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6-08《从福楼拜到普鲁斯特》：行动着的阅读
普鲁斯特是一位深具多面性的作者，他是19世纪最后一位，也是20世纪的第一位作家，他既终结又开启。
——《双面人罗兰·巴特》
普鲁斯特作为一个标记，它被安放在福楼拜之后，和泰纳、勒南结友相伴的福楼拜被安托万·孔帕尼翁称为“现代派的先知”，而忽视历史的普鲁斯特开辟了一种形式主义的批评传统，他被新批评奉为先驱和权威。从现代派的先知到新批评的先驱，孔帕尼翁无疑让他们变成了“文学史”中的两个坐标，而身为作者的福楼拜和普鲁斯特被置于文学史的序列中，文学史是不是必然是历史的一部分？文学批评是不是无法脱离社会系统论？
这两个问题殊途同归，它们在孔帕尼翁的这部作品中约化为两个标题之间的关系：主标题或者书名是“从福楼拜到普鲁斯特”，两位作家构建的前后序列反应的是文学批评；副标题是“文学的第三共和国”则是关于“文学史”的书写，当作者为主历史为辅，无疑关照的是文学史视野中的文学批评；但是文本的内容却颠覆了这种看法：第一部分关于第三共和国的文学史厚达350页，第二部分“从福楼拜到普鲁斯特”却只有153页，也就是说，文学史比作家多出一倍多，当然并不能单纯从厚薄判断哪一部分是重点哪一部分是附属，但是孔帕尼翁也承认，虽然后续围绕福楼拜和普鲁斯特的内容涉及的是第三共和国这一时代，但是这种突兀和不快所传递的现实就是：两位作者相关的文学创作或批评只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他们是作为文学史家们的“后备军”而出现的，而且孔帕尼翁也提到了两人在文学史上的位置，一个是现代派的先知，一个是新批评的先驱，他们也都是第三共和国这一文学史的分析人物，普鲁斯特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更是“既终结又开启”的关键人物——当一切都被纳入到文学史得范畴，“作者”的存在、文学的批评是不是也只是历史学的一部分？
对主副标题关系存在的疑问或者也是对孔帕尼翁书写的一种质疑，而孔帕尼翁本身就是从文学批评的质疑开始的，质疑之质疑构成了“文学的第三共和国”的一个本质问题：何谓文学？这个问题当然是孔帕尼翁站在当下提出来的：在这个文学理论的“大时代”，当法国新批评甚嚣尘上的时候，文学是文学批评视野下的文学？还是历史学中的文学？法国新批评是对二战后法国多种文学批评新方法的总称，它首次出现在皮卡尔1964年发表的抨击性文章《巴特与新批评》，被纳入这一名称之下的新批评家，除了巴特，还有让·斯塔罗宾斯基、让-皮埃尔，理查尔、让-保罗·韦博、瑟尔日·杜布罗夫斯基、夏尔·莫隆等，虽然他们的批评方法区别很大，但是具有的共同点就是在阐释文学作品的时候拒绝使用文学史方法，巴特的《论拉辛》就是被皮卡尔所攻击的文章。实际上，孔帕尼翁对新批评也颇有微词，他认为新批评完全站到了文学史的对立面，也就是说，新批评完全是对文学史研究方法的否定，但它又忽视了文学史研究本身的独断论和印象论，这就是孔帕尼翁所说的罗兰·巴特的“双面性”，而在这种双面性的指责中，孔帕尼翁却也以一种“双面性”反思巴特的新批评，这种反思反而被看做是一种辩证法：为历史本身撰写历史，是为了阻止历史的自动重复，但是忽视文学史，却以新批评的姿态“叉着双手听着它喋喋不休自说自话”，更是对历史的断然拒斥。
孔帕尼翁对巴特的“双面性”的批判实际上归结为文学的书写问题，他认为巴特并不是一味拒绝历史学的方法，而是和自己使用的批评方法隔绝开来，按照巴特的说法，文学中存在两种假设，一种是历史学的，它把文学视为一种体制性的存在，另一种则是心理学的，他则把文学视为一种创作，用文学体制构建的是历史学的方法论，而心理学指向的是文学创作。巴特对历史学构建的文学体制的抱怨，就是让文学回归创作，也就是说，他拒绝对文学进行实证主义的历史批评，就是拒绝对文本之外的环境、公众和集体心态纳入视野。正因为这种所谓回归文学创作的新批评被孔帕尼翁所诟病，就在于巴特提出了“作者之死”的观点，“由于文学中社会性的一面被交付给历史，个体性的一面被留给理论，作者从此再无存身之地。”但是作者真的如巴特所说已经没有了生存之地？孔帕尼翁提出了分析文学史的科学方法，那就是“揭示它的系统和主观性因素”，发现两者的混合具有的爆炸性效应，简言之，就是：“以历史学的方式去把握它。”
