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1-29 《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爱是永不止息

 

人的伟大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认识自己可悲。一棵树并不认自己可悲……这一切的可悲本身就证明了人的伟大。
       ——帕斯卡《思想录》

一棵树在四季的转变中变黄变绿，在时间的轮转中生长和死亡，作为自然规律之一种，即使树有着自己的生命，但是它没有思想和意识，体会不到自己必然的出生和死去，所以也不会有一种悲剧性的生命体验，而作为一个人，他会强烈意识到自我，从而形成一个自我中心，而在这个自我中心里他会认为自己伟大，但是这种伟大在哲学意义上又是渺小的，甚至是可悲的，当人具有渺小的生物属性和伟大的人类属性，他就超越了树这种单一的自然物，而具有伟大的人性，但是人的这种伟大是不是折射着上帝的本质，是不是在体悟中抵达上帝的高度？

引用帕斯卡的观点，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阿诺德·汤因比，似乎也在这种哲学化的启示中寻找人的生命本质，在他看来，伟大和可悲恰好就是人类本质上的“不相一致而且是相互矛盾和冲突的两极对立”——人类的精神性和物质性，意识和潜意识，神性和兽性，理智的富有和道德及物质的匮乏，大公无私和自我中心，圣洁和罪恶，无限的能力和有限的体力和时间……它们是矛盾的，甚至对立的，但是却又是统一的，“人类本性中的冲突因素不仅在人性中统一起来，而且是不可分离的。”

这是人之为人的存在，而这种“二律背反”的冲突和统一，在汤因比看来，“它甚至是上帝的本质特征”，也就是说，人是上帝最初的形态，上帝是人格化的绝对实在，在人和上帝建立的这种对应关系里，人只有去除了自我中心，在同等对待矛盾和对立体系中走向本质，才会无限接近上帝，才能抵达至善。但是很明显，人要达到这个目标，要统一人性中的二律背反，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走向伟大的自己，甚至在凸显这种自我的伟大时，人无疑又进入了自我中心的樊笼，而自我中心在汤因比看来，是人最难以超越的一种局限，“自我中心是一种理智的错误，因为没有一种生物真正是宇宙的中心；自我中心又是一种道德的错误，因为没有一种生物有权利以宇宙的中心自居。”

但是自我中心在某种意义上却是生命所必需的一种“本能”，人总是从自己所在空间某一点，从自己时间的某一时刻选择一个观察世界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自我为中心的，它是片面的，主观的，它的认识是有局限的，而要摆脱自我中心，似乎也是简单的，那就是“人类精神对生活在其他时代和地区的其他人发生兴趣”，也就是将自我中心进行转移，甚至投射到其他地方，这种做法在精神意义上其实形成了人类的宗教，汤因比将人类的宗教看成是人类崇拜或探索的行为，它有三个对象：自然、人本身和“既非自然、亦非人而又存在于自然和人之中并超越它们之上的绝对实在”。

这三个对象所对应的是自然崇拜、人的崇拜以及高级宗教，“在文明时代，这三种宗教或精神途径一直在争夺人心的归顺，其中自然崇拜最为古老，最为根深蒂固。”自然崇拜是把自然现象或自然物当成精神崇拜的对象，虽然最为古老，但是在人类文明发展进化中，人类对非人类的自然界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自然崇拜并没有彻底消亡，相反在现存的高级宗教中还残留着他的影子，印度教中对生命自我生殖能力象征的湿婆阴茎像崇拜、大乘佛教中曼萘罗潜意识心灵的结构图形，基督教中对圣母圣子的礼拜和圣餐仪式，都是自然崇拜的一种反应，而在人类自身中，这种自然崇拜也没有消失，“人类仍须与之对抗的那另一半自然是在人类自身中。”那个自然即使作为牺牲者的自然，也是作为怪物的自然，而这种双面性也体现了人类本性中的“二律背反”——“自然崇拜这一极为对人和神的崇拜开辟了道路。对作为怪物的自然的崇拜导致人类对人自身的自弃性崇拜；而对作为牺牲者的自然的崇拜导致人类对神的赎罪性崇拜，神通过为他的崇拜者们献身而给他们树立了一个神圣的榜样。”

