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8-31《波斯女人·制帽匠》：粗暴地奚落了人生
人们做的事情，很多都是错误的，他说，几乎人们做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如果深思熟虑地动脑子想，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错误的。
——《制帽匠》
这是鞋帽匠对住在隔壁的律师“我”所说的话，两天后，我从报纸上得知，有一个人从四层阁楼上载下来自杀身亡，“自杀者是个制帽匠。”鞋帽匠是从四层的阁楼上载下来，却是一次自杀，为什么两天前还在对我说起家里的事的鞋帽匠会突然选择自杀？他所说的“错误”并非是导致他自杀的原因，罪魁祸首是在他说完“错误”之后所说的“不幸”，“可能不幸特别看好我这个人。”错误是属于人们的，它不意指某一个人、特殊的人，而不幸却属于个体，当不幸降临，在无法逃避也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唯有自杀才是对错误和不幸的解脱。
但是对于制帽匠来说，他所遇到的事的确是错误，但也不能说是不幸，甚至只是一件生活中的小事：他一辈子就是制帽，生了个儿子，也继承了制帽这门手艺，“我十七岁时已经掌握了制帽技术，我的儿子像我一样，也在十七岁时满师出徒。”而且在制帽匠看来儿子天生就是制帽的灵工巧匠，因此家族的手艺变成了远近闻名的精品帽店，还出口世界各地。这本是一件家族的荣光，也是家庭的幸事，但是儿子却和一个不好的女人结婚了，之所以不好，就在于儿子不再属于他，不再听他的话，结婚后他们好几个月没有碰面，“这就是问题的根源，我的愿望是怎样的呢，我总想，我的儿子要么不结婚，要结婚，那应该是带来幸福的婚姻，可是随着这个儿媳的到来，我们家就交上了厄运……”制帽匠把这桩婚姻看成“不幸”，而且不幸也延伸到了他的身上：结婚后儿子生了孩子，就劝他从二楼搬到了三楼，后来又生了孩子，直到第四个孩子马上要生，他们让他搬到四楼。从一楼到二楼再到四楼，制帽匠不停搬家，是因为属于自己的空间不断被儿子占有，不断被儿子背后的女人占有，不断被儿子和女人所生的孩子占有，本来制帽匠也可以做出牺牲，但是四楼根本不适合人居住，“那些不宜人居住的小房间，低矮狭窄，以前可以安排仆人住在那里，今天连仆人你也不能让人家在那里住了，人家会因为条件太差而跑掉的……”
连仆人都不住的四楼，却让制帽匠去住，制帽匠认为不幸不是地位的下降，不是生活条件的改变，而是属于自己的东西一件一件被拿走了，“生意再好，店铺再兴旺又有什么用，一切都没有意义……”但是即使如此，一个制帽匠也不至于在生活中没有遇到过比这更大的困难吧，在他看来这也是一个“说它复杂是特别复杂，说它简单也简单得很”的家庭琐事，即使是错误，甚至是不幸，怎么让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自杀？制帽匠自杀身亡，同样选择的还有《波斯女人》中的波斯女人，做科研的“我”在莫里茨那里遇到了瑞士人和他的伴侣波斯女人之后，他们有过两次散步以及几次交谈，后来好久没有波斯女人的消息了，在我生日后的一天偶然读报纸时，就读到了一条报道：一个外国女人在米尔地区“扑倒在载有数吨水泥的大货车轮下”，按照莫里斯的说法，整个人被货车碾得粉碎，“惨不忍睹”，而且在瑞士伴侣并没有处理后事的情况下，波斯女人被草草埋在了林茨市公墓的竖井式集体墓穴中，“莫里茨，在波斯女人下葬只过了两周后，向有关的公墓管理处询问，已无法得知具体埋在哪一处墓穴里。”
| 编号：C38·2250720·2332 |
制帽匠因为被搬到了四楼而选择自杀，波斯女人朝向水泥货车而自杀，两个人选择了同样方式告别这个世界，《波斯女人·制帽匠》两篇合在一起的小说，就是合在一起的死亡，死亡看起来是如此轻易地发生，但是托马斯·伯恩哈德不是说过：“想到死亡，一切都是可笑的。”制帽匠和波斯女人的死，难道也是一种可笑？他所说的“可笑”意味着什么？当一个人选择自杀结束生命，一定是勇气的表现，甚至是一种向生而死的决然，但是无论是制帽匠还是波斯女人，他们最后自杀，一定不是勇气，而是没有勇气，没有勇气面对错误的人生和不幸的生活，没有勇气再忍受不公和痛苦：对于制帽匠来说，四楼之后也许还会将他赶出房子，连最后的自尊之地都不将拥有，所以从四楼载下去也是保留了最后的地盘；而对于波斯女人来说，情况似乎更为复杂，但是自杀也变成了无法活下去的必由之路。
