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2-25《花飞满城春》：喜迎新春“抖包袱”
1975年，沈殿霞28岁，她扮演了胖妞，在对子铺里想要偷东西被胡万年的老鼠夹夹住了手，留下了没有结婚哪来的孩子的疑问，为第一个故事的“戏中戏”引入了关于孝的话题；1975年，洪金宝23岁，在“花飞满城春”的喜庆音乐中出场，拉黄包车的他完全是炮龙套的；1975年，成龙21岁，那时的他还不叫“成龙”，还是单眼皮，但是在跳出车把的演绎中展现了他的身手，更重要的是作为第二个故事中“小唐”的扮演者，成龙不仅在电影中露了点，还左抱右拥，既有处女身的玲子，又有风骚的老板娘，最后弄得腰酸背痛，还在“花柳”广告前徘徊。
28岁的沈殿霞、23岁的洪金宝和21岁的成龙，在1975年的《花飞满城春》中“现身”，而这部由朱牧导演的电影，编剧注明是“司马克”，他就是李翰祥，改名的李翰祥不仅从台前的导演变成了幕后的编剧，电影的拍摄投资方也由邵氏变成了嘉宝，但是电影依然延续了李翰祥擅长的市井风月路线，但是这部电影更是一种应景：它在1975年2月8日上映，农历是腊月廿八，也就是说这天距离中国传统春节还有两天，电影完全是为了香港春节市场而制作——开场和结尾的动画造型中有中国生肖兔，喜庆、吉祥是主基调，配上满满中国风的“花飞满城春”歌曲，在这个意义上，这就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贺岁片”。
既然是贺岁，喜庆就是主调，好笑就是效果，快乐就是目标，电影开场的鞭炮、舞狮的环境烘托，对对子、数来宝、俏皮话的运用，都营造了节日的喜庆气氛，而李翰祥在片中设置的各种桥段就取材于中国传统相声——刘宝瑞的《化蜡扦》，他将这一切元素结合起来，变成了电影版的“抖包袱”：胖妞开场后让同行的男人和胡万年对对子，一个字一个字地对，结果“上大人”就对成了“下小狗”；胡万年想象自己年老患病，面对三个儿子伸出一个手指指着东房，当儿子们问是不是东房里有股票、存折，胡万年却说东房没人为什么点着灯？这活脱脱就是《儒林外史》严监生的形象？而一句“能源缺乏”又和香港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胡万年夫妻省吃俭用变成了苛刻，挂着的咸菜变成了“望梅止渴”；三个儿子为了得到母亲身上的元宝，从一开始让母亲吃窝窝头、铁蚕豆，到百般讨好，竟然说出了“孝敬是权利”，最后母亲去世，三个人争论时小儿子说：“她死在我的档期……”
| 导演: 朱牧 |
从中国传统相声中取材，又加以改编，结合了香港当下的生活元素和习惯表达，这部电影也完全是笑话、段子的集合。而在主题上，第一个故事具有很强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子，那就是孝，只不过朱牧和李翰祥运用了讽刺的手法，甚至充满了夸张性的表达，胡万年在临死前问三个儿子如何办理葬礼，大儿子和二儿子说起了如何设灵如何抬棺，都被吝啬的胡万年否定了，三儿子却说出了自己的计划，不仅不花钱，而且还赚钱，那就是把尸体一块块切下来，然后拿到东市去卖，胡万年当即表示反对，不是因为小儿子天理难受切割尸体赚钱，而是认为卖肉的地方不对，“要拿到南市去卖，东市不给现钱。”老爷子一辈子是守财奴，三个儿子当然继承了这一特点，而第二次想象中，王莱扮演的胡妻就利用三个儿子的这种心态，和女儿设计了假元宝的计谋，三个儿子为争取孝敬的权利，讨好母亲，最后才知道上了母亲和妹妹的当，由此也讽刺了“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
如果说第一个故事还有主题性意义，那么第二个故事就缺少了道德劝诫和讽刺的意义，叙事上破碎，情节上也几乎是拼凑，而且涉及的也是市井风月、赌博：河南逃荒者“元宵买粽子”走投无路，最后看中了彩票；车行老板即使妻子和小唐乱搞，也不当回事，只要自己能中彩票就行，“谁也别拦着我！”玲子的父母要将她卖身给老头，玲子故意用了红鸡蛋染液制造破处，老头有怀疑似乎也并未真正起疑心；玲子父亲中了七十多块彩票，不管女儿大手一挥：“都喝酒去，我请客！”如此，电影也呈现了众生相，只不过在风月、赌场的情节设计上，除了有点好笑也并非其他。
讽刺也好，展现也罢，当然，贺岁的目的就是博人一笑，而香港电影很长一段时期内，这种娱乐化的电影占据了市场主流，注重戏剧性、感官性也造就了七十年代“拳头与枕头”的故事风格类型。
《花飞满城春》电影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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