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8-10《逻辑与知识》：存在的只是事实
迄今为止我讨论的是人们可以称作哲学语法的东西，而在这个探究的过程中，我不得已把你带入许多枯燥无味的领域。
——《逻辑原子主义哲学》
罗素像是在面对面对我说话，作为读者的“你”的确感觉到了枯燥无味，不仅枯燥无味，对于其中的观点也一知半解，罗素将这种枯燥无味的阅读感觉归结为对“哲学语法”的误解，在他看来，传统形而上学充满了“起因于坏的语法的错误”，这种错误就表现为将假定的结论作为一种真理，所以坏的语法的错误并不是真正的哲学语法，罗素就是要通过对哲学语法的“转向”回到对问题的探究上。
自从哲学开始语言学转向之后，对哲学论著的兴趣已经明显下降，也很少阅读相关的书籍，而这种枯燥无味的感觉甚至一知半解的体验并非是罗素所说对哲学语法的错误理解，而是缺少必要的哲学素养，尤其是逻辑学方面，基本上处在一种无知的状态，而罗素所提出的逻辑原子主义就是在思考“数学哲学”的过程中强加于自己的一种哲学，“一切数学在最严格和最形式化的意义上都要回到逻辑。”所以不是理科生、对数学缺乏兴趣、对逻辑无知的读者，如何能从罗素的这些“哲学语法”中找到真正的哲学趣味，于是在依然是枯燥无味的状态下，只能以“了解”的方式完成翻阅，并将罗素在1901年至1950年发表的跨越半个世纪的十篇论文进行最粗浅的梳理——仅仅在“知识”的层面上。
《关系逻辑》：这篇文章发表于1901年，罗素在《我的精神发展》自传中称1900年是“我的理智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年”，因为那一年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哲学会议，他和怀特海一同去巴黎，并被皮亚诺和他的学生们提出的数学和逻辑问题中的技巧所吸引，罗素回来后钻研了皮亚诺的著作，尤其研究了他的记法，这种记法在罗素和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中使用。发表这篇文章时罗素年仅29岁，但是作为“享有盛名的思想家”的地位开始确立。在这篇文章中，他根据皮亚诺的记法提出了如何简化关系逻辑的观点，“只有通过知道一个新的初始观念即关系的观念，关于函项的定义才是可能的。”
《论指称》：文章发表于1905年，剑桥三一学院的罗伯特·查里斯·马什认为这是当代哲学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它再次揭示了罗素思想上的革新和令人惊奇的独创性。”罗素认为，指称不仅在逻辑和数学上有重要运用，在知识论上也非常重要。在认识论上，有些知识是通过直接经验获得的，他称之为“直接亲知”的知识，而有些知识则无法直接获得，是间接知道什么，比如太阳系在一个确定瞬间的质量中心是一个确定的点这一命题，他认为这类只是只能通过指称词组才能知道，同样，我们也无法亲知他人的心灵，对他人心灵的间接知识也通过指称获得，所以罗素提出了他的指称理论原则：“指称词组本身绝不具有任何意义，但在语词表达式中出现指称词组的每个命题都有意义。”他的这一原则就是区分了意义和所指这两个要素，在不存在所指的情况下可以规定一个所指，或者可以抛弃含有指称词组的命题与其所致相关联的观点。罗素举例说，当我们说：太阳系的质量中心是一个点这句话是一种所指，但是“太阳系的质量中心”却是一个指称复合物而不是一个点，“我们要谈论一个相对于其所指的指称词组的意义时，这样做的自然方式是借助引号。”没有引号所说的东西只适用于所指，而带有引号就意味着适用于意义，而且还是一种非实体的全部领域，比如“圆的方形”、“不是2的偶素数”、“阿波罗”、“哈姆雷特”等等，这些词组都是不指称任何事物的指称词组，它的意义就在于：“当出现我们没有直接亲知的，然而仅仅由指称词组定义而知的事物时，通过指称词组在其中引入这一事物的命题实际上不包含此事物作为它的一个成分，但包含由这个指称词组的几个词所表达的诸成分。”
