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7-29《施隆多夫对话比利·怀尔德》：现在，开机！
镜头里是一直在讲话的比利·怀尔德，画面外则是偶尔提几个问题、或者搭话的沃尔克·施隆多夫，镜头里和画面外，的确构筑了一种“对话”的可能，当两位和德国以及德国电影有关的导演共同处在“对话”之中，为什么最后变成了“Billy Wilder Speaks”的独角戏？
是“Speaks”，而不是“talks”，主角其实只有一个人：比利·怀尔德，施隆多夫的声音会不时传来，但是也只是一种有限的“插话”，镜头也有几次捕捉到了处在对话可能性里的施隆多夫：在28分48秒的时候，施隆多夫出镜，已经秃顶的他面带微笑向怀尔德提问；43分53秒，施隆多夫再次入镜，听怀尔德讲述拍摄《热情似火》时的花絮；54分20秒的时候，施隆多夫再次出现，他听怀尔德对老搭档杰克·莱蒙的评价……三次出镜，施隆多夫在问，在听，但是均不构成和怀尔德“对话”的意义，这种不平等的位置，并不在于双方言说的密度和频率，而是怀尔德完全进入到自己的角色中——一个夺得了剪辑权的导演，一个长期在幕后的编剧，一个已经息影的创作者，或者在不属于自己的镜头前，才会有限地成为“主角”。
背后的确是怀尔德言说的欲望，在怀尔德不停地讲述中，多次提到了开机拍摄的“shoot”，而这个将镜头对准角色进入电影叙事中的行为，也在这部纪录片中成为了一种开机仪式：开机即开腔，于是侃侃而谈变成了滔滔不绝。这是1988年在加州比弗利山庄办公室拍摄的纪录片，一个是曾凭借《铁皮鼓》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导演，一个是在美国好莱坞闯荡多年已经退出电影拍摄的导演，他们的相会应该会激起更多的火花，尤其是施隆多夫来自德国，怀尔德在来到美国之前也曾在德国当记者，在二战结束后他也在德国拍摄了《柏林艳史》，导演身份、德国经历和记忆，构成了他们“对话”的话题，但是在这种只有怀尔德一个人言说的场景中，对于德国和德国电影的言说也根本没有置于讨论的位置上。
| 导演: Gisela Grischow / 沃尔克·施隆多夫 |
当然，怀尔德回忆了从维也纳到德国的经历，说到了《柏林艳史》的拍摄，也谈到了当时从战场上刚回来的玛琳·黛德丽，怀尔德在巴黎时就打电话给她，他认为戴德丽是最适合的人选……但是这些话题并没有深入，而怀尔德也提到了恩斯特·刘别谦，但是他回忆的刘别谦已经是好莱坞的一个导演了，只不过当时还没有完全适应好莱坞的制片制，怀尔德形容刘别谦“害怕”，“我拍了70余部电影，但是还是会害怕得屁滚尿流。”在和刘别谦一周在一起两次的频率中，怀尔德印象深刻的是刘别谦提出“二加二等于四”的观点，二加二等于四，一加三也等于四，一加一加一加一当然也等于四，不同的等式意味着不同的风格，但是“害怕”的刘别谦却说了一句：“二加二，结束讨论。”这意味着他选择了属于自己的风格。
穿着花格子衬衫和背带裤，抽着雪茄，手上还不时拿着痒痒挠，怀尔德讲述的基本上是在好莱坞的拍摄经历，他评价了那些和他有过合作的演员或编剧，他说莱蒙是“一个完全专业的纯粹主义者”，“没有哪个人对自己的工作会如此认真。”他评价雷蒙德·钱德勒“对剧本一无所知”，“他只写动作，他不懂规则。”所以和钱德勒一起创作的《双重赔偿》时，怀尔德向他解释场景，然后加入对话，“我们完全是在对话中合作的。”他说玛丽莲·梦露总是“有一种精神障碍”，《七年之痒》中她的一句台词竟然拍了有80遍；他认为摄影师塞茨是“有胆量的人”，《日落大道》的女主角葛洛丽亚·斯旺森的风格是学不到的，说奥黛丽·赫本在《黄昏之恋》和《龙凤配》中成为主角是“帮了我”……
《施隆多夫对话比利·怀德》电影海报
当然，怀尔德结合自己的电影也谈到了自己的电影观，他认为，“有一种电影，就是通过华丽的装饰将一个简单的故事告诉给观众。”于是简单的故事变得复杂了；他说到拍摄《日落大道》时，水中发现死者的那场戏，是将一面镜子放在了水底，然后通过拍摄镜子完成了“水下摄影”；他认为一部把整个故事完全解决的电影是不存在的，“但是你可以带给观众一个方向。”电影意味着创造一个尽可能真实的故事，就像人们能够看见他们所希望的东西一样……怀尔德在讲，在不停地将，从侃侃而谈到滔滔不绝，从德语到口音很重的英语，一切都变成了怀尔德“shoot”的舞台，就像怀尔德形容拍摄《龙凤配》时的鲍嘉，“他说话的时候就像在下雨……”而在这个舞台里，作为听着和观众，也知道了一些幕后的故事：
怀尔德说离开派拉蒙是因为在拍摄《龙凤配》的时候，派拉蒙的高层为了讨好西德市场，把《战地军魂》中的看守从德国人改成了波兰人，比利很是生气，毕竟集中营对于怀尔德来说是一段和亲人死亡有关的记忆，他要求对方道歉，但是在得不到道歉的时候他离开了派拉蒙。说起在二战时好莱坞高防空演戏，大家找了一个各自最矮的女人，将她放在担架上然后运上了救护车，但是因为救护车的门没有关上，急速行驶的救护车将那个女人甩了出来，怀尔德这才发现那个女人不是别人，是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妻子艾玛·雷维尔；特殊时期有灯火管制，刘别谦是监督员，在大街上看到窗户或灯没有关就在那里大喊，里面有人误以为是纳粹打过来了，马上把窗户关上了……
两个人的对话变成了一个人的独语，镜头后面的导演成为了画面中的主角，纪录片是不是在另一个意义上提供了对怀尔德“身份置换”解读的可能？而里面掺入的一个场景似乎就是一种“身份”阐述：在第33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桃色公寓》获得了最佳影片，走上台的除了怀尔德之外，还有编剧I·A·L·戴蒙德，怀尔德对着话筒说：“我是戴蒙德。”而I·A·L·戴蒙德同样对着话筒说：“我是怀尔德。”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完成了一次最简单的身份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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