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4-24 《一江春水向东流》：从英雄到狗熊的沉沦

“问君能够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一江春水从抗战的起点流到胜利的终结，这一江春水从满载着希望和寄托变成沉沦和埋葬，江水悠悠，人生悠悠，十年的变迁见证着国家罹难和困苦的大历史，也见证着家庭破碎离合的小历史，妻子投江，当母亲带着孙子最后喊出“这到底怎么回事”的质问时，“八年离难”或者只是“天亮前后”的一个复杂背景，而张忠良从英雄到狗熊的人生沉沦注定是一个道德伦理的悲剧。

只不过这样的道德体系，完全是时代造就的，也完全被时代所拆解。张忠良和素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和复杂的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时间是“九·一八”事变后，地点在上海，素芬是纱厂的女工，在读夜校时和教师张忠良相识，那黑板上的东北地图，张忠良握紧的拳头，以及发自肺腑的动员令，都给素芬的身体注入了一种力量，“娱乐不忘救国，我们要拿出力量援助东北抗日军，不愿被压迫的人们，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要把侵略者赶出去！”这是时代的呼声，在张忠良气愤填膺的呼吁中，实际上变成了素芬一种精神的支柱，这种精神完全是从救国的角度出发的，所以素芬和张忠良相爱、结婚，也完全是这样一种精神的外化和物化。虽然他们有过花前月下的誓言：“月亮是你，旁边的星星是我，你是我永远的月亮，但愿我们能永远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生生世世都这样好！生生世世都这样幸福！”虽然他们也有了爱情的结晶，但这样的爱情和婚姻都在寻找着一种寄托，孩子取名叫“抗生”，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而张忠良对于下一代的期望也是对于现实的抗争：“为了下一代，我们这一代作牺牲，可这世界又偏偏这么不公平。”

	导演: 蔡楚生 / 郑君里 编剧: 蔡楚生 / 郑君里 主演: 白杨 / 陶金 / 舒绣文 / 上官云珠 / 吴茵 类型: 剧情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 语言: 汉语普通话 上映日期: 1947 片长: 192分钟 又名: The Spring River Flows East

不公平的社会，没有安定感的生活，抗日战争的现实造就了他们的爱，但是也在慢慢拆解他们的感情寄托。“九点钟的月亮”成为他们守望的见证，而在渐渐吃紧的战局下，慢慢变成了一种象征，“七·七”卢沟桥，抗战爆发；“八·一三”上海我军继续抗战……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他们必须分开，作为救护队的一员，张忠良要奔赴前线，要离开上海，当然也要告别这样一份爱情，告别还没有听见叫“爸爸”的儿子抗生，读着那首《游子吟》，素芬有些哀怨地问：“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到你？”张忠良的回答是：“要不是抗战，怎么舍得离开你？”将离开归罪于战争，当然是当时的一种社会现实，但是这样的现实并非只是将两人分开，而是在一种时空的变迁中慢慢侵蚀感情，慢慢解构希望，慢慢葬送人性。

张忠良在母亲的棉袄，妻子的思念和孩子的懵懂中，只身离开上海，投身到敌机、爆炸、战火，以及和死亡有关的抗战中，他有过战友倒下自己侥幸逃生的经历，有过挣脱绳索逃出日军魔爪的体验，也有过身无分文被鄙弃的现实，在南京，在武汉，在重庆，张忠良以一颗抗日的拳拳爱国心奔赴在抗战前线。而与此相应的是另一条家庭生活变迁的线索。素芬和母亲带着孩子到了乡下爷爷处，但一样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下，爷爷感慨：兵荒马乱，现在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不知道什么时候过上太平日子。日本人在乡下也是烧杀抢掠，那些陪伴村里人的牛，那些生活唯一来源的牛，被日本人牵去，还要交出粮食。而爷爷的说清最后变成了日本人毫无人性的屠杀，最后被吊死在大树上。对于他们来说，这是无奈的生活，这是悲愤的现实，他们无法逃脱，甚至他们无从反抗。而张忠良教书的弟弟张忠明，则成为反抗的一簇微弱火光，这个在小学教书的老师因为不甘心做日本的走狗，而走上了游击道路，在山上形成了他们抗争的新世界。在老父被吊死之后，他们向日本鬼子打响了第一枪，也在黑暗中终于开始他们真正走向反抗的历程。而张忠明走上革命道路，正是受了哥哥张忠良的影响，可以说，作为抗日永雄的张忠良在前线有着一腔爱国的热血，也用自己的行动表达着作为一个有志青年对于国家、民族的爱。

