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8-31 《楚辞》：龟策不能知事的“皓皓之白”

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夫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渔夫》

举世皆浊、众人皆醉是不是“世俗之尘埃”？我独清、我独醒是不是“皓皓之白”，可是这皓皓之白的志向，必定会遇见这举世皆浊、众人皆醉的困境，对于屈原来说，在这样的理想和现实尴尬中，他选择的是“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的归宿，而实际上，对于这样一种看起来超然的处世哲学，却依然是一种不出世的态度，在态度之后是更严酷的现实，是“游于江潭，行吟泽畔”的孤独，是“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落魄，而最终是见放而求死的宿命。

屈原流放，选择的是葬于鱼腹中的死亡方式，在他看来，是一种超脱，是一种不流于俗世的抉择，是一种深思高举的壮烈，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成为一种圣人的代表。而这样的人生定位却在渔夫面前，变成了一种偏执，一个是曾经的三闾大夫，一个是默默无闻的一介渔夫，他们的相遇注定是一种对立，屈原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夫却提供了另一种解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酾？”“淈其泥而扬其波”是对举世皆浊的一种态度，“餔其糟而歠其酾”是对众人皆醉的一种举动，实际上，淈泥扬波、餔糟歠酾，都是一种主动的行动，也是一种超越的方式，从一个无闻的渔夫口中说出，代表的是与屈原这样一个身处宫廷之中却郁郁不得志的人的一种另类解读。

而对于渔夫来说，对于真正圣人的解读是：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也就是不拘泥于一种现实，不约束于一种状态，不执着于一种自我，才能拨云见雾，才能超然独立。两种人生态度，两种处世哲学，带来的却并不是碰撞，最后依然是各行其道，屈原依然踽踽独行，依然带着英雄末路的心态，依然在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江边赴死而求生，而渔夫，则在莞尔一笑中“鼓枻而去”，不搭理这个落魄的三闾大夫，无言而别有一种深深的嘲笑，而唱歌远去中再次重申了自己的观念：“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编号：S21·2141102·1120 作者：林家骊 译注 出版：中华书局 版本：2010年06月第1版 定价：30.00元亚马逊22.00元 ISBN：9787101072730 页数：402页

渔夫是站在屈原的对面，对于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屈原来说，对于渔父的这些“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表明过自己的思想，“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通过这两个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反问而表明自己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这种理想，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所以《渔父》中的屈原，被理解为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

但是这样的强者唤不醒这个浑浊世界，唤不醒迷失的统治者，只能自沉于江河，以死来表明自己的清高和理想，这种自我牺牲看起来是一种舍生取义，但是却并不是最理想的，对于个体自我来说，甚至是无意义的，所以屈原和渔夫的相遇，实际上是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相遇，渔父是一位隐者，就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庄子说：“虚而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所以在他看来，真正的圣人是“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求变，是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的泰然。但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屈原和渔夫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甚至他们也从未打算说服过谁，尤其是渔夫，在莞尔一笑，自唱渔歌中远去。不管沧浪之水是浑浊还是清冽，在渔夫看来，总能找到自己的定位，总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就像他对待屈原一样，你怀你的皓皓之白，我扬我的浊浪之波，你做“宁赴湘流”的圣人，我则安然于打渔生活的小人物。而其实，相对于屈原执着于自己不蒙世俗之尘埃，这是一种求变的心态，这是一种超然。

以渔夫衬托屈原，褒美屈原贬抑渔父，似乎是对于这一首诗一直以来的观念，但是最后渔夫无言以别、独自远去的悠远情韵却书写了另外一种浪漫主义，似乎在渔夫唱歌声中，屈原的画面却被忽略了，他想到了什么，他悟出了什么，甚至他还是执意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似乎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渔夫给了一个像屈原一样的人不愿去思考，不愿去行动的答案，而在这种离去中，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反而更加突出。这两种不同的命运或者也折射出文本的多义性，关于《渔夫》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中认定是屈原原作，也被列入屈原二十五篇作品之一，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也认同这样的说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但也有人认为，《渔夫》中的第三人称叙述角度，以及最后“遂去，不复与言”的轻松笔调完全在屈原情景之外，甚至主角也从屈原而换做了渔夫，给了渔夫一个比屈原更超然的形象。

《渔夫》更像是一个寓言，其实对于解读屈原理想和现实冲突的人生之路提供了另一种文本，实际上，在《楚辞》中，屈原的形象已经完全变成了一种神话性的人物，那种高洁情操和理想人格完全撇除了真实意义上的个体。这种“神化”有两种实现的途径，一种是“他称”，在《离骚》中，屈原说出了自己出生的高贵：“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这是世袭的地位，而在命名上，则是“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王逸注曰：“灵，神也。均，调也。”“灵”与“天”相合，“均”与“地”相合，如此命名的就是希望屈原成为一个上可安天、下可安地，也就是王逸所说的“上能安君”、“下能养民”的于国于家都有用的非凡人才。而据《离骚》推断出，屈原出生的日期是寅年寅月寅日，这其实并非是一种凑巧，而其实有一种“神化”的意义所在，也就是说，屈原从出生、命名来说，注定要成为这样一个上可安天、下可安地的理想人物。

