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8-31《蔬菜的政治》：用筷子拨动晴雨山水
后来的人把这道菜煮得太干，忘记了
原来的主题，我们在搅拌中
逐渐失去了自己
太模糊、太软弱、太妥协
难以达到朝思暮想的形状
——《家传食谱秘方》
“后来的人”是谁？是“我们”；后来的人忘记了什么？忘记了主题，忘记了做法，忘记了味道；后来的人又做了什么？“在搅拌中失去了自己”……后来的我们也还在做着和食物有关的事，但是在“太模糊、太软弱、太妥协”中难以达到朝思暮想的形状，这就是平庸。所以在这样的平庸中，需要从后来返回到从前，需要找回失去的记忆，寻回家传食谱秘方。
“寻回”变成了告别平庸的一种必然途径，很明显，梁秉钧构建了从过去到现在“家传”的必然轨迹，正是要让记忆和味道成为后来的人的一种必须，正是要让家传的东西继续保留并发挥应有的价值，所以需要寻回。那么和后来想对立的过去到底有什么东西？那是童年的脚步经过的小巷，那是殖民地大屋中传出的香味，那是市镇“休憩我们的欲望”的零食，那是成长中咀嚼微甜的苦酸——一切都和味道有关，最有味道的当然是老祖母的鱼饼，那是“无法分辨的咸与甜的混合”。过去的记忆，过去的味道，是那么美好，当后来的我们面对平庸的烹饪，如何寻回那张家传食谱的秘方？要寻回就要知道它在哪里，在某一个阁楼或一道关上，在南欧风味的木窗下，甚至或者在大床被褥的夹缝间——但是，这张发黄褪色的纸已经被虫蛀掉了，或者再也无法找到了。
在过去和现在构筑的关系里，“家传”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断裂的可能，“寻回”就是这种断裂的写照：如果保存得很好，如果有人继承了祖母的手艺，何必寻找？但是在这里，梁秉钧对于这种断裂采取的态度，一方面是在回忆中寻找，试图将“家传”以另一种方式传承，记忆或者就是这种传承的表达；而另一方面，梁秉钧将其看成是“神秘仪式”，在“姊妹们曾经记下、亲友反复抄写”中可能已经变成了在“众口间流传”，也就是说它突破了家族的限制，成为更多人知道的仪式，也成为更多人在记忆中的美好，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只是丢失了自家的那个秘方又有什么关系？“我们到处访旧寻新/搅拌锅中种种，不知能否寻回那丰富”，它流落于别处，不正是另一种继承？
梁秉通过《家传食谱秘方》凸显了过去和现在的断裂，但也提供了从个体走向大众的可能途经，而着眼于食物的《蔬菜的政治》，不正是梁秉钧用诗歌传播饮食文化、探究美食记忆甚至寻回食物历史的目的所在？在这本诗集中，“蔬菜”所表达的美食文化是其中的重点，包括《蔬菜的政治》《亚洲的滋味》《异乡的餐桌》三辑，就是直接写食物的。在梁秉钧的笔下，美食散发出独特的味道，《汤豆腐》让我们达到了“非常禅的境地”，从《京渍物》中看到了一种渴望，“我知道，整个夏天你一直在等待/成长为京城里最美味的肌肤”，而普通的白粥，不比鲍鱼那样的极品，却在平淡中尝出众生的味道，梁秉钧于藤井、山口及林教授共饮，感受到了“新滤酒”在酒和醋的混合中，“且尝模棱的味道焕发的美浆”。“蔬菜的政治”是饮食背后丰富的文化，但绝不是大吃大喝，绝不是饕餮盛宴，也绝不是满足简单的食欲，它背后有着丰富的“政治”。
