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8-31《马丘比丘之巅》：让时间完成它的高度
你们会问，为什么他的诗歌
不与我们谈论梦境，谈论枝叶，
谈论他故国的宏伟火山？
——《我来解释一些事》
诗歌不谈论梦境、枝叶和宏伟火山，诗歌里也没有丁香的味道，没有虞美人的形而上学，没有填满了孔洞和鸟雀的雨水，在“你们会问”的疑问中，聂鲁达用“我来解释一些事”来回答：因为街上到处是鲜血，“请你们来看看街上的血，/来看看/街上的血，/来看看街上的/血！”血从何而来？从“一切都在燃烧”开始，火堆钻出地面、吞噬生灵，火便成为了血；火是谁来点燃？是那些强盗，开飞机的带着摩尔人的强盗，带指环的携公爵夫人的强盗，正在祝祷的黑衣修士的强盗，他们从天而降杀害了儿童，于是街上血流成河，“连豺狼都会拒绝的豺狼，/干刺菜咬一口也要吐出来的石头，/连蛇蟒都会痛恨的蛇蟒！”
从疑问到回答，从解释到悲剧，聂鲁达讲述了“我身上发生的一切”，这是一个从美好到罪恶的世界，我的家曾被唤作鲜花之屋，到处都是怒放的天竺葵，美丽的房子里有狗也有孩子，但是一切都被摧毁了，连同诗歌。当聂鲁达讲述身边发生的一切，他也在对死去的“兄弟”讲述，而这个兄弟就是西班牙诗人、剧作家、散文家加西亚·洛尔迦，作为“27一代”的重要成员，洛尔迦也吟咏了生活的美好，也描绘了和睦的家庭，也把梦境、枝叶和宏伟火山当做诗歌的主题，但是，他的诗歌连同生命也在流血的土地上死去：1936年，洛尔迦被发动政变的国民军杀害，“叛徒/将军们：/看看我死去的家吧，/看看破碎的西班牙”，当“叛军”制造了破碎的西班牙，对于洛尔迦的某种哀悼也是对于诗人的哀悼，对于流血西班牙的愤怒也是对于秘鲁这片土地的愤怒，对于“第三居所”的感情也是对于祖国的感情，“费德里科，你在地下/可曾记得，/你可曾记得我的有阳台的家，记得那里/六月的日光曾将鲜花淹没于你口中？”
对于诗人、罪恶、居所的同一性，也是对于愤怒、战斗和新生的同一性：每一个死去的家中都会长出金属，每一个西班牙的孔洞都会长出西班牙，每一个死去的孩子身上都会长出带眼镜的步枪，而每一罪行也都会长出复仇的子弹。“第三居所”选自聂鲁达写于1936年至1937年的组诗《西班牙在我心中》，而实际上在洛尔迦被杀害的前一年，聂鲁达出版了他的另一部诗集《大地的居所》，其中就有一首写给“兄弟”的诗：《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颂》，这是一个面对死亡之河哭泣的斗士，这是一个属于蝴蝶的年轻人一样的自由灵魂，这是一个戴上桂冠的诗人，同样，在对诗人的赞美声中聂鲁达一样发出了拷问：“如果不为晨露，诗句该为何而生？”这是一个关于诗人何为的使命性问题，它同样面对的事灾难、罪恶和鲜血之下的这片土地，同样唤醒的是经历痛苦后站立起来的人，“假如我可以在一栋孤宅里因害怕而哭泣，/假如我可以抠出双眼并将它们吞吃下去，/我便一定这样做，为了你哀恸橙树般的嗓音，/为了在诞生时发出吼叫的你的诗句。”
这无疑是诗歌和诗歌的共鸣，诗人和诗人的对话，无疑指向“诗句为何而生”和“诗人何为”的问题，“生活就是这样，费德里科，在这里你拥有/我，这个忧郁的阳刚男子的友谊”，当然兄弟般的情谊所立足和战斗就是同一片土地——“大地的居所”。诗集出版于1935年，那时的洛尔迦还活着，但是已经完成了《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的聂鲁达，完全从情诗的缠绵中走出，即使唱出的是“绝望的歌”，爱情的坟墓里依然能看见燃烧着的火焰，“被鸟雀啄咬的串串果实仍在炽烈烧燃。”但是在《大地的居所》中，爱情的缠绵和绝望已经被死亡的压抑所取代，《大地的居所》也成为聂鲁达面对死亡最晦涩的诗集，它如疾驰的火车扑面而来：
如灰烬，如漫涌滋衍的海，
于下沉的迟缓，于一片无形混沌，
或如在道路高处听到
十字交错的钟声
荡着已脱离金属的声响，
困惑着、沉重着，以被记住的
或不被看见的杳渺方式，
在同一磨坊里，幻化为尘，
而滚过地面的洋李弥泛清香，
在时间里腐烂，恒久青绿。
——《死去的疾驰》
