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8-23 《四万万人民》：影像历史中的“抗战中国”
这是被炮火攻击满目疮痍的中国，这是遭受侵略生死存放的中国，这是团结一致保家卫国的中国，这是组成同盟力量对抗邪恶轴心的中国，1938年的影像历史里有日本对上海、南京的狂轰乱炸，有倾圮的废墟尸横遍野的死亡，有国民政府的积极抗战，有全民参与的英勇抵抗——尤里斯·伊文思用自己的镜头记录着这个国家的命运，作为世界纪录电影的先驱，这个“飞翔的荷兰人”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东方前线，记录了珍贵的影像历史，而这一段的影像历史，也预示着世界战争的未来走向和这个国家的胜利命运：“我不是一个作家，我通过画面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我一定要表达死亡对我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拍几个尸体，而是拍摄整个一段，死亡牵连到的往往是许多人。我触到了中国，中国也触到了我，我拍了战争，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我看到了勇敢！”
“我触到了中国，中国也触到了我”，首先是伊文思触到了中国，触到了中国的痛，中国的伤，中国的悲壮，也触到了中国的勇敢，中国的团结。1938年，伊文思和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一起来到中国，这两个最佳搭档曾在1936年深入西班牙内战，在那片燃烧的土地上，伊文思拍摄了广受赞誉的纪录片《西班牙土地》，而卡帕也因拍摄《共和军之死》的照片一举成名。从此，“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被奉为摄影师的职责，而从西班牙内战辗转到中国，是从西方前线转移到反法西斯斗争的东方前线，对于伊文思和卡帕来说，是对出生入死“纪录精神”的延续，也是对当时同盟战线不屈斗争真实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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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 尤里斯·伊文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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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首先是被侵略者屠杀，1937年全面爆发的侵略战争造成中国民众的死亡，伊文思用数字来做总体上的解读：上海2万人，南京1万人，汉口1.5万，广州2万……“平民死亡人数共15万人。”这或者是一种统计口径上的错误，但是对于伊文思来说，数字也仅仅是引用，展现在他面前需要用镜头记录的绝不是这些数字，而是真实的画面。城市的大楼被夷为平地，人们四处躲避，孩子死在路边，悲痛欲绝的母亲在恸哭，而天上日本飞机依然狂轰乱炸，对于这个古老的国家来说，战争是一场真正的悲剧。
“一边是中国，它有着5000年历史的灿明文明和智慧。”那些石狮子，那些圣人的雕像，都是这个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的象征，人们在这里繁衍后代，在这里建设家园，在这里创造历史，而对于觉醒的中国来说，西方也带来了另一种文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是独立和自由的草案，扫除军阀的战争，成立国民政府，学习美国文化，传播西方文明，修建铁路和公路，建设机场，大力发展钢铁业、采煤业、棉纺织业，都是让这个国家走向现代。但是当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之后，这个国家也经历了浩劫。1895年割据台湾，1910年侵占朝鲜半岛，1931年建立满洲国，都是日本征服世界计划的组成部分，而从中国到菲律宾到苏联到加利福尼亚，日本就是要征服全世界。“不要等中国强大起来，现在是占领中国的最好时机。”这是在东京召开的将军会议提出的侵略计划，而对于美国，他们采取的是隐瞒，“我们到中国是为了带去和平。”所以他们从旧金山进口物资——当时美国向日本出售了54%的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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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万万人民》海报 |
