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8-24 《批评与真实》：环绕作品编织语言的冠冕
言语围绕着书本回旋：阅读、写作，一切文学都是这样，从一个欲望转移到另一个。
——《阅读》
没有回旋，只有重新打开——“重新”是一种重复的往返，是一种结束的开始，“罗兰·巴特文选”以“神话修辞术”和“批评与真实”构筑了一个书本，陌生的书本，厚实的书本，合二为一的书本，www.qh505.com/book/article.asp2009年8月第一版的书本，在没有撕开塑封之前，它就是一个不被阅读不被批评不被写作的书本，不是“从一个欲望转移到另一个”的书本。可是一切都必须被揭开，被撕掉，被打开，而在重新打开的书本世界里，“神话修辞学”却只是《神话——大众文化诠释》的另一个版本，购于1999年7月，阅读和评论于2015年3月，也是罗兰·巴特，也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却被置换成另一个书本，置换成另一个书名，置换成另一个译者。不仅如此，在“神话”词语的翻译上，也完全也另一种面目出现，“流行神话”变成“神话修辞学”，“摔跤世界”变成“自由式摔跤的境地”，“一名亲切的工人“变成“令人产生同感的劳动者”，“权势与放纵”变成“力量与从容不迫”，“非驴非马的批评”变成“非此即彼的批评”，“阅读和解读神话”变成“神话作为劫掠的语言” ，“阅读和解读神话”变成“神话作为劫掠的语言”，甚至“神话是去政治化的言谈”变成了“神话是一种不带政治色彩的言说方式”。而在2009年8月的新书本里，还增加了“火星人”这个陌生的词汇。
仅仅只是词语上的变更和置换，仅仅只是条目上的翻译和增加，仅仅只是译者的不同理解？可是形成的陌生化是不是有一个新的文本？而这种转变和置换是不是就如巴特所说的“接触”（Toucher）？不思考视觉而是靠书写，“在批评和阅读间挖了一条鸿沟”，把能指和所指分隔在两岸？或者更直接的疑问在于：这是不是有一种书写？从1997年7月的书本到2009年的书本，从2015年3月的阅读到2015年8月的阅读，在时间的改变中那些围绕着书本回旋的语言是不是也在改变？“巴布亚人的语言很贫乏，每一个部族有自己的语言，但语汇不断地在消灭，因为凡有人死去，他们便减去几个词作为守丧的标记。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胜过巴布亚人，因为我们尊敬地保存已故作家的语言，同时也拒绝思想界的新词新义，在此守丧的特征不是让一些已有的词死去，而是不让另一些词诞生。”引用代序，代序引用“明晰性”，在环状而无闭合的引用中，哪些词语必须死去，哪些词语需要永生？那些语言需要保存，哪些语言正在守丧？幸运是一种主观的感受，但是在某种习惯意义之外，它似乎构成了一种象征，一种不随时间逝去而消失的象征，一种改变意义而开始的诞生，但是在书本和书本之间，在词语和词语之间，在翻译和翻译之间，这样的“幸运”却成为如鸿沟一样的阻力。于是不要死亡，也不要诞生，不要守丧，也不要幸运，仅仅把每一个重新翻译的词语放置在它应该存在的书本里——还是1999年7月购入的书本，还是2015年3月阅读的书本，还是1998年8月第一版的书本，它就在那里，不去重新触摸，不去重新回旋，不去重新阅读和写作。
|
| 编号：B83·2141112·1128 |