文学和历史学、历史和文学史，或者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异构和同构的含混关系？“文学的第三共和国”这个其实是孔帕尼翁论述主体的副标题就揭示了这种含混关系，它更在“第三共和国”这个历史维度里成为一种含混的文本：1850年或者在1870年，历史学还属于文学；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历史已经成为了一门科学，它从文学中抽身而出，变成了真正的科学，甚至这个时期，历史学是以“反文学”的面目出现的，它在获得了科学独立性之后，反而让文学成为了其中的一部分；同样在1875年至1914年之间，诞生了文学史，而文学史无疑就是历史学的一部分，纳入到了历史化的范畴，甚至它成为了一种热情关注事实本身、基于“事实主义”的实证主义——这里就有一个社会的变革问题，随着普法战争的失败，第三共和国在稳定之后开始了大学的重建，随着大学体制的崛起、高等教育的建立、科学精神的发扬、历史与小说的分离，历史学囊括了一切，孔德、泰纳、勒南开创并且继续延续的实证史学成为了“一切科学的基础、中心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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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乃至文学都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文学被托付给了历史学者，文学研究被置于历史研究之下，在这样的“历史”现状下，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开始了法国文学史的拯救，她就是居斯塔夫·朗松，他于1895年出版的《法国文学史》以一种标志性意义“重新塑造了文学教学”，用同时代的法国作家、诗人、政论作者佩吉的话说，朗松就是“法国语言的守护神”，他的地位就像涂尔干之于社会学、赛格诺博和朗格卢瓦之于历史学，布吕诺之于语言学，安德莱之于日耳曼学一样，是绝对的权威。朗松具有权威性就在于把语文学方法推广到法国现代文学的领域里去；他区别了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标准，前者是认知，是科学的方法，后者则是感受，当沉浸于感受，就不会“握有真知”；他认为文学史得立足点史归纳而不是建构，选择的是分析而不是系统整合，目的就是揭示“文学作品生产的社会条件”。
朗松之出现，以及朗松主义的形成，本身就构成了一部历史，它是第三共和国文学史得一部分，而这个文学史也是在历史的演进中被书写的。孔帕尼翁认为朗松主义得益于“德雷福斯的恩泽”，不仅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朗松站在德雷福斯派一边的“教席中的社会主义”，而且他从德雷福斯派的身份中获益，从波尔多大学进入了巴黎学界，更重要的是，他对文学史书写的阐释和实践使得朗松主义成为了文学世界中的德雷福斯派：1900年到索邦任教，1901年发表演讲把文学史和文学教学的命运连接在一起，认为只有按照历史学的方法才能教授文学；1904年出版了《法国文学史》提出了民主制和现代社会的团结原则。在具体的教学方法上，就是通过语义学的注释解读文本，这是一种科学主义的方法论，“在文学研究中，存在着一种可获知的真理，文学研究因此变得高贵而神圣。”它的另一个名字就是实证主义，“如果我需要一个座右铭，那就是真，真就是全部。至于美和善，它们可以从真里面引申出来。”
朗松主义更多体现在文学教学和语义学解读上，但是在文学批评上，朗松主义却将文学不朽性问题和意识形态牵连在一起，他声称“文学名作会不断演化、转变，它们随社会本身而改变，它们的价值、意义和色彩都会变化”，看起来是在拒绝讨论文学不朽性，实际上是在阐述文学具有的意识形态性，这种意识形态性就是它的社会性，“在朗松看来，《法国文学史》的使命就是为世俗文化提供教理，勾勒文化巨人的集体圣徒像。”也正是由于此，朗松建立了权威，朗松主义也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他所提倡的是文学对民主的主动参与，他倡导集体工作和团结合作是一种德行，他建立了以爱国主义为信仰的文学万神殿……反索邦的“法兰西运动”就是对朗松主义的批判，他们认为朗松主义是一种“知识上的野蛮”，它早已沦入一群“为自己长久以来相信徒劳无益的修辞艺术和古典人文主义感到羞耻”的文人之手。
对于第三共和国的朗松主义，孔帕尼翁认为，朗松出版的《法国文学史》、编撰的《法国现代文学书目指南》和《指南》补遗，都是知识的丰碑，也为文学史这一学科打下了基础；他是最后一位有意识、有教养的公众和专家写作的作者，兼顾学术研究和科学普及。但是同时朗松主义也饱受非议，朗松的哲学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它们是社会分工，是民主制，是教育学，是团结伦理，是爱国主义，而后期的朗松更是成为大权在手、唯我独尊的人，他变成了个人崇拜的偶像。或者被尊为思想领袖，或者被斥为头号公敌，朗松以及朗松主义为什么会走向两个极端？孔帕尼翁认为这就源于文学史自身所带来的问题：文学史想要把历史学的方法运用到作品中，以摆脱批评的主观性，它又试图把文学作品当做一种社会现象来解读，在文学史的前提不变的情况下，朗松主义对文学史的阐述陷入了两个悖论：文学是历史性的，但它同时也是非历史的；文学是社会性的，但它同时又是个体性的。
