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2-18 《共进午餐》：被动中的身份认同

此前与此后，愤怒与笑容，“这是我的沙拉”和“谢谢”，就在那面对面坐在一起时成为一个转折点，你一口我一口，就仿佛是一个被放大的瞬间，被定格的标注，目光区别了鄙弃和和解，表情区分了漠视和温暖，最先的争夺变成了融合，甚至一杯咖啡，一种笑意，将丢掉皮夹、抢走沙拉的尴尬现实化解。

分割线。如果从这条线往上推，此前的一切是两个人，两种阶层的对立。在火车站里，一个妇人，穿着厚实衣服的妇人，拎着购物袋子的妇人，准备乘坐火车的妇人，从着装、步态和神情上来判断，她就是生活在上层社会。在购物袋、皮包、火车组成的意象里，妇人实际上就是一个现代体系的象征，一种享受文明的符号。但是这种享受却似乎建立在与别人的对立之上的，她的存在凸显了另外一个背景，火车站的拥挤、混乱，匆忙的人流中还有最下层的那些流浪者和乞丐。所以在妇人走进火车站准备坐火车的行为中，就明显地将潜在的矛盾激发出来。

她经过那些乞讨人员和流浪者身边的时候，是鄙视的，甚至是厌恶的，而当有人不小心撞上她将包里的东西散落的时候，这种矛盾开始尖锐化，她去捡掉落在地上的东西，而且当那个人帮她捡起来的时候，她并不感谢，甚至不想让他触碰自己的一切物品。而这一次的意外让她错过了火车，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她是因为他的出现和碰撞，才怪罪于他，而当她发现皮夹里的钱丢了之后，无形之中就把刚才的那个人当成了小偷，也深化了这种对立对立，那眼角的泪水不是错过火车、丢失钱包的悲伤，更多的是对于陌生人的气氛和无奈。

当她用仅有的零钱买了一份沙拉午餐的时候，当她拿了刀叉回去发现那个胖胖的黑人正在吃沙拉的时候，她的气氛达到了顶点，“这是我的沙拉。”“我的”是一种物主代词，这盘沙拉只有在我的意义上才可以被食用的，所以妇人的愤怒完全是在争取之前失去的一切，而她也不顾自己的行为是否得体，拿起刀叉从胖子那里叉来沙拉，并非是饥饿，而是争抢，是对于“我的”的一种明确态度。胖子吃一口，她吃一口，胖子叉一个，她叉一个，在这种交替的动作中，她的目光起先是愤怒，鄙弃的，内心也似乎在咒骂，但是胖子却并不解释，也不拒绝，而是友好地看着她，甚至脸上露出笑容。

《共进午餐》海报

在妇人看来，是拿回应有的那个“我的”东西，包括身份和地位，但是对于胖子来说，那笑容却是一种和解，面对面，你一口我一口，在这种对峙的状态中，正是这样的和解才使得妇人的内心起了微妙的变化，或者最后也回归到物品的共享意义上，她的表情终于慢慢缓和下来，甚至有了某种享受的感觉。这是情绪变化的转折点，如果曾经有愤怒、鄙视，那也一定是误解，“The Lunch Date”是“共进午餐”，也是“误餐”，在和胖子相互吃沙拉的过程中，是相融的“共进午餐”，而等到胖子吃好，再回来却给她带来了一杯咖啡的时候，妇人终于说出了一句“谢谢”。谢谢是礼貌，仿佛也是对于一种身份在精神上意义上的回归，也是对于曾经的误解的一种彻底消融。

