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6-08《渔村》：公平和民主的标本

八年前是对于《愚公移山》的整体性解读，依托的只是19分钟的《足球事件》和75分钟的《上海第三医药商店》两集纪录片，八年后却是在“百人千影”系列中展开对尤里斯·伊文思的观影，对《愚公移山》各部分的深入——从整体到单篇，从概念到细节，最后一定是从单篇、从细节回到整体，整体的《愚公移山》，整体的伊文思，以及整体的“中国故事”甚至“中国情结”——在细分的世界里，展现的生活是不是就是那种真实的、可触的生活，记录的故事是不是那些客观的、真情的故事？

这些疑问一定也是在伊文思“受邀”之后所思考的问题。伊文思曾于1938年和1958年两次来到中国，1938年他记录下了抗战的中国，《四万万人民》便是他表达反法西斯思想的成果；1958年他拿起摄像机记录一个新生的中国，《早春》是他在“大跃进”的中国被感动而同化的产物，他喊出的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春天即将到来……”的中国宣言。而现在的第三次，伊文思受邀拍摄一部反映中国“文化大革命”伟大成就的纪录片，5年多的拍摄时间对于伊文思来说，再不是像1938年或1958年那样以走马观花的方式旁观一个中国，拍摄完成之后他发出“我触到了中国，中国也触到了我”的感慨，是伊文思的真实中国情感的流露，官方背景，本土摄影，百姓生活，中国故事，对于伊文思来说，他必然承担起关于自己的双重角色：记录者和传播者，记录是向内的，是对于中国细节的挖掘，传播是向外的，是把中国经验和中国成就推向世界。

无论是记录还是传播，伊文思必定是一个在场者，“我们在大鱼岛呆了一个月的时间”，而且就住在渔民家里，在《愚公移山》第一集的《渔村》中，伊文思开门见山就提到了团队拍摄的情况，这是一种进入，也是一种介入——摄影机镜头在运动中来到了渔民家里，扫过了墙上的照片，屋里的陈设，就像是伊文思团队上门做客，但他们不是客人，他们要在这里近距离接触大鱼岛的渔民，完成对中国的第一次记录。无疑，拍摄于70年代，在客观上就是一种对时代的记录：母亲在做面食的时候，女儿正在拉风箱生火，男人身为民兵则擦拭着那把枪；孩子们放学了之后在家里做作业，做作业的地方是一张床，床上放着一张小圆桌，旁边则是堆得高高的被子；老船长的船是“鲁荣渔59号”，药店里的配药是免费的，女人在石头房子前面绣花；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村民革委会的新主任、“三八号”捕鱼船、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想法，扎红头绳的女孩、每年83个公分……这些元素都和那个时代有关，它们被真实记录下来，就变成了时代的在场，即使若干年后——2023年以观者的身份看见那些历史的产物，也会隐约激活某些记忆。

但是对于伊文思来说，他的记录并不只是为了让那些人、那些物以静态呈现的方式在场，他要让故事在场，也让身为记录者的自己在场。故事在场，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对于伊文思要记录的时代来说，最重要的是两个关键词：平等和民主。平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收入的平等化，劳动者来自不同的岗位，但是在收入分派上逐渐建立起了制度。比如渔民的船只属于大队，他们的工资则按照建立起来的支付体系进行支付，每年每年的收入大约是六七百元；身为村民革委会新主任的老裴，是一名干部，但是工资也是按劳分配，并不会比一般的渔民高；在卫生院的医生，每年是83个公分，收入是600多块，和渔民也不相上下；还有学校里的40多名教师，他们也是和渔民一样建立起了工资支付体系，和其他劳动者没有太大的差别——伊文思在拍摄时几乎都要问被采访者的收入问题，他以在场的方式得到了答案，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就是在拍摄中预设了这个主题。

导演: 尤里斯·伊文思 / 玛索琳娜·罗尔丹·伊文思 类型: 纪录片 制片国家/地区: 法国 语言: 法语 首播: 1976-03-10 片长:96分钟

对于生活在大鱼岛的渔民来说，最重要的平等，或者最具有新时代特征的平等，就是男女的平等。他的镜头深入到鱼线生产车间，在几乎清一色是女工的车间，他的画外音是关于妇女的两句中国名言：一句是“女人能顶半边天”，另一句则是“唯女人与小人难养”——第二句仅仅是引用，用以说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对妇女的歧视，也正是这句话的衬托，第一句话就直奔平等主题。很多女人在家里料理家务、照顾小孩，但是更多的女人在劳动一线，她们在鱼线生产车间，在海带搬运现场，在出海捕鱼一线，那艘捕鱼船上的渔民都是女性，她们将捕上来的带鱼搬到岸上，她们用水清理船只，而这艘船就取名叫“三八号”，那些女渔民面对镜头意气奋发，他们说自己也能干男人的活。另一边是坐在礁石上的女渔民，面对摄影机，这些出海捕鱼归来的女性“感觉很自豪”，她们说起和父母经过了斗争，终于消除了他们的顾虑，“现在是新社会了，女人也可以和男的一样。”和男的一样，就是男女一样有技术，一样有力量，一样勇敢，在最后“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歌声中，收获满满的他们各自回家。