《以类型论为基础的数理逻辑》：文章写于1908年，这是罗素最精致的文章之一，也是被公认为当代哲学思想的杰作，是罗素关于类型论的一种阐述。他以“爱匹门尼德悖论”为例，“克里特岛人爱匹门尼德说，所有克里特岛人是说谎者，而所有其他的由克里特岛人所说出的陈述当然都是谎话。这是一句谎话吗？”这个悖论就表现为“我正在说谎”这句话，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悖论，罗素认为，因为这是一种自我指称或自返性，“爱匹门尼德的话在其自身范围之内必定包含自身。”也就是说将不可命名性和不可定义性当作了名称和定义中的元素，这就涉及到逻辑命题的变项，在他看来，“任何值”是合法的，而“所有的值”则是不合法的。要解决这个矛盾，罗素就阐述了类型论的原则：“在牵涉某一类型的所有的地方，存在一个属于那个类型的表面变项。因此，任何含有表面变项的表达式都具有比那个变项更高的类型。”如此才能让逻辑类型的变化不会影响矛盾的解决。
《论共相和殊相的关系》：这篇文章是罗素在1911年秋天向亚里士多德学会所做的“理事长致辞”，而共相和殊相问题也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为什么会产生共相和殊相的二元论？在无法对它们进行清晰定义情况下，罗素考察了共相和殊相存在的差别：直觉心理学、形而上学和种的差别，他分析了共相和殊相不同类实体的问题，指出了“主词的词项和那些可能或是主词或是谓词的词项”的不同，继而提出了一个在感知和概念、时间中存在和不在时间中存在、名词的和动词的对立之外的第四组对立观点：“在一个给定的时间可以出现于一个地点但不多于一个地点里的实体和要么不能出现在任何地点要么在一个时间出现在几个地点的实体之间的对立。”这就为他的共相和殊相理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殊相的实体就是：“它们只有作为谓词的主词或关系的项才成为复合体的一部分，假如殊相属于我们所经验的世界，那么它们在时间中存在，而且在它们所属的空间中一次不能占据一个以上的地点”；而共相的实体则是：“可以作为复合体中的谓词或关系出现，共相不在时间中存在，它们对一个地点没有任何关系，而同时对另一个地点或许也没有这种关系。”罗伯特·查里斯·马什认为这篇文章标志着罗素向逻辑原子主义的转向，但他的观点还处在过渡阶段，在1950年的增补中罗素认为，文章中的观点存在问题，但并不是错误的，而仅仅是出于“经济原则”，“肯定殊相的理论和否定殊相的理论似乎同样靠得住。如果是这样，后者则具有逻辑上经济的优点。”
《论亲知的性质》：1914年的这篇哲学演讲主要是罗素和美国哲学家产生了分歧，尤其是他反对中立一元论思想。罗素首先阐述了“亲知”的性质，“亲知是不必具有本质共同性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二元关系。”如果说主体是“精神的”，那么客体除了在内省中是和主体有本质共同性的“精神的”，其它都是非精神的：它可能在现在、在过去，也可能完全不在时间之中；它可能是一个可感觉的殊相、一个共相，或者一个抽象的逻辑事实，但是包括注意、感觉、记忆、映象、相信、不信等所有认知关系都以亲知为先决条件。而中立一元论者恰恰否定的是通过内省来揭示“精神的”特征，他们拒绝把世界划分为心和物，他们认为精神的事物和物质的事物在内部性质上没有任何区别，差别仅在“排列和范围”上，比较形象的说法是：邮政指南中的同一个名字以字母形式出现又以地理位置的形式出现，“根据这一理论，心与物的二元论完全是错误的；构成世界的材料仅有一种，这材料在一种排列中可以称作精神的，在另一种排列中则称作物质的。”一方面罗素认为中立一元论者作出的“凡是直接呈现给我的事物，必定是我的心的一部分”的假定就是错误的，这和唯心主义相一致，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有助于同一个客体被两个心灵体验到，而在这里罗素认为可以用“亲知”这个不中立的词确立这种心灵经验，“亲知的一切实例都是精神的，因为，它是一个主体和客体通过亲知关系而统一在其中的复合体。”
