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4-18 《在西方目光下》：心安理得踏过一个幻影
“听着，基洛·希多洛维奇。我相信未来会宽恕我们所有人。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牺牲者和行刑者，告密者和被告密者，当日光划破黑暗的夜空，所有人都将获得怜悯。获得怜悯和原谅；如果不这样，就不会有团结，不会有爱。”
——《第四部分》
谁是牺牲者？谁又是行刑者？谁是告密者？谁又是被告密者？在一种双重关系构筑的革命世界里，其实不管是以推翻专制名义进行的刺杀，还是狂热分子的革命行动，其实都充满了破坏性和暴力性，而在这黑暗的夜空里，霍尔丁小姐所说的未来在哪里？那些怜悯者又是谁？团结和爱对于拉祖莫夫来说，或者代表着独立的个人主义，但是这一切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乌托邦，在黑暗的夜空里，在没有未来的现实里，在看不见团结和爱的世界里，世界只是一个幻影。午夜十二点的钟声，总是如约敲响，但是拉祖莫夫的手上的钟表已经不再走动，这仿佛是他自身之外的一个事件，就像霍尔丁刺杀的那个晚上的钟声，永远响起在幻影的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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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C38·2140825·1107 |
从孤独返回孤独，拉祖莫夫成了暴力的牺牲品，而他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所有的思想、希望、抱负和对自由事业的追求，会被拉进一种幻影中，而且还必须小心翼翼地用谎言使自己成为“一个被过去操纵的木偶”，对于他来说，那个晚上出现在黑夜里的幻影劫持了他的一切，当霍尔丁告诉他刺杀了P先生的时候，对于拉祖莫夫来说，这不是一个吹向革命号角的标志，而是将自己从孤独的自我状态推向无力返回恶梦的开始。远离革命，拉祖莫夫的世界里似乎从来没有过打破专制秩序和规则的欲望，作为一个彼得堡大学哲学系的三年级学生，作为个性坚强、和蔼可亲的年轻人，拉祖莫夫规划着自己的未来，他关心的是工作、学业和自己的前程，但是在这样一种专制制度的国家里，这样的人生状态并非是独立，而是依附，因为只有一个不被破坏的制度才能让他踌躇满志，才能让他得到奖励和职位，才能具有体制本身的稳定性，“专制的眷顾已经进入拉祖莫夫的思想。他现在相信那个专制者会如约而至。”
这种对专制的眷顾隐含着拉祖莫夫安于现实的追求，而其实这也是一种民族的性格写照，“在俄国这块充满幽灵般思想和游魂般抱负的土地上，许多勇敢的心灵最终都放弃了无穷无尽、徒劳无功的斗争，转而投向它那贯穿古今的巨大现实。他们为了安抚自己的爱国良知转而认同专制，就如同一个疲惫的不信教者，承蒙神的眷顾，回归祖先的信仰以求心安。”认同现实，就是认同专制，认同专制，就是认同一种不变的神性统治。但是拉祖莫夫的认同却是潜行的，或者是在个人意义之上的，那些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对于他来说，完全呈现出一个缺席状态。
而这种缺席和拉祖莫夫的出生有关，他的生母是大祭司之女，早已亡故，而他的生父是曾经赫赫有名的K亲王，却无力为自己当初这段风流事结下的苦果买单。尽管拉祖莫夫一表人才，但是对于他来说，父母确实缺席的，已经死去的母亲，不认他的父亲，作为一个私生子，拉祖莫夫似乎在没有父母的现实里生活，所以这种缺席的出生背景让他更注重自身的未来，他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进入体制，因为体制对于他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保护，是另一个意义的归宿。
