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7-29《女性瘾者：第二部》：我爱我肮脏的欲望
黑屏。声音响起：枪声，挣扎声，开门的声音，逃跑的脚步声。当画面呈现一种黑暗的无，声音却制造了冲突，它是拒绝，它是反抗，它是自卫，它是消灭，黑暗之无建立的声音之有，成为乔对女性自我尊严的一种捍卫，也成为拉斯·冯·提尔关于“女性瘾者”的一种结构意义上最后反转：乔终于消灭了要把自己置于女性意义上的男性征服者，像那次经历了千辛万苦在山顶上找到了奇形怪状的树，那就是她的灵魂之树，虽然已经被扭曲，虽然孤立于山顶，但是依然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依然迎着阳光和雨水成长。
从《女性瘾者：第一部》到《女性瘾者：第二部》出现黑屏之前，叙述者和倾听者组成了唯一的关系，一个在讲，一个在听，一个是肉欲世界和感性世界里的性瘾者，一个是知识、科学和理性的代表，他们似乎都在以一种冷静而客观的方式审视这“女性瘾者”这个话题。结构是稳定的，关系是简单的，它似乎作为铺垫制造了一个悬念：在乔充满了性欲故事的讲述中，为什么塞利格曼始终保持着距离，始终作为理性的代表？他真的只是一个旁观者，真的是没有共情的存在——按照正常的逻辑，乔的赤裸裸讲述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刺激，并对塞利格曼造成想象力的冲击，塞利格曼会慢慢将自己融入进去，甚至他也会从旁观者变成一个参与者：如果不是从乔性瘾的角度寻找可能的满足者，塞利格曼潜在打破这种关系的可能性只会越来越强烈。
但是没有，塞利格曼没有“进入”可以看做是冯·提尔所做的漫长铺垫，只有等到最后一分钟以伪君子的面目直接进入性现场，才能以更彻底的方式解构原初构建的冷静关系，而这正是冯·提尔对于“女性瘾者”更全面、更具体也更现实的思考——是“女性瘾者”，而不是“性瘾者”，那么必然这是和女性有关，而和女性有关必须让男性成为那个他者，女性被置于男性视角之下，在男性进入的欲望中，在女性和男性征服和反征服中，才能真正抵达“女性瘾者”的内在核心，而这也意味着第一部“个体作为知识的标本”是一个被人为架空、服务于第二部的一种预设。
女性瘾者如何走出一种仅仅是现象学的性瘾痛苦？那就是将“女性”变成女人，从第二部一开始，这种转变就开始了：乔和杰罗姆已经结婚，他们组建了一个家庭，走上了正常的性爱生活，所以乔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女性，她成为了女人，成为了他人的妻子，后来她还怀孕了生下了孩子马赛尔，成为了这个以希腊战神名字命名的男孩的母亲——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显然将乔变成了一个社会人，她被赋予了社会职责，她被纳入了社会秩序，她必须遵守社会道德，而性瘾自然和社会性角色发生了冲突。首先是道德上的，因为自己在杰罗姆那里得不到快感，所以杰罗姆允许她去找其他男人，这是属于他们的秘密，在家庭关系中这种类似于背叛的行为却在性瘾意义上合理化了；之后是法律上的，乔慕名去了SM俱乐部，在K那里寻找身体的快感，没有身体接触，没有进入，只有绳子、鞭子组成了施虐性快感，这也是一种隐秘世界里的满足；当然，在乔一次次去SM俱乐部满足性瘾的同时，她身为母亲的角色也在慢慢解体，因为自己去俱乐部的时间和保姆的时间不一致，她甚至在马赛尔熟睡于婴儿床的时候悄悄离开，在自己得到欲望的满足时，马赛尔却一个人醒来爬上了阳台上的凳子，还好杰罗姆回来看到了这一幕救下了濒于险境的马赛尔。