政治是什么？梁秉钧的“政治”显然也是一种丰富而多义的语义，它是《家传食谱秘方》中过去和现在的断裂，“寻回”成为弥合这种断裂的方法；它也是“不能吃”的禁令和“我想吃”的欲望之间的博弈：不能吃鸭鹅因为它湿毒，不能吃鸡因为禽流感，不能吃鲗鱼因为会哽骨，不能喝酒因为会乱性，但是越是不能吃，却也是想要满足吃，因为吃超越了吃本身，“它会在春天给我盖被/它会在夏天令我全身舒畅/它会在秋天令我头脑清明/它会在冬天把我包裹得暖和令我做甜蜜梦（《戒口》）”；它也是《鮟鱇鱼锅》中，食物对自身的超越，当食客们吃下了鮟鱇鱼锅，是食物在自我消灭中满足了人类，但是，“你带着我的一部分/我成为你的一部分/溶入更广大的汪洋”，这是人类和食物之间的对话，这也是一种从物走向艺术的创造。食物是文化传承的一部分，食物是人类美好欲望的写照，食物构筑起了“溶入更广大的汪洋”的可能，显然，“蔬菜的政治”在梁秉钧看来，也不只是这些。
《金必多汤》是“蔬菜的政治”特殊的一个文本，梁秉钧在与罗贵祥的对话中介绍了创作这首诗的背景，广州和香港在40年代的时候发展出了一种叫“豉油西餐”的食物，就是用豉油代替西餐中的牛油和芝士，这种切合中国人肠胃的创举可谓中西合璧，但是在当时来说，推出这一食物的事置身在中国和西方商人之间的“买办”，所以这种汤见证了历史。后来梁秉钧在加拿大温哥华一家怀旧餐厅点了这道汤，服务员端上来的却是奶油蘑菇汤，它的英文名字也改成了Cambridge Soup。在访谈中，梁秉钧认为40年代的“改造”是一次创举，温哥华餐厅的改变是另一种创举，食物在旅行中变异，就是为了适应新的环境，适应食客的期望，“食物由一个文化到另一个文化的流传总是发展出种种有趣的故事。”但是在这首诗里，所谓的“有趣”似乎没有了，对于当时变身为“豉油西餐”，梁秉钧的发问是：“如何在价格的差异间？赚取美味的利润？”昨天是咸鱼栏里的剩货，今天是待价而沽的珍馐，这是一种变异，背后是“把感情的买卖玩弄于股掌”的经济权力，而现在也一样，口袋里的软尺伸缩自如，算盘的各子上上下下，已经没有了统一的标准，重要的只有市场，只有买卖，“赌这一回所有财物如过山快车/突然坠落谷底/尽似无底深渊的富贵浓稠/可是蝇头小利粉末和了开水？”
| 编号：S29·2240519·2122 |
这是蔬菜另一种政治，蔬菜政治是就是相对于蔬菜本身的一种变异，梁秉钧认为，蔬菜代表的食物具有营养，营养变成我们的一部分，而我们对于蔬菜有选择权、改造权，“选择怎么样的食物，变成选择怎样的生活，选择我们变成怎样的人。”在这个意义上，蔬菜已经超出了食物的简单定位，它关涉的是口味，是伦理，是价值，是政治，“我们常常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人，可以选择一切，其实我们未必完全可以自由选择放进口中的食物，有时是由于政治的禁忌、商业的霸权，有时源于我们自小受他人影响形成的歧视和偏执。”这就是梁秉钧所说的“蔬菜的政治”，而对于这样的政治，梁秉钧也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观，“以食物为对象，不一定是要把我的意念投射在它身上，也可以是被它的特色吸引，尝试了解它，与它对话。”这就是梁秉钧将这些看做是现代“咏物诗”的一个出发点。
《亚洲的滋味》是梁秉钧对于亚洲具有代表性美食的一种书写，这里有“在异乡重造故乡的鲜嫩/安慰漂洋过海的父母？”的《新加坡的海南鸡饭》，有在肉汁自然留下中，“最底下的萝卜以清甜吸收了一切浓香”的《香港盆菜》，有“把所有日常的破碎黏合/预备一道菜所花的时间/点点滴滴收获无穷的美味”的《老挝菜肉饭》，有发现了米饭独特意义的《雅加达黄饭》：“米饭是我们共通的言语/米饭是我们安慰的母亲/米饭包容不同的颜色/米饭熨贴肠胃里旧日的伤痕”……但是“亚洲的滋味”不是单纯关于亚洲地方特色美食的味道，而是梁秉钧与美食的一场对话。从1997年开始他写和美食有关的诗，后来在温哥华举办了一个名为“食事地域志”的诗与摄影展览，其中的诗就是由香港文化出发，既是对“亚洲滋味”的一次寻访，也是向海外的华人介绍“亚洲滋味”。展览在2004年的时候回到了香港的文化博物馆，梁秉钧这次和装置艺术家陈敏彦与摄影师李家昇合作，将“亚洲的滋味”更为艺术化的展示：开出虚拟茶餐厅，墙上镶嵌了18世纪殖民地茶喝咖啡种植园的版画，墙上还印上了梁秉钧吟咏一种混合茶和咖啡的饮料“鸳鸯”的诗作，“并在诗的字位挖空，填上咖啡粉、茶以及茶与咖啡粉末的混合，观众凑近可以嗅到不同气味。”
