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12-09《启蒙辩证法》：史诗首先是一部小说
如同神话已经实现了启蒙一样，启蒙也一步步深深地卷入神话。启蒙为了粉碎神话，吸取了神话中的一切东西，甚至把自己当作审判者陷入了神话的魔掌。
——《启蒙的概念》
神话实现了启蒙，启蒙却被卷入了神话，本身作为粉碎神话的“反神话”存在，启蒙也成为了神话一种，这是启蒙陷入和神话曲折关系中的一种明证，当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多诺用“启蒙辩证法”试图重新寻找启蒙的意义，对启蒙本身的批判指向的无疑是现实提供的明证：1947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启蒙辩证法》的时候，铁蹄法西斯主义者制造着野蛮，在人类还没有进入真正的人性状态时，启蒙就是在不断自我毁灭；1966年出版意大利版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文化进步走向其对立面的各种趋势”，当代经济和政治发展对启蒙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显然启蒙无法胜任，尤其是文化工业和反犹主义让思想变成了商品；1969年该书新版出版，那时的世界政治格局被分裂为两大对立阵营，第三世界的冲突、极权主义的抬头，现实依然存在着恐怖……
1947年的法西斯主义带来的野蛮，1966年文化工业和反犹主义制造的思想异化，1969年冷战带来的世界恐怖，所有这一切的发生都变成了“启蒙辩证法”的当下背景，当启蒙变成了实证论，变成了事实的神话，变成了知性与敌对精神的一致，对启蒙的诊断和“启蒙辩证法”的唤醒，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的审视也并非只是为了现实所需，启蒙背后对人性的关怀，对思想的反思，对现实的批判，对神话的粉碎，就在于“捍卫自由、传播自由、实现自由”，从宰制的世界中让人类进入人性状态，而这样的目的就必然归于让启蒙重新成为毁灭神话的力量，这种神话是民族主义神话，是异教主义神话，是现代神话，更是畏惧真理的神话——打破神话更是为了重建启蒙辩证法的体系。
重建启蒙辩证法，就需要认识什么是启蒙？“启蒙的概念”就是对启蒙合理性和社会复杂关系的重新梳理，“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唤醒世界是要根除泛灵论，祛除神话，就是摆脱神话的统治，这两个纲领几乎是同一的，只有在摆脱恐惧和树立自主中，知识才能真正替代幻想，才能对普遍的真理“顶礼膜拜”。启蒙运动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发现了古老力量，“经验哲学之父”培根则归纳了启蒙知识的真正意义。所以对泛灵论的根除，对神话的粉碎，启蒙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确认了自身，这种确认实际上也是理性原则的确认，但是这个过程对于启蒙来说，同样意味着危险：启蒙抵抗神话，必须用反证的论据，而这种论据必然带有对神话的破坏，它是不是也是一种极端？当启蒙用算计和实用规则摆脱外在压迫，它会不会自由生长、一往无前？甚至，启蒙所摧毁的神话，是不是就是启蒙自身的产物？另一种可能是：当启蒙祛除了神话的恐惧，彻底启蒙的世界是不是会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启蒙是不是就是另一种神话，是不是本身就带着极权主义性质？
启蒙和神话构筑了一种对立关系，但是启蒙在粉碎神话的过程中吸取了神话中的一切东西，启蒙推翻神话想象依靠的是内在性原则，这种内在性原则把每一事件都解释为再现，而这种原则就是神话自身的原则，所以在启蒙和神话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而这就是“启蒙辩证法”的一种客观存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分析认为，在启蒙主义看来，神话的基础是神人同形论，也就是用主体性来折射自然界，神话中的超自然物、精神和神灵其实都是人们自身畏惧自然现象的一种镜像，所以在神话中许多神话人物被还原为人类主体，当俄狄浦斯对斯芬克司之谜的解答变成“这就是人”，启蒙精神就找到了不变的原型，进而把在整体中被理解的东西称为存在和事件，启蒙的理想就是要建立包罗万象的体系——无论是理性主义还是经验主义，都是启蒙理想的表现形式。