杰罗姆质问她去了哪里，警告她再不能发生类似的事，在乔无法答应杰罗姆提出的要求之后，她哭着离开了杰罗姆，离开了马赛尔，于是，她不再是妻子，不再是母亲，身上的社会性角色在性瘾面前被一一抹除。看起来乔是在坚持自己的性瘾需求，是在返回自我，但是她离开时的泪水证明她已经无法安然回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纯粹性瘾世界，或者在另一个意义上说，当女性成为女人，她再也无法逃离社会一切规则的束缚。她只想找个性对象，看到楼底下聚集在那里的黑人，通过翻译传达了“我想和他做爱”的想法，但是黑人敲开了门，进来的却是N和他的弟弟，两个人脱掉了乔的衣服，也脱掉了自己的衣服，却在乔完全听不懂语言的情况下开始讨论谁从前面进谁从后面进，让乔尴尬地坐在床上，于是她无奈地穿上衣服离开了——这在塞利格曼看来是一种民主的作为，两个男人面对一个女人，不是抢占而是商讨，就是民主政治的体现；因为无法遏制的性瘾，乔发现自己的性器官受伤了，于是去了戒瘾俱乐部，那里的人告诉他必须减少刺激，必须拒绝接触诱因，于是乔把房间里的镜子收了起来，能让她想到男性器官的门把手都被包裹了起来，再次来到俱乐部，乔汇报了自己的成绩：“我已经三个星期零五天没有性生活了。”
性瘾戕害了身体，性对象体现了民主政治，戒除性瘾是一种成功，乔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成为规则的一部分，成为社会的一部分。但是这真的是性瘾者必走的一步？这是不是一种妥协？身为女性瘾者，身上的社会角色越来越多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实正是乔一步步从自己的独立王国走向社会，她才发现自己失去了自我，而这种自我的失去意味着她依然只是一个女人，一个被男性社会控制的女人，所以她反而在这种冲突中被唤醒了，关于女性主义，关于女权，关于自我，性瘾其实是这一切实现的必然，也只有通过性满足才能使自己不成为被社会性秩序和规则、被男性控制的存在——所以乔的觉醒更具有社会性的进步意义，但是她真的能以性瘾的名义抗拒规则、反抗男性、远离一切的道德、法律和伦理的束缚？
| 导演: 拉斯·冯·提尔 |
这当然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当她终于在俱乐部里喊出了“我爱我肮脏的欲望”，便是对规则的第一次反抗，“我和你们不一样，社会容不下我，我也容不下社会。”这是乔的宣言，而她在成功戒除了三星期零五天的性生活之后突然又回到了性瘾世界，这种反抗的力量来源于何处？她看到的是坐在那里的自己，一个12岁的自己，而在乔的回忆中，12岁的自己曾经躺在草地上，在自然世界里，她感觉自己慢慢飞了起来，之后身旁出现了两个庇护的神——按照塞利格曼的分析，这两个神，一个是克劳迪亚斯国王的妻子瓦迪莉娅·马萨琳娜，历史上著名的黑寡妇和性瘾者，另一个则是骑着公牛的尼姆多德，古巴比伦时代著名的妓女，她们是性瘾世界里的神，“这是亵渎版的《圣经》。”塞利格曼如此定义这一次神迹的出现，也就是说，12岁的乔看到了神的召唤，在飞起来而获得的高潮中，自己也成为了性瘾世界之神的庇护，所以一切的性瘾行为变得神圣——在塞利格曼的房间里，她还看到了卢布廖夫绘制的圣母和圣子图，塞利格曼告诉她，这是属于东正教的圣像，如果说天主教是受难的宗教，那么东正教则是愉悦的宗教，在某种程度上，乔的性瘾也在宗教意义上具有了合法性。
一方面是性瘾在社会规则面前变成了一种堕落，一种羞耻，一种必须戒除的不良习惯，另一方面则是在神学意义上、宗教意义上具有合法性，而乔正是在不断抗拒社会规则中接近性瘾的神性意义，但是当她喊出“我爱我肮脏的欲望”的时候，她对自我欲望的评价也带有了无法根除的矛盾心态，因为她也在潜意识中把欲望看成是肮脏的。被夹在自我和社会之间，矛盾中的乔当遇见了P，以为可以完成一次关于性瘾在灵魂意义上的传承，却发现自己早已经被规则操控，那一次自己理想的大厦才彻底崩塌，而乔在被社会定义的性瘾中成为了受害者、牺牲品。一样是15岁的年龄，一样有着最纯洁的欲望，一样身体有着残缺，乔在P身上看到了自己，她给P关怀，她带P进入欲望世界，她甚至让P成为自己的接班人，但是那次讨债的对象正是杰罗姆，乔让P单独处理此事。P的确完成了任务，但是乔却发现他们根本不是欠债人和讨债人之间的关系，而是成了一对恋人。