当然，在文明社会里，人在自然崇拜之后进入的是人的崇拜，汤因比认为，自然崇拜是一种力量的崇拜，它让人体验到人类自身的软弱，但是它在本质上是一种非自我中心的崇拜，而当人类开始了人的崇拜之后，却在被神话的区域社团、统一社团和一个自我圆成的哲学家的偶像化过程中，又再次进入到自我中心里。“当多神教的范围从自然崇拜的王国扩展到以区域性的集体人类力量为其崇拜对象的人的崇拜王国的领域时，就开始产生了一种新的有害的社会效应，对被神化的区域社团的地方性崇拜必然导致它们各自的皈依者互相争战。”区域社团的偶像化是以集体的方式替代自然崇拜，但是它造成的不和会引起战争，“集体的自我是比个体的自我更危险的崇拜对象。”所以在这样一种危险情况下，人的崇拜可能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在更大区域内实现统一社团的偶像化，也就是一种统一帝国的崇拜，它消除了区域社团带来的崇拜危险性，具有更大的优越性，但是这种崇拜也是不彻底的，因为，“统一帝国臣民忠诚的另一个对象是一个代替被神化了的制度的被神化了的统治者”，统治者只是一个被神化的人，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神，也就是说，“统一帝国崇拜都是人为的产物，而不是先前区域国家崇拜的自然结果。”而这种偶像化的潜在危险是用政治权威下的国家利益设置了人为制造的宗教，它的宗教性甚至只是忠诚性。而在这种情形下，“从崇拜人类集体的力量（区域性的和世界性的）的幻觉中觉醒的灵魂往往首先求助于有别于这两种形式的另外一种既不是集体的也不是人为的人的崇拜形式。”

编号：B84·2170820·1405 作者：【英】阿诺德·汤因比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4年08月第1版 定价：48.00元亚马逊23.70元 ISBN：9787208119086 页数：331页

于是，人的崇拜又产生了自我圆成的哲学家的偶像化，“他是独立的，只凭自己的力量成为一个偶像。”比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他“为了拯救生命而决意放弃生命”，这是一种伟大，也使其成为偶像的条件和目的，但是放弃生命的伟大在某种意义上却依然在自我中心里，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小乘佛教的问题：“他救了自己，却不能救别人。”所以汤因比认为，他们只是一种神化的产物，“在使自己脱离人而成为神的过程中，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的哲学家并没有达到他们所企望达到的神圣高度，反而使自己降低到亚人的地步。”而真正的神是能够绝对地自我圆成，能绝对地自悲，他并不需要人的崇拜，不需要被偶像化，而这种崇拜就是对于那种绝对实在的崇拜，也就是人类所需要的高级宗教。

而其实，在区域社团的偶像化出现危险之后，人类的选择除了统一社团偶像化之外，也在摈弃了自然崇拜和人的崇拜之后去依赖一个既超越于人和自然界之上，又存在于人和自然界之中的绝对实在，而这种选择在汤因比看来就是高级宗教出现的可能性。“任何灵魂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历史环境中都可能和上帝相遇。”而这种与上帝的相遇便是汤因比发现的高级宗教。宗教是人在精神世界里寻找崇拜者的结果，自然崇拜舍弃了人的自身意义，人的崇拜又创造了一个人为意义上的神，这两种崇拜的最大错误在于“妨碍了人的崇拜者找到对待痛苦的正确态度”。也就是说，不管是自然崇拜还是人的崇拜，他们在崇拜中神化了一种存在，而这种存在容易衰落和解体，寄希望于这些崇拜对象，反而会加深人类自身的痛苦，甚至这种痛苦反而变成了对人类自身本性的背弃。汤因比认为，“痛苦是人生的本质，痛苦是生物设法使自己成为宇宙中心的本质冲动与对其他造物及所有生物生活、动作、存留于其中的绝对存在的本质依赖之间存在着不可解决的矛盾的必然结果。”因为痛苦而背离痛苦，这就是自然崇拜尤其是人的崇拜带来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他看来，正确的方式是“独自承受痛苦，并以痛苦为代价通过以对同胞的怜爱为重而对自己的痛苦作出积极的说明”，而这正是高级宗教的目的，“它使人类发现了集强权与慈爱于一身的神，这个神既不是人的神化，也不是非人的自然的神化，而是将这些及其一切造物从每一种造物都可能有的自我中心的罪恶中拯救出来的救主。”

