确立自身的存在价值。在得与失之间，唯有捕捉消逝的回忆，以书写对抗遗忘，才能坦然面对、甚或抵抗世事的变迁与生命的无常；这一点，无疑反映了历史与书写的本质与关系。

《前朝梦忆》：于是恨史之不赅也

他既嗜癖历史，也是史家，在旁观的同时也付诸行动，既是流亡者也是斗士，是儿子也是人父。他就像我们一般，钟情于形形色色的人、事、物，不过他更是个挖掘者，试图探索深邃幽暗之境。
——《前言》

历史是五十岁时的破床、病琴、残书和缺砚，以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的叹息；历史是六十七岁时看到梁鸿“身任杵臼劳，百杵两歇息”而发出“在世为废人，赁舂非吾职”的感慨；历史是近七十岁时安排好了身后之事，“死与葬其日月尚不知也，故不书”；历史是最后自己写就的墓志铭：“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合，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那历史是看见的，是经历的，是预知的，最后却是如隔世的寂然，变废人的颓然，要葬身的凄然，成梦幻的枉然。

对于张岱来说，不管是经历还是预知，不管是身前事还是身后事，都是个人的历史，都刻印着““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的个人标签，而当一切成梦幻的时候，却也是折射着“国破家亡”的宏大叙事。副标题：张岱的浮华与苍凉，不仅是一个落魄文人的浮华与苍凉，更是一个国家的浮华与苍凉，而在这个体与国家的双重转变中，张岱的意义更是为17世纪的中国历史提供了标本，史景迁在“中文版序言”中说到书写这一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思考朝代之更迭”，而张岱的《陶庵梦忆》给了他一个方向，“我明白我已找到方向，能帮助我去思索四百年前的生活与美学。”

思索的并非只是生活与美学，当明朝覆灭清朝更替，那场“梦忆”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是只像《夜航船》一样，发现那个被忽视的小僧用“伸伸脚”的方式建立知识的独立品格？还是如《西湖梦寻》中“余生不辰，阔别西湖二十八载，然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而梦中之西湖，实未尝一日别余也”的怀念？当史景迁把张岱定义为“史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从张岱的个人历变中寻找国家叙事的脉络，从“既是流亡者也是斗士，是儿子也是人父”的个人经历中发现“在旁观的同时也付诸行动”的历史思考，而当张岱用毕生精力完成《石匮书》和《石匮书后集》，三百万字的明史文本便成为浮华与苍凉的集体写照。

浮华与苍凉，其实是史景迁对于历史分野的注解，“张岱生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此时明朝国祚已赓续二百二十九年。明朝的年号是关于张岱我们唯一知道的时间度量——直到崇祯十七年(1644)，随着明朝覆亡，一切都灰飞烟灭。”1644年，随着明朝的覆灭清朝的建立，国家历史横断为两种形态，而张岱的一生也被划定为两个阶段，前面的47年大体就是浮华的生活，而后面近40年便都是苍凉的生存。“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合，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虽最后变成了张岱口中的梦幻岁月，但是却在其一生里成为浮华的见证，“在张岱眼中，生活多是光彩耀目，审美乃是人间至真。”这是“书香门第说从头”的开始，这是“人生之乐乐无穷”的继续。

那时的张岱喜欢琴声，他发起缔结了“丝社”，他迷上了斗鸡，创立了“斗鸡社”，他喜欢看戏，精研唱腔、身段、扮相，还组织了戏班，“以余而长声价，以余长声价之人而后长余声价者多有之。”和伶人共娱乐，他还钻研各种兰雪茶的饮法，他曾养过一头牛，研制做奶酪的方法，同样，他喜欢游船，喜欢赏月，喜欢喝酒，喜欢狩猎，甚至，他对于那些神秘女性也保持着足够的兴趣，那时和艺伎王月生常伴出南京城，游历燕子矶等胜景。四十一岁时，他还趁着吊祭故交的时候去观海潮，滔天巨浪奔腾而来的时候，张岱大开眼界。

四十一岁感受到的滔天巨浪，只是自然界繁华世界的一种映照，那时距离“一切都灰飞烟灭”的1644年还有六年，所以即使六年后历史上掀起了滔天巨浪，对于生活在“便寓、便交际、便淫冶”的张岱来说，仿佛也是极遥远的事。但是此种的纨绔子弟的生活在史景迁看来，也是张岱对于人生走向的一种注解，“张岱的癖好常常变来变去，难以持久，但是他写到这些癖好时，却仿佛是入迷极深，足以为安身立命的依托。”安身立命的依托，是对于繁华的一种执迷，也是对于精神世界的一种外化。

其实，这些繁华的背后，是张岱探寻精神意义归宿的努力，“我们所称的真实世界，只不过是人神各显本事，各尽本分的交会之处而已。张岱一生都在探寻这种片刻。”张岱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母亲一直在念“白衣大士咒”，这种祈求观音菩萨保佑的经咒也成为张岱精神世界的第一种声音，“振海潮音，如雷贯耳”，即使母亲在万历四十七年去世，张岱的耳边也还会回响着诵经之声，“虽遭劫火，烧之不失也。”张岱到了晚年还说：“常常于耳根清净时，恍闻我母念经之声。”而其实，这种声音使张岱更早地体悟了生命，万历三十三年，张岱的弟弟山民出生，这个早产儿身长不满一尺，体重只有几斤，气息甚微的他几乎就是生命的另一种厄运写照，但是在之后的成长中，山民却成为集学者、诗人、艺术鉴赏家于一身的人，对此，张岱的感悟是：““吾弟资性空灵，识见老到，兼之用心沉着。凡读书多识，不专而精，不骛而博，不钻研而透彻”。万历三十九年，张岱的祖母朱恭人到绍兴看三舅，结果突然去世。这突然的变故又加深了张岱对于人生无常的理解，在他为外祖母所写的祭文中说：“其生平丁骨肉之戚，抱零丁之苦，自为女、为妇、为媳、为母、为姑，未尝履一日之顺境，专一日之安闲。”特殊的生和死，特殊的生命意义，张岱所感悟的是那种韧性和坚忍，而这自然成为张岱精神世界的重要一部分。

还有重要的一部分则是在私人藏书楼里找寻和探索知识，对于张岱来说，家族对于功名的执着反倒让他感到厌烦，虽然祖父一直鼓励他，但是他始终没有通过乡试，也使得他从此和功名无缘，这是一种从科举制度化生存转向内心世界的改变，“他虽对科举制度心存芥蒂，但似乎借着对典籍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深刻看法，而能从祖父的功名中得到慰藉。”钻进藏书楼里，把自己的青春付之于此，并非是准备科举，而是在图书里发现内心的精神世界，所以张岱抛弃了祖父靠注疏读书的习惯，而是在书本中感悟：“正襟危坐，朗诵白文数十余过，其意义忽然有省。间有不能强解者，无意无义，贮之胸中，或一年，或二年，或读他书，或听人议论，或见山川、云物、鸟兽、虫鱼，触目惊心，忽于此书有悟，取而出之。”图书组成了张岱精神世界的一种景观，而身处其中，获得的东西远比所谓的知识，所谓的功名来得丰富，而这也是张岱转向内心世界的一种证明，所以当天启五年祖父逝世的时候，那些藏书散乱不见的时候，张岱深深地痛心：“大父去世，余适往武林，父叔及诸弟、门客，匠指、臧获、婢辈乱取之，三代遗书一日尽失。”

“张岱笔下的文人世界充斥各种矛盾：一边是令人目眩的名望与机会，一边是郁闷、沮丧，甚至肉体的衰亡。”从生命里的曲折里感悟到了韧性和坚忍，从科举功名的无缘中发现了图书的精神力量，这两方面构成了张岱内向面的生活，但是沉浸在内向面的生活，其真正的意义何在？这便是张岱的疑问：“如果说搜罗藏书如此不易，但是飘零四散却是转眼间事，那么书又如何能引领人探索更深邃的知识？”飘零四散成为书的现实，而其实在张岱发出这样疑问的时候，他也无可避免地走向了飘零四散的时代。

母亲和祖父谢世，自己结婚生子，如此的生活对于张岱来说，是平淡的，终于在三十出头的时候，当父亲中了举人，在绍兴的张岱决定离开熟悉的安逸江南，前往陌生的华北，出走，并不仅仅是从江南到华北这种地理意义上的转变，而是从内向面生活向外向面生活的拓展，而这种向外的转向也使得张岱开始脱离个人的历史文本，进入到国家视野。在鲁王府看灯赏灯时，张岱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天下之看灯者，看灯灯外，看烟火者，烟火烟火外，未有身入灯中、光中、影中、烟中、火中，闪烁变幻，不知其为王宫内之烟火，亦不知其为烟火内之王宫也。”在变幻的世界里，到底是王宫内的烟火，还是烟火内的王宫？疑问其实是形而上的，像是庄生周梦一般，何来客观的真实世界，何来主观的精神世界？张岱游孔庙泰山，到舟山进香，到定海赶集市，这种浪迹天涯的感觉让张岱从繁浩典籍中挣脱出来，寻找另一种存在的意义，而这种寻找又是将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化而为一，就像他在舟山进香时的感悟：“余登泰山，山麓棱层起伏，如波涛汹涌，有水之观焉。余至南海，冰山雪蠍，浪如岳移，有山之观焉。山泽通气，形分而性一。泰山之云，不崇朝雨天下，为水之祖。而普陀又簇居山窟之中，水之不能离山，性也。使海徒瀚漫而无山焉，为之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是有血而无骨也。有血而无骨，天地亦不能生人矣，而海云乎哉！”山泽通气，是一陆一海两种经验的融合，也是现实和信仰，知识和精神合二为一的体现。

但是张岱所感悟到的山泽通气还是繁华世界的一种印象，当这个时代被推向乱世的时候，张岱也终于“在旁观的同时也付诸行动”，天启七年，即1627年，明思宗将魏忠贤免职，旋即下诏逮捕魏忠贤，而魏忠贤最终自缢身亡。这一宫廷消息传到张岱耳朵里的时候，他其实正在撰写《古今义烈传》，在书中他颂扬的是忠诚的道德立场，对于一个对官场的尔虞我诈与权力的冷酷无情厌恶的人，张岱终于听说了正在发生的罪孽，而在现实意义上，他也看到了乱世的征兆，“绍兴一带有好些村落受旱灾摧残，农民竞相乞雨，看谁最灵验。四年之前曾有狂风大潮冲垮房合，树木连根拔起，绍兴城里也淹水。”而在之后，当明末的战争爆发之后，他也亲眼目睹了北方流民饿死而曝尸于杭州街头，同时，“随着父、祖俱逝，张岱面对迎面而来的种种过往，总得赋予某种秩序。”

家和国，似乎都在这一刻走向了某种崩溃，而这并非是巧合，当个体历史和王朝历史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也是张岱的视野扩展到整个时代，“不管对大难不死的张家人，或对明朝臣民来说，暴力与死亡层出不穷”，随着李自成占领背景，崇祯皇帝自缢身亡，清军最后入关改朝换代，张岱一家也被卷入到了危机之中，当张岱从绍兴家中出逃，那些藏书“为方兵所据，日裂以吹烟，并舁至江干，籍甲内挡箭弹，四十年所积，亦一日尽矢”。

王朝之覆灭，家族之流离，精神之崩坍，这便是变故的历史。顺治三年，张岱隐居山寺，他以拒绝的方式走进这个新朝代，隐姓埋名是去除了自己的社会身份，“披发入山，贓贓为野人”则是消除了个体属性，他甚至想到了自杀，而这种种的举动在张岱看来，是为了赎罪。“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因为在他看来，他现在所经历的种种劫难，是往日骄奢淫逸的报应，“以笠报颅，以蒉报踵，仇簪履也；以衲报裘，以苧报絺，仇轻暖也；以藿报肉，以粝报枨，仇甘旨也；以荐报床，以石报枕，仇温柔也；以绳报枢，以瓮报牖，仇爽垲也；以烟报目，以粪报鼻，仇香艳也；以途报足，以囊报肩，仇舆从也。种种罪案，从种种果报中见之。”这种报应观其实还是立足在自我历史之中，即使忏悔，对于这个已然发生变故的时代来说，其意义又在何处？

