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4-18 《马路天使》：苦中作乐的底层叹息
1935年的现实，1937年的影像，所谓表现与再现，所谓现实和艺术，隔开在两个世界里上演，一边是地上的高楼与城市，一边是地下的租房和街道，一边叫“上海”，一边叫“太平里”，一边是灯红酒绿，是烟火，是舞会，一边是挣扎，是逃跑，是死亡。而在袁牧之的有声世界里，那种种的压迫，苦难和痛楚，变成了欢快的号子，变成了抒情的歌曲，变成戏谑的魔术，一群最底层人在苦中作乐的世界里寻找着喜剧的人生，而这只不过是将镜头下摇的艺术手段，当从底层里探出头来，依然是不能逃避的现实，依然是那个“1935年秋的上海”。
小号手、剃头匠、卖报者，还有乞丐、卖唱女子，以及妓女，这是太平里那小小的底层世界里的众生，他们生活在逼仄的现实里，生活在国难当头的时代里，而这个充满着痛苦的时代，他们寻找的却是苦中作乐的人生插曲。那在街上举行的婚礼仪式，中西合璧的热闹场面让人有一种时代的错觉，而小号手陈少平面带笑容的出场则化解了时代的那份凝重，卖报的老王和他一起行走在仪式里，却完全是一种自娱自乐的表演，而楼上看热闹的小红也是满脸活泼的笑容，让人感觉不到所谓国难，所谓战争，所谓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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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 袁牧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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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开窗就可以看见对方的世界里，也有懵懂的爱情。小陈和小红，就在这“郎啊，咱两一条心”的歌声里，将卖唱的歌词变成了感情的抒发，一个是青春年少，一个是善良纯洁，一个拉着二胡吹着小号，一个唱着动听的歌声，隔着两扇窗，也能用那隔板将对方连接起来。爱情里也有误解，也有不快，小红和小云是被骗到上海卖给琴师和鸨母，一个是卖身，一个是卖声，对于他们来说，是活在逼迫的生活里。小红似乎单纯得还体会不到这种无奈的生活，当古老板看上他的时候，她也没有什么设防，而出去给她买布料，请她吃东西，小红也是满带着笑容。而小陈终于忍受不了这场面，“无线电报”来的时候拉起了窗帘，小红将布料拿给他看的时候，他一气之下将它扔了，还在饭馆里喝酒，出钱以命令的方式让小红唱曲，本来怄气的小红也不肯在他面前唱，在被琴师逼迫的情况下，又再次唱起了《天涯歌女》，只不过这次伴奏的不是小陈的二胡声，陪伴自己的是的泪水，当然，歌曲也不是欢快的“咱两一条心”，而是充满哀愁的“泪呀，泪满襟”。
懵懂的爱情里，也不仅仅只是这相互怄气的不快，还有古老板欲霸占小红的现实，所以在小红主动上门寻求帮助的时候，爱情变成了一种患难与共的生活状态，一方面是小红和小陈化解矛盾，相拥在一起，另一方面则是逃离这“太平里”，逃离这不属于自己的生活。而本应充满不安的逃跑却在他们面前又变成了一种喜剧，在窗帘光影中，小陈号子吹响，大家排列成对，然后出发，然后离开，而在那个新住的地方，大家一起也过快乐的生活，剃头匠小陆给小红做头发，小陈给小红买衣服，然后大家一起吃饭喝酒，像为两个恋人举行婚礼，简朴却充满着生活的趣味。而在只有两个人的时候，小陈说要给小红表演刚学的魔术，叫小红靠在墙壁上，两只手撑开，上面放两只玻璃杯，小陈说，我可以将杯子里变出红酒，充满好奇的小红坐着动作等着，中间穿插着房东和房东太太来要房钱的镜头，只是开门要房钱最后变成了对于贴着墙面双手撑开的小红的好奇，而这充满着戏谑的魔术最后只是小陈直接取得爱情成果的一个计谋，被子掉在地上，两个人也早已经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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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路天使》电影海报 |
人生喜剧，喜剧人生，他们在底层生活，却仿佛从来没有把自己推到那个角落里，欢快的小号和歌曲声，奇幻的魔术表演，充满趣味的逃跑，以及懵懂的爱情，让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但是这活泼欢快的喜剧人生并非是真正的超俗，而是一种苦中作乐的现实回应。而在这个“地下世界”里，他们从来没有摆脱过现实的逼仄和无奈，没有逃脱过生存的压力和恶的侵袭。小陈为首的那些弟兄们，都挣扎在底层，而小红与小云，更是用自己的身体赚钱，所以在这样的生活里，也处处有着无法回避的现实。