但是，令人生畏的中介如何在批评和阅读中构建？如何使读者在和书本的对话中消除隔离？如何越过被重新翻译的词语而进入“批评与真实”？也就是如何在踏进去的时候被带向统一的真实？巴特的“阅读观”似乎只是构建语言多元化的一个侧面，而在这种“踏入”之前，真正遇到的问题不是如巴布亚人一样对词语的守丧和消灭，而是对批评的反对和处决。“新批评”作为一种流派，重视的是阅读法，是参与创作的自由，可是，在“现在”，却变成了一个冒充的运动，一种被憎恶和反对的先锋作品，“认为这些著作在学识上空洞无物，在文字上故弄玄虚，在道德上危殆人心，其所以能流行，全赖趋时媚世。”而对于这样的批评，人们采取的措施是伤害、打垮，是鞭打、谋杀，是“将它拖到轻罪法庭上示众，或者是推上断头台上行刑”——总而言之，是一件危险的东西。
危险，是因为在它面前站着一个小集团，有着一种权力，在书写和阅读之后进行自由的批评，在作品的第一次写作风格之后再加上第二次写作风格，就是给作者和评论者分配了位置，“由此侵犯了语言的次序”，也就是说，这种危险在于在固定的权力、固定的语言系统中打开了一条无穷尽的路，打开了如玩弄镜子互映的把戏，取消了批评者“警察般”的作用。而“他们”所要的批评是什么？是拟真，是客观性，是品味，是明晰性，是“说示无能”，而所有种种的标准都是让批评走在和权威分道扬镳、互不侵犯的道路上。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拟真，是模仿语言的技巧，但是本质是传统，是圣贤，是大众和舆论等积淀的人类精神，或者是与权威没有任何冲突的语言状态，“这种拟真，不以宣布原则来表现自己，既然是自然如此，便自信超乎一切方法”，而在拟真之外的方法则是一种怀疑行动，是对事物的“本质与偶然”的自问，甚至是一种被冠以“怪诞”、“荒唐”“反常”、“病态”、“疯狂”和“唬人”的荒诞，在这种行动、自问和荒诞面前，就会出现“分歧变成分裂，分裂变成错误，错误变成罪恶，罪恶成为疾病，疾病变成怪物”的危险。拟真也是客观性的一种，没有“存在于我们以外”的作品素质，没有“放任自流的荒谬性”，没有思想的分歧，只有可循的事实，只有“语言的准确性、心理统一的蕴涵和体裁结构的强制性”。而其实这种客观性是一种辞典学意义上的遵从，是消灭联想的阅读，是一种不应揭露的人生平庸状态，所以在这样的客观性中，巴特把词语称为商品，“它只有交际作用，犹如一般商品的交易，而没有提示作用。”没有联想，没有提示，当然更没有批评，在这样不具有客体属性的“品味”面前，实物变得平淡无奇，类的糅合被违禁，“具体”变成习惯，而人也只是远离精神分析，成为由“艺术创造者”的上部和“性器官”的下部组成的被解剖者。而这种客观性也导致了明晰性，“‘明晰性’并不是书写的特性，而是书写本身。一旦构成为书写，就是书写的幸福，因为其中充满了欲求的一切。”明晰性是一种保守，是一种自傲，是一种神话，是一种把不合它意的“病态”文字变成净化语言的政治行为，“奇怪的是，法国人不断地以他们能有一个拉辛（只用两千个字写作的人）为傲，却从来不埋怨没有一个自己的莎士比亚。”而这种只有一个拉辛的“明晰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巴特所说的“说示无能”的表现，“对它来说，似乎要维护的只是一种纯美学的特质，纯粹的作品，隔断一切与世界和欲望的联系。这是一个纯粹属于道德范畴中腼腆的结构主义模式。”否定了莎士比亚，否定了其他语言的权利，这一表述的结构就等同于法雷尔的建议：“有关众神，就说他们是众神。”拉辛是拉辛，众神是众神，“有关文学，就说是文学”。所以批评的拟真就是在一种通往沉默中寻找语言的替身，而这个替身不是别人，就是“瞎说”。
批评活在拟真状态中，不管是沉默还是瞎说，都是对批评的“处决”，都是对真实的否定，拟真不要分歧，客观性不要意义，品味不准说话，明晰性是不合它意，“说示无能”是没有象征，旧批评建立的标准就是抹杀了语言的分类，就是害怕语言的变革，就是只剩下书写本身——连批评也不存在。所以巴特在解构这样一种批评法则和体系的同时，着手构建一种语言的革命，构建一种批评的功能，构建一种书写的意义。“然而差不多近百年来，无疑的，是始自马拉美，我们文学地位正经历一次重要的调整：交换、渗透和融合，因而产生文字的双重功能，也就是诗学与评论的功能。”建构首先是要消除批评的危机，要将批评成为一项名副其实的书写活动，要拆解在创作和批评之间的旧神话：“无上的创造者与低微的侍从，二者都是必须的，但应该各就各位，等等。”实际上，就是要重新决定批评的地位，重新界定作家和语言的关系，重新给予语言多元性的意义。