而这也只是一个起点。当妇人吃完沙拉，喝好咖啡，走出去之后，她发现自己的手上没有购物包，急急赶回去，在原先和胖子对坐的地方也没有发现，妇人或者在那一瞬间有过一丝怀疑：是不是刚才胖子拿了那些物品。这是对立消融之后的一次返回，甚至有可能又回到隔阂的老路上，但是在环顾之后，妇人忽然惊喜地发现，自己的那些购物包就在刚才共同吃那份沙拉的位置旁边，而且，桌子上放在一盘没有动过的沙拉。出现这种情况，有几种可能，一是刚才胖子吃了她的沙拉之后，由于内心的不安和愧疚，又给她补回了新的沙拉；第二种情况是，在刚才妇人好胖子面对面吃沙拉的时候，店里的伙计一直在看，甚至也做出了摇头的不解动作，而妇人离开之后是忘了拿购物袋，所以伙计可能出于善心送给她一盘沙拉，并把购物袋放在旁边。

如果从这两种可能的情况来看，无论是胖子愧疚还是伙计的好心，都是一种不真实，胖子的确吃了妇人的沙拉，但他也用那杯咖啡表达了歉意，甚至也不是歉意，因为在吃那份沙拉的时候，他始终是微笑的，本来作为流浪汉，他没有必要吃了别人的沙拉又还给他一份，也就是说，如果他这样做就没有了任何意义。而伙计作为一个旁观者，看见了发生的这一切，他也没有必要去可怜妇人。所以唯一的可能是：妇人当初就坐错了作为，她自己购买的那份沙拉本来就在位置上，购物包当然也没有变换过位置，也就是说，这完全是她自己的一个判断失误，而这种失误也将原先对于胖子的愤怒变成了一种自责——胖子就是在吃自己的那份沙拉，反倒是自己抢夺了其中的一部分。

仅仅一桌之隔，却完全是两种不同的遭遇，一份沙拉，折射的是自私，而另一份沙拉，折射的却是共享。所以对于妇人来说，这种失误除了自责之外，也是心头所有的疑虑都打消了，取消了对立，取消了隔阂，取消了鄙视，彻彻底底，干干净净，所以在看到那一幕的时候，妇人自己发出了爽朗的笑声，一切只不过是误解，共进午餐只不过是“误餐”。而这种误解的消除也让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审视那些流浪汉，在车站里，她主动掏出仅剩的硬币，给了瘸腿的乞丐，之后坐上了刚刚到来的火车，释然地离开了车站。

这种释然使妇人内心的疙瘩解开了，她不再鄙视那些流浪汉，那些乞讨者，主动给他们自助，而实际上，在这样的行为里，她完成了身份的认同，她错过火车，她丢失钱包，她被别人夺走沙拉，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失去也让她归列到和流浪汉、乞讨者一样的境况中，失落、被弃、无助，在两份沙拉的反差中，让她看见了自己的冷漠，与其说他最后给瘸腿的乞讨者一种帮助，不如说是在帮助自己，不如说在给自己一种温暖。所以胖子的微笑，自己的大笑，组成了这个车站一种温情的风景，化解着矛盾、隔阂和歧视，传递着谅解、爱心和共享。

所以，这部获得了1991年奥斯卡最佳真人短片奖、1990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最佳短片奖的短片，实际上批判了上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中的阶层分化，批判了社会冷漠的现实，而且导演亚当·戴维森并不只是批判阶层分化，而是更深地触及到了种族问题，无论是妇人走进车站看见的流浪汉，还是发生碰撞时那个陌生人，或者是吃沙拉的胖子，还是最后给了硬币的瘸腿乞讨者，他们不仅都处在社会的底层，而且都是黑人，所以这里隐藏着一个种族和隔阂问题，而电影画面的黑白风格，也可以视作是对于白人和黑人种族问题的隐喻。

导演亚当·戴维森似乎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戏剧化的转变来消融阶层和种族之间的隔阂，甚至对立，但实际上，妇人的身份认同是在被动状态下完成的，也就是说，如果她没有遭到种种的变故和误解，她是不会用平等的目光看待那些流浪汉黑人的，也就是说，这种化解方式是暂时的，可变的，是不彻底的，甚至是个人化的。在社会意义上，根深蒂固的隔阂和对立其实并不容易消除，但是，毕竟在10分多钟的故事里，在黑白影像里，这样的努力还是带来了一种温暖，还是有限地完成了阐释，还是在美国社会引起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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