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2-09《狐步舞》：我们在对抗着未知
车缓慢地向前，在荒无人烟的边境上行驶，在无人经过的小路上行驶，当被通知离开关卡，当目标指向那个家，是不是一种回归？应该是畅通的，应该是没有危险的，但是那路中央为何站着一只骆驼，只是站立，却变成了“敌人”：在不设防的刹那，车偏离了路线，车滑向了悬崖，车坠落在深处，没有战火，没有硝烟，没有对峙，一场死亡却在无声无息中发生。
骆驼何罪？骆驼曾经通过关卡，又返回进过关卡，一种边境上的普通动物，是不存在任何危险的，甚至没有人身上的那种证明，但是当它站立在道路中央的时候，是不是在紧张的神经里，一切都会变成真正的敌人？而可以控制的方向发生偏离，人生在偶然中走向死亡，那个敌人是不是就是自己？坐在车上回家的是乔纳森，一个在国境线上执行关卡检查任务的士兵，当他从检查哨所返回那个家，应该是平安的开始，但是乔纳森的手上拿着的是自己完成的一幅画：推土机的头部是一辆普通的轿车，似乎它正用机械的力量将这辆车推向深渊。一幅画，展现在乔纳森面前，却是那个残酷现实的映照：那辆桥车停在关卡前，司机和后座的女人下车接受身份检查，下起了雨淋湿了肥胖女人的衣服，身体的曲线似乎若隐若现，而副驾驶室里的另一个女人看着乔纳森，脸上显出微笑，身份通过，轿车放行，但是女人的裙子被车门夹住了，当她打开车门将衣服拉进去的时候，身边掉下一个罐头，“炸弹！”坚守的士兵大声喊道，话音刚落，在高处监视他们的乔纳森下意识地扣动了扳机，一阵枪响之后，是冒着烟的汽车，是一片沉寂的夜晚。
仅仅是一个啤酒罐头，却被命名为“炸弹”，那种微笑，那个身体，以及可以通过的身份，都在一阵枪响之后消失了，死亡就这样发生，不是敌人的敌人葬身于错误的命名。错杀，只是一个起点，在那个光照亮的椭圆形区域内，被打穿的轿车被推下了里面的深坑，推土机将石块和泥土推过来，慢慢的，那辆轿车被覆盖，慢慢的，那些死去的无辜者被掩埋。从一次错误开始，最后的掩埋却变成了罪恶，当乔纳森从哨所离开回家，他一定还没有忘记自己的那次射击，当无辜者变成敌人，当敌人必须死去，推土机和轿车组成的漫画仿佛是内心的一次忏悔，但是这种忏悔在被掩埋的死亡面前，变得苍白，而当骆驼制造的死亡在沉寂中发生，是不是用另一种偶然取代了错误，是不是用另一个深渊报复了残酷？
无法回家，仿佛也是乔纳森命运的一种注解，他其实已经“死了”，在骆驼事件之前就已经死了，“令郎乔纳森昨晚在执行任务时死了。”门打开，那个军人长官面对乔纳森的母亲达芙娜这样通知道，儿子乔纳森死了，母亲听到消息时倒在地上，长官随即给她注射了药物，而在身后的父亲费德曼站立在那里，泪水湿润了眼眶。一场噩耗猝不及防，对于家人来说，是最大的悲痛。达芙娜昏迷过去，费德曼关在卫生间里用拳头发泄痛苦，他们的身体和心灵都受到了创伤，可是这噩耗同样变成了错误：“我们搞错了，死掉的士兵不是你儿子，他还活着。”沉浸在悲痛中，迷失在噩耗中，却原来是一场乌龙。“我要见他。”费德曼开始怒吼，儿子没有死，想要见到他便成为一种迫切的愿望，但是当“死而复生”成为一种惊喜，为什么在经历了杀人乌龙事件之后，乔纳森又走向了死亡，变成了“生而复死”的另一场悲剧？
“他死而复生，都是你们说了算。”当军人长官告诉费德曼自己无权决定是否可以让乔纳森立刻回来，费德曼愤怒地说道。儿子没有死，从悲痛中解脱出来，费德曼或者并不需要如此着急，而其实他的这种态度完全是针对军方，当听闻乔纳森牺牲时，他的眼中只有泪水，似乎他接受了这个现实，作为曾经的军人，他知道上前线的士兵随时会有生命危险，这是一种命运。但是当军方监视了他们的生活，让他的手机定时提醒他喝水，当妻子达芙娜的身上被注射了镇定剂，一种私人意义上的死亡变成了公共事件——死亡后来被改说成是“倒下”：“以色列士兵都有倒下的权利。”倒下意味着牺牲，意味着生命的意义超越了个体，所以军方组织了葬礼，一切的仪式都按照规则来办，费德曼说：“我想见他。”作为一个父亲要见死去的儿子一面，天经地义，但是军方说：“没这个必要了。”费德曼生气地说：“我怀疑根本没有遗体。”
| 导演: 塞缪尔·毛茨 |
死亡变成了规则中的隔阂，变成了命令之下的消失，就像费德曼去看望在精神病医院里的母亲，母亲把他叫做阿维格多，母亲问他：“谁是乔纳森？”似乎军方就像是患病的母亲一样，把所有一切都涂抹了。所以当乔纳森“死而复生”，费德曼需要的是一种确定，这种确定是去除拨打乔纳森的电话是传来“我已在世界尽头”的虚无，是在消除如母亲一般“谁是乔纳森”的病态，是在平复错误的消息带来的悲痛和茫然，但是费德曼的愤怒却又被理解为另一种病态：“他是恐慌发作，他身上的恶魔被激活了。”说出这句话的却是自己的妻子达芙娜。