那灯火阑珊的意象，那琴声悠扬的记忆，那曾经伶人的静默，那母亲喃喃的诵经声，那千金古玩的闹热，那与好友的谈诗论艺，这一切都成为过往，都已不再，“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但是当他之后返回绍兴，在快园里诉说前尘往事的时候，这种报应观渐渐熄灭，号“六休居士”的张岱说：“粗羹淡饭饱则休，破衲鹑衣暖则休；颓垣败屋安则休，薄酒村醪醉则休；空囊赤手省则休，恶人横逆避则休。”这是张岱从个体困顿的历史走出来的标志，“张岱的境界显然超脱了‘报应’的想法，从绚烂归于平淡。”而平淡的意义不是苟活，而是在历史的变故中寻找“繁华靡丽皆成空”的原因。

那便是张岱成为史家的开始，虽然张岱的历史首先着眼于外祖父、祖父、父亲的家族序列，三部家族传记让他审视的是和自己最近的历史，但是这只是一种历史的索引，“能为史者，能不为史者也；不能为史者，能为史者也。”张岱在《石匮书》序文这样说，也就是要让自己成为真正的“为史者”，“能为史而能不为史者，世尚不乏其人，余其执简俟之矣”。他寻找明朝由盛转衰的时刻，他剖析明朝沦亡的原因，他探究历史发现的脉络，在“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中，他找寻的是架构历史的原则，同时将张家的小历史纳进国史洪流之中。“余于是恨史之不赅也，为之上下古今，搜集异书，每于正史世纪之外，拾遗补缺。得一语焉，则全传为之生动；得一事焉，则全史为之活现。”所以他在分析明朝覆灭的原因时，并不是归咎于某一个人身上，他认为，明朝“譬犹蠹木，献忠啄之，自成殊之，实群盗钻穴之”，明亡又“譬犹逐鹿”，是许多人共同为之。

康熙三年(1664)，张岱完成《石匮书》，全书共两百五十万字，上起洪武肇基，下迄天启崩殂，勾勒出明朝十五位皇帝对权力与篡位的态度、边疆与对外政策、令人折服的战术与迂腐不化的战略、税赋与军费的难题、杰出的艺术天分与宏伟的宫殿营造计划。加之后来的《石匮书后集》，张岱的明史共计三百万字。在这部鸿篇巨制中，张岱在铺陈战争及朝代沦亡的全貌中，企盼能阐释各类人的生活样态——朝廷的叛变者和拥护者，殉国者、勇士和变节者，女人和男人，贩夫走卒和冠盖之士，画家和阉官，而忠贞思想的意义和重要性一直是贯穿其间的要旨。

而当张岱完成明史著作，他并没有一种释然的感觉，甚至开始再一次转向自我世界，再一次关注身后事，而这种转变其实也印证了张岱的某种宿命论：“死则无异，其所以处死者，则有异也。”自我的不同，不管生与死，都成为历史的一个样本，而这个样本在亲历者那里，永远对于无法主宰的历史投以无奈的一瞥，过眼云烟，都是梦幻，都成隔世，张岱分析自己时说：“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为败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也已矣。”而这种自我嘲讽也正是张岱至始至终的一种个性，史景迁认为，“他曾享尽富贵却也尝尽磨难，不过其珊存著作却透露，他甘于寓居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内心世界的那一部历史写满了浮华和苍凉，写满了寂然、颓然、凄然和枉然，或者只有在肉体衰亡之时，精神寂灭之时，才能安然在看得见的历史之外，所以最后张岱选择在“琅嬛福地”中结束自己那段历史，史景迁评价说：“这是他心目中的清修之地。空间清幽，井然有序，树木蓊郁。有流水、小丘、花草，有曲径通往溪涧。亭阁可眺望群峰。”

从生之内心回到死之内心，张岱或许最后进入的也是那隔世的梦幻。

胡若望的疑问

由 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Z58·2170419·1380
作者：史景迁 著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4年03月第1版
定价：36.00元亚马逊27.70元
ISBN：9787549550753
页数：205页
十八世纪，广州人胡若望随傅圣泽神父来到法国，却被当成疯子囚禁在精神病院达两年半之久。是胡若望天生性格执拗乖张使然，还是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导致了误解？“为何将我囚禁？”这既是胡若望的追问，也是历史的追问——究竟是谁的问题？史景迁的《胡若望的疑问》以日志形式记述了18世纪的胡若望在法国奇迹般的生活经历，并辅这一早期中外文化宗教交流的史事。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使这个中国人的法兰西之旅充满艰辛曲折，灵魂也备受煎熬，以致最后竟沦落到精神病院。本书再现了胡若望200多年前的奇遇，并试图对他的疑惑予以历史和文化的解释：“胡若望最令人惊奇的一点，也许就在于我们竟然会知道有这么一个人。”

《胡若望的疑问》：为什么把我关起来？

孩童高声叫着，眼里充满了期待，尖细自信的嗓音此起彼落。“胡伯伯，跟我们说说西洋是什么模样。”胡若望沉吟了一会儿，闭上眼睛。欵，”他说，“是这样的。”
——《第十一章 返乡》

“理想国·史景迁作品”系列之第三本，和之前阅读的《太平天国》、《前朝梦忆》一样，竖排的标题，繁体的书名，以及取自“景仰司马迁”的作者，这些标签都带入了一个中国式的语境中，传统、古典，在未开卷之前就已经构筑了一个回归汉语的场景。但是那些人物，那些史实，甚至那些材料都是被塑膜包裹着，所谓的想象，大约是先入为主地穿透了精装的封面，而在作者和读者之间自动搭建了一个没有语言隔阂的阅读空间。

但是，被塑膜包裹，被封面封闭，那些历史难道不是仅提供了一个窥视的小孔？甚至当真正开卷而读的时候，这个小孔似乎也只是为那些非汉语世界的人而开。一种尴尬是，当史景迁用西方人的视角书写一个中国的传奇，却是用“The Question of Hu”来命名，汉语和英文，不是自动搭建了非隔阂的空间，而是自动阻碍了那种从汉语回归到汉语的通道，译者陈信宏无疑是为了打开这个通道而存在的，于是，在被打通的通道里， “The Question of Hu”可以是理想国的“胡若望的疑问”，也可以是上海远东出版社的《胡若望的困惑之旅：18世纪中国天主教徒法国蒙难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上海远东出版社，陈信宏和吕玉新，以及《胡若望的疑问》和《胡若望的困惑之旅》，当打开的通道成为相异的通道，那个胡若望，那个史景迁，以及那段18世纪的旅程，还会成为历史中的唯一？

这或者只是一个简单的文本翻译问题，从中国传奇到英文书写，再从英文书写到汉语翻译，不说这是从此到彼再从彼到此的一个回译过程，但在语言的微妙转换中，那种中国式的语境的确已经不存在了，这是陌生的中国，这是陌生的中国人，当然，这也是陌生的历史。而这种被语言天然隔阂的陌生化文本却巧合地阐释了胡若望的那个疑问，1725年10月12日，星期五，沙朗通精神病院，当那名叫戈维里的教士问在精神病院呆了两年半的胡若望还有什么问题时，胡若望提出的那个问题是：“为什么把我关起来？”

“为什么把我关起来？”这就是史景迁笔下“The Question of Hu”，单数的疑问，或者也是他在法国的最后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被戈维里记载下来，但是他所记录的是罗马拼音：“so muen kin kinti”，这个罗马拼音如果要转换成汉语拼音，那就是“Weishenme suomen jinjindi”，变成中文就是：“为什么锁门紧紧地？”最初的源头是胡若望用中文说的一句话，接着是戈维里用罗马拼音记载下来，然后是史景迁变成了英文，再后来就是被翻译成了“为什么把我关起来？”如果撇除中间的各种语言转换和翻译，从原点直接到最后的表述，“为什么锁门紧紧地？”和“为什么把我关起来？”，看上去并无明显区别，锁门而关，都是无法打开，都是被封闭，而史景迁把它作为“胡若望的疑问”时，显然是从当时胡若望在精神病院的具体语境中挣脱出来，就如他在《序言》中所说：“胡若望最令人惊奇的一点，也许就在于我们竟然会知道有这么一个人。”

一个人，一个18世纪的中国天主教徒，一个在欧洲遭遇了波折的中国人，他几乎就关在那尘封的历史里，他似乎完全可以被忽略的，连史景迁也说：“他性格惹人烦厌，其貌不扬，出身寒微、生活贫困，又没有地位显赫的亲戚可供攀附，而且只受过粗浅的教育。因此种种，他唯一能做的工作就是帮人抄写文件；他与人冲突时虽然勇敢，却缺乏谋略；他虽然信奉天主教，在教会里却没有升上多高的职位；他虽然在1722年曾到过欧洲一次，并且待了三年以上，但大部分时间却都被囚禁在疯人院里，针对这段经历他也只写了两封简短的信件，其中一封还遗失于寄送途中。”但是他竟然从历史中走了出来，并且发出了“胡若望的疑问”，在罗马的梵蒂冈图书馆、伦敦的大英图书馆以及巴黎的法国外方传教会档案馆等世界三大档案库里，都有关于胡若望那段旅程的记载，那么，这个被记载的中国人价值何在？“胡若望的疑问”其历史意义在哪里？

这便成了“史景迁的疑问”。当胡若望在1725年发出“为什么把我关起来”的疑问时，戈维里似乎已经做出了回答：“因为你认为你母亲身故的时候，曾经表示出极度哀伤的模样，因此大家都很担心你的状况。因为大家担心傅圣泽神父一旦离开之后，你就只剩下孤身一人在巴黎，届时可能又会走失，甚至遭受伤害。”那时的戈维里其实是“不忍心对他说原因是他们认为他疯了”，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戈维里以另一种方式绕了过去，而当胡若望得不到最满意的答案之后，“胡若望的疑问”便成为了历史中的一个省略号，但是史景迁 再次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而成为“史景迁的疑问”时，他已经不单单是一个个人问题，而变成了遭遇了两年半精神病院生活的中国人的疑问，甚至变成了中西方在18世纪交汇中的一个和信仰、习俗、文化有关的问题。

但是无论如何，对于弱者和孤独者的胡若望来说，“为什么把我关起来”的现实意义是如何会有一个房门紧锁的封闭世界？为什么会让一个无辜的人失去最起码的自由？当身为天主教徒的胡若望在广州毛遂自荐而成为耶稣会神父傅圣泽的助手时，他其实从来不曾设想自己会进入一个关起来的世界。虽然欧洲的传教士在当时的中国从事的是零星的传教工作，他们只在教廷传信部，甚至只是为弃婴进行施洗，而傅圣泽的工作看起来宏大许多，在中国待了22年的他将大部分时间“投注于证明他所获得的三项基本洞见”，他认为中国古代的宗教典籍来自神圣的源头，而“道”字就代表了基督教崇拜的真神，而其他典籍中，“太极”也指涉终极真理，同样具有神圣意义。作为正翻译《易经》的神父，傅圣泽无疑是一个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搭建桥梁的传播者，而他在将要返回法国时选择胡若望作为欧洲的中国助手，也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命。

但是这或者是一种文本意义上的交流，在傅圣泽看来，胡若望也只是一个文本，一个在18世纪接触了基督教并且无比虔诚的人，一个可以担任他的抄写员的中国人，仅此而已。但是对于胡若望来说，却并非如此简单，当欧洲、罗马、教廷等词汇打开了他的世界时，他更是把一种理想注解到此行的目的中去：“因此胡若望的视野大开，并且开始产生一项憧憬，他将亲自前往罗马，并且谒见教宗。”实际上，在傅圣泽和胡若望相互选择人选的过程中，两个人的目的就已经发生了偏差，而这种偏差在他们拟定的合同以及执行的过程中，变成了矛盾，甚至成为最终难以消解的冲突。

那份书面合同规定了各自履行的职责，胡若望担任五年的抄写员，必须按照傅圣泽的指示抄写孔蒂亲王号上的四千本书中的任何一本，抄写是胡若望的基本职责；而对于傅圣泽来说，则是提供给胡若望比绕的资金，包括去往欧洲的旅费、饮食所需，以及其他附带开支，基本年薪为白银二十两——当胡若望要求他预付十两半以满足在广州的家人所需，傅圣泽也同意了。可以说，抄写之于胡若望，付钱之于傅圣泽，都清楚地写在合约中，这白纸黑字的契约是欧洲之行的全部，看起来公平，但实际上，在从1721年启程到1726年返乡的五年时间里，这个合约根本没有付诸实际，而在“违约”的现实里，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矛盾，或者说，胡若望在这趟旅行中遭遇了什么？

