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6-08 《博尔赫斯，口述》：我的灵魂在燃烧
在这里，在死亡之后，我们因失去双手而仍将触摸，因双目失明而仍将观看。
——布鲁克
坐在贝尔格拉诺大学讲坛上的是一九七八年的博尔赫斯，是已经双目失明的博尔赫斯，他无法亲眼目睹那些在底下听他讲座的听众，当然也不会以看见的方式准备那些关于时间有关的文稿。当“一九七八年”和“双目失明”变成博尔赫斯的修饰语的时候，他或者已经感受到了生命正在死去的脚步，正如他讲述时所说：“我们，在一生七十岁的过程中，感觉到不少事物在这一生中毫无意义。”一生为七十岁，是《圣经》中对于人的生命的建议，似乎只要活到七十岁就已经完成了人世中的使命，但是博尔赫斯的“不幸”在于已经超过了这个大限，因为“我今年已经七十八岁了”。
“不幸”的七十八岁之于“命中注定”的七十岁大限，就如双目失明之于看见的意义一样，已经变成了一种没有遗憾的缺失，引用“英国伟大诗人”布鲁克的这句话，博尔赫斯分明是想要在双目失明中“仍将看见”，但是这种看见不是生命存活中用生理不衰退的功能看见，也不是在灵魂意义上用心灵去看见，而是在死亡之后成为不朽，成为永恒。博尔赫斯似乎在构筑一种相反的过程，对于自己来说，或者对于那个叫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人来说，他期望像每一个人一样，按照死亡的约定彻底死去，而且“我希望肉体和灵魂一起死亡”，死亡首先是肉体的寂灭，但是博尔赫斯连灵魂都希望它死去，因为在他看来，只有灵魂在这个世界死去，才能在另一个世界复活，“灵魂保存着对人间所作所为的记忆，到了另一世界依然能记忆犹新。”
灵魂里有少年的记忆，有成长的记忆，有写书的记忆，有失明的记忆，但是每一种记忆只有在灵魂意义之上，就会变成“另一个我”，也就是说，灵魂是需要逃脱肉体的束缚，引用苏格拉底的观点，只有在失去肉体之后，灵魂才能获得更好，“我们都受到肉体的囚禁。”死亡之后，灵魂会有另一种归宿，就如圣托马斯·阿奎那所说：“心灵必希永恒。”但是博尔赫斯在肉体死亡的意义上要求灵魂也一起彻底死亡，并非是对于那个逃脱了肉体囚禁的灵魂能够不朽，在他看来，这只不过是一种自私的行为，即使永恒也只是个人不朽：“我们无需个人不朽。我本人不想不朽，我害怕不朽；对我来说，知道我还要活下去是可怕的，想到我还将当博尔赫斯是可怕的。我腻烦我自己，腻烦我的名字，腻烦我的名声，我想摆脱所有这一切。”
|
| 编号：E63·2160313·1282 |
所以在个体彻底死亡之后，在普遍的方式下，没有双手还可以触摸，双目失明还可以观看，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经典论断就可以改写为“思故在”，当我从个体意义的不朽被去除，留下的只有思考，只有存在。这样一种“不朽观”，博尔赫斯用两种载体加以分析，一个是侦探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爱伦·坡把侦探小说推向了一个伟大的阶段，一方面是爱伦·坡“制造了一种特殊的读者”，他创作了小说，“他也随即制造了这种虚构的侦探故事的读者。”因为文学体裁的意义不仅是取决于作品本身，还取决于阅读这些作品的人的看法。这种读者观为爱伦·坡的第二种意义奠定了基础，“书之存在是在读者开卷之时，此时才产生审美现象。”打开书是激活了书，也激活了审美现象，所以侦探小说的不朽还在于创造了审美现象中的“智慧”，当读者打开书的时候，他就和书中的人物产生了共鸣，在互动中不仅超越了读者，而且在和作者的结合中延续了智慧的意义，所谓保持和继承传统美德，所谓拯救文学的秩序，都能在智慧中得到一种尊严的捍卫，“我们的文学在趋向取消人物，取消情节，一切都变得含糊不清。”在一个混乱不堪的现实里，侦探小说就是可以抵达不朽的作品，就可以在时间中“以普遍的方式永恒”。
这种因智慧而存在的永恒，也在斯维登堡的经历和著作中得到体现，一个在科学研究上举足轻重的科学家和军事家，却原来是一个文学家，一个哲学家以及一个新的神学家，当他在现实中遇见了耶稣的时候，那道天国和地狱的门其实一起向他打开，人们可以自己判决该下地狱还是该上天堂，可以自己选择该于天使对话还是和魔鬼成为朋友。但是在天国和地狱之间，在天使和魔鬼之间，还有一个幽灵世界，“在这个地带里，有活人，有死后的灵魂，他们既同天使、又同魔鬼交谈。”幽灵世界的存在，才真正变成了一扇大门，那些天国和地狱的选择并非是自由选择，并非体现自由意志，因为你不属于天国的人即使进入了天堂，也会在不适应中重回地狱。
那扇大门的通行证就是智慧，智慧是劳动，是利他主义，只有具备智慧品质，他才能进入真正的天国，真正和天使交谈，“如果一个人听不懂这些谈话，就不配进人天国。”天国是永恒，是不朽，而智慧就是走向永恒和不朽的最好品质，所以斯维登堡的自由意志就是体现着不死的智慧型灵魂，而以他命名的“斯维登堡派”更是将天国变成了一个允许结婚的另一个充满七情六欲的人间，“他不愿否定这一切，也不愿贫乏得一无所有。”或者这才能让天国永恒，不是诱惑，而是以一种对应的方式建立起更加生动的“另一个世界”。