生机盎然的一切，在迅猛的死亡之中宛如马达之轮转，疯狂地吞噬一切，它是暴风雨的黑色行动，它是汪洋般广博的无序，它碾碎了一切的时间，“我默然工作，环绕自己，/如盘旋于死亡上空的渡鸦，哀丧之鸦。”（《聚合》）但是，死亡带来的是停止，也是感知，是死亡，也是新生，“大地的居所”所具有的意义是关于命运的二重性：它在土地之上诞生而成为居所，它又在死亡之中埋入土地——如每一株植物，在生生死死中构建“土地的居所”：“复日圆环内，、硕大的笋瓜伸展动人的/枝叶，侧耳倾听：/那些，那些反复求索的，/那些饱满的，因沉重液滴而晦暗。”聂鲁达在这大地的居所中看见了生命的矛盾，“我的造物诞生于绵长的拒绝”，也看见了一种转化的可能，“一种休憩中的元素，一汪生机盎然的油：/一只不可或缺的鸟儿看护我的头脑：/一位恒常不变的天使居于我的剑端。”
| 编号：S64·2250804·2334 |
(《味道》)在《货船幽魂》中，它就表现为一种关于轮回的时间性，“幽魂用没有眼睛的脸看着海：/白日的轮回，货船的咳喘，空间中/唯一且浑圆抛物线上的一只鸟。”沉没的货船到处是死去的幽灵，它们沉寂在时间内部，但是一只鸟的轮回又“降落回货船的生活”，在死寂的时间和朽木中，如迟缓的空气“滑过黝黑的厨房与船舱”。
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诗人“诞生”的启示录，“现在的情况是我厌倦了做人。”这就是一种死亡，在“大地的居所”中安睡，“独居地下，如与死人为伴的地窖，/在冻僵的躯壳内伤心欲绝。”（《游荡》）但是大地的居所同样提供了土地和养分，“向下，在大地潮湿的脏腑/吸收、思考，终日进食。”一个“游荡”的魂灵，只有让灵魂“深入林木”，才是一次新生：坠入阴影之中，被摧毁的事物环绕，撕扯下“一磅一磅的潮湿”，行走在丧葬旅程之中，之后便是梦境的降落，然后是破裂的羊水，然后是诞生——一切都是在死的意义上开启，是死的完成中醒来，“让我们点起火，造出安静，发出声响，/让我们燃烧，沉默，阵阵钟声。”对洛尔迦的颂歌无疑是聂鲁达从“大地的居所”的二元性中认识到了诗歌的使命，也从诗人洛尔迦真正的死亡中寻找到了更具视野的诗人之诞生：从压抑和阴暗的死亡中钻出泥土，看见的是新的大地，是新的世界，是新的西班牙，是新的秘鲁，而且新生之诞生，是立于挺拔的高度，是对土地的俯视，是“马丘比丘之巅”上的放歌。
马丘比丘，位于秘鲁库斯科省西北，是秘鲁著名的前哥伦布时期印加帝国在15世纪建造的遗迹，也是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马丘比丘在克丘亚语中即为“古老的山脉”，也被称作“失落的印加城市”。马丘比丘遗址高耸在海拔约2350米的山脊上，作为是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掘中心，聂鲁达站在“马丘比丘之巅”所要完成的是对于地理、文化、历史的命名，它就是从生命之新生的“大地的居所”变成了以高度照亮世界的“大地上的灯盏”，而这盏灯能成为大地上的标志，就在于它有着永远不死的种子，“人用被白雪冻伤的手指/抚摩着种子。”（《人》）在漫长的时间之河里，人摧毁了山巅，人也用冻伤的手指抚摸着种子，这是人和马丘比丘建立的关系，但是独属于马丘比丘以及“马丘比丘之巅”的又是怎样一种诞生？在组诗《马丘比丘之巅》里，聂鲁达重构了在时间中淬炼的马丘比丘之历史，而这也正是一种人的死亡、诞生和高耸的过程。
“鲜活明耀的日子，在风雨无常的/身体里：化成/寂静浓酸的钢：/被撕成粉末的夜：/新婚祖国被蹂躏的雄蕊。”身体被撕碎成粉末，它却埋入了“大地生殖力最强的所在”；当生命呈现出一种下沉状态，它所沉淀的却是“永恒的矿脉”；而生命的悲苦，就像是每次饮下的黑浆——这些都是时间中必须经历的死亡：
当人们逐渐开始拒绝我，
慢慢锁上通道和门窗以免
我清泉般的双手去碰触他不存在的伤，
我便转身来到街和街，河与河，
城市与城市，床铺和床铺，
我咸涩的面具穿过沙漠，
在最后几间卑微的屋宅中——没有灯，没有火
没有面包，没有石头，没有寂静，孤身一人，
我因自己的死滚落向死亡。
