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2-17《发生过的更多事》：她的名字叫“女人”
又名《帝国外传》似乎是《内陆帝国》的影迷一次臆想式的命名，它的确是《内陆帝国》被删节的镜头构成的76分钟电影，它的确和《内陆帝国》有着相同的叙事风格，它的确和《内陆帝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妮姬的形象、妮姬的生活、那间红色的屋子、“兔子”、治疗师……但是大卫·林奇却用了和《内陆帝国》完全没有关系的片名：More Things That Happened——这种去关系化的命名是一种对《内陆帝国》有意的断裂？但是当一切在“happened”中成为已经发生的事，是在匿名中拉出一条更为隐秘的线索？
“又名”基于《内陆帝国》而进行的命名，在某种程度上《内陆帝国》就成为了“happened”的事，也就是说它预设了必须在看完《内陆帝国》之后再看这部“外传”，这种预设也许是危险的，林奇除了在片名上撇开了和《内陆帝国》的联系，而且抽掉了《内陆帝国》中最核心的情节，那就是拍摄《徜徉在忧郁的明天》这部电影的线索，在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轴和“妓女-演员-母亲”的三重身份属性，甚至也缺少了对“好莱坞”不论是在语词、语义和语用上还是在电影工业、制度体系、叙事隐喻上的反讽。还有一个最为明显的改变，那就是除了提到“比利”和街头妓女的名字之外，整部电影中出场的女人都没有名字，她们处在一种无名的状态中，就像不断打开和关闭的房间，就像深深的长廊，就像如梦如幻的视听元素，“她们”就是一群游走在林奇世界中的幽灵，等待着某种意义上的命名。
“无名”是个体没有被命名，但是林奇却在无名状态中又完成了命名，那就是“女人”，不如说这部脱离《内陆帝国》故事的电影就是一部林奇在展现、探讨女人命运的电影，她可以是演员意义上的劳拉·邓恩、卡罗利娜·格鲁什卡、娜塔莎·金斯基，也可以是在故事中“买表”的女人、讲述和比利故事的女人、治疗师面前的女人、怀孕的女人、街上的妓女和最后的姐妹团，在“女人”的维度里，林奇所讲述的就是和过去创伤有关的“发生过的更多事”。如果从“故事”的层面来看，林奇讲述了四段发生的事。第一段就是在波兰男人面前买表的女人故事，一只手表25美元，但它不是只是标记时间的手表，还是女人希望“有魔力”的手表，也就是“能给我带来好运”，波兰男人告诉她，要得到好运，除了25美元之外，还需要握住“我的手”12秒，于是在从波兰语切换到英语，从“你吓到我”了到拿出钱、伸出手中完成了交易。
| 导演: 大卫·林奇 |
第二段故事是娜塔莎·金斯基扮演的女人在对劳拉·邓恩讲述和“他”的故事，“当他出现，我的心被点亮了。”他说好像认识自己，渐渐的女人也说曾经见过他，而女人所说的“他”就是被命名的比利，之后他们的故事向着情爱的方向发展，但是这样的情爱却是在背叛意义上的，因为他已经结婚，他对她申请地说：“我想拥有你。”——他是背叛者也是勾引者。终于他带着她去了一家酒店，拿出了钥匙，打开了房门，但是女人感觉那个房间充满了未知，令她不安，“一切都变了，我认不出那个地方，这就像是一场梦。”从情爱的愉悦到诡异的陌生，从脸上的微笑到梦境的破碎，女人的故事导向了一种死亡，画面中他倒在地上，周围都是鲜血，他死了，“我没有杀人……”他是自杀还是被杀？但是不管如何，对于女人来说，情爱带来的不是最后的拥有，而是在幻梦之后的毁灭。
第三段故事是劳拉·邓恩扮演的女人的家庭生活，她怀孕了，但是丈夫没有太多的反应，医生建议她辞去工作，丈夫也没有表达赞成的意思，两个人就是生活在一种隔阂的状态中，丈夫是马戏团的驯马师，他会在深夜出门却不说缘由，她有时会为丈夫热饭，但基本上独自一人，看书、发呆，或者倒垃圾，夜晚的房间也只有她伴着那盏红色的灯，“有人打电话来吗？”丈夫问她——这个问题和场景就像《兔子》中的杰克开门进来之后的问题，女人的回答是：“没有。”他为什么突然出门？他在等谁的电话？他和她是不是分居？这些问题也成为了对女人生活的一种探究，一个和丈夫貌合神离的女人，一个与孤独相伴的女人，一个面对日常操劳的女人。