波斯女人出身于民你们王族，家族属于伊朗上层社会，她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还在英国和法国上学，认识了瑞士先生之后，她为他开辟了业务上的很多道路，他们也在世界各地游历，一直生活在温暖、阳光充足的地方。但是当他们渐渐老了之后，瑞士先生越来越频繁违背波斯女人的意愿，甚至他肆无忌惮的我行我素让人匪夷所思，就是在和我第二次散步时，波斯女人说她的余生会生活在失望和沮丧之中，因为瑞士先生“粗暴地奚落了她的人生”，她只能实施自我毁灭的过程，“瑞士先生，她的生活伴侣，她说，憎恨她拿他的事业前程做赌注，她的原话如此，在公墓和树林后边建造了这座房子，为的就是要摆脱她。”他们找到莫里茨要买墓地后面的那块地作为居所，不是别的，真是为了在她快六十岁的时候离开她、抛弃她，这块地根本无人问津，就像墓地一样阴暗，而瑞士先生这样做就是给她选择了墓地，所以，“她所接触的人太让她厌恶了，与人打交道太让她失望了，让她在失望中成为孤家寡人。”我曾经以的肆无忌惮的方式问她，“她是否有一天也会自杀”，波斯女人听完我的话笑了起来说，“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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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恩哈德：想到死亡，一切都是可笑的 |
所以波斯女人似乎和制帽匠一样，因为家庭的琐事而无法再忍受孤独、痛苦和逐渐丧失了尊严的生活，最终选择了自杀，但是这里依然有一个问题，家庭生活造成的困境让他们无法摆脱，以结束生命的方式结束这种痛苦，代价是不是太大了？或者说，伯恩哈德创造了一种夸大的死亡？在两部短篇小说中，伯恩哈德似乎在表达他的死亡观，当他说出“想到死亡，一切都是可笑的”这句话的时候，是在1968年奥地利国家文学奖颁奖仪式上，伯恩哈德是获奖者，致辞中他表达了对死亡的嘲笑，更是批评了奥地利，说“国家注定是一个不断走向崩溃的造物，人民注定是卑劣和弱智……”结果在场的文化部长拂袖而去，各界名流也相继退场。他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公开宣称不接受任何文学奖项，据说他曾被德国国际笔会主席两次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伯恩哈德也明确表示如果获得此奖他将拒绝接受。
“想到死亡，一切都是可笑的。”伯恩哈德表达了死亡观，更是为了批评了社会，他对死亡的嘲笑就是对造成死亡的社会的讽刺，而在《波斯女人》而和《制帽匠》这两篇小说中，自杀身亡当然也成为伯恩哈德对社会嘲讽的一种表达，这也使得他被称为灾难作家、死亡作家、社会批评家、敌视人类的作家的原因所在，所以在另一个意义上，这两篇小说写的是波斯女人之死和制帽匠之死，但还有第三种死亡，那就是我之死——伯恩哈德就是在死亡叙事中完成对社会的死亡批判，“我”是死亡的听说者，也是死亡的探索者。在小说中，我都是自杀事件的见证者，但是这种见证非常奇怪，波斯女人和制帽匠自杀的消息都是我从报纸上读到的，死亡被印成了文字，变成了一种公开的报道，进入了公众视野，我当然是作为其中的“读者”而存在的，在这个意义上，我就是社会的一部分，我是死亡的旁观者；但是我住在制帽匠的隔壁，当制帽匠从四楼自杀，我应该能听到响声，甚至可能是在场者，同样波斯女人也曾和我散步聊天，共同喜欢音乐和哲学，讨论舒曼的音乐和叔本华的哲学，两个人比波斯女人和瑞士伴侣走得更近，因为他们甚至都保持着沉默，而且我也曾问过波斯女人关于自杀的问题，我完全能够察觉出波斯女人的情绪变化，甚至波斯女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还会向我倾诉，但是她还是选择了自杀——仿佛波斯女人和制帽匠远离了我的存在，他们的自杀是在绝对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做出的。
