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4-16 《桃李劫》：枪声里的幻灭人生
枪声在那个雨夜响起。这是混乱的声音，这是抗争的声音，警察的哨子声、倾盆的暴雨声，以及恶狗的狂吠声夹杂在一起，在这一间妻子刚刚死去的屋子里变成摆脱不了的梦魇，而在这一切的声音里，刚满几天的孩子哭泣声更加刺痛人的心。在“屋漏偏逢连夜雨”的现实里，陶建平写完纸条，将孩子放进接婴箱里，对于他来说，孩子的命运成为了一个未知，而这样弃绝的方式对他来说，是人生幻灭的最沉重打击。拖着疲惫的身体，在雨中他又拉开了箱子，孩子的哭声凄厉，他忍着钻心的痛，忍着泪水又将箱子狠狠关上，但是这不是人生幻灭的终结，警察在他的屋子里已经为他准备好了手铐，在抗争和逃跑中，那枪声响起，他失手打中了前来抓捕的公务人员，这是一次错伤，但是对于陶建平的人生来说，并没有区别。现实是滂沱的暴雨，是恶狗的追逐，是横在他面前的铁门，他无路可逃，他的抗争在大雨、污泥和警察的手铐中变成难逃的噩梦。
枪声也在那所监狱里响起。这是冷酷的声音，这是无情的声音。当“时间到了”的命令喊出来的时候，无力的陶建平站起身来，他拖着沉重的镣铐走出牢门。这是他走向死亡的一段路，而在走出去之前，看望他的大学刘校长和狱友拉着他的手，这是在他临死之前的最后一丝关怀，而“校长，我使你失望了”的那句话也成为他最后向这个世界的告白，泪流满面的校长低着头，却无能为力。枪声响起，一声，两声，三声，校长颤动了一下，手上的那张陶建平毕业时的照片落到地上，眼泪模糊，照片模糊，而陶建平的人生也变得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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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 应云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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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多么美好，曾经充满向往。对于在建业工业大学里学习的大学生来说，学校生活不仅给了他们知识，也给了他们回报社会的希望。在毕业歌响起的时候，校长送给他们的一句话是：“为社会谋幸福，为母校争光荣。”作为毕业生代表，陶建平的感言是：“要压制我们的感情，将它从学校带到社会，永远永远。”压制感情是毕业的庆贺，是对走向社会的冲动，这充满快乐和希望的时刻对他们来说，就像是一个乌托邦。同时毕业生的志宏有父亲开办的工厂，他信誓旦旦地说，要自己创业，不要依靠父亲。不管是建平的信心，还是志宏的创业，校长都对他们抱有特别的希望，也希望遇到困难能够找他，“我始终是你们的朋友。”
对社会有着美好期望的陶建平走出校园的那一刻，也是充满着期待，看上去一切都很美，他手上不仅拿到了象征知识的毕业文凭，表妹黎丽琳也是和他青梅竹马，尽管陶建平的母亲在他毕业之后撒手人寰，但是在去世之前也让他们完成了结婚仪式，还给了他们一张银行存折。走向社会的生活开始了，而当初也如陶建平所愿，社会生活一帆风顺，他在鸿第轮船公司上班，也渐渐成为管理者。但是陶建平受到了学校教育，他是一个充满理想的青年，正是这正直的性格，让他开始在社会上碰壁。轮船公司为了帮助合作公司的忙，在原本已经满仓的轮船上再装货。陶建平认为，这是一种冒险，因为轮船装满了，再装上去就是超载，超过轮船应有的吨位对于船上的乘客来说，就会有生命危险。陶建平提出反对意见，但是公司经理却一意孤行，“我说可以装就可以装。”这个决定让有些偏执的陶建平一怒之下辞职，他的理由是：必须维持人道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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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李劫》电影海报 |
充满理想主义的陶建平轻易辞职，丢掉了饭碗，他成了一个失业者。妻子丽琳认为他太大意，而陶建平的理由是，为了我一个人的饭碗，难道不要一船人的性命了吗？正直的陶建平在失业之后四处打听工作，而求职的经历让他逐渐看清了社会的本来面目。银行招人，陶建平去应聘，他熟悉进出口贸易，又是学工业的，所以是合乎招聘的条件，但是银行的招聘只不过是一场戏，刘买办介绍自己的外甥成了这个职位的人选。而在陶建平寄出去的求职信中，信谊公司给了他回应，可以让他当会计部主任，但是需要交纳现洋五千元的保证金。陶建平知道这又是一个骗局，而丽琳也感慨道：“这个社会和我们在学校时想得完全不一样。”不一样的社会，对于有着正义感甚至是理想主义者的他们来说，只能是处处碰壁。
不断地求职，不断地退信，生活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变得困顿起来，以前打着领带穿着西装打扮得体的陶建平留起了胡子，甚至蓬头垢面，而对于他们来说，最直接的影响是生活的开支。可以支配的钱越来越少，他们辞掉了佣人，他们搬离了以前的房子，为的是减少开支。而在这样的生活面前，陶建平越来越灰心，作为妻子的丽琳不仅体贴他，而且也给了他生活的信心，“你年轻，鼓起勇气来。”而另一方面，丽琳也开始走向社会，“一个女人应该做点事情。”她从家庭妇女变成了一个公司职员，在马经理的公司里上班，每个月的工资是35元。这低薄的工资对于这一个家来说，却是一种新的希望，而且丽琳有了身孕，这使得他们更需要去赚钱去抛掉那些根植在学生时代对社会的某种想象。
