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雪公主

编号:C55·1981003·0456
作者:(美)巴塞尔姆
出版:花城出版社
版本:1992年9月第一版
定价:7.20元
页数:250页

七个善良的小矮人成了庸俗的商人,美丽的白雪公主成了一个泼妇,森林里的美丽童话变成了男女乱伦的故事,巴塞尔姆似乎要打碎一切唯美的东西,让它们变得鲜血淋淋。这位美国最先锋的作家对经典的颠覆似乎永无止境,甚至让读者猝死在阅读中他才可以面露微笑,这部中篇小说的第一句:“她是一个黑美人,高个儿,身上长着许多美人痣。”本书为“20世纪外国文学精粹丛书”之一,内收《白雪公主》及8部短篇。

 

 


《白雪公主》:我厌倦仅仅做一个家庭主驸

 

保罗坐在浴缸里,水从上面冲下来。他在写一份正式取消书。“对形式有所偏爱也许不对,”他想,“但取消却对我有一种特殊的诱惑。我真想取消一切,如果能做到,整个文字世界就会……”更多的热水落入浴缸。“我想取消绿色的海,海里棕色的鱼;我尤其想取消垂在那个窗口的黑黑的长发。……那头发,它使我紧张……现在电话铃在响。是谁呢?谁在找我?我不去接。那样,我就暂时安全了。”

 

这是星期一的童话,这是“把黑如乌木的头发从窗口放下去”的寓言,淋浴间里有人厌倦,有人隐退,有人焦虑,有人从星期一的时间里撤走,有人看见白雪公主的双乳,有人把一封信塞进厨房间,有人在用自动打字机写着诗歌,他和他们,包围着她,包围着一个家庭主驸,而另一个她,却用一张“构建精巧、形式华美的温柔的毒网”寻找迷恋者,他们是写下来的词语,他们是电话号簿里的号码,他们是身上几乎能排成一排的美人痣。

七颗美人痣,在洁白如雪的皮肤上排列成一个竖排的省略号,“胸上一颗,肚子上一颗,膝盖上一颗,脚踝上一颗,臀部上一颗,脖上后面一颗。”全长在左边,全长在书的第一页,全长在星期一的窗口,可是右边呢?书页的另一面呢?星期一之外的其他日子呢?剩下的就是不能碰的身体,不能触摸的页码,不能张望的窗口,以及“移动太多并且部分缺席”的词语,“七也是”的另一个意思是他们作为七个男人都会这么想,“白雪公主在等我,虽然她也在等比尔、休伯特、亨利、爱德华、凯文和丹,但我还是禁不住会这么想。”克莱姆一边烫着衬衫,一边想的时候,那个房间里已经发生了“移动太多并且部分缺席”的故事,已经具备了“感情释放的不同程度有意的突发”,以及已经在一片阴影中“取消面孔的思想部分”。

“他们七个男人加起来,大约只相当于两个真正的男人。”是谁叫白雪公主这么想,是窗口的黑如乌木的头发,还是那首足足四页又长又臭的诗歌,还是那一起脱掉的睡衣,但总之是只有两个男人,他们简约成一个有着血统的王子保罗和制定计划的追求者霍格,而最后怕镜子、苹果和有毒的梳子的白雪公主以喝下一杯装有冰块的吉布森伏特加的方式取消了那竖排成省略号的七颗美人痣,取消了窗口,取消了星期一。

这也是保罗想要写的那份取消书的一部分,水从上面冲下来,更多的水落入浴缸,但所有的水都像窗口的头发一样,只是白雪公主的形式,取消是绿色的海,取消棕色的鱼,取消黑黑的长发,取消电话铃声,取消被假装的那个“安娜”的名字。取消是世界的新方式,取消是为了更安全的存在,取消就是一个不说话的省略号。所以在”我该爱谁“的疑问中,白雪公主取消了词语,“世界上要是有几个我很少听到的字该多好啊!”很少听到的词是有人开始厌倦白雪公主,是有人不愿卷入纠纷,是有人选择隐退来处理焦虑,是有人不愿有人碰他。很少听到的词是霍华德说的“鱼的粘液”,是凯文说的“现在我们又得吃苦了”,是比尔命令的“必须说”,是亨利说的“谋杀和创造”。而白雪公主拒绝被人读的诗歌里也有那些被取消的词语,那些很少听到的词语,第一个词是什么,是“包扎好然后受了伤”,“它是押韵的还是自由体?”白雪公主说是“自由,自由,自由。”,而主题是伟大,是关于爱情,关于肉体,关于追求,关于欣赏,关于从星期一开始的美人痣。

但是当阿米莉亚的裙子底下出现打字机,“我想大概是自动写作”的现实对于取消词语来说,却是一次真正的革命,是真正伟大的主题。与自动打字机一样出现在房间里的是七个男人的生活片段,“比尔把一条大的黑绷带放在爱德华嘴上,克莱姆脱光了衣服。我抽着一支旧金牌香烟,就是我刚才抽过的那支。”而“艾丽西亚给我们看她的色情糕点”。在刷洗楼房、制造婴儿食品,尤其是在婴儿煲吔、婴儿豆酥、婴儿炸虾、组成的中国婴儿食品的世界里,白雪公主就像在浴缸里游动的鱼,在创造一种让人迷惑的爱,她的优柔寡断和困惑只是为了回答“可是我该去爱谁呢?”的疑问,在寻找很少听到的字的时候,白雪公主以美人痣和黑如乌木洁白如雪的身体语言寻找“伟大”的主题,所以她会认真地打扫卫生,在“书蠹不咬人”的自我暗示下,她往书上喷杀虫剂,用吸尘器的刷子刷掉书上的灰尘,又用手掌和插头把牛脚油涂在封面上,还用宣纸上剪下来的纸条补好了几页撕坏的,用温的斗烫平了几页弄皱的,还将封面上新的霉斑用一块干静、柔软、沾了点雪利酒的布擦掉的,最后是在书柜里挂了一个装有二氯苯口袋,以防止发霉。

唐纳德·巴塞尔姆:摧毁了整个童话世界

但是伟大的主题只是写在身体上,写在向左排列的美人痣上,写在周而复始的星期一里,写在包扎好之后又受伤的词语里,“有一天我的王子会来。”这是白雪公主想要的,她的意思是她的存在是不完整的,有待于一个能使她完整的人的到来。也就是说,她是作为“不在一起”而存在的,尽管她在某种意义上是和比尔、凯文、克莱姆、休伯特、亨利、爱德华和丹七个男人在一起。但是七只是一个符号,窗口只是一个取消的场景,而她站在星期一的窗口,等待的却是那些“对头发的反应”。年迈的老人走过来,是告别,“再见,头发!再见,如果是永远,那就永远地,再见!”摇滚乐队的头儿弗雷德走过来,是颠覆,“哥儿,一切都变了。我也变了。”比尔看见,肯定是许多头发挂在那儿,是原始,“从史前到现在。只可能有一个答案。那便是白雪公主。”而保罗在闪回中,看见水从上面冲下来,看见更多的热水落入浴缸,是取消,“我想取消绿色的海,取消海里棕色的鱼;我尤其想取消垂在那个窗口的黑黑的长发……”丹坐到一个盒子上强迫大家都坐在盒子上,是分享,“为的是如果想坐,就可以坐在上面。”坐在上面,就像水的覆盖,就像欲望的覆盖,就像词语的覆盖,是填塞,是无限,是沉淀,是“语言中可以看作垃圾现象的模式的某些方面”。

而爱德华对头发的另外反应是:“做一个家庭主驸。”做家庭主驸曾经是休伯特在放恐怖片时听到白雪公主说过的话:“我厌倦了仅仅做一个家庭主驸!”那时休伯特把手放在白雪公主的大腿上,用一个害羞、试探性的动作,在那儿温暖——阴门就在那儿。从家庭主妇到家庭主驸,这是词语的异文,是词语的取消,像阿米莉亚裙子底下的打字机一样,随机却又充满着某种对身体的探秘。家庭主驸是一个怪胎,是渴望被爱却又走不出头发的魔咒的现实,是等待却又呈现出“七不是”的残酷,“家庭主驸!美国奢侈的基础!家庭主驸!没有它,平民生活的整个结构就会崩溃!家庭主驸!没有它,我们存在的全部理由眨眼间就会跌落到野蛮人的水准;而我们因为野蛮而责怪肮脏的动物是完全正确的。”家庭主驸是一种象征,是“人类苦难金树上最主要的装饰!”而在被取消词语的时候,家庭主驸已经无处可逃了,它扼杀了性格中起码的自爱,扼杀了性格中适当的自我敬畏,“作为家庭主驸,我们性格中只有种危险的自我仇恨。”

自我仇恨取消了等待,取消了敬畏,取消了伟大,那么当不是星期一的窗口,白雪公主就变成了无意义:“还没有人爬上来。那就说明了一切。这个时代不是我的时代。我生不逢时。那些人都有毛病,站在那儿伸着脖子目瞪口呆。那些人也有毛病,来都不来,也不试一试爬上来。充当这个角色。世界本身也有毛病,连提供一个王子也做不到。至少还做不到有发达的文明来给这个故事提供一个正确的结局。”王子保罗在哪?在浴缸里?在取消了大海和鱼的世界里,在安全地不接电话的生活中?电话铃响起来的时候,是简打给完全陌生的奎斯特格先生,是穿透彼此空间的989-7777号码,“我相信我们今天受苦是因为彼此缺乏联系。”因为他们存在不同的空间里,一个电话打开了陌生的世界,打开了自我的封闭世界,“你完完全全受我控制。”这是简给电话下的定义,这种穿透是不是比窗口更直接,是不是比等待更主动,“我建议你用一个尚未登记的号码。”这是简指明的道路,但是对于在电话号簿中所有随机的号码一样,穿透会随时发生,自我性会随时破坏,当然,保罗想要的安全也会随时取消。这是简的颠覆,“……如今我培养我的恶。那是一种有修养的恶……就是霍格,我想,他也主要是迷恋我的恶,迷恋这张构建精巧、形式华美的温柔的毒网。他享受着我周身的痛苦。”因为简曾经漂亮过,因为简爱着霍格,而霍格却在一场计划中注视着白雪公主,注视着等待王子保罗的白雪公主。

意义是为了无意义,等待是为了取消,不管是词语还是电话,不管是爱情还是邪恶,两个女人在相反的道路上寻找自己解体的童话。而当童话被取消被穿透,那种美人痣、诗歌、书本,以及痛苦、爱情和都变成了鱼的粘液,变成了色情蛋糕,而意味着精神肖像和批评研究的“家庭主驸”也荡然无存,作为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对于富人、穷人的平等观也像是“让一保罗·萨特是一个屁”的句子一样,变成了堕落的口号。而生活中处处有了性暗示——甚至这种暗示也取消了性的寓意。丹对“突然中断的钻孔”的解释是:“钻孔时螺旋线断了,比如空心轴时,把螺纹截断,有时把钻杆截断。和阳螺旋相配的防松螺母一起用。”钻、空心钻、杆、阳,这些充满着性暗示的词语“永远骚扰着我们的视听,我们都得围着转……”而性从来不是目的,当星期一的白雪公主在不同的头发反应中也成为一个被抽空的符号:“当我们去了解白雪公主时,我们了解什么呢?首先我们了解她那两个四分之三大小的乳房一般都用一条红毛巾裹着,朝我们抖动。或者,如果我们从另一个方向了解,我们了解她那个漂亮的雪白的屁股用一红毛巾裹着,抖动着离开我们。我问你们,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调查中,什么东西一直不变?什么因素保持原样?噢,很简单,那条红毛巾。”红毛巾覆盖了身体,覆盖了美人痣,覆盖了左边的竖排省略号,也覆盖了性欲本身,“为了把性欲推向高潮,某些障碍是必要的。在历史的各个时期中,只要自然障碍不够,人们就会竖起一些人为的障碍。”

黑体,粗大的黑体,写在右面的书页上,像一句口号,这是被写成经典的话语,它不是一个孤独的行为,它是群体性行动,在左边的解体童话中,这些黑色的粗大字体和经典话语成为救赎者,成为在取消词语、取消联络、取消自我的世界里的意义,“英国第二代浪漫主义者继承了第一代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由于工业社会和政治压迫的邪恶而变得复杂。最后,他们发现,答案并不存在于社会之中,而是在摆脱社会的各种独立形式中:英雄主义、艺术、精神超越”这是第21的右边,“对世界的诅咒不是一种对世界的正确反应”,这是第151页的右边……但是这样的救赎能否解救白雪公主吗,解救她的等待,解救从窗口放下来的黑发?

“啊,等待一位王子真是太棒了——你等待着,并且知道你等待的是一位风度翩翩的王子——但它仍然是等待;正如布雷克评论的那样,等待是一种存在方式,一种阴暗的方式。”等待只为等待,当等待的后面是胆小鬼的波波,当等待的后面是透过窗户望见白雪公主裸露着双乳的保罗,当等待的后面是装作拉手风琴的霍格,当等待的背后是带着诅咒的恶意的简,当等待的后面是因犯有杀桶和失败罪被吊死的比尔,等待变成了毁灭,星期一变成了毁灭,七个男人的寓言变成了毁灭,肉体的红毛巾变成了毁灭,“也许那七个男人本该把我留在林子里。在那儿毁灭,当所有的树根、浆果,兔子和知更鸟都耗尽了。假如我那时候毁灭了,现在我就不会在这儿思想。没错,有朝一日,我终究会毁灭。肯定会的。思想终止了。”

奇妙的肉体和思想,在白雪公主看来“我的肉体就是我的思想”,而它会“情不自禁地、丑恶可耻地把自己投入坏事的怀抱,从不考虑有没有人在看着或有没有真正的价值”,对于白雪公主来说,自我也只不过是一排竖排的省略号,是一组被取消了的词组,是一条覆盖在肉体上的红毛巾,而保罗变成了一只青蛙,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碎片,被取消的词语,被取消的电话,被取消的性,被取消的秩序:“比尔的朋友丹是新的头头。我们已经决定让霍格留在家里。他也许是一个畜生,但却是一个有能力的畜生。”而白雪公主在保罗的墓地撒上菊花,对她的意义仅仅是:“但她喜欢他活着时的血统,她喜欢的不是他,而是对她意味着‘他’的那个抽象概念。”

存在而存在,童话世界只不过是一个等待的阴暗方式,那些有着婴儿商品,有着色情蛋糕,有着自动打字机的世界绝不是森林里的王国,不是七个男人的浪漫故事,也不是美人痣组成的省略号,总统望着窗外说:“而他们是美国人,比尔、休伯特、亨利、凯文、爱德华、克莱姆、丹和白雪公主。他们是美国人。我的美国人。”那里有着挤满了芝加哥街道的大众牌汽车,有着穿着陆军剩余的服装躲着吸毒的孩子们,有着对白雪公主和淋浴不忠的青年保罗,有着道琼斯指数还在下跌的现实,“人们依旧是衣衫褴楼,在千分之一秒间,总统想到了我们。”而想到的无非是那些“河流中巨大的泥球”,不是浴缸上放下来的热水,也不是窗口放下来的黑发。在一个破碎的现实里,在一个等待变成戏谑的寓言里,白雪公主被取消了所有象征,“白雪公主屁股的失败,白雪公主又变成处女,白雪公主羽化登仙,白雪公主升上天空,主人公们出发去寻找新的原则,嗨嗬”。第154页的右边,黑色的粗大字体,像一句口号。

就像保罗坐在浴缸里的正式取消书,写完的时候,才发现它其实早就是一个被设定的阴影,一个“取消面孔的思想部分”,在白雪公主厌倦做一个家庭主驸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1.你喜欢目前这个故事吗?是( )不( )”;“2.白雪公主是否像你记忆中的那个白雪公主?是( )不( )”;又或者是:“9.这部作品对你是否有形而上学的意义?是( )不( )”;“10.它是什么___________(最多不超过二十五字)?”;还或者是:“14.你是站着读书?( )还是躺着?( )坐着?( )”;“15.按照你的观点,人类是否应该有更多的肩膀?( )两副肩膀?( )三副?( )”……填空或者选择到底会有什么意义?或者说当取消词语取消童话取消家喻户晓的故事的时候,唯有这些问答题还具有某种形式上的等待意义,像家庭主驸一样具有精神肖像和批评研究的可能性。而这种让你进入括号里的诱惑只不过是一个另一个陷阱:

我们喜欢书中有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它们和正文完全没有关系(或者说确实是根本没关系),但是,细心安排后,可以提供一种正在发生什么的“感觉”。这种“感觉”无法从字里行间读出来(因为那儿,那些空白的地方,什么也没有),但是能靠阅读这些话读出来——看着它们,达到一种感觉,但不是纯粹满足的感觉,满足是一种太高的期待,而是一种读完了的感觉,一种已经“完成”的感觉。

是的,它的后面站在一个人,他不是从星期一的窗口挂出头发的白雪公主,不是坐在浴缸里取消绿色的海和棕色的鱼的保罗,也不是对百分之八的收入吐口唾沫而带来更多快乐的霍格,当然也不是将七个男人称作美国人的总统,他是唐纳德·巴塞尔姆,把白雪公主从玻璃山上“头朝下地扔下山去给我的那些相识”的巴塞尔姆。

 

魔杖

编号:C55·1980926·0449
作者:(美)罗伯特·库弗
出版:作家出版社
版本:1998年2月第一版
定价:14.20元
页数:305页

库弗曾经承认,他与贝克特与卡夫卡一样,是个不妥协的现实主义者。他把自己的小说创作归结为“在描述我自己生存的时代之神话与梦幻。”对传统的反叛使之成为美国60年代最先锋的作家,梦幻代替了偶然,神话代替了现实,库弗对故事技巧的成熟运用使他的作品看上去更像是一种呓语,这位“塞万提斯”风格的继承者一直在传统的里面进行革命。内收库弗的短篇小说18篇,为“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系列”第三册。

日瓦戈医生

编号:C38·1980922·0448
作者:(苏)帕斯捷尔纳克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1997年12月第一版
定价:20.40元
页数:655页

这部曾被说成是“精神上仇恨社会主义”的小说却为作家赢得世界文学最高荣誉,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依然有太多得读者鄙视这部作品。以诗歌见长的帕斯捷尔纳克用小说反映了十月革命前后知识分子的矛盾心态,革命的暴力对作者来说却成为一种对人性的践踏,帕沙·安季波夫的死亡也是对苏联政坛的一记耳光,但帕斯捷尔·纳克依然无法摆脱小说中人物一样的命运,这本500万字的小说依然没能实现他对自由的向往。部短篇。

 


《日瓦戈医生》:他们的浪漫史是二十桶水

 

谁也不能创造历史,它看不见,就像谁也看不见青草生长一样。战争、革命、沙皇和罗伯斯庇尔们是历史的目光短浅的鼓动者,它的酵母。革命是发挥积极作用的人、片面的狂热者和自我克制的天才所制造的。他们在几小时或者几天之内推翻旧制度。变革持续几周,最多几年,而以后几十年甚至几世纪都崇拜引起变革的局限的精神,像崇拜圣物一样。
——《重返瓦雷金诺》

 

“二十桶水”的浪漫史已经是最后的结局了,经过了莫斯科、瓦雷金诺与尤里亚金,经过了罢工、战争和革命,经过了铁路、丛林,以及“带雕像的房子”,当然,也经过了冬尼娅的婚姻、拉拉的爱情,这是“死前最后八年或十年相当简单的故事”,这是新经济政策开始后的莫斯科,这是和痛苦的婚姻、伟大的爱情以及情欲无关的生活,二十桶水,或者二十章的小说,或者二十封信一样,只是让马琳娜成为在友谊之上的妻子——第三位没在户籍登记处登记的妻子,浪漫史是回归,回归到简单,回归到生活,回归到艺术,回归到中央路口那块一直竖立的广告牌:“莫罗与韦钦金公司。出售播种机和脱谷机。”

以及最后沉寂的死,拥挤的电车上,他被骂声、踢踹和狂怒包围,当他奋力从叫喊中挣脱出来的时候,人生只剩下了三步,这三步让他从电车的踏板迈到了石板路上,也使他从年幼的破产生活、战争的颠沛流离以及最后的衰弱走向死亡,然后是咕咚一声栽在石板上,从此再也没起来。而在死亡之前,他的眼前除了出售播种机和脱谷机的广告牌,除了人群的喧闹和争吵,还有一个女人的身影,这是生命中最后一个看见的女人,匆匆地从他面前经过,紫色连衣裙遮住的一个衰老的身体,从梅留泽耶沃来的瑞士籍的弗列里小姐,这个年幼的时候认识的女人,终于回到了祖国,而“一直在书面申请准许她返回祖国”的十二年也是他的写照,祖国意味着回归,但是这永远不是简单的回归,在经历了医生、诗人和囚徒的生活之后,他回来是孤身一人,亲人离去,爱人离去,甚至那个被寄予希望的祖国也在离去,而一种孤寂的死,一种看见女人的幻觉,组成了他生命最后的意象。最后只有鲜花,只有那些可以凋零的鲜花,在他的死亡现场代替了缺少的歌声和仪式。

“马利亚起初没认出从棺材中走出的耶稣,误把他当成了墓地的园丁。”但是,那个彼此相爱,相扶相携地走过生命中最艰苦岁月的爱人呢,那个被定义为坏女人的拉拉呢,她出现在他的送别现场,但只是短暂停留,在生与死的相隔中,她也注定要在被误读的生命中走向沉寂:“她已被人遗忘,成为后来下落不明的人的名单上的一个无姓名的号码,死在北方数不清的普通集中营或女子集中营中的某一个里,或者不知去向。”死其实从来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也不会是名垂千古,只是一个名字,被历史和生活一笔勾销。而他们的爱情,他们并非出于必然的爱情,不是被情欲所灼,“他们彼此相爱是因为周围的一切都渴望他相爱:脚下的大地,头上的青天,云彩和树木。他们的爱情比起他们本身来也许更让周围的一切中意:街上的陌生人,休憩地上的旷野,他们居住并相会的房屋。”他的死,是鲜花代替了仪式,她的死,是号码代替了历史,而他们的爱情,只留下街上的谋生人、休憩地上的旷野和居住并相会的房屋,一种纪念,一种象征,其实和那简单的没有登记的婚姻一样,只有二十桶水的浪漫史。

他叫尤拉,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当然他更喜欢人们叫他日瓦戈医生医生;她叫拉拉,叫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也叫安季波娃。他们的名字就像那段历史一样,有着不同的解读和定义,但也仅仅是名字,和历史一样可以被一笔勾销。而在他和她的爱情相遇之前,他们在各自的生活中经历变故,经历挫折,经历衰败,但却没有爱情,没有浪漫的爱情,没有必然的爱情,当然,连二十桶水的爱情也不复存在。那首在脚步声、马蹄和微风中唱起又停止的《永志不忘》永远是哀悼的歌,那是日瓦戈医生家族最后覆灭的标志,母亲的死成为远去时代的最后一个事件,那个曾经有过日瓦戈作坊、日瓦戈银行、日瓦戈公寓大楼、日瓦戈式领结和领带别针,甚至“有一种用甜酒浸过的圆点心就叫日瓦戈甜饼”的家族在破产中烟消云散,而父亲早已经遗弃了他们,在西伯利亚的城市以及国外寻欢作乐,眠花宿柳,那万贯家财被挥霍一空。

这是尤拉的童年,所以对于一个失去父亲和母亲,失去家族荣耀的孩子来说,对于日瓦戈这个名字的怀念只是在挽留一个空泛的历史,而他唯一依靠的舅舅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用神甫的思想影响着他。在尼古拉看来,一切崭新的观念都是他渴求的,都是鼓舞人心的,都如横空的闪电或滚滚的雷鸣,这个体验过托尔斯泰主义和革命的旧神甫热心追求的便是能使世间的一切趋于完善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在他看来并不是机械的信仰,而是忠于不朽,这才是对于生命的最高体现:“首先,这就是对亲人的爱,也是生命力的最高表现形式,它充满人心,不断寻求着出路和消耗。其次,就是作为一个现代人必不可少的两个组成部分:个性自由和视生命为牺牲的观点。”而他把这一切的忠诚,最后归结为对于基督的忠诚,对亲人的爱,以及“个性自由和视生命为牺牲的观点”是他的生命哲学,而这种生命哲学是有一个最高的神。但是对于犹太人的米沙和父亲曾是恐怖主义分子的尼卡来说,生活中的痛苦正是因为没有神,没有上帝,“当然,上帝是存在的。不过,上帝要是存在的话,他就是我。”这是尼卡的心里话,上帝即是我或者指向的是一种自我中心。

尼古拉的生命哲学对尤拉来说,却是影响至深的,在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尤拉不相信历史或者艺术能完成什么使命,“他感兴趣的是物理学和自然科学,认为在实际生活中应当从事对公众有益的工作。”所以他选择了医学,医学直接面对生命,所以是对于尼古拉生命哲学的实践,尤拉也认为,力量和独创性是艺术现实中最有代表的特点,所有他要用这两种品格构筑自己的艺术世界,构筑生命实践。当安娜·伊万诺诺夫娜在病重的时候问尤拉,死之后的复活会在哪里体现,她的担心是,“整个宇宙都容纳不下,连上帝、善良和理性都要被他们从世界上挤掉”,那还会有什么复活者,而尤拉告诉他,所谓复活就是自己的灵魂存在于别人的心中,“这也就是您的灵魂、您的不朽和存在于他人身上的您的生命。”人的本身就成了他的灵魂。所以生命是最重要的,它包含着爱,包含着宽容,包含着力量。而对于当下的现实,在尼古拉看来,俄国需要的是学校和医院,而不是“淫荡的牧羊神和黄色的睡莲”,学校和医院是治病育人,是凝聚力量,是对于生命和上帝的忠诚,“凡人之间的交往是不朽的,而生命则是象征性的,因为它是有意义的。”所以面对广场的集会,尼古拉兴奋,这场”大开眼界“的行动对他来说正是一种个性自由和视生命为牺牲的表现,“我们的俄罗斯母亲行动起来了,到处行走,坐立不安,而且有说不尽的话。”在他看来,不管是战争还是革命,都是一种力量,一种横空的闪电或滚滚的雷鸣,“社会主义宛如一片海洋,所有个人的、单独的革命应该像无数溪流一样汇聚其中,这就是生活的海洋,自存自在的海洋。”