从单纯的美食变成了艺术，而且是让观众融入其中的装置艺术，这是梁秉钧和蔬菜对话的一次升级，在他看来，不仅仅是人和蔬菜的对话，也是以亚洲为代表的东方与西方的对话，“我对亚洲文化的兴趣，令我想避免纯粹由民族主义的角度看问题。”而且是“亚洲的滋味”过去和现在的对话，“我发现很多食物的故事都连起历史。”这种多维度的对话也是“蔬菜的政治”多样化的表现，他认为其中的渗透和矛盾是另一种“东西”——诗集《东西》之外，地域之“东西”之外。但是和装置艺术展不同的是，梁秉钧在诗歌中呈现的是另一种“亚洲的滋味”，在那首同题诗中，他写到了朋友遭遇了一场地震，他却收到了朋友寄来的瓶子，在对噩耗表达悲痛的心情之外，在密封的瓶子中他尝到了腌制的蒜头的味道，却品不出滋味，“是泥层中深埋的酸涩、树木折断的焦苦？/还是珊瑚折尽鱼翻白肚的海的咸腥”，味道已经不再属于食物本身，而是混杂着更多的现实和命运，“从阳光普照的午后传来，你可是想告诉我/如何在黑暗中酝酿，在动乱中成长/千重辗轧中体会大自然的悲悯与残酷/如何以一点甘甜衬出大地人世无边酸楚？”
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滋味和艺术展览没有任何关系，甚至和“亚洲滋味”的地域性文化以及历史也没有什么瓜葛，梁秉钧将其看成是心和物的对话，“这种相遇可以是思考的、戏剧性的、幽默的、讽刺的、论述的、幻想的、公共的或是私人的。”这种多元化也许就是《异乡的餐桌》所传递的主题。当诗人远离故乡，当诗人暂居异地，他如何寻找对话物，无疑餐桌上的食物就是一种咏物的存在，就像《啤酒馆》里的每一种啤酒“都有一种性格在背后”。但是，餐桌只是异域勾起思绪的一种触发物，在异国他乡，食物反而渐渐被遗忘了，《在雪美莲家吃晚饭》这首诗里，他想起和朋友的点点滴滴，“一眨眼时间过得很快/我记不起我们吃过什么了”。于是，异乡的餐桌上不只是摆放了食物和菜肴，而更多是对于历史、文化的思考：他和朋友行走在巴黎的街上，对香港的历史不太清楚，却想起了“南西姑姑”，“她知道巴黎最时兴的去处/她出现的都是最好玩的派对/南西姑姑是我的偶像”；在《柏林的四月》中，想要见面的朋友已经搬了家离开了城市，于是想起了曾经一起对饮的时光，于是四月的河水还是流动，于是“窗外/飘下白色的雪絮溶进四月的诗句中”。
相遇或不相遇，想起或不想起，异乡到底带来的是生疏还是重逢后的亲切？在这里其实梁秉钧笔下的“异乡”并不是地理意义的，而是历史意义的，它在另一个维度里就是变异。在莱茵河畔看见兵马俑会有怎样的感觉和思考？这是“东西”之间的对话，但是对话不是由空间带来的而是时间意义上的，空间只不过对这种时间的变异有了更广阔的背景，“葬入深远的历史又再挖掘出来/不能说没有各自的神貌/但是在异乡观看的眼中/怕都只是没什么表情的中国人吧？”那秦俑的背后是什么？是扭曲，是血腥，是饥荒，是灾祸，“你的帝王/比别人埋葬更多儒士和书本”，对历史的审视变成梁秉钧最后面向现实的疑问，“从河边吹来的和风/可会熨帖你重重挫折的胸怀？/心中陵墓重门扣藏的千年暴戾/可会有一日在阳光下融化？（《莱茵河畔的兵马俑》）”可谓是历史的一种沉重，这是梁秉钧从饮食到文化再到历史的一种思考，那些关于美食的诗歌既像打油诗，又像口水诗，传递的都是一种轻松的感觉，“打油”和“口水”的风格似乎也成为了梁秉钧对食物的一种注解，但是透过食物，梁秉钧和物的对话却触及了更多的“蔬菜的政治”。
