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7-29 《七缀集》：稀饭和面的“此中人语”

“早点是稀饭”，“午餐是面”，这也倒成了一种普通生活的写照，实实在在的出现在生活中。其实，隔着时间和情趣，稀饭和面当然并非是“相互排除的命题”了，而在钱锺书看来，这也是“各别文体的职能”，譬如我可以阅读那些小说诗歌以“诗言志”，也可以拿起这文论作“文载道”，“这些文体就像梯级或台阶，是平行而不平等的”，只不过在一种全然仰望的阅读中，稀饭和面都变成了一种隐喻，揭开来的世界里，多少有些懵懂和无知，也便是如此，就像钱锺书所说，在“听之无义无味”中找出些道理。

这似乎是传统和突破的问题，或者是就传统和新风气的关系，稀饭和面，当然也就容易“曲解附会”了。要是仅仅“从飞沙、麦浪、波纹里看出了风的姿态”，那也是一种文本的孤立状态，即使看出了也只是一种标准：“我们阅读当时人所信奉的理论，看他们对具体作品的褒贬好恶，树立什么标准，提出什么要求，就容易了解作者周遭的风气究竟怎么一回事。”而更大的目的不在这，在或“文载道”，或“诗言志”中找出那些独特的语言特点：

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各有语言天地，各行各业以至一家一户也都有它的语言田地，所谓“此中人语”。譬如乡亲叙旧、老友谈往、两口子讲体己、同业公议、专家讨论等等，圈外人或外行人听来，往往不甚了了。缘故是：在这种谈话里，不仅有术语、私房话以至“黑话”，而且由于同伙们相知深切，还隐伏着许多中世纪经院哲学所谓彼此不言而喻的“假定”（suppositio）,旁人难于意会。

编号：E28·2120518·0900 作者：钱锺书 著  出版：三联书店 版本：2002年6月  定价：12.00元 亚马逊9.00元 ISBN：9787108016775 页数：186页

“此中人语”似乎只适合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而这种不被突破的群体意识隐藏着诸多的“假定”，这些假定就像一个被圈起来的笼子，外人进不得，即使进去了，也仿佛是要自愿被驱逐出来，而这种驱逐摇身而变的，也就成了一种惰性，所以，在文论里，钱锺书所要反对的也即这种“不肯变”的习惯，“传统不肯变，因此惰性形成习惯，习惯升为规律，把常然作为当然和必然。”固守着传统的一方天地，对于发展和进化，便只能是退步的，“传统愈悠久，妥协愈多，不肯变，变的需要愈迫切”，所以，《七缀集》的一个显著标记，便是打通传统固守的通道，为“此中人语”寻找一个合适的表达和转述空间。

《中国诗与中国画》说的当然是中国传统对于诗和画的论述，在传统文论中，“诗和画号称姊妹艺术。有人进一步认为它们不但是姊妹，而且是孪生姊妹。”这种“融合一致”倒也是一个错觉，“诗和画既然同是艺术，应该有共同性；它们并非同一门艺术，又应该各具特殊性。”统一性和特殊性似乎是那条被打通的道，“书画异名而同体。”的观念其实并非专指诗和画，背后的意义也就是怀疑，涉及到传统文评的“神韵派”和传统画评的“南宗”。文风和画风并不是固守着同一种风格，它的变化不仅随着历史，也随着人物而发生改变。而这诗和画的所谓“错觉”并不只是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也在西方的文论体系中，古希腊诗人(Simonides of Ceos）早说：“画为不语诗，诗是能言画。”也仅是说出了他们统一性，而这种文论的关系展开来也便是更广泛意义上的革命，“刺猬”和“狐狸”的譬喻指向的就是对“此中人语”的解放。文论只是说出了“文体的职能”而已，也不管是西晋三藏竺法护译《生经》第十二篇《舅甥经》，还是古希腊大史家希罗多德《史记》里的故事，或者是马太奥·邦戴罗的《短篇小说集》的小说，这“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无非也是此种通融带来的意义：“然而即使在满纸荒唐言的神怪故事里，真实事物感也是很需要的成分；“虚幻的花园里有真实的癞哈蟆”，虚幻的癞哈蟆处在真实的园里，相反相成，才添趣味。”