但是生命并非如尼古拉一样充满着革命的力量,也并非如尤拉一样看见了那些爱,在寄人篱下的现实中,在斯文季茨基家宽缓晚会上,尤拉体会的是一种被包围的感觉,社会就像一座森林,可以感觉到,但是无法通行,曾经家族的破产使他和母亲觉得像在森林中迷了路,而现在突然间又只剩下他孤身一人,那种爱,在、那种生命哲学又在哪里?所以他在安娜·伊万诺诺夫娜死去之前答应和她的女儿冬尼娅结婚,结婚或者是摆脱孤独的方式,但仅仅是结婚,仅仅是简单的爱,仅仅是让自己在现实中立足,所以婚姻对于尤拉来说,只是一种责任,而他的转折来自于另一个女人,一个叫拉拉的“世界上最纯洁”的女人。

全家处于死亡边缘,居住在莫斯科最可怕的“黑山”,这样的家庭境遇对于拉拉来说,无疑也让她看到了一种卑鄙和虚伪,以及制度的不合理,而对于她来说,反抗变得软弱,变得无力,她陷入了和母亲的保护人、律师科马罗夫斯基的肉欲纠葛中,一方面她要从他身上获得物质的保证,而另一方面,他也利用自己的权力从拉拉身上获得快感,所以拉拉变成了一个堕落的女人,“在情欲的恶梦中越陷越深”,而他们都想从这样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一方面科马罗夫斯基想要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所以对于这种和已故老朋友的女儿之间的“消遣”,决不能屈服。而拉拉在心慌意乱中,掏出了准备好的枪,枪响了,“这是射向科马罗夫斯基、射向她自己、射向自己命运的一枪,同时也是射向杜普梁卡林间草地上那棵树干上刻着靶标的柞树的一枪。”但是却偏偏打到了别人的左手上,射击成了一个乌龙事件,而对于拉拉来说,只有告别这里,只有离开,但是这种离开并不能依靠自己可以做到,她拒绝了帕沙的求婚,最后又接受了,还生出了自己的孩子,而丈夫在奔赴前线的战场中失踪了,“帕图利奇卡已经不在人世,如今拉拉只是作为—个母亲而活着,要把一切力量都倾注在卡坚卡这个可怜的孤儿身上。”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婚姻同样是一种劫难,同样是对于现实的无奈。而在这“革命了”的历史中,尤拉和拉拉在“告别旧时代”的奔波和流离中相遇了。

帕斯捷尔纳克(1890.1.29 – 1960.5.30)

他们曾经相遇过,在斯文季茨基家的圣诞晚会上,在由扎布林斯卡娅伯爵夫人的别墅变成的陆军医院里,但是这种相遇仅仅是一刹那的感觉,就像在重返瓦雷金诺的时候,尤拉回忆起的那次相遇:“那天夜里,你还是高年级的中学生呢,穿着咖啡色的制服,昏暗中站在旅馆的隔板后面,同现在完全—样,同样美得令人窒息。”这成为尤拉“洞察世间一切的钥匙”,这把钥匙刻着拉拉与世无争的态度,刻着从不表露的痛苦,刻着强劲有力的生命本质,他竭力不去爱她,但是他却不自觉地构筑起自己的生命哲学。正是因为拉拉的这把钥匙打开了尤拉的生活之门。

但是这扇生活之门,不管是对于尤拉还是拉拉,都是困难重重。在尤拉看来,自己有着双重人格,是关于家庭和爱情的,“这种双重人格永远折磨他,伤他的心”,起先在瓦雷金诺,他在札记中曾经写道:“从清晨到黄昏,为自己和全家工作,盖屋顶,为了养活他们去耕种土地,像鲁滨逊一样,模仿创造宇宙的上帝,跟随着生养自己的母亲,使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得多到新生,创造自己的世界。”没有拉拉,没有爱情,他的双重人格只表现在责任,甚至远离政治,“我不会超过我所讲过的东西,我不想宣扬托尔斯泰的平民化和返朴归真的思想,我也不想在农业问题上修正社会主义。我只想弄清楚事实,而不是把我偶然的命运视为常规。”偶然的命运里有家族的破产,有和冬尼娅制定的婚姻,也有颠沛流离的经历,但是他把这一切都视作常规,视作家庭更加亲密的写照。而对于拉拉来说,她永远背负着那段不光彩的历史,那个和情欲有关的纠葛,“你问我是什么样的人。受了创伤的人,一生带着污点的人。人们过早地,早得不能容忍,把我变成了女人,让我看到生活最坏的一面,并用旧时代一个老寄生虫的虚假而庸俗的眼光看待它。”这是她遇到尤拉之后对尤拉说的,受伤、带着污点让拉拉总觉得亏欠着尤拉,而充满艺术想象的尤拉在并不知道这些过去的时候,他把这样的爱情叫做缺憾美:“我想,如果你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或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我不会爱你爱得这样热烈。我不爱没有过失、未曾失足或跌过跤的人。她们的美德没有生气,价值不高。生命从未向她们展现过美。”

这个伟大的爱情在画有雕像的房子里隆重上演,至少在尤拉和拉拉的个体生命中,成为患难中的传奇,她是美丽的天使,他是她的堡垒和支柱,但是爱情对于他们来说并非是一种心灵的冲动,并非是抛弃家庭的双重人格折磨,对于他们来说,爱情是对于现实的弥补,是对于生活的反抗。其实不管是尤拉还是拉拉,他们都是革命和战争的旁观者,他们从来没有想参与其中,所以他们所见所想只是用一个旁观的心态去看待这一段历史,但是无情地现实又将他们卷入,拉拉的丈夫在前线失踪,而尤拉又被当成随军医生被囚禁一年。可以说,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一切是因为战争而改变,因为革命而颠覆。在医院里,人群开始分化,“对那些迟钝得让医生感到愤懑的四平八稳的人来说,他显得是个危险分子;在那些政治上走得很远的人看来,他的色彩还不够红。他就是落到这样一种不上不下的处境,他对这部分人显得落后,对另一部分人又难以接近。”对于他来说,生活的判决逃不过他的眼睛,而这样的环境是注定要完蛋的,“面临的考验甚至可能就是毁灭。他剩下的屈指可数的日子就在眼前一天天地消融下去。”而随着他离开医院,去除身上的医生职业,他成了一个沿着铁路的“流浪者”,在那里他看到了铁路沿线的猖獗伤寒,周围整村整村的人都死于伤寒,那句“囤积粮食者一旦被发现就地枪决”的通告刺痛着尤拉。“这段时期她的亲人们一个个遭了难。从韦列坚尼基笔镇传来消息,由于违背余粮征收法,村子遭到军队屠杀。布雷金家的房子大概烧光了,瓦夏家里有人烧死。在圣十字镇,加卢津的房子被强占,财产被剥夺。”对于尤拉来说,人类文明的法则失灵了,“人有梦见史前的穴居时代”,这是历史的倒退,像舅舅尼古拉所说的一片海洋的革命并不是生活的本质,并不是自由,而这个革命的现实或者正如被称为英雄的斯特列利尼科夫所说:“这不过是玩一场军事游戏,算不上真正的作战行动,因为他们和我们同样都是俄国人,只不过不愿意和愚蠢分手,不得不让我们费些力气帮他们去掉这个毛病罢了。”

革命变成了红军和白军的残杀,变成了伤寒的疾病和抢夺,所以尤拉陷入的是一种革命的恐慌主义:“革命的独裁者们之所以可怕,并非因为他们是恶棍,而是他们像失控的机器,像出轨的列车。”是对于政治理论的怀疑:“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同一个相知不深的人辩论这个问题至少是太轻率了。但不管怎么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太不稳重了。科学要稳重得多。马克思主义与客观性?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马克思主义更封闭和更远离事实的学派了。”是对于现实的不满:“什么东西妨碍我任职、行医和写作呢?我想并非穷困和流浪,并非生活的不稳定和变化无常,而是到处盛行的说空话和大话的风气,诸如这类的话:未来的黎明,建立新世界,人类的火炬。刚听到这些话时,你会觉得想像力多么开阔和丰富!可实际上却是由于缺乏才能而卖弄词藻。”甚至连拉拉也觉得,这是一个怀疑、告密、阴谋和仇恨增长的阶段:“就我所见到的,这种年轻政权的每一次确立都要经历几个阶段。开始时是理智的胜利,批判的精神,同偏见进行斗争。以后进入第二个阶段。‘混入革命分子’的黑暗势力占据上风。”

所以在尼古拉舅舅曾经看来是“历史性事件”的起义、开火、革命和战争变成了摆脱不了的梦魇,而在这个漩涡中的尤拉和拉拉一方面饱尝了痛苦:“我现在深信,所有的一切,随之而来的、至今仍落在我们这一代头上的不幸,都应归咎于战争。”但另一方面,却让他们在这样的境遇下寻找到了爱情:“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因素,是比心灵一致更为重要的把他们同外界隔开的深渊。”因为他们俩“同样厌恶当代人身上必然会产生的典型特征”,这种特征包括做作出来的激情、耀武扬威的昂扬,还有那些“数不清的科学和艺术工作者拼命宣传的极度的平庸”。所以两个人在沉寂的房子里找到了生活中一闪而过的微光:“你并非平白无故地站在我生命的尽头,在战争和起义的天空下,我隐蔽的、禁忌的天使,在你童年和平天空下,你同样会在我生命的开端站起来。”

但是这种备受折磨,背负双重人格,以及不光彩过去的爱情到底能不能在严酷的现实中发出光芒,他们或许只是躲在自己的乌托邦里,但是革命的形势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无法阻止的破坏,消息传来,斯特列利尼科夫并没有战死,但是逃过劫难的他却被捕,而且判处死刑,而身为妻子的拉拉也难逃厄运,而这一切这不过是科马罗夫斯基要让拉拉离开的借口,所以在拉拉看来,这一份爱经不住考验:

“爱的才能同其他才能一样。它也许是伟大的,但没有祝福便无法表现出来。咱们好像在天堂上学会了接吻,然后同时降临在大地上,以便相互在对方身上检验这种本领。和谐的顶峰,没有边际,没有等级,没有高尚,没有低贱,整个身心的对等,一切都给予欢乐,一切都是灵魂。但在这种粗野的、时刻戒备的柔情中孕育着某种孩子般不驯服的、不允许的东西。这是一种任性的、毁灭的本能,同家庭的和睦水火不相容。我的天职是惧怕它,不信任它。”

拉拉离开,而斯特列利尼科夫并没有被处决,他来到了这座带雕像的房子里,他告诉尤拉:“政论家们绞尽脑汁,如何遏制金钱的卑鄙无耻,提高并捍卫穷人的人的尊严。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它发现了罪恶的根源和医治的方法。它成为世界强大的力量。然而,一世纪以来的特维尔大街和亚玛大街,肮脏和圣洁的光芒,淫乱和工人区,传单和街垒,依然存在。”依然存在的现实让他的革命变得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在走出几步远的地方,他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左边太阳穴下面的雪凝聚成红块,浸在血泊中。四外喷出的血珠同雪花滚成红色的小球,像上冻的花楸果。”纯洁的雪地里,是死亡,而这种死亡不是处决,是自杀,是对于那种憧憬和希望破灭的无奈。

而尤拉,在经历了这一切,经历了婚姻、爱情,经历了医生和囚徒,在“苏联历史上最难于捉摸和虚假的时期之一”回到了莫斯科,回到了最沉寂的生活中,家庭在他面前消失,女人在他面前消失,当然,他留下了曾经写下的诗歌,这些诗歌在二十桶水的浪漫史画上句号的时候,在鲜花取代了仪式的时候,被戈尔东和杜多罗夫阅读着,那是五年或者十年之后,那是面对着莫斯科的窗户,那是劳改集中营开始的时候,只有手中的这些诗歌才能让他们忘记现实,走进心灵的这种自由:“我想,集体化是一个错误,一种不成功的措施,可又不能承认错误。为了掩饰失败,就得采用一切恐吓手段让人们失去思考和议论的能力,强迫他们看到并不存在的东西,极力证明与事实相反的东西。”暮色渐渐变浓,历史变成了一个符号,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因为某一个人的死去或者消失,而成为被遗忘的过去。

一切只是一个开始,锋利的现实变成了那封退稿信上的一句话:“您的小说精神是仇恨社会主义。……”文本的天空伴随着那一场暴风雨的到来,瞬间坍塌。

 

撒旦起舞

编号:C38·1980528·0442
作者:(苏)米·布尔加科夫
出版:作家出版社
版本:1998年3月第一版
定价:24.00元
页数:482页

这是一部荒诞得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小说,现代的莫斯科被神话式的构思弄得面目全非,撒旦魔鬼的颠覆正是布尔加科夫对一种秩序的全然否定,甚至在小说创作后他也不敢发表,这种恐惧心态使小说成为一部发泄与谴责的小说,大师在寻求一种合理,与玛格丽特至真至纯的爱情是他对这个世界最辛辣的批判。“我总是那种力的一部分,总想作恶却总是为善。”魔鬼尚且能助人为善,但这个世界呢?只有大师的逃避与玛格丽特在另一个世界的结合。此书为“白银时代”丛书之一。

 


《撒旦起舞》:在这种情况下,我究竟是谁

 

我多幸福,我多幸福,我多么幸福,我同他订了协议!噢,魔鬼,魔鬼!您,我亲爱的,不得不同一个女妖一起生活。
——《三十 该走了!该走了!》

餐厅和精神病院,牧首塘死亡事件之前和之后,沃兰德到来和离开,对于伊万来说,“我究竟是谁”的疑问被分割成两个部分,一个是诗人,一个是疯子,一个曾书写着关于耶稣的诗歌,一个穿着长衬裤拿着蜡烛追赶所谓的顾问,一个从来未曾见过死亡和预言,一个却在目睹别尔利奥兹断头惨剧之后扮演魔鬼的终结者,可是当两部分脱离一个已经被命名的诗人和疯子,当两部分以“自己跟自己交谈着”的方式成长出一个新伊万的时候,在体内,在耳畔,在不知何处的声音,是“不属于伊万中的任何一个”,然后是一场睡梦,偷偷进入意识的睡梦,仿佛见到棕榈和公猫从旁边经过的睡梦,“我究竟是谁”的质问最后变成窗栅里经过的那个神秘身影,避开的是月光,是睡梦外的现实,是从床上又欠起身子的伊万。

这是一种蜕变,谁是伊万只不过启动了关于名字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自己就在身上,就在心里,就在别人看见的地方,就在和别尔利奥兹谈论耶稣基督的故事和诗歌里,可是,这名字是不是永远不变的符号?是不是对等于一个从诗人到疯子自相矛盾的自己?它所指涉的是不是一个想从现实逃离又无可奈何的个体?新伊万和旧伊万,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一个相同的符号,相同的人,但是那个在名片上印着“W”的教授呢?外文的教授和首字母的“W”,将开启一个真正的通道,“我是施魔法的专家。”这是沃兰德的自我介绍,魔法或者说专家,也都是在这个现代的莫斯科生存着的人,起先他是一个“神秘的外国人”,说着流利的俄语,具体的生物形态可以被具体描写为:“他小脑袋上戴顶瓜皮似的骑手帽,穿件方格薄纱短上衣。……身高两米有余,可肩膀很窄,瘦得出奇,而且,请注意,脸上一副嘲弄人的表情。”但是,在鉴别国立图书馆里新发现的那本十世纪魔法师海尔伯特·阿夫里拉克斯基的手稿真迹之外,是一股热气,是古怪的模样,是透明的公民,在关于耶稣基督是否存在的讨论中,他已经用预言离开了那个被印在名片上的“W”,而当别尔利奥兹的头被有轨电车轧断之后,W消失了,或者说只存在与那个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的伊万的猜测中:“我只记得第一个字母是‘万’,他姓万!有姓万的名字吗?” 瓦……沃……瓦什涅尔?瓦格涅尔?瓦伊涅尔?万格涅尔!维捷尔?吴尔夫?”

名字的无限可能,预示着名字无法成为唯一的标注,W就像是突然闯入莫斯科的现实却又莫名消失的人类寓言,再也找不到对应的人,他不是教授,不是顾问,不是公民,也可以不说俄语,当他证明耶稣存在的“第七条证据”时,他已经从虚无的“W”中逃逸,“这一切我都在场。无论是在本丟·彼拉多的阳台上,还是在花园里当他与该法交谈时,或是在石台上,我全在场,只不过是偷偷偷的,化名的,因此说,请你们对谁也不要泄露一个字,绝对保密!……嘘!”那嘘声就像伊万在那个梦境之后看见窗栅上的阴影,他用手指按住嘴唇轻声说出的那个“嘘”,嘘是禁忌,是寓言,是混乱,是对于名字的颠覆,而那在现实中熟悉的口音也最终消失了,不需要证明的故事最后变成了“一切都很简单:他身披白色斗篷……”的叙述,透明的公民身穿白色斗篷,已经幻化成古罗马犹太总督本丢·彼拉多:“古罗马犹太总督本丢·彼拉多身披一袭猩红衬里白色斗篷于孟春正月十四日清晨,迈着骑兵沙沙作响的步伐,来到希律一世宫邸两栋侧楼间的带顶柱廊上。”

这是一个被记载在优素福·弗拉维和《新约》书中的人物,他在公元26-36年任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而那件“白色斗篷”的符号意义却在于他判处耶稣死刑,并将其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对于耶稣基督存在的历史记录还是仅仅是一个传说,一个被颠覆名字背后的寓言?对于别尔利奥兹和伊万关于耶稣是否存在的讨论其实就是一个如何命名的问题,在别尔利奥兹看来,耶稣只是和所有东方宗教一样,是由贞女生出来的神,是一个被创造的符号,“其实他从未在世过。需要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一点……”甚至在他看来,伊万关于耶稣降生的诗歌是一个荒诞不经的传说,“根据你的叙述,就会造成耶稣确实降生过似的!……”确实降生的耶稣对现代莫斯科来说,是一种虚无的命名方式,所以不管名片上印着的“w”有多少条证据,在他看来,这些证据只是在人类档案馆里,“您得承认,在理性领域,不可能有证明上帝存在的证据。”

那么在理性领域之外,是不是就有一个不被看见和发现的世界,那里有被囚禁的耶稣,有被赦免的暴徒,有钉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还有暴雨中失踪的神迹?一切的命名是否也在理性领域里,当马格丽特擦上阿扎泽洛的雪花膏,飞离房间的时候,她的名字也开始了另外的命名,或者说她在”痛苦和不幸“的感性世界里已经忘记了自己应该有的家庭责任,对他来说,和大师的爱情已经变成了一场虚无的梦,“夜晚他离她而去,只让她在白天的时光中遭受痛苦。可这回他们在梦中相会了。”痛苦和不幸是在非理性的领域,和大师相会的梦也在非理性的领域,所以那个沃兰德制造的世界来到了马格丽特的身边,而她也从一个女人变成了女妖,在撒旦的舞会上看见那许多的恶魔,也是她在这恶的领域里看见了另一个自己。

 

米·布尔加科夫:留在页边的手迹

名字,写着诗歌的亿万,印在名片上的W,或者是记在书上的耶稣,都是一个存在、并被命名的文本,包括马格丽特,就像是大师写在自己小说中的一个痛苦和不幸的符号,所以名字的颠覆,也是文本的颠覆,理性世界的颠覆。大师没有名字,或者说他早就要把自己的名字除去,因为他带着一本有关本丢·彼拉多的长篇小说,一本寻找自我救赎的寓言,这个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总督,被命名的故事包括批准小长老会议对罪犯耶稣·伽诺茨里作出的死刑判决,甚至在明知道巴拉巴是暴乱的直接鼓动者,还是将他释放,这是无奈,还是被写进文本里不容改变的命名?彼拉多说:“我要向最高统帅禀告,告发你们在耶路撒冷包庇十恶不赦的暴乱分子免受死刑。”但是对于这句话的回应仅仅是上午十点左右,“广场空地上,那支叙利亚骑兵部队策马疾驰,飞速冲进广场,抄近路奔赴骷髅地。”然后是耶稣之死,然后是暴风雨。而在大师的小说里,任何解救任何重新命名都无济于事,甚至在现实里成为大师自身的罪孽:“我恨这部小说,因为它,我饱受痛苦和风霜。”

是的,这是一个早已经存在没有救赎的文本,就像那些名字一样,那些城市一样,充满了地中海的黑雾,充满了无可逃避的苦闷,而爱情呢,也早已经被定义了的,与马格丽特注定只是一种梦中的相见,而大师对于这不能颠覆的现实,采取的措施,便是毁灭。他毁灭了自己的姓,毁灭了那本小说,在火中熊熊燃烧,当然,他也毁灭了自己和马格丽特的爱情,“我抛弃了它,如同抛弃生活中的一切。我们把姓给忘了吧。”

但是这样的的抛弃和毁灭是不是就是一种赴死的救赎?“…最大的罪恶……是怯懦。”这是写在耶稣羊皮纸上的话,在利未·马太在寓言般的记录里,是一个没有死亡的地方,“昨天我们吃过春天的甜浆果。……“我们将见到一条生命之水的纯净河流……人类将透过晶莹清澈的天宇望见太阳……”而要抵达这样的世界,就是寻找善良,就是要抛弃怯懦,所以不管是名字的重新定义,还是文本的毁灭,都不能看见心中的那个世界,不能找到那条月光之路,唯有心灵的救赎,才是根本。

所以在总督本丢·彼拉多面前,身为囚犯的耶稣-伽诺茨里告诉他,世上并无恶人。这对于彼拉多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你错了。在耶路撒冷,人人都在对于我窃窃私议,说我是个凶残的恶魔,而且这完全言之有理。”这是彼拉多认识的自己,当然这也是在耶路撒冷被别人命名的自己,而这种恶在耶稣看来,是旧有的信仰里的恶,而现在要做的是建立真理的新神庙,新神庙便是善,便是无罪恶,耶稣对谁都称为“善良的人”,而这样的真理世界对于曾经恶的彼拉多来说是头疼,“而且疼得那么厉害,使你胆怯地想死。”所以耶稣对彼拉多说:“怯懦是最深重的罪戾。”所以要找到自我要真正的救赎,就必须忘掉怯懦。而在耶稣看来,善并非只是忘掉罪恶,而是要打破政权的暴力:“任何政权都是对民众的暴力,一个既无凯撒政权也无别的什么政权的时代总将到来。人将进入一个真理和正义的王国,那里将全然无需任何政权。”

什么是政权?在彼拉多的世界里,是宗教裁判,是小长老会议,是对于凯撒的忠诚,而在现代莫斯科,政权是机构,是制度,是文协主席,是游艺场经理,是房管所主任,是精神病院院长,同时也是对于神的否定和蔑视,“倘若没有上帝,那么请问,谁来支配人的一生呢,世上的一切又由谁来安排呢?”而别尔利奥兹的回答是:由人自己来支配。但是在被政权劫持的人在多大程度上能支配自己?这是对现实的诘问,而现实是:“糟糕的是,有时他会突然死亡,怪就怪在这里!”人的生命会遭遇各种不幸,所以支配和安排自己不仅是个伪命题,更重要的是对于政权的无条件服从而失去了自我。所以那个印在名片上的W其实就是撒旦沃兰德,他和科罗维耶夫、阿扎泽洛、别格莫特公猫和赫拉组成的魔鬼阵容大闹莫斯科,预言别尔利奥兹死于断头,而后来果真在伊万的注视下被电车轧掉头,而在莫斯科混乱持续着,断头而死、失踪、变疯,那门牌为50号的房子成为不吉利的单元,“就在两年前,单元里开始出现无法解释的事故:人们开始从这个单元里无影无踪地消失了。”他们是秩序的维护者,他们是旧有神庙里的政权,所以撒旦的破坏,就是要让这个被命名、被定义的城市消失。

除了城市的消失,对于撒旦来说,最大的善却是拯救爱情,拯救在痛苦和不幸中大师和马格丽特的爱情:“跟着我吧,读者!谁对你说过世上并无真正的、忠贞不渝的爱情?那么这个撒谎者的烂舌头就将被割下!”没有姓的大师也是怯懦的人,他一方面创造了关于彼拉多这个在恶的边缘告别怯懦被拯救的故事,而另一方面他又将小说烧毁成为另一个怯懦的人,那部不存在的长篇小说最后几句完全可以是这样的:“……第五任犹太总督,骑士本丢·彼拉多。自然,我出去散步。十万卢布是笔巨款,我有了套很好的灰西服。或是上某个便宜的饭馆去吃饭。阿尔巴特街上有个非常好的饭店,我不知道,它现在是否还在。”

