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6-25 《中国史纲》：具体的史实指示出来
有些读者已经在耽心本书的全部工程，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完成，我自己也这样想；但我可以告诉读者：“不管时代如何苦难，我总是走自己的路。”
——《第二卷 秦汉史·序》
1944年7月15日，四川巴县歇马场刘家院子，这是历史的“现在时”，当翦伯赞在此时此地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并没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也没有在时间之外的孤立感，相反，却是一种必然性的雄心壮志，因为在当时来说，翦伯赞的写作计划是填补一种空白，尤其是秦汉史的研究，还没有“看到一部完整的科学的专著”，即使有，也只是以章目的形式“列于诸家通史之中”，所以这个秦汉史就是为了改写一个纪录：“当我们的研究进到秦汉时代，就要走进中国历史学上的荒原了。”
而要真正走进历史荒原，在翦伯赞看来，也是有备而来，一是当时作为计划之一的《史前史、殷周史》已经在三个月前由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这对于整个中国通史的写作计划来说，迈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同时，近三四十年来中西考古学的发现，为第二卷的写作奠定了基础，这其中包括在中国西北边疆、甘肃一代发现的稀罕遗址和遗物，包括敦煌和居延所发现的汉简，包括除实物和简牍之外的汉代石刻画像，如此，就组成了中国历史编写所需要的“新史料”，而这也正是翦伯赞提出的“历史科学的任务”：“如果有了新的考古学上的发现，我们便应该尽可能地运用考古学上所提供的新史料，去订正文献上的史料之伪误，补充文献上的史料之缺失。”
这是“如果”变成现实的基础，也正是有了如此丰富而重要的史料，所以第二卷的写作得以顺利完成，但是当翦伯赞的中国通史计划在第二卷出版之后开始继续前行的时候，历史仿佛和他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按照最初的计划，翦伯赞要写的中国通史一共有八卷之巨，除了第一、第二卷之外，第三卷为《魏晋南北朝史》，第四卷为《隋唐五代史》，第五卷为《宋辽金元史》，第六卷为《明清史》，第七和第八卷则为《近代史》。但是随着国内形势的改变，随着对政治生活的参与，翦伯赞似乎站在了自己无法左右的位置上，至少是和这个计划越来越远，第三卷从抗战胜利之后开始写作，到解放初期，已完成20余万字，但是这个完成只是一种初稿，在当时来说，翦伯赞没有做进一步的加工，所以最后终于没有正式出版；与第三卷几年努力却最终未能付梓相比，其他五卷更是成为翦伯赞历史科学研究上的一个遗憾，知道他逝世，也没有能将计划变成可见的现实。
当初雄心勃勃，最后留下终身遗憾，这或者是站在1944年的“现在”的翦伯赞无法预料的历史现实，也是对于所谓的“时代苦难”缺乏一种遇见性，这当然和中国的整体现实有关，和知识分子的历史机遇有关。但是，在这个中国通史计划面前，在这两卷历史科学的成果面前，在“我总是走自己的路”的承诺面前，翦伯赞却真的已经表露了一种新史学观，甚至已经着手建立新的史学体系，这就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用于对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资料之研究，以批判的、革命的态度进入了史学的深层”。如果忽略中国通史计划未能完成的遗憾，翦伯赞却在另一种意义上完成了新史学的初步构建，那就是在“长期地、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搜集、发掘、整理古代文献和考古资料”，同时还倡议创办了两个培养高级人才的基地，1952年设在北大历史系的“考古专业”和1959年设在北大中文系的“古典文献专业”，都是他为建立中国的新史学体系建设作出的贡献。