但是这不是新的希望，这反而是更大的一个陷阱。陶建平在志宏的帮助下进入了他父亲的公司，看起来生活重新燃起了希望，但是理想主义的陶建平又遇到了波折，他发现志宏的配料单里水泥的成分太少，这对于工程来说是一个危险，所以他坚决要求志宏撤回配料单，他质问志宏：“房子倒了怎么办？”而志宏却不接受他的建议，并认为陶建平能在这里上班也全是自己的功劳，在愤怒中，陶建平骂志宏比以前的经理还卑鄙，而这一声咒骂换来的是志宏的一记耳光，陶建平又愤而辞职，重新回到了失业的困境中。
他在离开志宏的公司后，在自己的相片上画了一个叉，他觉得这是自己的一个耻辱，也是对社会的一记惊醒，“我要记住这个耳刮子，这是耻辱，这是资本家的面目。”理想主义者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想到的是报复，是洗清身上的耻辱，但是陶建平似乎永远没有机会，反而在道德和生存的二元对立中越陷越深，最后难以自拔。妻子丽琳一直是陶建平身后的支柱，而她寻找到的工作也是一个陷阱。马经理垂涎于她，一张猪对着花流着口水的图画正预示着丽琳人生的命运。马经理骗她和合作公司谈事情，将她带到泰山饭店，在黑灯瞎火中试图强暴她，丽琳用一个耳光回击了他，逃出泰山饭店，刚好在门口遇到了苦苦找寻不到她的陶建平，两个人沉默着走完了回家的路，陶建平以为妻子欺骗了他，一回家就用一个响亮的耳光骂她贱，“我贫穷，我失业，而你却不顾廉耻地去巴结经理。”偏执的陶建平似乎总是用自己的方式解读这个社会，甚至解读默默支持他的妻子。廉耻站在理想的反面，实际上也成为陶建平人生中难以逃脱的道德困境。从船厂坚持人道，到志宏公司的报复心理，从求职遇到的骗局，到对妻子的误解，这种种遭遇似乎证明他还活在学校的那种乌托邦教育中，而这种知识青年的理想主义在社会现实中，尽管有反抗，有挣扎，但最后却只能走向一种落魄。
他撕掉了丽琳搬家后挂上墙壁的文凭，“这东西有什么用？”撕碎文凭，也彻底几岁了学校的虚幻梦想，“为了生活我什么苦工都愿意干。”这是陶建平的一种转变，似乎是无奈，但更多是妥协，而家里的困窘似乎已经无法用个体的力量改变，他去了工厂，拉着沉重的货车，他想回家照顾怀孕即将生产的妻子丽琳，但是工头又不允许，只有在等到放工的时候，陶建平才急冲冲赶回家，他听到的是一个好消息：儿子降生了。但这个消息其实隐藏着巨大的悲剧，已经陷在贫穷生活里的他似乎无力养育孩子，而刚生产完孩子的丽琳在一次提水上楼时从楼梯上摔下来，奄奄一息。
嗷嗷待哺的孩子、身患重病的妻子，摆在陶建平面前的现实是那么的冰冷，为了筹钱，他向工头借钱，被拒绝。在万般无奈之下，曾经坚守的道德的防线被他自己击溃，他颤抖地从工头的抽屉里拿出了钱，挂号、请医生，他或者只想度过眼前的困难，在生存面前那些人道、法律已经在他脑子里消失。是的，这些不是他的错，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逼迫他走向这一步，但在他伸手拿钱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成为了社会的受害者，也成为自己的牺牲品。
请来的医生已经无力回天，丽琳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陶建平扑倒在丽琳的身上，对着奄奄一息的丽琳说到：“医生要给你吃一种新发明的药，吃下去就会好的。”他在善意地欺骗丽琳，实际上也在欺骗着自己，而在丽琳生命的最后一刻，陶建平满含着泪水，叙说着对于未来生活的向往：“我们要更努力，要集些钱，要让孩子得到更多的教育。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叫你‘妈妈’，我们会教他识字，送他上学，还进我们的母校，老校长会喜欢他，就像当初喜欢我们一样……刚出生的孩子就在丽琳的身边，打着哈欠，他不会知道自己的人生永远走向未知，是的，当陶建平说完”我们会很快乐的“的时候，丽琳的头倒想一边，这个无数次给了他力量的妻子，终于在刚出生的孩子面前，在丈夫对未来的向往中，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被吞噬的生命，被吞噬的青春，被吞噬的理想，而陶建平在最后一个雨夜也用如此悲惨的方式被社会所吞噬。枪声里，孩子不知所踪，幻灭的不仅是这一代人的青春，也是下一代人的命运，而曾经寄予他们希望的老校长低下了头，流下了眼泪，理想覆灭，人生模糊，那”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的毕业歌变成了桃李劫的一种讽刺，而这样的桃李劫不仅是陶建平、丽琳人生的悲剧，也是以志宏为代表无视社会道德和人道良心者的悲剧，在这个时代里，理想只不过在歌声里。
人生的幻灭，是枪声、雨声和狗吠声，而在1934年的影像里，袁牧之却用一种艺术的声音为这个悲剧的时代呐喊，作为中国最早以有声电影创作的电影，音响第一次成为中国电影的艺术元素，陶建平在工厂费力工作时传来的各种机器毫无人性的挤压声，他在工头办公室内行窃时发出粗重急促的喘息声，雨夜他将儿子遗弃的啼哭声……每一种声音都传递着这个时代最真切的现实气息，枪声回荡在1934年的天空，对于一个社会悲剧而言，那些冷酷的声音，那些无情的声音，那些抗争的声音，似乎永远不会休止，永远没有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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