但这显然只是一个悖论,对于大师来说,他的拯救者是马格丽特,是她的爱情,是她变成女妖的舍身之举,“我多幸福,我多幸福,我多么幸福,我同他订了协议!噢,魔鬼,魔鬼!您,我亲爱的,不得不同一个女妖一起生活。”那雪花膏擦在身上,便逃离了现实,不仅是破坏,也是加入了撒旦的舞会,在和恶魔的世界里发现善良和美好,发现月光下的那条道路。在撒旦的盛大舞会上,有“坚定不移的伪币制造者,国家的叛徒,但是个相当不错的炼金术士”的雅克,他毒死了国王的情妇;有将托法娜夫人给的毒水倒入丈夫喝的汤里的妻子们;也有因无法养活孩子而将手绢塞进孩子嘴里并将他买入土中的弗丽达;还有为了烫发用钳子烫伤女仆的脸的明金娜夫人……他们残害无辜,他们淫乱和阴险,他们参加谋杀和大屠杀,而现在身为女王的马格丽特见证了这种种的罪恶,而在舞会上,还有对死去的别尔利奥兹的惩罚,撒旦沃兰德举起长剑,将别尔利奥兹人头上的的覆盖物变黑,“萎缩,然后一块块掉落,眼睛消失”,而撒旦对她说:“其实所有理论都各自存在着。它们中就有这样一种理论,主张允许每个人保有自己的信仰。这必定会应验的!您归于虚无,而我将很高兴用您变成的酒樽为存在而干杯。”归于虚无,也是摆脱罪恶,唤起内心对于爱情最后的支配。

在耶稣门徒利未·马太的帮助下,彼拉多知道了所谓引诱,不是一个人,而是自己的念头,他知道利未·马太和耶稣·伽诺茨赤裸的尸体在一起,那死亡面前却是春天的甜浆果,是生命之水的纯净河流,是晶莹清澈的天宇,他也从被记录的文本中走出来,而在大师被毁灭的小说之外,是另一个笔记本,最后一句话是:“犹太第五任总督本丟·彼拉多就这样迎来了正月十五日的黎明。”而马格丽特读完这句话的时候,清晨果然来临了,而她和大师的爱情在烧掉了文本烧掉了痛苦和苦难之后来到,而这种来到并不是建造新的神庙,而是离开这个城市,离开现实,如同撒旦沃兰德。“同城市告别吧。我们该走啦。”城市里的种种破坏,或者只是暂时的,对于这个充满了政权的暴力社会来说,只有像彼拉多那样寻找救赎,两千年来,他端坐在荒山峭壁上的一把石椅上昏睡,只在每年的月圆之夜睁开双眼,喃喃地说着这句令他丧魂落魄的话,他希望有条月光之路,能循着它去追寻耶稣,与他探讨这句话的涵义,“神啊,我的诸神!傍晚的大地多么令人忧伤!沼泽地上空的烟雾多么神秘莫测。谁在这样的烟雾中徘徊寻路过,谁在死神面前受尽过痛苦和磨难,谁背负着力所不及的重负在这片土地上飞翔过,谁就了解这一点。”而这正是一个历经磨难而看见的黎明。

而现在“正月十五日的黎明”的到来了,撒旦沃兰德消失了,恶魔消失了,而大师用一个句子结束了自己的长篇小说:“你自由了!你自由了!他在等待你!”这是对彼拉多说的话,也是自己渴望的生活,耶路撒冷的灯熄灭了,莫斯科的灯熄灭了,喧嚣坠落下去,苦难坠落下去,那个盛放安宁的地方就是大师和马格丽特爱情的最后归宿:

看,前面就是作为报答赠予你的永久的栖身之地。我已经看到威尼斯式的窗户和爬蔓的葡萄,它爬上了屋顶。这就是你的家,这就是你永久的家。我知道,晚上来到你家的将是那些你所爱的、你感兴趣的、不会惊扰你的人。他们将为你演奏,给你唱歌,你将看到点上蜡烛时,屋子里将会有怎样的光明。你将戴上自己那顶油污的、永久的尖顶帽子安然入睡,你将唇上挂着微笑进入梦乡。睡眠将使你强健,你将学会智慧地推论。而你再也不会将我赶走,我将珍惜你的睡眠。

不会赶走的爱情,大师和马格丽特在一个安宁的地方找到了幸福,找到了重新命名的生活,而那抵达善的却是通过撒旦沃兰德的力量,为什么魔鬼会成为现代社会善的化身?或者制造混乱的沃兰德就是凶残的彼拉多,他们身披白色斗篷,他们都在救赎中成为“善良的人”,他们被宽恕从此追寻生活中美好的东西,“……那么你究竟是谁?”“我就是那种力的一部分,总想作恶却总是为善。”这是题写在小说中的一句话,引用歌德《浮土德》的话就是用曾经的至恶来唤醒善良,唤醒隐藏和泯灭的爱,而当最后大师和马格丽特拥有最后的爱情时,沃兰德作为一个引导的符号便也消失了,“四周的一切,悬崖、小平台、月光之路、耶路撒冷全消失了。”连同彼拉多:“于是在周日之夜,被宽恕的著名星占家之子、残酷的第五任犹太总督、骑士本丢·彼拉多永不复返地离去了。”

当一切都结束的时候,当宁静而健康的生活成为大师和马格丽特的现实的时候,所有可能的惊慌都已经远去,“无论是杀死赫斯塔斯的没鼻子的凶手,还是残酷的犹太总督、骑士本丢·彼拉多”,但是这种虚幻的乌托邦只不过是另一个文本,而且带着无法消除的痛苦,成为真正现实的一部分,那些在结尾之后的“异文”,那用手笔添加的新文本,那关于疾病、报纸的中伤、长篇小说的焚毁、清晨的逮捕都成为了页边上的痕迹,消除不掉,成为永远的文本符号,“此外,他还十分准确地给我解释,为什么我的长篇小说无法发表,这我也猜到了,他说的完全正确。他直截了当地说:某章是不可能通过的。”而这个文本符号终于成为一个叫布尔加科夫永远的伤痛,所谓绝笔,所谓禁止出版,所谓删减,就像无从在现实中找到出口的大师,充满了质疑、否定和愤恨。这是1928年开始的文本寓言,这是1940年的死亡事件,但是对于布尔加科夫来说,那片安宁的地方永远是一个梦境。所以最后,“我究竟是谁”的疑问就变成了布尔加科夫无法解答的生命之谜,他或者醒来,或者死去,而那洒满月光的窗栅上永远有一个影子,按住他的嘴唇,轻声说出那个“嘘”的禁忌:“请你们对谁也不要泄露一个字,绝对保密!……嘘!”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编号:C41·1980528·0441
作者:(日)村上春树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1996年7月第一版
定价:15.50元
页数:475页

世界尽头有什么?金毛兽、影子、围墙、森林以及读梦,冷酷仙境有什么?电梯、计算、独立组织、出站以及消失。这两个不同的世界对“我”进行了不同方式的影响,都市与乡村的交错像永远不会发生,最后,在“冷酷仙境”中,“我看见一只白色的鸟在漫天飘舞的雪花中朝南飞去,鸟越过围墙,消失在南面大雪弥漫的空中。之后,剩下的唯有我踏雪的吱吱声。”在“冷酷仙境”中,我闭目合眼,置身于沉沉的睡眠中。勃姆·迪兰不断唱着《骤雨》。

寻羊冒险记

编号:C41·1980528·0440
作者:(日)村上春树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1997年5月第一版
定价:11.00元
页数:321页

为寻一头带星纹的羊,而历经坎坷,最后当然不会找到意料之中的东西,重要的是在“冒险记”中发生了什么,“存在物常常处于不存在物的影响之下。”这是村上春树的哲学,“漂亮得摧枯拉配”的耳朵女孩、羊博士、鼠朋友,这些荒诞式的人物出场,然后一个个消失,“寻羊冒险记”就是这一消失的过程。村上春树永远是一个玩弄故事的高手,那种对语言的驾驭能力是日本小说家中仅有的一个。小说的第一句:“从报纸上偶然得知她的死讯的一个朋友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

情人·乌发碧眼

编号:C38·1980528·0439
作者:(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98年2月第一版
定价:9.70元
页数:207页

“非常诗意地描绘了绝望的性爱。”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叙述就是这句话最好的概括,无论是“情人”,还是《乌发碧眼》,以及《广岛之恋》等作品,男人与女人之间“复杂得要命”的关系组成了小说的基本框架,时空交错,场景切换,让人忘了事件的具体性,像一首诗,有着多种可能,不断切割着我们的经历或着想象。玛格丽特·杜拉斯用灰色的影调表达她对世界、性爱的观点,与她的电影一样,让你呼吸着透不过气来。这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就是要在这位压抑中寻找绝望的美。

奇鸟行状录

编号:C41·1980515·0438
作者:(日)村上春树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1997年9月第一版
定价:24.50元
页数:667页

村上春树永远是一个富于激情与创造力的作家,这部90年代的新作将村上春树的风格进行了深化,怪诞、寓言的文风夹杂着男欢女爱式的描写,让读者一次次地让自己受骗。一只猫失踪了,一个陌生女郎的电话,一个奇怪的问题,一口枯井……还有一只拧发条鸟式的隐喻。“你可还活着,拧发条鸟?活着就应一声呀!”一个玩具?一首诗?这是村上春树的寓言。小说分为三部:《贼喜鹊》、《预言鸟》、《刺鸟人》。

城堡

编号:C38·1980307·0432
作者:(奥)卡夫卡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97年12月第一版
定价:15.60元
页数:332页

“K到村子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小说的第一句就直接闯入了卡夫卡的世界,卡夫卡小说中经常出现的K就像一个隐喻,时常冲击着我们脆弱的神经。这部卡夫卡最伟大的作品,没有结尾的故事就是卡夫卡对自己没有穷尽的阐述。K想进入城堡,但总是有阻力无法让其进入,K在无穷尽的斗争中丧失了对城堡的兴趣,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性象征,“城堡”成了我们进入卡夫卡文本的另一种阻力,K的死亡就是一种小人物的死亡,一种阅读习惯与心理承受能力的死亡,有一天,K还会复活,并在远处说,你们自己就是一个巨大的城堡。书之一。

 


《城堡》:壁垒后面还有更多的房间

 

有时候这使我非常沮丧,我感到仿佛失去了一切,我觉得我仿佛刚刚来到这个村子,可是不像我真正来到这儿时那样满怀希望,现在明知道自己的前途只会是不断的失望,还得一个接一个地把它们都吞下去。

房间打开,进入房间依次要走过台阶、走廊和小门,依次经过村子、酒吧、客栈,但是打开的同时其实又关闭了,因为房间的外面标注着数字,这些数字总是不能通向最后的终点,数字的迷宫是一扇一扇阻隔的壁垒,走进它仿佛是远离它——当K走到标注有“十八”的数字的时候,戛然而止,里面的细语声是一场想象着的爱恋,“接着房门就关上了”,关上的时候,K最后成了卡夫卡,在自己的世界里被拒绝。再也不转身来望一眼的现实里,只有那无处安身的爱情,只有被拉走的失望,也只有没有结尾的命运。

K或者卡夫卡,会从那个房间退出来?那比走廊还要矮的小门只有容许弯着身子进去,可是站在在外面的K只好把“十八”的数字带进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寓言,以及另一个壁垒,那道门再次打开的时候,是另一个被自己拒绝的卡夫卡,在抽屉里,在遗稿里,在死去的时间里,“这时K才看到,原来走廊里已经寂静无声。”这是卡夫卡的续篇,寂静无声的现实里只有他一个人的呼吸和思考,只有他一个人的壁垒和房间,只有挣脱不掉的劳累,而第“十九”的数字面前,他“照样糊里糊涂地走过艾朗格的房间”,那里有命令,有质疑,但是没有和弗丽达的私人感情,所以“因此这件事我不想再讨论下去”的回应依然是重重地壁垒,这给K的命运是“没有资格呆在走廊上”,结局已经早就写好:“一般说来,至多只能走进酒吧间,而且也只有获得格外恩赐,取消成命才行。”所以“十九”的数字面前,变成了一种夜审——目的只是为了要调查申请人,甚至连弗丽达关上门之前的爱情也被佩披这样的侍女说成是一种计谋,“弗丽达决心搞出件桃色新闻,她,克拉姆的情妇,碰到头一个求爱的,就委身给他,如果办得到的话,最好嫁个最最下贱的下等人。”这种在楼下那个小暗房里想出来的东西变成了一件“桃色事件”。所以在“十九”、“二十”的续篇里,房门一直没有打开,四壁漆黑的只是自己的那个早已存在的世界,“窗外是夜色一片”就像K刚来是一样,充满了未知的茫然,而最后当盖斯塔克抓住他的衣袖,发出“走,走吧”的喊声时,所有的门都重重地关上了,除了老板娘在背后的叫嚷声,一切都变成了夜色里的寓言,没有了K,没有了卡夫卡,甚至没有城堡,没有了壁垒,没有了可以拉开抽屉阅读的故事,就像在“一”的数字面前的那个世界:“村子深深地陷在雪地里。”

陷在雪地里,是被埋没,就像K当初满怀希望远道而来,到最后却是不断的失望,一个接一个吞下去的可能,“仿佛失去了一切”。可是,K从来都以为自己看到了那个城堡,看到了那里需要他的土地测量,看到了生活的一种方式,因为在“深深地陷在雪地里”之前,等待K的并不是一片夜色,不是寂静无声,“K到村子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后半夜的寓言在这里来拉开了帷幕,甚至连K自己都不会想到,最后会迷失在数字的迷宫里,迷失在不能进入的城堡外。“让我告诉你吧,我就是伯爵大人正在等待着的那位土地测量员。我的助手们明天就会带着工具坐了马车来到这儿。”这是K想要的秩序,进入城堡,然后测量,还有助手的帮助。阵容庞大,计划庞大,但是城堡只能远远的望见,“大体说来,这个城堡的远景是在K的预料之中的。它既不是一个古老的要塞,也不是一座新颖的大厦,而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建筑群,由无数紧紧挤在一起的小型建筑物组成,其中有一层的,也有两层的。”杂乱无章的注解,对于K来说,却是一个充满无限遐想的世界,但是城堡对他来说,是命运给予希望的所在,不如说是盲目的证明。测量器械在哪儿?助手却说,我们什么器械都没有。而那两个助手不仅从来没有见过,而且在K看来,他们一模一样,所不同的只是他们的名字,“对于我来说,你们只是一个人。”而更为难堪的是,K没有任何能力进入城堡,就像他没有能力进入自己的内心世界。

那个冒充守城的儿子的希伐若对K说:“这个村子是属于城堡所有的,谁要是住在这儿或者在这儿过夜,也可以说就是住在城堡里。没有伯爵的许可,谁都不能在这儿耽搁。可是你没有得到这种许可,或者起码你没有拿出一张这样的证件来。”进入城堡需要证件,需要许可,但是这样的许可证件在哪里,谁来给他,K不知道,助手当然也不知道,而且在这个被深陷在雪地里的村子甚至不容许他在客栈里休息。他是一个异乡人,他要进入城堡就必须获得身份的许可,所以在助手、器械和证件缺失的情况下,城堡真的就变成了杂乱无章的现实,而且教师对他说“从来没有一个外乡人是喜欢城堡的”,客栈里的那些人还告诉他,好客不是这里的风俗,这便预言了他最后的命运,但是在K听起来只是进入城堡方法论的缺失,所以他想要寻找进入城堡的方法,寻找和城堡里的人对话的方法。

卡夫卡:为自己建造不许进入的“城堡”

那个电话里,他用不见面和充满想象的方式编造了谎言,他成了土地测量员的助手约瑟夫,他的问题是“我的主人什么时候能上城堡去呢?”而得到的回答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来,”任何时候就是永远,永远被拒绝,永远关在门外,对于K来说,似乎并没有放在心上,在他看来,以一个土地测量员的身份进入城堡是必须的事情,甚至他自信地以为“在村子里当一个普通工人,尽可能远远地离开城堡的势力范围,他照样有信心能够完成同住在城堡里一样的活儿”。离开城堡的势力范围是他对于那句“任何时候都不能来”的回答的反击,而在看来,会有一个城堡向他开放,会有一扇没有标注着数字的门会向他打开。

是的,城堡外面是另一个世界,这里有学校,有酒吧,有客栈,有女人,有村长,有信使,一切都在向他敞开着大门,一切的故事都在无限可能地进入他的故事,从而找到进入城堡的方法。但是这些方法随着K一步步地掌握,慢慢变成了阴谋。从方法论到阴谋论,K其实是走进了自己设置的迷宫,那些迷宫里满是数字,满是符号,满是壁垒。弗丽达是他的重要力量,这个曾经做过城堡部长克拉姆情人的酒吧女孩有一种独特的魅力,“这的确是我心底真正的秘密愿望。你应该离开克拉姆而做我的情人。”这是K最直接的计划,成为自己的情人,在某种程度上和克拉姆已经站在了平等的地步,这里没有羞涩,没有保守,而弗丽达作为一个失宠的女人,也和K一拍即合,在酒吧吧台下的肉体便开始了他们的爱情,弗丽达的脚压在K的身上,起初是带来女孩的某种欢乐和爽朗的性格,而对于给K来说,是一个伟大的计划,“于是他们互相拥抱起来,她的娇小的身子在K的手里燃烧着,K在昏昏沉沉的状态:K一次又一次地想竭力控制自己,但是做不到,他们在地上滚了没有多远,砰地一声滚到了克拉姆的房门前,他们就躺在这儿,在积着残酒的坑坑洼洼和扔在地板上的垃圾中间。”从肉欲开始,然后打开城堡大门,这是一种无法自控的诱惑,有女人的狂乱,也有城堡的迷幻,“K觉得自己迷失了路,或者进入了一个奇异的国度,比人类曾经到过的任何国度都远,这个国度是那么奇异,甚至连空气都跟他故乡的大不相同,在这儿,一个人可能会因为受不了这种奇异而死去,可是这种奇异又是这么富于魅力,使你只能继续向前走,让自己越迷越深。”

越陷越深就像那在雪地里的村子,是城堡的一部分,却永远无法进入其中。弗丽达给他的只是暂时的满足,当K对酒吧老板娘提出要见克朗姆的时候,老板娘却对他泼了一瓢冷水:“我们在这儿低三下四为你考虑种种方式方法取得结婚的许可,可你是谁?你不是城堡里的人,又不是本村的人,你什么都不是。”连本村的人也不是,这种没有身份的感觉一下子将K拉到了冰冷的世界里,而且老板娘说:“要知道你连瞻仰一下克拉姆的尊容都是不能允许的”,那个酒吧的老板娘告诉K这些,只是为了告诉K,作为克朗姆的情人,既是一份永恒的荣誉,也是一种无法摆脱的梦魇,因为在二十多年前,她也是克朗姆的情人,相片、毯子和睡帽是老板娘保存的三件纪念品,但是这和克朗姆三次的经历已经是久远的事,而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被抛弃。而现在,弗丽达步了后尘,做了克朗姆的情人,但是也一样被抛弃。

而在肉体的故事里,K和弗丽达也渐渐走向了两条不同的路,一个是计划的一部分,一个是对爱情的向往。在弗丽达看来,只有两个人的爱情才是一切,不管曾经做过克朗姆的情妇,不管在酒吧吧台以怎样狂乱的方式打开肉欲,但最后的归结点是一场深刻的爱情,“因此我又希望有那么一座又深又窄的坟墓,在那里面咱们俩紧紧地搂抱着,像用铁条缚在一起那样,这样我的脸藏在你的怀里,你的脸藏在我的怀里,谁也不再看见咱们。不是在这儿。”所以在弗丽达看来,离开城堡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反倒是爱情的目标,所以她留住K,或者要他住进学校里赚取一点生活的资本,但是这些生活离自己进入城堡的愿望越来越远,失望取代了原先的希望,不断被吞噬的不是爱情的虚无,而是自己苦心经营的阴谋,“你仍旧是克拉姆的情妇,还完全说不上是我的妻子呢。”这是K对弗丽达的回答,而住进学校也变成了K要进入城堡见当局的一场政治阴谋,“难道你忘记了一个人应该努力往上爬,特别是在他处于底层的时候?一个人难道不应该利用一切可能给他带来希望的机会吗?”这是K对于阴谋论的解释,作为一个土地测量员,他需要的是从最底层抓住一切机会进入等级的社会,从而打开那一扇荣耀的门。

阴谋论在弗丽达那里,则变成了对爱情的亵渎,克朗姆情妇的身份让弗丽达成为一个“只有用高昂代价才能赎取的人质”,所以弗丽达对K说,他“把自己同克拉姆的会见当作了一桩买卖,一场现金交易。”而那肉欲开始的爱情则是“一种所有权的感情罢了”。对于K来说,他从来没有想到城堡里会有森严的等级,也从来没有想到任何的阴谋都会徒劳无益,奥尔珈对K讲述的那个“阿玛丽亚的秘密”就是一个女人被牺牲的寓言,她和城堡里索尔蒂尼大官员之间的纠葛就是弗丽达曾经或者以后生活的翻版。作为城堡的权威人物,索尔蒂尼拥有着很多权力,而阿玛丽亚被爸爸安排而与索尔蒂尼的交往,看起来像是一种爱情,“她深深地陷入了索尔蒂尼的爱情中去啦”,但是滥用职权的索尔蒂尼把阿玛丽亚也仅仅是看成是一个接近权力的工具,在阴谋论中被惩罚,“她跟我们一家人受到的惩罚有多么沉重啊”,巨大的无力感使他们被拒在城堡之外,“人家只是躲避我们。村子和城堡都躲避我们。”被人看不起的结局使得他们只能通过哦祈求或者愤怒的叫喊来恳求城堡的宽恕,而阿玛丽亚的爸爸想恢复女儿的名誉看起来也是一种徒劳,最直接的办法便是在索尔蒂尼的信使失踪的时候,让巴纳巴斯送去当了新的信使。

爱情远去,信使到来,不仅对于阿玛丽亚一家,还是对于K来说,都是进入城堡的一种方法,“如果能打扮成一个他想象中自的真正的信使,那也不失为一种光荣。所以,尽管那时他痴心妄想,居然想要有一套官方的制服,我还是得在两个钟头之内赶着给他改制一条裤子,至少有点儿像制服那样的紧身裤,好让他穿着在你的面前出现,当然,我们知道,在你面前蒙混过去是很容易的。”而当巴纳巴斯的身份被这样一种黑色幽默的方式揭露的时候,K才知道自己一直信任的巴纳巴斯也是一个骗局,那封被说成是克朗姆发来赞扬K土地测量工作的信是另一个阴谋,对于从来没有进入城堡,从来不曾开展土地测量的K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爱情是讽刺,信使是讽刺,身份当然更是讽刺,对于K来说,连进入城堡的工作也是一个讽刺,他是土地测量员,但是村长告诉他,这里并不需要土地测量员:“我们这个小国的边界已经标好了,而且都已经正式记载下来了。所以,我们要一个土地测量员来干吗呢?”曾经或者有过需要土地测量的命令,但是那一纸公文在已经被压在箱子里了,那“土地测量员这几个字下面用蓝铅笔划了一道杠”的公文只是一个符号而已,甚至只是一种想象,与现实根本没有关系。

而更为可怕的是,与K作为土地测量员、弗丽达作为克朗姆情妇、巴纳巴斯作为信使的身份是一种虚幻的存在一样,那个K一直想见过一面并和他对话的克朗姆到底是不是存在也变成了一个疑问:“甚至在村子里,人们对他的描述也都大不相同,大家对他的长短、大小、举止风度和胡子式样都各有各的说法;幸而其中有一点却是大家一致的,就是他始终穿着同一套衣服,一套有着长长的燕尾的黑色晨礼服。”仅仅是一套有着长长的燕尾的黑色晨礼服,到底是不是克朗姆的唯一,就像奥尔珈说的,“他同克拉姆谈话,但是那个人真的是克拉姆吗?是不是某个有点像克拉姆的人呢?”而对于信使巴纳巴斯来说,“有人指定一位官员当作克拉姆介绍给巴纳巴斯,他是否像克拉姆,巴纳巴斯始终犯疑。”也就是说,巴纳巴斯见过官员,也传递过信件,但是他不知道的是那些官员是谁,那些信件又是什么?或者说,巴纳巴斯进入的是城堡的某个房间,但是那只是整个机关的一部分,“因为有一道道壁垒档着,壁垒后面还有更多的房间。”就像那些标注着数字的房间,是一个迷宫,永远找不到出口,迷永远看不见真实。

城堡在眼前,却永远在虚构中,那里需要许可证,需要审查,需要爱情,需要信使,但是身份缺失了,当从工具论变成阴谋论的时候,所有的可能也读成了自我嘲弄的一部分,“我这是闯进了哪个村子啦?这儿有一座城堡吗?”这是K刚进入村子的疑问,而现在这个疑问一步步变成了解构自己的现实,连助手都告诉他,并不是城堡里的克朗姆要他们来的,是一个叫格拉特派来的,“那时候他正代理克拉姆管事”而随着一个个个希望的破灭,助手也辞职离他而去,而离开K的还有弗丽达的爱情,而弗丽达走向另一种爱情的主角就是自己的助手,“我爱她!她是一个聪明的好姑娘,是克拉姆以前的情妇,不论在哪方面都是很值得尊敬的。”杰里米亚的回答里有和K当初一样的阴谋,弗丽达曾经作为克朗姆的情人身份使她再次走向一种爱情,这是对K的反讽,也是用一种轮回的方式宣告那个不能进入的城堡巨大的吞噬力量。而K仿佛已经看到了爱情的不公平:“一个官员决不会有情场失意的事情。所以,就这方面来说,一个姑娘——我不光是指弗丽达,也是指别的许多姑娘——只是出于爱情才献身给一个官员。”而侍女佩披爱上K的原因也只有一个:“有朝一日自己爬上那个地位,不怕K不来求她,到那时她就可以随心所欲了,不是答应K的请求,丢了差使,就是一口回绝,爬得更高。”