趣味是需要“相反相成”的，虚幻和真实，神话和记事，也都成了另一种稀饭和面，无所谓正宗，也无所谓主流，任何存在，“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批评。”所以在钱锺书的《七缀集》里，非但打通文论体别，还要打通中西，打通语言，让“此中人语”变成一种普遍准则，比如，将中国古诗“空灵”(intntangible)、““轻淡”(light)、“含蓄”(suggestive)，在西洋诗里寻找到最接近的韦尔兰(Verlaine)；比如，将《荀子·君道篇》中的耳、目、鼻、口之间的转换，在十九世纪末叶象征主义诗歌中找到“通感”的标志；再比如，从尼采把母鸡下蛋的啼叫和诗人的歌唱相提并论的“痛苦使然”寻找到不愉快、烦恼或“穷愁”的中国诗歌传统追求……如此种种，都是在用比较论的方法，为中西文化之间打开一扇门，或者一扇窗。

而对于中西文化来说，最直接呈现的不同是语言，“英语也罢，法语也罢，到了对洋鬼子远而避之的翁同龢的耳朵里，只是咭咭呱呱、没完没了的鸟叫。”鸟叫也是语言的”此中人语“，所以这种隔阂必然要求寻找到新的工具，那就是翻译，这是最便捷的桥梁，这是最直接的通道，而在这种消弭中西方之间语言隔阂的方法论，无疑会遇到一个新的问题，而对于林纾的批判，对于《人生颂》的责问，实际上就是对语言工具论的一种批评。对于中国近代文学翻译来说，林纾是一个标记，然而在钱锺书看来，林纾对于翻译，所起的重要作用是“媒”的作用，也就是架起了通向两种语言世界的桥梁，但是对于并不懂西文的林纾来说，他对于翻译也只是如何更符合中国人的习惯，所以仅仅是形式上的翻译，暴露出林纾的致命之处，“除了造句松懈、用字冗赘而外，字句的脱漏错误无疑是代价的一部分。”而在这种硬伤中，“塞万提斯的生气勃勃、浩瀚流走的原文和林纾的死气沉沉、支离纠绕的译文，孟德斯鸠的“神笔”和林纾的钝笔，成为残酷的对照。”实际上，在林纾的翻译过程中，添加了很多林纾自己的东西，这种可以为之的行为构成了双重“反逆”：“既损坏原作的表达效果，又违背了祖国的语文习惯。”而在钱锺书看来，真正的翻译是入境入化，“翻译总是以原作的那一国语文为出发点而以译成这一国语文为到达点”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寻找新的载体，寻找新的境界，或者说，要在翻译中消灭自我，而林纾那种夸大自我的翻译法显然是一种相反的道路。

其实，在钱锺书看来，林纾的翻译是一种工具而已，甚至在这种工具中，掺夹着更多的商品化的东西，“换句话说，这种翻译只是林纾的‘造币厂’承应的一项买卖；形式上是把外文作品转变为文作品，而实质上等于把外国货色转变为中国货币。”一针见血，也从深层次上阐述了翻译的本体论问题，包括朗费罗的的《人生颂》“是破天荒最早译成汉语的英语诗歌”，也是包含着钱锺书对于翻译的非学术化进行批判：“西洋的大诗人很多，第一个介绍到中国来的偏偏是郎费罗。郎费罗的好诗或较好的诗也不少，第一首译为中文的偏偏是《人生颂》。那可算是文学交流史对文学教授和评论家们的小小嘲讽或挑衅了！”

嘲讽和挑衅，所面对的当然不是翻译的艺术问题，“翻译者即反逆者”其实从更宽容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是中西方语言译介必然要碰到的难题，钱锺书列举出这些现象，只是为那种中西方的比较文论寻找一条道路，黄遵宪说：“形而上，孔孟之论至矣；形而下，欧米之学尽矣。”对于稀饭和面的问题，似乎也是绕不过去的难题，共融共通的似乎也是一个悖论，“每一个翻译家也就是他本民族里的一位先知。”这是歌德评价卡莱尔的《德国传奇》时，借回教《古兰经》的一句话，而在钱锺书看来，还有基督教《圣经》的另一句话：“一位先知在他本国和自己家里是不尊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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