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9-24 《米格尔街》:他们总爱编造传奇
几个月之后,哈特说:“你们猜我听到了什么?爱德华的老婆给她的美国佬生了个孩子。”
——《直到来了大兵》
几个月之后,其实爱德华早已经离开了特立尼达,离开了米格尔街。离开有时候是为了逃避,有时候是为了到达,曾经作为米格尔街的危险分子,爱德华喜欢画画,他似乎正用自己的画笔描绘一幅和特立尼达相关的画作,即使在警察询问的时候,他也总不妥协地带着口袋,带着弯刀,带着铁锹,戴着手套,去抓螃蟹,那是一种自得其乐的生活,而这种不受干扰独立自主的生活,或者正是米格尔街人向往并为之努力的生活。但是这样的生活总是被“后来”所打破:“后来打仗了。希特勒入侵了法国,美国人人侵了特立尼达。有史以来第一次,特立尼达人人都有了工作。美国人付的工钱相当丰厚。”
战争爆发了,那一幅画或许会有新的内容,特立尼达人有了工作,而且收入会很丰厚,但是正是这“后来”作为一种开端,爱画画的爱德华为自己画的便不再是像自己的“自画像”,他像美国人投降,他传奇了美国式的衣服,他嚼起了口香糖,他的口音带着美国强,而且,他开始鄙视特立尼达人。这是爱德华的离开,在转身融入所谓的美国生活中,他再也不会去抓螃蟹,再也不会和警察对峙,当然,他再也不会画画,那个高个子白皮肤的女人成为他的妻子,完全是美国化的一种标志。但是“身材很瘦,面色很苍白,总像有病似的”的妻子本身就是一种病态的写照,在特立尼达成为一种风景之后,却并没有改变爱德华作为米格尔街危险分子的属性,妻子自杀像是一个玩笑,而真正的情况是:她跟着一个美国兵跑了,“我还给那家伙喝过好多朗姆酒呢。”
从美国侵入特立尼达开始,后来的生活是病态的白人妻子,是背叛的感情和所谓的友情,而当爱德华最终将房子卖掉真的离开特立尼达之后,再无音讯的他便成为一个消失的符号,而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不再是真实的爱德华,他的兄弟哈特以一种神秘的口吻告诉米格尔街的人,“爱德华的老婆给她的美国佬生了个孩子。”土著画家,白人妻子,这种奇怪的组合终于被一个“给她的美国佬生了个孩子”的生活所取代,白人似乎是以一种回归的方式走向了爱德华的背面,而“生了孩子”的结局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投降故事的终结。
但是这只是一种传说,和米格尔街发生的很多故事一样,总是在第三人称的“听说”里变成像是真实发生的生活,“直到来了大兵”是爱德华生活的终结,是病态白人妻子生活的终结,也是米格尔街人生活的终结。而在“直到”之前,他们在米格尔街似乎都像“后来”没有发生的爱德华一样,用一种画画的方式来编织自己的本土生活。像一个谜一样的鲍嘉总是坐在床上摆弄着那七行的纸牌,虽然百无聊赖,但是却沉浸其中;总是锤呀、锯呀、刨呀,忙得不亦乐乎的木匠波普在做一样没有名字的东西,他像一个诗人,充满着某种傲气;从不干活的曼曼,对写下来的文字特别着迷,“为了写好一个字,他会花上一整天的工夫。”而乞丐B.华兹华斯索性自称是一个诗人,他的裤兜里总是放着一张印着字的纸片,“这张纸上有一首最伟大的写母亲的诗歌,我打算便宜点卖给你,四分钱了。”当他躺在草地上,当他仰望天空,他仿佛看见了宇宙中那一行行伟大的诗歌;做花炮的摩根是米格尔街的第一个艺术家,“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追求美”,他的理想是:“明年这个时候,我要让英国国王和美国国王付我几百万给他们做花炮,谁都没见过的最漂亮的花炮。”具有艺术家气质的还有巴库,尽管米格尔街的人都不喜欢他,尽管他会偶尔被千斤顶上的车砸中,但是巴库总是在摆弄机动车,终于在他手里制造除了一辆卡车,“这辆卡车简直是米格尔街的骄傲。是辆又大又新的贝德福德,巴库把它开回来的那天我们全涌上街去欢迎。”