母亲已经失去了正常的思维和逻辑，妻子指责他内心的恶魔被激活，似乎乔纳森之死以及乌龙消息不再是单纯的家庭事件，里面很多的线索、很多的细节被某种强大的力量覆盖了，而错误的死亡似乎变成了揭露这一切不正常秩序的进口。而这个进口在活着的乔纳森故事里，比那个家庭故事打开得更为彻底。边境线上的哨所，一切都是压抑的，那辆监视车上已经布满了污泥，车身上那个面带微笑的美女已经失去了光泽；士兵们住在简陋的营房里，那个营房正在一天天倾斜，起初罐头从这头滚到那头需要8秒，之后的时间越来越短，这意味着倾斜度越来越大，“我们终将沉没。”从营房到关卡，必须渡过一段泥沼，他们的军靴上都沾满了泥巴。站岗、休息、发呆，或者沉默，这便是他们的生活，“爱已经消逝，只能走向孤寂。”在这个孤寂的状态中，他们眼前的一切似乎都幻化为潜在的敌人，当有车停在关卡前，他们总是投过去敌意的目光，仿佛检查的每一个瞬间都危机四伏，也正是在这样高度紧张的对立中，乔纳森的子弹会射向那些无辜者，而无辜者之死，对于他们也不是忏悔，而是偷偷地掩埋。
对面的人都是潜在的敌人，而自己呢？在寂寥、麻木和压抑的世界里，他们或者跳一段狐步舞，或者唱起某首关于爱消逝的歌，而乔纳森说起的那个父亲“床边的故事”，似乎为他们的生活注入了一些鲜活色彩：乔纳森家族有一本传了十代的希伯来《圣经》，当到了乔纳森奶奶的手上，她和这本圣经一起逃过了大屠杀，但是乔纳森的父亲小时候却看见了街上报刊亭的一本色情杂志，于是用这本圣经换了色情杂志，还和同学们分享——杂志上裸体女人的关键部位被打上了黑色的叉，像是一种禁止，却又像是重点的标注。“父亲后来把这本杂志传给了我，这是父亲最后的床上故事。”乔纳森向队友们叙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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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步舞》电影海报 |
一本用祖传的圣经换来的色情杂志，一本被打上了叉的裸女画刊，以及父亲传下来的“床边故事”，似乎充满了某种亵渎意义，性被放大，被标注，被传承，即使打上了叉，也似乎成为信仰生活中的污点，甚至成为一种罪，的确，费德曼的母亲在精神病院，就是缘起于这种亵渎，当她问“谁是乔纳森”的时候，不仅仅是病理上的遗忘，更像是一种逃避，而这个“床边故事”在幼小的费德曼世界里演绎之后，是不是他也永远背负了这种罪？长大后，费德曼成为同学中的风云人物，和哲学系的女生坠入爱河，加入军队成为作战指挥官，之后又成为了建筑师，成为家庭中的支柱，这一切的人生高光时刻，似乎都在远离“床边故事”的罪恶，但是这无非是一种掩盖，达芙娜说：“你怀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你的地位、财富都是为了掩盖它。”
掩盖而隔阂，隔阂而疏远，对于达芙娜来说，费德曼似乎永远不想从那个故事里走出来，长大而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却只是掩盖，而这种恶的思想又传给了儿子乔纳森，用色情杂志代替圣经的传承，仿佛亵渎不曾远去，而且正一步步回来，“我怀孕的时候本来不想要孩子，但是遗憾没有去堕胎，生孩子的喜悦是一时的，可失去他的痛苦却永远不会消失。”达芙娜所说的失去，一方面是乔纳森“死而复生”之后的“生而复死”，第一次的错误信息，第二次的死亡现实，都让她备受折磨，“他为什么不能在第一次通知时就死去？”她如此质问；另一方面，她所所说的“失去”也意味着在她看来乔纳森就是费德曼的复制品，“倒下的都是天使，也许他现在正享受着灵魂的性高潮……”
一本色情杂志，一种床边故事，实际上所谓的亵渎，所谓的邪恶，都只是在一种规则下的定义，它们是《圣经》，是信仰，是道德，是秩序，但是当世界变得压抑，变得病态，那些规则本身也是一种对于人性的亵渎：军方为什么安排好了一切却不让父亲看到遗体？在哨所里为什么危机四伏的状况下一罐啤酒瓶会误认为是炸弹？已经失去了理智的母亲在精神病院里为什么会说德语？费德曼想要立刻见儿子为什么会被认为是“恐慌发作”？一切的努力，一切的突围，似乎总是回到可怕的规则里，就像狐步舞，精神病院里的老年人在跳，驻守在哨所的士兵在跳，在家里的费德曼在跳，“前，前，右，停，后，后，左，停，前，前”的步子，看起来是变化，但实际上最后回归到原点，“不论走到哪里，都会回到一样的起点。”狐步舞就是命运的轮回：从死亡到复生，从复生到再死，谁也无法逃离这个循环。
回家其实就是“我已在世界尽头”，复生是“没有见遗体的权利”，正常的欲望是被打上了禁忌符号，“我在镜子前看到了帅哥，我只能对着自己勃起。”这便是真正生存的悲哀，而当一切都是回到起点的狐步舞，命运再也无法超越现实，“我们在对抗着未知”，那些士兵这样说，未知是慢慢倾斜下去的营房，未知是一罐啤酒导致的射杀，未知是推土机制造的覆灭，未知是“谁是乔纳森”的病态，未知是“我应该去堕胎”的扼杀，没有确定的生存与死亡，没有明确的爱与不爱，没有指向目的地的离开和抵达，当一只毫无杀伤力的骆驼站在路上，它同样可以制造死亡，因为未知是个巨大的牢笼，敌人却遍布每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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