但这种对专制的眷顾注定使他成为一个孤独者，“拉祖莫夫这个名字仅是某个孤独个体的标签。任何地方没有他在亲缘上归属的拉祖莫夫家庭。”而现实的不幸在于他活在世上“就像一个人在深海里游泳”，所以他用一种模糊的方式回应时代给人造成的精神紧张，模糊地对待局势，模糊地看待革命，当然也模糊地面对刺杀P先生的霍尔丁。当那个晚上霍尔丁逃到拉祖莫夫的房间里告诉他自己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刺杀行动的时候，拉祖莫夫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我的银质奖章没了。霍尔丁杀死的P先生是镇压委员会主席，是手握大权的国务大臣，实际上就是杀死了一种专制的代表，“自由的念头从未存在于造物主的敕令中。人民的意见无非就是造反和动乱；而上帝创造出的世界讲究稳定服从，造反和动乱都是罪过。上帝的神圣旨意表达的不是理性，而是权威。上帝就是宇宙的独裁者……”对专制迷信膜拜的P用囚禁、流放、绞杀来镇压革命，要把公共机构中与自由沾边的任何东西赶尽杀绝，要对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无情镇压，要把自由本身的希望都毁灭。而霍尔丁冒险将P炸死，就是用极端的破坏方式指向专制统治，在这一种意义上，霍尔丁是进步的，超越了单纯的复仇者，“真正的毁灭者毁灭的是进步和真理的精神，而不像复仇者这样仅仅杀死人类尊严迫害者的肉体。”甚至在他自己看来，刺杀成功就意味着“上帝的旨意必被执行”。
革命者是执行上帝的旨意，这就为霍尔丁找到了一种道德支撑，所以他不把自己叫做恐怖分子，不把自己称为狂人分子，但是在眷顾专制一心只为自己考虑的拉祖莫夫看来，霍尔丁的行动意味着破坏，“他怀着愤怒，谈论着枷锁——还议论上帝的公正，这些到底指向什么？归根到底都指向破坏。”而这种破坏对于他来说，并不仅仅是对专制体制的威胁，重要的对自己的前途有了致命的打击。面对刺杀者霍尔丁，拉祖莫夫仿佛看见了自己变成了嫌疑犯，然后被羁押，遭受恐吓、盘问甚至凌虐，仿佛看见自己被政府放逐，然后整个人生就在破碎、毁灭中被剥夺了一切希望，“他是俄国人：对他而言受到株连意味着径直跌入社会最底层，无可救药，一贫如洗，沦为城市的小偷扒手。”
也正是在这种对个人前途的极大破坏和毁灭的恐惧中，拉祖莫夫鞭打了和霍尔丁一起刺杀P的兹米安尼奇，骂他是畜生，也终于向摸过了他手的K亲王告密，把霍尔丁招供给执行逮捕命令的T将军，而正是在这被约好的午夜十二点，在拉祖莫夫的告密之下，霍尔丁被逮捕，然后被提审四次，被秘密问询四次，被宣判死刑，最后被绞死。“这就是他俩：人民和狂热分子。”拉祖莫夫把兹米安尼奇和霍尔丁归类为人民和狂热分子，而这两种人都破坏着一个国家的专制，破坏着一个人的前途命运。但是被鞭打和被绞杀并不是拉祖莫夫的胜利，也不是他顺利地完成了逃避，因为霍尔丁对他的告密一无所知，所以在被执行死刑的最后一刻提到了拉祖莫夫，而这种被“联系”的故事又开启了人生的另一个起点，他被革命者当成了英雄。
