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7-28 《美洲纳粹文学》:大量让他永远失明的镜子
罗梅罗说道：是啊，这都是智利人干得出来的事情。我看着站在门廊外的他，罗梅罗在微笑。他肯定有六十岁了。多保重，波拉尼奥。说完，他走了。
——《拉米雷斯·霍夫曼，无耻之徒》
镜子里不是内战，是“带有史诗野心的长诗”，失明的不是日耳曼武士，而是南美学生。两个平行发展又不断穿插的故事被放在三千行的诗作中，远古或者现代，神话或者现实，在死亡和复活中建立自己的秩序。日耳曼武士必须要杀掉一条毒龙，只是在一个梦里完成的屠杀，但是在毒龙王国建立的新秩序最后在醒来的时候，并不是放弃，而是继续战斗，直到在搏斗中死去。而死去的意义便是看不见，对于南美学生来说，他的秩序王国是被命令，是在恶劣的环境中表现自己的生存价值，所以面对被害人，那个房间里的一切都被“大量让他永远失明的镜子”所照耀，失明是迷失在自我价值里，而失明又可以让南美学生在死之前看见闪光，从而让他精神真做中满意地死去。
在这本名为《新秩序宇宙起源学》的书里，赫苏斯·费尔南德斯-戈麦斯用三千行的诗作完成了新秩序的建立，但是如果传说被那些大量的镜子迷糊了双眼，即使醒来，即使精神振作，似乎最后的结局还是死亡。但是赫苏斯·费尔南德斯-戈麦斯似乎并没有在镜子中看见自己的死亡，在另外一本名为《一个美洲长枪党人在欧洲斗争的岁月》的自传体小说中，他用三十天的时间讲述了自己在西班牙内战中以及俄罗斯作为250师志愿兵的惊险故事，美洲长枪党人和二战岁月对于他来说，恰恰是对于自己“贫穷但诚实和幸福”的幼年生活的缅怀，故乡卡塔赫纳的生活对于他来说就是内心体验的记忆，所以即使遇到了苏维塔，即使有着周游世界的愿望，依然比不上在欧洲战斗的岁月，勇敢地参战，逼真地展现马德里战事，对于他来说并非是充满精力的青春年华的赞颂，身体、性功能、阴茎的长度和酒量以及连续几天不睡觉的本事无非是一个插曲，真正感到兴奋的是在文学创作中找到安慰，在伟大作品的构想中“感到有尊严，会洗涤一切罪孽，赋予他生活和牺牲的意义”，但是这种回到内心的兴奋却被另一个作者和战友苏维塔影响，这个“沉重的包袱”让他无法安心地寻找自己的秩序，在小说中，他把苏维塔叫做“幽灵中的幽灵”，像长诗中的毒龙，像南美学生面对的被害人，他必须用笔将这一个人杀死，只是太多的镜子让他失明，而那一场推入冒险的计划也使苏维塔在1945年的柏林巷战中死去。
|
| 编号：C64·2140620·1089 |
只不过他的死被戈麦斯记载在日记里，那本属于自己的500页隐秘日记被母亲付之一炬，如此在这个被书写，被指责的文本里，戈麦斯也许也是用一面镜子的力量就将苏维塔照耀得失明，他自己的那个富裕、优秀的王国也变成了废墟，而戈麦斯当然也是在这样的英雄世界里看见了碎掉的镜子，所以失明者也是自己，即使“他未在书中涉及政治话题”对于他来说，那面镜子的余光也足以让他看不见自己，“他认为希特勒是欧洲的恩人，别的不再多说。但是，能具体接近权力让他感激涕零。”这便是一个南美学生在欧洲斗争中看见的自身价值，只是青春早已经是一个寓言，在毒龙搏斗中醒来又死去。
但是长诗或者小说如何还原那本被记载的日记里的现实？《新秩序宇宙起源学》出版于1977年，《一个美洲长枪党人在欧洲斗争的岁月》出版于1975年，这个时间戈麦斯和苏维塔都已经死去了三十多年，所以流传的文本成为见证和叙述他们故事的唯一，那些大量的镜子，到最后也只是一面镜子，而纳粹文学却在这样的虚构中也遭遇到了种种的失明。苏联、斯大林、日耳曼、希特勒、西班牙、佛朗哥、庇隆主义、托洛兹基分子、长枪党人，都成为这个虚构系列的特殊符号，在这里他们的人生不管是优裕或者贫穷，都在小说、诗歌以及各种评论中被镜子的反光照见。
