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7-28《圣地亚哥在下雨》：如何“塑造”历史
1973年智利发生了“9·11”军事政变，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为首的政府被推翻，皮诺切特成为智利新一任总统。这个1973年发生的历史事件，两年后变成了两部电影：一部是帕特里西奥·古斯曼导演的《智利之战》三部曲，另一部则是埃尔维奥·索托制作的《圣地亚哥在下雨》。古斯曼和索托具有共同的身份：在军事政变之前他们都是智利国家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而在政变之后，他们都流亡国外，古斯曼逃到了古巴，索托则流亡欧洲，而在流亡期间，他们也拥有了共同的身份：电影导演，古斯曼将在政变前后拍摄的影像资料制作了“智利之战”纪录片，向世界公开了智利在极端政治思潮下的这段历史，其中最后记者冒死拍下的政变军队射击的镜头成为了经典，它以“见证了自己死亡”的方式隐喻了“智利之战”的镇压本性。
古斯曼用纪录片讲述历史，这是一种对历史真相的见证，而索托在流亡欧洲之后根据这场军事政变拍摄了这部剧情片，同样聚焦智利“9·11”军事政变，同样为民选总统阿连德站队，也同样揭露在美国支持下、以皮诺切特为首的反政府的虚伪、血腥，但是剧情片和纪录片的最大不同，它是一种艺术化的再现——就像片名所示，《智利之战》是对历史的描述，《圣地亚哥在下雨》则是一种悲剧诗意的展现，“这是9月11日上午7点12分，春天即将来临，我很抱歉，圣地亚哥和东岛下得雨还是很大……”记者路易斯开车行驶在被坦克占据的大街上，就听到了电台里传出的声音，这就是对“政变日”的一种艺术化注解。当历史在剧情展开中被讲述，也就意味着再现历史变成了“塑造”历史，和纪录片的“记录”不同，《圣地亚哥在下雨》无论是在叙事结构上，还是在画面语言上，更多了一种主观性，而对于事件中的人物表现，则需要更多的典型性。
电影一开始就直接切入事件的中心，军队控制的舰队和美国举行联合演习，由此拉开了政变的序幕，军队首领对士兵们讲话：“我们的军队将再一次在智利历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这是光荣的斗争，为了智利光明的未来……”而在街上行驶的坦克向着摄影机开来——这是一个强烈的主观镜头，“开来”预示着军事政变将掀起一场屠杀。索托通过反政府实施行动、煽动卡车司机、利用议会权力等情节展开，将政变一览无余展现出来。而在阿连德和阿连德支持者那里，故事通过塑造不同层面的典型人物进行叙事，第一个层面就是阿连德总统，但是在整部电影中，作为事件焦点的阿连德一直没有正面出现，在政变之前，主要通过阿连德的广播讲话得以体现；9·11当天当军人围攻拉莫尼达宫的时候，政府部门连同阿连德最后只剩下18人，镜头中出现了阿连德，但是依然没有正面，画面中的他拿起了准备好的话筒，向全国发出了最后的声音，他提到了矿产资源的国画化的必要性，提到了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也提到了作为国家最高领导的态度，“我不会离开自己的岗位，智利万岁，人民万岁，这是我的临终遗言……”
| 导演: 埃尔维奥·索托 |
也许这是索托对典型人物最具隐喻的一种处理，阿连德作为民选总统，作为国家领袖，并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人，他是国家的象征，他是战斗的符号，他是不朽的存在。而对于“政府”这一意象的构筑，索托主要通过奥利威亚斯得以展现，他和阿连德政府部门的其他人一起坚守在拉莫尼达宫，已经好多天没有见面的妻子电话打来，她担心丈夫的安全，希望这一切赶快结束，更希望丈夫回家团聚，而奥利威亚斯在安慰妻子的同时，告诉他国家需要他，他还和路易斯见面交谈，认为这是一场阶级斗争，更是和美国政府进行了国际战争，在收到“雅加达死神”的纸条后，他说：“战斗要开始了。”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路易斯将智利的现状发到巴黎，让全世界知道“智利之战”的真相。最后奥利威亚斯和坚守在此的18人死在军人的炮火之中。在政府部门之外，索托塑造的典型人物，一个是纺织厂的领导何塞，另一个则是学生代表雨果，他们各自代表着支持阿连德政府的学生和工人，雨果的戏份不多，在和何塞接触之后他返回学校组织学生进行了反抗，最后被抓获，并遭到了军人的毒打，最后在唱出党歌“我们必胜”中死去。而何塞作为工人代表，牵出的是“智利人民团结联盟”这条线，这是智力左翼政党选举阵线组织，他们支持工厂国有化，“国有化意味着一切归于人民”，反对美国暗中干涉智利内政以窃取国有资源。通过何塞的回忆，影片回到了1971年5月14日成立时的庆祝仪式上，他在仪式上发表讲话，称这意味着“工人重新赢得了尊重”，当时的财政部长佩德罗·瓦斯库维克也发表了讲话，大家还一起跳起了“库赛卡”舞蹈欢庆。但是仅仅两年，反政府不甘心丧失自己的垄断地位，和美国勾结发动了军事政变，在何塞奔赴战场之前，他和妻子告别，和孩子告别，并对孩子说：“你们已经长大，你们是男人了。”那一句“再见了，同志”更是表达了何塞的一种决心。在经历了巷战之后，他们被军队包围，何塞面对他们的机枪，喊出了“阿连德万岁”的最后一句口号。
除了对阿连德、政府高层、学生代表和工人代表的塑造之外，电影中另一个重要人物则是记者路易斯，他是“智利之战”的见证者，他更是揭露真相的书写者，在阿连德政府被推翻之后，皮诺切特召开了记者发布会，路易斯作为记者向皮诺切特提出了关于铜矿国有化被废止的问题，皮诺切特则回答说：“这是智利重建稳定经济的一个必要措施。”典型人物串联起“智利之战”，这是对历史的一种“塑造”，但是这种塑造对于历史的解读来说，容易形成一种单一性，而且在对整个事件的叙事中，矛盾的冲突只是呈现在不同政见者的对立上，缺少进一步延伸的可能，而且这些典型人物最后都在“智利万岁”“人民万岁”“我们必胜”“阿连德万岁”等口号表达中死去。
作为一部剧情片，索托最后依然回到悲剧诗意的表达之中，爱国人士突破军事政府的重重障碍，最终让聂鲁达的葬礼举行，而聂鲁达作为诗人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的死是一场阴谋，“他们第二次杀死了他”，但他的死却又代表了智利精神的不死，索托通过这场葬礼，通过葬礼上对聂鲁达诗歌的吟咏，表达的就是正义之声，“那是我们的骨，在死亡之中去寻找你的死……”
《圣地亚哥在下雨》电影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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