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2-26《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我是自己身份的制造者
莫尔在任何时候都不断问自己“‘莫尔’会怎么说？”问这个问题意味着他可能有其他身份，他在该计划中扮演的特殊角色无法实现这些身份。
——《大人物的餐桌前：莫尔的自我塑造与自我取消》
“莫尔会怎么说？”这个问题的潜台词则是：莫尔到底是谁？莫尔是伦敦律师的儿子、兰开斯特公爵领地的大臣、剑桥大学的管理人，还是在沃尔西主教家晚宴上对虚伪、贪婪进行批评的人？莫尔是英格兰的大法官，还是把新教徒斥为异端的人？莫尔是亨利八世的心腹，还是被关入伦敦塔最后被送上断头台的罪人？莫尔是《乌托邦》里代表本真性的希斯拉德，还是代表了对虚构服从的莫路斯？甚至，莫尔是谁的问题更直接也更本质的问题更应该是：谁是莫尔？它是霍尔拜因绘画《大师们》中那个代表异端的骷颅头，还是被部分窗帘遮掩住的耶稣受难像？
不管是莫尔是谁，还是谁是莫尔，关于“莫尔会怎么说？”所凸显的身份问题却是由莫尔自己提出并在人生不同阶段追问的问题，当莫尔被引用在“莫尔会怎么说”，她是不是就是不断追问的那个莫尔？身份是个问题，提问者是个问题，对于莫尔的双重追问在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看来，既是一种自我反思，也是一种自我疏离，既是对现实的一种修正，也是为了事实一种计划，既是在意识在自己的不真实中更新自己，又想以虚构的方式让戏剧中的角色成为自己的一部分，既代表着对个体自我的某种质疑，又代表着整个时代的迷失——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是自我施加形象的权力的体现，还是身份被权力控制而出现的一种常见？
从个体的自我塑造到时代的权力关系，格林布拉特选择16世纪，选择16世纪的英国，当然是将个体和时代置于同一种语境之下，“自我塑造”甚至和“文艺复兴”有着某种同一性，“在16世纪的英格兰，是什么力量在起作用，让人们能够在生活也在写作中把自己当成可塑造的角色。”格林布拉特似乎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也完成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自我塑造”：当初他作为富布莱特奖学金获得者在剑桥大学学习时，被罗利16世纪的长段诗歌残卷《欧西恩对辛提娅之爱》的奇异之处深深震撼，这种震撼就源于他看到了罗利的诗歌和艾略特的《荒原》之间存在着巨大相似性，那就是对世界和自我碎片化的痛苦感觉，为什么16世纪的诗歌看上去就像是20世纪的作品？或者说，为什么伊丽莎白时代的廷臣、专权者和冒险家写出的诗有着现代主义的影子？从这个震撼得到的启示：文艺复兴时期为什么会有自我塑造的力量？他们把自己塑造成的角色和那个时代有着怎样的关系？
“文艺复兴”和“自我塑造”存在着同一性，这种同一性表现为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为什么自我意识会觉醒？在格林布拉特看来，它表现的就是权威和异类之间的关系。自我之所以有着迫切的塑造要求，就在于强化了自我意识，而自我意识凸出的是自主性，是自我施加形象的一种权力，但是这种权力要面对就是“更普遍的控制身份的权力”，这既有自上而下更为宏大的权力，包括教会权力、君主权力、世俗权力，更有对自我和他人身份进行控制的权力，也就是说，自我意识在另一种意义上就体现为把塑造身份当成一个精巧的、可操控的过程。而实际上，这两种权力所建立的控制系统在社会生活的流动性上出现了矛盾甚至冲突，在自我意识不断增强中，对自我的控制权和反控制权呈现出对立的状态，这种对立状态就导致了自我塑造往往被认为和异类的、敌对的和奇怪的东西相关，甚至是一个权力的他者，它们是异端，是野蛮人，是女巫，是叛徒，是敌基督者，由此形成了权威和异类的关系，“异类一直被建构成权威的一种扭曲的形象。”有权威就会有异类，权威摧毁异类或异类摧毁权威，就会有新的取而代之，权威和异类看上去外在于自我，却成为内在的需要，服从和毁灭也逐步内在化了。
