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6-04 《农奴》：黑暗时代的失语症
这是带着镣铐的黑暗时代，这是做牛做马的黑暗时代，这也是剥夺正常说话成为哑巴的黑暗时代——农奴制尚未废除的西藏，没有独立人格的农奴在失语的世界里像牲口一样活着，而这样的失语与其说是惩罚，不如说是保存微弱自我的反抗，而当共产党的“菩萨兵”解放他们的时候，所有的哑巴都开始开口说话，而承受了几代农奴深水火热、丧失人格的奴隶生活之后，“哑巴”强巴的那一声“毛主席”似乎在象征意义上完成了圆满的叙事，只是1963年的影像所反映的也是一个过去时代的“失语症”，当时间又走到“今天”的时候，失语便成了现实世界的一个隐喻。
其实，并没有故意要戳开时间的那个敏感口子，这是每天都在经历和看见的“今天”，这也是每天上映现实影像叙事的“今天”，只是在巧合中翻开“作为敏感词的西藏”的时候，忽然就看到了那迎面出现的记忆，去年的今天，是从西藏回来休整的第一天，十多天的自驾行程，抵达陌生的土地和城市，听说了那些遥远的故事，却在尚未仔细触及那片土地的时候，以高空飞离的方式告别。只是经过，那世界还没有真正打开，即使风景，即使仪式，也是匆匆的一瞥。而在一年之后，重新在黑白的影像里寻找到似曾相识的片段的时候，时间便成了过去式。只有那种象征性的失语症，在时间的过滤中，以一个旁观者和观众的角度深入那个罪恶的世界，那个黑暗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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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 李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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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不懂得反抗，而是根本没有能力让自己做主。这是黑暗时代的宿命，赶脚的那些故事只是一个传说，对于农奴来说，他们只是在奴性的世界里行走，生存和死亡。他们一步步走上台阶，背着辛辛苦苦收来的粮食，又全部交到农奴主的手里，对于他们来说，活着就是压迫就是奴役，而强巴就出生就在这不能抬头充满劳累和折磨的奴性人生里。世代为农奴，这便是无法摆脱的宿命，连幼小的孩子出生也被安排进了无法反抗的宿命。母亲从台阶上摔倒滚下来的时候，强巴出生，孩子的出生丝毫没有给家里带来希望，反而是另一种压迫的开始。强巴出生，身边没有父亲，甚至父亲也没来得及看上儿子一眼，便被农奴主活活打死。“管家老爷，求求你，叫他爸爸回来看孩子一眼吧。”奶奶那一句祈求石沉大海，不仅如此，还要付出更大的代价。男的，单眼皮，每一项要收取四两的出生税，而父亲之死，农奴主旺杰竟然要强巴的母亲还三代的债，加上收尸税，最后母亲也被折磨而死。
出生税、收尸税，农奴从生到死都被各种名目的税目所控制，他们从来没有自己的选择，他们也从来都是被俯视的一群，强巴的母亲去往旺杰家中的时候，独自一人走过长长的路，一步步迈上台阶，俯拍的镜头里是渺小的人物，只是一个移动的点，像随时被人摁死在路上的蚂蚁，这便是农奴的命运，像动物一样在这样的世界上爬行，随时会遭遇死亡。而在父母双亡之后，奶奶虽然希望强巴能够快快长大，但是作为世代为奴的后代，强巴的命运其实也已经被写好了，长大对他来说或许意味着更大的折磨更多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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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奴》电影海报 |
但是强巴似乎在内心里慢慢点燃了反抗的火焰。这是对秩序的背离，对规则的破坏。穿过冰冷的铁环，在被尊为慈悲的白度母佛像面前，强巴像一个人一样，感受到了饥饿，他拿起了那一只鸡腿吃了起来。而这样的举动被土登活佛说是一种亵渎，“扑灭佛灯，偷吃供果，是要割舌头，砍下手。”但是在奶奶的求饶下，土登活佛以救赎的名义，免除了强巴被割舌头和砍手的惩罚，却罚他变成哑巴。哑巴这一身粉对强巴来说是赎罪，让一个正常的人失语，无论如何是一种摧残，当奶奶从寺庙里祈求护身符回来的路上落到水里淹死的时候，强巴身边的亲人都离他而去，实际上，作为孤儿的强巴已经感受到了命运的无情，但是这种无情对他来说只是刚刚开始，他被当成一匹马，被强拉着让少爷郎杰坐上去，一边是农奴主家小孩的欢声笑语，一边是强巴屈辱的泪水，他们让他学马叫，还骑在上面，强巴满含着愤怒，一把将少爷郎杰掀翻在地，而这种反抗却遭到了更疯狂的处罚，管家把他的头向着墙撞去，又让他趴下变成马，又有树条抽他。
他是农奴，他是像马一样的出生，老爷少爷永远在他头上作威作福，永远以命令的口气把他当成畜生。忍无可忍的强巴跑到雅鲁藏布江江边，对着追上来的兰朵说：“他们让我学马，让我叫他们少爷老爷，我就不说。”这最后一句话说完，强巴用力咬着舌头，鲜血从嘴角渗出。如果说当初在白度母面前偷吃供果，土登活佛让他变成哑巴是一种惩罚，那么他自己甘愿做一个哑巴，则是一种无声的反抗，这反抗是为了不让自己真正变成马，变成在农奴主面前叫的畜生，也为了让自己保持一点尊严，所以这样的失语是一种保全自己的策略。
