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0-01 《耶稣的童年》：我穿过有倒刺的铁丝网
每个人来到这个国家都是异乡人。我来的时候是异乡人，你来的时候是异乡人。伊妮丝和她的兄弟也是异乡人。我们从不同的地方来到这里寻找新的生活。但现在，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所以，我们必须彼此协作。我们协作的一个方式就是说同样的语言。
——《第二十二章》
陌生的国家、陌生的语言，贴在一个人的身上，就会让人有一种无法摆脱的“异乡人”感觉，可是如果认同一个国家，言说同一种语言，是不是就是融入？是不是就是成为国家的主人？是不是会安然于一个家？西蒙把这样的融入叫做“规则”，生活在规则里，就是要去除自己身上的异乡人印记，就是不应该拒绝，不应该逃避，不应该对抗，就是重新生长出记忆重新进入现实重新走向明天。“如果你拒绝这样做，如果你不好好对待西班牙语，坚持说你自己的语言，那你就会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孤独的世界里。你会没有朋友。你会被人遗弃。”对一个五岁的孩子灌输语言，灌输规则，是不是也意味着扼杀？
西蒙是谁？大卫是谁？他们又是怎样一种关系？只是一条漂泊的船上相遇，只是一个陌生的国家相怜，对于男孩和男人来说，他们其实都是独立于外的“异乡人”，都是寻找规则的陌生客，讲西班牙语，寻找新的工作和新的学校，难道就是一种“协作”，就是将一条船上的相遇变成永恒的照顾？看起来充满了童话色彩，甚至对于西蒙来说，那些讲给大为关于规则的话也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在他的内心深处挣扎着和大卫一样的疑问：“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举目无亲的国家，在这儿从头学习西班牙语，学习这种压根儿不是源自我内心而只是为了与人交往的语言？为什么我要来这儿扛沉重的麻袋，日复一日，像个负重的牲口？”
陷在一样的困境中，所以对于西蒙和大卫来说，他们用一条漂泊的船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从来不是为了寻找自身的归宿，从来不是获得个体的信仰，也从来不是为了适应规则永远地生存下去。“我来这儿就是为了把这孩子带给他的母亲，现在，我的任务完成了。”西蒙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孩子找到母亲，让孩子不被遗弃，仅此而已，但是这种对于“母亲”的寻找完全是一种形式意义的，也就是说，在西蒙那里就是一个任务，当伊妮丝毫无怨言地接纳大卫，也就意味着从一条船开始的漂泊有了归宿，也就在形式意义上消除了“异乡人”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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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C73·2150424·1163 |
一封信的丢弃，更像是一个寓言。大卫的父母在哪？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在哪？这些记忆也都被“弄丢”了，去除了出生，去除了父母，去除了故乡，甚至去除了语言，对于大卫来说，个体实际上就只剩下一个身体，人生其实并不应该因为一封信的丢弃而成为一片空白，也不应该为了形式上的寻找而纳入规则之下，即使让大卫学习陌生的西班牙语，即使让他去除异乡人的感觉，即使伊妮丝成为他的母亲，那种被规则改变的人生难道就是大卫最后的归宿？
实际上，西蒙给大卫设定的“回家”努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自己寻找归宿。同样是漂泊的船，同样是陌生的国度，同样是艰难的生活，同样是学习新的语言，大卫也是为了去除自己身上异乡人的痕迹，甚至是为了去除自己记忆的痕迹。与大卫意外“弄丢”不一样，西蒙至少是带着某种目的来到这里的，这种目的就可以看成是人生某一个阶段的归宿，所以他要寻找工作，要学习西班牙语，要成为一个活在现在的男人。西蒙曾经也被遗忘，曾经也失去母亲，他身上也找不到那封信了，所以偶遇的大卫变成了他的另一种寄托，变成了他的另一个希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过去的自己，而大卫比西蒙的优势更在于，他是一个更幼小的孩子，更容易遗忘信件，更容易找到新的父母新的归宿。