所以，格林布拉特认为，当权威和异类相遇之时，就是自我塑造出出现之时，“在相遇中产生的东西分享了权威和被标记为攻击对象的异类的某些特征，因此任何已获得的身份总是包含着自身瓦解或丧失的迹象。”所以自我塑造背后的自我意识既体现了一种权威的统治力量，又表现为异类的摧毁力量，它们是矛盾的，却也在对立中成为相互交错的状态，而且它们可能就在一个想要自我塑造的人身上体现出来——当莫尔不断追问“莫尔会怎么说”的时候，他就是看到了自身中的他者，也看到了自身之外的他者，既想让固有身份扮演权威，又想让异类的自我也成为另一种权威：莫尔既发现了自己身上另一个莫尔，也看到了对自己形成威胁的更多力量，它们交织在一起，促使莫尔开始了一种自我塑造。
沃尔西主教家的那场晚宴上，莫尔看到了膨胀的虚荣，看见了贪婪的胃口，看见了愚蠢的讨好，眼前的景象使他反感又让他着迷，按照格林布拉特的说法，“他永远不会让自己仅以神圣的义愤之名放弃这个世界。”就像霍尔拜因的名画《大使们》，在这幅画作中，地上和天界、剑和书、国家和教会、新教和天主教、作为万物的尺度和统一的力量的思维、艺术与科学、图像与词语的力量都被结合在一起，但是那个横跨地板的骷髅头“闯入”进来，打破了其中的和谐，但是对于骷髅的观察，只有通过视角的变化才能看到，也就是说，它是被“正常”视角的背离，更意味着只有我们改变通常的感知模式才能让这个具有异类的东西进入我们的视野。而同样具有隐喻的是，画作中的耶稣遇难画像前拉上了部分窗帘，它也成为了一种非“正常”的存在。在格林布拉格看来，画作中的骷髅头和耶稣受难像就像当时的莫尔，他既在对人类荒谬性的认识中进行了社会批判，他又想以逃离的方式远离虚伪，他嘲笑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又严格限制了折中嘲笑的后果，他既攻击了宗教改革之后改革者的权力，又无法舍弃内心对教会权力的维护，于是，他通过《乌托邦》这部作品开始了对“莫尔会怎么说”的文本式的回答。
| 编号：H21·2241004·2186 |
在这里，格林布拉格将这部作品看做是莫尔对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分离的一种实践，但是莫尔既作为书中角色，也成为作者，实际上更凸显了他在自我塑造上的矛盾性，甚至，格林布拉格认为，书中与莫尔对话的希斯拉德和莫路斯也成为自我塑造中不同的“莫尔”：一个是代表了莫尔内心的本真性，一个则代表了一种适应性，“这不是说莫尔在自我厌恶中背叛了自己，而是说他把自己的生存方式当成用来反对当时的邪恶的精心谋划的计策。”《乌托邦》成为了莫尔对自我的一种替代方案，但是正是因为在《乌托邦》里莫尔更多取消了自己的公共性角色，甚至拒绝私人财产，自我塑造反而变成了自我取消，“因为他参与这个世界恰恰是为了在公共生活与内在自我之间保持一种精心计算的距离。”他为什么能坐在沃尔西主教的餐桌前？他如何有机会看到那些疯狂和邪恶？即使在《乌托邦》里，他抨击了腐化的社会秩序、对权力的迎合以及财富的局限性，他也是在一种想象和虚构中拆解它，或者说，他根本不可能通过改变家庭，取消私人财产和私人空间，以羞耻取代罪行来瓦解自己的公共身份，当然他也无法自我塑造成一个完全的私人身份。