“妇女能顶半边天”，这是伊文思在这部纪录片中反复强调的观点，除了在劳动岗位上男女平等之外，在观念上也逐步建立起来，老裴生有四个孩子，都是女孩，但是在摄影机面前，他一定没有重男轻女思想，他认为生男生女度一样，而且他还特别强调，自己的这种思想是在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之后形成并巩固的。老裴说到了文化大革命，伊文思拍摄这部纪录片就是为了反映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就，所以在《渔村》中，伊文思还特意向采访对象提出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老船长是一个共产党员，一直在捕鱼一线，伊文思问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老船长说自己一开始不很理解，感觉到很别扭，认为自己只要埋头苦干就行，但是后来慢慢相通了，他认为这就是一种思想斗争，想通而接受，接受而理解，甚至老船长认为，“今后还要有文化大革命……”

《渔村》电影海报

老船长的转变，更多是通过伊文思和他的对话展现出来的，“文化大革命”或者还只是一种斗争的抽象表达，但在整部电影中，似乎一切的新思想、新观念的形成，都和它有关，这似乎有点主题先行。除了男女平等、工资平等的“平等观”逐步变成实践，在渔村里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成果，那就是逐步建立起了民主，伊文思镜头下的民主生活体现在几个场景中。老裴是革委会新主任，他介绍说现在大队的事务都要和社员们讨论决定，大队里的养老院、幼儿园、卫生院、洗澡堂，这些设施的建设也都是民主讨论的结果，老裴用一句话来表达民主决议的重要性：“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干部和群众之间需要民主，那个画家和女渔民之间也体现了民主，画家以渔民捕鱼为题材作了很多画，他把画作一张张贴出来，然后邀请那些女社员来提建议，女社员总体认为画作很不错，但是有人认为画作上的海浪有点夸张，在这样的海浪里基本上不能捕鱼了，还有人认为船员的战力方向、目光等都有一些问题——女船员是从现实生活出发来评价画作的内容，他们的标准是真实，但是画家绘画是艺术创作，巨大的海浪和勇敢的海员形成的对比更能展现他们与大自然搏斗不畏艰难的革命精神，他所追求的是艺术效果，客观现实和艺术效果之间当然会有不同，但是即使女渔民提出了这些意见，画家也虚心接受，准备对画作进行修改。

实际上，民主思想和制度的建立，也是一种平等的表现，女渔民能成为捕鱼船上的主力，“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进步，生男生女一个样的观念，以及不同岗位没有贵贱之分的工资支付体系，也都是民主带来的平等，最后那场社员们关于是否要出海捕鱼的讨论，更是将大鱼岛的民主建设推向了一个高度：有人认为现在的时节非常适合出海捕鱼，应该抓住这个机会进行深海捕鱼，但有人基于村里船只不足的现状，认为虽然有干劲但是还是要谨慎，特别是安全问题，不能忽视……不同的观点在那里交锋，每个人都畅所欲言，都陈述利弊，在是否应该早点出发，如何用机船开航，如何保障安全方面，交锋最后变成了出谋划策，终于这场基于民主的讨论有了最终的结果：出海！在机船的带领下，船员们驾驶着捕鱼船浩浩荡荡出发了，在伊文思的镜头里，是辽阔的天空，是广阔的海洋，在天与海之间，是意气奋发向着深海前行的捕鱼者，小船拍成一列，在乘风破浪中朝着远方而去。

记录了平等的渔村，记录了民主的渔村，记录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渔村，记录了对生活保持乐观、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一代渔民，在摄影机进入的世界中，伊文思也在进入，跟拍、采访和对话，让伊文思成为了在场者，而在场的记录似乎更能体现真实感。但是伊文思毕竟在镜头后面，无论是对时代的记录，还是对群像的描写，无论是对渔村的拍摄，还是对渔民的采访，他也一定是观察者，是有限游离于现场之外的存在，而伊文思拍摄纪录片的意义就是向外界推介中国，“中国”自然成为了伊文思传播的对象，甚至是一个“他者”——伊文思从在场中抽身出来，让“渔村”成为了一个被注视的客体，他介绍说渔村有5500人，船只263艘，接着说起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之后又介绍了1889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义和团被镇压；女人拿着面粉去压面，他介绍说中国古代的科技很发达，又说到马可·波罗将中国的饺子传到了意大利；他问一个姑娘，能不能穿红衣服？姑娘说，一般不穿，只有等到结婚了才穿，但是红头绳可以扎，对姑娘的访问就是为了介绍这里的风俗……很明显，关于中国海岸线、八国联军入侵历史、古代科技水平以及传红衣服的习俗，都是为了让他人了解中国，伊文思无疑用影像打开了这扇中国之门，将对内的记录变成了对外的传播，大鱼岛“渔村”这个体现公平和民主的标本也成为了“飞翔的荷兰人”对中国故事阐述的第一个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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