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9-01 《巴勒摩或沃夫斯堡》：诱惑者必须死
意大利的巴勒莫，德国的沃尔夫斯堡，一个是弥漫着诗意和阳光，一个飘散着浮尘和烟雾，一个是贫穷的小城镇，一个是繁荣的大城市，它们被山谷和大海隔开，被语言和风俗隔开，被金钱和信仰隔开，而在它们中间，是一条长长的铁轨，是国与国的分界线，是一个必须选择的“或”——“或”不是“和”，它只能指向一个目标，一种方向，一段生活，它是单向而无情的，就像生与死，爱与恨，拥有和失去，以及诱惑和被诱惑，在必须做出选择的世界里，走向唯一的结果。
必须就是唯一，舞台上那喝了醋而受难的耶稣，在被绑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看见的是自己死去而复活的未来，还是对于诱惑者最后惩罚的救赎？其实，那头偏向而低垂在胸前的画面，是所有受难者的姿态，是唯一的结局。所以，当“诱惑者，必须死”的喊声为这个选择题提供唯一答案的时候，它不是仅出现在舞台上，仅出现在戏剧里，仅出现在故事中，它就是现实的一部分，无可逃脱，无法避免。但是，在这唯一而必须的结局里，谁是诱惑者，谁是被诱惑者，谁又必须在抵抗诱惑的时候成为牺牲者？当“诱惑者，必须死”的声音从宗教戏剧传到现实生活中的时候，所有人都听到了那个十八岁的少年尼古拉在法庭上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杀了他们，是我杀了他们。”
“他们”是诱惑者，是金钱的诱惑者，是肉体的诱惑者，而在他们对面的必定是被诱惑者，一个来自意大利巴勒莫的少年，一个为改变贫穷生活而来到德国的奋斗者，当他在那个夜晚，在陌生的土地上，用一把锋利的刀刺向两个德国青年的时候，他并没有成为他们对面的被诱惑者，而是以一种对抗诱惑的方式保全了自己，但是即使用鲜血祭奠这死亡的结局，他依然是一个牺牲者，在另一片土地上，在另一个法制里，在另一种诱惑中，成为无家可归的人，那一声声的呼唤“我的儿，我的儿”，那一句句的祈求“触摸我，触摸我”，依然无法让他回到自己的家园，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心灵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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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 沃纳·施罗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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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巴勒莫的那些土地被占据，而建造的那些房子由于没有足够的钱，都荒废在那里。对于现实，巴勒莫的人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像尼古拉的父亲那样，整日醉酒用麻醉的方式忘记残酷的生活，而另外一种，则是离开这里去往德国赚钱，实际上，无论是酒的麻醉，还是拼命的赚钱，都陷入在一种物质的诱惑中，都成为被诱惑者。“在德国，我们是奴隶。”那些回来的青年们，描述的另一种贫穷，一种在肉体和精神意义上的贫穷，也就是说，在被诱惑的世界里，人人都可能成为奴隶。
但是，对于尼古拉来说，这只是一个听说的故事而已，那个叫德国的国家，当它是未知世界的时候，一定是另一种诱惑者。但是尼古拉离开巴勒莫去往德国的目的或者是单纯的，那就是赚到钱，改变一家人的生活，使父亲不再醉酒，使弟弟不再贫穷，使自己的家乡更加美好。这是一种单纯的目的论，而在他离开巴勒莫的时候，专门去征求不同人的意见，有人告诉他，在德国要努力工作，要凭良心赚钱；而那个把钱放在枕头底下的老人，却对他说，在德国千万不要去碰女人，因为“女人会制造悲剧”，他说，“生活是干净和愉快的。”实际上就是要尼古拉能抵挡住诱惑，不再那一个异国他乡成为被诱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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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勒莫或沃尔夫斯堡》电影海报 |
逃离贫穷的生活，逃离酒醉的父亲，当尼古拉离开巴勒莫的时候，那摇晃的镜头分明在暗示着一个动荡的人生，那些房屋、街道、花草、树木，以及家乡的人都在慢慢远去，远去的世界会变成背景，而唯一前行的方向里，是另一种未知的开始，在前往德国的火车上，他遇到了罗莎，她去德国是为了寻找在那里打工却从不寄钱回来的丈夫；他遇到了写诗的男人，父亲就死在沃尔夫斯堡，“父亲死了，还有我们兄弟会继续战斗。”他也遇到了怀揣理想的青年，“在德国有更多的自由，我不信上帝，不信福音书。”他们都在同一列火车上，都在同一个方向上，也都在被诱惑的世界里踏上那一片陌生的土地，爱情和婚姻，父亲和儿子，信仰和自由，当离开而去往另一个地方的时候，它们是不是会变成其他的东西？是不是会在被诱惑的世界里成为牺牲者？