《论命题：命题是什么和命题怎样具有意义》：这篇文章代表了罗素对行为主义的考察，在马什看来，这也是常常被哲学史家“忽视和曲解”的后期罗素思想的代表。罗素对于命题的定义是：“当我们正确地相信或错误地相信时，我们所相信的东西。”和命题相对的是“事实”，“事实”指的是任何一个符合的事物，“假如世界上不包含任何简单的事物，那么，它包含的一切都是事实；假如世界上包含简单的事物，那么，事实就是除了简单事物之外这个世界所包含的一切。”而对于命题和实在物“符合”来确定真值的形式定义，虽然是理论上“恰当的定义”，但是罗素提出了问题：“如果我们关于真值的定义是正确的，那么是否存在着可以被人们认识的事物呢？”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对1918年《逻辑原子主义哲学》的一种修正，也标志着罗素的思想进入了后期，“我目前对此还不能作进一步的探究；但是，如果这种探究的结果将证明与上述相反的观点，我认为它并不能够对上述的形式定义提出理论上的非议。”
《逻辑原子主义》：发表于1924年的这篇文章，罗素重点阐述的是哲学和科学的不同，他甚至在一开始就提出了怀疑：“哲学作为一种与科学不同的并有着它自己的方法的学科是否就是神学的不幸的遗留物。”这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怀疑，而对于自己的哲学理论，罗素认为他采用了“奥卡姆剃刀”的一种形式：“如有可能，就用已知实体的构造物来代替对未知实体的推论。”而这也就具有了科学哲学的意义。罗素认为，哲学的工作本质上是逻辑分析，然后是逻辑综合，哲学的作用是“关心各门的学科之间的关系和它们之间可能的冲突”，他引入了“事件”，世界是有各种相互关系和实体构成，每种实体都是一个“事件”，“逻辑结构可以从原初事件簇中建构出来，这些结构所具有的性质完全像上述普通概念的性质一样从而说明它们有普遍性，但又完全不像从而在它们被当作基本要素接受时允许大量的错误溜进来。”
《逻辑实证主义》：1950年的这篇文章是罗素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评，在他看来，逻辑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但其实“形而上学”在他们那里本身就是一个模糊概念，而且将认识论建立在经验之上，是不是真的是一种科学也存在疑问，“不存在专属于哲学的特殊认识方式，那些事实问题只能用经验的科学方法来决定，而那些不必诉诸经验就可以决定的问题或是数学的问题，或是语言的问题，那么，他就是一名逻辑实证主义者。”罗素认为逻辑实证主义误解了认识与经验的关系，这种误解又引出了关于意义和“存在命题”的特殊问题，它的归纳推论是颠倒的，所以逻辑实证主义存在的危险就是它会发展成一种新的经院哲学，而且是坏的经院哲学，“如果我们不去假设一个不能由经验建立起来的普遍推论原则，那么，根据有限的观察，不可能推导出任何全称命题甚至是可能的。”
| 编号：B84·2250616·2319 |
当然，在这十篇文章中，最重要的当属1918年的《逻辑原子主义哲学》系列演讲，罗素在伦敦戈登广场联系作了八篇讲演，“这些讲稿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我从我以前的学生和朋友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那里得到的某些观点的阐明。”在这里有一个插曲，维特根斯坦其实一直反感罗素为他的《逻辑哲学论》的英文版所作的导言，而罗素则把维特根斯坦看作是自己思想转向的重要一环，在讲演中罗素也提到了维特根斯坦的作用，“在这些讲演中我所谈论的大量的都是我从我的朋友维特根斯坦那里得到的观点。”但是从1914年8月开始，罗素认为，“我一直没有机会了解他的观点有多大变化，也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似乎并不是战争让他们失去了音讯，这其中似乎也有两人观点的某种分歧和误解。