另一个世界，也就是博尔赫斯所追求的的另一个我，甚至是另一个没有我的“思故在”的不朽之地。智慧而对话，智慧而永恒，那扇门打开的时候，其实就像是打开了一本书，“我们必须把书打开，这样，精灵们就会觉醒。他说，这样，我们就能同人类产生的最优秀的分子结为伙伴，但我们不去寻找他们，却宁愿去阅读各种评论、批评而不去听他们自己说些什么。”在没有打开之前，书其实是死的，就像曾经的轮回学说，天堂和地狱像是不可逾越的两个世界，命中注定的结果根本所谓的自由意志，斯维登堡把这一切解放了，他其实是打开了那一本书，一本被唤醒的书，一本不再死去的书。
书如灵魂一样具有记忆性，书如想象一样具有虚构性，书也和文学体裁遇到的读者一样，具有审美的可能性，书籍之存在，为的是唤醒，但是古人把书看成是口头语言的替代物，看成是圣书的观念，也就是说，书是时间里那个迷宫的入口，柏拉图对话中把自己演化成了苏格拉底、高尔吉亚，这是口授具有的传承意义，也是书籍在最原初的功能，当苏格拉底成为口授大师，当基督没有留下完整的话语，当佛陀只留下说教，并非是对于书籍的湮灭，而是在口授中进入到了时间循环的迷宫，一代一代传下来，超越时间，超越个体，最后总是会成为不朽的东西，而只有在打开图书的时候，这种不朽才能让人看见智慧的光芒，“书本里卧躺着的一大堆字是些什么东西？这些没有生命的符寺号是些什么东西？什么也不是。倘若我们不把书打开，书又有什么用呢？那只不过是一堆纸片和一个羊皮封面；但是，如果我们去阅读它，奇怪的事就发生了，我相信，越读变越大。”
毕达哥拉斯派在别人指责他们说了某些新的话的时候，他们的回答只有一句话：“大师说过。”口授的大师，没有死去，尽管有着辩解的意义，但是却点名了智慧的永恒和不朽，大师说过，大师是不朽的，所以语言成为经典，所以书籍成为时间的载体：一方面满载这逝去的往事，另一方面则在读者那里丰富了书的内容，前一种意义是时间向后回首，把往事变成了现在被激活的往事；后一种意义把时间向前拉近，丰富了内容是未来的创造，一本书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共同唤醒状态下，就是超越了时间，超越了个体，而成为神圣、奇妙、永恒的存在。
所以最后还是回到了时间的问题上来，《书籍》是关于知识的时间，《不朽》是关于普遍的时间，《伊曼纽尔·斯维登堡》是关于自由意志的时间，《侦探小说》则是传承的时间，而《时间》呢，博尔赫斯说，“时间对我来说依然是个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形而上学取消了时间和空间的对立，取消肉体和灵魂的对立，取消生与死的对立，它只是时间，只是现在，只是永恒。博尔赫斯说，时间是个根本问题的时候，他正坐在贝尔格拉诺大学里，双目失明让他有一种现实世界消失的感觉，有一种躯体慢慢死亡的预感，但是正如布鲁克的“观看”一样，正如毕达哥拉斯派的“大师说过”一样，他不是正经历个体的死亡和个体不朽，而是在时间中看见和构建一种永恒。
博尔赫斯的时间是形而上学的，所以不必看见，不必生死，“我们的意识在不停地从一种状况转向另一状况，这就是时间，时间是延续不断的。”活在别人身上，别人活在他的身上，这就是一种转向，这就是一种延续不断，就是永恒；“什么是永恒？永恒不是我们所有昨天的总和，永恒是我们所有的昨天，是一切有理智的人的所有的昨天；永恒是所有的过去，这过去不知从何时开始；永恒是所有的现在，这现在包括了所有的城市，所有的世界和行星间的空间；永恒是未来，尚未创造出来但也存在的未来。”永恒是现在，是所有的现在，是超越时间的现在，所以博尔赫斯说，时间离开了永恒又必须转回到永恒：“上帝创造了世界；整个世界，所有的宇宙万物都想回转永恒的源头，这个永恒的源头是超越时间的，既不在时间之先，也不在时间之后，它在时间之外。”先是以时间作为一个起点，用时间来换取永恒，而后来则是时间作为终点，以时间来命名永恒，那条时间之河是从过去流向未来，也从未来流向过去，是从我们个体的身体之上流过，也从人类的历史中流过，所以时间的形而上学意义就是：永恒。
生是趋向于死，死也是为了另一种生，“我天天死亡”不是对于时光流逝的伤感表达，而是在天天死亡、天天出生，持续不断地出生和死亡中走向永恒，我是谁的个体不重要，我们是谁的意义也不重要，在永恒意义上，每个人的存在意义，只需问一句话：“我的灵魂在燃烧，因为我想知道时间是什么。”我返回我，并非是从个体的一种状态回归到另一种状态，而是从形而下的自我进入到和灵魂、和智慧、和不朽有关的形而上之中。
关于书籍，关于不朽，关于斯维登堡，关于侦探小说，关于时间，博尔赫斯在七十八岁之前其实都已经阐述了，但是当他以双目失明的方式再次看见，当他听到了“思故在”的声音，当他在感知慢慢的死亡中思考永恒，仿佛底下听课的人引用了毕达哥拉斯派的回答说：“大师说过。”是的，大师说过，大师在说，大师还将说，一本书便最后以这样的方式命名：博尔赫斯，口述。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424]
文以类聚
随机而读
暂无留言，快抢沙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