“起源于你曾有过被遗忘的经历。这跟那男孩和他的幸福毫无关系。”埃琳娜似乎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西蒙行动的所有理由，所以打网球、处女、不合世俗的伊妮丝成为西蒙“沉湎于个人计划而随机选中的女人”，满足于自己的意愿，也最终变成了另一个自己。但是这像是一个冒险，伊妮丝为何要接受大卫，为何会成为他的母亲，为何可以去除他的孤独？伊妮丝逃避着现实，西蒙曾经就说过，她也是异乡人，也是在寻找自己的归宿，“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只是因为要协作，要生存，所以他们便成为母子，便延续没有血缘的亲情。
但是这种亲情是虚假的，甚至是虚拟的，“但伊妮丝不是他的母亲！她没有孕育过他！她子宫里没有怀过他！不是她伴随着鲜血和阵痛把他带到这世界！她只是你一时心血来潮选中的某个人。”没有孕育的过程，没有阵痛的经历，没有出生的喜悦，在伊妮丝的“母亲”命名中，大卫的身体和伊妮丝的母体没有任何关系，而这种形式意义的母子关系反而让大卫充满了不安全感。而且最致命的是，即使伊妮丝像一个母亲一样，让大卫暂时去除了异乡人的感觉，但是父亲又在哪？
大卫将他从船上带下来，帮他寻找母亲，在某种意义上他就成了大卫的父亲，可是西蒙一直在强调的是：我不是他的父亲，“可不管怎么说，我不是大卫的父亲。他母亲是他的母亲，而这不是父亲。这是有区别的。”在阿尔瓦罗的面前他这样说，在埃林娜的面前他这样说，甚至在大卫的面前也这样说，他把和大卫的关系说成是“虚拟的关系”：“他和我之间是一种抽象的关系。我是以一种抽象的亲属关系照料他，但是对他并没有本来就应该担负的责任。”西蒙为什么撇清和大卫之间的父子关系，在他看来，或者也是为了保持自己的个体意义，不想在大卫的成长中看见自己那无法抹去的记忆，他来到这里就不想承受过多的记忆之痛，不想在大卫身上看见自己的过去，所以他在“去记忆化”的个人规则下构筑一种逃离的生活。
他强调自己不是大卫的父亲，强调男人和女人不同的职责，“你难道就不能这样对自己说：母亲给予孩子的是实质性的东西，而父亲只是提供了一种理念？”女人负责的是孩子的成长，孩子的物质，孩子实质性的东西，所以大卫和伊妮丝生活在一起在大卫看来就是合乎规则的母子生活，而父亲意味着一种理念，一种形而上的存在，所以孩子对于父亲的需求永远是虚拟的，“你知道，相对母亲来说，父亲并不那么重要。是母亲把你从身体里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她给你喂奶，就像我提到的那样。她把你抱在怀里保护你。而父亲有时可能是一个游来荡去的角色，就像堂吉诃德那样，当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并不总在那儿。他帮助母亲生出了你，只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但是后来，他就走开了。等你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也许已经消失，去寻找另一种新生活了。”这像是西蒙对自己身份的解脱，所以他要如此草率地将大卫交给伊妮丝，所以他会完成任务之后急切地回到自身。
自身消除了记忆，自身也在重构生活，这生活是拼命寻找工作，这生活是发现女人和欲望，那个安置中心的安娜总是给他一种原始的冲动，一种属于男人的欲望释放，安置中心在某种意义上像是一个妓院，所以在安娜挑逗般的身体语言里，西蒙看见了属于一个男人的情欲，释放出来，占据一切，甚至取代了在大卫意义上的虚拟父亲角色。这是一种寻找，也是一种逃避，他加入了“舒适沙龙”成为会员，他申请成为个人治疗师，他释放着自己属于男人的另一面，“我对美貌有着饥渴感”西蒙无非是要重建自己的秩序，要改变过去的一切。
但实际上，这样的改变也是一种虚构，欧根尼奥对他说：“我们开始讨论冲动问题时，特别申明不是针对某个特定对象。是说，并不是某个特定的女人让我们感到冲动，而是一个抽象女性概念，一个理想化的女性。……因为那种地方宣称所能提供的理想女性，只是跟一个蹩脚的样本去媾合，留给寻求者的只能望和悲哀。”讲西班牙语、杠沉重的麻袋，把大卫推给伊妮丝，这样对于规则的接纳却并不能使西蒙成为另一个自己，在码头工作的阿尔瓦罗就对他说过：“这不是一个可能的世界，这是唯一的世界。不管这个世界是不是最好，这都不由你也不由我来决定。”