这或者就是翦伯赞所说的“我总是走自己的路”的情怀和追求。而如果我们把1944年7月15日写下的这句话作为开始，重新回到历史的“现在时”，在第一、第二卷的编写中，翦伯赞也是很好地体现了新史学观，甚至将这一观点贯穿始终。尤其在第一卷的写作中，先秦的古史资料缺失严重，即使在《史记》时代，对于“现在时”之前的历史，特别是三代五帝、神农以前，也是“尚矣”，也是“吾不知已”，也是“靡得而记云”。也正是由于这种“靡得而记”史学观，才使得古史研究陷入不真实甚至虚妄之中，“历代学者，对于这一段古史的论著，也只是传神书怪，捕风捉影，因误正误，以讹传讹，浸至荒诞不经，极奇离诡谲之大观。”所以翦伯赞在反对这种“以讹传讹”的虚妄历史观同时，提出了必须走中国史学自身发展的道路，那就是从盲目的信古变成疑古，从消极的疑古到积极的考古，“前者就是所谓辨伪学而后者便是所谓金石学、考古学。”双管齐下的意义就是运用各种考古发现，各种文献资料，以科学的方法逐渐看清历史发展的轨迹，在翦伯赞的这两卷著作中，不断重复的一句话就是“具体的史实指示出来”，这是一种对于观点的证明，这是一种对于考古的引用，这是现在时对于过去时的修正。所以生于今日在历史学意义上来说，就是科学地延伸了这条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历史链条，就是能够自信地发出“我总是走自己的路”的声音，“我们生于今日，得观古人未见之古史资料，孔子所不能征之夏礼与殷礼，吾人已能征之；司马迁‘靡得而记’之太古时代，吾人已能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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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Z95·2161018·1330 |
大胆其实就是一种疑古，就是一种积极的考古，“地球在转动，冰河在冲刷，海洋在隆起，陆地在沉沦，风雪在飘零，内海在荡漾，月桂树在摇曳，剑齿虎在咆哮，这就是开天辟地时代的景象。就在这个宇宙洪荒的时代，在蒙古高原大内海的周围，出现了中国最初的人类。”翦伯赞仿佛就是一个站在高处俯视中国历史的智者，已经将目光延伸到了开天辟地的混沌时代。在缺乏考古实物的基础上，翦伯赞提出的大胆设想是：北京人就是中国人种的原始祖先；但是中国人种的来源，并不是只有蒙古高原系人种之一员，还有另一个来源则是南太平洋系人种，也就是说，中国南部的人种并不是之后迁徙所形成的，而是与蒙古高原系人种相独立而产生的，在野蛮时代，也就是新时期时代的初期，这两大人种第一次在中国中部遭遇，这就是传说中的黄帝与蚩尤之战。
而这个人种两元论的观点并不是空穴来风，考察之后发现的实物，南北中国其实并没有交融的证据，他们独立寻找着自己的发展空间，也留下了保留各自特征的原始石器时代的证据。但是这种独立在从旧石器向新时期转化过程中，被打破，当中国历史从蒙昧状态走向野蛮状态，从前氏族社会走向氏族社会，便开始了文化和人种的大交流，而在这个时期的交流中，翦伯赞所驳斥的一个观点便是，当时的中国只有夏族一个文化氏族，在他看来，当时和夏族平行发展的还有许多史前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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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翦伯赞：站在俯视世界的高原之上 |
正是由于这种诸氏族的平行发展，才有平行之后的冲突，才有冲突之后的交融，才有交通之后的更替，这是一种动态的发展轨迹，在大约在公元前1700年代前后，“中国的历史开始了一个巨大的变革过程。”这个过程的标志便是原始公社制的崩溃和商代古代社会的出现，也就是进入到《淮南子·本经训》中所说的“异贵贱，差贤不肖，经诽誉，行赏罚，则兵革兴而分争生，民之灭抑夭隐，虐杀不辜，而刑诛无罪，于是生矣”的时代。在翦伯赞看来，商族的伟大意义是驱逐了“诸夏”，征服了“诸羌”，打通了与中国西南及东南的“南太平洋系”人种的交通，在中国的黄河腹部创造出崭新的青铜器文化，从而“建立起前所未有的庞大的古代国家，揭开了中国文明时代之历史的帷幕。”
中国的文明时代，是一部征服史，是一部驱逐史，却也是一部融合史，这种融合特别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构造的改变、社会关系的发展之后新事物的产生：“古代社会的历史任务，就在于使存在于原始公社制社会内部的农业共同体崩溃，而造成封建制之直接前提，即大土地所有与个人化的生产。”商族的文明时代开启了崩溃而融合的序幕，而到了周代随着初期封建国家的建立，这种“古代社会的历史任务”又重新有了新的注解，那就是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大战争、大交融。