小陈和老王想在一张照片上写上“有福共享，有难同当”几个字，却发现不会写“难”字，卖报的老王在墙上糊着的废报纸上看到了“难”字，而这张报纸上的相关报道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这是隐性的现实，这是隐性的时代，老王以卖报为生，看起来只是他一种生存的方式，但是他将那些报纸糊在墙上，也寓意着无法逃避的现实正在包围着他们。而在小红为客人唱的《四季歌》里，春夏秋冬所叠印的场景正是和战争、死亡、国难有关，也诠释着“血肉筑出长城长，侬愿做当年小孟姜”的社会理想。而在小红欲被古老板霸占的时候，小陈和老王从报纸上得知可以通过打官司为小红找到解救的办法，小陈穿上那套号手服装，看起来像是在海关工作，这是一种被改变的形象，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要从地下上升到那高楼上，那是和底层“太平里”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我们好像已经站在云里头了。”他们从窗外看见1935年的上海，看见高楼，看见从未看见过的场景，“这真是天堂。”这里有比家里热的取暖器，有挂在墙上的杯子，但这只是虚幻的现实，他们坐在律师对面，他们把“打官司”叫做诉讼，都是为了迎合这上层的生活，但是当律师告诉他们打官司要收费的时候，他们一脸茫然，“五两银子一个钟头谈话费，写律师信十五两银子，判案出庭的时候要一百两银子，我本人出庭的话要五百两银子，这是规矩。”就是这个规矩，让他们的希望幻灭，也让他们彻底从“天堂”跌落到地下，回到他们破败的生活里。
解救小红何小云，实际上是摆脱琴师和鸨母的控制，在底层生活里，尽管有警察的监视，尽管有古老板这样的觊觎者，但实际上真正迫使他们走上逃亡之路的也还是同为底层的人，那就是琴师和鸨母为代表的迫害者。为了从古老板那里得到更多的好处，他们要将小红卖给古老板为妾，而在小红跟着小陈离开太平里之后，琴师又四处寻找他们的踪迹。最后终于从剃头师傅中得知了小红的住处。当琴师赶到的时候，小云已经帮助小红逃离了，而琴师对于阻拦他的小云，用一把锋利的刀插进了小红的胸口，鲜血直流，但是琴师却慌张地逃跑了，只留下小云痛苦地挣扎。
近在眼前的伤害是最直接的，而小云无疑是最直接的受害者。作为一个娼妓，她几乎只在夜晚出现在那街头，依靠在墙门上，在她脸上似乎从来没有过笑容，而她的生活，似乎也一直在这样的状态下。和小陈、小红欢快活泼的苦中作乐生活相比，小云是个悲戚的女子，一方面她渴望和小红一样的爱情，她暗恋着小陈，但是小陈对她的只有鄙视，而卖报的老王对小云却有着善意的帮助，他给她抽烟，给她安慰，当小云被琴师的刀所伤的时候，老王要去和琴师“拼了”，阻止他的小陈说：“你犯得着为那样一个女人拼了？”那样一个女人，娼妓的身份是另一把刀，这是小陈对小云的注解，这其中有着鄙视，但实际上也折射出底层人之间的某种不理解，而听到这句话的老王狠狠甩了小陈一个耳光，这才是小陈如梦初醒，但是老王出去，既不能为小云报仇，也不能挽回她的生命。小云痛苦地躺在床上，对于她来说，人生中充满了各种各样身体的戕害，从曾经的娼妓身份，到现在身上的那把刀，她似乎无力摆脱命运的不公，而一个耳光打醒了的小陈，给她喝水，并对她说：“小云，对不起。”而小云苦笑着：“大家都是一样的苦命，谁也谁不上原谅。”不管是苦中作乐的人生，还是戕害的人生，其实回归到原点，还是一样的命运，一样充满着愁苦、压制和迫害，充满着底层的叹息和无奈，只不过小云集合了所有的苦难，这个从有过笑容的女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候，面对外面的警察，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他抓人，他抓我，他抓他！放了他，放了他，他是个好人。”像是对警察说放了老王，又像是对这个时代的怒号，“放了他，他是个好人”，但是这样的好人，这样在底层的善良、美好，以及一切苦中作乐、自娱自乐的生活依然抵不过最后的命运捉弄。
小云已经静静地死去，老王回来，小陈告诉他，她已经睡着了。而老王没有过来看小云，他叹息着说：“钱不够，医生不肯来。”这像是一个讽喻，小云已经死了，而医生却不肯来，即使钱够了请来了医生，也无力挽回小云的生活，无力改变这生活。这里只有昏暗的油灯，只有破败的屋子，只有死去的小云，只有哭泣的小红，也只有站着的他们，而从地下上升到的那个高楼林立的地上生活，也依然在继续。
一样的苦命，一样的现实，而袁牧之的注解是活泼欢快的市井状态，而其实这样一部30年代中国电影艺术发展高峰标志的电影，更多体现的是一种艺术上的探索，《四季歌》里的声画结合是一种创新，而那唱曲时字幕上方跳动的圆点就像是最早的卡拉ok，小云在街头的时候总会想起小陈，镜头外的那个想象的影像打破了封闭叙事和时空局限。而袁牧之更为得心应手的似乎是蒙太奇的运用，小陈变了一个魔术，老王说是“白银出口”，而墙上的报纸上正好是对于现实“白银出口”的报道；鸨母残忍地叫小云脱下衣服接受惩罚，镜头却转向了琴师去找古老板时的那个浴室，衣服也刚好脱了下来；小陈给小红讲鬼故事，说那鬼下楼了，接着便是画面外有人走上楼梯的声音；剃头匠小陆的理发店老板因为交不起房租，对所有的工作人员说：“关店！”，紧接着便是小陈、老王以及小红听说消息后惊讶地说出“关店？”“关店？”的疑问，镜头的转换得心应手，场景的切换天衣无缝，而这也为30年代的中国电影注入了更多的叙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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