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的黑暗中探索人类的爱

这是崇拜之后的超越，这是自爱之外的他爱，“既超越对自然的崇拜又超越对人的崇拜”的宗教就是高级宗教。汤因比把人类文明的七种宗教划为高级宗教，它们是三种佛教型的宗教：锡兰和东南亚的小乘佛教；东亚、西藏和蒙古的大乘佛教；印度的佛教以后的印度教；三种犹太教型的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以及散见于波斯东南部和西印度的琐罗亚斯德教。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负有全人类的使命，它的共同任务是启示一些解决人生基本问题的手段，它们共同的目标是“集力量和慈爱于一身”的至高无上的存在成为宇宙的中心。

但是高级宗教的出现，并不是一种终极命题，汤因比不无忧患地认为，“高级宗教出现时，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也就是说，高级宗教在文明解体中出现，在新文明兴起时播种，但是播种者却遭受了挫折，甚至变成了灾难。这种挫折和灾难表现在高级宗教在和偶像化的统一帝国接触时，遭遇了人对于人类集体力量的崇拜，从而变成了一种政教冲突；在旧制度解体新制度产生中，高级宗教又容易从精神使命转向世俗使命，甚至变成了一种为政治目的实现统治而传播新福音；高级宗教在和哲学接触中，宗教福音被译为形而上学术语，从而在把握真理的道路上，从潜意识的诗歌语言变成了理智中的科学语言；甚至，高级宗教最后变成了宗教制度偶像化的工具，那些皈依者最终开始崇拜宗教制度，在崇拜自己或崇拜自己的创造物的过程中，人类又回到了自我中心的“原罪”上，“这种崇拜之所以是万恶之最，是因为它是一个人对真正依附上帝这一绝对实在的状况所能作出的最严重的道德和理性反叛，还因为它为所有其他的恶打开了大门。”

实际上，高级宗教在出现之后遭遇的挫折甚至灾难，就是无法全面而正确地看待偶像化这个问题，或者说，当偶像变成人为的偶像化，它就无可避免地进入到人类自我中心的错误中，而这个避免自我中心、避免偶像化的任务落在了历史学家身上，也就是开始了“历史学家的总教观”的重建。在汤因比看来，历史学家提供的职业视角，就是本能地可以消除人类的自我中心观点，因为自我中心是“从他本人所在的空间某一点和时间某一刻上选择一个方向”，而历史学家站在历史的异代异域时空中，同时又把历史的生活和“历史学家及其同时代人此时此地的生活”放在同一维度里，使其具有同样的客观现实性和道德要求，这就消除了自我中心的主观性和局限性，在人类的集体意识中成为“心理学上的同时代人”。

虽然汤因比也赞同一个观点，“历史学家是他自己时代和区域的囚犯”，因为作为一个人，历史学家“眺望历史长河上游的唯一的立足点，是他本人一直乘坐的沿着波涛翻滚的激流顺流而下的小船的不断移动的桅顶”，他对于自我中心的超越是局部的和不完善的，但是无论如何却能给宗教特别是高级宗教的重建带来一种视角，提供一种可能。所以汤因比从“宗教在西方化的世界”这一主题入手，站在“眺望历史长河”的那个立足点，从历史记录来考察高级宗教在西方文明的发展中所遭遇的挫折。