“我现在最大的乐趣就是倾听你哥哥的英雄事迹。”这是“女官”特克拉对拉祖莫夫说的话，因为霍尔丁，拉祖莫夫无意中进入了革命者的阵营，这里有“大无畏的逃亡者”彼得·伊凡诺维奇，他投身阴谋策划推翻政府的事业，在监禁和逃亡中成为一个鼓吹“女性崇拜”的志士，这里有意大利统一运动重要人物的S夫人艾莲娜，被称为俄国“马志尼”的她被怀疑与亚历山大二世谋杀案有牵连，这里有目睹死于饥饿俄国人而告别父母，“搬到地下室和无产者住到一起”的“女官”特克拉，他们希望打破自己身上的枷锁，他们也希望在更大的竞技场开展推翻政府的事业，但实际上，这些革命者都是狂热分子，“女性崇拜”的彼得·伊凡诺维奇就说：“欧洲列强注定要灭亡——他们垮台的原因会很简单，在俄国不存在阶级之间的战斗，一方手握财富，另一方人多势众。在如大海般伟大、永不变质的人民面前，只有一个龌龊不堪的官僚阶层。不，我们不存在各种阶级。但我们拥有俄罗斯妇女。可敬的俄罗斯妇女！”而讲到自己在父亲死后如何成为一个革命者，“我站在那儿，像个孩子，身上仿佛笼罩着惨白的刀。我不诅咒他一生所受的劳累和苦难，我诅咒让人白白辛苦、不加体恤的罪大恶极的社会制度。从那一刻起，我成了革命者。”而S夫人则把革命叫做“赶尽杀绝”：“在俄国只需对一个阶级这样。只有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只有一个家庭。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只需将—个家庭斩尽杀绝。”
革命充满了仇恨，革命必然也使用暴力，绰号“内卡塔”的尼基塔作为一个暴力的执行者，在每一个被杀死的宪兵和密探的胸口上，总是插着一张写有“N.N”的纸片，连同尖刀成为杀手的标志，也成为谋杀的符号，成为革命的的象征，而在这种充满了狂热和暴力的革命者面前，没有说明真相而被拉入阵营成为英雄的拉祖莫夫来说，却充满了恐惧、厌恶，以及愤怒，那些有选举权有被选举权受过启蒙的革命理想在他看来都是所谓虚假的民主，“可还是个畜生。”他讨厌S夫人和彼得·伊凡诺维奇那种暧昧的关系，在他看来，一个是满世界宣扬女权主义福音书的传道士，另一个是涂脂抹粉的古老木乃伊，而他被膜拜执行革命计划，却“完全置身于革命圈子之外”，这种状态与其说是拉祖莫夫对所谓革命狂热主义的逃避，更是对自己那种个人主义的保护，因为一切的反抗，一切的革命，都在破坏制度，破坏专制，破坏自己的虔诚。
和革命保持足够的距离，是拉祖莫夫孤独的另一种标签，而在于霍尔丁的妹妹接触中，也慢慢有了另一种民主的观念。和母亲出国定居在日内瓦本身就是对俄罗斯制度的一种背离，“在俄国，一切知识都被谬误玷污。不光是化学之类学科，而是整个教育，”而在霍尔丁夫人看来，“在俄罗斯，人们大概只有在坟墓里才能找到和平与安宁。”而这种背离并不是单纯的逃避，而是有着另一种抱负和期望，霍尔丁小姐就认为，“我们俄罗斯人将会寻找到一种更好的形式实现民族自由，超越人为党派之争——你争我夺，叫人鄙视。该由我们俄罗斯人来找到一条更好的道路。”但是这条道路在哪里？在专制的时代，这样“更好的道路”看起来也像是一个单纯的理想，霍尔丁的革命行动带来了肉身之死，在霍尔丁夫人看来，是因为自己想要成仁取义，而在霍尔丁小姐看来，则是因为被背信弃义的朋友出卖了。“即使是耶稣的门徒中也出了犹大”，这种怀疑让拉祖莫夫感到不安，他隐瞒真相，却使他在这个谎言面前越陷越深，但是当他最初看见霍尔丁小姐的时候，内心却是复杂得令人窒息的惊恐，“霍尔丁小姐的出现仿佛象征着一场完美的复仇。”
复仇当然是因为霍尔丁的刺杀将自己拉向了无法返回的境地，而这种复仇在与霍尔丁小姐的思想交流中，却慢慢产生了暧昧的情愫，他们共同面对牺牲者霍尔丁，共同对生活有着和狂热分子不一样的希望，也共同有着改变生活的追求，甚至在他们身上，有着一种单纯地对于自身命运维护的热切期望，“这一切命中注定将他们结合到一起。她的懵懂无知和他所宣称的举目无亲的奇特身世，对他们的结合最后肯定也会起作用。”而面对被隐瞒的真相，当在霍尔丁小姐的口中，慢慢接近真理和现实的时候，也就慢慢走出了一种无可依靠的孤独状态，霍尔丁小姐所说的怜悯和原谅，其实意味着团结和爱，所以在挣脱虚无的革命生活之后，拉祖莫夫用一封信将自己推向了真实的世界：“为了拯救我，你诚挚的目光诱使我将思想深处最黑暗的部分暴露出来。”暴露而后去除，黑暗便在光明的照耀下变成一种力量，所以拉祖莫夫坦白了自己的罪恶，“我在供出维克多·霍尔丁的同时，也卑鄙地背叛了我自己。卑鄙至极！”