这是社会隔阂的体现，这是人们“错误”做事的原因，这也是个体不幸的隐喻，“现在我知道了，我们许多年甚至数十年从一个人身旁走过，却不知道这人是谁，现在我知道了，我二十年之久从一个人身旁走过，到头来却不知道他是谁。”在这个意义上，我的存在注解了这个冷漠的世界，这个不幸的社会。但是在另一个方面，我的见证正说明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社会对我的压抑和异化也使我必然走向死亡这一步——他们只不过是先行一步的影子，而这种被社会异化而决然的态度，也正是伯恩哈德的社会观：拒绝接受社会的荣誉，保持和社会的距离，否定社会的规则，甚至批判国家、权力、制度、秩序等既在的一切，“只有真正独立的人，才能从根本上做到真正把书写好。”
没有任何分段的《波斯女人》就像是死亡本身，它压抑着生活，它让个体不断扭曲：我是个科研工作者，写了几百封寄给朋友、熟人和科研工作者的信，但没有一封寄出，我就是一个完全不和人来往的人，“我实际上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疏远所有与我能做思想交流的人，最后完全将自己封闭起来，放弃一切与外界的交往，只保留着那种最必要的、所谓土生土长的联系”，所以我生活在孤立·、封闭的世界中，这不仅仅是一种个性体现，更在于变成了一种精神疾病，如果极端的话，无疑就是自杀。但是和自杀者唯一不同的事，我还在寻找一种出口，去找莫里茨，向他说出自己在精神上和情感上的疾患症候，一方面于我来说也是在一意孤行中把莫里茨当成发泄怨恨的对象，另一方面也是缓解自杀压力的办法。也就在那里认识了波斯女人，在和她一起散步后生活发生了改变，那就是一种真正的“交谈”，“我们默默地交谈，我们的谈话是一种可以设想出来的最热烈的谈话，说出声来的词语，为听觉组合排列着，是不可能具有如同沉默交谈这样的作用的。”
所以在这里，波斯女人的痛苦就成为了伯恩哈斯社会观的一种投射：喜欢舒曼的音乐，喜欢叔本华的哲学，这是生活在压抑、失望、沮丧中的一种释放，“每逢我要把阅读纯粹当作一种乐趣，一种全面洗涤自己心灵的乐趣时，我就拿它来读。”而另一方面，音乐和哲学，甚至和他人的交谈并不能彻底释放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个体，更来自社会，这就是“无政府主义”：
多年来我所观察到的对精神的敌视达到了新的高潮，统治者要求人民，或者更确切地说，要求民众去谋害精神，煽动他们围剿精神和头脑。突然一夜之间一切又在独断专行，数周、数月里我深受其害，亲身体会到人们如何在谋害有思想的人。那种把一切不适合于自己的都要铲除掉的平庸、狭隘的民众意识，尤其是在思想和精神方面占了上风，突然受到政府，不是个别的某个政府，而是欧洲所有政府的重视，为它们所利用。
这是我对波斯女人所说的国家和社会，作为个体，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斥着暴力、阴谋和卑鄙无耻的世界中，只能选择和社会的隔绝，只能在封闭中活着，而波斯女人从名门望族到被瑞士伴侣抛弃，这也是社会症候给他带来的痛苦，所以她更走向了一种极端：她说，无政府状态是注重精神境界的人头脑中的一切；她说，无论是哪一个社会，都必须被推翻和废除；她说，这里的人恶毒、粗暴，这是个到处都危及个体、不人道的国家；她说，“如同我毫无希望，您也是如此，不管您逃避到哪里。您的科学是荒谬的，任何科学都是荒谬的。”把个体的问题归结为社会的原因，把个体的死亡也变成被社会扭曲的悲剧，在这个意义上讲，个体毫无希望的生活正是实践着整个社会的绝对荒谬，没有所谓的人生，更没有所谓的理想，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爱，也没有相遇之恩、邻里之情，死亡在别处发生，死亡被写进报纸，就像一个笑话，“就把我当作一段插曲吧，权当您听了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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