也许对杰罗姆的爱还没有泯灭，也许对P有着更复杂的暧昧关系，当杰罗姆和P在一起，对于乔的打击是致命的，那是亵渎，是背叛，所以她最终拿起了那把手枪，在巷子里顶住了杰罗姆，但是手枪没有响，杰罗姆用暴力将她达到，然后和P上演了乔15岁破处的“仪式”，前面三下和后面五下，同样的数字，同样的方式，变成了对乔的最深的伤害：乔的15岁已经彻底终结，乔的性瘾王国已经彻底坍塌，乔的自我灵魂已经被彻底亵渎，在P最后以撒尿的方式侮辱乔的时候，她向这个绝望的世界发出了“请填满我吧”的呼喊：填满乔身体的不再是性欲，而是无休止的伤害，不再是女性的独立意识，而是被男性操控的对象。
《女性瘾者：第二部》电影海报
在无人经过的街巷里昏迷，被独居的塞利格曼带回家中，乔所讲述的故事结束了，但是这种结束却是另一种开始。乔和塞利格曼之间处在一种特殊的关系里，它有着潜在的重构可能，尤其是进入到说者和听者的世界之后，感性和理性、亲历者和旁观者并非如表象所呈现的是互不关涉的关系。尤其到了第二部，塞利格曼的形象立体起来，他对乔故事中可能知识点的解读也开始带有了社会学的影子：他把两个男人的讨论看成是民主社会的雏形，他认为东正教是表现愉悦的宗教，他并不认为K送给乔作为圣诞礼物的四十鞭是罗马刑法的最高惩罚，罗马刑法的鞭打规则分成三组，每组13才是最高惩罚数，这也就意味着对耶稣的39鞭才是，而不是40——塞利格曼无疑在强调规则……塞利格曼的介入是隐秘的，但是冯·提尔早就给出了提示：在第一部里除了飞蝇钓钩之外，他的知识点都和那个房间无关，但是在第二部里，墙上的圣母和圣子像，讲述完了之后透过窗看见的光斑，都成了他们话题的一部分，而且对乔来说完全是陌生人的塞利格曼，也进入到了两个人的话题里：在第一部中，塞利格曼只是介绍了自己的名字，自己是犹太人，名字的意思是“快乐的人”，而在第二部里，塞利格曼的自我介绍隐藏着更重要的线索：当时乔认为她对数字很敏感，她察觉出这种敏感已经超出了理性的分析，然后她问的是：“是因为你从来没有过女人？”
这似乎也是观众的疑问，一个如此冷静听说性瘾者故事的人，一个如何客观做出分析的人，到底是怎样一种存在？是不是他也有着病态的一面？塞利格曼回答乔的这个问题是：“我没有过女人，也没有过男人，我觉得自己没有性别，没有性趣，我只有阅读性文字的快乐，只有听你故事的性趣——但我不会先入为主，因为我是个处子，我很单纯……”这是塞利格曼涉及性的自我介绍，而名字、种族不同，这句话其实已经关涉到了最核心的问题，塞利格曼说自己是一个没有性别的存在，对性没有多大的兴趣，就是要让自己维持冷静、客观的倾听者的形象，宛如一个物，置放在乔的旁边，却不会对乔产生任何影响，而我是个处子的解说，听起来则变得不可信，这种不可信违背了正常逻辑：除非塞利格曼也是一个在性方面有着特殊经历的男人。
冯·提尔隐去了塞利格曼的一切背景，关于他的出生，关于他的童年，关于他的生活，关于他的婚姻和家庭，被抽空并不代表塞利格曼只是一个倾听者，相反，去除了个体意义的背景，塞利格曼就是作为一个符号化的男性而存在，而这个符号的存在，又一次让乔变成了男性视野中的女性，这样二元关系就被建立起来，而塞利格曼在解读乔打出了那一记空枪时说：因为没有拉开保险，所以枪没有发出子弹，这意味着她的潜意识里做好了被杰罗姆暴打和被P侮辱的准备，也认可了被男性统治的现实，“因为你是一个女人，无法释怀自己的责任，无法对性别歧视进行极端的反抗——你没有成为凶手，就是在潜意识里遗忘了自己作为女性的受伤经历，就是在歌颂自己身为女性承担的责任……”回归女性，就是回归自己的社会身份，就是去除性瘾的创伤，所以故意制造了失败的报复，乔最后说的也是：“我要摆脱我的性欲，只有这样才能生活下去，我会用全部的执著，全部的力量，像男人一样。”
像男人一样，不是女性的男性化，而是性欲的规则化，不是遵从自我，而是遵从秩序，而乔的选择就是为塞利格曼的身份转变提供了机会，因为他就是男性：在乔入睡之后，门被打开，他悄悄潜入，然后掏出了自己的阳具……男性对女性的侵犯还在发生，这是社会学的一个标本，而乔终于在最后回归自我：不需要被他人定义，不需要扭曲自己，不需要被进入，“我爱我肮脏的欲望”，我永远是主动决定命运的人——枪响了，男性统治的、伪善的大厦轰然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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