1532年5月16日，莫尔辞去了他的职位，试图退回到安静而私人的生活中，就像他进入到自己的“乌托邦”中，但是他的公共身份无法就此摆脱，甚至于他改变身份的做法就是拒绝承认国王为教会的首脑，这种拒绝让他被关进了伦敦塔——在《大师们》完成两年后，莫尔的命运似乎和骷髅、被遮掩的耶稣受难像组合在了一起，一年后他被送上了断头台，而那个在他生命中最后几个月还在反复被问及的“莫尔会对此说些什么？”，以及那些在伦敦塔中写就的奇特作品，成为他自我塑造的一种悲剧性追问，格林布拉特说：“我们可以看出他如何绝望地试图维持他在职业生涯中形成的顺从和内心忠告混合在一起的状态。”甚至就是《乌托邦》里被言中的东西，“嵌在莫尔的作品中的疏离感，也就是那种认为所谓实在是建构、是一种身份、是一个面具的看法，突然间有望吞噬所有东西。”
莫尔在自我塑造中完成了自我瓦解，是因为他在公共事务和私人生活之间筑起了一堵高墙，而莫尔所谓私人生活中的良知其实就是一种“在公开场合对天主教会的公认、可见的共识的坚持”，拒绝承认君王对教会的权威，是因为莫尔拒绝宗教改革，而这在另一个方面来讲时要维持教会的绝对权威，那么莫尔的对立面无疑就是宗教改革家，那么在廷代尔身上的自我塑造是不是不会走向莫尔的悲剧？格林布拉特将廷代尔看成是宗教改革家，一个从天主教到新教的改革者，他和莫尔的不同之处在于：莫尔的《乌托邦》只是一种虚构，而廷代尔则是完全建立了书本的权威，他印刷出版了《基督徒的服从》，以“机械复制时代的圣言”实施了对新教徒的“服从”，从而实行了自我塑造。
一方面，廷代尔的文本本身就是一种改革式的塑造，不再是手抄本，不再是古老语言，不再是无法改变的言说方式，甚至让国王拥有了对臣民的权力——当亨利八世阅读了《服从》，据说他读完这本书后曾经说，“这是我以及所有国王应读的书”。莫尔因为拒绝让国王成为教会的首脑而被送上了断头台，廷代尔则在宗教改革中建立了新的权威；莫尔高度赞扬现存的天主教制度，认为异端就是必须摧毁的外在力量，廷代尔则将君主制度推崇为根本性的制度，而把天主教视为恶魔般的他者；莫尔认为我们即使违背理性也要相信上帝在《圣经》中指示的观点，而廷代尔则要让大家去看看《圣经》，以识别神父是对是错。廷代尔无疑站在莫尔的对面，他的《服从》这本“圣言”印刷了五万本，“如果你向神祈求，所示的恩慈都是对你的应许。如果你固执抵抗，所有的报复和愤怒都是对你的威胁。这种学识和慰藉，你将永远在直白的文本和字面意思中找到。”但是在格林布拉特看来，就像反对天主教教会而让国王成为权威一样，廷代尔传播“圣言”也是为了自己获得权力，或者说，廷代尔的自我塑造是对权力的合理化获得，“廷代尔蔑视现存的教会、斥责禁欲主义，并且取笑乌托邦，但他对《圣经》中体现的圣言抱持狂热的极权主义。”
甚至殊途同归的是，1536年10月，被判为异端为被褫夺了神父身份的廷代尔被执行绞刑和火刑，莫尔和廷代尔在相异的道路上走向了几乎同样的悲剧，但是悲剧的发生对于16世纪的自我塑造来说，却成为了一种启示：他们都对现存的制度进行抨击，莫尔把国家看做是有组织的强盗，廷代尔则认为教会是富人对穷人阴谋，“通过他们之间的争论，他们暗中破坏了始于封建时代的欧洲社会等级的两大支柱，暴露了它们自命的神圣制裁是意识形态，取笑它们神秘化的企图，坚持认为它们起源于人，认为它们具有物质利益。”这就是一种具有历时代意义的自我塑造，而在个体层面，莫尔和廷代尔都试图规范自己的生活，试图规范所有人的肉体和精神生活，或者说他们都努力打倒想象，“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他们最后的丧生是这种努力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通过被惩罚而自我塑造不如看做是时代的一次牺牲。