三段故事，三个和女人有关的故事，也是三个面对男人的女人的故事，它们看上去彼此独立，但是林奇将它们串联起来，通过劳拉·邓恩扮演的女人串联，但是劳拉·邓恩在这里也并不是同一个女人，而是一种集合式的“女人”：她说到“他一直在那里走来走去，卖他的表”，这就化身为买表的女人，她倾听梦境中女人的回忆，自己不是旁观者，仿佛是发现了情变真相的人，而怀孕女人也正生活在被丈夫欺骗的现实里，这是劳拉·邓恩的第二重化身，再加上自己处在冷漠的家庭生活中，所以劳拉·邓恩就具有了女人的三重身份：她在买表的波兰男人面前献出了12秒的握手时间，她无疑在男人面前的被占有者；她被比利拥有而进入陌生的房间，最后看见了死亡，这是一个因为男人而受到伤害的女人；她被丈夫冷落和欺骗，和孤独相伴，正在变成母亲的她却体会着提前到来却更为漫长的苦痛，这是不是在男人面前位卑的女人？
《发生过的更多事》电影海报
但是林奇在“故事”层面将三段故事融合起来讲述的是第四段作为核心的故事，那就是面对治疗师讲述的女人，这个女人的讲述把被占有、受伤害和卑贱者的故事整合在了一起，成为了“我”的故事：她讲到了丈夫的冷漠，他从抽屉拿了什么，他上了床，他关了灯，“除了什么事？”她问，他却没有回答；她回忆自己小时候和姐姐、母亲住在一起，姐姐总是将她和自己的食物分开，放在各自的架子上，而且还贴上了名字；她说起母亲把那盏灯的灯罩绣上好看的图案，她问起一张有母亲的照片里那双手是不是爸爸的，母亲说不是，然后说父亲是一个混蛋，母亲总是酗酒，在工厂上班的她有一天因为晚上没有休息好，手被液压机压成了“肉饼”，血溅了一地；她说到姐姐和她的第三任丈夫“小子”，姐姐一人做工、一个人赚钱，而“小子”却游手好闲，除了坐在那里看报就是看无聊的电视，“该死的小子”女人这样说；但“小子”该死不是因为姐姐为他做出牺牲，而是他有一次想性侵自己，在自己的床上他揉着她的脚，甚至希望能进入她的被窝，但是女人没有屈服，她威胁他，如果你进来，我就把你的鸡吧和脑袋割下来，放在姐姐的架子上。
无疑，女人的讲述就是把“女人”相关的故事和身份糅合在了一起，她是被占有者，是受害者，是卑微者，就像买表的女人、偷情的女人、怀孕的女人，就像故事中的被父亲抛弃、酗酒、手被碾成肉饼的母亲和卑微、讨好“小子”的姐姐。这些女人都面对着男人，也都和男人发生着关系，也都成为了这段关系的牺牲品，这就是女人的命运，但是当她面对治疗师讲述女人的故事，同样面对不苟言笑的男人，同样当说到肉饼他回应说“我爱吃肉饼”的冷漠男人，同样在叙说和倾听中构成了关系，但是女人却以反抗者的形象出现，对“小子”的威胁就是都男人欲望和权力的阉割，“1960年，我14岁”，而现在她已经长大成人，她已经成为了女人，她有自己手上的武器，不再在男人面前成为被占有者、受害者、卑微者——她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命名了“女人”。
但是林奇所要传递的仅仅是这样一种“正能量”？当之后出现的是接头拉客、吸毒的妓女，当妓女得到了50欧元，当大家说：“这里是美国，不用欧元。”是不是意味着林奇另一种反主流的态度？这里是美国，现在是美国，不是拍摄电影的美国，不是演员扮演的好莱坞，而是街头的美国，拉客的美国，吸毒的美国，“波兰”这个和故事有关的异域是不是无法像欧元那样被流通？那么“1960年我14岁”的女人在美国成长是不是变成另一种牺牲？当最后沙发上的“姐妹团”集体望向劳拉·邓恩的时候，她被凝视，被围观，是不是意味着之后是一个站起来并且做出回答的姿态？是不是最后是在忘记“发生过的更多事”而重新为女人定义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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