摆弄纸牌而沉浸其中的鲍嘉,像诗人做没有名字的东西的波普,对文字着迷的曼曼,写着伟大诗歌的B.华兹华斯,艺术家摩根和巴库,他们不是传说中的人,他们以真实而具体的方式生活在米格尔街上,可以说,这是一种和现实无关的生活,他们沉浸在艺术世界里。但是这种艺术生活是不是米格尔街精神意义上的一个神话?他们会不会遇到像爱德华一样的“后来”生活?会不会让病态的白人妻子为美国佬生下一个孩子?实际上,诗人、艺术家只是一个特立尼达式的梦,“我们这些生活在这儿的人却把它看作一个大千世界,每个人都与众不同:曼曼是个疯子,乔治是个笨蛋,比佛是个懦夫,哈特是个冒险家,波普是个哲学家,而摩根则是我们的小丑。”大千世界很丰富,很多元,也很本土,但是当那些外人开车经过米格尔街而把它命名为“贫民窟”的时候,他们的命运也无可逃避地发生影响。
“外人”其实是一种入侵,只不过在美国士兵和西方文化入侵之前,他们就已经在“外人”的闯入中改变了命运。波普不再做没有名字的行为艺术,当她的妻子离开之后,当他不再用手指蘸杯里的朗姆酒,他失去了他的梦想,而当梦想失去之后,生活不再纯粹,那些新搬来的家具其实是从别处偷来的,波普终于以入狱的方式付出了代价,而在他出狱之后,对我说的话是:““你他妈的真烦人,快滚开,否则我非揍你不可。”没有名字的诗意生活终结了,他成了小偷,成了罪犯,成了凶神恶煞的人。而诗人B.华兹华斯呢,每个月写一行好诗的理想终于也破灭了,“所有什么写诗和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作,也都是假的。”就像那所曾经的房子,当它被推倒而被取代了两层的大楼,当那些芒果树、李子树、椰子树被砍去,这个诗歌世界就只剩下了“砖块和水泥”。花炮师摩根终于没有实现在天空中施放“最漂亮花炮”的理想,当那一场火灾发生之后,他犯了纵火罪,“花炮师被指控为纵火狂”,报纸上的这个标题以一种反讽的方式让摩根失去了梦想,或者消失,或者发疯,这便是他的可能命运。还有乔治,在被传说打死了妻子之后,再也没有回复正常,而当他娶了印第安女子作为新的妻子之后,那个“进去乐乐”的房子变成了颓败的世界,后来,粉红色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后来,他只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沉默着,再后来,他神色悲伤地不再理人,最后的后来,他死了。
编号:C39·2170219·1366 |
成为犯人,成为罪人,以及最后死了,似乎也是真实发生的故事,或者爱摆弄机械的天才巴库最后在妻子卖掉了机车之后变成了梵学家,对文字着迷而因为一只狗被汽车轧死而宣称成为救世主,大脚比佛在获得“巨大成功”后成为一个拳击手,都比那些犯人、罪人和死亡的结局要好,但是梵学家、救世主、拳击手难道真的是他们必须的转型?难道是“后来”发生之后他们的自我救赎?其实当一切的梦想变成传说,当一切的理想变成神话,他们本来就生活在米格尔街的理想国里,而现实以巨大的摧毁力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让他们面对巨大的不安。
但是,和爱德华的传奇一样,在特立尼达,在米格尔街,在被命名为“贫民窟”的地方,这一切的改变是一种自我生活的蜕变有关,但是更多则是当“外人”对他们进行命名之后何去何从的疑惑和恐惧。对于这样的侵入,他们往往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离开,一种是适应。当鲍嘉放弃了桌上的七行纸牌,他以出走的方式离开米格尔街,“他在一条船上谋了份差事,去了英属圭亚那。从那儿他下船去了内陆地区,在鲁普努尼当上了牛仔,向巴西走私物品(他没说是什么),他还将一些年轻的巴西女子带到乔治敦。”所谓闯荡,却依然是一种边缘生活,而离开之后他又经历了不同次的回来,似乎在离开和回来之间构筑了自己的人生,就像他当初来到米格尔街一样,他其实也是“外人”,一只手提箱子,寻找住处,然后就是客居在米格尔街四年,所以鲍嘉的离开和他的到来一样,从来不是归宿,“我去上趟厕所”之后的消失,带着太多的戏谑,而米格尔街的人,正是在这种没有归宿的生活中不断边缘化,不断成为流浪者。