K成为了报复的对象,成了爱情的牺牲品,而这也是K当初一手造成的,在这个等级森严、滥用职权的城堡里,土地测量的意义其实已经完全消失了,而那些壁垒却越来越厚重,越来越侵入自己的生活,甚至到最后连自己保护的能力都不存在了。城堡里到底会有谁,到底是怎样的机构,对于K来说,是一个永远的谜,是写着数字永远不能进入的地方,而其实城堡也是自己被拒绝的内心,K在村子里所经历的一切其实都是城堡生活的外化,在虚假、欺骗和阴谋交织的过程中,K走不进的是自己的内心,就像卡夫卡。卡夫卡的复活是因为被壁垒的世界拒绝,是被抽屉的人生拒绝,也是被自己三次婚约又被解除的现实拒绝,那个可望不可即的城堡在卡夫卡的世界里却当成了父权的象征,作为半行乞的屠夫的儿子,卡夫卡从小就生活在专横如暴君、虐待妻儿的父亲阴影里,所以那种畏惧变成了无法进入的城堡,而卡夫卡在这充满恐惧的现实里,也在自己的周围建造起了城堡,数字的迷宫,坚硬的壁垒,没有人可以接近没有人可以进入,然后把现实可能的一切都吞噬掉。

“这不能怪哪一个人,谁也没有办法改变局面,一切都是城堡的影响。”卡夫卡借用尔珈的话说到,只是那门上的数字永远定格在了“二十”,锁进了抽屉。

王家大道

编号:C38·1980307·0429
作者:(法)安德烈·马尔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97年12月第1版
定价:11.00元
页数:208页

17世纪哲学家巴斯喀的死亡哲理成为安德烈·马尔罗的实践指南与创作规则,这位天然有着冒险性格的作家曾远涉东南亚丛林,在那里他发现了湮没的文明,死亡的威胁,以及某种陷阱式罪恶,对人性及死亡的透彻理解使马尔罗在《王家大道》中建立了一种比自己经历理想得多的冒险经历,克洛德发现古代石雕,佩尔肯在丛林世界中成为土人的崇拜者,“人的衰弱,才是人真正的死。”王家大道成了文明社会人类体验死亡的崇高的最后一个迷宫。

 


《王家大道》:膝盖上的血装在一颗子弹里

 

我的整个生命,就取决于我嘴里吮着枪口的那一刹那,我对自己扣扳机的动作是怎么想的。问题在于我得知道我是在想:我在自杀;还是在想:我在行动。

本来,并不站在对面,佩尔肯和毛依人同样在不属于保护地的半野蛮村落,同样站在一片疑惑丛生的密林里,甚至同样处在一种未开化状态中,身上散发着肉腥气。但是那种让野蛮愚昧给同化的错觉只不过是一张盘旋在克洛德脑海中的照片:独眼,出没于热带丛林和暹罗的中国酒吧,帽舌戴在脑后,咧嘴胁肩地粗声大笑。所有粗野、放肆、吃惊的表情在一颗子弹的游戏中变成了残酷的生死抉择——甚至没有抉择,他跟他们的命运便被隔离开来。

白人和土著,枪和长矛,以及权力的统治和自我的反抗,一个是闯入者,一个是捍卫者,在佩尔肯的疯癫中,只有孤独和生命的威胁,他说,手枪是一种可靠的保障,“一旦死亡成为一种摆脱办法的时候,用手枪自杀很方便”,但是在不是进攻的“手枪哲学”里,在被分隔的命运抉择中,那种自杀的计划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无法超越的玩笑,佩尔肯的对面是充满仇恨的身影,是杀气腾腾的长矛,是尖利的竹片埋伏的桩砦——那是毛利人的世界,那是土著人的领地,那是野蛮愚昧杂夹着肉腥味的抗击,即使每人一只瓦坛的交换,即使是喝下了盟誓的米酒,那头人的手指上仍然有猩红的血色,那些野蛮人仍然虎视眈眈看着这些“闯入者”。而当佩尔肯将自己的手枪扔掉走向毛利人的时候,也同时扔掉了权力,扔掉了统治,扔掉了被同化的命运——他永远站在他们的对面,在踪迹莫辨的王家大道留下一个疼痛的背影。

而自杀还是行动的抉择看起来也只是一个闯入者在死亡面前的最后游戏,“但他还没有发疯;一种悲剧色彩的亢奋,一种野性的狂喜,在他胸中激荡。”血从膝盖里流出来,一出被安排的戏,也是一个无法逃脱的命运,一颗子弹没有用自己的手枪打响,没有上演自杀的悲壮故事,但是他永远在这片丛林这个禁地的背面,那些陷入绝境的困兽,用射向茅屋的目光杀死了一个充满权力欲望的人,最后留下的是身体的痛苦:“您的膝盖是化脓性关节炎。不出半个月,您就会像头动物似的死去。已经没有办法了,您明白吗?毫无办法。”

嘴里含着枪口的那一瞬间,或者给生命一次不屈服的注解,这仅仅是一个闯入者的赌注而已,一切很快就会结束,甚至只要一支短箭就可以让这一切成为一个幻影。对于佩尔肯来说,这是另一个世界的秩序,在密林深处他曾经想凭着自己的疯狂建立属于自己的秩序,佩尔肯的过人之处,“并不在于这些冒险经历,而在于顽强的生命力,持之以恒的毅力,还有和豁达的个性兼而有之的军人素质;这种个性保证了他能够尽力去理解跟自己截然不同的人们。”但是这种截然不同只是在克洛德的眼中,在一个以考古或者艺术的目光来看待世界的人那里,佩尔肯才是与众不同的,所以佩尔肯用自己的身体,或者还有毅力、生命力和冒险精神进行了征服,让一种秩序服从于自己的秩序王国,对于佩尔肯来说,是权威的重新树立,“而我,一个个征服了他们。现在,他们心中不知道有暹罗,而只知道有我。”他仿佛已经是丛林的统治者,和他们的命运结合起来。

那时的佩尔肯是一个征服者,而他的征服只是为了追寻失去的东西,或者仅仅是一种报复。在佩尔肯的世界里,有两样东西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一样是产业,一样是女人。“我曾经想得到这一切,就像我父亲想得到邻居的产业,就像我现在想得到女人。”这是他为之奋斗的东西,而也仅是在一个文明社会里男人的权力。但是他并没有成为胜利者,产业和女人离他而去的时候,他说他成为了自己生命的囚徒,是自己囚禁了自己,也是自己报复了自己。“她是个懂得生活的女人,但她了解死亡。有一天,她看到她的生活随着我定了型,看到她自己的命运跟我的命运合而为一了,她就开始始用憎恶的眼光,就像她憎恶她的镜子那样地看着我。”萨拉离他而去,对于佩尔肯来说,生命的意义已经被异化了,在他脱离那个女人脱离那种秩序的时候,他的眼前出现的老索马里妓院里的肉欲,那些妓女“拼命把屁股和乳房不停地抖动着,坚挺的乳房上汗水涔涔,使这种颤动在油灯下显得更分明……”在他眼里出现的是土著村落里净是女人的现实:“这没叫您动心吗?这种没有一个男人的环境,这些个女人,这种近乎麻木……强烈的性感?”而他曾经所质疑的是性和爱情的混淆,那些船上的旅客嘴里的性欲故事在佩尔肯看来是自欺欺人的生活:“一个男人,不把女人看作性的补足,却把性看作女人的补足,这就是他们说的什么爱情。”

安德烈·马尔罗:一直反抗“西方的诱惑”

女人对于佩尔肯来说,就是一颗子弹,在他放下枪被野蛮和仇恨的力量包围的时候,当他拖着化脓的膝盖求生不得的时候,当他最终在王家大道看到死亡的时候,他仍然想到了那个击中他一生的女人萨拉,“他也闭上了眼睛,听任自己使劲地动着,仿佛听任自己被一种可厌的东西所摆布;他完全沉浸在用狂暴的力量去毁灭一个对象的欲望中了,他要毁灭的是这张把他推向死亡的陌生的脸。”狂暴的力量想去毁灭心中的那个对象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了枪,没有了子弹,甚至没有了自杀的可能。命运完全交到了别人手中,这对于佩尔肯来说,是最大的悲剧。

曾经的财富和女人都消失了,在佩尔肯的生命中预示着一种信仰的没落,“年轻,是一种信仰,一种最后终于得放弃的信仰……可我还是努力了!……”这是佩尔肯在自己建造的的秩序里对自己的评价,但是这种自欺欺人的想法到最后只有对于安宁的向往,“每个你没有占有的肉体都是你的敌人……现在,旧梦驱使着我……”他自己设置了梦境,自己设置了敌人,没有占有的肉体只是一个想象,所以佩尔肯没有站在毛利人面前的时候,他所要的只是一种安宁的生存,“您从来没有认真地想过自杀吗?”克洛德问他,而他的回答是:“我思考我的死,并不是为了去死,而是为了生存。”所以他也从来不会选择自杀,在他看来,自杀是对信仰的亵渎,是对肉体报复的亵渎,“自杀的人追求的是他自己构筑的幻景:自杀永远是为了存在。我不喜欢人成为上帝的玩偶。”

Bal-el-Mandef,这是死亡之门,佩尔肯一直不肯用自己的方式跨过去,他拥有一个领地成为一个征服者,他把自己的生存,安宁的生存看作是与自己不熄灭的信仰,看成是自己报复的一种政权,“像我这样的人,生来是要摆弄政权的,”佩尔肯曾经这么说过。而现在,政权就在这片黑暗的深处,“在他面前驱赶着这些蝼蚁般的部落——接着还有其他的部落,在一公里一公里地把它的铁路线向前延伸,在年复一年地把它的冒险事业的牺牲者愈葬愈远。”

不喜欢成为上帝的玩偶,而对于冒险来说,生命永远是上帝之外的一场玩笑,那条踪迹莫辨的王家大道对于佩尔肯来说,是生命的终点,是信仰的陷阱,是自杀的诱惑,而对于同行的克洛德来说,似乎是对于时间的救赎,对于存在的超越。他也是一个闯入者,也是冒险者,也是用文明人的视角看待那个王家大道,但克洛德梦境里出现的祖父和父亲的爱和死,那种在过去时间里的不被破坏的信仰。克洛德的祖父不仅为心爱的亲人的死痛苦,而且也为一个他所不爱的女人的死痛苦,在这个单纯的老人世界里,死是最后的救赎,在周围人相继离开人世的时候,他在茫茫的大海中“为他所奉献的一生渲染上那层悲剧色彩的过程中走完生命历程的”,那把斧子劈到了自己的脑袋,而在他身上还有一本没有裁开的传道书。而在父亲身上,则是战争中的无力反抗,他在那场马恩河战役的笔记中写道:“我亲爱的朋友,现在他们用权力、文明和被普鲁士人砍断的手臂来鼓动我们……”权力、文明和砍断的手臂组成了父亲赴死的意象,“刚写完就自愿出击,壮烈牺牲了”。对于克洛德来说,祖父的爱和父亲的死参杂着对于秩序的反抗,那是与生俱来瓦奈克家族的观念,而对于克洛德来说,冒险变成了对自我秩序的一次肯定,他所想象的未来的图景,“总是交织着往日的回忆和目前的存在,这两种成分像一种双重的胁迫,像一次占卜的两条不同的谶语似的想要左右他。”

回忆和存在,对于克洛德来说,这永远都是一个站在王家大道对立面的梦境,那些地图上的被红点描绘的寺庙,用篮圈圈起来的荒废古城,都是旧时记忆的一种,而闯入的过程就是反抗现有的存在秩序和寻找新的秩序的努力,“人们称为冒险的事情,并不是逃遁,而是猎取:世界的现存秩序,不会毁于听其自然,而将毁于从它的毁灭中受益的意愿。”所以在远东法兰西研究院院长拉梅日对他提出警告,当森林管理局长对他说:“一个白人想孤身一人去那儿,准得完蛋……”的时候,克洛德从来没有退缩,在他看来,拉梅日所维护的也是现存的秩序,“他所反对的也许并不是一个计划,而是一种与他截然对立的性格……他维护的是他的研究院的特权。”所以他要在别人不顾及的地方寻找武器,在别人所过的生活中寻找勇气,而那些散落在密林中的古寺、雕像都成为他梦境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想用他自己的力量使那些时间复活,他对拉梅日说:“对艺术而言,是不存在时间观念的。我所感兴趣的,您知道,是这些艺术品的解体、变异,是它们由人的死亡转化而的最深邃的生命。总之,一切艺术品的终极就是成为一种想象中的存在。”

艺术家有起死回生的本领,起死回生在克洛德看来就是自己唤醒自己的梦境,“仿佛亚洲已经在他身上找到了一种有力的默契,把他带进当年探险者的传说交织成的梦境”,这是反抗“欧洲最后一缕思念”的梦境,这也是克洛德自我寻找存在价值的梦境。但梦境毕竟不是现实,古刹,遍身青苔的佛像,一只青蛙跳到肩膀上,身躯旁边的地上躺着蛀蚀了的佛头……这些意象在他看来仿佛是一种自我肯定,而他和佩尔肯同行,看起来都是对即成价值观念的敌意,都是在有所不为中找到新的秩序,而最重要的仍然是“无法排遣的死亡的意识”。

但是克洛德和佩尔肯并不在遥遥相应的同一个世界里,佩尔肯是权力的扩大,克洛德是权力的反抗,佩尔肯是融入丛林的偏执,克洛德是对艺术回归的对话,或者说,佩尔肯身上永远有一把可以含在嘴里的枪,而克洛德所带的只是一把将雕像运回来的锯齿。而佩尔肯用身体的游戏实现的死亡看起来虽然不算悲壮,但是对于克洛德来说,仿佛是祖父那把斧子又重重地砍向了自己,死亡的意义有时候不是用伟大来衡量,却可以消除对人生无能为力的恐惧,“被杀,失踪,他都不在乎:他对自己的生命并不怜惜,从中即使得不到胜利,也能找到战斗。然而,倘使要忍受空虚像癌细胞似的啃啮自己的生活,把不冷不热的死亡攥在手心里过日子,那真不堪设想……”

当佩尔肯在没有医治能力的丛林深处等待死亡降临的时候,当反抗文明的旧有秩序最后归于寂灭的时候,生命的意义才需要真正的救赎,活着追求的是悲剧色彩的亢奋和野性的狂喜,而等到那条被野蛮和文明双重裹夹的王家大道又重新消失在密林深处的时候,闯入的冒险终归是一场游戏,“蓦然间,克洛德在自己的想象中跟佩尔肯合为一体了;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眷恋他所不爱的生命。”理想和现实,生命和死亡,以及枪和锯齿,合二为一,是文明秩序的溃败,是权力王国的陷落,那些石头代表的也仅是往日的希望而已,而那些手持长矛、露出复仇眼神的毛利人呢,他们的秩序破坏何尝不是一种悲剧,“他们攻打你们,是因为他们快要饿死了。”这个世界原本就是被隔绝的,原本就是梦境与现实,而现在冒险与征服成为文明人的疯狂,必定是对于另一个世界的破坏。佩尔肯在死亡到来的时候才能感觉到一种救赎,“他除了自己的心跳以外什么也听不到了,仿佛只有它才能跟这片使他的灵魂超脱密林的酷热相和谐,仿佛只有它才表达了自己的创痛与上苍之间绵绵不尽的应和。”这种救赎已经完全还归了身体,还归了化脓的膝盖,还归了一颗子弹射出的鲜血,也还归了一个生命最初的肉体形态。

“主啊,愿您在我们最后安息的时候与我们同在……”那一句印在克洛德满心中满含着恚恨的童年祷词,成为无法自持的悲痛感情的写照,他一把抱住了佩尔肯的肩膀,但身体已经完全属于这片丛林,属于曾经似醒非醒时的梦,属于踪迹莫辨的王家大道,就像那些沉寂的古寺和雕像,在时间的沧桑中变成权力和秩序坍塌的见证,“佩尔肯瞧着身旁的这个人,仿佛他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陌生人。”

吉娜·嫉妒

编号:C38·1980307·0428
作者:(法)罗伯·格里耶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97年12月第1版
定价:10.80元
页数:213页

“新小说”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文本建立在重复和暗示上,让你找不到时空的真实感觉,罗伯·格里耶便是一个时空的迷失者,这位“新小说派”的大师在《橡皮》、《弑君者》之后,对文本迷宫的营建更为诡秘与危险。《吉娜》发表于1981年,“错开的路面当中的一个红色空洞”,阅读就是跳进这个红洞被迷宫淹没。《嫉妒》发表于是957年,A是谁?一个女人?“新小说”作家都像是一位出色的导演,你可以被弄得惊心动魄,也可能到最后什么也不知道。


《吉娜·嫉妒》:真正的故事必定发生在过去

“那我是怎么死的呢?我会死于什么呢?
“死于海难,”吉娜平静地回答。
——《吉娜·第七章》

死于迷宫开始的42页?死于42页和43页组成的封闭结构里?当经历了42.195的奔跑之后,一枚书签被抽离出来,却没有那子弹射中的洞眼,也没有锋利书签留下的血迹,一切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但是在插入和抽出的过程中,时间却像死亡已经抵达一样,写进了两部小说合在一起的那本书里。

“错开的路面当中的一个红色空洞”,这一句话依然写在扉页上,作为一种开场白,我一定会以重复的方式闻到那里面关于死亡的气息,再次翻阅,把43页之后的故事按照时间顺序组合起来,但是直到如书中所说的那部“手头的这部99页双行距打字文本”醒目地出现之后,我才意识到真正在路面当中错开的不是“红色空洞”,而是真切的时间。在被搁置了4天之后,继续那个故事,在时间上是一种缝合,第一句:“不存在任何东西——我指任何确切的证明——能让任何人将西蒙·勒戈尔的故事纳入纯浪漫小说之列。”最后一句:“他们客客气气地截住了这位过于好奇的治安警察,并重新把他带回他原来待的地点。”从序言到尾声,从起点到终点,上面有手指留下的记号,有目光扫过的印痕,一个故事完整或不完整地停留在最后的句号里。

但是,“手头的这部99页双行距打字文本”仿佛真的来自阿姆斯特丹路21号的租住的房间里,遥远,神秘,无名,甚至就像一种虚构深入到现实里,在《吉娜》结束之后,是《嫉妒》,而这重新开始的故事却早在一年前就被阅读了,于是,在时间那“错开的路面”上终于留下了一个红色空洞,一个被阅读的故事如何再次在新的时间被翻阅?一年前,时间仿佛也封闭在固定的结构中,那也是一个二月,也是一些黑夜,也是A和X,也是男人和女人——“也是”根本没有在意料之外,就像《嫉妒》呈现的那个文本一样,早上摆出的三张椅子,托盘里的三只玻璃杯,餐桌上的三套刀叉,卧室里的三个窗子,盘子里的三只炙烤飞禽,阿X倒酒放入其中的三块冰,永远的三个人,永远的确定。

以及,永远的过去,我的确没有再次阅读“99页双行距打字文本”之后的《嫉妒》,很明显,因为已经完成的阅读,不需要重新赋予时间意义。但是当第三张椅子的主人缺省,第四张椅子的主人缺席,在那个被暧昧笼罩的故事里,是不是故意错开了时间和人物?文本在过去被阅读,却以现在进行时的方式发生着,“现在,从花园到露台以至整幢房子的周围,夜色越来越黑,昆虫的呜叫声重新响起。”而在其中充满了无数的“现在”:“现在,柱子的阴影”“现在,露台西南角”“现在,副司机的声音”“现在,柱子的阴影”……并非是列在目录里不同的“现在”,现在复活,是用此时此刻的记叙来续接一个正在变化的故事:“这样,此时此刻,房檐犄角的影子和两面墙与地面形成的夹角正好重合,而且都是直角。”

一本书的直角,一部小说的直角,一次阅读的直角,90度的反转,就是把过去变成了现在,把后面变成了前面:一年前,在前面的《嫉妒》压着《去年在马里安巴》,一年后,在后面的《嫉妒》被《吉娜》压着,而当把过去的阅读变成“此时此刻”的现在,一种直角的反转似乎又回到了另一个时间点,“错开的路面当中的一个红色空洞”,就这样成为了文本的隐喻,而在不阅读《嫉妒》的夜晚,在被复活的《吉娜》世界里,时间如何再一次被错开?

是死亡,死在生之后,可是为什么西蒙会问到“我是怎么死的呢?我会死于什么?”西蒙到底站在时间之前还是事件之后,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如何会死,一定是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死永远是将来时,但是西蒙却活在死亡之后,那个问题被活生生问出,又被活生生回答,似乎死亡就像是早就预料的事,甚至变成了无关死的一场游戏。错开的死亡,错开的时间,其实是错开的文字,在“这部99页双行距打字文本”里,“所有的动词按传统的四种变位程序插入其中,其次,还清楚地指出了带始动词的缀动词和不带始动词的缀动词之间的对比。”这里有直陈式现在时,有未完成虚拟式,有将来时,有条件式,也有自反代动词,有惯用语动词,在阿姆斯特丹路21号的房间里,用就打字机打印的文本,为什么要做动词的对比,为什么要对时态和语式进行严格地归类,为什么把关系代词放在了结尾部分?而在时态和语式之外,这八章所叙述的故事里,那个叫西蒙·勒戈尔的人真有其人?护照上写着鲍里斯·柯尔希芒,出生于基辅,工作室电气工程师,但当警察说护照明显是假的时候,西蒙的身份终究是个谜,那么,以西蒙的名义写就的这个文本是不是也是一个可能是伪造的谜?

时态和语式被改写了,身份成了谜,“与传统的现实主义规则相比,这里发生的种种事件的可能性几乎永远显得太小。”但是在其他没有线索的情况下,留下的文本或许是唯一的证据,或者是唯一可证明西蒙是一个存在的人,证明的最常用手法就是带入一个“我”的世界。第一人称,单数,就是关于“此时此刻”的存在,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都应该在“我”的世界里呈现某种真实性:“我在约定的时间准时到达:6点30分。天几乎黑了。库房没有关,我推门进去,门没有装锁。”从第一句开始,“我”进入,“我”发现,“我”行动,“我”记叙——而且把确定的6点30分放在“我”的面前,还有什么是错开的?

我在库房里看见了那个叫吉娜的美国女人,我在时装店橱窗里看见了塑料人体模特,我在餐馆里遇见了女大学生,我在抄近路的时候遇到了男孩,我在房间里发现了女孩,我在大厅里看见了那么多拿着探路棍戴着墨镜的盲人……此时此地,都有一个我,而当我取代了“西蒙”这个名字的符号,我一定无法逃避时间。但是看见、遇到、发现等第一人称亲历的动作,为什么越来越不真实?吉娜在库房里说话,但后来被发现的只是一个不是女人也不是男人的人体模型,说出的美国口音只是边上扬声器发出的声音,那么吉娜是不存在的幻觉?“简·弗兰克般的甜美微笑纯粹是我想象的产物。”而之后却又如镜子一般看见了一模一样的人,她是女人,她穿着竖起领子的雨衣,她戴着一副墨镜,而且她也开始说话:“你必须始终以‘您’来称呼我。”

“您”变成我对于女人的称呼,在对话中,它就是一个和我一样活生生的存在,即使我被她称作是“你”,也丝毫不能动摇这种人称带来的真实性,“所以你得接受任务,没有什么可讨论的。提出问题或妄加评论都是徒劳。你按我们要求的去做就完了。”我被推向了一个不知道内容的任务中,未知而神秘,是不是就为了消解真实性?那个在餐馆里的女大学生,为什么会知道我的任务?为什么会提醒我要迟到了?几乎是随机性选择的餐馆,却进入了必然的程序中,她到底是谁?而且她在对我说话是也用了“您”:“现在7点零5分。您要迟到了。”而当我抄了近路却跟踪从阿姆斯特丹来的旅行者,却在路上看见十岁的男孩跌倒,跌倒却像死了一样,他是我执行行动中必然出现的人物?当我抱着男孩到房间里,发现跌倒而死亡又像是一种虚构:“所以,起先我想这场令人毛骨悚然的戏是他自己一手导演的:他假装昏迷,但我转过身背对他时,他便动了。”

真实而错开的情节根本没有完,在房间里出现了小女孩,她说“让不是我哥哥”,她说“他昨天就死了”——又是提前到来的死亡,那么跌到何以在死亡之后发生?“眼下是这样的,经常死。在这之前,他能活好几天。”女孩的解释,把死亡带向了时间之外,而且女孩的妈妈不回来了,爸爸死了,一家人都在时间的游戏中消失,甚至错开而成为一种诡异的事,“让不是我的哥哥,他是我的丈夫。”再继续,我读到了吉娜给我的信,信上说:“阿姆斯特丹来的列车是条假线索,旨在搞乱蛛丝马迹。真正的使命从这里开始。现在你们已经认识了,孩子们会领你到你们该一起去的地点。祝您好运。”而女孩向我传达的信息是:“现在,我们的爸爸就是你。我是玛丽·勒戈尔。他是让·勒戈尔。”死去的小男孩直起了身子,小女孩变成了玛丽,而自然,我变成了西蒙·勒戈尔。

但是当西蒙·勒戈尔在一封信里成为我的名字,玛丽却又对我说:“你是俄国人,因为你的名字叫鲍里斯。你和大家一样爱喝啤酒,鲍里斯·勒戈罗维奇!”而那个在餐馆的侍者却和遗像上的法国海军士官一模一样。海军士官死于海难,却在餐馆里复活,俄国人鲍里斯也死了,却变成了信里被命名的西蒙·勒戈尔,那么我是看见了自己,还是变成了虚构中的人物?“你不会讲故事,一个真正的故事必定发生在过去。”这是玛丽对我说的话,似乎就解开了这重重的谜团,真正的故事发生在过去,而现在呢?从6点30分的库房,7点05分的餐厅,以及即将到来的晚上,还有什么是确定的时间?在不确定的时间里,西蒙、鲍里斯,侍者、让、玛丽,以及吉娜,谁是真正的故事里的人?