死滚落向死亡，却也打开了灵魂的缝隙，它是生命的另一个进口，是时间的另一种开始，是大地的另一段高度，“山石的母亲，康多兀鹫的泡沫。/人类曙光高耸的礁石。”如同人类一样，“你们曾是的一切都坠落了：种种习俗、被磨损的/音节，散发耀眼光芒的面具。”石头还在，词语还在，生命还在，“人类曙光之巅：/装载着寂静的至高容器：/那么多生命之后石块的生命。”它是文明的象征，那个叫“亚美利加”的文明就是“我的爱”，“请同我一起上来，亚美利加，我的爱。”一起从陡峭的夜站立起来，抵达黎明，望见兀鹫，展开高度，星辰的飞鹰、失落的堡垒、繁星的腰带、庄严的面包……这一切都构成了“石头”的叙事，它们是石头的花粉，是石头的面包，是石头的玫瑰，是石头的源泉，是石头的书籍，是石头的光，石头就是世界，石头就是历史，石头就是生命，“我的爱，我的爱，不要去碰触边界，/也不要仰慕被淹没的头颅：/让时间完成它的高度/在它破碎泉源的沙龙。”
当马丘比丘将“石头放入了石头”，所完成的就是时间中的高度，它是属于石头的叙事，但是聂鲁达在石头的叙事中所提出的是另一个问题：人在哪里？“石头曾在石头里，人，曾在哪里？/空气冒在空气里，人，曾在哪里？/时间曾在时间里，人，曾在哪里？”石头放入了石头，而在这片土地上，和石头一起被放入的还有碎步，还有泪水，还有鲜红的血滴，还有亚美利加，“还有，还有，被埋葬的亚美利加，在最深处，/在最涩苦的脏腑，你是否，如一只鹰般，保留着饥饿？”对人的发问，对亚美利加的命运的关注，聂鲁达在“马丘比丘之巅”所看见的是另一处“大地的居所”，所构建的是另一种大地的诞生，“请给我安静、水、希望。/请给我战斗、铁、火山。/用你们的身体粘住我的身体如同磁铁。/来吧，钻进我的静脉我的嘴。/说吧，透过我的词语我的血。”
这些大地之上有更多的兄弟，“兄弟，请上来同我一起出生。”他们是维拉科查之子胡安·凿石者，是绿星之子胡安·食寒者，是松石之孙胡安·赤脚者，之所以“胡安”是一起出生的兄弟，就是因为，“胡安是我用来赴死的名字。”也由此，聂鲁达从“马丘比丘之巅”看见了更广阔的土地，更悠远的时间，它们是在兄弟的死亡和诞生中连接在一起，它的名字就叫“亚美利加”，诗集《漫歌》便成为聂鲁达在时空意义上对“大地的居所”的一种命名。在时间和空间的“漫歌”中，有着《征服者》，他们是“睡着的战士”，拥有“贝尔德兰·德·科尔多瓦”这样的普通西班牙姓名，作为征服者最后也“倒在了藤蔓与叶片间，/倒在了覆羽的大神脚下”，是西班牙殖民者《希梅内斯·德·克萨达》，他发现了新格拉纳达即今哥伦比亚的“发现者”，“他们已经进入密林：/已经开始劫掠、开始噬咬、开始杀戮。/哦，哥伦比亚！请捍卫/你神秘红色雨林的面纱。”“殖民者”更是以“红线”伸进了“秘鲁的灵魂”。在这片土地上，也有“解放者”，中美洲阿兹特克帝国末代统治者夸乌特莫克扯起解放的大旗，“你的旗帜上没有任何阴影”，但是“一只冷酷的手如石化的世纪/扼住了你的喉咙。”在对西班牙殖民者的抵抗中被俘，最后受绞刑而死，“如一位令人心痛的见证者，/直到一根粗绳缠住/纯洁之柱/并将他的躯体悬挂/在这不幸土地的上空。”(《夸乌特莫克(1520)》)在亚美利加的土地上，更有“逃亡者”，他们是在江河边生活的人，在火山下生活的人，在铜矿的硫磺阴影下生活的人，是渔民和农夫，是蓝色印第安人，是反复钉补皮面的制鞋匠人，而他们也是“所有人”，“我属于、感激、赞颂所有这些人。”（《对所有人，对你们》）
征服者、发现者、解放者、逃亡者，构成了这片土地的“所有人”，他们离开他们回来，他们征服他们反抗，这就是“亚美利加”永恒的故事，聂鲁达在把自己放入“所有人”行列，就是在这种永恒中回答诗人何为的问题，这是一个关于土地的宏大问题，却也是关于个体的选择问题，“一切都是我的黑夜，一切/都是我的白昼，一切/都是我的空气，一切/都由我经历、挨受、高举、消灭。”而个体之所为也将构成土地之所有：
梦中我被广阔的黏土环绕，
活着时顺我的手，有
丰沛的泥土涌流。
我喝下的亦不是美酒而是泥土，
隐藏的泥土，我口中的泥土，
轻负朝露的农业的泥土，
明耀豆荚的疾风，
谷粮的品种，黄金的粮仓。
——《亚美利加》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039]
文以类聚
随机而读
暂无留言，快抢沙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