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6-08 《末代皇帝》：我是一只龙椅下的蛐蛐
“禁止入内，违者罚款”的告示写在上面，那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拉在那里，可是他还是跨了过去，坐在龙椅上，抬头而望，这空无一人的太和殿上只有他一个人，但是他仿佛又一次看见了群臣叩首的场面，看见了万人之上的荣耀，看见了高呼万岁的盛况——过眼云烟，这是1967年的紫禁城，这是新中国的景点，这是已经成为历史的遗迹。而他，即使穿着普通北京人的粗布衣服，即使已是掏钱买票才能进来的游客，即使所有的荣耀和屈辱都已不再，可是他仍然属于这里，因为他是爱新觉罗·溥仪。
但是当他跨越禁区的红线，就像跨越时间一样坐在龙椅上，他也依然只是历史尘埃里的一个符号，依然是留在逝去岁月里的一个象征。一个戴着红领巾的孩子问他是谁，他说，我是中国最后一个皇帝，“用什么来证明？”他神秘地从龙椅后面拿出一个罐子，带着微笑走向孩子，当孩子像他一样走向龙椅，像他一样俯视殿堂，打开罐子，却是一只爬出来的蛐蛐，再转身，他已不见，那龙椅空空如也，太和殿空空如也，取而代之的是进来参观的游客，是被介绍的故事，就像历史，在日升月落、斗转星移中，空出的位置再也没有人坐上去，不管是符号还是象征，不管是幻觉还是想象，一个皇帝，一座宫殿，一段历史，以这样的方式拉上了终结的帷幕：1967年，爱新觉罗·溥仪在北京逝世。
用什么证明？这是一个寻找历史证据、验证身份证明的问题，当溥仪从龙椅下面拿出那个罐子的时候，当蛐蛐从历史的尘埃中爬将出来的时候，他仿佛看见了自己命运的对应物，是的，他就是被关在历史罐子里的蛐蛐，藏在龙椅的下面，任岁月流逝，任政权更迭，任革命兴衰，他似乎始终不曾远离这皇宫，不曾远离这龙椅，不曾远离被关着的命运。罐子是历史，罐子是他们，罐子被盖上，罐子被打开，他，中国最后的皇帝，仿佛一直在这一开一合、反反复复的演变中，成为历史中一个永远无法逃逸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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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 贝纳尔多·贝托鲁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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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光着屁股，还要吃奶，还不懂什么叫朝政，他便被推向了至高无上的龙椅，但是即使穿着龙袍，他也不能安分地坐在那里，站起身，走下台阶，绕过群臣，像是捉迷藏一样面对着规则，面对着秩序，面对着那个被叫做“皇上”的自己。皇上是什么，“皇上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什么时候洗澡，改吃荤还是素，却都是无法变成自由的选择，甚至没有人和他玩，一个人面对着高高的宫墙，面对紧闭的大门，始终无法走出那一步。
当看见七年未见的额娘，他欣喜，当看见分别太久的弟弟溥杰，他兴奋，那一只送给他的风筝是他另一种寄托，他多想像风筝一样飞向蓝天，目光越过这皇宫，看见外面发生的一切。所以在和溥杰手拉着手绕着皇宫奔跑的时候，才是他最快乐的游戏，他全然不顾后面的那些人，在爽朗的笑声里让自己成为另一个人。而其实，对年幼的他来说，“皇帝”是一种禁锢，而现实带给他的困境是，皇帝也并非是唯一的称号。当和弟弟溥杰一起写书法时，一个关于“用什么证明”的问题又抛向了他，溥杰应该穿的衣服是杏黄，只有他才能穿明黄的龙袍，杏黄和明黄，不只是孩子口中的争执，“该用什么证明你还是皇上？”溥杰说，“你已经不是皇上了，外面有另一个皇上。”