一个是西方的传教士，一个是中国助手，当踏上那段旅程开始，他们的矛盾和开始显现，而这种矛盾凸显在胡若望身上的就是对旅途的极不适应，1721年9月30日在广州登上了孔蒂孔蒂亲王号，一开始的胡若望神采奕奕，充满期待，他穿着整洁的新衣服，带着一席昂贵的锦缎床罩，这一段即将开始的旅程就像史景迁引用约阿希姆·杜·贝莱的那句话：“幸福啊！如尤利西斯成就了美好的旅程。”幸福而美好，这种注解对于一个从未坐过亲王号船只，从未去过欧洲的中国人来说，当然是人生的一次开放。但是之后随着启程开始，胡若望经历了他人无法想象的困难，在生理上，他开始晕船，而且是严重的晕船，在晕船的持续过程中，当初答应傅圣泽抄写图书的工作就无法完成。而在晕船之外，他和法国水手打架，展示了暴躁的脾气；他看见对水手的行刑过程，从而变得沉默；当船只遭到海盗船的攻击时，他拿出了弯刀，“他以凶猛的姿态挥舞了几下弯刀，然后在上甲板昂首阔步，身形虽小，在薄暮当中却是杀气腾腾。”而当孔蒂亲王号从巴西万圣湾开出，避险了十四天的船只却有多人患病，其中十八人死亡。

对于胡若望来说，这一切都是人生中第一次遇见，疾病、死亡、暴力弥漫在他周围，而其实对于胡若望来说，最感绝望的是他的失语状态，他只会讲中文而不会讲法语，而船上没有人讲法语，也许能和胡若望沟通的只有傅圣泽，二十二年在中国的经历，翻译中国典籍的工作，傅圣泽一定会讲中文，而且身为胡若望又是他的中国助手，他完全应该担负起对胡若望的照顾，但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基本上没有安慰胡若望，使得胡若望在一种孤绝的状态中度过，甚至可以说，这七个月的孤绝而失语的状态，使得他的正常心智发生了变化，有一次他告诉傅圣泽，自己看见了心中的天使，“而且天使都呼唤着他，说他负有一件特殊任务，必须引介中国皇帝认识基督教的真理。”胡若望把这件事看作是令人兴奋的“异象”，但是傅圣泽却开始怀疑他的神智是否正常，“他对那场斗殴闷闷不乐，那天在炮火下挥舞着弯刀，然后又看见天使的异象，现在又自告奋勇划救生艇上岸。”
这是他们走向相异方向的开始。而从1722年上岸抵达路易港开始，两个人的矛盾开始显现，胡若望对路易港充满了好奇，他穿着新衣到处走动，对大型马车着迷，并画了马车的素描，后来索性骑走了别人的一匹马，在当地人看来是这是偷，但是胡若望却问傅圣泽：“既然马匹摆着没有人骑，为什么不能先让别人使用？”从路易港到瓦讷的旅途中，胡若望不断地想要跳车，傅圣泽和同行的人对他进行了阻止；在南特的教堂里，胡若望抱怨里面的女人太多，让他感到不悦，而此时傅圣泽开始感觉到要摆脱胡若望：“他很难相处，不但不懂欧洲语言，而且根本不了解我们的生活方式。他只听得懂我向他说的话，而他也必须透过我转达才能让别人知道他的意向。”到达巴黎后，胡若望在街上迷路，还梦见了自己母亲去世，在这个无法用中文讲话的世界里，胡若望还是处在孤绝状态中，而他摆脱孤绝状态的唯一办法就是让自己成为关注的中心：他制作了一面鼓和小旗，从发愿者之家到隔壁教区的圣保罗教堂，一路敲打，巴黎人被他吸引，跟在他身后，而胡若望在圣保罗教堂大门前，开始宣讲；在巴黎的时候，他故意制造失踪事件，事件长达一个星期，“在庞大的巴黎城里完全没有留下一点踪迹。”胡若望就是在巴黎街上任意游荡，“巴黎每当春天市集重新开张，各种规范就随之放松，成为嘉年华般的狂欢世界——而胡若望就仿佛进入了这样的世界。这是一个狂野而自由的世界，各种怪胎、异国人士与乱七八糟的人物都会获群众的接纳与围观，并从人们的高喊与欢笑中得到鼓舞。”

胡若望的疯狂，也许正是要摆脱那种失语的孤绝状态，重新找回他自己，但是这种疯狂的行动对于傅圣泽来说，显然已经失去了对他的控制，而且更为糟糕的是，胡若望拒绝抄写任何一本书，也就是说当初的合约基本上出于废弃状态，傅圣泽不断地反复他，阻挠他，甚至谩骂他，偷走了他的旗帜和鼓，要他写悔过书……在两个人的矛盾中，在合约被废弃的处境中，失语的胡若望又遇到了另一个生存问题，那就是收入。当初合约上规定的二十两白银，胡若望因为没有抄写图书，所以一分也没有拿到，这像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而当一纸合约变得没有任何意义的时候，胡若望对于收入的渴望也根本无法得到满足。失语、失去经济来源，在一个异乡，胡若望其实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而当傅圣泽接到罗马教廷的统治开始离开巴黎的时候，胡若望又死活不肯离开，当初的憧憬也完全被解构了，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傅圣泽终于想到把他送到精神病院。

傅圣泽写给警察总监阿尔让松的信中，说出了他内心的想法：“不再详细叙述他的其他荒谬行径，但总之他在某些时候——而且这样的状况愈来愈频繁——就会变得毫无理智。他的愚行还伴随着恶意与固执，不论祈祷、威吓或宽仁的对待都无法加以扭转。这个可怜人如果不受到约束而送到收容他这类人的场所，无疑将会落入极为悲惨的境地。他将在巴黎四处乞讨，甚至在全国到处游荡，制造我们不乐见的骚动。”在他看来，胡若望的种种举动都是疯狂的，都是丧失理智的，都是和秩序不相符的，而他把胡若望的行为定义为丧失理智，在深层次意义上则是一种对自己的担忧，当初胡若望在巴黎街上敲锣拿旗宣讲的时候，傅圣泽就认为，在冉森主义教狂喜盛行的时空背景下，具有煽动群众嫌疑的人士可能会遭到有关单位的迅速逮捕与惩罚。所以实际上他就是相用关押起来的方式消除这种后患，而胡若望被带到精神病院的时候，就是执行了那一份“秘密逮捕令”，，也是用暴力把他拷上了手铐。

傅圣泽口中的“约束”变成了囚禁，而对于胡若望来说，两年半的封闭生活真正开始了，“胡若望来到沙朗通医院的时候，身上穿的是傅圣泽在瓦讷帮他做的那套粗布衣服，当时就已磨损得颇为严重，另外还带了两套中式服装。这些衣服如果穿破了，也没有新的衣服可以替换。”而当两年半之后，戈维里走进精神病院看见的胡若望，是另一种悲剧的样子：“他的脸看起来像是从坟里挖出来的尸体一样，由于他的体格和容貌也毫无特出之处，因此看起来比较像是个挨饿的流浪汉或乞丐，而不像是个中国读书人。”获释，是因为他根本没有疯掉，而真正的原因是他们担心中国方面的压力，戈维里神父向傅圣泽描述了胡若望的家人缠着耶稣会士要钱的情形，他的问题是：“他的妻儿有可能放过我们吗？如果那个中国人最后没有回国，而是死在法国，他们岂不是有权要求高额的损失补偿？”而傅圣泽自始至终认为是胡若望出于丧失理智的状态中，所以他一直认为自己并无过错，而且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直，他那资料记录下来，也终于使得关于胡若望的史料能够保存在欧洲三大资料馆里。

囚禁而获释，对于胡若望来说，重新获得了自由，但是当他回到中国，回到广州，回到自己的家，坐在夕阳下，当孩童们问他：“胡伯伯，跟我们说说西洋是什么模样。”经历了人生重大遭遇的胡若却只说出了“是这样的”几个字，是含糊其辞还是陷入沉思？也许只有留下空白的史景迁能解读其中的含义，而实际上，从最初踏上旅程，到海上航行，再到欧洲，直至被囚禁被释放，提出“为什么把我关起来”的疑问的胡若望从来不是主角，他只是傅圣泽记录的史料中一个被复活的人，在史景迁日志式的记录中，胡若望成为在场的人，但其实种种的遭遇都在傅圣泽的文本里，所以在被关在精神病院的那两年半，史景迁只用了短短的几页，而记录的日志也第一次用了跨越式的时间：“1723年10月22日 星期五-1725年8月9日 星期四 沙朗通”，对于这一段时间，史景迁是这样叙述的：“从1723年10月21日——院长与教廷大使在这一天同意继续将胡若望当成慈善个案而收容在沙朗通医院——到1725年8月9B，总共六百五十八天期间，我们只明确知道院方给了胡若望一件物品。沙朗通医院的一名员工给了他一件品质不错的暖被，以供他夜里保暖。不过，胡若望却把被子撕成了碎片。”

不过是史料的缺失，或者说是傅圣泽相关记载的缺失，所以在这个胡若望最难煎熬、身心最受摧残的时间里，他反倒是缺席的，我们根本无法探知胡若望的内心世界，而这种缺失也终于把一个历史的标本无情放在了别人的视野下，终于成了那一间紧紧关着门的历史，而胡若望发出的“为什么把我关起来”的疑问在某种程度也是无解的。西洋什么样？胡若望说，“是这样的”，而胡若望的疑问具有什么样的历史价值，史景迁也许早就给了相同的答案：“是这样的。”

巴托比症候群

由 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C39·2170419·1379
作者：【西】恩里克·比拉-马塔斯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5年03月第1版
定价：45.00元亚马逊34.80元
ISBN：9787208125131
页数：274页
巴托比症候群，得名自美国文学大师梅尔维尔笔下人物，症状是：一举成名便再无作为；以各种借口拒绝创作；热衷他业而荒废写作；躲避读者，甚至不以真名示人，行踪诡秘……用“我宁愿不”来拒绝一切，跃出纸页化身为一种病毒，弥漫在文学世界中，患上此症的人无药可治，而任何抵抗此病的举动亦是徒劳。“我便这么一脚踏进了这个‘不’的迷宫里，漫步游走于一条条藏身于当代文学潮流中的小径。”当恩里克·比拉-马塔斯打开“不”的迷宫，那一位“巴托比”患者会如何面对这一切：他年轻时曾写过一本小说，但因为某种心灵创伤，他拒绝再写。直到某一天，他开始写日记，记录那些和他同病相怜的作家封笔之谜。奇怪的是，他的日记里看不见正文，只有脚注，好像正文被某种不知名的病毒吞噬了……

《巴托比症候群》：一脚踏进了“不”的迷宫

想一个数字，将它乘以二，乘以三，再乘以四。／然后，再将它从脑海中擦去。”
——爱尔兰诗人 麦克尼斯

麦克尼斯的诗句完全可以还原一种思维的过程，先要想出一个数字，然后用乘法的方式计算，在得出结论之后再把它从脑海中擦除。想出然后计算，最后擦除，想出、计算和擦除的连续过程，就是建立了一个闭合的系统，它从肯定开始，到否定结束，最后就是完成了一种确定。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个从肯定到否定的过程，其实从来不是确定的：想出这个过程，从一开始就是不确定的，它实际上就是没有原因的开始，然后一个数字被想出来的时候，这个数字也是随机的，它可以事，可以是8，也可以是26，或者378，然后乘数也是不确定的，无论是2,3还是4，它们被计算的目的是“从脑海中擦去”——当所有的东西都在不确定、随机和偶然中被确定的时候，最后擦去的动作其实显得很容易，也就是说，在不确定的肯定中建立的否定，它的否定意义也是一种无意义，而这种无意义到底意味着什么？

用罗素在《数学哲学导论》中的话来解答就是：“2这个数字，是一个玄学实体。我们永远无法得知它是否真实存在，也不知是否已经掌握其踪迹。”数字2是一个实体，但是如何证明它？就像康德所说，它只不过是想象力建立的一种图式，它只是我们的概念，2具有有概念的普遍性？即使在罗素的数学世界里，我们也“不知是否已经掌握其踪迹”，而那个北爱尔兰的最伟大诗人麦克尼斯索性在从数字的计算中得出结论后，“从脑海中擦去”，一笔勾销，还有什么想象的图式，还有什么概念的普遍性，还有什么玄学的实体？