他们或者都有一个秩序的中心，门迪鲁塞家族中的埃德米拉·汤普森·德·门迪鲁塞，“她早期的诗表达亲情、宗教思想和花园。有时冒出想当修女的念头。学会了骑马。”但是“土生白人文坛的善良仙女”并未使她安心在自己的宗教花园里，后来，她开始攻击评论家，攻击女文人，攻击文化生活中充斥的堕落现象。“她主张回到本源：农活和荒蛮的南方边境”无非是一个自我秩序的完美想象，那个相识数月就结婚的男人似乎瞧不起文学，在财富的帝国里丈夫其实是另一种秩序的建立者，所以在她想建造的“坡的房间”里，落地大窗、深红色窗玻璃、宽大的红木窗框、有幕的褶子、萨克森地毯都让她有一种满足感，只是在那场经济危机的时候，她离开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旅行让她和暧昧的卡罗索内，以及孩子们受到了希特勒的接见，从此“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做个坚定的希特勒分子”成为他们的信条，从此，“发出共产主义对基督教文明产生威胁的警告”成为他们的批评。而在他的儿子胡安·门迪鲁塞·汤普森的世界里，小说的成功让他放弃了文学创作，而从事政治活动，他“自认为是长枪党党员，反美，反资本主义。后来转为庇隆分子”，在曾经的小说《马德里之春》中，他“攻击亲法分子，攻击暴力崇拜者，攻击旨无神论和外来思想”。而对于1928年生于柏林的露丝·门迪鲁塞·汤普森来说，母亲的德国之旅给她的完全是生命的印记，包括那张希特勒怀抱着的她的照片，“陪伴着她走完一生的道路。”而对于现实来说，母亲的情感遭遇又在她的身上附体，丈夫和妓女勾搭，她在诗作《跟希特勒在一起我幸福》里回忆，在诗作《斯大林》里叫喊，而文学创作的激情也让她遗忘了受伤的感情生活，她有情人，酗酒，有时吸毒过量，“但心灵上的平衡使之安然无恙”。而最后她坠入漂亮克劳迪娅的情网像是一种自我秩序的怪异表达，“因为我是托洛茨基分子，而你是个臭法西斯分子”的拒绝让她失去了最后拯救的希望，克劳迪娅最后死在军人手里。而露丝在驾车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撞进了一家加油站。爆炸声震天。”
他们中有“先驱与反对启蒙运动的人们”，他们总是预言着人类进入一个光辉时期，一个全新的黄金时代，或者在自己的启蒙中建立新的秩序，希尔维奥·萨尔瓦蒂科年轻时曾提出多项主张：“恢复宗教裁判所；恢复当众体罚制；长期对智利、玻利维亚、巴拉圭进行战争，把这种战争当成国民的体育训练；实行一夫多妻制；为避免阿根廷种族异化而消灭印第安人；削减有犹太血统的公民的权利……”而写下了《驳伏尔泰》、《驳狄德罗》、《驳达朗伯》、《驳孟德斯鸠》、《驳卢梭》的路易斯·丰泰那·达·索萨用一种狂傲的手法批评欧洲启蒙，但是却又在疯狂和孤独中死在精神病院里。
他们中有“被诅咒的诗人”，佩德罗·冈萨雷斯·卡雷拉的诗要求为元首被唾骂的军队恢复名誉，“为意大利人的勇气恢复名誉”，他还信誓旦旦地保证最后的胜利“一定会秘密地、出其不意地”来到意大利人手中。只不过那本有着老鹰、卐字图饰、名叫《十二》的诗作只印了十二首诗歌，在封面的海浪中，似乎还可以清楚地看见有个孩子在哭喊：“妈妈，我害怕。”而绰号“贵族骑士”的安德烈斯·塞佩达·塞佩达的诗作《皮萨罗大街的命运》，被评论为“史前纳粹之作，次品，资产阶级拥护者之作，资本主义傀儡之作，中央情报局特工之作，白痴诗人的蹩脚之作，抄袭埃古伦之作，抄袭萨拉萨尔·邦迪之作，抄袭圣一琼，佩斯之作，从阴沟里爬出来的狗腿之作，廉价的预言家之作，强奸西班牙语之作，替魔鬼写诗者之作，落后教育的产物，暴发户之作，神志不清的乡巴佬之作”等等。
他们中有“有学问的女士和女旅行家”，“战壕女神”伊尔玛·卡拉斯科用诗作庆祝佛朗哥将军的胜利，却在家庭中遭受虐待；达妮埃拉·德·蒙特克里斯托有着传奇般的美貌，但是她是几位德国和意大利将军的情妇，还爱上了一位罗马尼亚将军，最后化装成了西班牙修女，才逃离了布达佩斯包围圈……
他们中有幻象和科幻作者，即使奥康纳的一条变种的德国牧羊犬，也“有心理感应能力，带着纳粹倾向”。而古斯塔沃·博尔达笔下的宇宙飞船都是德国的名字，“太空殖民地分别叫新柏林、新汉堡、新法兰克福、新哥尼斯堡。他笔下的宇宙警察穿着打扮和举止行动就像盖世太保，而他们将存活到22世纪。”他们中有巫师、短工和穷人，塞贡多·何塞·埃雷迪亚的《纵情狂欢》里充斥着监狱中的强奸、性虐待、劳动虐待、乱伦、桩刑、活人祭祀的描写，而哈里·西贝柳斯借汤因比的《希特勒的欧洲》的第一部分题为《希特勒的欧洲之政治结构》，而写成的《希特勒的美洲之政治结构》无非是“现实在一团混乱的故事里的扭曲反射”，侵占并凌驾于宫僚机器之上的叙事便是自己那个的新秩序王国。他们是垮掉的一代，他们是同性恋者，他们是吸毒者，而他们又同时反对同性恋，但是不管何种观点和人生态度，对于他们来说，都有着对于权力的崇拜，对于自由的扼杀。文学成为他们超越现实的武器，成为他们接近秩序的工具，而“千面马克斯·米雷巴莱斯”似乎更加厚颜无耻地在抄袭作品中给自己命名，“别名马克斯·卡西米尔，马克斯·冯·豪普特曼，马克斯，勒·格勒，雅克·阿尔蒂博尼托”，不同的名字代表着他不同的人生取向，而在这诸多的被命名生活里，他的真实姓名却无从知道，而对于他来说，这些被改写的名字和那些被改写的作品一样，是想进入上层的办法：“因为文学是一种隐秘的暴力，是获得名望的通行证；在某些新兴国家和敏感地区，它还是那些一心往上爬的人用来伪装出身的画皮。”