一方面，是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为标志的中国内部的崩溃和融合，春秋时代的战争，比起西周时代，更为频繁了。《春秋》所记中言“侵”者、言“伐”者、言“围”者、言“师灭”者、言“战”者、言“入”者、言“进”者、言“袭”者、言“取”言“灭”者，组成了一幅广阔而不绝地战争图景，“这些战争，都是为了土地占有或物质掠夺而发动的。”这是民族活动的一个侧面。而在这个中国内部的斗争之外，翦伯赞更是站在历史的高点，俯视整个世界的形势，在他看来，当时的世界形成了多元的文化源头，“当春秋战国的封建文化成为东方世界史之动力的时候，希腊的奴隶文化，也在地中海北岸，放出了灿烂的光辉，成为西方世界的历史动力。”这种动力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为一种斗争，周敬王三十年至四十一年发生的希腊与波斯因争夺奴隶市场而引起之“希波战争”、周显王三十六年中国合纵连横之时亚历山大远征亚细亚，都在相同的时间段里产生了驱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而不拘泥一种静态的变化，能够俯视历史发展的全局，而不囚禁于一种封闭的世界中，这便是翦伯赞建立新史学的视野，的确，当中国历史从初期封建制走向专制主义封建制，这种全局视野便越来越具有一种俯视感，也越来越为历史寻找到一种同轴的方向。在翦伯赞看来，秦族的兴起、扩张以及统一，是中国冲破封闭的一元世界的动力所在：在战国末叶，随着秦族的不断壮大，如历史洪流，自西北滚滚而来，泛滥于中原，“他冲决了中原诸国之封建地方区划的堤防，打通了一切阻碍经济文化和血统交流的障壁，使中原诸文化种族，在他的冲刷与激荡之中，融化混合而凝结为一个整个的种族，即后来所谓汉族。”而在秦最终统一中国之后，那些被冲决的历史碎片被糅合成了一个历史个体，即使在陈胜起义中，这些碎片又再次出现，但是对于整个种族来说，并没有瓦解，而是继续以“历史个体”的形势出现，这种历史个体在翦伯赞看来，并不是文化的一种优势状态，反而看不见外面的世界，特别是在西汉中叶以前，“四周的云雾太浓厚了，这使得中原种族看不见中原以外的中国，更看不见中国以外的世界。因此，尽管四周诸种族称帝称王，他们也知道得不很清楚；尽管西方世界的历史波涛，拍击着帕米尔高原的山麓，他们更是毫无所知；至于在洪涛巨浪的稀有大海中之有人类的活动，恐怕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
就是在这将近一个世纪里，“中原种族被紧紧地封锁在黄河流域的狭隘世界之中，过着一种被囚禁的生活。”所以历史要向前发展，就必须像战国末叶的那股洪流一样，以摧枯拉朽治理冲决既存的文化秩序，而且并不囿于中国之内，更需要以一种世界眼光来定义自己的位置，所以张骞出使西域便成为这一种融合的开始，便成为人类历史走向世界结合的标志。而具有世界视野的翦伯赞，更实在空间和时间的制高点俯视整个世界的变革，在西汉中叶以前，他登上了帕米尔高原：
我们所看到的，是罗马的文化圈在扩扩大，是野蛮人的骑兵在驰逐，是希腊人在走下历史舞台。但是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黑海与里海之北的广大原野中，有不少的游牧种族，他们驱着可爱的畜群，在那里唱着原始的牧歌。就在这个时舒候，中国有名的探险家张骞到了中亚细亚。西方世界的历史活剧，继续演进。自西汉中叶迄于西汉之末，这里的世界又大大不同了。
而在西汉中叶以后，再次登上帕米尔高原向西而望过的时候，看到的又是另一幅世界图景：
我们可以看到金字塔上飘扬着罗马的国旗，恺撒与埃及女王姑娄巴在热烈的恋爱，罗马竞技场的大角斗，维苏威火山口的奴隶大暴动，日耳曼人从北欧南下，罗马人从南欧北征，安息的响箭队驰逐于卡里的战场，成群的罗马士兵被俘而东，大月氏的骑兵南向而驰，南君局宾的希腊人逃入印度，西汉帝国的远征军在中亚的进出，大宛、康居的人民之遭受蹂躏。
世界从来不是静态的，也不是一元的，它在同时性中演进这历史，又在历时性中找到相同的发展轴线，而中国也越来越明显地参与到世界的交融和发展之中，西汉时出使西域建立各国的联系是一种主动的行动，而在东汉时，随着民族冲突而产生的碎片在客观上影响了世界形势的发展，“由于东汉的压力，从东方世界的历史运动中，又抛掷出第二块历史史碎片，这就是北匈奴。”曾经的第一块碎片是大月氏，大月氏被迫离开中国，在南征过程中形成了新的历史版图，而现在当北匈奴这块碎片被抛出去之后，它将成为以后西欧历史发展的动力，所以中国对于世界的参与，虽然是一种战争方式，但是却影响了历史的脉络，而这正是其意义所在：“这种种族的被抛掷，正是世界的脉络之沟通。世界史就在这些种族移动的抛物线中，达到了他的统一运动之完成。”
“靡得而记”是一种史料缺失的无奈，以讹传讹当然更是一种虚无的传说，而唯有唯物，唯有史料，唯有“具体的史实指示出来”，才能走向一种可以俯视的历史，走向在“现在时”回首的考古，走向不停步“走自己的路”的大胆，即使变成了永远的遗憾，即使如那些碎片一样被抛了出去，但也会变成一种自信的声音，一种融合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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