《一江春水向东流》电影海报

而在经历了生死考验，张忠良却在重庆后方迷失了。家破人亡的打击，身无分文的现实，使得他走投无路，而他在这样的窘境下寻求曾经认识的王丽珍的帮助。而这样的帮助在恢复他生活的同时，也把他推向了一个深渊。对于张忠良来说，重庆生活完全让他脱胎换骨，良好的睡眠，充足的阳光，以及一份体面的工作，使得他看到了重新燃起的希望。而在敌后区，在这个陪都，张忠良对于革命，对于抗战，已经慢慢模糊了。第一天到办公室，他看到的是还在睡觉的办公人员，本来八点正的上班时间只有他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而那些姗姗来迟的职工在签到本上写下的时间却也是“八点正”，这伪造的“八点正”对于张忠良来说，不是羞耻，不是愤慨，而是默认，而是模仿。上班时间迟到，上班时又是看书听戏画画，完全没有紧张的气氛，张忠良起初是充满了质问，“公司里一点抗战的空气也没有。”但是在挣扎与矛盾中，在无奈和不解中，也渐渐同化了。他也迟到了，而在签到本上也依然写下了“八点正”的签名，上班时也是画画看报无所事事，那张大狗熊闻着一朵花的画上，他写着：“早死了，是英雄，再活下去，怕要变狗熊！”他与同事老龚喝酒，感慨地说“家庭、父母、兄弟、妻子，什么奋斗、希望，一切的一切，全都付诸东流了！”接着又苦恼：“我总觉得有个东西要来征服我，比鬼子还厉害，我快要抵抗不住了！”最后他确立了想法，说：“我不怕，我还年轻，我还没有活够，我要活下去！……也许有一天，我会变得连我自己都不认识我是谁了！”

英雄，是他对于抗日的自我界定，而再活下去变成狗熊，是他的恐慌，是他对于无法把握的人生的恐慌，当在这个失去了抗日的激情，失去了家庭联系的城市看不见希望的时候，也许是最彻底的打击，是最痛苦的存在，没有方向感，也没有精神的支柱，没有目标，也没有在困境中抗争的勇气。但是张忠良在这样的现实面前，闻到了击溃自己的味道，当“一切的一切都付诸东流”，却有个东西要征服我，“比鬼子还厉害”，也就隐含着那种和生死苦难不能相比的东西，而正是这种东西，却可以把曾经的抗日英雄变成一个狗熊。活下去是张忠良唯一的目标，而这样的活下去必定要在那个东西面前臣服，注定要被征服。

那个东西是女人？是欲望？王丽珍的目光带着离婚女人的诱惑，那份工作，那个暂居的家，以及那一杯在夜色中的酒，都成为张忠良投入另一种生活的开始，这里有上流社会的奢靡，歌舞升平、纸醉金迷，对于张忠良来说，他在这样一种糜烂的生活中开始忘记自己，也忘记那道照射到房间里的月光。那个月亮曾经在张忠良被抓的时候看见过，曾经在公司下班一个人回家的路上看见过，也在王丽珍家里推开窗的时候看到过，但是于他来说，这不是希望，不是相守的承诺，不是爱情的誓言，而是一种无家可归的写照，“这也是你的家。”这是王丽珍对他说的话。而这样的现实其实将他仅有的希望也泯灭了，这是一种投降，这是一种沉沦，看起来是和家里人失去了联系而不知道生死，实际上是要忘记那悲苦的生活忘记惨痛的记忆，所谓新生，就是要将一切的过去埋葬，将曾经的英雄埋葬。用舞会取代相守，用红酒取代悲苦，用加尔各答龙虾和大闸蟹取代饥寒交迫的生活。

而月亮照见了沉沦和背叛的张忠良，也照见了相守相望的妻子、孩子和母亲，同一个月亮照见的不同现实，一个是舞会是享乐是男女之情，一个是饥寒是困顿是兵荒马乱。一家人从乡下又辗转到了上海，为了生活，素芬在难民收容所里为孩子补裤子照顾孩子，而居住的简陋屋子遭受着大雨的侵袭，在日本人强征收容所之后，他们又被监控在冰冷的水塘里，但是对于素芬、母亲和孩子来说，他们始终有一个不灭的信念，那就是张忠良还活着，还在抗日一线，还像以前一样在救国的大路上，而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的时候，素芬在床上竟露出了笑容，她仿佛看到了丈夫，看到了即将到来的希望。而面对生活的各种困境，她总对抗生说：“等你爸爸回来，一切就会好起来了。”每当月圆时分，她就会想起张忠良月下的誓言：“但愿我们能永远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生生世世都这样好！生生世世都这样幸福！”

