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8-10 《邮差》：从肉体到灵魂的暗喻
就是那一年谬斯遇见了我
我不晓得它从何而来
来自冬季？源自河流？
何时何地？
不是声音，不托文字，更非沉寂，
而是来自我走过的街道，
来自漫漫长夜，来自旁人的启发，
在烈火中，或归途上，
她没有内容，但触动了我。
——聂鲁达
在遇见之前，在触动之前，她是没有内容的。没有内容的1948年，没有内容的小岛，没有内容的渔民，以及没有内容的邮差，意大利南部的小岛是孤僻的，是沉寂的，甚至连自来水都缺少，而战争之后的生活也是贫困的，是茫然的，更是找不到诗歌的，但是在没有内容的世界里，注定会被诗歌遇见，或者，诗歌一定会遇见他，遇见他，遇见每一个渴望自由、渴望诗意的人。
对于马里奥来说，生活一样是没有内容的。一张孤独的床，一扇孤独的窗，以及一片孤独的海，他从床上起来，是被外面回来的渔船声音吵醒的，倚在窗口，世界无边无际，却总是没有出口。作为渔民的儿子，他每天看着父亲出海又归来，但是小船上总是寥寥 的几条鱼，这就是渔民的生活，但是在大海的侧面，在父亲的旁边，没有内容的空洞生活让他对生活缺少热情。这是马里奥的现实，是岛上年轻人的现实，也是战后一代人的现实。
“我不喜欢捕鱼。”这是他对埋头吃着东西的父亲说的话，海边的湿气让马里奥的鼻子堵塞严重，这是一种不适应，也是一种无法融入的隔绝，更是茫然中的病态。所以对于马里奥来说，现实所呈现的就是一个肉体病态的开端，当他去镇上找到了送信的邮差工作，也是肉体生活之一种，每天骑着自行车绕行在临海的路上，吃力地蹬脚，费力地转弯，他所有的努力也是用肉体在说话；送信的地方只有一个，来来回回，没有工资，只有接信人给的小费，这些小费每月只够看一场电影，这也是满足了最基本的视觉需求；而那个唯一要送信的地方在山腰上，是从秘鲁流亡到意大利的诗人聂鲁达和妻子住的地方，当马里奥疲惫地把信送到那里的时候，他看到了诗人和妻子的亲热，看到了他们相拥跳舞的情景，这对于马里奥来说，也是一种身体欲望的投射——他在关于聂鲁达的电影中看到的不是诗人受到欢迎，不是游行者冲破当局的封锁，而是写诗的人能够得到女人的喜欢，能够拥有众多的女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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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 迈克尔·莱德福 / 马西莫·特洛伊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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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色房子里，在聂鲁达的世界里，马里奥看到的是一个生活着的诗人，他手上拿着的是洋葱，眼睛却望着远处的山和海，就如乔治所说，他正在构思一首政治诗，在他写诗的时候不能打扰他。诗歌在聂鲁达那里也是现实，诗意在诗人眼中也是一种基本的存在。这是马里奥第一次遇见诗人，第一次看见诗意，也第一次拿起了诗集。“天空在流泪”“理发店的味道令我放声痛哭”“我厌倦了做人”……这些在聂鲁达诗集里的句子具有一种诗意，马里奥读不懂，却似乎说到了自己心里，当他问聂鲁达的时候，诗人说出了一个词：暗喻——“诗歌不需要解释。”
这是诗歌的暗喻，是的，它早在马里奥的心里，当他依偎着窗户，当他遥望着大海，他一定想寻找那种寄托，想获得那种诗意，只是他不知道如何表达，如何用暗语触及肉体之外的存在。是聂鲁达打开了他的世界，是诗人让他看到了暗喻的力量，是暗喻让他从肉体走向灵魂。当他在小镇上偶然看到那个美丽的阿特丽契的时候，一开始是某种肉体的感觉，那眼神，那身材，那动作，那掉在地上重新捡起来的小球，无不具有某种身体的诱惑。就像马里奥当初希望有女孩认识他，走近他，像聂鲁达一样，得到某种身体上的满足，这便是“没有内容”开始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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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差》电影海报 |
但是却触动了他，所以阿特丽契是他第一个缪斯，是他遇见的第一个诗意和暗喻。原先只是有一本聂鲁达的诗集，上面可以签上诗人的名字，可以让女人们看见而羡慕，但是当马里奥在窗边打开诗集，他便慢慢地从身体叙事走向了灵魂需求。首先是开始读里面的诗句，然后是拿起了笔，再然后对聂鲁达说：“我想成为一名诗人”，再然后开始思考，思考那片海，思考这个小岛，思考遇见的阿特丽契，最后和聂鲁达走在海边，观察周边的事物，最后，那个暗喻就自然出现了：“船在文字上摇荡。”马里奥说出了第一个暗喻，写下了第一句诗歌，他也成为这小岛上的第一个诗人。