但毕竟在格林布拉特看来，莫尔和廷代尔构筑了不同的两极，而在他们之中，自我塑造可以以另一种非极端的方式完成，格林布拉特所选择的就是怀特：他不像莫尔那样认可最高的共识，他认为共识存在于持久的制度中，“能够吸引自我和个人的声音，并赋予人类生活以终极意义。”另一方面他也不像廷代尔那样把自己完全献给圣言，神学上的自我塑造和世俗的自我塑造合二为一。处在第三极的怀特通过他的忏悔诗完成了内在性的构筑，因为怀特拒绝外在的献祭，他认为上帝“不喜欢奉承，外在的行为是人的愿望和设计”，怀特忏悔诗中的内在性体现的恰好就是真实自我的声音，沃顿认为他带着独立哲学家真诚的愤慨、自由和喜悦谈及“男子气概的思考”，诺特认为他书写了“力量和尊严”，考托普谈到了诗歌中“个人的力量”，蒂里亚德则认为其中有“不做作的自我表达风格”，可以说，怀特的诗歌塑造了英国绅士有力而他持久的情感，表达了诗人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但是，怀特通过内在性进行的自我塑造并没有真正远离权力，毋宁说，怀特作为莫尔和廷代尔完全相异两端的第三端，他能完成自我塑造得力于对绝对君主作为教会和国家首领的权力系统的服从，甚至利用用权力和权力背后的习俗来塑造自己，在格林布拉特看来，身为诗人的怀特首先是一个外交官，所以他知道如何在变动的策略中加强言说者的权力，他知道如何在忏悔诗和讽刺诗中用权力塑造是个话语，他更知道世俗权力可以帮他赢得同情、获得尊重，甚至伤害敌人，可以说怀特的自我塑造是世俗权力下的自我塑造，又具有了新教徒的内在性，所以没有走向莫尔和廷代尔悲剧的怀特完成了关于自我塑造的辩证法：“怀特伟大的抒情诗就是对这种辩证性的表达；它们表达了自我呈现的不同模式，一方面是控制表象来达到期望的目标，另一方面则是用语言来表现——或曰暴露——隐藏在内心的东西。”
莫尔、廷代尔和怀特构成了格林布拉特的“三人组”，在他看来，他们的组合所凸显的自我塑造核心词是权力和信仰，公共和私人，在这个意义上，虽然他们所走的自我塑造之路各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但是都反映了自我塑造中的时代问题，也就是自我塑造并不仅仅是和他们自身的命运相关，他们所表达的渴望和恐惧都深深根植于国家的社会和心理特征中，也就意味着，自我塑造背后所折射的是“现代英格兰早期意识形态 的巨大转变”，它呈现的是从天主教会中的共同信仰到对圣经和君王绝对地位的主张的转变。在这个三人组之后，格林布拉特还关注了另外一个三人组，斯宾塞、马洛和莎士比亚组成的关系组合，在他看来，这个三人组更多体现的是自我塑造中的“艺术创作的职业身份”的转变，而实际上这似乎也是格林布拉特研究中的转变：在前一个三人组，他更多是从他们个体的命运折射时代之变、权力之变和命运之变，而后一个三人组，则转向了他们创作身份之变，甚至聚焦于“特定的文本”而取消了作者和作品之间的直接联系，甚至完全取消了作品创作和时代转变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格林布拉特完全转向了文本内部的考察，通过文本人物的“自我塑造”反映作者创作中的自我塑造，在某种程度上，个体仅仅以创作者的身份出现，甚至于个体的精力和命运完全被搁置起来了，显然在建立具有时代意义的主体性上缺少了如前一组一样的力度。