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就变成了纯粹的客观性，当启蒙对待万物，就变成了独裁者对待人，它操纵它们，制造它们，万变不离其中的是，启蒙变成了统治，所谓的理论也变成了这样一种信仰：精神概念、真理概念甚至启蒙概念都变成了唯灵论的巫术，“这种命中注定的必然性原则取代了神话中的英雄，同时也将自己看作神谕启示的逻辑结果。”神话的泛灵论在被启蒙视为神人同形论之后，变成了启蒙所构建的唯灵论，那么启蒙是不是也成为了神话？神话被非生命和生命结合起来，启蒙则把生命和非生命结合起来，粉碎神话又创造了神话，“启蒙就是彻底而又神秘的恐惧。”
所以这里的症结就是启蒙并没有建立一种自我意识，“启蒙根本就不顾及自身，它抹除了其自我意识的一切痕迹。这种唯一能够打破神话的思想最后把自己也给摧毁了。”神话和启蒙仿佛被简化为等号的两端。在这里对启蒙的反思在于，启蒙应该是走出愚昧构建文明的一种呈现，按照斯宾诺莎的说法，“自我持存的努力是德性的首要基础”，这是西方文明的真正原则，当文明奖神话学意义上的自然足迹彻底消除之后，自我就是一个不是肉体、血液、灵魂和原始自我组成的自我，而是一种先验主体和逻辑主体，只有自我持存才是理性的参照点和行动的决定的因素，才不会倒退到史前时期。但是正因为启蒙变成了另一种神话，自我持存的努力消失了，理性变成了万能经济机器的辅助工具，主体被摈弃了而进入到了自我客体化的技术过程中。
“于是，禁忌主宰了禁忌力量，启蒙主宰了启蒙精神”，神话和启蒙的这种微妙关系的确是一种辩证法，因为辩证思维的表现就是：“每一种事物都是其所是，同时又向非其所是转化。”观念与事物相分离就是辩证法的远处形式，但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这种辩证法不仅是软弱无力的，而且是带着恐惧的。启蒙的这一所谓辩证法摧毁了象征符号，也摧毁了一般概念，“概念在启蒙运动面前的尴尬处境就像领养老金者面对工业托拉斯一样，没有一丝安全感。”在这个过程中，思想拘泥于存在物并且盲目地满足于这些存在物，当真理变成数学世界的理念，启蒙就必然返回到神话学中，辩证法带来的分离也成为了对真理的破坏因素。
| 编号：B82·2230921·2006 |
启蒙具有破坏力量，但启蒙同样会陷入虚无主义，这也是启蒙所呈现的辩证法，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通过附论来对启蒙的概念和启蒙辩证法做进一步阐述。在《奥德修斯或神话与启蒙》中，他们探讨了神话与启蒙之间的辩证法，“在奥德修斯的战船上针对塞壬的诱惑而采取的措施，成为启蒙辩证法充满预见的隐喻。表现力就是统治手段，而统治则是最有力的表现行为，因此表现力本身同时就成了进步和倒退的表现手段。”一方面奥德修斯抵挡了塞壬的诱惑，这是一种启蒙当中自主精神的表现，他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没有跌入神话的恐惧之中，自我持存着主体地位，符合资产阶级的启蒙要素，在这里他就成为了有产者；另一方面，奥德修斯也破坏了神话中的“虚无主义”，启蒙展示了它的力量，但是这种力量在他让水手们从事劳作中又转化为意识形态，“他的水手们虽然与自己的劳作对象非常亲近，但却不能享受劳动，因为这种劳动是在强制下进行的，他们在劳动中没有希望，感官也被彻底堵塞了。”也就是说，在奥德修斯强制统治下，本来摆脱了神话的劳动又落入了神话的魔力之下。
奥德修斯的神话和启蒙揭示了辩证法，但是在启蒙重新落入神话的魔掌之外，奥德修斯的文本具有了另一种启蒙辩证法的意义，奥德修斯用“牺牲”的手法蒙骗了自然神，这是一种丧失自身而维持自身的手段，但是反过来说，也是维持自身而丧失自身的手段，这就是奥德修斯的冒险，而这种冒险的实质却是“狡诈”，“尽管在废除牺牲的过程中产生了能够始终维持同一性的自我，但自我很快就会变成一种顽固僵硬的祭祀仪式，在这种仪式中，人们只有通过把自我意识与自然条件对立起来，才能宣布自身的胜利。”奥德修斯的狡诈通过祭祀牺牲自然神，这是一种祛神话化的过程，也是理性与非理性存在的鸿沟提供了机会，“非理性主义在英雄身上获得了自己的原型，而英雄则通过牺牲自我的方式摆脱了牺牲。”奥德修斯所体现的辩证法就是“取消牺牲的牺牲”，牺牲自然神而获得了对自然的主宰，这就是资产阶级启蒙的原型。