实际上朗松所谓的非此即彼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对文学史的误解，在孔帕尼翁看来，“文学史是一个由各种理论上的悖论编织而成的扭结。”文学史接近历史学，但是它的对象具有生动的现实性，这是和历史学的本质区别；文学史与社会学有诸多共性，但是它的对象又是个体性的；所以孔帕尼翁认为，文学史应该放在和历史学、社会学三足鼎立的位置上：文学的“生动的现实性”超越了历史学，文学的“个体性”又不为社会学所束缚，也正是在和历史学、社会学独立的位置上，孔帕尼翁才在对历史上的朗松主义进行长篇解读之后转向了文学史的根本问题：何谓文学？才转向了被放置于历史维度却是“作者”的福楼拜和普鲁斯特：
从福楼拜到普鲁斯特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失去阿尔萨斯和洛林以后的法国，意味着修辞学和古典人文学的死亡以及文学史的勃兴，同时在这个阶段，现代大学与文学和批评都分离了开来。从福楼拜到普鲁斯特，还意味着在20世纪60年代和新批评出现之前的那种文学研究在历史上制造的“断裂”。最后，考察福楼拜和普鲁斯特，不是为了捍卫和发扬另一种文学史，也不是为了再度尝试调和文学批评和历史学，而是为了揭示某种小说形式与某种政治选择之间的应和关系。
“从福楼拜到普鲁斯特”，孔帕尼翁的第一层解读一定是将他们放在历史维度，这个历史维度甚至不是纯粹的文学史，而就是“第三共和国”——尤其是福楼拜。按照萨特的说法，“1848年的革命将福楼拜的人生一分为二。”这体现在福楼拜的小说《布瓦尔与佩库歇》中，其中的第六章就是唯一被标注了精确年代日期的章节，它始于1848年2月25的早晨，终于1851年12月3日，这是和“亲王总统”政变有关的日子，它指向的是革命，是政治，是历史，更是“现代法国”。第二层维度便是文学史，福楼拜作为现代派的先知，普鲁斯特作为新批评的先驱，都是他们在文学史上的位置，但是孔帕尼翁将两人都置于文学史的维度，其实还在于考察历史和小说本身的联系：从福楼拜的小说中很容易看到泰纳的环境说，泰纳的环境说带来的是一个“泰纳问题”，即文体的风格是不是通过后天的学习改变？孔帕尼翁认为，福楼拜问题其实就是“泰纳问题”：成就文学大业的，到底是个人才能，还是勤奋的劳作？
当然福楼拜问题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但是这个问题在普鲁斯特身上却完全被改变了，它变成了对文学的一种新视野：“新的问题意识不再关注风格的起源，也不再讨论文学创作究竟出于天才的闪念还是由劳作来塑造，它关注的仅仅是作品语句的特征。”孔帕尼翁之所以这么说，就在于他认为普鲁斯特已经是“文学性”的象征，或者普鲁斯特回答了“何谓文学”这个本质问题。普鲁斯特和朗松一样，早期对圣勃夫进行了研究，这是对历史和社会学的一种介入，但是到了《论阅读》，普鲁斯特明显发生了转向，他从“翻译他人”转向了“表达自我”，这种表达自我就是“恢复了作者的勇气和通过写作、通过小说形式表达自我的意志”。孔帕尼翁认为，普鲁斯特提到了图书馆阅读，提到了恋书癖，实际上他并不是在倡导这样的阅读，反而是一种否定：反复阅读，反对恋书，因为这些都是一种恶习，是偶像崇拜，是功利性的收益，对于普鲁斯特来说，真正的阅读是启示，是视觉性阅读，是通过将阅读和生活结合起来的创作，这就是普鲁斯特《追忆水水年华》诞生的标记，“这部小说是阅读的反面，是圣勃夫的反面，它是行动着的阅读，也是厚重的写作，而其厚度并不源自作家读过的书，而是来自以画面形式出现的众多‘作者’和‘语句’，来自在拉辛和圣西门身上隐约可见的那种神妙的语言。”
行动着的阅读就是写作，而写作具有的启示性、个体性，既折射了历史性，又具备了创作性，在这个意义上，普鲁斯特放弃的是“读者的意义”，选择了保留作者之义——这无疑就是对巴特“作者之死”的一次回应，它重新让文本保留了阐释的意义，而这也是孔帕尼翁认为“文学的第三共和国”所构建的文学史在朗松主义之后的正确道路，“唯有普鲁斯特能够动摇文学的第三共和国，从此，共和国课堂里最好的学生，泰纳和福楼拜，不再平起平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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