语言的多元性，就是象征的多元性，就是意义的多元性，就是作品的开放性，“作品不受任何语境所环绕、提示、保护或操纵；任何现实人生都不能告诉我们作品应有的意义。”而这就是一种文学的新批评和新范式：“文学著作所依附的象征语言在结构上来说是一种多元的语言。其符码的构成致使由它产生的整个言语（整个作品）都具有多元意义。”而在巴特看来，要形成一种多元意义，要围绕作品“编织一个语言的冠冕”，就必须从科学、评论与阅读这三种语言中去寻找和发现。
文学的科学化不是有关内容的科学，而是有关“内容的状况”的科学，也就是形式的科学，“它感兴趣的，是由作品产生的生成意义，也可以说是可生成意义的变异。”可生成意义就是可能性，就是多元性，在话语科学的层面上，巴特认为当前语言学的任务就是“描写句子的合法性”，“描写作品的可接受性，而不是它的意义，只有在语言的合法性和可接受性中建立文学能力，才能在与“天才”无关，与灵感无关，与意志无关的规律中重新生成意义，所以巴特要让作者死去，只有当作品摆脱了作者写作的动机，抹除了作家的署名，作品才能变成神话，“我们面对的是一种书写神话学，它的对象并不是决定了的作品，而是通过一种特别的神秘的书写。人性藉此尝试去表达意义，也就是它的欲求。”
文学科学探索意义，而文学批评则产生意义，它不是翻译作品，而是通过作品“演绎意义时“孕育”出某种意义”，当作品生成之后脱离了署名的作者，其实就是脱离了一种纯粹的反照，脱离了第一种语言的意义，而在批评这种“第二种语言”的作用下，产生了“变形影像”，“变形影像本身是一种屈从于视角的限制转换”，这种转换突破了批评的三种限制：把作品中的一切都看成有意义的；把能指纳入到象征逻辑里；把客体与主体对立起来。如果批评突破了这三种限制，就是建立自己的“适当性”，就是尝试根据“确切的心灵演出”自己的语言，重建作品的象征情状。不去表达实在的主客体，没有指向藏匿或客观性所指的隐喻，那么象征就能寻找象征，“让一种语言去充分表达另一种语言”，这样的批评就完成了产生意义的目的。
而在书写本身上，阅读需要建立的是一种表态，一种行动，“一个在书写中保持着的小小行动”的意义是将阅读对作品的欲求融化在作品之中，是拒绝以作品本身的言语之外的任何其他的言语来重复作品。在书写的范式上，巴特认为中世纪建立了四种书写的职务，一种是一字不加地抄写的抄写者，一种是不加任何己见的编纂者，第三种是只为加强可理解性而加上己见的评论者，最后是只根据权威说法加上己见的诠释者。虽然后两种加上了自己的观点，但是实际上，所有的职务书写者都是在一个系统里，那就是完全忠实于“古籍”，完全在唯一“书”里“毕恭毕敬”地书写。而巴特认为，批评并非是这样一种客观的批评家，而是要在书写中避免权威，建立一种“纯阅读”的批评方式，拒绝仿作。
纯阅读是建立自己的书写方式，是实现自己的表达行动，是欲求属于自己的语言，这种书写方式和文学科学化、批评一起建立起语言多元化的体系，建立开放的作品，建立象征意义，而这三种范式也是结合在一起的，在作品的生成、孕育、书写中完成语言的一种革命，在“围绕着书本的回旋”中定义真实，也在文“只得到一个同一的言语”中编织新的冠冕。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6529]
文以类聚
随机而读
暂无留言，快抢沙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