“西方文明在17世纪打碎了传统的西方基督教蛹体，从中抽取出自己新的世俗社会形态；技术作为西方人至上的利益和追求取代了宗教。西方这一内在的精神革命很快促使其他文明对待重压在自己头上的异己的西方文明的态度相应发生革命。”这是近代西方文明的优势体现，但是在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宗教发展过程中，西方文明走过了复杂的宗教之路，从早起的世界性抵制，到西方自身的式微，在到西方人对基督教传统的反对，再到西方生活的世俗化，乃至世界对世俗化的西方文明的接受，以及希腊罗马偶像的重建，在这条历史长河中，很明显的一个变化是西方文明的世俗化，而这种世俗化的突出特点就是技术革命，技术改变了自然，甚至控制了自然，从而影响人的生活，技术变成了一种权力，当这种权力变成人驾驭自然和自身的工具，在精神意义上就是对于宗教的代替，而技术成为主宰，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人化的偶像和神，“被神化的造物是不能代替被废黜的造物主而成为必须崇拜的对象的”，而抛弃这种忠告的西方文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另一种自我中心，而这正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汤因比所要审视的问题。

他在“序言”中就说到了作为历史学家的任务：“我已经认识到，‘我们对宗教的态度如何’的问题亟待有一个答案，这对我来说是这样迫切，再也不能忽视它了。”而他对宗教的态度除了确定“高级宗教”的特点，除了分析历史学家的使命，在找寻绝对实在的崇拜过程中，他更明确地提出了一种解决办法，那就是将人类宗教传统的本质与非本质连生物分离开，当历史收获的不纯粹是谷子，我们的任务却是要“扬去谷物上的糠皮”，在他看来，高级宗教有两部分组成，一个是本质性的劝诫和真理，一个则是非本质的习俗和说教，只有本质的劝诫和真理，才是一种人类共存的精神实在，“日间在云柱中领我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我们——人类不与它同行便不成其为人类。”所以考察七种高级宗教，它们的共同特征是：“绝对实在具有非人格的一面。”佛教是涅槃，印度教是梵，琐罗亚斯德教是阿胡拉玛兹达的抽象属性，犹太教型的宗教是神秘体验。非人格的一面成为绝对实在，是彻底地弃绝了自我中心，而当自我中心被弃绝之后，是不是人变得真正可悲了？

其实，对于汤因比来说，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在他看来，人在高级宗教面前，不仅可悲而且不可知，人不是宇宙的精神存在，他也无法创造宇宙，而宇宙本质上是神秘的，我们无法解释自己，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汤因比的宗教观就是一种不可知论，他在1973年发表的《黑暗中的探索》这篇论文里，就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永远在黑暗中的探索者，“当我合乎理性地思考时，我是一个宗教的不可知论者。”他不知道存不存在一个永生的上帝，他相信圣灵的实在性，却不相信它的全能，他也不知道实在的本质是什么，这种不可知论却为他打开了通向神秘中心的许多条通道，他援引罗马元老院议员奥勒留·西马库斯同圣安布罗斯论辩时说的一句话：“单循一条道路是永远达不到如此伟大而神秘的中心的。”这或者是汤因比现实生活培育的一种多元思想，他的父母是具有温和观点的正统基督教徒，叔祖是一个非常极端的福音主义者，而他“在基督教的传统中的浸泡”，却从小不相信童贞感孕，在大学本科时，他曾喜欢称自己为不可知论者，而受他的第一个妻子罗莎琳德·默里的缘故，他差一点接受罗马天主教，成为一名皈依天主教信仰的信徒。

这种种构成了汤因比的宗教态度，而这种多元的道路对于汤因比来说，却通往同一条路，那就是宗教的终极目的：至善。“万恶之恶不是痛苦而是自私，而爱，虽不免痛苦，却是至善。”所以他认为，高级宗教的使命不是互为竞争，而是互为补充，“我们能够爱它而不必认为它是唯一得救的工具。”引用《哥林多前书》来说，就是“爱是永不止息”——爱不是全能的，但是爱不屈服于暴力，人类会灭绝，但是爱却超越存在，“我正在黑暗中探索，我的人类的爱和理解的能力是微不足道的。但我希望，只要我还有意识，我就将继续去爱，继续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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