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1-29《遇见伍迪·艾伦》:乌鸦掉入了“戈达尔陷阱”
法文名:Meetin' WA,那个叫让-吕克·戈达尔的人没有出现在片名里,似乎有意让自己隐藏在电影后面,隐藏在镜头后面——尽管那个站在窗户前,透过透明玻璃看见窗外城市的背影是他;尽管11分33秒第一次以正面方式出现在镜头里的是他;尽管最后合上书整理照片离开的也是他,但是当戈达尔只成为“导演”,伍迪·艾伦成为“演员”,这一种微妙的关系无疑带着明显的主观意图:“原来交流是一件很难的事。”
1985年,戈达尔为什么要飞到美国纽约去会面朋友伍迪·艾伦?为什么在相对的位置里谈论电影?那一年戈达尔56岁,伍迪·艾伦51岁,那一年戈达尔刚完成《向玛丽致敬》的拍摄,伍迪·艾伦的《开罗紫玫瑰》首次杀进戛纳主竞赛单元,作为两个在电影艺术领域里独树一帜的导演,自然对于电影有着非常多的话题,他们的交流也不应该是一件很难的事。但是,站在戈达尔面前的是“演员”伍迪·艾伦,面对摄像机的是被采访者伍迪·艾伦,一种反客为主的不对等关系,其实看上去更像是戈达尔的一种设计:演员永远被导演掌控着,导演完全可以制造一种陷阱。
最初的镜头似乎揭示了这种“阴谋论”,站在窗前的戈达尔背对着镜头,他的背影显示出一大块阴影面积,而阴影里除了他一直批判的城市,还有伍迪·艾伦的那张漫画肖像——背对和面向的关系,似乎就在一种相异的方向里进入到各自的电影世界里,在戈达尔看来,伍迪·艾伦是一个朋友,但是他注定还在戈达尔的叙事学里被贴上另一个标签:美国制造,一向对美国消费主义和娱乐主义持批评态度的戈达尔,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剥除了伍迪·艾伦身上的朋友身份,而将其归为“美国制造”的一部分,所以在这种被设计好的场景中,伍迪·艾伦便一次次跌入到了“戈达尔陷阱”里。
采访似乎很随意,但是当戈达尔用蹩脚的英语向伍迪·艾伦提问的时候,隔阂似乎已经在所难免。戈达尔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媒体的,当伍迪·艾伦的电影《开罗紫罗兰》进入戛纳主竞赛单元,自然吸引了媒体的关注,戈达尔抛出的是“媒体可怕论”,但是伍迪·艾伦却说:“他们很支持我,我感谢他们。”戈达尔明显在引导,但是伍迪·艾伦的感谢论似乎显露了他们向外姿态的差异,戈达尔一直以来反对这种大众舆论对电影的解读,甚至干涉,而对于媒体的良好关系是好莱坞的一贯作风。
对立似乎一直隐秘地发生着,戈达尔谈到了自己电影中的字幕运用,他说是自己模仿默片的形式,他问伍迪·艾伦是否也会这样运用,其实戈达尔是明知故问,因为伍迪·艾伦的电影《汉娜姐妹》就使用了类似的方式,但是伍迪·艾伦却告诉他,自己运用字幕,只是把电影当成一种文学样式,“是从一个场景过渡到下一个场景”的段落式过渡,“我完成的不是电影,而是小说。”似乎显露着一种自傲。而作为反讽,戈达尔在之后的电影里,在伍迪·艾伦说完这句话后,打出了字幕:“人人皆有得意时”——当字幕成为戈达尔的标签时,它反而是一种直接的观点,一种不避嫌的锋芒。
导演: 让-吕克·戈达尔 |
聊到了演员,伍迪·艾伦说,“演员都是普通百姓,他们试图从内心体验角色的性格。”于是,戈达尔问到了“斯坦尼表演体系”,是不是那些演员会在导演要求下实践这个体验派的风格,伍迪·艾伦似乎对此进行了否定,他认为演员都是放松身心去表演。而实际上,在戈达尔看来,演员造就了好莱坞的明星制,甚至带引了娱乐化的电影风潮,所以在伍迪·艾伦的否定中,戈达尔用“Staline loves ski”这个词进行了又一次的反讽——“Staline loves ski”不是“Stanislavski”,是放松身心的“斯塔利爱滑雪”。