但是，包括那个数字，包括乘积，包括“从脑海中擦去”的叙述，都是明明白白写在那里，麦克尼斯把它写进了《秋日随笔》的书里，然后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在拍摄《蚀》之前，摇头晃脑地细细品味着，之后连同罗素对于玄学实体的论述，最后都变成了安东尼奥尼电影里的灵感；如果再扩充，麦克尼斯的诗句、罗素的论述、安东尼奥尼的阅读，都写在恩里克·比拉-马塔斯的小说里，那是在星期一的时候，小说中的“我”记起了安东尼奥尼的这个轶事，顺着肯定之否定、否定之肯定的思绪，最后想起了英国诗人迪伦·托马斯在《自叹息中》的那句诗：“某些，确定性，必定，被赞颂。”

“我”在星期一的早上，想起了这些，就像麦克尼斯想起一个数字，那我会不会最后将它从脑海中擦去？当诗句被引用，电影被放映，小说被书写，还有什么是可以被擦去的？它就是一种“某些”确定性的存在，它就是“必定”被赞颂的文字，而最后，恩里克·比拉-马塔斯的小说进入到我的阅读世界里，也是在确定的日子，确定的地方，也是确定作者，确定的文本——再如何擦去，再如何否定，它一定是存在的，一定是具体的，一定是确定的：191页，倒数第9行开始，大括号里是56。

从被引用的诗句，到被论述的数字，从被激发的灵感，到被提及的情节，从被写作的小说到被出版的作品，这一系列的过程都是确定的，都是存在的，都是肯定的，也就是说，当用这些素材来“追踪巴托比以及文学蚀现象”的时候，它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悖论，就像迪伦·托马斯诗句中的“某些”和“确定性”，它其实是一个双重解构的过程，但是不管是肯定之否定，还是否定之肯定，最后却总是呈现在存在的维度里，也就是所有的巴托比症候，都在“不”的世界里走向了“是”。

“于是，我便这么一脚踏进了这个“不”的迷宫里，漫步游走在一条条藏身于当代文学潮流中的小径。”恩里克·比拉-马塔斯用“我”的语气这样说，如果省去“于是”之前的原因，巴托比症候群的唯一症状就是走在“不”这个迷宫里，可以是已经走进，可以是正在徘徊，可以是走进而不走出，也可以是走进又返回，但是他们都看到了不，看到了否定，看到了不确定性，看到了2，那么首先一个问题是，那些走在“不”的迷宫里的人，为什么会看见“不”，而不看见“是”，也就是说，为什么要像麦克尼斯一样把计算的结果“从脑海中擦去”，而不留下关于数字世界最奇妙的组合？

为什么似乎是涉及到了巴托比症候群存在的原因，而在原因被剖解之前，应该先看到现象，也就是说，应该把2看成是玄学的实体，从而才有机会得出它并不真实存在，也无法掌握其踪迹的结论。按照“我”的观察，巴托比症候群走向“不”的迷宫有诸多原因，墨西哥抄写员胡安·鲁尔福在出版了小说《佩德罗·巴拉莫》之后，就走进了“不”的世界，他在此后的三十年里不再写作，而问及原因时，他给出的说法是“赛勒瑞诺叔叔的死”，的确，鲁尔福在叔叔赛勒瑞诺死后不久便放弃了写作，而这个理由成为那些活在“不”诗集里的作家用来为自己抛弃写作所编造的借口中最具有原创性的一个，“赛勒瑞诺叔叔的死”涉及的是一种外力的影响，一个亲人的死亡如何也构成了一个大事件，所以在死亡面前，作家们从此沉寂，从此完全封闭在“不”的世界里。

而菲利佩·阿尔法乌给出的理由是：我是一个“学习英文的拉丁人”，英文和拉丁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文化的差异，这种跨文化的语境对于菲利佩·阿尔法乌来说，比“赛勒瑞诺叔叔的死”更涉及文本本身，“对拉丁人而言，则是迫使拉丁人丧失原有的种族特色，忘记自己随遇而安的天性和与生俱来的豁达，开始插手每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务，然后开始感到不安，开始在意之前根本不在意的琐事。”于是，在他创作完成了第二部小说《彩色的石印画》之后，便陷入了永恒的孤寂，他最后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的那句话是：阿尔法乌在迈阿密。阿尔法乌就在眼前，就是本人，但是却被一句话抽离而到了别处，就像那个学习英文的拉丁人，从此再无法进入自己的世界——“萨缪尔·贝克特，他和阿尔法乌一样，最终在一家养老院里过世，而且，和阿尔法乌一样，他也进入了自己选择的庇护所中。”

最具原创的“赛勒瑞诺叔叔的死”和陷入跨文化语境的“学习英文的拉丁人”，构建了“不”迷宫一种外围的风景，而对世俗虚荣的鄙视，则成为巴托比症候群的另一个病因，瑞士籍德语作家罗伯特·瓦尔泽一心想要成为无名之辈，他极度渴望被人遗忘，而这种欲求的目的是远离顶峰，避开权力和荣耀之地，“如果有一天，一股潮流将我卷起，带到人生的最高点，我将自行消解这股帮助我向上的力量，毫不犹豫地往回走，回到最低下、最卑微的黑暗之中。只有身处低处，我才能继续呼吸。”同样对世俗虚荣一笑了之的还有法国作家瓦雷里·拉尔博，看上去他在一次心脏病发作后半身不遂，于是在轮椅上度过了坎坷的二十年，当朋友前来探望她的时候，他说出了一句话：“Bonsoir les choses d'ici bas.”可以翻译成：“晚上好，在这的，下面的那些东西”？但是这句话其实根本无法翻译，或者他故意在句子里设置里迷宫。

不管是瓦尔泽还是拉尔博，他们对于世俗虚荣的鄙视，让他们从此沉默，而另外一些作家放弃写作，是因为自己觉得太过渺小，贝宾·贝尤是西班牙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与加西亚·洛尔卡、布纽埃尔和达利等皆曾客居西班牙马德里“学生宿舍”，他被推崇是西班牙文学界“二七一代”的先锋，是历史创造者，是那个年代的先知，是众诗人之首，但是他却总是说：“我谁都不是。”——“我从来就不曾因为想要出版而写作。我写作只为了朋友，只为了博君一笑，只为了开心。”同样抛弃我的还有意大利作家家鲍比·巴兹伦，他说过的话是：“我认为‘写书’已经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因此，我再也不写书了。所有的书几乎都只不过是页脚注解的膨胀而已。所以，我只写批注。”从著作到批注，那个我似乎是被缩小了，缩小直至消失，就是取消了我作为作者的意义，于是他说：“人已经不可能继续写作了。”

取消了我，看起来是扼杀了创作的欲望，而其实在内心来说，是因为对艺术本身进行了否定，雅克·瓦谢，现实主义之父安德烈·布勒东的好友曾说：“艺术就是愚蠢。”说完这句话，他便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和瓦谢一样，加缪说出的是那句“永远的沉默”，尚福说出的是“我害怕还没有真正活过便死去”——当人们问他“为什么你不出书”的时候，他的回答是：“因为读者大众只对他们根本就不欣赏的成功感兴趣。”对于尚福来说，当那颗子弹穿过他的鼻子从右眼射出的时候，当那把锋利的到生生划过喉咙的时候，当最后拼命插进胸口的时候，他就是在寻找真正的死亡，而这种死亡足以让他在沉默中反抗被他们赋予的“害怕”。他们的沉默，他们的“不”，以及他们的死亡，都在证明这样一个道理：“拒绝创作恰好是一种新的有效方式，证明了他们那不容置疑的严肃态度。”

尚福极端的死，到达了写作的另一种高度，因为只有这种真正的死亡才是自己的，而这种永远的沉默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如阿根廷的福格威尔所说的不被写：“我写作，是为了不‘被写’”从写到被写，就是从作者到读者，当读者主导了写作，对于作者来说，无异于一次扼杀，就变成了毫无意义的说话，就是兰波所说的“艺术只不过是胡说八道”。拒绝被写，就是拒绝成为读者中的我，就是成为那一个沉默的我，于是，王尔德在巴黎的最后时光中说：“什么事也不做，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不仅困难，而且非常需要智慧。”而在他死后，巴黎一家报社为他写下了一段遗言：“当我不知生活为何物时，我便写作；而现在，当我领悟到生命的真谛与欢愉时，我便无物可写了。”
恩里克·比拉—马塔斯：写总比不写好

沉默者有之，自杀者有之，他们都通向了“不”的迷宫，而莫泊桑似乎和尚福以同样的方式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我坚不可摧！我是不朽的！”这是莫泊桑认为自我不朽时喊出的话，因为不朽，所以要说话，不仅说话，还要制造传奇，当那颗子弹射中他的太阳穴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毫发无伤，接着再次举枪射击，依然不死，最后他抓起了拆信刀，狠狠划过了喉咙，当血从喉咙喷出，他依然不死，但是从此他却无法提笔，无法写作，短短数日，莫泊桑走向了最后的死亡。尚福是要在真正的死亡中离开令人害怕的活着，而莫泊桑则用不死的传奇来证明自己不朽，而这种不朽除了文本意义之外，还具有一种身体意义，只不过，莫泊桑最后读到的那篇文章是：“莫泊桑精神异常”，而最后以这样的方式死去似乎也丧失了文本和身体的尊严。

诸多的巴托比症候群的病因，其实对于这个群体来说，他们在走向“不”的迷宫的时候，一定会碰到一个问题：文本会真正沉默吗？作者会真正死去吗？如果从“巴托比”的考证来说，这个症候群所涉及的首先就是文本，赫尔曼·梅尔维尔写过一本书，书里的主人公就叫“巴托比”：

故事里，从来没人见过巴托比先生阅读，连读报纸也没有。他总是站在透着苍白光线的窗边向外看，凝视许久。他背后立着一扇屏风，再后面则是华尔街的一堵红砖墙。他从来不喝啤酒，不喝茶，连咖啡或其他饮料也不喝。他甚至住在办公室里，哪儿也不去，连星期天也不例外。他从来不曾谈论自己是谁，来自哪里，或在这世上有没有亲人。每当有人问起他在哪里出生，请他聊一些关于自己的事，或者交代他去做一项工作，他总是这么回答：“我宁愿不做。”

不阅读，不喝酒、不喝茶、不出门、不谈论自己，不做事，这是巴托比的典型特征，这一系列的“不”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巴托比的第一维度，那就是他们的“不”是文本中人物的“不”，瓦尔泽的小说《雅各布·冯·贡腾》里就塑造了一个虚无主义的任务，他说的一句话是“我不寻求进步”，这与巴托比所说的“我不想要改变”有着一致性。这样的巴托比人物还出现在安德烈·纪德的小说《沼泽》里，出现在罗伯特·穆齐尔在《没有个性的人》里，出现在保罗·瓦雷里笔下，他们都想要写出一本书，然后最后都没有完成，最终像巴托比一样，在“不”的世界里终老，甚至消失。

文本里的人物是巴托比症候群的第一个维度，而第二个维度则是作者自己的“不”，法国作家在写完了《佩德罗·巴拉莫》之后，在之后的三十年时间里不再写作；兰波在他十九岁那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二本书后，便彻底抛弃了一切，全心投入冒险旅行，直到死前的最后一刻；蒙特罗索写了一篇寓言故事《最聪明的狐狸》之后数年，不再发表任何新作……不写作是作者的隐匿，而极端的例子是荷尔德林，他的写作让他陷入到了永远无法康复的疯狂状态，在去世前的三十八年时间里，他把自己封闭在德国图宾根的=小城里，日夜待在木匠朋友齐默供他安身的小阁楼里，写着奇怪难懂的诗句，并署名为“斯卡达奈利”、“奇拉卢西米诺”与“博纳罗蒂”。除此之外，美国诗人哈特·克兰与瑞士诗人阿蒂尔·克拉旺，他们双双在墨西哥海域神秘失踪，成为一起“肉体”消失的事件。当然，费勒尔·莱林最后投入秃鹰的研究，德·昆西表现在鸦片上，都可以看成是“肉体”的死亡，都是将作者带入了“不”的迷宫。