宿命论的生活，他们依然像那一只只在码头上的老鼠一样，“凡是有船的地方就一定有老鼠。凡是有仓储的地方就一定有老鼠。凡是我们人类繁衍的地方，老鼠一样在繁衍。”在西蒙面前的是工友的死亡，是自己的受伤，所以在这样一种“吃是为了生活，生活是为了吃”的生命形态中，人的尊严，社会的公正又从何而来，个体的归宿意义以及信仰又在哪里？迷惘的西蒙似乎又从大卫身上去发现意义，伊妮丝是他的母亲，他必定需要一个父亲，所以西蒙的角色就要从一个男人变为一个父亲，从虚拟的父亲变为现实的父亲，从异乡的父亲变为有感情的父亲。
在这个转变中，伊琳娜提供的途径是：“你不必喜欢那女人，她也不必喜欢你。你只要跟她交媾就是了，你看着吧，九个月后，你就要做父亲了。简单得很。任何男人都会的。”也就是说这样的角色定位依旧是关于身体行使的权利，依旧是形式意义上的关系，而在为伊妮丝通下水道的接触和对话中，在和大卫的聊天和呵护中，西蒙似乎渐渐找到了一种现实中慢慢维系的感情。“嗯，没有一个女人仅靠自己就能有孩子，她需要一个父亲来帮助她，她应该知道这一点。”这不是身体的交媾，不是形式意义的父母，而是需要——他需要大卫，她需要大卫，而他和她也必须需要对方，“每一件物品都有自然期限。那个旧杯子曾经有过好时光，现在该是它退场的时候了，它应该给一只新杯子让位。”
新的生活，新的关系，新的信仰，西蒙甚至就把自己的生日和大卫放在了同一天，“因为他们乘坐同一条船在同一天抵达，他们一起抵达的那天，作为开始新生活的日子，被指定为共同的生日。”共同的生日，共同的命运，共同的信仰，而在大卫遭遇学校事件的过程中，这种共同性越发紧密。六岁的大卫进入公立学校读书，但是老师里奥的评价是：“与符号认知有关的特定缺失。对于词语和数字的感知。他不能阅读。他不能书写。他不能数数。”一个在学校里讲着疯话的孩子被认为是心理有疾病，“大卫的生命中没有精神支柱。因此他要退缩到一个虚幻的世界里，他觉得只有在那儿他才能够把握自己。”所以大卫不安分，甚至只有自己能看见火的世界里，他被建议去阿雷纳斯角上特殊课程，也就意味着一种平等性和正常性生活和权利的丧失。阿雷纳斯角特殊学校实际上是另外一种规则，将大卫视为异类的机构，所以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在强制性的裁定中，大卫、西蒙和伊妮丝结合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开始了反抗。
大卫说，要和伊妮丝一起做吉卜赛人；伊妮丝说，要逃避法律，睡在灌木丛里，拿浆果填肚子，而曾经疑问和反对的西蒙最后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在经历了码头受伤之后，他发现自己的那种合乎规则的生活其实错误百出，“我错失了某些东西，欧根尼奥。我知道事情不应该是这样，就是这样了。对我来说人生欠缺太多。我希望某个人，某个救赎者，突然从天而降，挥舞着魔杖说，注意啦，读这本书，你所有的主题都能找到答案。或者，看哪，这是为你设置的全新的生活。”那个从天而降的救赎者是谁，不是别人，就是自己，曾经以为必须讲西班牙语，必须接受规则的西蒙第一次把生活当成了可以改变的诸多不可能，“如果我们愿意，二加二也可以等于三，或是等于五，或是九十九。”在大卫逃离学校的过程中，西蒙也第一次发现了自己可以被改变的命运。“我跟你说过我要逃走的。我穿过那道有倒刺的铁丝网。”光着身子的大卫无疑成为一个反叛者，有倒刺的铁丝网毕竟无法关注每一个渴望自由的个体，所以从那种规则里逃出来，对于大卫，对于西蒙，甚至对于伊妮丝来说，都是对于宿命的一种反抗。
“如果孩子说有倒钩铁丝网，那我就相信他，那儿就有。”伊妮丝相信可以逃避，西蒙相信可以改变，三个人变成了命运共同体，他们叫做“大卫之家”，“那你是王后，西蒙是国王？我们是一家人了？”没有父母的大卫在这个没有西班牙语特有词汇的家庭里第一次拥有了温暖，而他们的反抗和逃避充满了艰辛，大卫的眼睛被达戈先生魔盒里镁粉所伤，“我一直跟你说，我能看见，你看不见我只是为魔法隐身衣的缘故，它让我看不见了。”看不见的是现实，是规则，而在那个只属于自己的信仰里，“我就可以飞。我能看见整个世界。”
穿过倒刺的铁丝网，闭住被弄伤的眼睛，漂泊或者流浪，遗弃或者歧视，都变成了另一种记忆，然后抹去，然后更新，然后像回到父母身边一样的成长，“就这样。找一个住的地方，开始我们的新生活。”那里真的住着一个从童年开始的耶稣，一个从天而降，挥舞着魔杖的救赎者，一个从类没有被信件羁绊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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