同一个月亮，同一条江，月亮是曾经的誓言，但是素芬明明看见月亮被乌云遮住了。而那条川流不息的江，那条“问君能够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江，已经变成了“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的分割线，前方与后方，享受与受苦，沉沦与希望，截然隔开了他们的两个世界。而张忠良的沉沦似乎是一个计划，一个不能回头的计划，即使辗转三年的家信寄到了张忠良的手中，他也会在月色中撕碎而扔入江中，对于他来说，他急于割裂和过去的种种联系，割裂和那份爱，那个家的所有依存关系。所以，从重庆到上海，从庞董事长到温经理，张忠良变化着生活，也变化着身边的女人，从王丽珍到何文艳，他已经完全沉浸在美色的诱惑中，“她做你的‘抗战夫人’，让我做你的‘秘密夫人’吧。”抗战夫人、秘密夫人，正是张忠良沉沦之后写照，而这样复杂关系对于他来说却游刃有余，但是他却忘掉了那个“月亮夫人”，那个在抗战中结晶，在抗战中守望，又在抗战中失联的夫人：当她在难民收容所做活维持一家生活时，张忠良却在重庆的公司里无所事事；当一家在上海雨天破屋下相依维命时，张忠良却与业界的巨头和政府高官笑谈风生；当她为别人做洗衣工，抗生卖报被人撞伤时，张忠良却在两个富家女人之间风流快活……两个世界，两种生活，在强烈的对比带来的是某种泯灭的感觉，更是对伦理道德的关注与质问。

而两个世界、两种人生的碰撞却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发生。被逼无奈的素芬到何文艳的家里做女佣，而张忠良就睡在何文艳的身边，在一个等级森严的家族里，作为佣人的素芬和张忠良几乎没有相见的机会，而在那一次盛大的宴会上，素芬终于听到有人喊“忠良”的名字，而看过去那个留着小胡子的男人就是自己朝思暮想的丈夫，自己的支柱和寄托，只是十年的光阴，经历了分崩离析，经历了杳无音讯，最后看到的丈夫却是一个享受着富贵，围绕着女人的男人，对于她来说，这是希望覆灭的现实，是婚姻埋葬的现实，是月亮下誓言付诸东流的现实，“我没有病……他是我丈夫……”的最后告白将这样的道德伦理推向了一个深渊，众人哗然，王丽珍哭泣大闹，何文艳旁观冷笑，对于张忠良来说，也是承认自己的身份，承认因为没有家里的消息而以为全家都已经死了，但是对于他来说，重见素芬不是惊喜，不是可以见到儿子和母亲的惊喜，而是想去讨好王丽珍，想继续维持这得之不易的身份和地位。在王丽珍的逼迫下，张忠良甚至交出了财物的钥匙，还答应和素芬离婚。即使面对赶来叱喝的母亲，张忠良也露出无奈的表情，对于他来说，不管是妻子、儿子，还是母亲，都是曾经的一种存在，而这一份感情已经随着月亮的誓言破灭而归于死寂。

在十年的磨难中，对于张忠良来说，生死苦难并不能摧毁一个人的意志，相反没有希望的生活却能让人沉沦，在地位、身份、金钱和女人构筑的世界里，张忠良要面对的是道德谴责，但是这样的道德蜕变和时势没有必然的关系，或者说，一个人的沉沦是在时代洪流中发生，但只是一个背景而已，当初，张忠良活着是一种苟且的行为，但后来却变成了一种自觉行动，变成了人生的某种信条。而这种改变对于一直坚守的素芬来说，是精神支柱的轰然倒塌，她失去了所有希望，失去了生活的一切意义，所以最后跳入黄浦江变成了自我覆灭，“不要学爸爸，要学叔叔。”素芬在跳江之前对抗生说的话就传达着这样一种人生观，在某种意义上，这仍是素芬心中的一个道德高地，只是她已经无力承载。

一边是跳江的妻子，一边是按着喇叭催促的两个夫人，对于张忠良来说，现实永远是一道道德难题，而他其实已经丧失了做出决定的能力，一江春水向东流，有唏嘘和叹息，有无奈和羞辱，也有对于家庭、对于社会泣不成声的指责：“你爸爸被鬼子吊在树上死了！现在素芬又被你们逼死了！可怜的是我们还没有死，我们还活着，活着在受罪！无穷无尽的罪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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