另一个皇上是不留辫子的皇上，是坐汽车的皇上，是远离紫禁城的皇上，第一次听说还有另一个皇上，他愤怒地质疑大臣：我还是皇上吗？“是的，你永远是皇上。”那回答其实是软弱的，其实是欺骗的，因为当他和溥杰爬上墙，目光越过这无法超越的禁区，终于看见了另一个世界——“你永远是皇上”的回答必须注解一个修饰语：在宫里。只有在这无法走出去的宫里，只有在这如死水一般的宫里，他才是皇上，唯一的皇上，亲政的皇上，坐龙椅上的皇上，穿明黄龙袍的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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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代皇帝》电影海报 |
目光终于看见了外面，这对于他来说，是第一次超越幽闭的现实，第一次有了挣脱的欲望，“你们全都在撒谎！”是的，外面是一个更丰富的世界，是一个更真实的世界，也是一个更混乱的世界，当他的耳朵贴近地面的时候，他听到了隆隆的枪炮声，他听到了“反对二十一条”的呐喊声，他听到了世界的喧闹声。看见和听到，他终于知道自己生活的皇宫像一个牢笼，用谎言支撑起最后的荣耀。所以，对他来说，向外的欲望开始占据他的心灵，那个庄士敦作为外国的老师，让他了解了外面的世界——不仅是皇宫之外，也是中国之外：那里有一个叫华盛顿的人，有一个叫列宁的人，有苏格兰的裙子，有被刺杀的王公，当然还有牛津大学，还有摩登的女人，还有英语，还有收音机，还有关于西方的一切。
所以，对于溥仪来说，庄士敦是为他打开世界的第一扇门，只是这一扇门依然是象征性的，他无法超越自己作为一个皇帝的身份而走出这深宫。当他听到额娘死去的消息的时候，骑着庄士敦带给他的自行车，要越过那道门骑向外面的世界，但是大门却被关闭了，重重地关闭，外面的一切否定的方式在他眼前消失。“我要回家”的欲望终于让他喊出了“快开门”的呼声，但是从强烈到微弱，他根本无力用手中的所谓权力打开这扇门，愤怒的他将那一只陪伴他的小白鼠狠狠摔在门上，它死了，或者就像自己的命运一样，只能在厚重的门板阻隔中成为一种死去的象征。
这一次要打开门的渴望或者只是“我要回家”的个人欲望，当庄士敦给他输入了外面的一切，打开门对于他来说，则意味着对于旧时代的告别，意味着对于旧秩序的革新：他要成为心口如一的君子，从无法说出心里话的禁锢中逃离出来；他要改变婚姻，要选择自己喜欢的女人；他要剪掉辫子，要戴上眼镜，要去牛津读书，他要逃跑。“他是中国最孤独的人”，这是庄士敦对他的概括，但是当那扇大门向他关闭，当从小带大的奶妈最终离去，当永远分离的额娘连最后一眼都看不见，当画像挑妻的婉容和文秀成为他的皇后和淑妃，“我要改变着一切”其实也变成了空泛的口号。
“一个没有人再看戏的皇宫，为什么唱戏的还不下台？”这或者就是他的现实，当外面的一切风起云涌，当世界的格局千变万化，他却还以一个空泛的“皇上”，一座空泛的皇宫，一个空泛的位置，成为一个空泛的符号。但是即使他无法实施他的革新计划，他无法以逃跑的方式去往牛津，甚至无法改变自己的婚姻，但是“我要亲政”的想法和实践似乎也变成了他改变现实的一种努力，但是生不逢时的他或许只能在自己剪掉辫子的冲动中接近了理想，或许在婉容新思想的碰撞中看见了希望，但那扇门却始终未能按照他的想法被打开，他只能继续孤独，继续郁闷，继续愤怒，继续在介浮宫的大火中退让，继续在“谁是谁”的游戏中满足欲望。
那扇门被打开，其实是外面的力量，而他只能以退出的方式永远离开了自己的皇宫，“原以为厌恶这个地方，要离开了却有些害怕了。”1924年，当溥仪被赶出紫禁城的时候，拿着那一个网球的他，似乎连最后亲政的希望也破灭了，斑驳朱红的墙，辉煌的金銮殿，群臣叩首的荣耀，一切都化为了乌有，那么大，那么小的紫禁城，却也原来容不下他，容不下一个皇上，容不下一个孤独的孩子。这仿佛又是命中注定的一扇门，当溥仪去了天津做了寓公，他内心的渴望不是出去，而是回来，在日本人的怂恿和引诱下，1934年，他成为了满洲国的皇帝。其实溥仪知道当满洲国的皇帝完全是日本人的阴谋，婉容当初也对他说，这是日本人在利用他，但是他的回答是：“我也要利用他们。中国已经背叛我了，我要复辟我的帝国。”对于溥仪来说，这一种利用就是让自己回到龙椅上，让自己再成为皇帝再拥有权力再开始亲政。这似乎是另一种理想主义，当拒绝出去，他便以转身的方式回到了另一个起点。