在第一次讲演中，罗素提出了关于“事实和命题”的重要观点，在他看来，事实就是“意指那种使一个命题真或假的事物”，事实有有普遍事实和特殊事实，有肯定事实也有否定事实，但是事实属于客观世界，“世界包含事实”就是一个自明之理，也就是说，事实可以是真也可以是假，但是不管是真还是假，都是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当我们所谈的是假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使我们所说的东西是假的客观事实，而当我们所谈的是真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使我们所说的东西是真的客观事实。”所以不存在真和假的事实的二元论，“存在的只是事实。”但是事实存在两个命题，真命题和假命题，所以，命题不是关于事实的名称，命题是一个符号，每一个词是一个符号，每一个句子也是符号，符号“意指”事物，它表示的是和被命名事物的关系——罗素的这一观点就是从维特根斯坦来的，“这是从符合每个事实的有两个命题这个纯粹事实中推论出的。”
事物和命题存在着怎样的关系？世界上的事物存在各种关系，事物之间的关系就是事实，而对事实的分析就是断定一个事实的命题，而命题是通过符号来表述和意指的，在这里罗素再次提到了“亲知”，“一切分析只能涉及复杂的事物，而且在最终的分析中永远要依赖对于本身是某个简单符号的意义的客体的亲知。”在这里罗素提出了他的逻辑原子主义的重要观点，“表达这些事实的命题我称作原子命题。”原子命题是对关系的断定，而除了关系之外还有包含关系的诸项，这些项就是“殊相”，也就是说，殊相就是“原子事实”中的诸关系项，专有名词代表的是殊相的词，而通过摹状词才能使用一般的词。在原子命题的基础上罗素还提出了分子命题：分子命题所意指的是具有“或”“如果”“和”等词的命题。不管是原子命题还是分子命题，都不能叫做“实在”，事实是实在，信任、愿望、意志也是实在，命题是对事实的分析，而摹状词指向的一般命题，在罗素那里具有重要意义，在他看来，这也是去除形而上学逻辑错误的一个办法：摹状词描述一种属性、一种关系或其他东西，它可以分为两类，当我们说及“一个如此这般的东西”时，人们可以称作“不定的摹状词”，而当我们说及“那个如此这般的东西”（单称）时，人们可以称作“限定的摹状词”。形而上学提出了许多命题，比如“上帝存在”，罗素认为，这个命题中的“上帝”不是一个名称而是一个摹状词。
提出事实和命题，阐述名称和摹状词，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就在于提出了关于分析的合理性，“倘若不是从实际上，而是从理论上，你就可以开始认真处理最终的简单之物。”世界就是由简单之物建立的，而且这种简单之物由无限多的种类，有不同的殊相、性质和关系，组成了整个的分层，它是不属于任何其他东西的实在，“全部的简单之物以它们各自不同的方式具有某种不属于其他任何东西的实在。”而形而上学的偏见就在于把一切事物都看成是实在的，“我们叫做实在的、类似于桌子和椅子的这些事物是一些系统，是一些殊相类的序列，而殊相才是实在的事物。”罗素强调的事实在逻辑上具有实在性，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罗素区别了科学和哲学：“科学和哲学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科学是你多少有所认识的东西，而哲学是你不认识的东西。”在他看来，哲学就是需要评议的科学，只要人们的认识前进一步，就意味着科学夺走了哲学的一些问题，而最后的结果就必定是：“一些本来属于哲学的问题不再属于哲学，而将属于科学。”
所以真正的科学探究并不会枯燥无味，相反是欢欣的，是快乐的，而前提只有一个：对数学感兴趣，所以要想让哲学从传统形而上学中走出来，变成一种科学，“你必须要做的事情只能是培养对数学的兴趣，随后，你也会具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合意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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