“我坠入爱河了。”当马里奥迫不及待地告诉聂鲁达，那个暗喻已经从肉体的需求变成了灵魂的表达，“没有解药，我也不需要解药。”那时，不是送信人和接信人之间的对话，不是小镇邮差和流氓者的对话，而是诗人和诗人之间的交流，“我对她一见钟情，像闪电。”暗喻走进了灵魂，走进了爱情，走进了诗人，马里奥在阿特丽契的面前说：“你的微笑如同蝴蝶展翅。”那时在大海边，他看着她，她回过头来看着他，在肉体之外，在灵魂之重，暗喻把他们连在一起。
但是仅仅是一个诗人的小岛，仅仅是一种爱情的暗喻，对于马里奥来说，在个体之外却还是“没有内容”的现实，阿特丽契的姑妈罗莎夫人却把这种行为看成是勾引，“男人的背后还有一双手”，她这样告诉阿特丽契，一双手是男人身体的一部分，一双手会伸出来把她拉到床上，这是罗莎夫人的身体哲学，所以在她看来，马里奥爱上阿特丽契，阿特丽契和他约会都是为了满足身体的诱惑——当那一首诗歌从阿特丽契的胸部拿出来的时候，当“赤裸的”成为诗歌的第一个词的时候，更明白无误地成为身体占有的符号，“他用眼睛把她勾引，他看过了她的裸替，他的脚上都是细菌，他的口中都是魔咒，如果再让我看见，我就会杀了他。”罗莎夫人找到聂鲁达这样说。而当马里奥和阿特丽契终于走在一起准备结婚的时候，牧师问他们的婚礼谁来做证婚人，当马里奥告诉他证婚人是聂鲁达的时候，牧师以否定的口吻说：“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在苏联共产主义者会吃自己的孩子，他和妻子在这里却没有孩子……”
无论是罗莎夫人对于诗歌的解读，还是牧师对于共产主义者的观点，其实都是一种暗喻的当下危机，聂鲁达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却在秘鲁的封锁政策下无法出版诗集，当他来到意大利这个小岛的时候，却成为无家可归的流亡者，而当他用诗歌为马里奥寻找到灵魂深处的缪斯的时候，却也变成了一个食人者。这或者就是一种现实，是关于战后世界的现实，也是这个小岛如何生存的现实。在小镇上，那个名叫柯西莫的竞选者是一个基督民主党候选人，他用高音喇叭拉选票，而他承诺的一件事是为小镇装上自来水，罗莎夫人相信了他，而且还为那些填埋管道的工人免费提供食物，但是当他选举胜利之后，这样的承诺却变成了一张白纸，以致最后罗莎夫人签了债。
这当然不是不同政党之间的矛盾，共产主义者，基督民主党，在这个小镇上以完全不同的身份出现的时候，其实是为了在这样的现实里寻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我们要反抗，挣脱身上的枷锁，我们要自由。”这是乔治对马里奥说的话，所以当聂鲁达终于被解除了驱逐令回到智利之后，马里奥对已经怀孕的阿特丽契说：“这里没有人能理解我们，我们要离开这里，要写诗，要去智利。”这是对于生存现实的一次主动反抗，这是对于诗歌的第一次主动争取，聂鲁达走了，诗人走了，共产主义者走了，甚至在聂鲁达的几次回信中也没有提及马里奥，但是对于马里奥来说，他却留下了诗歌，留下了自由，留下了暗喻，留下了暗喻，“作为诗人，我根本算不上，作为共产主义者，我也不是，作为邮差，他也不记得了，但是他待我如兄弟，如朋友。”马里奥这样说，就像他那本聂鲁达的诗集里，聂鲁达的签名是：“致我的朋友，我的同志马里奥。”
“说出这个美好的地方的美好事物。”这是当初聂鲁达给马里奥“说话”的机会，对着可以录音的录音机，马里奥木讷地说不出话，生活在这个隔绝、孤独、没有自来水的小岛上，会有美好的事物？在这个被湿气侵袭、总是听到渔船单调声音的小岛，会是一个美好的地方？那种美好或者就是诗歌，就是灵魂意义的暗喻，所以当聂鲁达走了之后，在被灰尘覆盖的房间里，马里奥重新拿起了话筒，重新走向了小岛，重新寻找诗意，“诗歌不只是属于写诗的人，它更应该属于那些最需要它的人。”这是当马里奥把聂鲁达的诗歌当成爱情献诗时说的话，这被聂鲁达定义为“民主精神”的做法恰恰就是马里奥找到的暗喻，于是他在山顶上，在小镇里，在大海上，录下小岛上的各种声音，“第一，是海湾的海浪声，轻轻的；第二，海浪，大声的；第三，掠过悬崖的风声；第四，滑过灌木丛的风声；第五，爸爸忧愁的渔网声；第六，教堂的钟声；第七，岛上布满星星的天空，我从未感受到天空如此的美；第八，我儿子的心跳声。”
每一种声音都是新的发现，都是美好的事物，都是诗歌的暗喻，都是让灵魂走向自由。所以留下来而且走进了马里奥心里的诗歌是反抗的武器，是美好的生活，是自由的精神。即使在罗马的集会上马里奥被军队乱棍打死，那时他就是一个朗诵自由的诗人；即使五年之后聂鲁达回到小岛再也没看见马里奥，但是那些录音会永远留在诗人心中，留在妻子心中，留在出生的孩子心中，这是一种继承，这是一种延续，“你留下了很多东西，我曾经写过诗。”如此，当一种身体被死亡带走的时候，诗歌的隐喻也成为了一种永远无法消灭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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