穿上龙袍，坐上龙椅，在登基仪式上，他变身为皇帝，但是他不再是那个想要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的皇帝，旁边是持枪的关东军，他无非是一个傀儡，在虚化的权力中真正变成了一个空泛的符号。任命人总理大臣，是日本人的决定，却必须让他签字；在满洲国推行日语，是日本的文化统治，却也必须让他签字，当溥仪无奈地签下自己的名字，他的帝皇梦也只是一个名字。而对于真实的自己来说，也逐渐被架空，婉容和他的距离越来越大，他们欢愉的情爱生活也变成了空白，她借助于鸦片麻痹自己，又与司机媾和，终于在日本人所谓“维护不容玷污的帝王尊严”的理由下，孩子的“满洲国父亲”被杀死，刚出生的孩子被扼杀，而婉容也从此走上了疯癫的人生之路。
当婉容坐上日本人准备好的汽车离开的时候，溥仪从楼上跑下来，踩着碎雪追逐而去，婉容是他的妻子，尽管他已不爱，但是他在她离去的影子里分明看见了自己的落魄，自己的无奈，自己的屈辱，而一路奔跑最终在他面前的依然是那扇厚重的门，重重地关上那一刻，他和她，里和外，自由和禁闭，又以隔离的方式变成了他不可逾越的宿命。而在这被重新关上大门的际遇中，文秀似乎提供了截然不同的人生方向，当溥仪和婉容以亨利和伊丽莎白给自己命名的时候，文秀看到现实已经远离了自己曾经的皇宫梦，所以她坚决提出了离婚，即使在溥仪“不能和皇上离婚”的拒绝中，在婉容姐妹情谊的挽留中，她还是义无反顾地在雨中决绝而去，扔掉那把伞的时候，她仿佛找到了一直寻找的自由，找到了全新的自己，冲出去，离开，或者也应该是溥仪，应该是婉容的抉择，但是在自己被囚禁的现实里，他们始终没有勇气打开心里的那扇门。
满洲国，是另一个无法逃逸的牢笼，当日本无条件宣布投降，对于溥仪来说，那扇门似乎已经打开，但是当返回的婉容朝那些日本人吐口水，并非是一种解救，疯癫的她已经人生无多，当溥仪和她再次面对面的时候，那一扇门却又被关上，重重地隔开了他们，隔开了种种的恩怨。隔开的现实，其实就是溥仪这一生的象征，皇宫的大门向他关闭，满洲国的大门向他关闭，婉容的大门向他关闭，而在里面，他永远是一个孤独者，永远是一个在时代之外被架空的符号。而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在那曾经满洲国关押过罪犯的地方，当他成为战犯的时候，也是那一扇门向他关闭，在里面他必须交代问题，必须坦白自己的罪行，必须改造自己的思想，10年的牢狱生活，是一种解救，但依然是一扇门的隔离。
当1959年终于从战犯管理所释放，他面前的门似乎才真正被打开，但是当他穿上普通人的工作服，骑着老百姓的自行车，在和政治无关的花花草草中度过余生的时候，他却听到了街上批斗的声音，那个他认为是好人的战犯管理所所长被戴上了高帽，被剃成了阴阳头，被打成了反革命，他冲上去，“他是一个好人，你们一定搞错了。”可是，得到的却是驱赶，在忠字舞的红卫兵面前，在处处都是革命歌曲的街上，他再一次被世界隔离，再一次看见了扭曲和挣扎的历史。
满清时他是最后的皇帝，复辟时他是被利用的皇帝，满洲国时他是傀儡皇帝；满清灭亡时他向民国投降，被赶出紫禁城之后他向日本人屈服，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变成了罪犯，从满清灭亡到军阀割据，从日本侵华到政治改造，从三岁登基到亡国之君，从傀儡皇帝到阶下囚，溥仪似乎永远走不出那扇门，那扇通向自由的门，通向外面的门，这或者并不是一个个体的悲剧，当他成为一个历史符号的时候，或者也是历史深处的那种无奈，那种扭曲，那种挣扎，而最后留下的是永远的哀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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