当然,那些“外人”最后都变成了入侵者,美国士兵在乔治粉红色小房子里开了“进去乐乐”的场所,就是一种外来殖民式的输入,在这样的输入面前,爱德华选择了妥协,甚至是背叛,当他鄙视特立尼达人,当他穿着美国衣服、嚼着口香糖的时候,他其实完成了一种异化,疯子曼曼也是这样,他说话时总是有着英国人的口音,“准会以为他是个英国人,一个上流社会的绅士,尽管这位绅士说话时不那么注意语法。”而“传奇少年”埃多斯最初只是一个捡破烂的,但是当“外人”进来之后,他却成为认识西班牙港重要人物最多的一个人;本来想做一名医生的伊莱亚斯,就是有着一个英国梦,要实现这个梦他必须进入英国,接受他们的教育,但是当一次次的失败降临的时候,当遭遇了挫折的时候,所谓的理想,所谓的融入,只不过是另一个神话,“在特立尼达你还能指望什么呢?就是请人剪个脚指甲也要行贿。”于是在面对现实中,他驾起了清洁马车。
曾经也有不妥协的人,“大脚”比佛甚至敢于怒斥那些美国兵,“喂,别碰那小家伙,听见没有。”美国佬服软了,他像他爸爸一样变成了英雄,但是这就像是一个虚构的神话,在英雄主义的世界里最后变成了一种讽刺,那个打败他的英国拳手是皇家空军拳击赛冠军,但是后来才知道,他根本没有参加过皇家空军,也不是什么有名的拳手,比佛的失败更像是一个破灭的笑话。或许中级文学学士泰特斯·霍伊特像米格尔街上唯一成功抵御了外来入侵的人,“好啦,别在意。有一天,孩子,总有一天,我要让他们刮目相看,并让他们关注我说的每一个词,等着瞧吧。”他是我在西班牙港遇见的第一个男人,他让我给卫报写信,他让我思考战争的本质,他也在特立尼达的教育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瞧,你们这些人就是不关心祖国。你对乔治堡了解多少?你们没有一个人了解这个地方。但是,伙计们,这是历史,你们的历史,你们必须了解这样的历史。你们必须记住,今天的男孩女孩就是明天的男人女人。你们知道吗,古罗马人有句名言,叫思想健康才能身体健康,我认为我们应该去乔治堡。”乔治堡是特立尼达的乔治堡,就像米格尔街是特立尼达的米格尔街,那些本来应该是诗人、艺术家的居民也应该咋自己的理想中生活。
但是泰特斯·霍伊特却只是一个人,势单力薄的一个人,而米格尔街的现实似乎被一种巨大的力量推向了“总爱编造传奇”的世界,“我发现大约有六条叫米格尔的街,但似乎没有一条上有我家那样的房子。”而实际上,真正在米格尔街面临这个问题的只有一个人:我。也是一个外人,也是以流浪者的身份来到这里,似乎也必定要接受离开的现实,当米格尔街以六条街的复数制造了迷失的现实,那么在找不到归宿的结局里只能选择离开,“自从哈特进了监狱,有一部分的我也随着消亡了。”可以去往伦敦,可以看到雪,可以看到泰晤士河,可以看到国会大厦。而在米格尔街的消亡面前,我变成了外人,“临行前的那个晚上,我母亲在家举办了一个小型聚会。聚会有点像葬礼上的守灵。来的人个个神情沮丧,都说会很想我的,但转身就把我忘了,只顾埋头吃喝。”
消亡的米格尔街,消亡的特立尼达,消亡的诗人和艺术家,消亡的自我,在“告别米格尔街”的巨大不安中,一切都变成了“后来”那个笼罩在影子里的故事,“我没回头看,只看着前面自己的影子,一个在柏油碎石路面上跳动着的小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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