奥德修斯既是牺牲也是拯救，既是脱离也是主宰，既是非理性也是理性，当然既是一个神话也是一种启蒙。而这种辩证法更具有文本创作的意义，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荷马用了史诗的方式书写了奥德修斯的英雄行为，在本质上来说，史诗和神话并不具有同一性，甚至在叙事过程中会产生矛盾，但是荷马在史诗中采纳了神话的元素，对神话进行了“整理”，是将叙事的矛盾凸显出来，从而建立真正的史诗叙事学，其中最关键的是用史诗具有的理性构建合理秩序，从而砸碎神话。从文本上说，荷马史诗具有了小说的特点，是欧洲文明的一种写照，从辩证法意义上来说，荷马史诗揭示了启蒙和神话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在荷马的作品中，史诗与神话、形式与内容并不像说明和解释那样，是相互生成和相互对举的。”所以史诗回到神话是为了为人类提供慰藉，“史诗首先是一部小说，渐渐才会过渡成为童话。”
荷马的《奥德修斯》是小说，萨德笔下的“朱莉埃特”却并非是童话，它提供了启蒙辩证法的另一面：“自然对主体的臣服最终在对自然和客体的盲目统治中是如何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启蒙思想体系是帮助个体支配自然的知识形式，它的原则是自我持存，当奴隶主、自由企业家和管理人员成为成功的资产者形象，他们就构成了启蒙的逻辑主体，他们通过理性将生活变成了合目的性的存在，“它可以统率一切目的。”同时启蒙则把一致、意义和生活都归结为主体性。但是，当理性和启蒙成为统治力，自我持存其实就变成了对权力的攫取，“不具备反思能力的启蒙思想却为了给现存秩序争取到充分的空间，总是从自我持存出发，力争把自己提高到怀疑主义的高度。”理性本来是非理性的对立面，而现在理性也变成了非理性，就像启蒙破坏了神话自己也变成了神话，萨德无疑是这个神话的创造者，他对实践理性采取了批判态度，这种批判让科学变成了毁灭性的原则：朱斯蒂娜是贞洁女子，是道德法则的殉难者，朱莉埃特却把天主教说成是最新的神话，把整个文明妖魔化了，在她提出对价值进行重新评估中，理性没有出现，道德没有出现，“朱莉埃特则始终坚守着那个古老制度，将罪恶神圣化。”
朱莉埃特写在书写一部小说，道德和启蒙是小说的主题，尽管朱莉埃特以启蒙的方式提出的道德在意识形态中“总是丧尽天良的”，但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却认为朱莉埃特具有批判思想，她无法适应现实而钻进古老制度中也是一种乌托邦，但至少这种乌托邦是人性的乌托邦，“由于冷酷的教条宣扬了统治与理性的同一性，因此它要比那些资产阶级道德主义的走狗们显得更加仁慈。”很明显，不管是荷马史诗还是萨德的批判作品，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向的就是资产阶级的启蒙如何从理性变成非理性，如何从打碎神话变成新的统治神话，那就是对自我持存的取消，对主体性的抹杀，“思想如果存心想摆脱其批判环节而单纯服务于现存制度，那么，它就会在违背意志的情况下推动它所选择的积极因素向消极的破坏因素转化。”
没有反思的思想，启蒙就只能是一种神话：在文化工业中，技术合理性变成了支配性合理性本身，具有了社会异化于自身的强制本性，抹除了社会劳动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区别；电影改变成小说，制作成音响，资本成为了绝对的主人；文化工业对消费者许诺，又欺骗消费者，最后消费者在工业文明中被图式化……可以说，文化工业就是制造了权威，就是集权社会的体现，“权威一旦吞噬了人们的反抗能力，就会从孤立无援的人们身上获得整合的奇迹，永远让自己的一言一行变得温文尔雅，而这正是法西斯主义的伎俩。”西方的反犹主义也越过了启蒙的界限，成为了“一种遮人耳目、营私舞弊、威胁恐吓的廉价手段”，也成为了集体屠杀的刽子手仪式，而所谓的宗教变成了文化商品，“统治者的病态投射会导致一种极端行为。这正是和解的否定方面。”理性不存在，启蒙不存在，启蒙辩证法也变成了一种虚妄。
在文化工业和反犹主义的现实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更是为启蒙指出了其必然的辩证法：只要蒙蔽和欺骗没有彻底清除真理，真理依旧会展现出否定力量，和这种力量一样，“掌握着自身并发挥着力量的启蒙本身，是有能力突破启蒙的界限的。”而另一方面来说，启蒙可以自我实现，也必然会在自我实现中自我扬弃，但是这种辩证关系的最后确立是自我神话的彻底否定：“只有在实践的近期目标展现为它目前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的时候，只有在君主们的‘密探和媚臣们打听不到的’范围，即在被占据支配地位的科学一直忽视的自然被看作发源地的时候，启蒙才能获得自我实现，并最终自我扬弃。”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152]
文以类聚
随机而读
暂无留言，快抢沙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