所有的时间,所有的人物,其实都在“真正的故事”里,那么时间就是故事里的时间,人物都是故事里的人物,当然,死亡也是故事里的死亡。在那个化妆成盲人的大厅里,我听到了吉娜的声音,和曾经听到的一样,而我之后看见的那些戴着墨镜,拿着探路棍,牵着男孩手的人,也都和我一样,重复的声音,重复的盲人,其实就是在重复的时间里,而这种重复就是“机器帝国主义”的特征——当他们喊出“为了摆脱机器帝国主义和更自由的生活”的口号,当吉娜说:“正是我们被机器异化导致了资本主义和苏联官僚主义的产生,而不是资本主义和苏联官僚主义导致我们被机器异化。正是宇宙中万物的雾化作用才使原子弹得以产生。”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找到了答案。

而我当进入到重复的世界里,也不再是第一人称单数的我,我是“我们”中的一个,“我”是被命名的西蒙——第三人称。“这具明摆着纯属人造的躯体使西蒙完全相信了自己曾有判断上的失误,总之,经过几个小时的间隔,即从他来到此地到现在,重现的是这一情景:他面对的是一个用混凝纸做的人体模型。”于是在人体模型吉娜面前,错开是我就是西蒙,西蒙是一个被假扮的盲人,是一个执行任务的人,当然也可以是一个死在海滩上的军官,或者可以是让和玛丽的父亲,甚至也可以是那个俄国间谍鲍里斯。

“所有小男孩都叫让。所有的小女孩都叫玛丽。”所有的人都叫西蒙,当西蒙只是一个名字符号的时候,机器时代的特征在他身上一览无余,而其实这种机器特征更是带来了机器命运——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当然更没有现在,所以吉娜说:“偶然把我们聚集于这个房间的只是让那出了故障的大脑:我属于他的过去,而您西蒙,您则属于他将来的存在。”过去和未来,也是错开的时间,而现在的那个真实的、确定的人则“死于一台失控的计算机所引起的机器事故”。

死亡提前在生命里发生,过去错乱在现在中进行,名字是一个被命名的符号,但是第一人称单数的我为什么要叫吉娜“您”?为什么在库房里听到美国甜美口音的时候会爱上她?“两性的角逐,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这或者是机器时代真正存在的情感,就像海军士官说的那样:“爱情往往使人做出伟大的事情。”但是只不过是一种虚构式的感应,吉娜是人体模型?西蒙是一个符号?我在哪里?您在哪里?第八章的女性开始叙述一个和过去相关的爱情故事,“去年,当我到达法国时,我偶然结识了一个和我年龄相仿,名叫西蒙·勒戈尔的小伙子。”但是在迷路,在分开,在重逢之后,爱情却又变成了虚构,来自阿姆斯特丹的卡罗利娜和俄国军官鲍里斯结婚,鲍里斯只为了寻求政治避难,而这个负责在核工业中散布不满、制造混乱的苏联间谍,无非也是机器时代的产物,于是,讲故事的女性变成了电子机器,发明她的人是驾驶出租车的“外科大夫司机”,而西蒙呢,留下99页双行距的文本之后也消失了。

“毫无疑问,在西蒙·勒戈尔的故事里所有出现过的人物至少有一个是存在的:那就是小玛丽。”这是最后趋向于真实的线索,但是这句不在99页双行距文本里的句子,却出现在“尾声”里,那么这也无非是一个作者笔下的人物,尽管有着1880年的连衣裙,有着韦尔森热托里克斯死胡同,有着21晚上的时间,所有的时间和地点,又把这个小玛丽推向了无限的可能,“走进这条长巷约莫一半的距离时,我们的人出现了。他们客客气气地截住了这位过于好奇的治安警察,并重新把他带回他原来待的地点。”所有的女孩都是玛丽,所有的警察都是“他”,而在“他们”的世界里,谁还能真实存在?

没有爱情,没有奇遇,没有人物,没有名字,我是我们,他是他们,所有人是一个人,过去是未来,死亡是新生,戴着墨镜的盲人也一定看见了“错开的路面当中的一个红色空洞”。

第二十二条军规

编号:C55·1980202·0419
作者:(美)约瑟夫·海勒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1997年1月第一版
定价:23.00元
页数:545页

从某种程度上说,约瑟夫·海勒是另一个海明威,上过战场,对战争深恶痛绝,写作细腻,与海明威不同的是,约瑟夫·海勒手中握着的不是一把可以射向自己的枪,他所痴迷的是一种“病态的,荒诞的幽默”。约瑟夫·海勒成为“黑色幽默”的创始人,“黑色幽默成为60年代美国文坛的一把双刃剑,《第二十二军规》锋利得可以与海明威那把枪相比。”只有一个圈套,那便是第二十二条军规。“看不见,却又无处不在,并将置人于死地。皮亚诺萨岛的一切就仿佛是约瑟夫·海勒玩弄世界的一个舞台,上面有一些小丑,尽情跳舞。

 


《第二十二条军规》:上帝保佑我的良心吧

 

上帝没有什么特别神秘的地方。他根本没在工作。他在玩。要不就是他把我们全忘了。那就是你们这些人所说的上帝——一个土佬儿,一个笨手笨脚、笨头笨脑、自命不凡、粗野愚昧的乡巴佬。
——18.看什么都是两个图像的士兵

上帝在哪里?在地中海皮亚诺萨岛上?在轰炸飞机抵达的上空?在住满精神病病人的病床上?或者就在那些被涂改的信件最后署名里,在被偷来的红色梨形番茄中,在被轰炸罗马街道的死人堆里,上帝和死亡在一起,和葬礼在一起,和疯子在一起,而最后,上帝只不过是自己创造的一个意象,一个不存在乌托邦,“一个土佬儿,一个笨手笨脚、笨头笨脑、自命不凡、粗野愚昧的乡巴佬”,甚至就是一个如“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圈套。

“他在玩”,或者全把我们遗忘了,在一个关于活着作为最低要求的世界里,上帝不是通向终极关怀,而就在被怀疑被命名被虚构的世界里,“皮亚诺萨岛位于厄尔巴岛以南八英里的地中海,是个极小的岛屿,显然,无法为书中描述的所有情节提供足够的空间。与小说的背景一样,其中的人物亦都是杜撰的。”杜撰的小岛,杜撰的世界,所以根本没有出口,没有通向生命救赎的出口,而在这个不存在的世界里,所有的人也都是在被怀疑被命名被虚构的生活里,那个叫二五六中队,或许也是一个不存在的虚幻,“如果你想替我们中队写一首象征主义诗的话,”约塞连说,“那就是二的八次方。”二的八次方,是数字消解了意义,消解了轰炸的使命,象征主义,只是一个被重新命名的属性,而那个医院呢,都住着那些被认为发疯的人,“我们住的这一间是全医院唯一没有精神病病人的病房,除了我们这些人之外,人人都是疯子。这样说来,全世界或许只有这间病房没住精神病病人。”这个并没有逻辑性,甚至自相矛盾的结论其实将正常人和病人,病人和神经病患者,以及和那些被定义为疯子的军人混合在一起,就像每个人的生命意义一样,都是一种被虚设的东西。

这里有自认为有一颗爱国心的得克萨斯人,有射杀小田鼠取乐的哈弗迈耶,有以掷蹄铁作为毕生追求的老军官德·科弗利少校,有卑鄙的小流氓温特格林,有患有“运动表象型兴奋增盛症”的亨格利·乔,不管军衔怎样,不管等级如何,在这个世界里,他们都在疯狂中寻找意义,或者意义就是疯狂。最高指挥官是卡斯卡特少校,由于他一心想当将军,便一次次以增加部下的轰炸任务作为自己升迁的资本,根据司令部的规定,只要完成二十五次战斗任务的士兵就可以申请回国,但是从这个杜撰的小岛上离开,似乎是一个永远也完不成的任务,当约塞连完成三十二次任务时,卡思卡特上校已经把指标提高到四十次,等他飞完了四十四次,上校又将任务改成了五十次,而当他完成五十一次时,以为马上就能回国了,定额又提高到六十次,最后甚至将飞行次数增加到八十次,而每一次次数提高,最后换来的是士兵的死亡。

除了卡思卡特上校,还有野心勃勃的沙伊斯科普夫少尉,这个毕业于预备军官训练队的少尉将战争变成了自己实现飞黄腾达目标的工具,战争爆发对他来说是一个兴奋的消息,因为他可以每天穿上军官制服,向那些士兵大喊口令,在阅兵中体会快感。他是一个患病的人,从来没有机会上前线,所以阅兵成为他意淫的方式,这个“名不虚传的军事天才人物”用不移动双手的方式进行队列训练,他将自己的人生目标全部用在这样畸形的阅兵中,甚至将自己的私生活都撇之脑后,他的太太问他“你到底为啥不跟我做爱?”他的回答是:““因为我没时间,我没那工夫。难道你不知道在进行阅兵比赛吗?”与沙伊斯科普夫少尉的军事机器相比,米洛则是一个头脑灵活的士兵,他本是一个食堂管理员,看起来“忠厚老实”,可是内心里有着对于金钱的莫名崇拜,甚至在买卖鸡蛋的机会里赚取大量的钱财,“我将鸡蛋卖给我自己时,我每个蛋可赚三分二厘五。我再把蛋从我的手里买回时,我每个又可赚到二分七厘五。这样每个鸡蛋一共可赚到六分钱。这就是我如何以七分钱一只买进,五分钱一个卖出还蔓能赚到钱的原因。”把鸡蛋卖给自己,把自己当成是“他人”,对于米洛来说,战争年代钱生钱是一个不错的计谋,他用这样的方式消解战争的意义,当军营中佩克姆将军提问:“哪个诗人会捞钱的?”,当有人说出是T·S·艾略特的时候,就像一个玩笑,这个在佩克姆将军看来,“说不定是个新密码,或是别的什么,比方说,当日旗号”的名字,恰好是米洛人生的一个注解,“对米洛来说,四月一直是他最喜欢的一个月份。丁香花总在四月里盛开,结在藤蔓上的水果也在这时成熟。”这个对于T·S·艾略特《荒原》的解构,正是自己对于金钱人生的一次致敬。他以或是采购为名,用大批飞机走私,诱惑那些有需求的士兵将飞机归于自己调遣,“机械师立即用乳白色的油漆刷了遍,将这些图案涂掉,取而代之的是将事先刻好的标志用耀眼的白色喷在飞机上。那标志是:M&M果蔬产品联合公司。”“M&M”代表米洛和明德宾德,用这个富有商业意义的名字覆盖机身、机翼和机尾的的“卐”形纳粹符号,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战争的一次无厘头处理,而米洛的神话似乎并不止于此,他办起了跨国公司,成为国际知名人物,甚至当上了市长:“我把酒从马耳他运到这里来,然后经我转手再替别人卖给我,这样赚头就大了。我在这里开创了一个新兴行业。今天,西西里已是世界上第三大苏格兰威士忌酒的出口基地了。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选我当市长的原因。”他被当选为巴勒莫的市长,“同时也是附近的卡里尼、蒙雷阿莱、巴盖里亚、泰尔米尼-伊梅雷塞、切法利、米斯特雷塔和尼科西亚的市长——因为是他给西西里岛带来了苏格兰威士忌。”

约瑟夫·海勒(1923年—1999年)

也是飞黄腾达的生活写照,不管是沙伊斯科普夫少尉的军事机器,还是米洛的商业头脑,在战争中本来就没有什么崇高的目标,那些关于谁会获胜的讨论甚至只是一个妓院里的话题,美国人成为最后的胜利者还是意大利人取胜,在这场充满游戏的战争中根本没有什么意义。而对于满是疯子的军营里,除了那些驾驶飞机进行轰炸任务的飞行员,对于生与死最具有发言权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医生丹尼卡,一个是随军牧师A·T·塔普曼,医生面对的是生命的延续,牧师面对的是死亡的仪式,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在生与死之间从来找不到上帝的存在,丹尼卡医生最担忧的是自己的健康,他每天都要上医院量体温,他连自己的健康都无法把握,当然更无从对那些士兵的生命负责。在他看来,那些飞行战士只不过是在钻飞机的时候体会一种快感:“凡是喜钻飞机者,实实在在是一种潜意识的欲望:再次钻进子宫。”而随军牧师一直认为“让牧师最感虚伪的就是主持葬礼”,因为在他看来,死亡是可怕而又神秘的事件,却要装出一脸的庄严,还故作悲伤之态,“要装得像神灵似的对人身后的情况有所知晓,这乃是罪过中的罪过。”对于他来说,不是死亡的超脱,而是对于无爱生命的无力:“围绕着他的家人,他产生了许多病态的怪念头,产生了许多悲惨、可怕的预感,不是想到他们得了重病就是认为他们遭到了可怕的意外。”

但不管是命令还是金钱,不管是权力还是地位,不管是生存还是死亡,在这个世界里还是有着上帝,那居于高处不可亵渎的上帝不是什么神,而是“第二十二条军规”,上帝一开始就出现了,“只有一个圈套……那便是第二十二条军规。”这是写在扉页上的话,这是统领士兵作战和生活一切的规则,它无处不在不容怀疑:审查官必须在自己检查过的每一封信上署上自己的姓名;必须禁止任何一个疯子执行飞行任务;凡是想逃脱作战任务的人,绝对不会是真正的疯子;你自始至终得服从指挥官的命令;他们有权利做任何事情,我们不能阻止他……这便是“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具体内容。对于执行飞行轰炸任务,就是这个上帝的安排,而对于要求停飞的规定充满了“圈套”:

奥尔是疯了,可以获准停止飞行。他必须做的事,就是提出要求,然而,一旦他提出要求,他便不再是疯子,必须继续执行飞行任务。如果奥尔继续执行飞行任务,他便是疯子,但假如他就此停止飞行,那说明他神志完全正常,然而,要是他神志正常,那么他就必须去执行飞行任务。假如他执行飞行任务便是疯子,所以就不必去飞行;但如果他不想去飞行,那么他就不是疯子,于是便不得不去。

也就是说,只有疯子才可以停飞,但是必须提出申请,但是只要提出申请,就说明是一个正常的人,不是疯子,那么就不能提出停飞的申请,只能去执行任务,而执行任务被看做是疯子的行为,所以不必去飞行,如果不去飞行,就不是疯子,又必须去之行。这是一个没完没了的悖论,“第二十二条军规用的是螺旋式的诡辩。其中各个组成部分,配合得相当完美。”螺旋式的诡辩是一个逃不掉的圈套,就像上帝是否存在的悖论一样,在信仰和现实面前无从选择,所以那个杜撰小岛上的生活与其说是在寻找上帝,不如说是在实践着永远不能回避的悖论。

约塞连说:“我刚跟你说过,他们一个个都是疯子,是不是?你总不至于让疯子来判定,你究竟是不是疯子,对不?”以疯子的判断来确定是不是疯子,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而在陶塞军士和梅杰少校的谈话中,也是在一种圈套中找不到出路。“您离开后,我可以让他们进去见您吗?”陶杰少校说:“可以。”陶塞军士的问题是:“可您早就不在这儿了,是不是?”而在那一次轰炸罗马的飞行计划中,麦克沃特的飞机坠毁,他们在丹尼卡的面前推断出,丹尼卡医生为了统计飞机时间上了麦克沃特的飞机,“而且,你没有跳伞降落,所以飞坠毁时你肯定牺牲了。”在一个活生生的人面前说着“你肯定牺牲”的结论,让丹尼卡甚至无言以对,而按照程序,要发给远在美国的丹尼卡太太一份通知,那上面说:“她是她丈夫一万美元美国军人保险金的唯一受益人,这笔钱她随时可以领取。”这一笔钱对于丹尼卡太太来说,可以让自己和和孩子不至于挨饿,所以她的“脸上不禁露出一个无所畏惧的微笑”,而这个微笑对于还活着的丹尼卡来说,就像自己无从把握的健康一样,在戏谑中被轻轻抹去了。

上帝是个伪命题,在这个被怀疑被命名被虚构的终极里,上帝的确是在玩,所以约塞连没完没了的飞机轰炸中,被返送回国的期望变成了毫无希望的无奈,所以他假装自己受伤,假装自己换上了肝病,“如果它转成黄疸病,他们就有办法对症下药;如果它没有转成黄疸病而且症状又消失了,那就可以让他出院。可是他这肝痛老是拖着,怎么也变不了黄疸病,实在让他们不卸所措。”正是他运用着悖论式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才可以让自己像个病人那样整日闲躺在病床上消磨时光,而对于他来说,消磨时光中他需要创造一个上帝,一个自己的上帝,不是拯救,是为了逃脱。“初次相见,约塞连便狂热地恋上了随军牧师。”这种爱似乎是对于死亡的拒绝,而在病床上,他用华盛顿·欧文或者欧文·华盛顿的笔记篡改那些信件,他“处决”着信件里的内容,让信里所有的修饰语,以及副词和形容词统统消失,接着又向冠词开战,把信里的一切全给删了,或者只留下冠词,甚至“他又涂掉了落款部分,正文则一字不动”,在这种修改中,他甚至将信封上的地址都改写了:他“随手漫不经心地一挥,就抹去了所有的街道名称,好比让一座座大都市消失,仿佛他是上帝一般。”

他就是上帝,或者说,上帝就是那个找不到其人的华盛顿·欧文或者欧文·华盛顿,要成为上帝,就要将这一切唯一的东西都用另一种方式命名,就像桑德森少校说的:“你最好趁着还来得及赶快抓住你自己。起先你是邓巴,现在你是约塞连,下回你也许会声称你是华盛顿·欧文了。你知道你得了什么病吗?你得的是精神分裂症,这就是你的毛病。”他是约塞连,他又不是约塞连,他是华盛顿·欧文,他是邓巴,他是上帝,在前来看他的爸爸妈妈和哥哥约翰眼中,他却叫“吉乌塞普”,母亲说:“那有什么区别?反正他就要死了。”

死是唯一面对上帝的机会?飞机轰炸是疯子,钻飞机是钻子宫,涂改信件是精神分裂症,讨论战争谁会胜利却在一个妓院里,而对于约塞连来说,他不是上帝,他只是一个政治交易的一部分,当科恩中校答应约塞连可以被送回国时,他不是疯子,也不是功勋卓越的人,当然更不是死者,“现在你知道问题的关键了吧。卡思卡特上校想当将军,我想当上校,这就是我们必须送你回国的原因。”这就是所有的原因,回国之后替他们说话,这就是交易的条件,而在约塞连被返送回国之前,他在被轰炸的罗马街上突然看见了生命的脆弱,很多人无辜死去,就像曾经在他身边死去的斯诺登,不停地叫着“我冷,我冷!”而那个失踪了的小女孩让约塞连发现了心中的真正上帝,那就是善良,那就是真实,那些谎言充斥着这个世界,对于约塞连来说,回国根本不是最终的归宿地,那里还有没完没了的谎言、欺骗和死亡,还有不可逃脱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在不朽之城,那个老太婆的话让他终于有了一种寻找自己上帝的决心。当约塞连问老太婆,问什么会轰炸,老太婆的回答是:“他们没有必要给我们看第二十二条军规,”,而且强调说:“法律说,他们没有必要这么做。”当约塞连问“什么法律说他们没有必要这么做?”的时候,老太婆最后的回答是:“第二十二条军规。”

终点即是起点,在这个死循环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中,上帝就是自己,他最后选择离开小岛,也放弃了回国的打算,因为对他来说,寻找上帝,寻找自己的唯一办法就是逃避战争,而那个逃避的终点是中立国的瑞典,就像无数次试验着死亡的奥尔一样,他以消灭被命名的生命的形式获得了救赎,所以最后他带着“上帝的良心”寻找那个在罗马失踪的小女孩,然后找到她把她救出来,一起前往瑞典,“约塞连跑了出去。内特利的妓女就藏在门外。她举刀砍了下去,差一点砍到他。约塞连跑走了。”

但约塞连真的可以找到小女孩,用自己上帝的良心带她离开战争?没有结尾,没有归宿,他没有摧毁第二十二条军规,对于离开来说,可能又是一个圈套,“我要让人们先开怀大笑,然后回过头去以恐惧的心理回顾他们所笑过的一切。”这是约瑟夫·海勒说的话,在这个用黑色幽默编织起来的世界里,或许上帝真的一直在玩,一直在涂改着这个世界,一直在做那首“二的八次方”的象征主义诗歌。

爱伦·坡短篇小说集

编号:C53·1970719·0395
作者:(美)爱伦·坡
出版:外国文学出版社
版本:1982年8月第一版
定价:14.20元
页数:367页

爱伦·坡的生活中到处充满梦魇般的声音,这使他沉湎于对恐惧的潜心探寻,精神错乱、心灵感应等异常状态的描写使爱伦·坡成为象征主义的鼻祖和侦探小说的大师,前者影响了波德莱尔,后者造就了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这位四十岁坎坷而死的作家无限扩展了人对恐惧的心理承受力,《金甲虫》、《跳蛙》、《黑猫》等一系列与动物有关的怪诞小说则是他对超自然的一种象征。弥留之际,爱伦·坡依然保持了他对宗教的无比虔诚,“上帝保佑我”的呼喊正是一个美国开拓型作家对自我生存最脆弱的写照。


《爱伦·坡短篇小说集》:真相不会永远在井底

而经验表明,大部分事实真相,也许是绝大部分,正在看似毫不相干的事里头,真正的哲学也始终这样表明。
        ——《玛丽·罗热疑案》

当失踪四天的玛丽·罗热的尸体出现在塞纳河上的时候,当罗尔关附近的林子里发现白裙子、丝围巾、阳伞、手套和一条绣着“玛丽·罗热”的名字的手绢的时候,当验尸证明死者失了身的时候,真相是不是就已经不费力气地出现了——绝色的玛丽·罗热遭到奸污而被人杀死,并且抛尸在塞纳河上。或者还有她的母亲罗热太太说过的那句古怪预言“恐怕这辈子再也见不到玛丽了”,还有玛丽·罗热的未婚夫圣·厄斯塔什自杀之前的那封遗书,都使这件死亡案件没有了悬疑。可是,死亡并非是真相的现场,而各种报刊上不同的推断和质疑,又将这个死亡案件推向了否定状态。

是的,在所有明显的事实面前,推论却在自己的道路上走向不同的方向,这可能是迷惑,可能是错误,也可能是真正的意外。所以对于在警察界闻名的杜宾来说,这些推论和质疑却提供了一种从悬案走向哲学高度的机会。真正的哲学就是表明,在看似毫不相干的事情里头,隐藏着未见的真相,或者说,“意外已被公认为事物根基的一部分”。当玛丽·罗热告诉未婚夫要离开圣安德烈街母亲家玩一天的时候,她是明显要回到公寓的,所以这种暗示揭示了一个初步的真相:玛丽·罗热是被人杀死的。但是这不是全部,而塞纳河上漂浮的尸体成为死亡的唯一现场的时候,各种报纸的猜测实际上是将明摆着的现实向错误的方向上引导。《星报》认为尸体不是玛丽的,那只是和玛丽有几分相像的姑娘,是她的朋友趁机制造空气,让外界相信她死了,而实际上是因为受到贞洁问题而想逃离巴黎。而《商报》的推论是,发现尸体在罗尔关附近,并不能证明尸体由此扔下水,而在《太阳报》的文章里,那些在罗尔关林子里发现的那些和玛丽有关的东西已经很明确地证明了“这场令人发指的惨案的行凶地点无疑已经发现”。

而对于杜宾来说,不仅需要发现凶案的真相,更重要的在于推翻各种假说,所以那种报章的推论实际上就是指向一个错误的终点,“推论跟文学一样,立即受到普遍赞赏的就是惊人之笔。可是在推论和文学中,这种惊人之笔最不足道。”而在杜宾看来,“证据的增加不是加法,而是乘法,可以多至千百万倍。”也就是说,只要以哲学的高度,从那些毫不相干的事实里头查找真相,才能看见意外的事实。罗热太太的预言其实不是预言,未婚夫的自杀也并非是对于玛丽失贞的极端做法,而那故意被发现物品的林子实际上是在转移对真正行凶地点的注意,而在杜宾寻找的“乘法”证据中,“凶手不是死者的情人,至少是死者的秘密相好。这个相好长得皮肤黝黑。这种肤色,布带上的‘索结’,帽带上的‘水手领结’,在在都说明这是个海员。”

其实,当真正的凶手在船上被抓住的时候,关于“玛丽·罗热疑案”也并没有交代杀人的细节,似乎爱伦·坡并不想对于案子本身进行详细的叙述,当预期的结果终于实现的时候,爱伦·坡只是从哲学的观点来看待这样的真相破解:“这里不妨说,在推敲过程中,由于喜欢不厌其详的探求真相,一错自会引起一连串的无穷错误。”所以实际上,爱伦·坡的目的就是在对于那些报纸的错误推断进行否定,从而寻找到剩下的真相。真相其实并不在妄自推断中,而在于消除故意的错误。如果说《玛丽·罗热疑案》是用一种否定的方式查找真相,那么在《毛格街血案》中,对于真相则完全是一种肯定式的发现。