看上去，文本中的人物的沉默，作者的“肉体死亡”，都在消灭说话，消灭写作，消灭文本，但是很明显，当“不”成为迷宫里的那个关键词，当沉默成为他们的态度，其实他们依然在延续着说话的权力，依然把“不”当成了和“是”一样的词语，雅各布·冯·贡腾说：“我不寻求进步”，就是为了进步；雅克·瓦谢说：“艺术就是愚蠢。”但是愚蠢的是不是艺术？福格威尔说：“我写作，是为了不‘被写’。”被写也是写作之一，于是那些否定就变成了肯定，鲍比·巴兹伦说：“所以，我只写批注。 ”兰波说：“我已经渐渐习惯眼前的幻象了。”而杜拉斯则说：“写作，其实就是‘不说话’，就是保持沉默，是无声的吼叫。”当不说：“此时此刻，已无话可说，只能重复。”而“是”的回答是：“殊不知，这种所谓的结论，语言呈现出一种奇特的，甚至是让人不安的规律，而文字开始忠实地履行这一规律。文字最后被拯救了，因为它们放弃继续活下去。”

也就是说，在所谓“不”的迷宫里，他们依然在创作，依然看见了“是”，而在这个是“不”而“是”的世界里，巴托比症候群真正要解决的是一个终极问题：如何写？或者说，写如何成为可能？在写作中，于是那个叫恩里克·比拉-马塔斯的作者出现了，于是他笔下的那个作为抄写员的“我”出现了，于是从1999年7月8日开始的批注日记出现了，而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另一个文本，另一个作者，以及另一种“不”，那就是虚构世界里的“隐形文本”。

书中的人物在创作隐形文本，“我”在这本日记的页脚写下对“隐形文本”的评论，其意义就是让这看似鬼魅、若有似无的写作，“将注定在下一个千年的文学中游离不定，纷扰难休。”“不”的迷宫就转为了“是”的迷宫，于是，我有了一个在让人讨厌的公司里上班的工作，有了我爱的女人不爱我受到的伤害，有了朋友胡安之间的故事，有了最亲近的家人全都过世的现实，有了一个叫“巴托比”名字的老板，有了给《文学蚀》的编者德兰写信的经历，种种，都是在否定中建立肯定，都是在不中书写是，而所有这一切却在隐形文本中完成了作者的另一种命名：“这些极端自我封闭的文学灵魂，竟一一来到这里与我对话，我想，或许这沙发便是家里最理想的、最适合让我和他们齐聚一堂的地方吧。”

于是，那个在纽约大道上遇到的塞林格，便成为“我”书写的塞林格，他从文本、作者的身份中走出，在三年前的公交车上和我相遇，相遇而取消了那个真实的塞林格，他成为了我笔下的塞林格：他在我和一个女人之间，然后给了那个女人一个吻，然后一起站起来下车，最初在我的脑海里闪现的是“他不是塞林格”，而后来我命名他就是塞林格，而且那个女人成为了塞林格的情人，并且也被命名叫“雪莉”——而其实这个在街上偶遇而被命名的故事，在真实的塞林格的小说《破碎故事之心》里也有叙述，小说中的情节，我遇到的情节，一种文本被重新改写，它就必然会出现原初文本之外的“我”，而我就变成了脱离第一文本，进入第二文本的那个人物，也就在“不”和“是”之间轻易完成了转换。

从隐秘文本到虚构文本，那个作者从消失到再生，或者才是文学“不”的迷宫里的自救，恩里克·比拉-马塔斯为新千年的文学提供了案例。神秘的托马斯·品钦为什么要让自己“分身”？当他说“那么，就要由你来决定哪一位才是真的了”的时候，是把自己放进了文本里；“妄想狂佩雷斯”为什么变异为萨拉马戈？作品已经被提前写完，即使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也是一种惩罚；那个署名叫B．特拉文的作者为什么从来不存在？“作者拒绝承认所有发生过的与正在发生的事，他根本上拒绝自己存在。”而正是他们在文本世界之外消失或匿名，他们才能在文本里成为真正的作者，而“我”在新千年到来之际，在文本里实验了一种消失的“复出”：“特拉文一生躲躲藏藏，我也决定要躲躲藏藏，明天，就连太阳也要将自己藏起来了。新千年之前最后一个日全蚀将在明日到来。”

文本中的瓦尔泽的小说《皮埃尔·梅纳尔学院》是不存在的，克莱芒·卡杜及其生平是假的，乔治·佩雷克的《永远看起来像件家具的作者自画像》是没有的，甚至“妄想狂佩雷斯”的作者鲁伊斯、马塞尔·马尼埃尔及其作品《香水地狱》、克拉拉·沃利采克及其作品《私密的灯光》也都是恩里克·比拉-马塔斯在文本里写出的虚构，是一个“不”的迷宫，而正是这众多的“不”，才能使得“是”成为可能，才能在作者意义上完成救赎，才能使写作越过文本成为自己，就像巴尔扎克在弥留之际向世人做的那个巴托比式的道别：Fais ce que dois，adv……——“无论发生什么，做你该做的。”

人鼠之间

由 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C54·2170417·1378
作者：【美】约翰·斯坦贝克 著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6年01月第1版
定价：
ISBN：9787532158690
页数：105页
莱尼身高两米，力气大得吓人，但心智像个孩子。乔治从小和他一起长大，是他唯一的朋友。乔治带着莱尼到处打零工糊口。莱尼单纯善良，可常常闯下大祸。莱尼每次闯祸，乔治就必须带着他逃亡，永无休止地流浪。乔治和莱尼有一个卑微的梦，希望有一天可以存够钱买一小块地。他们可以在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种种菜，养鸡养猪，养莱尼最心爱的兔子。他们可以不必再流浪。当他们流浪到一座农场，这一次，永无休止的流浪终于到了尽头，梦想也到了尽头——乔治终于帮莱尼找到一个地方，在那里，莱尼永远不会再闯祸，永远不会再受伤害，永远不需要再逃亡……善良，同情，以及为生存而奋斗的勇气，变成最后的生存力量。

《人鼠之间》：有时候一个人别无选择

乔治继续讲下去：“咱们不一样。咱们是有未来的人。咱们还有彼此可以说话，互相关心。咱们不会因为没有地方可去就坐在酒吧里把钱赌个精光。其他那些人坐了牢，在号子里烂掉也没人在乎。咱们不一样。”

未来在哪里？在乔治的计划中？在下游的农场里？在工作每个月拿到的五十元钱里？或者在莱尼想要的兔子王国里？不一样的未来又是什么？是区别于只有一只手的坎迪出三百五十元合伙费的想象？是区别于“我不是南方黑鬼”的卡鲁克斯拒绝别人进入那间屋子的独立？或是区别于柯利老婆十五岁时要跟着剧团离开的演员梦？“每个人脑袋里都他妈装着那么一小片地。他妈的没一个人能实现。就像天堂一样。每个人都想要一小块地。”相同与不同，未来其实从来没有出现，不一样的未来是“人鼠之间”永远无法走出的那种死亡。

最后的最后，才是未来，才是不一样的未来，那把老式的鲁格手枪被拿了出来，它曾经射杀了坎迪那只又老又丑的狗，它被柯利用来寻找莱尼并且命令朝他的肚子上开枪，是的，枪口就指向未来，向前的未来，未知的未来，以及死亡的未来。而在未来到达之前，乔治再次说到了那一小块地，再次想起了莱尼想要的兔子，再次感觉到和别人不一样，当他颤抖的手又垂下去，他的未来就像枪口的方向，指向了自己站立的那块土地，“没问题，现在就去。我一定可以。我们一定可以。”他说可以走向未来的是“我”，然后是“我们”——我和我们，是一体的，是同向的，是有未来的大家，但是指向地面的枪口其实看不见开阔的世界，看不见活着的我们，更看不见有兔子的未来。

是因为有东西挡住了枪口的方向，“他看着莱尼的后脑勺，看着脊椎和头骨交汇的那个地方。”一个人的脑袋，一个不够聪明的脑袋，一个开玩笑说是小时候被马踢过的脑袋，一个总是朝着乔治所说的未来看见兔子的脑袋，所以要有未来，必须把这个脑袋移向别处，用一把枪的枪口去除遮挡物，“乔治抬起枪牢牢握紧，把枪口凑到莱尼的后脑勺前。他的手在剧烈地颤抖，但他的脸色坚定，手也逐渐稳定下来。他扣动扳机。”枪声在群山间荡开，似乎用声音抵达了未来，莱尼向前倒在沙滩上，倒在了自己再也看不见的未来，未来已远，未来未知，“结束了，上帝。”

未来是死去的未来，是上帝不再的未来，而在莱尼倒下之前，乔治似乎对着农场里的人说过：“哈，我骗他的。幸亏不是。我要真有你这么个亲戚，干脆开枪毙了自己算了。”那时候他带着一起逃跑的莱尼来到了河流下游的农场，在柯利的父亲那里赚钱，那时候他就是这样和莱尼说到了和别人不一样的未来，说起了那一小块的地，那时候，乔治又以否定的方式把不聪明的莱尼放在了一边，也是在那时候，他说到了开枪，说到了死亡，只不过“干脆开枪毙了自己算了”的预言里却是对于不聪明的脑袋的一次否定，也是对于和莱尼成为“我们”的无奈。

“他是……我们是表兄弟。我答应他妈妈要照顾他。小时候脑袋被马踢了。这家伙没什么问题，就是不怎么聪明。但你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这是乔治对于莱尼的定义，当农场里的人打听两个人的关系时，乔治拆解了“我们”——一边是他，一边是我，所以那时候的死亡只是我的死亡，而这种我的死亡却把他的愚笨推向了另一边。我和我们，是两种语境下的人称代词，所以当一切可以被分离，所谓的“咱们的未来”也变成了一个脆弱的词语。

从威德那边逃出来，穿过树林，沿着河流去往农场，甚至在农场里开始干活，都是“我们”在一起的生活，所以那个时候的未来也是不可分的，“行。将来某一天——咱们会把挣的钱凑起来，买座小房子，几亩地，一头牛，几头猪，然后——”这是乔治为莱尼构筑的一个未来，一小块地，几头猪和牛，小房子，这的确是一种理想，是对于奔波而苦累的现实的一种超越，也是乔治内心真正想要的未来。而对于农场的每一个人来说，心里都有着那样一小块地，只有一只手的坎迪在农场里扫地，每个月只有两百五十元的收入，但是他听说了乔治的未来之后，也成了“我们”的一员：“假如我跟你们合伙。我能出三百五十元。我干不了什么活，但我能煮饭，喂鸡，给花园翻翻地。怎么样？”而总是被柯利骂成黑鬼的卡鲁克斯，也想到了自己的未来，管马厩的他和别人保持着距离，脊椎弯了的他却需要一种挺立的姿势，“我不太想让你们在这儿待着了。黑人也该有拒绝的权利。”拒绝不是让自己孤立，而是让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哈，告诉你吧，我觉得你们所有人都很臭。”当所有人都一样都不该歧视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成为“我们”？

还有被农场里的人说成是婊子和荡妇的柯利老婆，在某种程度上，她是在这些底层的工人之外的，甚至她也和柯利一样是权力体系的符号，就像乔治对莱尼的警告：“反正你离她远点。她要不是个老鼠夹子，这个世界上就没人是了。让柯利自己对付她去，他可是自愿上钩的。手套里涂满士林。”而且作为唯一的女人，她也是某种欲望的象征，柯利娶了她是一种欲望的满足，被柯利怀疑和骡夫斯林姆在谷仓里，也无非是欲望的释放，“我看见她冲斯林姆拋媚眼了。斯林姆是个挺有本事的骡夫，可好了。斯林姆用不着穿什么高跟靴就能带好收粮队。我看见柯利的老婆冲斯林姆抛媚眼了。柯利没发现。我还见过她冲卡尔拋媚眼。”权力和欲望加在她身上，其实是农场里的那些底层人的自我保护，他们自动形成了对立，也自动让她远离“我们”。而其实，柯利老婆和柯利彼此寻找却始终寻不到的尴尬，却在证明她的生存困境，她不在权力体系里，也不是欲望的符号，恰恰相反，她有自己的梦想，15岁就遇到了马戏团，想要跟着他们做一名演员，“我要是去了，就不会像这样活着了，跟你打赌。”十五岁没有开启她的未来，相反却让她在被排挤，被误解，甚至在道德绑架中成为一个可悲的符号。
约翰·斯坦贝克：人鼠之间，最后的未来就是死亡