隐秘的暴力写在那些诗作和小说里，那里充满着日耳曼元素，充满着暴力和各种主义，甚至在足球的世界里，也成为民族主义暴力实现的途径，伊塔洛·斯基亚菲诺“把国家想象成一个庞大的足球流氓团伙，迎向自己的命运。”而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则在《各国元首会议，或曰怎样才能走出黑洞？》的五幕喜剧中讨论如今拉美足球在欧洲全方位足球的威胁下如何恢复它传统和自然的主宰地位，他建议，“拉美回击欧洲全方位足球的办法就是从肉体上消灭他们最优秀的球员，比如克鲁伊夫、贝肯鲍尔等人。”这更像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的自救，所以他在自传中希望当志愿兵参加马岛战争，在未能如愿的情况下，他在纪念发动军事政变的阿根廷军人作品中，“公开赞扬秩序、家庭和祖国”。
“希特勒万岁”的藏头诗，无人称写作的实验，内在“封闭性”写作，这些都在文学创作中无限接近那个纳粹的秩序中心，而这样设置的多面镜子也让他们无限接近死亡，他们是艺术品贩子，是色情女演员，是萨利纳斯分子，他们是魔鬼，是无耻之徒——拉米雷斯·霍夫曼在这个头衔中干了一件血腥的事：“是到了夜里，埃米利奥·史蒂文斯像个梦游症患者一样起床，也许他是跟玛丽娅睡在一起的，也许不是；但实际情况是他像梦游症患者那样很自信地下了床，向姑妈的卧室走去，与此同时，耳边传来汽车引擎越来越近的声音；后来，他就割了姑妈的喉咙。不对，他在她心口上扎了一刀，干净利落，捂住她嘴巴，用匕首捅了捅；后来，他下楼开门。”而其实对于女人有着天生渴求的他来说，暴力是实现的唯一途径，而即使被抓进监狱，他依然狂笑着说是“二战”又回到了智利，他驾驶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的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在天空中写下了关于死亡的诸多句子：死神面前人人好运！死亡是朋友。死亡是智利。死亡要讲责任。死亡是爱和死亡是成长。死亡是交流。死亡是扫除。死就是我的心。
对死亡的歌颂无非是对于自己那种罪行的开脱，而在这样的无耻之徒面前，“我”却也出现了：“我也被捕了”，甚至是对于拉米雷斯·霍夫曼的一次偶遇，“我说：是个诗人。”在诺尔贝托那里却成为一个讽刺，而被开除了军籍的拉米雷斯，在一种被遗忘的状态中继续制造最荒唐的事，他发起的“野蛮写作运动”就是一次毁灭式的暴力：“用雨果和巴尔扎克的书手淫，冲着司汤达的小说撒尿，朝着夏多布里昂的书上抹屎，把福楼拜、拉马丁和缪塞的漂亮著作剪成碎片，涂上鲜血。”而对于这个无耻之徒的惩处，是那个叫罗梅罗的警探，而其实，警探代表的何尝不是另一种暴力的秩序，所以我想要阻止：“我说：求您别杀他。那人已经害不了什么人了。”而代表秩序的梅罗梅给我的回答是：“肯定还会害人的。咱们人人都可能伤害别人。”
人人可能伤害别人，不管是警探还是疯子，不管是诗人小说家还是志愿者，也不管是在欧美的拉美人，还是在拉美的德国人，不管是贫穷者还是富有者，不管是感情伤害的女人，还是充满暴力而最终死去的男人，都在可能危害的世界里，而那个叫“纳粹文学”的镜子在照见那一段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史的时候，也照见了失明的自己。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6678]
思前： 不空的天空
顾后： 《独臂刀》：残缺的江湖
文以类聚
随机而读
暂无留言，快抢沙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