就像他曾经掀翻少爷郎杰一样，内心里有一种不甘农奴命运的反抗，他需要的是一种改变，一种颠覆，在强巴不断成长的过程中，他还有着这样的自我意识，所以“三摔郎杰”就成为强巴一声对于农奴主，对于农奴制最具代表性的情节。除了第一次是还没有真正成为哑巴的少年时代所做的反抗，第二次和第三次则完全是“哑巴人生”的觉醒。当解放军部队已经慢慢逼近的时候，郎杰作为农奴主代表和解放军商议，擦亮马，然后让强巴背着他，赤脚走在河边的卵石上，强巴想起了自己死去的亲人，想起了自己受压迫的生活，终于鼓起勇气将郎杰从塄坎上摔了下来，而他自己也受了伤。解放军对他进行救治之后，他看见了传说的“菩萨兵”，看见了帽子上的红五星，像是有了另外的力量，他回去的时候，解放军却让他骑马，这对于强巴来说，是人生一次重大的改变，自己做牛做马，却可以骑在马上，他下跪，他磕头，命运似乎转瞬间完成了颠覆。但是这样的颠覆却是暂时的，离开解放军，管家就把他从马上拉下，并且用绳子绑住他的双手，牵在马后，管家骑着飞奔的马，而强巴则被拖着，“我给你去去邪气。”而这次的解救是铁匠的儿子格桑，他救下了强巴。
作为生活在和强巴一样底层的格桑来说，他的命运也被无情的黑骨和镣铐所束缚和压迫，但是他的反抗更具指向性，他听说了解放军的传说之后，以一种近乎信仰的方式去追寻解放军，所以当他拿起榔头敲打手上的铁链的时候，是真正走向反抗和自觉的开始，也只有去除这象征意义上的镣铐，才可以拥有自己做主的生活。而强巴用更大的榔头敲打铁链，“砸断一代传一代”的铁链，也是砸断了宿命，在终于被狠狠敲碎的那一刻，自我的解救让格桑挣脱了世代未能逃离的命运，他叫强巴带上妹妹兰朵，却投奔解放军去。
但是正像对于自由的争取充满了敌对的力量，强巴总是遇到不幸。在被农奴主追击而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和兰朵从悬崖上连马跳下了雅鲁藏布江，而与兰朵最后被解放军救起的幸运不同，强巴又被农奴主抓回，而且还被关进了囚车，“一头不说话的牲口，生死有什么不同。”他又回到了农奴生活，又回到了做牛做马的人生。土登活佛为了让他赎罪，将他留在寺里添油点灯。强巴跟着老师父为一尊佛塑金身，那巨大的佛像面前，他们也是渺小的，这反差其实也反映着无法改变的某种秩序和规则。有一天，师父突然看不见什么了，“我赎罪了，佛的金眼要开了。”这是老师父在眼睛变瞎的时候对强巴说的话，而这种充满宗教意义的赎罪，对于师父来说，是一种失明症，而失明症和强巴的失语症一样，其实是一种命运的摧残，是一种宿命。
而在宿命的背后，在赎罪的背后，却还有可以改变人生的机会，那就是传说中的解放军，兰朵曾对强巴说：“东方出了个顶红顶红的太阳，有一个顶高顶高的菩萨，菩萨的手一指，菩萨兵就越过千山万水。”把共产党当成菩萨兵，也是一种信仰，也是和佛有着同等的救赎地位，所以当这种近乎神话的传说在兰朵和格桑那里变成现实的时候，对于强巴来说，却还是未能挣脱的锁链，农奴主和土登活佛和外国勾结，通过运送枪支开始了武装叛乱。在阴谋被粉碎之后，郎杰欲逃亡国外，当他压着强巴让他再次当牛做马的时候，强巴开始了第三次反抗，也是最后一次，在他眼中只剩下了愤怒，他把郎杰重重摔倒在地上，和他展开了殊死搏斗。而远处响起了枪声，格桑作为解放军战士用枪打死了郎杰，而自己也受伤，当他掏出染红的白色哈达的时候，强巴其实看见了一种真正的救赎，一种超越自身宿命的解救。
他回到寺里，将藏在佛像后面的枪支全部拿出来，而躲在一旁的土登活佛用一把刀将强巴刺倒，并且那火少了寺庙，还诬陷是共产党放的火。强忍着疼痛的强巴爬起来，走出寺庙，戳穿了伪善的土登活佛的嘴脸，而他自己则在这最后的解救中倒下了。醒来，是面前微笑的兰朵，是门外声讨农奴制度的农奴们，“我们都翻身了，解放了，再不会做牛做马了。”兰朵告诉他，所有哑巴都说话了，她也要强巴开口说话。而强巴也终于开启了十几年来一直未曾开口的嘴巴，“我说，我说，我有好多话要说……”转身，看到挂着的毛泽东像，他用尽力气大喊一声：“毛主席！”
那些话压抑在心头好多年，沉默的哑巴，这样的身份属性是强巴在黑暗的农奴时代生活的写照，在强巴失语的对面，有着两套话语体系，一套是农奴主的暴力语言，另一套则是土登活佛的谎言，在这两套语言体系中，强巴没有任何话语权，和牛马牲口一样，被压迫被指挥，而在解放军“菩萨兵”的解救中，他第一次恢复了作为一个人可以说话的权力，这种象征意义正符合从非人到人的转变主题，“解放军救民于水火”这一主题的演绎，完全是当时典型文艺思维模式。但是通过强巴“三摔朗杰”的情节设计，也还原了一个时代中比较丰满的个体形象。而对于1963年的这部电影来说，也具有一种历史意义：第一次用影像讲述西藏故事，主要角色全部都使用藏族演员。
农奴的血泪史其实是一部如何使哑巴开口说话的人性演变史，成为哑巴可以是惩罚，可以是赎罪，但也是不泯灭自我的保护，而开口说话重新恢复话语权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会是一个漫长过程，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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