《北京戏墨》仿佛是对历史和文化的一次“戏墨”，胡同是北京文化的代表，但是，“我走过胡同/你已从墨尔本归来/帮老外在桥边弄了酒吧/并且热烈投入了房地产生意（《胡同》）”长城是北京的地标，游客遇到的是什么？“孟姜女劝你买长城纪念品/昭君才刚出塞/包车的师傅/老早就想回去再兜一转生意（《长城谣》）”还有那些故居，“还在画几笔墨虾，看蝌蚪的稚趣？/劈柴胡同变了辟才胡同/在一条很多盗版DVD的街道上/我找来找去找不到你的故居（《故居》）”从北京到香港，一样是一个逐渐变异的城市，这是“我们与昨天碰个满怀/却怎也想不起今天”的香港，这是“我们不断在换衣服衣服不断在换我们”的香港，即使在食物的层面，猪肉引起了涨价，生猪买手、供应商、民主党、报纸的社评、街市的阿婆各有评说，只有“躺在屠房的猪”表示，“目前的猪肉减价战/只是人类单方面的行为”；还有“生鱼引起的恐慌”，最后变成了一场国际贸易战，“不惜一切向敌人宣战！/不惜一切向生鱼开战！”这似乎就是一个经历了非典而“非电影时期”的香港，“你的非典型地扩张的热情/一下于公开在冷漠的眼前/戴上口罩，不见羞愧或鄙夷/自嘲的眼睛也自悯，隐藏了/但也同时显露了那么多（《非典时期的情诗》）”
实际上，“香港2，3事”是梁秉钧的诗歌，也是另一场关于香港的装置艺术展，2003年底，梁秉钧、李家昇和艺术家“我是山人”在城市大学做了这个展览，诗歌一方面是展览的内容，另一方面展览也成为了诗歌的主题，“香港2，3事”是发生在香港的故事，也是香港人书写的故事，但是这其中有着强烈的香港历史记忆。“我是山人”用红蓝白胶袋为材料设计了展览，这种红白蓝的胶袋就是过去回乡探亲时人们常用的一种袋子，里面可以装很多东西，而现在这种胶袋自然不多了，当它们变成了艺术品材料，甚至整个展览的墙、床和剪纸都用了这个材料，这是怀旧？这是批判？这是创新？梁秉钧写了《红白蓝》的诗，“红红红烈日下褪色/白白白话愈来愈少/蓝蓝蓝老在灰尘里”，在对于“红白蓝”各自命运书写的同时，也提出了疑问：“可否重组红蓝红蓝可否可否/裁剪蓝白蓝白成为新的衣裳？/说出说出白红白红新的语言？”无疑从过去的工具到消失的记忆，再在艺术中复原，梁秉钧在诗中提出的问题在展览中变成了回答，而且他们还将“香港2，3事”的诗歌和映像，都剪裁成了红白蓝胶布，最后展示出来成为艺术展的一部分，这就是梁秉钧所说的《红白蓝示范单位》。
以艺术为示范，红白蓝终究是艺术的符号，装置艺术也罢，行为艺术也好，在某种程度上被抽离出来而艺术化也正是文化际遇的形象表达，或者很多成为记忆的东西只能在这一层面上能够复活，它已经无法融入真正的生活，无法成为日常叙事，甚至更多了一些遗憾。所以梁秉钧的对话最后不得不回到物本身，回到蔬菜本身，“带看你的文稿经过查尔斯桥/想今天该买什么菜”，在《为叶辉的食经写序》中，梁秉钧把叶辉的文稿又变成了一道道美食，“用筷子拨动晴雨山水/从热汤里可以看见云霞/什么时候再共赏一尊好酒/细论嫩芯的茄子老去的黄瓜？”这也是一种回归，而这种“用筷子拨动晴雨山水”的回归不正是对食物的尊重？写诗和做菜、艺术和烹饪，不是同为品味？不是一样咀嚼？不是同样对平庸的拒绝？“避开庸手自煮满桌的新味/细爵散文的厨艺与诗的火候/让我从劳帮忙细切葱蒜/带出你调理的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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