但是，柯利老婆为什么会把自己十五岁的经历讲给莱尼听？为什么要对他说出自己的心里话，甚至为什么要满足莱尼摸她头发的想法？“我很孤独，你可以跟别人聊天，但我根本没人说话，除了柯利。不然他就会生气。你喜欢没人可以说话的感觉吗？”那时候她不是婊子，不是荡妇，甚至不是柯利的老婆，而是一个具体的人，一个有着真切渴望的人，一个说着真心话的人，而她对莱尼这样说，是因为在莱尼的身上她看见了人的纯真。所以柯利的老婆需要的是打开内心的世界，寻找一个真实的自己，而只有在真实的自己出现时，那个未来才是可期的，才是不一样的，才是弥补现实的一种渴望。所以她也是“我们”的一员，用向上和向前的目光构建属于自己、也属于这个群体的未来。

但是莱尼，是不是真的如乔治所说，是永远不离开的“我们”？当威德那边被人追捕的时候，乔治带着他逃离，当他们进入农场的时候，乔治和他一起工作，当遇到误解的时候，乔治安慰他，所以他们是在一起的“我们”，是构想了未来的“我们”。但是长着不聪明的脑袋，这个我们却也是脆弱的，乔治也会骂他，也会指责他，甚至也会离开他去镇上的妓院里，当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也告诉他逃离的办法：“你就藏起来，等着我去找你。别让任何人看见你。藏到河边的树林里。你重复一遍。”而对于乔治和莱尼来说，那个有着不一样未来的“我们”之所以脆弱，不是因为莱尼不是自己的兄弟，而是作为一个不够聪明的人，莱尼的世界里只存在着一种未来：用手可以摸到的未来。

在威德的时候，他看见一个穿红裙子的姑娘，然后像就想摸摸看，所以伸手去摸那条红裙子，吓到了姑娘，在姑娘的尖叫声中，莱尼也被吓着了，“他就紧抓着裙子不放，因为他脑袋里想不到别的。”摸裙子是因为他喜欢裙子，而当姑娘以为是要非礼她的时候，在尖叫声莱尼越是不肯放手，在他看来，摸着喜爱的东西就是一种生活，而这样的生活是和道德、法律，甚至权力所不不容的。很明显，莱尼的世界里淳朴的，散发着原始的欲望，他从来不去关心人们的规则，他从不理喻别人的权力，而被这种原始欲望带着，就能通向他唯一的未来。所以在去往农场的路上，他会捡起那只死去的老鼠，在摸老鼠的时候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他告诉乔治未来要养兔子，他想摸摸兔子；当他看见漂亮的柯利老婆的时候，终于也伸出手摸她的头发。

原始的欲望，不聪明的脑袋，这是一对矛盾，当理智被全部的欲望所控制，莱尼无疑是一种疯子的存在，这种疯子的存在一方面可以利用自己的原始力量来反抗像柯利那样的权力体系，柯利是农场老板的儿子，学过拳击的他总是对每个工人颐指气使，就是在这样的欺压下，被柯利的拳头击中的莱尼终于爆发了他的原始力量，“莱尼还是继续死抓着那只拳头不放。”结果柯利的手被压碎了，一种权力被摧毁，这是莱尼作为原始力量的代表所做的反抗。但是在没有理智的莱尼身上，原始力量最终造成了悲剧，他用手摸柯利老婆的头发，而头发被摸的时候终于弄乱了，一样是尖叫，一样是被吓着的莱尼，也一样是紧抓着不放，他摸她的头发，他抓住她的身体，他摇晃着她的头，“她的身体像鱼一样来回抽动。然后她一动不动，因为莱尼扭断了她的脖子。”

“这个瞬间远远超越了单纯的一瞬间。”对于莱尼来说，是单纯的摸，是单纯的喜欢，而对于柯利老婆来说，也是单纯的被摸，单纯的叫喊，但是单纯之于单纯，却是原始的力量和真诚的交流不可调和的矛盾，“她看上去美丽而单纯，面容甜美而年轻。涂了腮红的脸颊和鲜红的嘴唇让她显得生机勃勃，仿佛她只是暂时进入浅眠。她的双唇微启，小香肠一样的卷发在草堆上披散开来。”死去的她就像莱尼第一眼对她的评价一样，“她很漂亮。”但是当漂亮变成死亡，意味着“我们”的解体，意味着未来的消失，意味着人鼠之间不可跨越的阻碍。

莱尼躲到了树林里，一个人的逃亡，再没有乔治在一起，也再没有未来可以看见，在他的世界里还是那些美好，还是那些兔子，还是那些原始的东西，“我知道，克莱拉姨妈，太太。我这就去山里找个山洞住着，再也不给乔治添麻烦了。”即使幻想中看见的克莱拉姨妈和巨大的兔子在嘲讽他，但是他还是等到了乔治，还是听到了乔治说到了未来，“我们会拥有一小片地。”一小块地，牛有羊的地，有房子的地，有兔子的地，甚至是和别人的未来不一样的地，其实都是一种看不见的想象，都是藏在单纯是世界里的欲望。

人和鼠之间有着无法跨越的距离，现实和梦想之间有着无法消弭的矛盾，现在和未来之间有着隔绝一切的障碍，当然，所谓的底层生活和权力统治，也从来不呈现“我们”的状态，理智和情感，也再无“咱们”可以述说，就像斯林姆所说：“有时候一个人别无选择。”现实压迫而来，死亡无从选择，我们只是一种假象，未来只是一个梦境，“结束了，上帝。”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也不管是不聪明的人还是有着理想的人，所有人，永远不会有救赎。

迷宫中的将军

由 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C65·2170417·1377
作者：【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4年11月第1版
定价：
ISBN：9787544274371
页数：238页
“写玻利瓦尔是一项文学事业，对此我投入了所有的文献知识、技术知识和智力知识。《迷宫中的将军》具有超过我其他任何作品的重要性。它表明我写的全部内容都符合一种地理现实和历史现实。”就如其中的写作手法一样，没有了魔幻，以直接而准确的叙述介入到历史中，变成了一种关于1830年历史的知识。南美解放者玻利瓦尔在生命最后的14天，沿着马格达莱纳河走向自己一生幻影般的旅程：在被疾病困扰、心灰意冷和种种超出了他的控制的不利条件下，重访了河岸边的城市，重走了见证他起伏辉煌的战绩的河流，这趟旅程满载着他曾经的抱负、他曾经的同路人以及遭受的背叛，奔赴大西洋——迷宫中的将军“首次出场”，却是在奔向一种死亡……

《迷宫中的将军》：我不想听到行刑的枪声

“这场自相残杀的战争唯一真正的原因就在于此，”将军说，“最悲哀的是，人们自以为是在改天换地，其实是在长期延续西班牙最落后的思想。”

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四日，波帕山麓的那所房子里，当五点钟的钟声敲响的时候，总管何塞·帕拉西奥斯告诉将军：“殉道的童贞女圣克里斯蒂娜日。”将军睁开眼睛，说了一句话：“四十七岁了，妈的，我还活着！”活着就是不死，就是战斗，就是激情，就是将军之为将军的存在——仿佛是第一次唤醒了他，就像二十年前他跨上战马，佩戴那把象征自由、主权、独立的宝剑，率领那些渴望独立的士兵，翻山越岭，冲入西班牙殖民者的阵营。

是的，二十年来，他四次横渡大西洋，骑马踏遍他比任何人都解放得多的山川，二十年来，他从西班牙统治者下解放了五倍于欧洲面积的土地，二十年来，他身兼玻利维亚总统、哥伦比亚总统、秘鲁独裁者三重职位。当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七号五点钟的钟声敲响的时候，四十七岁的活着状态对于将军来说，是一种关于独立、权力的延续，还是像波帕的雨夜一样，在潮湿的世界里归于沉寂？西蒙·何塞·安东尼奥·德拉桑蒂西马·特立尼达·玻利瓦尔-帕拉西奥斯，这是一个被南美历史永远载入史册的名字，它是自由的团结的象征，它是主权和独立的符号，当二十年的历史重新被唤醒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将军，而是变成了“我们”。

六月十六日，国家议会授予他终身年金，他在给莫斯克拉总统的正式信件里，模仿帝王用讽刺的语气第一次使用了第一人称复数：“我们有钱了。”六月二十二日，他收到了出国护照，高举起来挥舞着说：“我们自由了。”两天后，当他迷迷糊糊从睡梦中醒来，在吊床上睁开眼睛的第一句话是：“我们真伤心。”有钱的我们，自由的我们，伤心的我们，将军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个将军，不再是二十年来的那个“我”，而这种以第一人称复数代替单数的改变，也把“我还活着”的惊喜变成了“我们还活着”的状态。

我们活着，就是一种集体的存在，就是一种复数的力量，即使厄运降临，即使病魔产生，即使时日无多，将军还是像二十年前一样，向着世界的“我们”召唤：“中尉军阶以上的人，凡是想去委内瑞拉打仗的，都可以报名。”打仗是为了解放，打仗是为了独立，打仗是为了生存，当第二天早晨波帕山麓的房子变成了撤空的军营，所有人都变成了“我们”，而将军也成为“我们”的一个：“将军满怀希望地期待一场新的战争使昔日的荣誉重放光彩。”

这是将军的另一次命名，曾经他作为英雄被推上了权力的王座，他是别人的将军，他是历史的将军，而现在，他在四十七岁的钟声敲响的时候，在被重新唤醒为“活着”的状态中，在看见了复数的“我们”血脉贲张的时候，他的自我命名仿佛开始了新的传奇，“现在他已经不是失败引退、出国流亡的模样，而是一个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将军。”二十年前的功勋已经翻过了一页，二十年后的历史似乎正在开启，而这开启的历史里，却沾满了鲜血，充满了权力，散发着恶臭。就在六月四日，将军最好的朋友，也是自己辞职之后最理想的继承者苏克雷元帅，和家人一起经过昏暗的贝鲁埃科斯地区时，遭到伏击，他被人打冷枪从背后暗杀；在离开最高统治的权力王座后，他听到了曾经庇护过策划暗杀行动的桑坦德再一次制造了暗杀事件，甚至想伦敦借款纵容朋友贪污腐败；九月五日，拉斐尔·乌达内塔将军发动了哥伦比亚的第一次政变，华金·莫斯拉克总统和凯塞多副总统成了孤家寡人，继而离职出走，暗杀、腐败、政变，当这些词语组成了独立后的国家标签，对于将军来说，二十年来的努力都变成了一场空，在自相残杀中，所有的改变都走向了被统治的老路，所有的奋斗都回到了被奴役的起点，“最悲哀的是，人们自以为是在改天换地，其实是在长期延续西班牙最落后的思想。”

所以，在“像臭鱼一样让人恶心”的世界里，他要重新变成将军，他要投入新的战争，他要重塑昔日的辉煌，反对制宪议会授予他的职权，拒绝拉斐尔·乌达内塔将军让他回去的邀请，作为重新回到“我们”中的将军，他需要剥夺派斯将军对委内瑞拉的控制，他需要从库库塔发起大规模进攻，他需要在自己四十七岁生日开始一种“活着”的状态，但是，二十年的战斗已经过去了，昔日的辉煌已经不再，即使自由和团结、主权和独立就在自己眼前，对于将军来说，“我还活着”已经是奄奄一息之后的回光返照，就像那个英国外交官在给政府的报告中说的那样：“他的时间所剩无几，连到坟墓都很勉强。”

一切已经结束了，而一切的结束早已经被注定了，不是别人的预言，是自己看见了末日，当他第一次发表总统演说的时候，他就说过：“我获得和平的第一天也就是我执政的最后之日。”而在一八二三年写给桑坦德的信中说：“仿佛魔鬼主宰了我一生的际遇。”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中他看到了魔鬼，在站上权力王座的时候，他看到了自己的落幕，这是一种必然的循环？那次他对苏克雷说：“总而言之，我们双手创造的一切，正遭到别人的践踏。”而懂得他的苏克雷说：“那是命运的嘲弄，我们似乎把独立的理想播种得太深，如今人们互相都在搞独立。”从西班牙殖民者的手中夺得五倍于欧洲的土地，这是独立战争的胜利，但是胜利并不仅仅是坐上权力的顶点，并不只是被授予英雄，并不只是成为一种象征，当那支卫戍部队要求补发三个月的欠饷，游行变成了哗变，当以自由派的名义清除异己的时候，权力制造了分裂，当议会开始新的选举，制度变成了摆设，而这一切无疑又走回到了曾经西班牙统治时期，无疑将所有的战果都变成了个人的私利。