同样是死亡,同样是悬案,毛格街血案却有着死亡的现场,现场就是毛格街,就是那幢房子的四楼,就是被塞进壁炉里死去的卡米耶·列士巴奈小姐的尸体,就是院子里喉部完全给割断的列士巴奈太太的尸首。四楼的大后房里是全部被捣毁的家具,是被拖开的床垫,是一柄血迹斑斑的剃刀,是壁炉上两三大把花白的头发,是地板上的四枚拿破仑、一只黄玉耳环、三把大银匙、三把小号的白铜茶匙和装了约莫四千枚金法郎的两个钱袋,也是被拉开的铁箱,“钥匙还插在门上。里面只有几封旧信,还有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不仅有谋杀的现场,还有事发当时听到声音的证人,洗衣妇、烟商、警察、邻居、饭店老板、银行家、银行职员、裁缝、殡仪馆老板、糖果店老板、医生等在内的经过的人,而且他们在进入屋子之前,都听到了两个声音,一个是粗声粗气的声音,大家都证明这是一个法国人,还有一个尖声尖气的声音,但是对于这个声音,大家都无法确定是哪国人,或者是意大利人,或者是英国人,或者是西班牙人,或者是荷兰人。

爱伦·坡:无数的眼睛后面其实只有一个真相

死亡现场和证人,对于这个案子来说,似乎更具有在场的特点,但是警察在房子内却没有发现凶手逃跑的线路——门窗是紧关着的。但是对于这样的现场,杜宾却发现了大家不能发现的证据,首先他确定凶杀案肯定是除了死去的女儿和太太之外的第三者干的,也就是说,她们不可能自杀,当然在看似没有逃亡出口的情况下,母女俩也不可能会给妖怪杀害——“行凶的是个有血有肉的,逃走时也不能化为一缕轻烟。那么怎么逃的呢?”所以确定的判断是,凶手就是从屋里逃走的,而且就是从后房窗口逃跑的,而在检查后窗的时候,杜宾才发现窗户的窗栓是有一道暗装的弹簧,也就是在凶手逃出去的时候,弹簧拴上,窗户自动关上,而且从自动弹簧的设置里,杜宾推断出:“强盗大可以紧紧抓住百叶窗上的铁格。然后松开避雷针,两脚牢牢顶住墙,大胆从上面纵身一跳,他就可以把百叶窗顺势一推关上了,如果假定当时开着窗,连他的人都可以趁势跳进屋里。”

而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凶手的确是发出特别的声音,有矫健的身手,以及残酷的兽性,像是疯子,完全违背人道,而那撮从列士巴奈太太捏紧的手指缝里拉出来的毛却也不是人体身上的毛发——所以这个惨无人道的离奇凶杀案是一只失踪的巨型猩猩干的,而正是在凶杀案的当天早晨,报纸上有一则招领大猩猩的广告,这是一头从商船上丢失的猩猩。当最后谜底揭开的时候,案件的意义似乎并非是要找到真正的凶手,而是在杜宾查找中揭示关于真相的哲学命题。

实际上,不论是《玛丽·罗热疑案》,还是《毛格街血案》,在杜宾的对面一直有一个警察,警察的设置就是凸显他“尽管老奸巨猾,却欠缺深谋远虑”的有智无谋的形象,“只有头,没有身体,跟拉浮娜女神的像一样——顶多只有头和肩膀,象条鳘鱼”。所以在谜案的现场,他们才会离真相越来越远,而对于杜宾来说,警察的细心只是在过于专心上犯错误,因为把东西看得太近而歪曲了事物真相,“可是这样,势必看不清问题的全面。有种事就此显得非常奥妙。”奥妙的事情在于你超越常轨,在于你从“不通”的现象中找到通的理由,在于“与其问‘出了什么事’,还不如问‘出了什么从没出过的事’”,因为,“事实真相不会永远在井底。”当凶杀现场那窗户紧关着的时候,警察以为事情已经追到了秘密的底了,而其实并没有,那个底在钉子上。真相的底在钉子上,在意外,也在被忽视的细节上,《窃信案》里的那封信藏在何处,当警察花了整整七个晚上,把所有的房间逐间逐间搜过,而且还用精密的显微镜检查家具、地面,书本、墙纸、地窖之后依然一无所有的时候,杜宾却发现那封信一直放在众目昭彰的地方,正是这种打破惯性的查找才发现了深藏在井底的真相。

所以,在杜宾身上,有着合理的幻想,有着仔细的观察,有着精密的分析,这个偏爱深夜的人甚至要在白天将夜神请到屋内,所以那间年久失修的公馆,就成为我和杜宾满足古怪、消沉情绪的所在,“天刚破晓,我们就把这座古邸的大百叶窗统统关上,点上一对小蜡烛,加上浓烈的香料,只投射出阴森森的幽幽微光。凭借这些微光,我们就沉湎在梦想里——看书,写字,谈心。”而当黑夜降临的时候,“我们才臂挽臂地溜到大街小巷,或者继续日间的话题,或者到处游荡,走得老远老远,逛到深更半夜,在人烟稠密的城里,闪闪灯火和幢幢黑影中,寻求无穷的精神刺激,这种精激只有凭默默观察才能领略得到。”颠倒的黑夜和白天,对于他们来说,并非是躲避,其实是对于世俗的一种反抗,在疯子般的生活中享受一种梦想,而在这种梦想世界里,各种意外,各种不合常规,各种“出了什么从没出过的事”才会慢慢成为观察世界的方法。

“任凭海妖唱什么歌,任凭阿基里斯混在女孩堆里冒用什么名字,饶是费解的谜,也总能猜破。”这就是杜宾对于真相的理解,就像惠斯特牌戏一样,“双方对敌情了解的深浅之分,与其说决定于推论的正误,还不如说决定于观察能力的高低。必需掌握观察这门学问。”而在《金甲虫》里,爱伦·坡在威廉·勒格朗寄托着一种科学实证主义的理想,那一枚金龟子并非是普通的昆虫,在那被绘制成头颅骨的羊皮纸上,他发现了秘密,就是循着羊皮上解释出来的符号:“一面好镜子在皮肖甫客店魔椅四十一度十三分东北偏北最大树枝第七根桠枝东面从骷髅头左眼射击从树前引一直距线通过子弹延伸五十英尺。”在大陆那边的那棵百合树上发现了财富的秘密,那树上的头颅是海盗留下的,而当金龟子从左眼穿过,掉落在地上的时候,那打上桩子的地面之下就是一整箱的金银珠宝,而破译金龟子的秘密就全在于科学,“人家常拿不纯的氧化钴溶在王水里,再加四倍水稀释;结果就调出绿色溶液。—含杂质的钴溶解在纯硝酸里,就调出红色溶液。”于是便有了像金龟子一样的头颅绘画,于是就有了这个财富的秘密。

如果说,杜宾和威廉·勒格朗代表着对于真相破解的科学实证主义者,那么无数恐怖故事里的“我”则明显带着神秘色彩,实际上,“我”代表着另一种真相的在场,有时候,真相不是在活着的时候看见,也不在死去的时候证明,而在于在死去之后的复活。这种复活是神秘的,是诡异的,也完全违背着科学,而这样的证明是在一个更意外的现场。《泄密的心》里,我为了不再瞅见那只眼睛,我把他杀死,而且还将尸首肢解,藏匿在地下。当警察来查找的时候,本以为不会发现,但是那种模模糊糊的低沉声音却把我带向了一个无法灭迹的死亡现场,“我唾沫乱溅,大肆咆哮,咒天骂地!让椅子就势摇动,在木板上磨得嘎嘎的响,可是响声却压倒一切,而且继续不断,愈来愈大。愈来愈响,愈来愈响,愈来愈响!”以致于让我完全发疯,“别再装蒜了!我招就是!——撬开地板——这儿,这儿!——他那颗可恶的心在跳呢!”这样恐怖的声音返回到现场,是科学之外的真相,而变成宿命、诡异和恐怖。同样的声音也出现在杀死猫也误杀了自己妻子的那面墙里,那只被剜掉眼珠的猫在我面前就是曾经被杀死的黑猫的变形,所以当我想砍死猫的时候,竟错杀了自己的妻子,然后为了灭迹,我将尸块砌进地窖的墙里,而这根本不是事件的终结,那声音出现了,“这是一声哀号——一声悲鸣,半似恐怖,半似得意,只有堕入地狱的受罪冤魂痛苦的惨叫,和魔鬼见了冤魂遭受天罚的欢呼打成一片,才跟这声音差不离。”而等到那面墙倒掉的时候,我才发现尸块头部上就坐着那只可怕的猫,正是我把它砌进了墓墙里,它才变成了报警的那个真相的揭露者。

这是死亡之后的复活,它同样抵达一个神秘的真相,《一桶白葡萄酒》中被杀死的福吐纳托老爷,《丽姬娅》中被杀死的新娘,《鄂榭府崩溃记》中生病死去的玛德琳小姐,都在死亡之后以复活的方式重返现场,那种被制造的恐怖气氛让“我”无处藏身,我或者是实施者,或者是旁观者,或者是参与者,而当“我”进入现场,也就意味着再也无法走出真相,这或者也是爱伦·坡对于现实的某种颓废表达,当出生变成一种罪恶,当婚姻变成一种噩梦,对于爱伦·坡来说,现实的庇护就只有文学和酒,这是一种逃避,亦是重构,但是那种与生俱来的悲悯性并没有让爱伦·坡找到摆脱现实桎梏的办法,就像《红死魔的面具》里的红死魔,在荣王爷挑了一千名伴当隐居在寺院里的时候,依然没有逃脱“红死”的瘟疫,那个蒙面的戏子实际上就是“红死魔”,“寻欢作乐的人,一个接着一个的倒在血染满地妁舞厅里,尸横狼藉,个个都是一副绝望的姿态。乌檀木时钟的生命也终于随着放荡生活的告终而结束了。香炉的火。光也熄灭了。只有黑暗、衰败和‘红死’一统天下。”

被“红死”一统天下,逃避的寺院终究是一个无法消除恐惧的地方,所以对于爱伦·坡来说,命运就是这无比阴森的“西厢的黑屋”,当奇怪的钟敲响时间的时候,死亡的宿命便开始降临,1849年10月,在喝得酩町大醉不省人事之后,爱伦·坡陷入到谵妄状态,而仅在四天之后,在大呼“上帝保佑我!”之后,与世长辞,上帝不在身边,上帝已经浸没在酒瓶的世界里,这一呼声凝聚了他对坎坷半世的悲愤,也仿佛是命运的最后挣扎,而那《瓶中手稿》仿佛如寓言一般,留下了最后的声明真相:“海洋和风暴那片咆哮、怒号、轰鸣声中,船身一味震晃——天哪!竟然——渐渐沉下去了!”

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薄狱

编号:C38·1970714·0388
作者:(法)米歇尔·图尼埃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97年1月第一版
定价:12.50元
页数:305页

1967年发表并获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的这部小说是初期资本主义发迹史的另一种版本,笛福的“鲁滨逊”却成了礼拜五,一个鲁滨逊自己王国中的臣民,这种改编不仅只是小说人物与叙述角度的不同,更是英国写作与法国写作的根本区别。“灵簿狱”指未受洗得儿童及妇人灵魂所居之地,作为一个黑人臣民的修饰语,正是图尼埃对一种经典的反叛以及个人信仰的写照,它可以满足不同的阅读欲望。


《礼拜五》:因为他自以为已经死去

从此以后,他们一共是四个人生活在这个岛上。其中有一个真鲁滨孙,还有一个竹子做成的木偶,一个真礼拜五,还有一个沙土塑像。
                      ——《第九章》
 

真的或者假的,活着或者死去,在一个封闭的孤岛上,游戏总是超过了现实的意义,椰壳做的脑袋,竹竿穿着胳膊和腿,形象和驱鸟人一样,或者还有水手帽,对于礼拜五来说,他只是一个木偶,也可以叫做鲁滨孙·克罗素,“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希望岛的总督。”但最后不是尊敬不是对于主人的礼节,而是鞭打破坏和狂笑,只是,礼拜五会用另外的拥抱对鲁滨孙一个亲吻。这叫心领神会,礼拜五之于鲁滨孙,和鲁滨孙之于礼拜五,也是一个木偶的喜剧,湿湿的沙子,趴在地上,海藻当作头发,露出棕色的头发,“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礼拜五,吃蛇吞虫的人。”也是鞭打也是破坏,脊背、屁股和大腿被抽打得体无完肤,或者也是一种欢笑。

四个人,他们一起欢笑,一起詈骂,一起殴打,一起发怒——这是关于替身的游戏,这是关于复制的命名,鲁滨孙·克罗素和礼拜五,只属于一个人,而木偶或者沙雕,则变成了想象之外的符号。或者还可以进一步深化这个游戏,将自己的身体做另一个替身,假胡子,草帽、破布,礼拜五变成了鲁滨孙,“我是鲁滨孙·克罗素,英格兰约克郡人氏,野蛮人礼拜五的主人!”这是礼拜五的“他命名”,而鲁滨孙的“他命名”则是站起来跑到森林里去,然后用椰果汁搽脸抹身体,兽皮缠腰布,“你看,我就是礼拜五!”

仪式完成了,礼拜五变成了鲁滨孙,鲁滨孙变成了礼拜五,游戏一种,也是孤岛上的生活一种,谁是谁的疑问变成了谁不是谁的快意解构,对于礼拜五来说,是对于奴隶身份的解脱,而对于鲁滨孙来说,则是对于过去身份的一种怀疑和否定。但是“过去”在哪里?在解救阿劳干人并给他叫“礼拜五”的名字的时候?还是在孤岛上颁布宪章和刑法的时候?或者还是在弗吉尼亚号处在南纬三十二度的纬线上?或者在回溯历史,将时间从一个浓郁的殖民故事中解脱出来,或者是在那个叫笛福对于那场海难的描述和对于幸存者的虚构中,而那时虚构的鲁滨孙不叫鲁滨孙,而叫“鲁滨逊”。这或许这是文本阅读中的一种变迁,当时间以如此不同的命名再次循环到同一片海域同一个荒岛,甚至同一个礼拜五的时候,真正的仪式早就开始了,“过去”不是鲁滨孙需要去遗憾和遗忘的,它其实全部来自于小说外的那个时间陷阱。

笛福之死,鲁滨逊之死,再后来就变成弗吉尼亚号之死,以及“一七五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将尽的时刻”之死,那时候世界全部是一个虚构的开始,船长拿着塔罗牌,所有的命运都不在这纸牌上,在现实的大海上,在大风大浪的肆虐中,在等待的那个孤岛上,所以创世神也变成了一张虚构的塔罗牌。拿在船长手里的游戏,一样指向虚幻的终点:死亡。“我们不能忘记,这位创世神自己也是一个卖艺人:他的功业,他建立的秩序,全都是虚幻的。”创世神化身为一个街头艺人,“站在摊满一大堆古里古怪的东西的工作台前面”,而那些战胜的大自然里没有创世神的秩序,只有被破坏和被颠覆,创造不敌毁坏,生不敌死,这就是一个神话的反讽,而那种充满寓言的塔罗牌,就是一条“咬住自己尾巴的蛇”,自身封闭圆满无缺的性爱形态,像是“人的完美形态的极致”,但是在没有最后的目的面前,这一条蛇只是对于神谕的死亡做出的另一个预测——那里不是时间与永恒,生与死的中间的那个太阳城,也没有如孩子般天真纯洁的居民,一切都变成了最后的呼喊:朱庇特!“不就是他刚才透过暴风雨轰鸣声听到的那个个词吗?”天神朱庇特在那无尽的黑夜里,在被改写的时间和故事里,是的,神不在现场,朱庇特也不在现场,“不对,不对!是陆地,陆地!”

朱庇特就是变异为陆地的那个词,所以当鲁滨孙变成木偶,礼拜五变成沙土,或者鲁滨孙变成奴隶的礼拜五,礼拜五变成主人的鲁滨孙,都只是替换的身份,都只是一个游戏,所以秩序在某种无靠的个人世界里,它只是一个自娱自乐的游戏。可是,当从那艘弗吉尼亚号被冲到荒岛上的时候,谁也不会那么无谓地将自己当成是玩笑的对象,汹涌的波涛是命运的象征,被抛到沙滩上并且能找到那艘船的残骸和死去的船员的时候,对于鲁滨孙来说,一定是恐惧、不安,以及极力想要寻找“别人”的欲望,他举目四望,他荒岛求生,在一个刚刚被跑向孤独世界的时候,他一定想要的重新寻找自己适应的世界,自己适应的秩序,所以鲁滨孙的命名开始了。

一种当然是物的命名,那个岛他叫“荒凉岛”,《圣经·旧约·以赛亚书》上的“荒凉”一词原文还含有失望之义,“那么当然就是荒凉岛了。”从《圣经》而来的命名当然带着某种救赎的意义,荒凉而具有的失望,首先就是否定,就是不安,就是孤独和恐惧,“一种担心丧失心智的恐惧感,第一次从他心头掠过。自此以后,这种恐惧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生存是唯一的选择,所以对于宗教救赎的怀疑也就成为必然,他想用船逃离这个孤岛,而那艘建造的船,他名之曰“越狱号”——在宗教中,人类的救赎就是从方舟开始的,而鲁滨孙的“越狱号”命名当然也是对于那种圣经故事的怀疑。而他想用挖水道来使自己的那艘船逃出荒岛,也变成了一件如“太阳岛”般乌托邦的事,“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就是他还能活在世上身体状况处在最佳状态,无疑也不足以完成这项工程。”无法完成就是无法救赎,这是一个关于个体生命最直接的考验,对于鲁滨孙来说,失望一定是颠覆。而这种颠覆不仅是宗教意义上对于救赎的否定,还有现实意义上的“离开”,他命名见到一艘西班牙大帆船,还亲眼看见了船上的那个少女,但是大帆船并没有注意到他,顾自远去,希望破灭的鲁滨孙似乎只能用一种近乎诅咒来命名:“他才给西班牙大帆船上那位少女想好一个姓名——其实只是名字。名字是露茜,他的一个少年夭折的妹妹就叫这名字。”夭折的妹妹,已经属于远去的时代,而那艘大帆船里离去的少女也是给他这样无情的离去。

曾经,他就是活在原来的秩序中,“只有过去才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存在,才具有一种值得注意的价值。现在的意义不过是回忆的源泉,现在制造过去之所以要生存下去,其重要作用就在于过去这可贵资本的增加。”当面对孤岛的时候,鲁滨孙曾经以为用以前的秩序能够使自己确定生存的价值,但是,这只是他在水洼地上推论出来的哲学,这样的命名终归只是孤独者的恐惧,在偏向感性一面时,鲁滨孙也不得不去思考更终极的目的:如何活下去。其实,对于鲁滨孙有更多的的选择,除了记忆和过去,他还有从弗吉尼亚号带来的打火石,还有从文明社会带来的智慧、知识、《圣经》以及自我否定的勇气。这荒岛对于鲁滨孙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他命名为“新的纪元”,这个纪元是以弗吉尼亚号失事的时间为起点,一七五九年九月三十日午夜二时到“他在一棵枯死的松树树干上刻上一道印记”的时间,是无法确定、难以规定和充满黑暗和哭号的,所以这也是过渡的时间,是“与人世的日历”一刀两断,被阻隔的汪洋大海,就像被阻隔在文明世界之外,阻隔在“他人”之外。

而在新的纪元里,鲁滨孙成为自己社会里的一个公民,所有的秩序都有自己设定:

他开垦整整几公顷的草地和森林,并播下种去,把南方到处生长的一些种植品种如萝卜、蔓菁和酸模移到整整一块田地上,并注意保护,防止鸟雀和昆虫侵害,设置好二十处蜂房,开始移殖最初几批蜂群,他在沿海边上挖出几处淡水和海水的养鱼池,养殖欧鳊鱼、海天使鱼、高鳍石首鱼,还有螯虾。他贮存了大量的干果、干熏肉、咸鱼,以及硬而易碎可以无限期保存、像白垩似的干酪,他还发明了一种制糖方法,用这种方法可以制果酱和果脯蜜饯。

他在土地上烧荒、翻耕、播种,他驯养山羊,他烘烤面包,他设置原始的漏壶以计时,甚至他将这座岛从荒凉岛改名为“希望岛”——《圣经》上以令人赞绝的悖论论证了绝望乃不可饶恕之罪,而希望则是三德之一。从绝望回到希望,从荒凉回归到斯佩朗萨,命名的过程就是一种秩序的更替,他也用自己的文明社会的记忆和思考写下了《航海日志》:“我的胜利,那就是用我的精神秩序加之于希望岛抵制它的自然秩序,自然秩序并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就是绝对混乱的另一个名称而已。”否定恐惧带来的自然秩序,否定荒岛里的生存哲学,对于鲁滨孙来说,他甚至可以试着去忘掉那些早已存在着的时间,“时间不会置他于不顾竟自流向无底的深渊了,自此以后,他觉得自己是规律化、自主的了,总之他感到他自己也有家庭的意味。”家庭的意味是因为他消灭了自我的恐惧,消灭了既有的秩序,消灭了弗吉尼亚代表的文明社会的种种记忆,“由于绝无仅有的一个人的心灵的力量,整个这岛也将渐渐变得具有这种意味了。”

是的,整座岛都仿佛是他自己的了,不管是曾经要适应的他人秩序还是自然秩序,对于鲁滨孙来说,都慢慢变成了“自我秩序”,从一个人到一个家的感觉,再然后便是“一个国家的诞生”——法律的颁布使鲁滨孙成为荒岛上的“总督”,他的“希望岛宪章”和“希望岛刑法”一样,要在“本地区历法第一千日开始实施”,“第一千日”是带着他个人的印记,成为“鲁滨孙时间”,而在“宪章”第一款上写道:“他以总督的名义,对于该岛全部领土,包括按其内心智慧之光所昭示的有关方向与航道应包括在内的水上领域,具有立法并以实施的全权。”他是总督,他是法律的制定者,他也将成为法律的制约者,而对于鲁滨孙来说,这是他走出原先那个自我的第一步,将一切推翻的意义便是使自己成为一个死去之后的物,弗吉尼亚号上的尸体死亡“让我沉陷在这样一句语义双关反论中而无法自拔:我就是某一个物”。这个物是超越过去的秩序,超越弗吉尼亚号,超越文明,而自我也成为另一个新建的“物”:“这样,我就在我之外建立了一个个体,姓克罗索,名鲁滨孙,身高六尺,等等。”新的个体,新的物,而我可以“在一旁看着他在岛上生存、发展,既不再去利用他的时间,也不为他的种种不幸而受苦受罪”。脱离了这样的秩序约束,脱离了身体之形,对于鲁滨孙来说,这是一次形而上意义的自我拯救,他也为自己自然之性的满足准备了条件。

所以,在鲁滨孙看来,由环境情势所拒绝的那个人已经取代了文明秩序下的人,或者说,一个逐渐非人化的鲁滨孙已经代替了那个“逐渐人化的城市的总督”,或者也是“以人造之物代替自有之物”,这是人类的本性问题,鲁滨孙说,正是这一点“才把人从动物区别出来”,所以荒岛即使被命名为“希望”,即使有文明社会的种植技术,计时工具,以及充满智慧的航海日志,甚至有宪章和刑法,但是对于孤独的鲁滨孙来说,人还有一种动物的原始欲望,这种愿望从最初的意淫变成了最后的模拟,不仅那里的山洞“奇迹般地把子宫湿暖黑暗的宁静与坟墓的宁静合而为一,它把今生和彼岸连接贯通起来了”其实,对于鲁滨孙来说,“山洞”连隐喻的意义也被消解了,而成为赤裸裸的生活之一种。那棵受到雷击的吉阿伊树,成为鲁滨孙的“植物通道”:“最后,他赤身伏在那被击倒的树上,他两臂紧抱着树干,他的生殖器冒险探入两条主枝分开之间那个小小的长着苔藓的凹洞。”

在他的《航海日志》上曾经记着:“我嘴上空说:女人,乳房,大腿,被我的欲望所分开的大腿。一无所有。这些词具有的魔力已告失效。只是一些音响,flatus vocis。这是不是说我的欲望因为缺乏营养已经死灭?决不是!这生命之泉在我身上我始终感觉得到涌流不息,不过,变得全无所用了。”欲望不是失去了魔力,而是在秩序和文明社会的约束下无法返回去成为一个自然化的人,所以当在“植物通道”里完成了最直接的命名,鲁滨孙的疑问是:我“是不是人类谱系中返回到生命的植物类的源泉的最后一人?”