“我们更容易在个人作品内讨论这种身份的形成和削弱，而不需要正式将其与创造者的生活联系起来。”格林布拉特选择斯宾塞的作品是《仙后》，在他看来，《仙后》体现了斯宾塞完全献身与英国专制统治者的思想，“以美德和文雅的原则塑造绅士或者贵族”，由此将追求人的自由性和精致的伦理辨识力结合起来，“正如我们所见，在艺术和在生活中，他的身份观念与他的权力观念紧密相连，1580年以后则与殖民权力的观念紧密相连。”马洛的自我塑造，是通过《帖木儿大帝》来进行解读的，格林布拉特认为，类似帖木儿的烦躁不安、美学的敏感性、欲望及暴力的事物，不是通过都铎王朝的专制主义权力来体现的，而是通过贸易公司和戏剧剧团的英国商人、企业家、探险者、创办者等人的贪婪活力来体现，马洛正是塑造了一种“戏剧的意志”，通过虚构作品完成文学警世的作用，甚至马洛自己也卷入了主人公的生活，并以艺术作品的创造克服这种被卷入的状况，“这些主角们的真正目标就是成为马洛戏剧中的角色；正是为了这一目标，他们最终既表现出了游戏的活力，也表现了萦绕他们心头的未被满足的渴望。”
格林布拉特将斯宾塞和马洛也放在了两级上：斯宾塞认为人类的身份是服务于合法的权威，马洛而认为身份是在违反政治、神学和性的秩序中建立的；斯宾塞认为重复是文明辛勤劳作的一方面，马洛则认为重复是一种在匿名的虚空中建构我身的方法；斯宾塞的主角们在努力追求平衡和控制，而马洛的主角则在努力打破对他们欲望的束缚；斯宾塞存在着对秩序被吞噬的恐惧，而马洛则是对秩序本身的恐惧；斯宾塞以拟古的方式为贵族和中上阶层写作，马洛则为新的公共剧场写作无韵诗；斯宾塞在“其他世界”容纳到权力的凝视中，马洛则展现了自己的世界……实际上两者的不同依然在于对权力的态度上，斯宾塞通过艺术创作为的是保护权利免遭质疑，而马洛则在破坏权力中将艺术提升到关注自我、证明自我的绝对地位，而他们之中的调和者在格林布拉特看来就是莎士比亚——但显然不是作为个体的莎士比亚，而是身为作者的莎士比亚，甚至是莎士比亚创作的作品，甚至只是单一地通过《奥赛罗》来阐述。
调和斯宾塞和马洛艺术和权力的矛盾，就是莎士比亚悲剧中的“即兴表演”：把自我转变成他人，以伪装的方式完成自我的塑造。“在《奥瑟罗》中，莎土比亚似乎在肯定、表现和探索他与恶毒的即兴表演者的亲密关系。”奥赛罗的悲剧就是自我丧失，而这种自我丧失来自于苔丝狄蒙娜的爱和伊阿古的恨的结合，更在于他对“用叙事来塑造自我的臣服”，奥赛罗成为了一个他者，“在别人的处境中看到自己”——这就是即兴表演，而这当然就成为了从莎士比亚作品中的自我塑造，“成功的即兴表演的核心在于隐藏，而非揭露；此外，正如我们所见，便是敌对的即兴表演也再生产出了它希望置换和吸收的权力关系。”
无疑，格林布拉特并没有将两个三人组置于同样的研究视野中，对于16世纪的自我塑造也不再同一层次上，但是对于时代之变还是形成了一种思考视野，“自我塑造其实就是这些控制机制的文艺复兴版本，是意义的文化系统，该系统通过控制从抽象的潜能到具体的历史化身的变化过程，创造了特定的个体。”而反过来，个体的自我塑造也正反映了时代特征，所以格林布拉特认为，关于自我塑造的自主性不是纯粹的，也不是无约束的，自我塑造和国家、宗教、家庭等文化体制的塑造结合在一起，“人类主体本身一开始看上去是非常不自由的，是特定社会中的权力关系的意识形态产物。”或者说，自我塑造从来不是自由选择是，“它们都是一种文化的造物”。但是时代制造了特定的权力系统，把个体的自主性约束住，恰恰体现了自我塑造的可贵意义，“即使自我被认作一种虚构，在我们文化中放弃自我塑造就是放弃追求自由，就是放弃他们自己固执地坚持的自我，就是死亡。”从辩证角度来说，自由不是个体所能选择的，但是个体不进行自由选择将永远不可能完成自我塑造，所以悲剧也好，幻觉也罢，自由选择、自我意识以及自我塑造一定是一种必经之路，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本质要求，因为，“我是我自己身份的主要制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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