但是在伊文思的镜头下，这就是一场侵略的谎言，飞机轰炸中国的城市，大炮摧毁中国的土地，军刀对准中国的平民，在这样的危难时刻，中国开始了全民抗战，联合组建统一战线，枪口对外，在“义勇军进行曲》中，这个国家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争。民众走上街头演讲发出“我们渴望和平，我们必须学会反抗”的呼声；社会团体开始筹款运动，爱国人士捐钱捐物支援前线；年轻人积极参军，加入到抗战队伍中……在这场全民抗战的热潮中，伊文思将镜头对准国民政府的蒋介石，对准“这个国家最有名的女人”宋美龄，对准“代表中国女人”的宋庆龄，对准八路军将领朱德、周恩来，对准爱国主义者孔志友，对准总参谋长陈诚——不论是国民政府召开的关于战争财政投入的首脑会议，还是为开展游击战而召开的八路军军事会议，不论是有着枪炮的军人，还是从田里放下农活拿着长矛、大刀的农民，前线和后方，南方和北方，大人和孩子，都投身到这场保家卫国的战斗中。
而对于伊文思和卡帕来说，1938的影像里最珍贵的镜头却是台儿庄战役中的“起盛”反击战。台儿庄战役是第一场正面击溃日军进攻的胜利，是一次保家卫国的“激战”，但是当时希望上前线拍摄的伊文思和卡帕却因为生命安全无法保障而错过了正面的决战，对于激战，伊文思也只能从当时91师“王军官”口中得到描述，“我们的感觉很强壮，我们渴望进攻。”但是在跟随部队的行进中，伊文思还是捕捉到了“起盛”反击的镜头。当时他们进入起盛这个村庄时，日军刚刚烧毁村庄撤退，他看到的是被焚烧的村子，是死去的村民，在战争的废墟中，他听到了一个农民的讲述，日本上尉让村子里的人聚集在路边，然后对他们进行扫射，这个农民腿部受伤，幸运逃过一劫，但是整个村庄的2000户大多丧生在日军的机枪下。而之后，伊文思遇到的李富，也是因为提早逃走而幸免于难，但是他的妻子却丧生了，所以李富回村的一件事就是找锤子，内心是失去亲人的痛苦和满满的报复情绪。
而在日军屠杀三个小时后的见证，则让伊文思获取了这个村庄里发生反击战的珍贵镜头。在孙将军的智慧下，军人们制定了作战计划，一方面利用村庄的掩护架设起大炮，然后计算目标的路程和方向，向日军部队展开反击，另一方面则是从后山行进到制高点，当得知日军巡逻队经过时，便居高临下开始正面袭击。战斗取得了胜利，战士们击败了日军一支分队，缴获9辆坦克。这是小小的反击，是躲在战壕里的伊文思和卡帕记录下的一场胜利，而这场胜利也成为台儿庄战役的组成部分，也展示了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勇气。而对于伊文思来说，最近距离触到的战争，也是对于卡帕那句“如果你照片拍得不够好，因为你离得不够近”经典话语的实践。
这是1938年的中国，对于抗日战争来说，其实还刚刚开始，所以伊文思在纪录片最后提出了一个疑问：“他们会取得胜利吗？”为自由而战，为独立而战，注定是艰苦的，注定会付出更多，所以“这场战争可能还要十年的时间”，但是在这场“他们知道自己为何而战”的战争中，伊文思也给出了一个肯定的答案：“他们一定会赢得胜利！”近距离观察中国，也是近距离体验战争，对于伊文思来说，1938年的中国之行的确打开了一个世界，让他“触到了中国”，而其实，这一次影像记录也让中国触到了他，他看见了一个国家在战争中瓦解，也预示着在战火中形成新的国家，只不过，在1945年抗战结束，在1949年内战结束之后，他又一次惊奇地发现了中国的另一支力量。
而这支力量打开了伊文思另一个关于中国的影像世界，这个世界是红色的，当初伊文思在临走之前，秘密地把一台埃摩摄影机和几千尺胶片交给了一位左翼影人吴印咸，这位吴印咸后来被称为共和国摄影艺术的拓荒者。1938年秋，吴印咸和袁牧之两人带着这台摄影机和从香港购得的全套电影器材到达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下成立了“延安电影团”。而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伊文思再次来到中国，用手中的摄像机摄下了一个红色中国——12部各自独立的影片组成了全场12小时的纪录片《愚公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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