一八二六年二月八日在利马举行的招待会上，将军祝酒时说的话还历历在目：“在秘鲁辽阔的土地上，如今一个西班牙殖民者都不剩了。”那一天美洲迎来了独立，而对于将军来说，他的更大目标是把美洲变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庞大、最不平凡、最强盛的国家联盟。只是这仿佛是一个梦，就像他自己，当他身兼玻利维亚总统、哥伦比亚总统、秘鲁独裁者三重职位的时候，他其实早已经脱离了“我们”的世界，而成为那个被推上巅峰的“我”，高高在上，却又孤寂无比。所以将军看见了主宰自己一生的魔鬼，看见了胜利旗帜下的末日，他在吃肉汤时说：“任何议会都救不了共和国。”他在临睡前说：“我明天就离开这个国家。”

辞去总统的权力，离开统治的位置，对于四十六岁的将军来说，这是自我否定时代的开始，“刚过去的七月，他满了四十六岁，但那鬈曲粗硬的加勒比人头发已经花白，骨骼由于未老先衰变了形，他显得如此衰弱，仿佛熬不到明年七月。”他变成了一个人，即使有总观，有部队，有看守，但是对于将军来说，他只是一个孤独的人，而在这孤独的世界里，他看到的一切都变成了否定的现实。当他听说华金成为新的总统的时候，他发出的疑问是：“难道我一票没有？”当谈到君主制的时候，他的回答是：“我的额头永远不会被皇冠玷污。”当他听说总统软弱、副总统是个机会主义者，而被别人推举为最合适的人时，他却说：“我已经不存在了。”当他回想是三年前皮亚尔将军在安戈斯图拉被枪决的情境时，他说：“我不想听到行刑的枪声。”

一票没有的选举，不被皇冠玷污的额头，不存在的自己，不想听到行刑的枪声，这些否定句构成了将军对权力的排斥，也像是在回应总统就职时的那句谶言：“我获得和平的第一天也就是我执政的最后之日。”而实际上，这些否定仍是一个将军的否定，也就是说，他的离开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凸显了他内心隐藏的权力影子，议会、总统、枪声、国家，如何能绕过将军，绕过二十年的独立战争，绕过越演越烈的权利斗争？所以辞去总统权责，离开首都，前往欧洲，在将军的内心来说，却依然无法忘记那些争斗，那些暗杀，那些权力，甚至当他成为一个权力的牺牲品而被暴民称作是“独夫”的时候，一种权力体制依然无法从他否定的状态下彻底消失。

而在离开的那条路上，看见的，想起的，也都是和二十年来的独立斗争有关，和英雄主义的自己有关，和革命、胜利的荣誉有关，在破败不堪的翁达城，他会想起得势的最初几年，在盛大宴会上和客人们一醉方休，那个豪华时期使用的刻有他姓名第—个字母的专用餐具保存了下来；在“上帝之乡”蒙博克斯，当群众涌进康塞普西翁教堂参加感恩意识的时候，他会想到曾经辉煌时的种种仪式，人们跪倒在他的脚下，高喊着他的名字；在卡塔赫纳，当将军坐在破旧的四轮马车上的时候，他想起了一八一三年八月胜利开进加拉加斯时的情境，“那次他头戴桂冠，坐着一辆由城里最漂亮的六个姑娘拉的敞篷彩车，在热泪盈眶的人群中间缓缓通过，正是在那天人们给了他一个光荣不朽的称号：解放者。”英雄、解放者、总统，这些荣誉刻写在每一个城市的记忆中，而这些记忆也组成了将军无可逃避的权力影子，当政局发生改变，对于将军来说，无非是那些权力影子的扭曲，“毁掉我光荣的不是敌人的背信弃义，而是朋友的卖力。是他们使我陷入奥卡尼亚国民议会的灾难，卷进了君主制的麻烦事，他们先是怂恿我争取重新当选，后来又用同样的理由劝我辞职，现在又把我困在这个国家，一筹莫展。”

又回到了“我”的时代，在孤寂和疾病的折磨中，将军似乎第一次想要一个真正的自己，真正的“我”，不管是从独立战争的“我们”状态，还是从权力争夺的“我们”状态中走出，都将可能是一次真正抵达内心的努力。而在离开的途中，在将军世界里出现的那些女人，似乎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了一个独立的“我”的命名。“我很爱你，如果你现在比以前更理智，我会更爱你。”这是陪伴了他八年的曼努埃拉·萨恩斯对将军说的话，“她是将军丧偶二十七年来长期保持爱情关系的最后一个女人，也是将军的心腹、文件保管员和最富激情的朗读者，并且是他的参谋部成员，有上校军衔。”他们可以在不关门，不脱衣服，也不睡着的床上，可以读十遍卢梭的那部《爱弥儿》，甚至在将军陷入困境的时候，曼努埃拉扮演了国内第—个玻利瓦尔分子的角色，“她单枪匹马发动了一场反对政府的宣传战。”八年炽热的感情，十遍渴望自由的书籍，以及一生奉献给独立的追求，她成为将军生命中最动人的风景，而她之存在，在爱情的意义上拯救了将军的灵魂。

而对于将军这一生来说，女人的出现，或者如路易莎那样，在满足之后给了她自由身；或者如米兰达一样，她在自己编织的柔情中获得了将军队丈夫的赦免；或者如马格达莱纳河边的那个女仆，让她有了被宠幸的时光；或者如带进禁止妇女人内的斗鸡场的卡米尔，是女性的一次解放；或者如波帕山麓的房子里的那个天使般的少女，头上隐隐发光的萤火虫装饰是幻化的美……女人世界里的肉体、欲望和美，在将军的世界里，早已不是如曼努埃拉的那种爱情，“他迫切需要情爱的时候，不顾一切地把她们弄到手。一旦满足之后，他只限于在幻想中继续怀念她们，在远方给她们写热情冲动的信，捎去贵重的礼物表明没有遗忘她们，但从不让自己的生活受到丝毫牵连，他的感情与其说是爱，还不如说是虚荣。”

也是男性欲望的表达，而这种欲望即使在将军离死亡越来越迫近的时光里，也无法逃脱男权的影子。所以将军寻找的自我，永远无法脱离“我们”而成为自己的一部分，永远无法在否定的语句中看见“我”，这或者是最宿命的悲哀。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这边的海岸到另一边的海岸，从听说的这一场政变到另一场政变，从记忆中的女人到眼前的女人，“整个国家已经四分五裂，内战的幽灵在她的废墟上肆虐，在逆境面前知难而退是将军最厌恶的事。”而在四分五裂的国家面前，他最后做出的作战计划，多少也只是自我安慰，那个“我们”永远不再，那个“我”早已走向了死亡。

当十二月份的天空变得浑浊，当“世界的命运有赖于里奥阿查”的战略走向失败，已经四十七岁的将军终于看见了自己，“是圣马特奥的气味。”这里是他乡愁的中心，三岁失怙，九岁失恃，二十岁丧偶，当将军成为将军叱咤风云的时候，这里的一切其实保存在古老的记忆中，但是，“他一生中几乎每晚都梦见圣马特奥的房屋，有时梦见他的父亲、母亲和每一个兄弟姐妹，但从没有梦见过妻子，因为他强忍悲痛把她埋葬在遗忘深处，才能没有她而继续活下去。”父母、兄弟、妻子、故乡，以及糖厂的味道，这些东西才是属于他自己的，“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更接近自己的家。”而现在，从二十年的战斗中回家，从权力的世界里回家，从被折磨的痛苦岁月中回家，才敞开了那个叫做我的世界，而他在看见我的时候，第一次抛弃了否定句式，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他说：“我至多再能活两个月。”

再活两个月，不是“妈的，我还活着！”的惊喜，不是“我已经不存在”的否定，不是“他的时间所剩无几”的悲哀，但是在这一种回家的喜悦中，“至多再能活两个月”何尝不是自我的预言？当生的时间只剩下两个月，必然的终点就是死亡，两个月的生命就是两个月之后的终结，而这也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提到死亡。但是死亡来到，对于将军来说，却又是坦然的，因为他已经回家，回到了没有纷争、没有战斗，没有权力争夺的家，回到了没有皇冠、没有宝剑，没有总统职位的家，“我不想听到行刑的枪声”，世界其实安静如刚出生时的样子：“于是他叉起手臂搁在胸前，开始听到榨糖厂的奴隶们在下午六点钟唱的圣母颂，看到窗外天上那颗无缘再见的明亮的金星，终年不化的山顶积雪，爬藤新枝上的黄色钟形花，第二天星期六由于举哀紧闭门窗，不能看到它吐放了，还有那永远不会重复的生命的最后光芒。”

礼拜二午睡时刻

由 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C65·2170417·1376
作者：【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5年03月第1版
定价：
ISBN：9787544275606
页数：168页
“《礼拜二午睡时刻》入选中国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格兰德大妈的葬礼》收入美国大学文学课本。”写在腰封里的话把“不容错过的马尔克斯经典小说”带向了教科书的境遇，这是一种褒奖，还是一种贬低？作为马尔克斯首部短篇小说集，收入其中的《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似乎才有限接近其之后成熟的“魔幻现实主义”的标签，希望“把现实翻转过来，让读者看到另一面的情形”的努力使马尔克斯开始在写实和魔幻中搭建了创作的桥梁。《礼拜二午睡时刻》共收录8篇经典短篇小说，包括《礼拜二午睡时刻》《平常的一天》《咱们镇上没有小偷》《巴尔塔萨午后奇遇》《蒙铁尔的寡妇》《周六后的一天》《纸做的玫瑰花》和《格兰德大妈的葬礼》。

《礼拜二午睡时刻》：上帝的意志难以捉摸

小伙子想起了妈妈说过的一句话：“所有小镇的所有街道不是通往教堂，就是通往公墓。”
——《周六后的一天》

为什么是两条路？为什么是必须的两条路？“不是……而是”的选择，其实根本不指明一个方向，当所有的小镇，当所有的街道都在没有选择中进行选择的时候，可能性意味着不可能，教堂意味着救赎，公墓意味着死亡，救赎是信仰意义上的皈依，死亡是肉体意义上的寂灭，却最后在殊途同归中无法接近一个上帝，那时候所有的小镇都沉睡了，所有的街道都关闭了，所有的救赎都没有了意义，而所有的死亡却都指向唯一的死亡，那神父在“才躺下五分钟”的午睡中醒来时说：“上帝的意志是难以捉摸的。”

就像一本书，当打开了所有的页面，当读完了所有的句子，当走向了所有的可能，即使听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62年发出的诡异叹息声，看到了马孔多格兰德大妈隆重的葬礼仪式，也发现了“哺育全体族人，垂死时仍然是个无儿无女的老处女”的封闭时代，但是1962年的上帝不指向可以选择的方向，所有的东西最后都以合拢的方式完成一种结局，那个孩子，那个母亲，被搁置在陌生的小镇，在星期二午睡时刻，无助而无力地在一个封面的故事里，再也无法看见孩子的面容，再也无法发现救赎的力量，他们死去，遗忘了一个星期最后可以离开的时间。

是的，从1962年过来，时间是唯一可能逃离的出口，时间的礼拜一，没有正式学位的牙医堂奥雷略·埃斯科瓦尔打开了诊所的大门，或者小镇的台球厅老板堂罗克重新营业，像是殡仪馆的台球厅上写着一句话“本室无球，暂停打台球”；时间的礼拜二，穿着褴褛的丧服女人和小女孩来到了大家都午睡的小镇；时间的礼拜三，镇上最有钱有势的何塞·蒙铁尔死在了他的吊床上，或者在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之后，清洁工从丢下的垃圾开始，“清扫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时间的礼拜四，那个年轻人离开从学校里搬离出来的母亲，坐火车去往小镇的教堂；时间的礼拜五，发现假袖子还没有干的米娜错过了去教堂做弥撒以及领圣餐；时间的礼拜六，主持祭坛圣礼的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看见一只奄奄一息的小鸟跌落在他的脚边，或者小镇上的人不再给“不肯说出把球放在哪儿了”的黑人提供食物；时间的礼拜天，妻子安娜不肯借钱给达马索买台球，空虚而漫长的一天变开始了。

从时间的礼拜一到时间的礼拜天，七天都可能打开不同的入口，开门做生意，开门进城，开门去往公墓，开门清扫垃圾，开门去做弥撒，开门救助受伤的小鸟，但是不同的入口却通向唯一的出口，否定的出口，错失的出口，死亡的出口，以及午睡的出口，当所有的入口通向唯一的入口，当所有的可能通向唯一的不可能，上帝又在哪里？一个七天的轮回，一种七天的仪式，时间不是编织新的机会，在“上帝的意志是难以捉摸”的无措中，魔鬼便制造了“不是……就是”的选择。