不是最后一人,但可能是最先一个,希望岛也不是一个女人,不具备女性的天性,所有的心灵和肉体其实都是在返回自然的途中寻找解脱的方法。圣书上写道:“若不像一个小孩子,是进不了天国的。”那么这小孩的样子,是不是正如鲁滨孙自己定义的是那个自然的我,那个消灭了秩序、消灭了总督,消灭了文明的自我,那个物。可是当礼拜五偶然出现在鲁滨孙面前的时候,他甚至也想到了从死亡的“物”中重新活过来,重新在自己的秩序中开始岛上的生活——因为岛上已经不再是自己一个人了,有了对象有了听他话的礼拜五,有了他命名的礼拜五,所有的秩序、宪章、刑法、总督都回来了。礼拜六只是一个阿劳干人,在他面前迅即成为“野蛮人”,这是自然而形成的等级,“根本算不上是人类”其实已经将其排除在“共生”之外。他在命名之外,甚至给他发工资,还将“世界上监狱里荒谬无理的苦役强加于他,简直可以说是最卑鄙的迫害”。虽然看起来,他和礼拜五保持着某种和谐,但实际上,鲁滨孙还是感觉到了礼拜五所代表的“动物性”和自己的人性之间的冲突,礼拜五甚至还在“绯色小谿谷内到处散布精液”,这是对鲁滨孙的模仿,还是对自然欲望发泄的戏谑?看起来的一个偶然事件,最后“竟被引经据典,与波提乏同约瑟的事混为一谈了”。在不同的审视标准,不同的宗教和欲望中,对立解构了礼拜五的动物性,也解构了鲁滨孙的人性,其实在一个没有他人的荒岛上,他们都是平等的,他们都是孤独的,木偶和沙土雕像是一种消解对立的游戏,但其实,在象征着诞生和死亡的“礼拜五”身上,一定是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这种矛盾也只有鲁滨孙能够看到,“在礼拜五和我已经进入最高境界时,性的区别已经被超越了,礼拜五可以与维纳斯同一,同样也可以用人类的语言说成:我把我自己大大张开来承受最大的星体授精。”这仅仅是对于性意义对立的消解,但是在那艘关于人类文明的“双桅船白鸟号船”到达荒岛之后,这种对立便成为了他们各自新的选择:礼拜五逃跑了,鲁滨孙放弃了离开孤岛。

礼拜五不见了,从来他就属于没有秩序的生活中,原始、野蛮,充满生与死的恐惧,所以他的到来和离去都只是一次偶然事件,都是对于从物回归到物,从自我回归到自我的必然选择,从此他不会叫礼拜五,他只是一个通的阿劳干人。而鲁滨孙呢,他拒绝搭上白鸟号,决定留在希望岛上,因为他在这艘代表人类文明的船只上看到了一种可怕的秩序,一种包罗着语言和行为的罗网,“让他再度回到那个庞大的体系之中去”。从“一七五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将尽的时刻”到“一七八七年十二月月十九日,礼拜三,阁下,” 时间正好是二十八年零两个月又十九天,而在这孤岛上,时间对于鲁滨孙来说并不是一种难熬的痛苦,而变成了新的不可摆脱的个人秩序,而在这些时间的秩序之列中,一切都是荒谬的,连同人生和青春:“希望岛在太阳神照耀之下,在永久的现时之中,颤栗着、激动着,既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永远是现在。”

而现在是不是永远只有一种秩序?当礼拜五失踪之后,一个小孩却又来到了鲁滨孙的身边,他是白鸟号上的罪人,被现代文明的规则惩罚,所以小孩留在鲁滨孙的身边,留在荒凉岛上,也可以是一种反抗和逃避。鲁滨孙不希望这是一种时间的循环往复,所以在礼拜五之后,鲁滨孙对他说:“以后你就叫礼拜四好了。礼拜四,是天神朱庇特的节日。这一天,也是孩子们的礼拜天。”

从礼拜五到礼拜四,并不只是一次新的命名,而其实这是接近神谕的发现,朱庇特不正是那个叫“陆地”的天神的词?而这一天也是孩子们的礼拜天,“圣书上写道:若不像一个小孩子,是进不了天国的。”那么,最接近天国的就是新的礼拜四,就是新的鲁滨孙,就是以为自己死去的那个异化的现代人。

边缘

编号:C28·1970520·0373
作者:格非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3年3月第一版
定价:4.70元
页数:217页

“边缘”在先锋作家中是一个流行语,这个对存在状态描述的词语正是先锋作家的集体写照。格非写一个老人的回忆,就是对具体的时间做抽象的切割,以达到与现实中的某个人发生关系,这个人也许是老人仲月楼,或者是格非自己。“现在我依旧清晰地记得那条通往麦村的道路。”第一句依然是《百年孤独》式的语言,那种记忆与现实相混得时空感觉更像是一种边缘,找不到真实的认同感,有的只是格非所擅长表现的生死、存在、时间的哲学思考。一个老人,饱经风霜之后,谁能说他的回忆就是事件的真实还原?记忆总是虚构的,它无法还原一种存在,这就是我们最根本的边缘状态。

罪与罚

编号:C37·1970420·0363
作者:(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1982年10月第一版
定价:22.35元
页数:680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参加过革命,关进过监狱,但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才是自己终极的价值。他的人本主义思想与雨果一脉相承,《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尼科夫所犯下的罪恶,用一种精神的爱就可以赦免,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看重的并不是最后的审判,而是过程的惩罚,自我良心与道德的无休止折磨。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称是“犯罪行为的心理分析报道”的这部小说是俄国19世纪最先锋的小说。


《罪与罚》:直到我们建成新耶路撒冷

“罗佳,你住的房间多糟啊!象口棺材似的,”普莉赫丽娅·历山大罗夫娜突然打破了使人窒息的沉默,说道,“我相信,你的忧郁至少有一半是你的屋子引起的。”

这是彼得堡的贫民区,这是C巷二房东的出租房,这是公寓的五层楼斗室,“与其说象个住人的屋子,倒不如说像个衣柜”,在衣柜式的房子里,拉斯柯尼科夫在痛苦而又胆怯的状态下生活,对于他来说,每一扇朝外的门都是危险的存在,“他一直在苦思冥想,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不仅怕见女房东,甚至怕见任何人。”但是他必须经过厨房,必须经过楼梯,必须走出大门,那离公寓大门的七百三十步成为他跨越危险跨越孤独的距离,但是当他用这“荒唐而又诱人的卤莽行为”寻找刺激的时候,他的手上紧紧握着那一把斧子,走上楼梯,拉响门铃,面对老太婆,当举起双手,几乎不费气力砍向老太婆的时候,那种忧郁、怀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勇气,是计划的实施,是清醒摆在面前的现实。

那鲜血迸溅出来的时候,那手上是充满着浑身的气力,“几乎不费一点气力,几乎机械地用背对准她的头上砍去。”甚至还跑到尸体跟前,又抓起斧子,再一次潮老太婆身上举起,但是他没有劈下去,老太婆轻易抵达了死,但是那双手曾经是那么的软弱,那么的麻木,头也一阵发晕,甚至在举起锋利的斧子之前,他还闪过一个念头:“不如回去吧?”回去是逃离没有发生死亡的现场,回去是再次回到衣柜式的屋子,回去是再次被囚禁在自己的忧郁中;曾经他在害怕中祈祷着主给他一个方向,“给我指引一条路吧,我要拋弃我那个被诅咒的……幻想!”幻想来自那个远离彼得堡的小城,来自和现实相似的病态梦境,是的,那里有酒馆,有墓地,有父亲,有受伤的小马,还有一把同样沾着血迹的斧子——斧子之于另一把斧子,就如同死亡之于另一种死亡一样,是清晰、鲜明的现实叠影,所以那个跨越出去的计划便不再是空想,不再是“不如回去吧”的犹豫,一切都有了发生的理由,他仿佛看见了已经发生的一切,所以在老太婆倒下的时候,他用斧子保护着自己,面对突然闯入的丽莎维塔,他照样用斧子的暴力让自己远离麻木,远离被发现的恐惧,远离囚禁在屋子里的怀疑,“仿佛有人抓住他的一只胳膊,以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拉着他盲目地朝前走,使他无法抗拒,无法反对。他仿佛由于衣服的一角被卷进轮子,结果连他也被卷到机器里去了。”

卷到机器里,他或者已经成为机器的一部分。而在成为杀人机器之前,他内心的惶恐却攫住了他,即使能从杀人现场安全地逃离,即使油漆匠被当做嫌疑犯而引起注意,但是对于拉斯柯尼科夫来说,那间衣柜一样的屋子却还在,像极了童年时代那个小城里的房子,像极了父亲还没有死去之前的记忆存在,可是当一切的计划都顺利付诸实施,当那些钱包里有关的东西藏进那块石头,对于拉斯柯尼科夫来说,那个梦境却挥之不去,那和死亡有关的现实却一次次击中他敏感的心灵。屋子里除了那随身带来的忧郁,还有无法摆脱的恐惧。逃离现场,就像逃离梦境,他检查了衣服,检查了全身,“连最后一根线,最后一片布都不放过。”他只是不相信自己,不相信自己能举起斧子将一个噩梦敲碎,但是当现实又以病态的方式回来的时候,“不如回去”的犹豫终于变成了再无回去的悲剧,“那件事他已经完全忘记了;不过他时刻记得自己忘了一件事;忘了一件不应该忘记的事”,忘记却永不忘记,所以在痛苦、烦恼、呻吟中,在发狂和难以忍受的可怕恐惧中,他昏迷了四天,但是在四天醒来之后,拉斯柯尼科夫内心生长起来的是“可以活着”的意志。死亡在另一边发生,而他手里拿着的是斧子,甚至他还会在一种不可抗拒的、无法理解的冲动中回到犯罪现场,询问那些在房子里做油漆的人,“地板已经擦干净了,还要上油漆吗?”或者是那句“血没有了吗?”活着就是和现场无关,活着就是回到现场却不被怀疑,甚至被别人骂成是怪人而自动撇除了关系。

可是,在“可以活着”的安全世界里,对于拉斯柯尼科夫来说,那场噩梦却挥之不去,那是关于贫困的现实,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拉斯柯尼科夫总是陷在一种生存的危机中,房东要叫他付的三十五戈比对他来说意味着要将父亲遗留的东西抵押掉,即使母亲有省下来的抚恤金,但是他依然要借债过日子,在这样的贫穷中,他完全在一起喝酒的马美拉多夫的身上找到了一种共鸣,“因为在赤贫中,我自己就第一个情愿侮辱我自己。”那种毫无希望地向别人借钱的困苦是无法摆脱的噩梦,所以马美拉多夫以酒浇醉,在不幸的婚姻世界里,他甚至容忍着女儿索尼娅身上那张充满耻辱的“黄色执照”,而当他喊出:“索尼娅!女儿!饶恕我吧!”的时候,他却在酒醉而麻木的状态下被一匹马活活踩死。

贫穷对于马美拉多夫来说,是无法摆脱的债务,是喝酒麻木的恶性循环,也是最后卑劣的死亡,而同样陷在贫苦中的拉斯柯尼科夫来说,他却在斧子中找到了自救的办法,找到了“可以活下去”的理由,所以在马美拉多夫死去的时候,他甚至拿出了身上仅有的二十卢布,给了马美拉多夫的家人,“他心里的骄傲和自信每分钟都在增长;每一分钟他都变成跟前一分钟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人。”他渴望拥有钱,但是却把钱无私给了别人,当他变成另一个人的时候,他不是在解救别人的困难,而是自我的救赎。

“可以活,他还应该活下去,他生命并没有跟那个老太婆一同死去。”这是他的生命哲学,在别人的死亡面前,自己必须活着,所以即使好朋友拉祖米欣说他是一个冷冰冰、麻木不仁到不近人情的人,他依然可以找到为人忠厚、心地善良的道德优势,这种道德优势一方面是他无私帮助马美拉多夫一家,另一方面却对那些唯利是图的人以反击和辱骂。那个叫彼特·彼特罗维奇·卢仁的七等文官用给了他母亲一笔钱的时候,却想着要和妹妹杜尼娅结婚,“母亲的信使他十分痛苦:只要我活着,就决不让这件婚事成功,叫卢仁先生见鬼去吧!”这是拉斯柯尼科夫保护好的尊严,在他看来,妹妹杜尼娅就是为了自己为了母亲,而出卖了自己的幸福,这样的交易在他看来就是一种耻辱,“自由、安宁,甚至良心,一切的一切都可以送到旧货市场上去出卖。”

这是用金钱换来的爱情,在拉斯柯尼科夫眼中却是一种耻辱,而在他曾经的爱情中,那个女房东扎尔尼岑娜的女儿却是一个丑女人,在母亲看来完全是异想天开的爱情,但是在拉斯柯尼科夫那里却成为一种道德的象征,“她喜欢布施穷人:念念不忘地老想进修道院”,一个总是生病的女人,却是想着用善良来帮助穷人,但是爱情的不幸在于,即使有道德,她也还是一个很丑的女人,而且患病,“我真不知怎么把我吸引到她身边去的,我想大概是因为她总生病的缘故……”最后死去的她,在拉斯柯尼科夫那里是爱,但是不管是在其他人眼里,还是在母亲眼里,都成为病态的象征。所以母亲才会把这一切的病根归结在那间象口棺材的房间,那个引起忧郁的屋子。

屋子是拉斯柯尼科夫无法走出的宿命,在忧郁、敏感、充满怀疑和歇斯底里的世界里,拉斯柯尼科夫的好友拉祖米欣似乎是给了他一个向外的窗口,他帮助他,安慰他,给了他资助,同时让他接触这个社会的机会。但是在那些聚会的社会主义人眼中,对于这个社会的见解却充满着一种乌托邦的味道,在他们看来,“如果把社会正常地组织起来,一切犯罪行为就会立刻消失,因为再没有什么可抗议的了,大家转眼之间就都成了正人君子。”而这样的社会是排除人的天性,也看不起那种“一直沿着活生生的历史道路发展下去”的发展论——“所以他们也就不喜欢生活的活生生的过程:他们不需要活的灵魂!活的灵魂需要生活,灵魂不肯机械地服从,活的灵魂是可疑的,活的灵魂是顽固落后的!而他们所设想的灵魂虽然发出死尸的气味,而且是可以用橡胶制成的,——但是它不是活的,它是没有意志的,是卑躬的,是不会造反的!”活的灵魂只不过是一种没有意志的表现,是不会造反的,而只有在严密的社会组织中,所有人才可以按照数学的方式按部就班成为无罪的人。

其实,不管是斯维里加洛夫的那种“蜘蛛的永恒世界”理论,还是彼特·彼特罗维奇·卢仁的金钱观,甚至是社会主义者的数学改造论,对于拉斯柯尼科夫来说,都缺少一种可以活下去的意志,“我仅仅暗示,‘不平凡’的人有权利……也就是说,不是正式的权利,而是他自己有权……允许自己的良心跨越……某些障碍,且那也只是在实现他的思想必须这样做的时候。”这是拉斯柯尼科夫从大学就开始树立的权力意志,在他看来,这个世界可以分成两类人,一类是低等的平凡人,他们只是“繁殖同类的材料”,他们循规蹈矩,在顺从中生活,所以他们是社会的顺民。而另一类人则是“在他们自己的环境里说出新见解的才能或者禀赋的人”,他们根据自己的能力大小成为不同的破坏者,与第一类是现在的主人不同,第二类人推动着世界,带领世界走向目的地,他们是未来的主人,“两类人都有绝对平等的生存权利。一句话,在我看来,两类人都有平等的权利——永恒的战争万岁!——不用说,直到我们建成新耶路撒冷!”

现在的主人和未来的主人,顺从生活的保守者和推动世界的破坏者,虽然具有平等生存权利,但是对于拉斯柯尼科夫来说,他的人生理想就是要成为第二种人,就像拿破仑一样,用暴力和破坏重新确立了欧洲的秩序:“不,那些人可不象我这样。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真正的统治者,他突袭土伦,在巴黎进行屠杀,把一支军队忘在埃及,远征莫斯科时消耗了五十万人,最后在维尔诺说了一句双关语便溜之大吉。”对于拿破仑来说,那句双关语是:“从伟大到可笑只有一步之差,且待后人评说。”在他死后,人们还给他树碑立传,所以在拉斯柯尼科夫看来,“这种人显然不是血肉之躯,而是青铜铸的!”

这便是他的强者理论,或许只有在一种贫困无奈的生活现实里,这样的理论才会支撑他,才会让他用斧子杀死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继而杀死毫无利益瓜葛的旁观者。从“不如回去”的恐惧,到“可以活下去”的行动,再到思想上的统治者,拉斯柯尼科夫建立他自己的生命意志,所以即使在柜子式的房子里,即使是让人窒息的生活,即使是用斧子结束了别人的生命,在他看来,却永远是一件英雄主义的行为,因为在他看来,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代表着一种必须除之的非法秩序,“我杀死了一只可恶的、有害的、对谁也没有用处的虱子,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她吸穷人的血,杀了她,就是有四十桩罪孽也应该被赦免,这是犯罪吗?我想的不是它,也根本没有想去洗刷它。”

杀死老太婆就是扼杀罪恶,就是消除害人的秩序,只是在这杀人计划里,他真正跨不过的是一种身体的病态:“老太婆不过是一种病……我想快点跨过去……我没有杀人,我杀死的是原则!原则倒是被我杀死了,但是我并没有跨过去,我仍旧停留在这一边……我只会杀人。看来,我连杀人也不会……原则?那个傻瓜拉祖米欣为什么刚才要骂社会主义者呢?”自身的柔弱即使在强大的意志支撑下,拉斯柯尼科夫也无法摆脱身边的恐惧,警察在寻找杀人凶手,那个小艺人却总是跟踪他并说他是杀人犯,而且他无法控制自己地爱上了索尼娅,一个拥有黄色执照被人侮辱的女人——就像他曾经的爱情一样,在一种丑态和病态中无法自拔。

在索尼娅身上,拉斯柯尼科夫找到的是一种和自己相似的苦难,当他向着她下跪的时候,他就说“我不是向你下跪,而是向人类的一切苦难下跪。”索尼娅肉体的受辱,在拉斯柯尼科夫看来,需要的是一种救赎,当她喊他“主啊”的时候,他也想成为他的救赎者,“咱们一块儿走吧……我到你这儿来了。咱们俩都是被诅咒的人,咱们就一块儿走吧!”因为他告诉索尼娅,自己是一个杀人犯,自己是一个罪人。那种强力意志支撑的理论对于拉斯柯尼科夫来说是更像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当面对各种怀疑的时候,他依然无法逃脱杀死别人的折磨之中,他想带着索尼娅离开这个无法改变秩序的社会,是想寻找一种救赎,一种复活的救赎。“耶稣就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相信吗?’马大说:‘主啊,我信!我相信你就是基督,就是神子,是我们盼望已久,要到世界上来的救世主。”这是《圣经》里拉撒路复活的故事,拉斯柯尼科夫让索尼娅大声读出来,在这样的启示中,他似乎能得到片刻的安宁,得到暂时的解救,但是他身上背负的杀人罪恶却无法在这样的启示中得到真正的拯救。

但是索尼娅在听到他讲述了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杀死了和自己亲近的丽莎维塔的时候,当她听到拉斯柯尼科夫用杀死一只虱子为自己解脱的时候,她开始了对罪恶的救赎,“难道人是虱子!”这是她的诘问,而她告诉拉斯柯尼科夫的是:“您离开了上帝,上帝就惩罚了您,把您交给了魔鬼!”所以面对灵魂的罪恶,面对杀人的行为,有着黄色执照的索尼娅反倒成为一个救世主,“马上去,现在就去,站在十字街头,双膝跪下,先吻一吻被你亵渎的大地,然后向大家,向四面八方磕头,大声对所人说:‘我杀了人!’那时候,上帝就会重新给你生命。”

拉斯柯尼科夫在自首之后被投进了监狱,自首对于他来说,是一种自救的开始,八年的苦役对于他来说并非是彻底的解救,“他甚至在索尼娅面前都感到羞耻,因此,他才用侮慢粗鲁的态度折磨她。但他引以为耻的并不是他那剃光了的头和他的脚镣:他的自尊心深深地受了伤害;是他的受了伤害的自尊心使他生了病。”索尼娅似乎在解构着他的英雄主义,在监狱中,拉斯柯尼科夫甚至感到了羞辱,感到了命运的盲目,感到了无望和愚蠢,甚至被监狱里那些人所鄙视:“你是一个不信神的人!你不信上帝!”他们对他嚷道。“应该揍死你!”而索尼娅,完全变成一个善良的化身,她给全狱的犯人送来了布施,不光是那些馅饼和白面包,还替他们给他们的亲人写信,替他们邮寄。而对于拉斯柯尼科夫来说,那一个噩梦彻底将他送上了拯救的彼岸。那里有无法控制的瘟疫,当全世界只有少数人得救的时候,他看到了这些纯粹的特殊人物,看到了他们创立新的人种的使命,看到了他们开创的新的生活:“使大地净化和焕然一新,但是任何地方也没有人看见过这些人,也没有人听到过他们的说话和声音。”

噩梦变成了一种希望,而索尼娅就在眼前,当他从枕头下面拿起那本《圣经》的时候,那个拉撤路复活的故事又出现了,这是索尼娅给他的救赎,“难道她的信仰,现在不应当成为我的信仰吗?至少她的感情,她的追求……”所以在剩下的七年狱中生活里,他活在索尼娅的爱中,活在复活的光亮里,“七年,不过七年罢了!在他们幸福的开头,在某些瞬间,他们两人都几乎把七年的光阴看成只有七天似的。”真正使他复活的是一种爱,一种“一个人的心里装着滋润另一个人的心田的取之不尽的生命的源泉”,而这种生命的源泉似乎超于了生命意志,超越了社会评判的价值体系,超越了贫穷面前人的宿命,这是救赎,这是新生,“他逐渐蜕变,逐渐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逐渐认识到迄今为止他完全不了解的现实。”

石秀之恋

编号:C27·1970315·0361
作者:施蛰存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1991年1月第一版
定价:8.45元
页数:371页

与《雾·鸥·流星》一起,构成了施蛰存1926年至1936年这十年的小说创作,而《石秀之恋》中的大部分作品更能代表施蛰存“新感觉派”的风格。《扇》、《鸠摩罗什》、《石秀之恋》中意识流的运用其实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而施蛰存自己却把这十年的文学创作“看作是我的文学创作道路的起点”。如果不是过谦,必是施蛰存超越自己的能力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十年创作仍是施蛰存的辉煌期。收有《上元灯》、《将军的头》、《梅雨之夕》三编24部小说。

美国

编号:C38·1970308·0355
作者:(奥)卡夫卡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1991年5月第一版
定价:7.50元
页数:294页

又名《生死不明的人》,是卡夫卡不多的长篇小说之一。一个少年的美国经历:“卡尔·罗斯曼十六岁时被他的薄情父母放逐到美国,因为他受家里的一个中年仆人的勾引,和她生了一个孩子。”这是卡夫卡的怪诞,而罗斯曼的美国之行依然无法摆脱怪诞:被舅舅收养,受流氓欺负,又遭解雇……在这里所缺少的是卡夫卡的象征,这种保留对卡夫卡来说可能在寓言小说中尚无有效的尝试,而稍后的《变形记》、《城堡》、《饥饿艺术家》才可以完全代表卡夫卡式的叙述。


《美国》:他选定了一个任意的方向

汽车来了个急转弯,仿佛发生了车祸,随后它开到公路上直线向前行驶,刹那间就消失在寂静的、包罗万象的车流人海里了。
    ——《罗宾申事件》

离开西方饭店,离开电梯工的岗位,离开对他有过忠告的女秘书苔莱瑟,离开想要去火夫公寓和他谈谈并要帮助他的女厨师长,对于卡尔·罗斯曼来说,离开仿佛就是为了寻找自由,而当离开变成了逃离,自由成为了一种没有目的地的湮没,那寂静的、包罗万象的车流人海,把卡尔带向了一个任意的世界,也许是更有机会的纽约,也许是新的工作,也许是人生的转折,但是当一种状态以“刹那间”消失的方式出现时,前方的世界就是偶然,就是盲目。

而卡尔,便是一个“下落不明的人”,便是“失踪者”——从《司炉》开始到《俄克拉何马露天剧场》,从第一句:“卡尔·罗斯曼十六岁时被他的薄情的父母放逐到美国,因为他受家里一个中年女仆勾引,和她生了一个孩子。”到最后一句:“山之间有成千上万的山包,象卷着泡沫的余波在滚动,它们向火车驶过的那些铁路桥冲击。而他们几个紧紧地偎在以致清凉的微风拂到脸上也冷得令人发抖。”作为弗朗茨·卡夫卡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却在未完待续的故事中成为一种永远的悬念——当结局被搁置,似乎文本就是在这样一种未完成的状态下变成了隐喻,和卡尔一样,来到美国,去往纽约,乘坐卡车,刹那间就消失在车流人海里了。

因为离开之后,没有所谓的到达,就像美国本身一样,它对于卡尔来说,只是被驱赶之后的一个目的地——不是希望在美国创业生活的一个人,而是被迫离开故乡和父母的一个人,这种被抛弃的感觉注定使他成为“失踪者”K,而所谓的“不一会儿就自由”的想法也变成了“避难”,因为他的身份是一个可疑的、在逃的、穷酸的饭店职工,甚至在离开电梯岗位之后已经被西方饭店开除,卡尔已经失去了了赖以生存的身份,而这种身份的缺失就像他来到美国一样,完全是被取消的人生。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受到中年女仆的勾引,并且和她生了一个孩子,于是被薄情的父母放逐到美国,这是卡尔命运的开始,而这种开始完全是一种取消行为:少年男孩被中年女仆勾引,不是爱情,也不是主动的性行为,甚至年龄倒错、身份倒错反而变成了一种讽刺,而被父母驱逐,也使他失去了儿子的身份,当那个降生的孩子又不被他带在身边,他又失去了父亲的身份——不是爱人,不是情人,不是儿子,不是父亲,当卡尔被抛入“美国”,就意味着他的一切身份都归零了。

来到美国,似乎又变成了一种寻找身份的开始,而寻找身份就意味着寻找自我的定位,但是在这到处是车流人海的国度,怎么可能不再次失去身份?这便是美国提供的一种生存样本:失去身份而寻找身份,寻找身份却可能失去身份。当卡尔乘船来到美国,他首先看到的是自由女神像,于是他感觉“自由的空气在他四周融融飘逸”——自由正是卡尔想象中的美国所具有的属性,但是自由在哪里?自由是看见的自由女神像的飘逸,是遇到那个叫雅各布的舅舅所给与他生活的富足,是他想从乡村别墅离开而回家的向往,是他在西方饭店得到帮助而有了第一份工作的满足,是他被开除之后逃离时的快感,是他加入俄克拉何马马戏团在美国的铁路上奔驰的欢畅,但是卡尔所遇见的自由其实都是以一种隐喻的方式出现的:它是一种宽阔,一种无限,一种广大,以及一种包罗万象的车流人海。