如果说,到此为止戈达尔只是通过词语的暗喻等形式化的方式来批判伍迪·艾伦,那么当谈到电视时,那个挖好的陷阱就等待伍迪·艾伦跳下去了。伍迪·艾伦起先说到了一种转变,那就是电影院的消失,在麦迪逊大街上,以前那些影院都变成废墟,夷为平地,最后都建成了其他设施,这种转变在伍迪·艾伦看来,是对于美好记忆的覆灭,因为他曾经就是因为讨厌大街上的阳光而跑进了漆黑却自有的电影院,从而开始了自己的启蒙,当“逃避街道,逃避现实”的梦想又被拉回到现实里的时候,伍迪·艾伦认为,这是电视文化对电影艺术的破坏,“人们只在电视里观看电影,这也是一种逃避,是对电影的一种伤害。”
《遇见伍迪·艾伦》电影海报 |
这个回答似乎也符合戈达尔的观点,那就是消费主义的侵袭和娱乐文化的扩张,但是问题在于伍迪·艾伦真的这么讨厌电视?于是戈达尔反其道而行之,认为电视具有很多优点,“以前我想去咖啡馆或者曰女孩看电影,必须征得父母的意见,而现在,看电视就不需要请示家长了,或者干脆一起看,进入房间就是自由的。”当说出这一番话之后,戈达尔问伍迪·艾伦的是:“电视会影响你的创造力?”戈达尔强调了电视的随意性,强调了看电视的自由,当父母的意见不再重要,其实根本不是一种自由,因为对于电影来说,也存在着父母,那就是观众,也就是说,在电影创作中,观众是不是会主宰电影的创作思路。
戈达尔似乎从来不管观众的接受程度,一种作者论让他在电影里解构了所有的叙事逻辑,但是在戈达尔对于电视的一番“赞誉”之后,一直强调电视破坏了电影艺术的伍迪·艾伦,却开始改口:“如果在电视里看电影的观众能提供反馈,那么你就要吸收观众的意见,而你在家里创作剧本是不会知道该改变什么的。”无疑伍迪·艾伦说出了实话,那就是电视和电视观众的重要性,而正是这个线索又被戈达尔抓住,于是关于电影导演的价值论又变成了对于伍迪·艾伦的批判。
伍迪·艾伦一直强调从来不看自己拍摄的电影,“一完成就说再见。”因为在他看来,美好的期望只存在于最初的设想中,随着拍摄一步步完成,离美好的感觉越来越远,“拍电影就是一点点失去。”而他进入剪辑室,只是因为那里“不冷”,所以,伍迪·艾伦认为,自己无时无刻不在和电影搏斗。而戈达尔却是完全不同的观点,他认为,电影拍摄的乐趣在于过程,“我有乱七八糟的想法,我是这样的充实,理想的电影有助于减轻我的焦虑:从最初的想法到最后的时刻。”
关于演员,关于字幕,关于电视,关于电影的乐趣,戈达尔和伍迪·艾伦似乎一直走在相异的两条路上,而当两个人面对面,戈达尔视角最后变成了戈达尔陷阱,而设立这个陷阱并非是简单对于伍迪·艾伦的批评,而是对于“美国制造”的一种戏剧式的批判,批判当然是因为有隔阂,因为无法交流,自命不凡的戈达尔从一开始就用了那个“乌鸦”的比喻:“只有乌鸦能离开森林,并随人类进驻城市这就是我。”在电影《各自逃生》中,戈达尔就通过西塞尔的作文说出了这个乌鸦理论,“过去两百年前,乌鸦放弃了森林,成为城市里的鸟。”无疑,戈达尔并非是在说自己,而是在说那些自我异化的东西,它们逃离森林进入城市,在背叛中成为新的种群,而美国制造、好莱坞无疑就是这样的乌鸦,它们破坏了电影的独立性,消解了本体意义。
伍迪·艾伦自然也是那一只进入城市的乌鸦,所以在无法交流的困境中,戈达尔在设置了陷阱之后,在整理完那些书和图片之后,在说出“幸运遇见你”之后,终于说出自己的遗憾:“乌鸦注定住在城市里,住在豪宅,住在街道,住在车里。”——就这样,“我们谈话结束了。”没有了对立,没有了碰撞,戈达尔和伍迪·艾伦,两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人物,永远以背向的方式走在自己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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