九十四岁，是神父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的时间，他在自己的时间里，很肯定地说曾经三次亲眼看见了魔鬼。但是当九十四岁之后，三次看见的魔鬼却变成了三只死鸟，落在脚边，落在街道上，落在小镇的生活里，“那是在礼拜五夜间，他本来睡得就不踏实，突然被一股令人作呕的臭气熏醒了。是噩梦，还是魔鬼撒旦用一种新颖独特的手法在打搅他的清梦？”神父第一个闻到死鸟的臭味，对于这个礼拜五来说，他其实看见了和上帝无关的死亡。镇上的纱窗都破了，而原因是那些小鸟，它们撞破了纱窗，然后跌死在屋子里。纱窗被撞破了，是意味着秩序的死亡，而小鸟发出臭味，却是自己的死亡。

在死亡面前，神父安东尼奥·伊萨贝尔却想到了上帝的意志，时间的礼拜六，“从天上开始掉死鸟起九天之后”，神父在路过寡妇雷薇卡太太家门口的时候，看到了一只奄奄一息的小鸟跌落在他脚边。这次不是秩序的死亡，也不是自己的死亡，而是从天上掉下来未完成的死亡，奄奄一息的小鸟还有生命，所以神父希望救活这只小鸟，而且想通过雷薇卡太太来完成这次救护，在他看来，雷薇卡太太自从上校的弟弟在屋子里死在抢下之后，她已经远离了上帝，一年只做一次忏悔，就像那只奄奄一息的小鸟一样，需要接近上帝的救赎。但是那只小鸟在雷薇卡太太手上，却不是抵达活着的命运，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提前进入了死亡，雷薇卡太太厌恶地掐住小鸟，往瓢底下一扔，对神父说：“要不是撞坏我的纱窗，这跟我有什么相干。”

被撞坏的纱窗是秩序的死亡，把小鸟提前进入死亡，甚至不是它自己制造了死亡，雷薇卡太太在神父面前这样做的时候，她是不是神父又一次看见的魔鬼？一种死不同往教堂，甚至也不通往公墓，它只在上帝即将到来的时候通往每一个时间的坟墓，雷薇卡太太像一个魔鬼，认为自己是一具死尸的神父呢？“三加三等于六，一个礼拜就碰到半打。”神父在重新审视死亡的时间时，发现了死亡之后的上帝，“心中突然一亮，意识到一生中伟大的一天终于来到了”，因为，他从《启示录》上看到那句话说，当魔鬼出现的时候，他便是那个被选中的上帝的使者。死亡之后的救赎，魔鬼之后的使者，九十四岁成为一具死尸之后的复活，当那个为母亲搬离“退休”的年轻人来到城里的时候，神父第一次找到了自己的使命，而这个使命就是发现死鸟背后的原因，发现魔鬼行走的轨迹，“这回说是看见了流浪的犹太人。”在讲坛上发疯的神父用这样一种方式定义了真正的恶，用大布包来敛钱，目的是驱逐流浪的犹太人，“敛完钱，把钱交给那个最早到这儿来的小伙子。就说神父叫他去买一顶新帽子。”

这就是“周六后的一天”，礼拜六之后是礼拜天，上帝有着另外的意志，但是当掐死奄奄一息小鸟的寡妇雷薇卡太太、撞破无数纱窗的无数小鸟、发疯的九十四岁神父，一起出现在礼拜天的时候，所有的小镇，所有的街道，在这所有的时间里，都通向了死亡，在秩序之死，小鸟之死之外，又多了一种信仰之死，而在礼拜天上演的死亡里，是不是上帝一直在午睡？“不是通往教堂，就是通往公墓”，当上帝沉睡在“周六后的一天”，那么不妨在上帝难以捉摸的意志之外，可能性地走出一条可以选择的道路，从设想开始，从《启示录》的引语开始，从奄奄一息的小鸟开始，那条路就这样通向了公墓，一种和肉体有关的死亡。

肉体的死亡，是那个叫森特诺·阿亚拉的人，时间的礼拜一，凌晨三点，当那个还是叫寡妇雷薇卡太太的人拿起那支老式左轮手枪的时候，她会认为一个魔鬼来到了面前，“她不是凭门锁的响声来辨认方向的，二十八年的独身生活在她身上激发的恐惧感使她不但能够想象出门在哪里，而且能够准确地知道门锁的高度。”于是有人中枪了，于是有人死去了，那只是一个深夜行窃的小偷，寡妇无非是用枪来惩治一种恶，但是当“星期二的午睡时刻”，森特诺·阿亚拉的母亲和女儿一起来到这个小镇的时候，那个在礼拜一死去的小偷是不是走向了那条通往公墓的路？“借用一下公墓的钥匙。”女人想要打开通往公墓的路，但是，在这个小镇，在礼拜二，所有的人困乏得睡午觉去了，甚至连神父也不例外。但是才躺下五分钟的神父终于还是办理了手续，当他面前是一个母亲的时候，他的脸唰地一下子红了，因为他知道，其实通往公墓的那条路在午睡的小镇上，早就已经关闭了。

因为，“人们都知道了。”一个小偷，一个深夜行窃的小偷，一个被抢打死的小偷，死亡之后从来不通向教堂，但是最后在午睡的小镇上，连通往公墓的路都没有了，就像那只奄奄一息的小鸟，在被命名为魔鬼之后，必然是像雷薇卡太太死掐而毁灭的命运。一样是小偷，自己就住在镇里的达马索潜入了那个台球厅，当他发现没有东西可以盗窃的时候，拿走了里面的三个台球，头一次行窃，没有被发现，还能拿回三个台球，这无论如何也是一次“战果”，但是当他把自己命名为小偷的时候，其实已经走上了通向公墓的那条路，镇上和警察开始讨论谁是小偷，那个无辜的黑人被当成了嫌犯，镇长鞭打他，不给他饭吃，“黑人没穿衬衫，他下唇裂开，一边的眉毛肿着，像个拳击手。”而看见了这一切的达马索陷入在一种无法退出的困境中，黑人是无辜的，却遭受了毒打，而自己是小偷，却已经无法回头——只拿了三个台球，台球厅老板堂罗克却说，抽屉里的二百比索的钱也不见了。终于，当那个夜晚，达马索像第一次行窃那样走进台球厅准备把台球放回去的时候，他被抓住了，连同三个台球和找不到的二百比索都成为了对他的指控，“有二百比索。现在你得受点儿皮肉之苦了。倒不光因为你是个小偷，更因为你是个笨蛋。”

不光是皮肉之苦，一个带着忏悔意识的小偷终于被送上了通往公墓的那条路，“咱们镇上没有小偷”，但是却有无法根除的恶，在这种恶的世界里，死亡就是“以为他死了”。一直靠做黄鹂的鸟笼生活的巴尔塔萨做出了最漂亮的一个鸟笼，那次是镇上富人切佩·蒙铁尔的儿子佩佩让他做的，在他拒绝邻居购买这只鸟笼之后，送到了切佩·蒙铁尔的家里，“他身穿白色衣服，刚刚刮过脸，一副毕恭毕敬的神态，穷人来到富人家里都是这样。”何塞·蒙铁尔看到了鸟笼，却认为儿子没有跟他商量就擅自做出了扎鸟笼的决定，巴尔塔萨却告诉他，这只鸟笼是送给佩佩的，“没想过收钱。”付出的劳动，明明可以收六十比索的钱，却最后变成了赠品，在巴尔塔萨的世界里，这或许也是对于权力的谄媚，而可悲的不是白送了鸟笼，反而在众人面前说拿到了五十比索，“从切佩·蒙铁尔那儿拿到这么多钱的，你是头一个。可得庆祝一番。”

这是谎言带来的盛宴，这是自我欺骗构筑的美好，而巴尔塔萨甚至从来没有觉得是一种虚伪，反而变成了虚荣，在喝酒庆祝的迷失中，“巴尔塔萨大谈他要扎出上千个价值六十比索的笼子的庞大计划，然后，再扎出一百万个笼子，凑足六千万比索。”即使最后跌倒在大街上，他最美好的梦依然没有醒来，“几个赶着望五点钟弥撒的女人走过来，都不敢看他，以为他死了呢。”一条路通往做弥撒的教堂，而另一条路则通向了自我迷失的墓地。那个被驱逐的流浪的犹太人，那个深夜中枪死去的小偷，那个偷了三个台球的笨蛋达马索，那个迷失的巴尔塔萨，他们就是以这样可悲而无奈的方式走向了寂灭的命运，而这一切全是因为在他们之上有那一只权力的大手。

那只大手是九十四岁还能看见上帝光辉的神父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给人忏悔的手，是“能够准确地知道门锁的高度”的雷薇卡太太拿出老式左轮手枪射出子弹的手，是镇长和警察以及台球厅老板惩处小偷的手，是富人切佩·蒙铁尔最后拿着巴尔塔萨鸟笼的那只手，而他们的手都让自己通往了教堂？“堂何塞·蒙铁尔死了。除了他的寡妇以外，人人都觉得大仇已报。”他是镇上最有钱有势的人，六年来享受了不义之财，还把儿子和女儿安排了最好的差事，但是，当一种死亡到来的时候，也是所有的东西终结的时候，“假如上帝星期日不曾休息，就有时间让世界终结了。”葬礼上，只有寥寥几个人送来了花圈，而镇上的人仿佛在这时间的终结中重新看见了希望，但是在堂何塞·蒙铁尔通往教堂之路的死亡之外，寡妇却在权力的崩溃中走向了另一种死亡，一把剪刀、一卷胶布和念珠，业绩夜晚的祈祷，她是看见了上帝的荣光，可是那却慢慢睡着了，拿着念珠的手顺着体侧滑了下去。在睡梦中他看见了格兰的大妈站在院子里，裹着白被单的格兰德大妈是死亡的象征，当寡妇问她“我什么时候死啊”，格兰德大妈抬起头，说：“到你觉得胳膊累了的时候。”

一种死亡已经降临，不是睡梦，是必然的现实。而那个马孔多王国的绝对主宰格兰德大妈呢？“在本世纪，格兰德大妈曾是马孔多的重心，正如过去她的兄弟、父母、父母的父母在长达两个世纪里独揽霸权一样。”她是母权制度的实施者，“她天生就有能力单独一人哺育全体族人，垂死时仍然是个无儿无女的老处女。”她把财产和家族姓氏封闭在一个神圣的铁丝网内，“在网内，叔父和侄孙女结亲，堂兄弟和姨妈结亲，弟兄们和小姨子结亲，直到组成血缘关系错综复杂的一团乱麻，造成一个恶性循环的繁殖圈子。”她创建了闹哄哄的集市，执掌了先辈传下来处置生命和财产的权力；她甚至超越了政治权利和宗教权力：“政府机关的某位官员为她扇扇子，即使在举扬圣体的时刻，她还享有免跪的特权，为的是不弄坏镶着荷兰式荷叶边的裙子和浆过的波浪边衬裙。”而在葬礼上，共和国总统发来了电报，国防部长亲自发表演讲并默哀一分钟，教皇“搭乘长长的黑色凤尾船，奔向遥远的、不同凡响的格兰德大妈的葬礼”，甚至，总统下令举行九天的国葬，按照为国捐躯沙场的女英雄举办葬礼。

死亡不仅仅是死亡，它是权力的再现，它超越了活着的荣耀，格兰德大妈有着永远握着权力的手，和那些权力中心的人一样，他们组成了权力体系，当那些小偷、黑人、扎鸟笼的商人、牙医走向通往公墓道路的时候，他们却走向了通往教堂的路，但是当九十四岁的神父在神坛上发疯了之后，教堂之路上还有什么上帝的荣光？小镇在沉睡，马孔多在沉睡，从礼拜一到礼拜六，再到世界终结的礼拜天，连上帝也在沉睡，而在丧失了意志，没有了救赎，迷失了信仰的午睡时刻，死亡其实废除了1962年的上帝，而那些魔鬼从来就是扮成上帝的撒旦，所以真正需要指明一条救赎之路的不是上帝已经制定的七天，而是重新开始的“明天”：“清洁工会来到这里，清扫葬礼丢下的垃圾，清扫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