告密、隐瞒，在拉祖莫夫的世界里，这当然是一种卑鄙，但是不再用暴力解决的阴谋活动中成为革命的狂热分子，这对于拉祖莫夫来说，却是一种独立的坚持，一种自我的保留，但这种坚持面对的牺牲却也是巨大的，当“心安理得地踏过一个幻影的时候，他却无法逃离另一种专制，另一种残暴，他依然是那个被操纵的木偶，“只有今天我才终放下心来，也只有今天，我终于不受谎言与悔恨的折磨——终于真真正正成为独立的人，不受任何人支配。”当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拉祖莫夫的命运被推向了悲剧的境地，双腿被轧断，耳膜被打破，甚至生命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他成了叛变者，成了反革命，成了牺牲者，但是这种牺牲在霍尔丁小姐看来，就是一种为爱付出的行动：“他们在世间感到孤单，抱团取暖。是啊，一定会有这样的艰难时刻。但最终心灵的苦痛将被爱所融化。”
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牺牲者和行刑者，告密者和被告密者，他们其实都在演绎着同一个民族的故事，“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全都是俄国人；世人将再一次领悟本性难移这句老话的正确性。”在这场和拉祖莫夫个体命运相关的冲突中，总是有另外一双目光在注视，在观察，这就是“西方的目光”，这就是作为一个语言学家的我，我是作者，我是角色，我是西方观念的代表，所以在这个既是旁观者又是参与者的“我”身上，有着对于俄罗斯命运的解读，“我写作这部小说，主要不是为了表现俄国的政治局势，而是要刻画俄罗斯的民族心理。”这种民族心理是凝固的，是沉淀的，即使在对立阶级里也表现出它的丑陋性，“专制统治残暴愚蠢，摒弃一切法制，事实上将自身建立在彻头彻尾的道德混乱之上，导致一个纯乌托邦式的革命主义采用同样暴烈愚蠢的方式进行回击。”P先生代表着一种专制，而革命者的暴力和残暴也是在构建另一种专制，所以在我看来，俄罗斯人在专制的世界里，一切的观点，一切紧密无间的情感，一切的私人生活，一切的公开言论，都没有那种自由的领地，“就连他们的沉默也逃脱不掉。”
在西方目光下，我看见了这一场争斗，这一场牺牲，也参与其中，希望给霍尔丁小姐带来另一个西方式的未来，那就是珍视生活，表达个性，追求民主，我对霍尔丁小姐的“最后的忠告”是：“在一场真正的革命中——不仅是一场单纯的统治者的改朝换代或制度的革故鼎新——在真正的革命中，那些最优秀的人物是不会成为革命主导者的。一开始暴力革命会被偏执的狂热分子和专制的伪君子把持，然后就轮到那些自以为是、失意潦倒的读书人成为所谓的首领和领袖。”所以远离那种暴力革命才是西方目光的真正意义，但是这种普遍人性上的关注其实只是一种更虚幻的架构，当最后霍尔丁小姐留下一个渐行渐远的背影时，其实也宣告了某种“西方的目光”的失败拯救。
“我一定要告诉你，到底还是爱上你了。要说出这话，必须先坦白认罪。坦白，离开—-死去。”拉祖莫夫在命运的沉浮中其实看到了那种救赎的力量，那就是爱，即使背叛自己也需要一种独立的个人主义，需要勇敢地冒着生命危险敢于表达内心，没有家族的爱，看不到祖国的希望，而最终能够抛弃空想，选择真理和现实，对于拉祖莫夫来说，或许才是一次真正超越式的自我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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