“我迷路了。”这是卡尔在轮船抵达美国之后的感叹,坐在船上时他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是一旦下船开始拿行李,那些乘客,那条走廊,都变成了迷宫,而“迷路”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表现了“这条船真大得惊人”的现实;卡尔遇到了名叫雅各布的舅舅,作为参议员的舅舅为他提供学英语、骑马等教育,他还去了一幢乡间别墅度假,在那里他感受到了野外世界的巨大,而当他想要离开回家,德波隆告诉他午夜十二点会宣布一个重要消息,这时,“骤然之间响起了报十二点的钟声。”卡尔感到钟摆的声波仿佛触到了他的脸上,“这是个什么样的村庄,竟然有这么大的时钟!”舅舅宣布十二点的决定是让他不要再继续找他,找工作的卡尔遇见了爱尔兰人罗宾申和法国人德拉马什,最后他自己找到了在西方饭店做电梯工的工作,这是一个拥有五千房客的饭店,对于卡尔来说,这又是一种巨大的存在;在不断的逃跑中,卡尔加入了俄克拉荷马露天剧场,华丽告诉他,“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剧场。”他第一次发现,这个剧场就像一个大千世界,“几乎是无边无际。”最后,卡尔坐上了火车,火车奔跑了两昼夜,卡尔在火车上“见识了美国疆土的辽阔”——他不知疲倦地向窗外张望,就是想要拥抱这片土地,就是想要获得自由的感觉。

大得惊人的轮船,钟摆的声波都会触及到脸上的大钟,和产生巨大恐惧感觉的广阔山野,拥有五千房客的西方饭店,就像大千世界的露天剧场,以及广阔的美国疆土,这便是卡尔在美国所看见的巨大世界,这些巨大存在物让卡尔有一种无边无际的感觉,而这种无边无际或者就是所谓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无非是表象,无非是感官刺激带来的震撼力和神秘感,但是对于卡尔来说,巨大又是却是狭小,自由便是囚禁,而这正是作为被驱逐者、失去了身份的人迷失的命运写照,巨大的船上卡尔发出“我迷路了”,是一种感慨,也是一种迷失,而他在美国所经历的这一切,就是在巨大的自由可能中被囚禁,就是在包罗万象的车流人海里成为偶然者。

大得惊人的船上,卡尔迷路,是因为找不到自己的那只行李箱,找不到在行李箱里的雨伞,而遇到了司炉,司炉对他说的是:“在这个狭小的天地里,就象进了囚笼,无论干什么都受纪律约束,这里死气沉沉,一切都僵化了。”在这里根本没有自由,甚至连基本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还没有真正等登上美国国土,卡尔就想帮助司炉,对付那个压迫他的苏巴尔。大得惊人的轮船变成了狭小的天地,变成了囚笼,这是司炉命运的写照,也是卡尔美国之行的伏笔。感受自由的空气,卡尔想要成为一个维护正义的人,“他在一个陌生的国家,在众目暌睽之下维护善者、弱者,尽管他还没取得胜利,但他为赢得最后的一笑做好了充分准备。”但实际上这一切没有付诸实施就走向了破灭,因为他忽然之间拥有了一个有着权力的参议员舅舅。

似乎一切都没有预兆,雅各布便出现了,“我就是你的舅舅雅各布,你就是我亲爱的外甥呀。我的确一直没想到这一点!”对于卡尔在家乡所犯的错他也知晓,甚至还有勾引卡尔的中年女仆写给他的信,当雅各布宽恕了他的行为,当舅舅给他准备了一条驳船,当他用自己作为参议员的权力为他在美国的生活准备了各种教育,卡尔的命运似乎从此就有了转折,而这种转折是因为他有了作为参议员的外甥这一身份,甚至,当自己受洗的孩子取名叫雅各布,他甚至也恢复了父亲这一身份。但是身份来得太过容易,失去也毫无悬念,在德波隆和克拉娜的那个乡村别墅里,卡尔也像进入了迷宫,克拉娜的邀请,克拉娜和马克之间的关系,还有乡村别墅主人的神秘性,似乎都让卡尔陷入到一种戏剧生活里,最后他做出决定,要连夜回家,但是格林告诉他午夜十二点会公布一个重要消息,当那只巨大的钟敲响了十二点,格林读出了舅舅写的那封信:“我严肃地奉告你,不要来见我,也不要写信或通过中间人同我打交道。是你违背我的意志,决定今晚离开我这里的,而且你的生活坚持这个决定,这也是一个男子汉的决定。”

卡尔失去了舅舅,失去了和自己的孩子同名的雅各布,失去了乡村别墅的度假生活,一张去旧金山的三等舱船票又将他抛入到虚无之中,“到旧金山去您就能完全不受干扰地工作。您就安心从头做起吧,振作起来,从人世的最底层往上爬。”但是卡尔似乎在抗拒着这样的生活安排,他要自己去寻找机会,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自由,“于是他选定一个任意的方向上路了。”任意的方向,看起来是自我选择,但其实是一种茫然,甚至是一种盲目,和他遇到的舅舅又被舅舅抛弃一样,完全变成了一种偶然的存在。在通往拉美西斯的道路上,卡尔结识了同样寻找工作的罗宾申和德拉马什,三个人本来是命运共同体,但是不同的利益诉求又让他们分道扬镳,而在这个过程中,卡尔唯一保留了过去身份的那张父母照片找不到了。

他怀疑和他们两个拿走了相片,即使他拿出钱来悬赏也没有找到一点线索。在西方饭店,他遇到了作为同胞的女厨师长,她为卡尔安排了电梯工的工作,这是身份的再一次出现,但是有一次喝醉了的罗宾申来找他,卡尔为了照顾他离开了工作岗位,在工长和领班的联合见证下,卡尔失去了工作,而这看上去更像是一种权力的运作,“每次都得问候我,每次没有例外!你同我的这段时间里,手里竟拿着帽子!你应当总是称我‘领班先生’!可不是称‘您’,每次,每次都这样。”五千房客的西方饭店是卡尔失业的地方,所以即使苔莱瑟有忠告,女厨师长有规劝,但是卡尔还是以寻找自由为名逃离了。

所谓避难,就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所控制,卡尔租车来到纽约市郊,被警察要求出示证件,虽然德拉马什掩护了卡尔,但是卡尔再次落入两个流氓手中,他们命令卡尔作仆人,卡尔不从,被多次殴打,逃跑也没能成功。这时来了个大学生,他虽然恨德拉马什,但劝卡尔继续待下去。而此时卡尔似乎才真正回归到没来美国之前的身份需求上:“我想成为工程师。”这是他对那个大学生说的话,而这句话在他到达美国时也对司炉说过:“如果我不到美国来,我肯定会成为一名工程师。”这是他从小抱有的信念,一种信念,便是一种确信,而“工程师”既是理想,也是一种必然的身份,但是当一切都被解构,连家乡、父母、孩子都不存在了,怎么还会有工作和理想,而当卡尔在美国纽约说出这句话,实际上意味着他想在美国思想自己的理想,这是一种被抛入偶然之后的寻找,但是这种寻找无疑是另一种偶然的开始。

俄克拉何马大剧院,是世界上最大的剧院,是无边无际的存在,而它招收职工的条件是“每个人”都可以报名,每个人是一种宽容,也是一种无边无际,而实际上更是一种湮没:卡尔为什么想不出自己的名字?那个“勒格洛”是卡尔根据自身的最终地位取的名字,是一种现实的存在,更像是来到美国之后的适应性命名,但是当他坐上火车,“他不知疲倦地向窗外张望”,看见的辽阔疆土,是一种新的自由寻找,还是循环的开始?未完成的小说,或者卡尔的命运会有转折,生活会有改善,但是当卡尔用“勒格洛”作为新的名字,当卡尔又进入到无边无际的时空里,当一种任意的方向出现在面前,命运其实根本没有悬念,未完成的文本已经完成在未名状态中,而这种未名即是一种巨大而产生的不确定,也是不确定而带入迷途的确定中。

大得惊人的船其实是小小的囚笼,在这里失去的是正义;大得惊人的时钟,其实指向的是确定的十二点,在这里失去的是幻觉;大得惊人的西方饭店,其实在“擅自离开”工作岗位中变成了欺压的借口,在这里失去的是尊严;大得惊人的马戏团,其实成为忘掉名字的存在,在这里失去的是理想;最后,是大得惊人的美国疆土,成千上万的山包,卷着泡沫的余波冲向铁路桥,如魅夜色正在吞噬着这里的每一个人,他们将要何去何从?卡夫卡没有回答,他制造了悬置的结局,但是“美国”的命运早就已经写好:“生活仍旧按着自己的规律在看不见的街道深处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卡夫卡小说选

编号:C38·1970304·0354
作者:(奥)卡夫卡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1994年11月第二版
定价:20.00元
页数:561页

一个个人主义作家,孤独、反叛、深刻,卡夫卡几乎是一个游离于我们生活的另类,但他对人存在的苦痛以及异化,却让我们欲哭无泪,卡夫卡,就像那只甲虫,有一天会令我们找不到做人与活着得意义,卡夫卡是一个巨大的象征,在对我们不断压抑下保持他探索的崇高。这位在死后才获得尊重的作家其实是向人们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内收《乡间的婚礼筹备》、《判决》、《变形记》等小说21部。


《卡夫卡小说选》:法的门前站着一个守门人

他怀着温柔和爱意想着自己的一家人。他消灭自己的决心比妹妹还强烈呢,只要这件事真能办得到。
        ——《变形记》

可是,门毕竟还是关上了。在门里是格里高尔的世界,那里有奶酪、蔬菜和酱油等食物,有床、桌子和凳子等家具,也有悬在天花板上的自由,妹妹对他的怜悯,父母对他的隔离,在格里高尔看来,却是一种温存。可是,这门里的世界是格里高尔的世界,还是甲虫的世界?或者说是格里高尔变成了一只甲虫,还是甲虫变成了像格里高尔一样的推销员?一个早晨像无数个早晨一样降临的时候,那个硬硬的壳与现实隔离开来,没有了醒来的时间,没有了上班的节奏,也没有了错过起点火车的无奈,通向门外的只有那根触角,但是格里高尔已经无法从这一扇被关闭的门爬到现实了,而那些现实也从此远离了他的生活——操劳过度疲倦不堪的家里,只有日益窘迫的生活,只有被辞退的女佣,只有满头白发的老妈子,只有事业崩溃的父亲,也只有无奈生存的妹妹。

“那时,格里高尔唯一的愿望就是竭尽全力,让家里人尽快忘掉父亲事业崩溃使全家沦于绝望的那场大灾难。”在门外是现实,也是灾难,而格里高尔心存着这样一种希望,可是门从此再也没有打开,甲虫的世界已经无力走进人类的世界,对于他来说,“他在房间里不断地爬来爬去”是他唯一的行动,即使他能够竭尽全力帮助家庭摆脱危机,也只是一厢情愿,而最可怕的是那扇门从此再也不能成为家庭的一部分,房间里是甲虫吃食的食物,那些家具全部被搬离,空空荡荡的世界只剩下一只甲虫——他已经不是格里高尔,是妹妹厌恶的东西,是父亲惩罚的对象,“一只瓶子掉到地板上,打碎了;一块玻璃片划破了格里高尔的脸,不知什么腐蚀性的药水溅到了他身上”,还有那个曾经作为食物的苹果,被父亲当做一种武器,狠狠砸在格里高尔的身上,但是,对于格里高尔来说,任何对他的惩罚都在表明着他作为其中一员的存在,“格里高尔所受的重创使他有一个月不能行动——那个苹果还一直留在他身上,没人敢去取下来,仿佛这是一个公开的纪念品似的——他的受伤好像使父亲也想起了他是家庭的一员”,甚至在他仅有的希望面前,他还是想给一家人以爱意和温柔,而这种给予便是把自己当成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他消灭自己的决心比妹妹还强烈呢”,正是这种“消灭自己”的欲望,使一家人能够从痛苦中挣脱出来,而“消灭自己”的意义在于从异化的甲虫变成真正的甲虫,真正关闭在门的那一边。从此没有爬出那扇门,就在老妈子的扫帚中被捅死,那句“当然死了”是对于甲虫命运的冷漠,而这种“自死”也让整个家庭可以搬离现在的住处,三封信是最后的告别,那个小一些、便宜一些的公寓是未来的生活,“旅途终结时,他们的女儿第一个跳起来,舒展了几下她那充满青春活力的身体。”像是一种真正的解脱,在格里高尔自死的门内完成一种驱逐,也完成了重生。

一扇门隔开了现实的世界和变形的世界,隔开了窘迫和异化,也隔开了生存和自死。“消灭自我”变成一种崇高的愿望,它指向的是新生,所以在这变形世界的寓言中,自死成为一种摆脱现实的理想。《乡间的婚礼筹备》中,拉班不也是在门的里面想着自己的未来:“我这样躺在床上时,我相信自己具有一只大甲虫,一只鹿角虫,或者一只金龟子的形态。”那误了时间的火车在门外行驶,可是对于拉板来说,一次一次的等待都是无法抵达新娘贝蒂的那个村子,“对不起,请问这儿离村子还远吗?:我要上那儿去。”村子在远处,村子在门外,所以那个困于下流男人要挟中的老气姑娘成了拉班心中永远无法抵达的愿望:“如果他只谈一本书的话。凡是美的一切,都同样能使他欢欣鼓舞。”在别处的村子,在别处的女人,以及在别处的自己,唯一可以抵达的就是把自己从现实中剥离出来,“只要你讲的时候不用‘我’而用‘某人’,那就无所谓了,就可以把这个故事讲完”,这是一种逃避现实的策略,把“我”换成“某人”就是一次自死的过程,就可以把一个异化的故事讲成现实必然的那个样子。

“自死”是一次解救,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回归。《在流放地》,那扇门是过去和现在,是处罚和自由,是那一台“已经十全十美”的机器,床、设计师和耙子,连成一体,实施着对于犯人的处决,“不过他一定知道自己被判决了?”当外族的旅行家打开这扇门,其实里面却是荒诞,“这他也不知道,”军官是现在的权力代表,“那么他也无从知道他的辩护是否有用了?”对于犯人来说,机器将他带进了一个没有出口的门,所有的罪都是无从辩护的,“他根本没有机会提出辩护。”这便是流放地的规则,即使最后有一盆米粥可以舔食,也并不是要带到那个自由活命的世界,“对犯罪毋需加以怀疑”这是军官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原则在那个已经不存在的司令官面前,却是另一种暴力的存在,“虽然他大权在握,完全可以采取措施来反对我,可是他还不敢,不过他一定是打算利用您的看怯,一个声名显赫的外国人的看法来反对我。”权力死于另一种权力,暴力终结于另一种暴力,而当旅行者打开这一扇从未打开的门,“自死”的悲剧就成为军官逃离现实的一种必然选择,反对死刑并非是抵达自由的手段,对于军官来说,毁灭自我的权力才是对历史的隐瞒,“老司令官长眠于此。他的信徒迫于时势只得匿名建坟立碑。有预言云:若干年后,司令官必将复活,率领信徒由此出发,收复流放地。要保持信心,等待时机!”那句铭文写在碑上,而军官自己爬上了机器,“他的嘴唇紧闭,眼睛大睁,神情与生前一模一样,他的脸色是镇定而自信的,一根大铁钉的尖端穿进了他的前额。”

自死的格里高尔,自死的拉班,自死的军官,他们被自己关在门外,他们用生命抵抗异化,可是在这自死的世界之外,却有着另外的毁灭力,在流放地的军官为什么要在碑文被发现之前处决自己,就是要在权力的门打开之前毁灭一种秩序,可是那扇门并不因为自死而牢牢关闭,拉班的世界里还有另外的可能:“但是,如果我自己把‘某人’和‘我’区分开了,那我又怎能埋怨别人。”用“某人”代替我,是自死的表现,可是当我和某人被分开的时候,再也逃避不了那种惊恐了。“当我的躯壳摇摇晃晃走出我的房门时,这摇晃并非表示恐惧,而是表示这躯壳的虚无。”甲虫是一个寓言,却也依然是虚无的现实,在这个虚无的现实里,是那必须抵达的村子,那里其实没有爱情,也没有格里高尔家人的温存,只有一个叫做父亲的人,一种实施“他死”的权力。年轻的商人格奥尔格·本德曼为什么在自己订婚的现实中感到恐惧,因为父亲不相信,不信心婚姻,不相信信件,“在那儿你怎么会有一个朋友呢!我根本就无法相信。”父亲永远在乡下的老院子里,永远在阴暗的房间里,他是真正异化的权力,所以即使他真的爱着这个儿子,即使看见儿子“欢乐地走遍全世界”,他也要把他当成是自己权力世界的一部分,“现在你才明白,除了你以外世界上还有什么,直到如今你只知道你自己!你本来是一个无辜的孩子,可是说到底,你是一个没有人性的人!——所以你听着:我现在判你去投河淹死!“这是命令,而对于儿子来说,自死已经没有了可能,他在“他死”的现实中,只有跳落在那河里,履行父亲的命令,而在他心里,却满含着爱意:“亲爱的父母亲,我可一直是爱着你们的。”

父亲的判决,是异化的权力,对于格奥尔格·本德曼来说,“我”已经不存在了,只有那个叫“某人”的人,某人是《豺狗和阿拉伯人》中生死搏斗的豺狗和阿拉伯人;某人是《为某科学院写的报告》中渴望变成人类,“使自己达到了一个普通欧洲人的文化水平”,却只能是自己的人猿;某人是风靡全城光彩照人却最后被一只小豹代替而关进笼子的“饥饿艺术家”——某人总是被关在另一扇门的里面,那里是笼子,那里由动物,那里站着最无耻的人类,但是那位“乡村医生”要判定孩子的确有病的时候,他看见的是自己身上的邪恶和无奈,“可怜的孩子,你是无可救药的了。我已经找出了你致命的伤口;你身上的这朵鲜花正在使你毁灭。”本来孩子没有病,本来是乐善好施,可是那身上的鲜花变成了流血的肉体,乡村医生变成了权力系统的代表,“所以这男孩想死是对的,因为我自己也想死。”他曾经在自死的路上行走,但是当鲜花盛开,他变成了异化的神明,“于是我打定主意作好准备,在某种情况下承认这孩子也许是真的病了。”罗莎或者马夫,在他耳边变成了一首邪恶的歌:“脱掉他的衣服,他就能治愈我们,如果他医治不好,就把他处死!他仅仅是个医生,他仅仅是个医生。”没有自死,他用他的手让孩子身上长出了鲜红的花。

“最为含混不清的机构莫过于帝国本身了。”所以在一切现实的苦难面前,永远有一个被剥夺了肉体的长城,“它是某种实实在在的东西,是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和辛劳的成果。”那些用生命建造起来的长城,是权力的象征,“君权是不灭的,但皇帝个人是会倒毙的,甚至整个王朝最终也要垮台,处于奄奄一息之中的。”即使皇帝个人死去,那君权也是不灭的,君权的世界里,一切都只不过是虚幻的象征,对于百姓来说,是永远无法推到的统治:“自古以来它缺乏能力,或者顾此失彼,没有把帝国的机构搞到这样明确的程度,使得帝国最遥远的边疆都能直接地并不断地起作用。但另一方面,这当中百姓在信仰和想象力上也存在着弱点,他们未能使帝国从京城的沉沦中起死回生,并赋予现实精神,把它拉到自己的胸前;但臣仆的胸脯并不想起更好的作用,不过是感受一下这种接触,让帝国从它胸前消逝。”帝国是不会消逝的,即使在他们的想象中,也维持着不倒的历史。

而他死的悲剧性并不在于无力,而在于荒谬,在《诉讼》里,约瑟夫·K被捕的那天早晨,正是自己三十岁的生日,可是为什么被捕,却一无所知,“我们无权告诉您。回到您自己房间里去,在那里等着。已经提出诉讼,到时候您一切都会明白的。……”无权告诉你的你站在K的背后,提出诉讼的人站在K的背后,执行的人当然也永远站在K的背后,在这个K生活的法治国家里,“人人安居乐业,所有的法律都在起作用”,但是谁在法律之上呢?谁是站在他背后的那个权力体系呢?从一家大银行的襄理被误认为是油漆匠,被夸大了比尔斯纳小姐和K之间的关系,叔叔一再强调的光荣和耻辱,对于K来说,他的确看到了那扇把自己关在外面的门,““毫无疑问,在这个法庭的一切活动背后,我指的是在我的案子上,也就是逮捕我和今天审讯我这一系列活动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机构。”这个机构里有着鞭笞手,有着提供帮助的画家和律师,有着可以解聘律师的商人,也有大教堂里的监狱神父,可是即使一切可以用金钱和美色来交易,对于K来说,他处在法的门外,而且永远有一个守门人。

“在法律书前面的序言中关于这种欺骗是这样写的:法的门前站着一个守门人。一个从乡下来的人走到这个守门人跟前,请求让他进法的门里去。”神父启示着K,守门人和乡下人组成了门内和门外的两种世界,守门人是乡下人进入大门的唯一障碍,可是这无非是一种欺骗,当下乡人快要死去的时候,守门人却说:“这道门没有其他人能进得去,因为它是专为你而开的。我现在要去把它关上了。”也就是说,门只有在乡下人面前才具有意义,是专门为他而开的,但是在乡下人找到意义的时候,他却要死了,在乡下人死去的时候,法的大门会失去意义,而实际上,真正失去意义的不是大门,而是守门人,守门人掌控着大门,是一种权力,但是这最低级的守门人却无法消除乡下人死去的荒谬性,“认为受骗的恰恰是那个守门人。”因为乡下人其实是自由的,“他愿意到哪里去就可以到哪里去,只有法的大门禁止他进去,再说,禁止他进去的也只是一个人,就是守门人。”而守门人呢,却是不自由的,他为法而存在,为法的门而存在,“他毕竟是法的仆人,也就是说,他属于法”,看上去守门人是权力,但却是权力的仆人。所以对于K来说,即使可以用金钱,可以用美色来通融和帮助,但是那扇门却永远关闭了,他是乡下人,也是守门人,他只有死去才会在体系之中建立意义,但是一旦门被关上,守门人也永远失去了意义。

“这真是一个可悲的结论,这是把谎言变成了普遍准则。”可悲的K在不知道罪名的情况下,终于在三十一岁生日那天被人带走,然后在采石场上被处决,从来没有看到过法官,从不知道高级法院在哪里,那张开手指举起双手的动作不是反抗,是对于自我那个荒谬的世界的无奈,而在被刀子捅进心脏走向死亡的时候,他也仿佛看见了“这最后的一幕”:“像一条狗似的!”K看见了死亡,却也看见了耻辱,门终于没有打开,他是看见了狗的守门人,却把自己永远关在了门外。

不管是自死,还是他死,不管是现实,还是虚幻,不管是乡下人还是守门人,权力系统永远在那一边,它是暴力,它是荒谬,它是异化,而在小说之外的现实里,卡夫卡的面前也站着那个永远不消失的权力,那就是父亲:“那个身影庞大的人,我的父亲,那最高的权威,他会几乎毫无道理地走来,半夜三更将我从床上揪起来,挟到阳台上,他视我如草芥,在那以后好几年,我一想到这,内心就受着痛苦的折磨。”在《致父亲的信》里,卡夫卡看见的是一个偏执的父亲,一个驾驭别人的父亲,“在我看来,您具有一切暴君所具有的那种神秘莫测的特性”,而这样的暴君性格却被卡夫卡命名为“地道的卡夫卡”:“您坚强、健康、食欲旺盛、声音洪亮、能言善辩、自满自足、高人一等、坚忍不拔、沉着镇定、通晓人情世故、有某种豪爽的气度,您是一个地道的卡夫卡。”而自我命名为卡夫卡,实际上是一种解构,似乎只有在卡夫卡有关的写作中,卡夫卡才能感觉到自己的意义:“我从事写作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事,我用这种手段进行了小小的争取独立的尝试;进行了逃跑的尝试,取得了细微的成果。”在卡夫卡现实意义的三个世界里,一个是自我奴隶的世界,一个是父亲统治的权力世界,而第三个世界则是别人的幸福和自由,所以对于卡夫卡的“逃跑”的尝试,就是想要抵达那个第三个世界,可是当他用写作虚构这样的世界时,那扇门最后还是关上了,门外的他是乡下人,也是守门人,“一个人正在写作的时候,会有许多虚伪的手向他伸过来”,所以焚毁,所以自死,但最后当卡夫卡变成一个寓言的符号的时候,那扇打开的门里其实是一个破败的世界,是遗失的手稿,是未完的文本,是“此处缺两页”的现实。

玛卓的爱情

编号:C28·1970101·0347
作者:北村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4年8月第一版
定价:赠送
页数:332页

北村不是最先锋的作家,但他对生存尴尬的深入是独一无二的,这位对存在有较大怀疑的作家从未放弃对现实生活的刁难,现实生活中的理想化、乌托邦成为我们最难以摆脱的困境,不管是玛卓,还是孔成,以及孙权,都在一种可能的迷失中误入歧途。本书为“跨世纪文丛”之一,内收《伤逝》、《孔成得生活》、《 劫持者说》、《玛卓的爱情》等6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