火车到站，是命运的另一个出口，当他抵达德国沃尔夫斯堡的时候，那个大大的大众标志似乎成为他在异国他乡矛盾生活的一个标志，这里有冒着烟雾的工厂，有繁荣的城市，却也是陌生的国家，陌生的人群，对于尼古拉来说，这是一种隔绝的现实，他似乎坚持自己的想法来抵抗诱惑，当他循着纸条上的地址找到父亲的朋友乔凡尼寻求住宿的时候，却被他的妻子撵了出来，乔凡尼给了他20马克，在流落街头的时候，在躲在灌木丛里的时候，他却烧掉了这一张纸币，当可怜他的金钱化为灰烬，似乎是表明他抵抗诱惑的决心，所以即使来自意大利老乡安东尼奥为他在大众找到工作，他起初也是一种拒绝，“我不在这里找工作”，他如此坚决地说，但是在这个陌生城市的现实，又使得他不得不把学会了适应。
烧掉纸币，离开大众，对于尼古拉来说，似乎在注解着这样一种戒备心理：轻易获得成功的背后必定存在着一种危险的诱惑，他拒绝成为被诱惑者，就是要抵抗这些诱惑，而实际上，在沃尔夫斯堡孤独的生活中，他根本无法抵抗诱惑，甚至在混乱而迷离的现实里，他找不到诱惑和被诱惑的界限，找不到自我和非我的区别。那个把他从夜晚的灌木丛中叫出来的女孩塔碧，是尼古拉在沃尔夫斯堡诱惑生活的一个缩影，尽管语言不通，但是第一眼似乎就让尼古拉有了某种感觉，而她介绍给他来自意大利的乔凡娜，更是体现着一种善良，而尼古拉在乔凡娜身上，找到了某种归宿感，所以从内心来说，他把塔碧看成是一种精神的力量，而这无非是自我放大的效果，实际上，塔碧是在男友离开她受到冷落时，才靠近尼古拉的，也就是说，她只是利用了尼古拉的，来填补自身感情的空白，而这种本身就带有诱惑的利用对于尼古拉来说，却是一种被遮蔽的现实，在越陷越深的情感漩涡里，他实际上就变成了无法逃避的被诱惑者。
正像那个巴勒莫的老人对他所说：“女人会制造悲剧。”在和塔碧言语不通的情况下，他投入了太多的感情，而这种被诱惑的可悲结局便是在那个聚会上，塔碧又重新投入了男友的怀抱，只留下他一个人孤独地离开。而之后塔碧的男友带着朋友找到尼古拉的时候，他本来或者需要逃避这样一种欺骗，但是却在他们的挑衅下，拿出了随身携带的匕首，狠狠地刺向了他们的身体，那个被鲜血染红的夜晚，成为尼古拉喊出“诱惑者，必须死”宣言的夜晚，成为尼古拉抵抗诱惑而最终难以逃脱诱惑牺牲的夜晚。
女人会制造悲剧，这像是一个预言，为为什么安吉洛的妻子罗莎会离开家乡去德国寻找丈夫，为什么乔凡尼在妻子和孩子死去之后会沉浸在歌唱中发疯？为什么酒店的那个女人有三个不同的丈夫？其实是一种缺失，分离带来的缺失，诱惑带来的缺失，而在没有归宿感的世界里，男人会陷落在某种肉体的诱惑中，而尼古拉其实并不想被诱惑，而他需要的仅仅是一种温暖的感觉，一种保护和被保护的双重需要，所以在这样疏离的社会里，真正的悲剧其实是一种地域、文化、信仰形成的差异，而这种差异看起来就像诱惑一样，轻易把人拖进罪恶的深渊。
离开家乡来到德国，是为了赚钱，而赚钱意味着失去自我，安东尼奥对尼古拉说，要工作，你就应该像机器一样。机器式的生存，就是一种异化，在这样的生存环境里，没有了理想，没有了人性，没有了感情，而在“巴勒莫或沃尔夫斯堡”或然性的选择里，其实每个人都没有了选择。在庭审时，陪审团提出的观点是，尼古拉来自贫穷的巴勒莫，因为贫穷，所以他们的文化和观念更具侵略性，也因为侵略性，所以他们会杀人。而在法庭上作证的乔凡娜却否定了这个观点，就是因为自己的孩子死在贫穷的巴勒莫，所以18年前她就离开家乡来到了德国，在她看来，不是因为贫穷而带有侵略性，正好相反，是因为贫穷而成为受害者，而在德国的经历，让她既然一个诱惑者，又像一个被诱惑者——干过妓女的她用肉体诱惑男人，而她自己也陷在被诱惑的世界里。所以乔凡娜会照顾尼古拉，会在法庭上为他力争，会用意大利语告诉他“你必须做点什么”，不是因为侵略，而是因为抵御，一种保护自己的抵御，一种不被迷失的抵御，一种不异化的抵御。
无论是金钱还是肉体，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谁会真正抵御诱惑？谁又会杀死诱惑者？当塔碧作为证人出庭的时候，尼古拉眼前出现的不是曾经的爱人，而是一个脱光了衣服的诱惑者，甚至他想象着自己用力撕扯她的衣服，用血涂满她的身体，诱惑而成为诱惑者，是一种亵渎，是一种罪恶，而尼古拉唯有用这样的反击方式，才能使自己不成为被诱惑者。但是这种做法并不彻底，就像来自意大利的好友安东尼奥在那个夜晚拆掉了围栏的做法，他只是要把尼古拉的刺杀行为看成是一种自卫，一种挑衅和打斗后的抵抗，而不管是检察官还是法官，最后都做出了“自卫”的结论，从而宣布尼古拉无罪释放。
但这只是一个伪证的现场，只是一种虚假的解脱，甚至他还是一个被诱惑者，在良心和道德，甚至宗教之下，成为一个罪人，所以在巴勒莫和沃尔夫斯堡，在贫穷和繁荣，在荒凉的城镇和工业化的城市的矛盾和对立中，在理想和现实，爱与恨，精神和肉体的纠葛中，或许最彻底的办法就是不再选择，就是把“或”变成唯一的方向和结果，就是用一把刀子解构所有的诱惑者和被诱惑者，而也只有当他喊出“我杀了他们”之后，他才以最现实却也是最残酷的方式回应了一个关于受难和死亡，救赎和复活的命题：“诱惑者必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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