除了“他称”之外，屈原也通过自喻的方式对自己的一生做了注解，那就是“内美”的情怀，在他的身上，处处是那些香草，在众芳中感受自己的独特，“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杂杜衡与芳芷。”兰、蕙、留夷、揭车、杜衡、芳芷众芳六物也成为他理想化的一种外在表达，而在《涉江》中，“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宝璐。”穿奇服，带长铗，冠切云，披明月，完全是一个世外之人。而他对于自己的理想，也从不沾染俗世之气，“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离骚》中，那种求索是完全飘逸的想象：“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纷总总其离合，斑陆离其上下。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

日月、雷电、风云，以及各种神话人物的配备，屈原完全是一个神人，或者这样的自喻，这样的想象，才能让他拥有一种帝王之后的高贵气息，才能成为独怀高洁情操的理想自己，所以在《九歌》中，屈原以祭神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理想，表达自己的情怀，也通过“九者，阳数之极，自谓否极，取为歌名矣”的方式与神对话，在《东皇太一》中，他祭祀最高的天神，寻找宇宙终极的“太一”之道：“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抚长剑兮玉珥，璆锵鸣兮琳琅。瑶席兮玉填，盍将把兮琼芳。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长剑、玉珥、琳琅、瑶席、玉填、琼芳、蕙肴、兰藉、桂酒、椒浆这些意象也完全是屈原自我神化的一部分，《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东君》这些祭祀天神之歌也处处表达屈原的理想和抱负，而后四篇《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则为祭祀地祇之歌。屈原在“天神”、“地祇”、“人鬼”的体制安排中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系统，也正符合他对于自己作为天地之间理想自我的定位。

但是，对于屈原来说，理想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内美是高贵的象征，而外伤却让他找不到自己，找不到出路。现实是“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齋怒”的愤怒，是“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的哀伤，是“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的担忧，是“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的丑恶，所以在这种反差中，在这样的尴尬里，屈原感受到的是一种无情：“朝搴眦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体验到的是“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的郁闷，甚至是各种打击，但是屈原的内心是一种挣扎，怀有我这样的衷情却不能舒泄啊，我怎能强忍郁闷抱恨过此一生？

所以，在屈原这样一个自我神化的人看来，遭遇这种种的不如意甚至屈辱，一方面依然通过”天问“的方式祈求上天之神的指点，《天问》全篇共三百七十四句，提出十二个问题，涉及天地生成、历史兴衰、神仙鬼怪等问题，一方面体现了屈原大胆疑古的求知精神，另一方面却对于自己人生出路的困顿：“厥严不奉，帝何求？伏匿穴处，爰何云？荆勋作师，夫何长？悟过改更，我又何言？吴光争国，久余是胜。”如果这些都和国家有关，那么在对于自身命运的发问中，则指向了一种“宿命论”：“彼王纣之躬，孰使乱惑？何恶辅弼，谗谄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沉之？雷开阿顺，而赐封之？何圣人之一德，卒其异方？”为什么那么多圣人，他们的美德都产不多，但是最终的命运却如此迥异？向天而问，其实就是在寻找关于自身命运的那个答案，也就是，空有这样的高贵出生，空有理想和高洁的情怀，空有众芳装点的内美，却为何还是如此的命运。

无法走进现实，无法改变命运，这当然是一种宿命，在这样的宿命面前，只有“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叹息，只有“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的不解，只有“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迷惘，而最后对于屈原来说，选择的一条道路就是：“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即使自死，也不和小人同流合污，这就是屈原最后的宿命，“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个体无法在举世皆浊中保持清白，在众人皆醉中保持清醒，所以“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在这被隔绝的现实面前，屈原最后就是付诸行动：“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自命为彭咸，就是从其道路，“彭咸，殷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所以屈原在这种自死之路上找到的安慰就是：“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也就是说，他把死理解为另一种高贵，理解为另一种内美，所以对于死也开始了这样“神化”解读，死是一种“恐情质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的清醒，是一种“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得到执着，是一种“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的唤醒，是一种“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的决然，把死上升到自己身份相符的行为，当然是一种“神化”，而这种神化带给屈原的是一种心理的巨大安慰：“路修远以多艰兮，腾众车使径待。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屯余车其千乘兮，齐玉轪而并驰。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抑志而弭节兮，神高驰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偷乐。”在仪式化的命名中，屈原依然走向一种自喻的命运。

但实际上，屈原的自我神化脱离了真正的现实，脱离了解救的责任，而变成某种逃避，而当屈原以真实的面目出现的时候，他的面前就站在渔夫，所以，同样站在水边的渔夫给了屈原一个照见自我的可能，这是被流放的三闾大夫，这是“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落魄之人，这是在“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构筑的世界里无以自拔的人，所以渔夫的劝解，渔夫的笑别，以及最后歌唱而去，就提供了另一种人生之路，渔夫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而这也正是屈原所不愿选择的一条路。

而其实，自沉之死也是一种虚无，《天问》之后没有答案，《九歌》之中没有神的回答，所以那种神化的最后归宿就如《卜居》那样，是“何去何从”之后的无言，被流放的屈原在三年之后找到了太愿郑詹：“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求之于占卜，对于屈原来说，似乎并不如《离骚》中所言，是“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积极态度，反而求助于另一种虚无，所以詹尹释策而谢：“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事。”龟策不能卜知生死，不能预知人生，而“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现实并非是一种无奈，而是一种辩证，正如渔夫所说：“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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